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型統治者, 注定崩解的軍閥集團: 從歷史循環到近代轉型, 軍閥如何成為中國動亂時代的權力核心史? | 誠品線上

過渡型統治者, 注定崩解的軍閥集團: 從歷史循環到近代轉型, 軍閥如何成為中國動亂時代的權力核心史?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組織關係、利益分配、意識形態……從傳統王朝崩潰到近代中國，軍閥如何在失序年代填補統治真空，又為何無法成為真正的國家？▎軍閥作為政治文化的產物 本書開宗明義指出，「軍閥」不應僅被視為倚仗武力、割據一方的軍事強人，而是一種反覆出現在中國歷史中的政治文化現象。作者從中國傳統「大一統」與「大離散」交替的政治結構出發，說明軍閥往往誕生於舊秩序崩解、新秩序尚未成形的過渡時期。他們既是社會動亂的破壞者，也是走向重新整合的過渡角色。軍閥的出現具有階段性與群體性，其統治形式高度軍事化、缺乏穩定制度，並呈現出由地方割據逐步走向全國性整合、最終被取代的歷史規律。▎近代軍閥的歷史條件與意識來源 進入近代後，軍閥的生成條件發生本質上的變化。作者指出，近代軍閥同時受到三股力量塑造：傳統秩序的瓦解、西方資本主義與殖民勢力的介入，以及中國自身的近代化歷程。在思想層面上，軍閥的維繫意識混合了三種來源：殘存而功利化的儒家倫理、強調忠義與結盟的遊民與江湖意識，以及表層吸收的西方思想與宗教元素。這些彼此衝突的意識，使軍閥一方面高舉道德與主義，另一方面卻以暴力與私利為行動核心，形成深刻的內在分裂。▎士兵結構與軍閥統治的基礎 書中以大量社會史與統計史料，分析軍閥軍隊的基本構成。近代農村因戰亂、商品化與殖民經濟而普遍破產，使大量農民、流民被迫投身軍旅。士兵對軍閥的依附，並非出於政治認同，而是基於「吃糧活命、養家糊口、希冀發跡」的現實目標。他們的價值體系以信義與僱傭道德為主，對戰爭本身多半冷漠。軍閥必須透過軍餉、掠奪承諾與升遷誘惑來維持軍心，而士兵的逃亡與兵變，正反映出這種統治基礎的脆弱性。▎關係網與施恩政治的運作機制 在缺乏現代制度的情況下，軍閥依賴血緣、地緣與業緣構成緊密的人際關係網，以確保忠誠與控制風險。親族、同鄉、門生與結拜兄弟成為權力核心，制度反而退居其次。同時，軍閥政治的運轉高度依賴「施恩能力」與「施恩手段」，透過金錢、官職與威懾並用來駕馭部屬。然而，過度施恩與掠奪最終反而加速經濟崩潰與內部離散，使軍閥陷入「以戰養戰、因戰而亡」的惡性循環，注定無法完成真正的現代化轉型。【本書特色】：本書跳脫將軍閥簡化為「亂世軍頭」的刻板印象，從政治文化與社會結構角度，深入剖析軍閥如何在中國歷史的動亂循環中形成、擴張與瓦解。作者結合歷史敘事、社會學分析與大量史料，揭示軍閥集團在意識形態、組織關係與利益分配上的運作。作者文字犀利，兼具學術深度與可讀性，是理解近代中國政治失序與權力本質的優質著作。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張鳴，著名學者與作家，自青年時期即歷經多重社會與職業洗禮，後轉向歷史與政治研究，最終成為知名大學的教授與博士指導教授。他的文字以犀利直白、不拘一格的幽默見長，行文風格鮮明，讀來辨識度極高。除教學之外，張鳴著述豐富，涵蓋學術專著與歷史文化隨筆。作品包括《重說近代史》、《辛亥：搖晃的中國》、《社會觀察筆記，從庶民、商人到知識分子的中國百年迷失》、《歷史的另一種寫法，撕開教科書的另一面》、《史書之外，中國歷史上的真相與假象》、《另類中國史，歷史不必正襟危坐》、《大時代下的人吃人》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引言 政治大車店的過客—軍閥作為一種政治文化現象第一章 從歷史走向現實的畸形產物第二章 作為「炮灰」的生存追求第三章 關係的編織：血緣、地緣與業緣第四章 施恩政治：手段、邏輯與界線第五章 以儒家倫理治軍—吳佩孚的統治想像第六章 綠林式權力邏輯—張作霖的生存法則第七章 中西並用的統治理論—閻錫山的折衷實驗第八章 宗教作為動員工具—馮玉祥與唐生智第九章 神祕主義的政治運用—劉湘與孫殿英第十章 維繫政權的思維—蔣中正的政治觀第十一章 維持秩序的藍圖—蔣中正的社會觀第十二章 塑造人心的工程—蔣中正的教育觀第十三章 道德與服從—蔣中正的倫理觀第十四章 權力背後的信念—蔣中正的哲學觀第十五章 文化作為統治基礎—蔣中正的文化觀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自序 : 引言：政治大車店裡的過客──軍閥作為政治文化現象

　　研究軍閥首先遇到的問題是：軍閥是什麼？如果按字面釋義，軍閥的「閥」有點近乎日常我們所用的「霸」字，因為無論軍閥、黨閥還是學閥，只要後面綴以這個倒楣的「閥」字，就會變得霸氣沖天蠻不講理，自定規則自說自話。軍閥可以理解為倚仗武力無法無天的人。如果我們還想深究一下「軍閥」一詞的政治內涵，那麼不用花多少氣力就會發現兩個已經是眾多有關軍閥的定義所公認的要素，一是倚仗武力，二是割據地方，英語「軍閥」一詞warlord，恰到好處地顯示出這兩個要素（war，指軍事、戰爭，lord意為領主、地主），無論是西方學者「依軍事實力主宰一個地區的人」（謝里登，Philip H. Sheridan）的定義，還是東方的權威性概括「擁兵自重，割據一方，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辭海》），概莫能外。

　　然而，通行的說法往往未見得合理，因為這種定義排除了袁世凱和蔣中正，就是對「據」無定所的馮玉祥也不盡適合，而事實上這三位，在近代史上都是響噹噹的軍閥。

　　所以，無論是我們慣常認定關於軍閥的字面含義，還是更深一層的政治內涵，事實上都是我們對軍閥的某種直觀理解，如果想更貼切、更合情理地了解軍閥，還必須有一種文化的觀照。事實上，軍閥不盡是蠻不講理、動輒殺人的軍漢，至少也不全是賣國媚外的奴犬，軍閥是一種古已有之的政治文化現象，它隨著中國傳統政治格局的跌宕，週期性地在政壇上上下下，你方唱罷我登場。

　　中國以家庭為中心的小農社會結構，蘊含了政治上的一統和經濟生活上的分散這樣兩種對立的因素，結果導致了傳統政治文化意識「大一統」和「大離散」兩極對立的格局，並演變成中國歷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高度整合又高度離散交替出現的政治狀態。中國歷史亂治交替的週期變更，事實上是社會文化結構的表現形式。如果把大一統的社會歷史時期視為傳統社會的常態（有序），而將大離散的時期視為非常態（無序）的話，那麼也可以說，軍閥是無序的社會系統中，政治子系統下不穩定的產物。

　　如果還嫌上述兩定義不夠具體的話，那麼我至少還可以列出所謂軍閥的幾種必備的條件和特徵加以補充。

　　一、動亂的前提。中國的傳統政治結構是武力背景和文治精神的合一，文治精神體現為文官治國和教化人民的疊加，一旦這樣的結構失靈，離心傾向擴大，文治背後的武力就會顯露出來，形成赤裸裸的軍事紛爭。原有的統治形式無法繼續維持了，但又沒有新的形式來取代，作為一種沒有辦法的辦法，軍閥一方面是殺戮和破壞的工具，一方面是向常態秩序過渡的橋梁。

　　二、時間階段性。歷史上從不存在孤立單個的軍閥，作為政治動亂時期的特有現象，軍閥總是在特定時期成批湧現，又隨著動亂的消失而匿跡。多數軍閥是短命的，從生到死不過幾十年。社會上也普遍認為它們是短暫的過渡性事物，甚至軍閥自身對自己的這種暫時性也有所感覺：無論是統治手段上的功利主義還是對無實權中央政府的認可斤斤計較，都對應出他們某種惴惴不安的非法感。

　　三、統治形式上的武化色彩。傳統社會常態的統治方式，儘管骨子裡是武力的核心，但卻有一種文治精神的表象，社會流行風尚是偃武修文、重文輕武，而軍閥統治恰恰相反，表現為赤裸裸的軍事化統治、軍人專制，武化階層擁有最大的發言權。不講規矩，誰拳頭硬，誰說了算，很有叢林時代的特質。

　　四、政治形態上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在空間上體現為軍閥間的相互吞併、分化與重組，在時間上表現為區域性軍閥向全國性軍閥的演化，當每個時代出現全國性軍閥，既代表著軍閥時代的極盛，同時也是軍閥時代結束的徵兆。三國的曹魏、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的統治者，以及近代的蔣中正，在某種意義上都可以說是由亂世走向傳統文治的最後的鋪陳。袁世凱作為清末半獨立的督撫們的一個總結，本來就具有過渡到傳統文治、結束動亂的意向，然而由於時代、環境及他自身的種種因素，卻使這一意向滯後到了蔣中正那裡，而當時中國社會系統已經有了本質上的變化，傳統政治的週期性不再發揮作用了。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從歷史走向現實的畸形產物

　　在近代，歷史與現實作為軍閥的雙重父母，各自賦予它不同的稟賦。然而，先祖的基因必須透過時代的律動才得以表達。近代軍閥的產生、發展與消亡是與近代中國歷史上的三種歷史程序息息相關，即：中國傳統秩序走向崩潰的過程、西方資本主義在中國推行殖民化的過程、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作為軍閥集團的維繫意識，自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與上述三種過程有關的思想意識的制約和影響：走向沒落但依然盤根錯節的傳統思想，由於統治秩序紊亂而「合法化」的遊民意識，伴隨文化衝突而湧入的西方文化思潮和要素。軍閥集團維繫意識在這三股意識幹流的交會撞擊中泛起自己的水花。

一、傳統意識的滯留

　　鑒於中國傳統社會宗法血緣紐帶的穩固，任何層面的社會群體都是以家庭或家族為基點和歸宿，父家長制的模式幾乎適用於任何社會控制層次，個人的奮鬥大都沿著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路行進。這一方面使中國人的國家觀、社會觀帶有濃厚的家族倫理色彩，另一方面也使各種形式的社會群體的維繫意識都成為以宗法制度為歸依的儒家綱常體系的衍生物。

　　林虎部下大將黃業這樣下攻城令：「你睇！幾多當鋪，打入去任你們發財！」

◎直截了當，就是詞用多了點。

　　直皖將戰，北洋老將姜桂題對段祺瑞說：「芝泉（段的字），你不是常說：中華民國是你首創的嗎？你打勝了吳佩孚，中華民國還可以靠你，萬一你打敗了呢？你叫中華民國靠誰啊？」

◎誰靠誰啊？

　　李福林是珠江三角洲的地方軍閥，一生以看住這塊三角洲為業。有人告發他的部下在他的防區搶劫，他集合官兵訓話，開口就罵：「契弟（土匪對同道晚輩的稱呼，也是粵語罵人的口語），在尼處（粵語，這裡）吃，又在尼處屙（粵語解便之意），要屙就去遠一些啊。」

◎是，多不衛生。

　　一般我們稱軍閥為封建軍閥，從思想意識的角度來看，就是在說他們的整個思想體系中，對我們通常所謂的封建綱常禮教發揮了主要作用，因為在建國後很長時間裡，我們將秦漢以來的制度，視為「封建」的；甚至可以說，這些軍閥本身就是中國倫理型文化的產物。儘管傳統在西學面前碰了壁，他們依然不自覺地習慣使用祖宗法寶來管理軍隊。儘管軍閥首領中不乏目不識丁的老粗，各集團成員中也沒有多少人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然而，儒學作為傳統文化的底色，綱常倫理道德深入人心的祕密在於，它已經成為整個民族文化的心理的一種集體無意識，人們對傳統的接受，不僅在於正統的經學研讀和學校教育這種龐大管道的灌輸，而更為普遍的是戲曲、說唱等小管道教育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戲臺上，鼓詞裡忠臣孝子、義夫節婦的形象，往往較刻板的倫理說教更能動人心魂。因此，肉食者熱衷於忠孝節義，糠食者也習慣於節義忠孝。袁世凱祭孔，孫傳芳投壺，連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錢和多少姨太太的張宗昌也會大刻《十三經》，其餘大大小小的軍閥無一例外地把五常八德掛在嘴邊。使集團成員的頭腦在效忠的意識下僵固，是全體軍閥孜孜以求的目標。

　　當然，像歷代王朝的統治者一樣，在把綱常禮教掛在嘴邊的同時，並沒有脫離釋道兩教的影響，在軍閥的管理思維中，傳統所有的法寶均有一席之地。湖南軍閥趙恆惕會舉辦「人力已竭求諸佛法」的金光明大法會 ，唐生智則有一支受戒的「佛教軍」。

　　張勳率辮子軍入京，將行復辟，過渡時期任用李經羲擔任總理。李電邀張謇入閣，電文中有「佛入地獄」的字眼，意欲勸張以所謂佛入地獄的自我犧牲精神「出山救世」。張謇回答說：「果佛也，然後可入地獄，公奈何預約短期作佛，而又強非佛者同入地獄？地獄沉沉，願入者多。謇薄劣衰退，無此宏願。」

◎世間鬼多人少，哪裡尋佛去？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跳脫將軍閥簡化為「亂世軍頭」的刻板印象，從政治文化與社會結構角度，深入剖析軍閥如何在中國歷史的動亂循環中形成、擴張與瓦解。作者結合歷史敘事、社會學分析與大量史料，揭示軍閥集團在意識形態、組織關係與利益分配上的運作。作者文字犀利，兼具學術深度與可讀性，是理解近代中國政治失序與權力本質的優質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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