正如維也納城堡劇院與城堡並無多少關聯，在我們現今的認知中，維也納的宮廷霍夫堡也和皇室宮廷毫無關係了。
維也納霍夫堡早已被新的世紀平民化、共和化，如今已成為國家文物的典藏處、大學系所部門、各協會的辦事處，甚至是私人公寓。它不僅是會議的舉辦場所，更擁有許多可做為展覽會、音樂會及演講之用的廳院。
一九七六年秋，在動物行為學家康拉德‧勞倫茲（Konrad Lorenz）獲獎後一年，鑑於維克多‧弗蘭克的個人終身成就，每年於此盛大舉辦的奧地利圖書展評審亦特別頒授《多瑙國家獎》（Donauland-Preis），典禮就在霍夫堡一間金碧輝煌、燦爛奪目的大廳內隆重舉行。
從過去的歷史角度看來，當晚的頒獎典禮突顯了兩個特殊意義。
雖然在集中營這樣極度黯淡絕望的處境下，維克多‧弗蘭克仍然找到一絲面對未來的希望與慰藉。「我想像著自己站在一個寬敞明亮而溫暖華麗的大廳講台上，面對一群興致高昂的聽眾演講，題目為《集中營的心理治療經驗》，並正好談到我才剛經歷過這一切。」
三十多年後，他就站在這寬敞明亮而溫暖華麗的大廳裡，不疾不徐地講述著。不僅是他如先知預言般的治療想像力，就連他的理論也成功獲得印證：他之所以能親身經歷這實至名歸的夜晚，正是因為他當年在心靈上預先體驗了頒獎那一夜的心境。
然而，對霍夫堡而言，那一刻所代表的意義已遠遠超越了個人的藩籬。
在奧國皇室還占據霍夫堡的期間，他們對周遭所有藝術與精神方面的璀璨發展完全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尤其皇室官方的維也納仍存著駝鳥心態，對即將邁入二十世紀的世界劇變漠不關心、無動於衷，一貫麻木地過著自我封閉的生活。雖然皇帝法蘭茲‧約瑟夫一世（Franz Josef I）已察覺到周圍世界的新興覺醒，卻也對一棟新建築物表達出個人的強烈反感；那棟美輪美奐的新建築物位於聖米歇爾廣場上，由阿道夫‧魯斯（Adolf Loos）所設計，從他宮廷窗邊也可以望見。
隨著時代的演進，我們的世界學會了觀察那些奧國皇帝不願正視的事物；尤其自從維也納不再是皇帝專屬的城市之後，世界開始發現維也納是個深層心理學與心理治療的首都。如此說來，維也納霍夫堡算是藉此彌補了對維克多‧弗蘭克的虧欠。可惜的是，做為宮廷專屬的霍夫堡卻未能給予西格蒙德‧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以及其他人應有的尊崇。
誠然維克多‧弗蘭克所遭受的漠視已獲得某種程度平反，但對他個人而言，雙重的名譽補償卻來得太遲，因為此地不僅只有皇帝一人會貶低歧視偉大的思想家。
不過，這在三十年前終於出現充滿希望的開端。一九四六年，在一個地下小劇場裡的一次討論會上，一個默默無名的人現身舞台，就在我面前，他的個頭很小，和我們當時所有人一樣營養不良。他侃侃而談，在場的聆聽者都能感覺到那一刻的重大意義。他還引用了當時即將出版的一本書中的概念：「來自醫師的心靈治療」。
就在當晚那一刻，維克多‧弗蘭克又完全回歸到維也納的精神生活中了。
也從那晚起，我與他成為摯友，在他身邊看著他在戰爭甫結束的年代裡展開充滿希望的新生活。當時的一切似乎都充滿了覺醒的新氣象，但隨後而來的年代思潮卻不若眾人原先的期盼。
就這樣，維克多‧弗蘭克成為講師，其後升任教授，又成為某神經暨精神病醫院的主管，繼續他在一九三八年因殘酷不幸而被迫中斷的事業生涯。他生前德高望重、享譽國際……然而一如許多其他人，維也納也對他百般刁難，本書收錄的故事即可證明。這些心路歷程在歷經三十個年頭後，輾轉重回當初被記錄下來的故土，然而特別的是，它的旅途終點站卻是一家慕尼黑出版社，而非維也納的出版社。
這份有關集中營的歷劫報導先是由一家維也納出版社發行，初版（三千册）全數售罄，不料再版卻成為滯銷品。數十年後，美國率先發行英文版，先後竟發行了五十餘版，多次榮獲「年度好書」獎，並打破兩百萬册的銷售紀錄，譯本幾乎遍佈各種想像得到的文字。不容諱言，弗蘭克在維也納確實是著名學者，並未受到冷落且備受推崇，但維也納人卻令他有一股無法暢所欲言的箝制感。
由於我在戰爭甫結束的幾年內與他往來密切，因而膽敢在此坦言支持他──並非是支持一位醫生、心理學家、哲學家或學者，而是支持一個會繼續屹立不搖於社會的特殊人格、一位本應屬於維也納的良師、支持一日為我師，終身為我父的人。個人有太多該感謝他的地方，如今他的某些思想已成為我思想中的一部分，他的某些術語也成為我的辭彙寶藏。多虧從他身上習得的觀點與概念，我才得以免去諸多尷尬的窘境。
誠然，單是心中的感念亦可以信函的方式來表達。不過既然他的兩部個人著作終於在此合而為一，以德語文字呈現在讀者面前，如果不嫌太遲，更應選擇不尋常的方式來表達。
維克多‧弗蘭克畢生遵循他所傳授的學理。從人間煉獄歷劫歸來，回到他的故鄉，雖然失去了摯愛的雙親、兄弟與妻子，失去了一切，他卻完全沒有報復的衝動，只有極少數的集中營生還者和流亡國外者方能如他一般大度。他隨即恢復從前一貫的模樣：維也納醫生。自始至終都駁斥「集體罪過」的理論【1】，他總是強調非人性規則中一再出現的正面例外，也從他個人及某些同伴身上的遭遇中看到善良的一面，並藉此克服了惡劣百倍的魔鬼。他「重新修補別人已經敗壞的事物」。雖然同胞曾百般羞辱他、折磨他，他卻將集中營的囚衣化成醫師的白袍，以醫療牧師的身分幫助他們。
很難想像世上會有比這個「非亞利安人」更有基督的慈悲心腸了，而且他並非基督徒。他宣揚實踐生命的意義，即便處在瀕臨死亡的邊界，其信念也無所動搖。
他的著作遍及世界各角落，但由於當時的隔離封鎖，除了奧地利以外，幾乎傳不到任何一位德語讀者的手中。初版的原書名在時代變遷的影響下成了副標題，因為時至今日，希特勒與希姆勒（Heinrich Himmler）的集中營已成歷史，它們只是其他眾多新地獄中的一例罷了；同時，維克多‧弗蘭克戰勝集中營夢魘的經驗，如今也能應用在其他許多質疑生命意義的情況，並非僅止於德國集中營的例子而已。
這個新書名是源自維克多‧弗蘭克在維也納社區大學的一系列演講，之後彙集成冊發表，在此有必要稍加解釋。
話說隆納貝達博士（Dr. Friedrich Löhner-Beda）原是維也納文學家，以撰寫批判時代的詩句起家成名，曾在一次大戰期間發表過愛國詩作，後成為輕歌劇編劇家，尤其經常與作曲家雷哈爾（Franz Lehár）合作《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微笑之國》﹝Das Land des Lächelns﹞。他從保皇黨人士搖身一變，成為熱情的猶太復國主義者，一九三八年被關入集中營後死於營內，並在布亨瓦德寫下著名的《布亨瓦德曲》歌詞。該曲由另一名維也納囚犯譜成，乃是一段震撼人心的紀錄，開頭段落以通俗的進行曲節奏呼籲受難者保持冷靜，鼓勵他們相信解放終將來臨。歌詞中有這麼一句：「雖然如此，我們仍要向生命說『YES！』。」
而這個仍要說「YES！」的信念，也是「形上學會議」【2】所要傳達的訊息，該作品第一次以作者之名，並在此透過書本的形式呈現。
當時這個訊息歷經了集中營的磨難，且構想仍相當模糊，因而沉澱多時。獲釋後一年，它從意識的深層逐漸浮現，維克多‧弗蘭克在數小時內一口氣便寫下這部戲劇作品，彷彿是經由口述讓人筆錄下來似的。
數日後，他向幾位友人朗誦這部想像的戲劇作品，當時我也在場。個人必須在此強調，並非要做比較文學研究或橫向連結，批判後來其他類似的戲劇形式，但我自始至終都認為這篇在文學上也相當出色的文字，是一部極為特殊的「人性記錄」（document humain），而且令我不由得想將披著天使外衣的納粹黨衛軍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大審判官【3】兩相比較。
弗蘭克當時也將這篇文字介紹給因斯布魯克的友人圈，其中藝文雜誌《Brenner》發行人路德維希‧封‧菲克爾（Ludwig von Ficker）因而結識了弗蘭克，這位特拉克爾與克勞斯【4】的至交，既重要且值得敬仰，當下便請弗蘭克惠賜手稿一份，於一九四八年刊登在雜誌中。唯有知曉菲克爾地位者，才明白這位當代同儕的推崇具有多麼重要的意義。弗蘭克特地為《Brenner》雜誌取了一個筆名蓋伯瑞‧里昂（Gabriel Lion），結合了父親的名字與母親原有的姓氏。
雖然我曾為將劇本搬上舞台而四處奔走，嘗試至少以廣播劇的形式演出，可惜始終未能如願。如今本書重新再版，更熱切期盼該劇能搬上舞台！【5】
弗蘭克由於在故鄉受到的苦難以及因而被耽誤的人生，終於在近年獲得些許補償，不但於全球五大洲受邀演講，多次獲頒榮譽博士頭銜，並在維也納成立協會，如今他桃李、聽眾與崇拜者滿天下，活出生命的意義，他的影響力無限，也受到全世界的肯定。
不過他卻透過後面的篇章內容，賜予我們更多寶藏。藉由辯證的張力，將一段真實的生命歷程與一齣戲劇作品，化成一則符合時代思潮的全新寓言，一則關於人性軟弱與堅強，和來自上帝苦難根源的寓言。
漢斯‧維格爾（Hans Weigel）
一九七七年六月於瑪莉亞－恩澤斯多夫（Maria Enzersdor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