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書追問人的條件：鄂蘭文集4 (電子書)

二十世紀最具原創性的哲學家之一

漢娜．鄂蘭逝世50週年紀念・臺灣首次選編集結其未譯經典

由臺灣鄂蘭學會理事長葉浩總策劃、《極權主義的起源》譯者李雨鍾主編

以主題式架構重新呈現鄂蘭的重要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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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冊《追問人的條件》　◢

成為人，意味著什麼？

鄂蘭最後也最深的追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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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我覺得《人的條件》需要第二卷，

我正試圖把它寫出來。」

 

──漢娜．鄂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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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出版的《人的條件》一直被視為鄂蘭的思想代表作。不過鄂蘭並未停止思考，本書收錄的文章，正是鄂蘭晚年對「人的條件」所展開的延伸與深化。

頭三篇文章不僅重新回顧《人的條件》中的三種活動區分，也繼續追問《人的條件》的兩大關鍵，亦即「公私領域之分」與「現代社會危機」。〈再論人的條件〉則是鄂蘭罕見直接回應現代技術問題的文章，其中的「空虛時間」概念尤其發人深省；〈哲學何為〉則指出思考活動不同於行動的獨特價值，呈現她意圖續寫《人的條件》的關注所在。

此外，本書編者也精選鄂蘭的訪談與書信，彙編成「鄂蘭論鄂蘭」、「自己還是世界」、「思考與行動」、「生命與他人」、「艾希曼爭議」五個主題，讓讀者更鮮活地看見鄂蘭如何理解自己與世界。其中鄂蘭晚年對於「思考」與「行動」關係的思辨，極為犀利透徹。而關於艾希曼審判引發的爭議，也收錄鄂蘭最為雄辯的一封信，闡發了她對愛與惡的深刻思索。
 

《鄂蘭文集》系列

總策劃——葉浩
英國愛丁堡大學哲學系畢業，倫敦政經學院政治哲學博士，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臺灣鄂蘭學會會長。專長為政治哲學、國際政治理論和社會科學哲學，著有《政治時差．時差政治：敘事共時性作為民主政治的一種想像》、《以撒．柏林》。

主編——李雨鍾
現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哲學學程兼任助理教授、國文學系博士後研究員，臺灣鄂蘭學會祕書長。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鄂蘭思想、先秦思想、跨文化哲學，譯有《極權主義的起源》、《過去與未來之間》（合譯）、《康德政治哲學講座》（合譯）。

 

專文推薦

羅傑．博柯維茲（Roger Berkowitz）｜美國巴德學院鄂蘭中心主任

聯合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序）

吳俊業｜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哲學所副教授

吳豐維｜文化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洪世謙｜國立中山大學哲學所教授

黃涵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劉滄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推薦序
總策劃序
◎葉浩（臺灣鄂蘭學會理事長）

漢娜．鄂蘭逝世至今剛好半個世紀。期間的前二十五年，她的名字罕見於西方報章雜誌當中，研究其政治思想者也鮮少。後二十五年則隨著美國九一一事件的發生，在大眾媒體上強勢回歸，加上二〇一三年的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和二〇一六年的紀錄片《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的推波助瀾之下，國際上掀起一股鄂蘭研究熱潮。即使是向來對政治思想或哲學並不熱衷的臺灣社會，她的名字也頻繁地出現在社交媒體和公共語言之中。她關於極權主義的警告反覆被引用，而讓她生前名噪一時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似乎也成了一種可即取即用的標籤。

這種流通性，剛好證明了鄂蘭的想法與我們時代之關聯性。然而當思想成為口號，概念成為標籤，甚至淪為敵我劃分或立場動員的工具時，人云亦云開始取代判斷、或進入鄂蘭所謂「欠缺思考」（thoughtless）之描述，而這正是她在極權主義興起的過程中所見證過的一種社會特徵。

就像人們琅琅上口的「意識形態」或「民主法治」那些政治哲學概念一樣，鄂蘭藉以理解特定政治現象的概念，在脫離了歷史脈絡、抽離了問題結構之後，不僅容易失去原先的精準描述之能力，當這些理論被援引來解釋或詮釋另一個社會、或新的時代困境時，也必須經過一番轉譯才能發揮適當的作用。而這種轉譯或轉化，必須以正確理解為基礎。即使單純為了不讓鄂蘭的思想被工具化，重返她的文本已是一種必要。

不過，誤讀鄂蘭事小，如何不誤讀時代事大。「鄂蘭文集」書系的出版動機關乎前者，但更重要的是深信她的思想與洞見，能裨益我們理解此一時代的困境並做出相應的判斷來回應其挑戰——以她的話來說，也就是承擔起屬於我們的一份責任。

本書系第一冊是《反思極權政治》。反思不是歷史回顧，而是理解事件的形成條件及發展過程，正視其遺緒並且採取因應措施，同時思考如何不讓類似的事情再犯。事實上，鄂蘭真正關心的從來不只是極權主義本身，而是其立足之地及離去時才逐漸拉長於地面上的影子。正如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結尾處是這樣說的：「只有在極權主義已成過往之時，我們時代的真實困境才會展現出它們真正的形式，即使不必然是最殘酷的形式。」

這是一個不討喜的洞見。走過極權主義的人們是如此希望能快點揮別它、回歸正常，再也別提起過去，但鄂蘭卻說千萬別太急著說再見，因為，當初醞釀它的社會條件並未完全消失。甚至可以說，在此之下的揮別，不僅意味著不願意追究其根源，遑論正視其遺緒，這種急切感也反映了一種把道德信念的徹底翻轉當作餐桌禮儀那樣，可以說改就改，而這種態度正是納粹得以崛起的條件之一。

鄂蘭之所以成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並不只是因為她對納粹或史達林體制的分析，而是因為她試圖回答一個更困難的問題：極權主義如何可能在現代世界中出現？又為何它的影子，會在看似終結之後持續糾纏我們？

鄂蘭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反覆強調：極權主義不是歷史的偶然事件，也不是某些民族或文化的例外病例，而是一種在特定現代條件下形成的宰制形態。它之所以前所未有，正在於它不是單純的暴政，而是一套系統性取消政治本身的管控體系──透過意識形態、官僚組織與恐怖機制的結合，使人不再作為行動者，而是淪為被管理、被動員乃至隨時可被替換的存在。暴政底下，人們對政權有所恐懼，也因此能與惡保持距離。生活於極權底下，人們則不僅失去了道德與政治的能動性，更可能因為意識形態的蔓延至生活的所有領域而失去對權力滲透的敏感度，甚至可能對體制全然地認同，以身為國家機器的螺絲釘而感到自豪。

誠然，鄂蘭關注極權主義作為一種史無前例的「全面」（total）宰制體系與傳統獨裁政權的差異，但她無疑更在意該體制崩潰之後的遺緒，以及當初讓它崛起的條件將會如何持續運作。極權主義過後，迎來的不必然是自由與能動性的復興。相反，未經反省之下的迎接更可能出現一系列溫和卻持久的宰制形式。這些形式之所以更難以對付，正因它們不再以赤裸暴力或狂熱意識形態現身，而是以科學、理性、效率、秩序，甚至是客觀、中立的名義運作。對鄂蘭來說，如何回應這一系列的新宰制形式，才是我們時代的真正課題。
也因此，鄂蘭才更喜歡《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英國版書名：「我們時代的負擔」（The Burden of Our Time）。更重要的是，該書並不旨在提出關於極權主義的因果關係解釋，聲稱某些歷史條件為其「起源」（origin）。相反，在她的分析中，反猶主義、帝國主義與極權主義並非線性歷史因果，而是多條社會與政治發展軸線在特定時刻的「結晶」（crystallization）。鄂蘭稱這種分析方式為「理解」（understanding）。《反思極權政治》收錄了她關於極權主義的最早理解，也包括數篇闡釋其方法論關懷的重要文章。

翻閱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讀者想必都熟悉，該書引起眾議的不僅是「平庸之惡」概念，更有關於猶太長老們未能適當抵抗納粹政權之說。事實上，鄂蘭不曾對此進一步說明。然而她以難民、賤民、錫安主義為主題的文章，卻包括了以特定身分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抵抗方式的書寫。作為本書系第二冊的《身分與抵抗》，收錄了鄂蘭關於這方面的早期文章，有助於讀者理解她對猶太長老們的期待。此外，雖然這些文章年代久遠，它們卻仍有助於我們思索該如何回應此時已然浮現的、那些更加隱微的宰制形式。同理，作為第三冊的《革命與自由》，也能讓讀者從具體的革命事件當中，理解自由的意義與代價，以及政治社群如何以最終極的方式來抵抗極權帝國主義，甚至從而思索如何在面對帝國強權之威脅時，該如何追求個人與集體的自由。

此時，新自由主義和最新科技發展，尤其是ＡＩ，賦予了政府和跨國企業史無前例的能力，正在記錄、影響人類種種生活領域的想法和行為。包括最溫和且不具暴力的「輕推」（nudge）方式，都是同時蘊含解放與奴役可能性的創新，值得正視並適當地回應。本書系最後一冊《追問人的條件》所收錄的，既是她針對人類根本處境之持續探索，也是能裨益我們思考自身時代困境的重要文章。當然，我們也不該忘記鄂蘭曾經如此提醒過人們：

從過去尋求類比以解決今天的問題，在我看來，是滿腦子迷思的錯誤。如果你不能因為你喜愛人生或精神上的生命，而用愛和純粹的動機來閱讀這些偉大著作，那就不能給你帶來任何益處，不能給學生帶來任何益處。

本書系收錄的文章，不乏鄂蘭正式登上歷史舞台前的練習和下台後的檢討。它們是可以讓我們跟著她一起思考問題的文本，但重要的是──那並非一種可以複製貼上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