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魚類志

■作者簡介

李振勤
2009年1月北京的寒冬裡，我父親不幸去世。當時留下4部著作未完成出版:《中國動物志》銀漢魚等五目、金眼鯛等六目，《中華大典》魚類部分，及《黃河魚類志》。《中國動物志》銀漢魚等五目的卷冊經由中科院動物研究所（簡稱“動物所”）張春光整理，已於2011年出版。金眼鯛等六目（原《中國動物志 魚類 第九卷》下半部分）與《中華大典》魚類部分，也將由他過去的同事們整理、完成。而《黃河魚類志》，這部曾花費了我父親近半個世紀心血的手稿，在他去世後應如何處置，當時對我來說卻是個未知數。我父親生前對於《黃河魚類志》這部著作的價值很有自信，然而去世前卻沒來得及對這一手稿的歸宿或出版做出囑托。在2009年初他去世後的日子裡，我面臨著一個困難的選擇：要麼試圖出版這部手稿，要麼讓它被歲月所遺忘。我希望出版這一著作，作為對他的紀念、對他遺願的慰藉。然而隔行如隔山：對於我這樣一個魚類學的外行來說，如何客觀評價這部著作，著手出版這份相對冷僻領域近30萬字的學術手稿，是十分棘手的問題；他去世前20多年間曾與多家出版社聯系出版，均未獲進展。我把這份手稿帶到了美國，在工作之余細讀了這部著作，並通過互聯網在線資料（特別是維基百科與FishBase）試圖了解有關背景知識。我也征求了父親生前好友與同行們的意見。遠在瑞典的方芳博士（Fang Fang Kullander, 1962—2010）以及台灣魚類學會理事長曾晴賢先生對於出版這部著作給予了真誠的鼓勵，增添了我著手整理這份手稿的信心。2010年10月我回國工作後，有機會在北京家中特意查閱了更多父親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字，更增加了我的動力。在新浪微博上，我結識了陳熙、李帆、張勁碩、黃曉磊等年輕一代魚類學或動物學學者；在與他們的交流中，也獲得了鼓勵，並增進了對相關領域的了解。 

我父親生前對於他1957年“反右”以後的遭遇刻骨銘心，念念不忘，然而卻很少對我談起過他自己對於中國魚類學的貢獻。通過互聯網在線資料的搜索及閱讀相關資料、書籍，我了解到他生前曾發現、命名過包括海魚與淡水魚七個目當中十幾個魚類新種或新亞種（如中國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秦嶺細鱗鮭）；在1949年以後成長的中國第二代魚類學家當中，是唯一主持過《中國動物志：硬骨魚綱》多卷冊編寫、出版的魚類學家，也是學術專著最多的魚類學者之一。 

有關中國幾條主要大江河的魚類，1989年曾出版過鄭慈英主編的《珠江魚類志》；文革後期，1976年水生生物研究所魚類研究室曾出版《長江魚類》；1956年，前蘇聯學者尼科裡斯基曾出俄文版《黑龍江魚類志》（由高岫翻譯，1960年出中文版）。上述書籍多已絕版。盡管黃河流域是中華文明發源地、現有一億多人口，系統描述黃河魚類及其文獻的書，在中國卻是個空白。本書中的《黃河魚類志》，試圖從自然環境與地史變化、化石魚類的研究等多個角度，對黃河魚類的分布特點及種群起源、形成過程予以闡述；而且在系統描述部分對黃河流域每一種魚的討論，都伴有詳盡的文獻資料，內容遠超出國內以往地區魚類志的範圍。 

然而他對黃河魚類系統描述的研究，開始得有些偶然。1950年代中旬他的研究方向主要為中國海魚調查。1957年反右之後，海魚調查方面工作嘎然而止。他不幸成為中科院動物所約200人員裡唯一被劃的“右派”而被批鬥、撤職。1958年夏，在“大躍進”背景下，中科院動物所魚類組與無脊椎組，試圖開展黃河漁業生物學，我父親曾參與調查，並參與了《黃河漁業生物學基礎初步調查》（1959年出版）的寫作，描寫了所采集的42種黃河魚類中的29種鯉科魚類。1958年底被下放到晉南、陝西華陰的動物所三門峽工作站，辦水產學校、養魚勞動，長達4年，直至1962年底工作站撤銷。1962至1963年，我父親曾多次在陝西、山東、河南等地采集黃河魚類標本，在張春霖先生鼓勵下於1963年開始《黃河魚類志》（初稿）的編寫，年底完成初稿。（見作者原序及本書回憶部分附錄《我為什麼擬“黃河魚類志”文稿》）。1965年在《動物學雜志》發表的“黃河魚類區系的探討”，是對《黃河魚類志》（初稿）總論的縮寫。1974年8月，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水利局曾翻印《黃河魚類志》（一、二）兩冊油印本。1980年代及之後的20年間，我父親曾對《黃河魚類志》手稿做了多次大幅修改。本書根據最後的手稿校訂完成。 

在整理《黃河魚類志》手稿的過程中，我也系統地閱讀了我父親其他一些著作、論文、科普文章、回憶等，感覺摘選他的某些有代表性、而又不易查找的文章與《黃河魚類志》一起出版，將有助於讀者了解有關黃河魚類學術觀點的演變，以及他的一些學術特點。本書收錄李思忠所著而未見於中國知網（CNKI）的一些魚類學論文、科普文章、回憶等50余篇，約17萬字，與《黃河魚類志》一起出版。 

讀《黃河魚類志》，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我父親討論黃河魚類時考慮到中國淡水魚類分布的特點，對於魚類分布意義上，黃河上、中、下游分界的劃分，不同於傳統上依據黃河交通航運、水利、地貌等綜合因素的劃分。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認定“自內蒙古托克托縣河口鎮至河南滎陽市桃花峪為黃河中游”；托克托縣之上黃河干流為上游；桃花峪之下為下游。在我父親看來，就黃河魚類的分布而言，黃河中游大致對應於中國淡水魚類分布的寧蒙區；甘肅東部黑山峽和山西、陝西間的壺口瀑布為界，將黃河流域分為上游、中游與下游：因山西、陝西間山區河道跌差太大，如壺口瀑布高達十多米，下游江河平原魚類難以溯游通過，因而以壺口（或之上河曲—保德以南）作為黃河中游及下游魚類區系的天然界線似更合適。另一角度看，我父親1963年寫作《黃河魚類志》（初稿）、1965年發表“黃河魚類區系的探討”時，已開始有了淡水魚類在中國北方分布區劃構想的雛形。 

讀他的其他著作，也不難理解，有關古北區與東洋區（印度馬來亞區）的動物地理分界，他的觀點是：中國淡水魚類在中國東部的兩區劃分，大致以廣義的南嶺（含南嶺及武夷山）為界，而與陸生動物有所不同。 

讀我父親的回憶，感覺他這一代人經歷了太多的時代動蕩、人生磨難。他見證了人性中的許多黑暗和醜惡，但也有幸碰到科學出版社編審張志強這樣正直的人，幫助他擺脫了單位領導的百般刁難，使《中國淡水魚類的分布區劃》得以在1981年出版。正如他在回憶中所說，盡管“此生受過許多屈辱苦難，我也遇到過很多恩師良友”。台灣作家柏楊即是他的好朋友之一。我父親與柏楊沾遠親，為河南輝縣百泉初中時的同學；1942—1943年他們同在蘭州讀書，常相聚；1947—1948年我父親曾受柏楊之邀去沈陽，在南遷的長白師範學院教書。他們1949年初在北平分別後，彼此的軌跡不同，但都經歷了坎坷的人生。本書收錄了一段我父親寫的回憶：《我所知的柏楊》。 

在我父親幾十年的學術生涯中，中國老一輩學者如張春霖、楊鐘健、陳楨、朱元鼎、伍獻文、傅桐生、施白南、鄭作新、沈嘉瑞、陳世驤、朱弘復、壽振黃、童第周等在不同階段都給予了他莫大的支持。我父親的回憶，從中科院動物所1950年籌備開始，談了該所幾十年間許多真人真事。這些回憶，收集在本書內出版（並與本志當中的“黃河魚類研究史”相對應），希望能對於研究1949年後中國魚類學的發展、科研環境與時代氛圍的演變，提供真實的素材或參考，便於以史為鑒。由於他個人記憶、經歷、視野所限，錯誤、遺漏、主觀之處難以完全避免；與事實如有出入，希望讀者能予理解或諒解，盡量避免造成對任何在世當事人不必要的困擾，也希望能獲得知情人的指正。 

盡管《黃河魚類志》是描述黃河魚類迄今為止最為詳盡的著作，因其寫作年代跨度較長，其中某些資料和結論並不能完全反映黃河魚類最新的現狀；而且近幾十年來魚類移殖等人類活動及生態環境的改變，不可避免地會在一定程度上改變黃河魚類的現狀和分布。現代生物分子序列分析技術也為魚類（包括黃河魚類）的分類和鑒別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而相關魚類的分類系統近幾十年來的若干主要變化，在本書編寫過程中並沒能得到及時更新，如下述簡表所示: 

本書中的魚類分類單元 現今公認或有效的分類單元 注釋及參考資料 

目與亞目的變化 鮭亞目Salmonoidei

●鮭亞目Salmonoidei (含鮭科Salmonidae) 

●胡瓜魚亞目Osmeroid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