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0日,大江健三郎先生的最新長篇小說《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由新潮社出版。與二○○六年集輯出版的《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 比較起來,這部小說的篇幅顯然小了許多,然而,其內在價值並沒有因為篇幅短小而受到任何影響。毋寧說,正如大江先生所說的那樣,「一種令人意外的特質正從中顯現出來」 。
其實,這種「令人意外的特質」早在作者構思作品的階段就已經初步形成了。二○○七年一月,大江先生在寫給我的一封信函中表示,「……今年,將要進入自己最後的也是最大的那部分工作,我希望這是與此前所有構想全然不同的、具有決定性的作品。目前我還沒有動筆,擬於二月開始寫作,為此,已從去年年末開始認真做了嘗試。不過,這也是我成為作家之後感到最困難的時期。總之,必須突破第一道難關。從現在開始直至月底、乃至二月上半月這段期間,我必須每天進行這種繁忙的創作嘗試。」經過種種艱難嘗試後問世的那部「與此前所有構想全然不同的、具有決定性的作品」,便是《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這個書名取自於美國著名詩人愛倫.坡的代表作〈安娜貝爾.李〉中的詩句,說的是一個處於熱戀中的純潔少女遭到六翼天使的嫉妒,夜裡從雲中吹來寒風將其凍死。
在大江先生的這部新著中,也有一位如同安娜貝爾.李般純潔的美麗少女,這位被稱為「永遠的少女」的女主人公櫻身世悲慘,在二戰末期,除了她本人被疏散到農村去以外,全家人均在東京大轟炸中身亡。美國軍隊占領日本後,她被一個美國軍人收養,身穿讓鄰居羨慕的漂亮裙子,似乎從此過上了幸福生活,並在那個美國軍人攝製的電影《安娜貝爾.李》中飾演身穿「白色寬衣」的少女安娜貝爾.李,櫻由此被電影界所關注,很快便成為著名童星,最終活躍以好萊塢為中心的國際影壇。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為紀念德國著名劇作家、小說家克萊斯特兩百周年誕辰,「美國、德國、中南美、亞洲的製作團隊各自將《馬販子米夏埃爾.科爾哈斯》製作成電影」,櫻被這個「M計畫」選定為亞洲版電影的女主人公,而「我」由於長年關注《馬販子米夏埃爾.科爾哈斯》這部小說,試圖將歐洲中世紀的這場暴動與自己故鄉森林中的兩次農民暴動融彙在一起,便同意為這部亞洲版的電影撰寫劇本。電影即將開機之際,由於攝影師偷拍近似裸體的少女這一醜聞而被迫中止,製片人木守為使女主角櫻同意中止這部電影的攝製計畫,便讓其觀看她少女時代拍攝的《安娜貝爾.李》原版電影,由此她才知道每天夜晚所作噩夢的真相--拍攝那部電影時,自己被誘騙服下安眠藥後,收養了自己的那個美國軍人(後成為其丈夫)便在草地上殘酷地蹂躪了幼小的自己。顯然,櫻是作為古希臘神話中的寧芙被美國軍人收養的,那個美國軍人與她的關係也只是另一位亨伯特.亨伯特對待他的小羅麗泰而已。虛偽的美國軍人(後成為美國一所大學的教授)更關心的是少女時期的櫻身上的寧芙特徵,甚至不惜將「粗大的拇指轉動著強行戳進狹小的小穴」……然而,當櫻與「馬伽嘉克教授」結婚後,這位教授卻從不曾與寧芙特徵日漸消逝的櫻發生真正意義上的性關係,只是在自己的研究室裡珍藏著當年拍下的《安娜貝爾.李》原版電影,或者說,珍藏著躺在草地上的那具白色的「小小裸體」,至死都沒有說出這個祕密。當然,目睹自己幼時慘遭蹂躪的鏡頭所帶來的刺激並不是唯一的打擊。製片人不久前還在京都的旅館裡與自己同宿一床,為了讓自己退出計畫攝製的電影,現在不惜用這個「卑劣」手段把自己送進精神病院……櫻處於巔峰期的演員生涯至此不得不畫上句號,從此沉寂了三十年之久。在這種令人絕望的狀態中,櫻始終懷著一個不曾破滅的希望,那就是回到日本的那片森林裡去,親自出演那裡的兩次農民暴動中的女英雄。在故鄉森林裡的「阿紗」等女人的幫助下,櫻振作起來回到日本,「……攝影機分開被楓葉濃烈的紅色映照著的樹林所圍擁著的女人們進入。櫻那感歎和憤怒的『述懷』高漲起來,呼應著歌謠虛詞的人們如波浪般搖晃。在那聲浪的高潮點上,沉默和靜止突如其來。『小詠歎調』充溢其間,此時,櫻的喊叫聲起,作為沒有聲音的回音,銀幕上星辰在閃爍……」
縱觀大江先生半個世紀以來的創作活動(從一九五七年發表、後被薦為芥川文學獎候選作品的《奇妙的工作》算起),《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確實是一部「與此前所有構想全然不同的、具有決定性的作品」。更準確地說,經過將近六十年的苦讀苦思後,大江先生通過這部作品對「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作出了自己的解讀,從而為櫻找到了希望,為自己找到了希望,當然,也為諸多處於絕望中的人找到了希望。
大江先生最初接觸魯迅文學作品,是在他十二歲升入初中時收到來自母親的禮物--《魯迅選集》日譯本--之後,從此便開始了從不曾間斷的閱讀,認為「魯迅在向我保證希望是存在的,而他本身則是站在希望一側的人。隨著年歲的增加,我愈發堅信這個道理」。正是出於這種堅信,在一九五五年創作的詩歌習作〈殺狗之歌〉中,大江先生從〈白光〉裡直接引用了「發出含有大希望的恐怖的悲聲」,這就直觀地說明魯迅文學的影響歷史性地出現在了大江文學的起始點上,並在這裡與他剛剛開始接觸的沙特及其存在主義融匯到一起,使得學生時代的大江接連寫出《野獸們的叫聲》、《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傲氣》、《人羊》等早期作品,由此開始了在絕望中尋找希望的艱苦跋涉。
寫下那首〈殺狗之歌〉之後大約五十年,在漫長的作家生活裡經過種種探索和實踐後,大江先生終於完成了「全面融彙自己業已形成的長篇小說寫作技巧(及其主題)」的三部曲《奇怪的二人配》。如果說,這三部曲在表現希望與絕望這對關係上與以往有什麼不同的話,那就是作者顯然在更積極甚至更急迫地思考和探索如何從絕望中尋找希望,比如在三部曲的第一部小說《換取的孩子》裡,借助渥雷.索因卡之口喊出「忘卻死去的人吧,連同活著的人也一起忘卻!只將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敞開!」;比如在第二部小說《愁容童子》裡,那位愁容騎士般不知妥協也不願妥協、接二連三地受到肉體和精神上不同程度的傷害的主人公古義人,最終仍在深度昏迷的病床上為如此傷害了他的這個世界進行祈禱;比如第三部小說《別了,我的書!》日文版封面的紅色腰帶上用醒目的白色標示的「始自於絕望的希望」這幾個大字。較之於五十年前在〈殺狗之歌〉裡對魯迅作品的引用,在此時的解讀中,大江更是在用辨證的方式理解和詮釋絕望和希望,更願意在當下的絕望中主動和積極地尋找通往未來的希望。遺憾的是,讀者似乎很難在這些小說裡更為真切地感受到希望,如果一定要說存在著希望的話,那便是老作家寄託在「尚未出生的孩子」身上的希望,是老作家在文本中的分身古義人臨危之際在病床上發出的祈禱,是老作家在故鄉的「森林之家」裡為孩子們收集世界正在變惡的種種徵兆,以幫助孩子們避開那個可怕的未來。也就是說,面對我們個人、我們社會、我們這個世界受到的種種現實的和潛在的威脅,大江先生這位老作家儘管心存希望並竭力尋找著希望,比如在作品裡經常提及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所說的「如果真的希望、期待和祈願,只要我們真的如此希望,那麼你所持有的希望,就會得以實現」,比如更經常地說到薩依德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清晰顯現出來的「意志上的樂觀主義」,然而,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之前的所有小說中,確實從不曾如此清晰地表明希望之所在。這一點,應該就是大江先生所說的、也是我們確確實實感受得到的「正從中顯現出來的」「令人意外的特質」之一吧。
大江先生還說到「寫完這三部曲後,在獲得充分自由的感覺的同時……卻又產生一個想法,那就是在直至今日的技巧和主題這一連貫性動態中(更是循著目前體驗到的那種自由的感覺),嘗試著寫一部新的小說」。當然,就像大家已經知道那樣,這部新的小說,就是《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了。我想要說的是,之所以能夠寫出這部具有「令人意外的特質」的佳作,除了前面已經說到的種種因素以外,作者在現實生活中的體驗以及由此引發的深沉思考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尤其在小說的構思和執筆階段的經歷更是如此。
也是在前面提到的那封信函裡,大江先生表示二○○六年「是成果斐然的一年」,因為在這一年裡「訪問了中國」,除了進行相關學術交流,還專程前往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進行現場調查,與大屠殺倖存者和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學者進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流。此外,還「去了法蘭克福和普羅旺斯等地」參加學術研討會。與此同時,「在國內卻在圍繞教育基本法的較量上吃了敗仗,是痛苦和辛酸的一年。由於日本右派的攻擊,在(二戰末期)日本軍隊殺害沖繩民眾的問題上,針對我的訴訟估計今年將會有一些結果」。這裡說到的圍繞教育基本法的較量,是指日本政府於二○○三年提出修改制定於一九四七年的教育基本法,強調在學校裡強化「丸之內」和「君之代」的國旗、國歌法,加入所謂「傳統文化」和「愛國心」等條款,卻隨即遭到來自民間的廣泛而激烈的反對,東京大學教授高橋哲哉便認為這是「要使國家主義教育正當化」,在教育領域強行推進國家主義教育。然而,日本政府卻不顧廣泛的反對和抗議,於○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強行表決通過。
至於訴訟問題,是說大江先生在大量查閱史料和現場調查的基礎上,於一九七○年出版《沖繩劄記》一書,揭示造成這一悲劇的根本原因在於「自上而下的縱向構造」,也就是「天皇→日本軍隊→日軍駐守沖繩的第三十二軍→沖繩各島嶼守備隊」這種縱向構造。此書出版三十多年後,在保守勢力的慫恿下,當年駐守沖繩的兩名日軍軍官向法庭提起訴訟,狀告大江先生在《沖繩札記》中有關日軍強令民眾集體自殺的表述是「虛偽的事實」,以「名譽受到損毀」為由,要求該書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出版商岩波書店停止發行,並賠償兩千萬日元精神損失費。
同樣在二○○六年,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時任總理大臣的小泉純一郎於清晨時分參拜了靖國神社,當天由幾大報紙進行的輿論調查顯示,支援或理解小泉參拜的被調查對象超過了半數。這裡需要指出的是,自二戰結束以來,如此之多的被調查對象支援總理大臣參拜靖國神社,這還是第一次。
面對這「痛苦和辛酸的一年」,大江先生並沒有沉淪在絕望中,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尋找「始自於絕望的希望」。在這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晚間,大江先生出席了在東京大學安田講堂召開的大型集會並針鋒相對地發表重要演講,說到由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不僅給中國等亞洲國家帶來巨大災難,也給日本人民造成了巨大傷害,這其中就包括一批批被迫走上戰場的東京大學的學生,由此說明侵略戰爭只能給包括日本人民在內的亞洲各國人民帶來慘禍,警醒人們千萬不要在保守勢力的蠱惑下重走那條不歸之路。
與此同時,對於右翼勢力針對自己個人的訴訟,在夫人的全力支持下,大江先生勇敢地選擇了戰鬥,面對對方龐大而豪華的律師陣容,大江先生絲毫沒有怯陣,在「踏入法庭的那個瞬間,一股戰鬥的衝動突然溢滿全身,覺得自己那時就是一個戰士,一個渴望進行戰鬥的戰士!」甚或如同東京大學教授小森陽一所表示的那樣,「毋寧說,這場訴訟官司正是大江先生所期盼的。因為,這樣他就可以在這個萬人矚目的戰場上進行戰鬥了!」從目前情況來看,一審和二審均以大江先生勝訴而告審結,對方當然不甘失敗,連續兩次都是當庭提起上訴,在接下去的三審中,大江先生還將繼續懷著希望,作為「一個渴望進行戰鬥的戰士」參加戰鬥。
當然,既然選擇了戰鬥,那就需要勇氣和希望,哪怕自己倒下,活著的戰友們仍將全力爭取勝利,正如大江先生在一首詩歌裡所表述的那樣,「我無法從頭再活一遍,可是/我們卻能夠從頭再活一遍」。這種品質應該也是「正從中顯現出來」的「令人意外的特質」吧。就這個意義而言,大江先生讓《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的主人公櫻從絕望中獲得重生也就不可能只是一個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