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訪錢穆 下 | 誠品線上

重訪錢穆 下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錢穆（1895-1990）為國學大師、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研究範圍涉及學術思想史、史學通論、宗教史、文化史、文學等領域。出生於江蘇無錫，曾任教北京大學等校。早年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抗日戰爭期間完成《國史大綱》。1949年後，南下香港及遠赴臺灣，大力推動北學南移，晚年更多在今日東吳大學旁之素書樓講學。 其中《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為香港、澳門、臺灣大學的教科書；而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也將錢穆的多部著作，列為大學重要參考書。其治學風尚除了在兩岸三地流行外，隨著錢穆著作及學生任教東南亞及美國等地，他的思想及精神也被傳播至海外，並受海內外華文學術、文化界所接納。 2020年為錢穆先生冥壽125週年，也是逝世30週年的重要紀念年份。本書編者針對錢穆之思想、學術、行誼，編輯成一本論文集，希望透過百年後「重訪」錢穆，審視今日的治學風氣。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李帆、黃兆強、區志堅 主編主編介紹李帆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後。現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學院副院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七屆學科評議組（中國史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劃評審委員等。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代表性學術著作有：《劉師培與中西學術》、《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清學史著述之研究》、《古今中西交匯處的近代學術》、《清代理學史（中卷）》等，在海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中、英、日文論文百餘篇。黃兆強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新亞研究所及法國巴黎大學。負笈法國期間，博士論文導師則為國際漢學界泰斗謝和耐教授（J. GERNET）。1987-2020年間任教於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現為香港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臺灣東吳大學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明清學術史、史學史、現代新儒家研究。撰著之專書計有：《章學誠研究述評 1920-1985》（2015年）、《政治中當然有道德問題──徐復觀政治思想管窺》（2016年）等。主編者計有：《錢穆先生思想行誼研究論文集》、《錢穆研究暨當代人文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學南移》等。區志堅現任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為多間中學中國歷史科及通識科專題研習學術顧問。合編有：《古蹟與文化保存：中日及臺港的研究》、《五四百周年》、《知識與認同：現代學者論歷史教育及教科書》、《禪武文化》、《節慶與傳播：七夕文化》、The Perspective of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 及 The Introduction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等，也編著多本關於當代中國、今日香港、中國歷史課題的教科書，在中港臺、日本、韓國及澳洲等地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及書評，專著《明理愛光：杜葉錫恩教育思想及實踐》、《龍總顯威：九龍總商會歷史》等，主要從事近現代中國思想文化史，香港歷史等教研工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編者序 第三十章 「打鬼」與「招魂」──胡適錢穆的共識和分歧／周質平 第三十一章 錢穆與馮友蘭／陳勇 第三十二章 臺灣學術期刊近十年錢穆研究概述（2010-2020）／曾苡 第三十三章 錢穆先生旅居香港論著目錄稿（1949-1967）／孫廣海 第三十四章 錢穆旅港期間著作探微（1949-1967）／彭家強 第三十五章 錢穆與香港大學的因緣／許振興 Chapter 36 The Re-adoption of Asianism in Postwar Hong Kong and Japan, 1945-57: A Comparison between Ch’ien Mu and Ōta Kōzō／Lee Pui Tak 第三十七章 時與變──戰後香港的私專教育事業／陳學然 第三十八章 錢穆、唐君毅對新亞校訓「誠明」的釋義／何仁富 第三十九章 師鐸──錢穆（1895-1990）與孫國棟（1922-2013）／李金強 第四十章 錢穆與港澳地區的中學歷史教育／鄭潤培 第四十一章 余英時的學術傳承初探──以余先生居港向錢穆求學（1950-1955）為中心／郭泳希、張奔勝 第四十二章 錢穆《時事新報．學燈》發文考／瞿駿 第四十三章 從錢賓四之〈道與器〉看「道器體用」概念對當代中國的意義／賴志成 第四十四章 錢賓四先生的史學思想及其學術貢獻／桂齊遜 第四十五章 論錢穆先生對章學誠的學問淵源的分析／馮少斌 第四十六章 不朽經典──在傳統學術基礎上誕生的《國史大綱》／吳展良 282 Chapter 47 Envisioning a Nation by Narrating the Past : A Reading of Qian Mu’s Guoshi daqang／Tze-ki Hon 第四十八章 需要一種新的國史—錢穆與《國史大綱》／王健文 第四十九章 從述學文體角度論錢穆先生《國史大綱》／李科 第五十章 論《國史大綱》與政體演變／楊永漢 第五十一章 與錢穆先生《中國文化史導論》有關的幾則材料補正／王東、蘇曉涵 第五十二章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與中國近代教育史的重構／左松濤 第五十三章 中國文化史書寫再認識──以錢穆的《中國文化史導論》為中心／侯杰、吳慧 第五十四章 錢穆與西南聯大—戴景賢教授訪問記／戴景賢、徐蓓 第五十五章 有始有終：錢賓四先生在中國文化大學講學──修課筆記／韓桂華 第五十六章 閒情壘鬱且吟詩──從錢穆詩作看其「安心」觀念／陳煒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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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編者序】

　　錢穆先生（1895-1990）為國學大師、史學家、教育家、思想家，研究範圍甚廣，涉及學術思想史、宗教史、文化史、文學、史學等等。錢先生出生於中國江蘇無錫，嘗任教北京大學。早年著《先秦諸子繫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抗日戰爭期間完成《國史大綱》。及至1949年後，先生南下香港及遠赴臺灣，晚年更多在今天的東吳大學旁之素書樓講學，成為推動北學南移的重要力量。先生的《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嘗為香港、澳門、臺灣三地高等院校的教科書，及高中公開考試擬題的重要參考書，啟迪一個時代的學生，使彼等對中國歷史及中國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其中尤以《國史大綱》以下一語所承載之信念：「有一種溫情與敬意」，既引領青年學者提升其治中國史的情懷，又成為今天治史者的座右銘。另一方面，錢穆先生的學術著作雖在1949年前已在中國流行，及後更在既有學術風氣下，隨先生《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朱子新學案》、《中國文化史》等多本著作，分別成為中國高等院校的重要參考書，先生治史風尚得以進一步流行海峽兩岸四地。甚至，隨先生的著作及其學生任教東南亞及美國等地，更使先生治學精神得以傳往彼邦。由是可見，錢先生治學思想及精神廣被海內外華文文化界。
　　2020年為錢穆先生的冥壽125週年紀念，也是錢先生逝世30週年的重要紀念年分。本書的三位編者，早於2019年9月已構思針對錢先生之思想、行誼，編輯一部論文集，希望藉百年後「重訪」先生的思想及行誼，以為今天治學的借鑑，遂邀請海內外相關學者專家不吝惠賜鴻文。編者為求符合現今學術界之相關規範，並提升論文之水準，嘗把各論文送予三位評審者評審。其相關建議，乃承蒙學者專家惠予接納並作出適度修改。編者必須在此致上十二萬分之謝意與敬意，否則本論文集恐未必可以出版！
　　本論文集主要研究、闡述以下課題：錢先生的治學思想及治學特色、錢先生的行誼、先生與時人論學、先生行事及治學引起一個時代的論爭、海內外地區學人傳承先生治學的精神面貌等等的課題。
　　論文集得以順利出版，尤應感謝林浩琛先生、梁唯實先生、劉子文先生、楊子熹先生、李嘉明小姐、吳佰乘先生、顧乾玥先生、卓家俊先生、張靜儀小姐、盧錫俊先生、顧敏妤小姐對全書各篇文章進行校對及統一註釋的工作。編者更要感謝秀威出版社編輯蔡登山先生、鄭伊庭小姐、杜國維先生、陳彥儒先生及其團隊協助排版、多次細心校對。沒有以上各位的支持及付出心力，本書必不能順利出版。
　　最後，更重要的是，本書三位編者衷心感謝惠賜文稿的各位專家學者。沒有您鼎力支持、惠賜大作，本論文集根本不可能問世。在新冠病毒猖獗肆虐期間，您埋首疾書，「雖千萬病毒，吾往矣」的精神，「敬佩」二字豈足以詮表吾等三人私衷之萬一哉！
　　2020年為紀念錢穆先生的重要年分，據悉兩岸四地已有不少學術機構擬舉辦紀念先生的學術研討會，惜疫情未寧，不少研討會被迫延期或取消。本論文集的出版，或得以稍微彌補此缺憾歟？是為序。

編者
李帆、黃兆強、區志堅　謹識
2020年8月25日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三十章】「打鬼」與「招魂」──胡適錢穆的共識和分歧

普林斯頓大學
周質平

一、從「打鬼」「招魂」到反共
　　在現代中國思想史上，胡適（1891-1962）和錢穆（1895-1990）是兩個標誌性的人物，都是「綜貫百家，上下千載」的「通儒」。1963年，周法高發表〈論漢學界的代表人物〉，將胡適與錢穆分別列為當時「臺灣漢學界」與「香港漢學界」的「代表人物」，他們對中國思想史、文學史、先秦諸子年代的考訂等所做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但在現代化的議題上，胡適是力主西化的改良主義者，而錢穆則力抗西潮。胡適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基本上是反省與批判。1930年，發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他不無激憤的說，「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他相信中國傳統文化裡有「無數無數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因此他把「整理國故」的工作比喻為「捉妖」，「打鬼」，這份工作是「化黑暗為光明，化神奇為臭腐，化玄妙為平常，化神聖為凡庸」。換句話說，在胡適看來，中國傳統文化裡，還有許多「陰魂不散」的鬼魅，而「捉妖打鬼」，成了整理國故的首要工作。
　　錢穆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可以用他自己在《國史大綱》卷頭言中「溫情」與「敬意」二語概括之；在他看來，中國的哲學，史學，文學，人倫道德，政治制度都自成體系，五千年來，綿延不絕，對胡適承認「事事不如人」的「民族自譴」是深不以為然的。他畢生的努力，從早年的《劉向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繫年》到晚年的《朱子新學案》，無一不是「整理國故」的具體成績。
　　余英時先生悼念他老師錢穆的文章以「一生為故國招魂」為題，這七個字道盡錢穆一生志業之所在，「招魂」二字，畫龍點睛的說明瞭錢門大弟子對他老師畢生努力給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最高評價，但在敬意之中，我們也感到一份深刻的悲感。余先生曾以「遊魂」比喻儒學在當代中國的處境，縱有高人如錢穆，恐怕也喚不回魂不附體的「遊魂」啊！
　　「打鬼」與「招魂」成了胡、錢兩人在面對中國文化時不易調和的兩種取向。胡適要「打」的「鬼」，往往就是錢穆想「招」的「魂」。
　　1917年，胡適從美國回到中國，大概有20年的時間，他的影響在學術界及於哲學、史學、文學各個領域，在社會上則從語文改革到婦女解放，從「好人政治」到對舊禮教的批判，都有他積極的參與和領導。真成了梁啟超在〈南海康先生傳〉中所說的「人物」：「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以前，與既出現之後，而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用這段話來描述胡適回國後20年在中國引起的震動與影響是並不為過的。
　　錢穆在他95年漫長的生命中，他對全社會的影響和胡適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他的影響集中體現在中國的史學界。但在五四前後那個激變的時代裡，錢穆對中國舊傳統舊秩序所表現出來的一種維護和依戀，與胡適對中國傳統的尖銳批判恰成針鋒相對的態勢。正因為胡適的影響無所不在，錢穆在批評新文化的時候，胡適就成了他揮之不去的「心頭人影」了。從兩人的著作中，不難看出，錢穆往往將新文化運動所帶來的種種變化，「歸罪」於胡適；而胡適，除了幾個嚴肅的學術問題之外，對錢穆的批評基本上置之不理，多少也意味著不屑一辯。
　　錢穆對中國固有制度和禮教的闡釋與馮友蘭是不同的。馮友蘭在他的《貞元六書》中，對胡適也多有批評，認為「存在的是合理的」，20世紀新派知識分子指為「吃人的禮教」，在初起時往往是應運而生的新規範，也是企圖為中國舊禮教進行辯護。但他的闡釋和說明往往是依附在馬克思的經濟理論之下，所謂「生產方式決定論」是他常用的理論武器。錢穆在為中國制度辯護時卻是就中國論中國，而不借助西洋理論。有時，這樣的辯護比依附洋理論更有說服力。
　　胡適和錢穆取徑如此不同的兩個知識人，1949年，毛澤東卻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將胡適、傅斯年、錢穆三人歸類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中國的反動政府」所能控制的「極少數人」。在學術上，錢穆與胡適、傅斯年可以說壁壘分明，清楚的分屬於兩個不同的營壘；在政治上，胡傅兩人是自由主義者，提倡民主自由，錢穆則處處為傳統的中國政治制度辯護，認為中國的皇權，並非專制。
毛在什麼基礎上把錢穆與胡適，傅斯年相提並論呢？
　　如果說，20世紀初期的中國還是一個毛澤東1940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提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那麼，在毛的眼裡，胡適和錢穆的不同，無非是錢穆代表的是「半封建」，其思想受制於「古人」；而胡適代表的則是「半殖民地」，其思想受制於「洋人」。這兩者在「反封」和「反帝」的兩面大旗之下，都是共產黨必欲去之而後快的「毒素」。「半封建」對共產黨的威脅在「傳統」，而「半殖民地」的威脅則在「帝國主義」。胡適的「半殖民地」，在表面上看來比錢穆的「半封建」似乎進了一步，但在毛的分析之下，這兩者是「文化上的反動同盟」，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兩者的關係有如下的說明：

在中國，又有半封建文化，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經濟的東西，凡屬主張尊孔讀經，提倡舊禮教舊思想、反對新文化新思想的人們，都是這類文化的代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親熱的兩兄弟，他們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反對中國的新文化。這類反動文化是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的，是應該被打倒的東西。

　　在毛看來，胡、錢兩人雖然對中國文化的立場截然不同，但同為反對以「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立場則是一致的。至於兩人反共的原因，卻又同中有異。
　　胡適的反共來自他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這些在他看來是「普世價值」的追求，代表的是共產黨所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是五四以來，受到「啟蒙」的一代。1947年7-8月間，胡適連續發表了3篇文章：〈兩種根本不同的政黨〉、〈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主旨都在說明：「民主自由」是「世界文化的趨向」，而「專制集權」只是「一個小小的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他給中國人指出的方向是：

我們中國人在今日必須認清世界文化的大趨勢，我們必須選定我們自己應該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們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團結全民的力量來解決全民族的困難，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給我們培養一個有人味的文明社會。

　　1949年的變局卻正是胡適所指出方向的相反，這不但是胡適個人30年來在中國思想界經營的挫敗，也是整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崩潰。
　　錢穆雖然不曾明白的反對過「自由」「民主」這些來自西方的觀念，但這些價值絕非他的主要關懷。他一生最服膺孫中山所說「中國人不是自由少了，而是自由多了」這兩句話。1980年錢穆發表〈維新與守舊──民國七十年來學術思想之簡述〉，認為這兩句話「說透了中國人生與中國文化。」他對「自由」的解釋，有意避開「思想自由」、「言論自由」，而將之曲解為「任性」或「自私自利」的同義詞。他在1983年，紀念蔡元培115歲誕辰的演講中，是這樣了解「民主」和「自由」的：

民主必尚自由，則惟食衣住行私人生活享受之追求，可以日變而新，無限向前，乃若河海之無極，而惟己志之所欲。

　　「民主自由」到了錢穆筆下，幾乎和「人欲橫流」有相似處。所以「自由」，在錢穆看來，未必是一項值得追求的價值。至於「爭人權」更不是他所能同意的，他說：「『人權』兩字，則中國人從未提起過，亦可謂絕無此觀念。」最後則歸結為「爭自由，享人權」這六個字是「徹頭徹尾、徹皮徹骨的外國話、外國觀念」。換句話說，提倡「自由」、「人權」這樣的外來觀念，不但「無的放矢」，而且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錢穆著重的是自由、民主、人權的哲學和道德上的意義，而不是政治和法律上的制度。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海內外兩岸三地共60位專家學者，於錢穆逝世30週年，重探錢穆之思想、學術與行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