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十五講 | 誠品線上

宋明理學十五講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瞭解宋明理學的入門讀物快速讀懂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代表思想宋明理學的興起在根本上是儒家文化的一種主體性自覺，而北宋五子與朱子正是這種自覺的確立者。這一貢獻體現在兩個方面：對外，確立儒學自身的邊界意識；對內，凝塑出一種不離日用的哲學洞見。而諸子的概念建構，如周敦頤之太極、邵雍之體用、程顥之天理，又為理學範疇系統搭建了基本框架。作為理學的典型形態，北宋五子與朱子的思想代表了整個理學的哲學高度。本書填補了宋明理學通識教育與文化普及方面的著作空白。在結構安排上注重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性，在內容的講授中突出了不"強生事"的儒學品質，在語言風格上具有深入淺出的特點，體現出作者"深入哲學理脈，體貼哲學洞識"的中國哲學治學精神，同時也給予儒學研究與儒學復興運動諸多有益的啟發。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楊立華哲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哲學史、儒學、道家與道教，近年來主要著力於宋明哲學及魏晉哲學的研究。出版專著三部：《郭象〈莊子注〉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氣本與神化：張載哲學述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和《匿名的拼接：內丹觀念下道教長生技術的開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譯著五部：《王弼〈老子注〉研究》《近代中國之種族觀念》《宋代思想史論》《章學誠的生平與思想》《帝國的話語政治》，發表學術論文四十餘篇。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第一講 韓愈與儒學復興運動一 中晚唐的文化氛圍二 古文運動和儒學復興運動三 韓愈的貢獻四 韓愈的思想五 小結第二講 北宋士大夫精神與宋初三先生一 北宋的開國規模和士大夫精神的覺醒二 胡瑗的著作與思想第三講 誠體與太極：周敦頤的哲學一 太極與誠二 人與萬物三 聖人四 教化與治理五 志學第四講 《易》兼體用：邵雍的思考一 觀物二 體用三 體以四立四 用因三盡第五講 自立吾理：程顥哲學的精神（上）一 對佛教的批判二 道學話語的建構三 天理第六講 自立吾理：程顥哲學的精神（下）四 生之謂性五 以覺言仁六 定性第七講 氣本與神化：張載的哲學建構（上）一 虛與氣第八講 氣本與神化：張載的哲學建構（下）二 形與象三 參兩四 感五 人性論六 性與心第九講 形上定體：程頤的思想（上）一 形上形下二 體用一源三 生生之理四 道無無對第十講 形上定體：程頤的思想（下）五 公與仁六 人性論七 主敬八 格物致知第十一講 理氣動靜：朱子的哲學（上）一 體用二 太極三 理與氣第十二講 理氣動靜：朱子的哲學（下）四 人性五 心性情意六 涵養七 致知第十三講 自作主宰：陸九淵與朱陸之辨一 陸九淵的生平二 陸九淵的思想三 朱陸之辯第十四講 無善無惡：王陽明的心學一 心外無理二 心外無物三 格物四 知行合一五 致良知第十五講 理只是氣之理：羅欽順的思想一 異學駁論二 理只是氣之理三 論性四 格物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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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講 韓愈與儒學復興運動

一 中晚唐的文化氛圍



　　從宏觀的角度看，整個宋學或者說宋明理學的發生，其實都是從儒學復興這樣一個整體脈絡當中來的。因此我們首先要講明白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儒學復興是怎麼來的，為甚麼會有這次儒學復興運動。而唐宋之際的儒學復興運動的中堅，同時也是古文運動的核心。總體說來，儒學復興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古文運動，在中國思想史上意味著一種非常清晰的理性思想風格的復興。值得思考的是，這樣一種高度理性的思想風格，為甚麼會在這個時代突然出來？



　　整個李唐王朝，在文化思想層面上，特別是在中國固有哲學的發展上，並沒有太多值得稱道的東西，這個時代的思想高度主要體現在佛教上。我們知道，佛教傳入中國後，其中國化過程經歷了數百年的時間。佛教的這一數百年的中國化過程在隋唐時期達到了巔峰，這一點是學界普遍的共識。然而，從中國固有文化這個角度來講，很難看到這個時代有甚麼了不起的思想家。一般我們都會認為唐代國歷史上最鼎盛的時期，這樣的認識恐怕有誇大的成分。實際上你仔細看唐代，真正穩定的時間有多少，真正安寧的時間有多少，真正興盛的時間又有多少？跟我們的觀念不同，宋人，尤其是像北宋的二程、張載這樣的思想家，對唐代並沒有我們現在那樣的崇敬。李唐一代在思想文化上，總體上是以佛道二教為根柢的。



　　如果從大的歷史階段講，我們一般把秦漢之際的歷史轉型視為中國歷史上最大的轉型。秦漢之際的最大變化就在於廢封建、立郡縣， 一個郡縣制國家的規模在這個轉型中開始建立起來。這裡所講的在郡縣制之前的封建制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所講的五階段論當中的封建制，這裡的封建制指的是夏商周三代的分封制度。這樣的封建制可以說是嚴格意義上的貴族制，與這種貴族制相對照，我們可以把秦漢以後的制度稱為官僚制。按照我的理解，郡縣制本質上就是官僚制。因為在這樣的制度下，重要的權力核心的位置，已經不是世襲的了。這樣一種官僚制度在漢代初年就遇到一個問題，那就是選官原則、選才機制的問題。也就是究竟怎麼選擇人才，讓甚麼樣的人來治理國家。



　　漢代初年的時候，官員晉升的途徑是非常龐雜的，並沒有一個確定的、穩定的選擇人才的機制。到漢武帝時期，董仲舒"舉賢良對策" 以後，才提出了一個後來真正在漢代實行的"鄉舉里選"的制度。當然，這個鄉舉里選的制度的充分實現其實是在東漢。所謂鄉舉里選， 就是地方官除了管好自己地方的事務以外，還有責任向中央王朝推薦地方的人才。所推薦的人才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孝廉，一類是茂才。孝廉是著眼於德，茂才是著眼於能，也就是說一個人只要有德有能就應該被推薦出來、選拔出來，這就叫鄉舉里選的制度，其實就是地方推薦制。地方推薦制當然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但這種制度也有它的問題。因為地方官在地方任職，而且漢代的地方官一般任期都很長，

所以在管理地方事務的時候，難免要跟地方的世家大族結成某種利益的同盟。這帶來的結果是甚麼？這等於是選舉權被地方勢力、地方豪族把握。這個問題到了東漢末年已經非常嚴重。



　　東漢末年，宦官和所謂士大夫，包括地方名士之間的鬥爭，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對錯問題，好像士大夫一邊就是光明正確的，而宦官一邊就一定是邪惡陰暗的。這個大家一定要注意，我們現在一般講到歷史上的宦官時總是認為宦官是邪惡的，他們身體殘疾所以心靈扭曲， 這個講法恐怕不完全對。我們歷代都禁止宦官干政，但漢以後的王朝裡，有多少王朝是亡於宦官？為甚麼總是不斷地出現這種狀況，想沒想過？我一直覺得我們現在有一種特別奇怪的態度，就是一種傲慢， 一種面對歷史的傲慢，一種作為現代人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非常可怕。甚至在我們前輩的研究當中，你也能從字裡行間發現這種不經意間流露出的優越感，連錢穆先生都不能避免。他談到中國歷史的時候總是站在一個虛幻的歷史高度上俯視中國歷史。錢穆先生一向強調面對中國固有文化時的"溫情與敬意"，但在談論很多歷史問題時，卻又不自覺地流露出某種沒來由的優越感。真不知道這種優越感究竟從哪兒來的？我最近常講，歷史上任何一個王朝，只要是延續了兩三百年的，那就一定有了不起的地方。它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考慮一定有值得你尊重的地方。你可以想想看，在技術條件那麼差的情況下，中央一道詔令得好幾個月才能下達神經末梢，才能到基層，不像我們今天，"啪"一個電話就下去了。有這麼好的、這麼強的通信技術手段，維持這麼一個大一統的國家，都有這麼多困難；在那樣一個技術水準那麼低、行政效率那麼低的情況下，怎麼可能維持那麼大的一個版圖三百年的時間，這究竟是怎麼做到的？很多問題我們都應該換一個角度來想想。



　　比如冗官問題，北宋以來歷代改革都要精簡機構，但每一次精簡機構都是越精簡越臃腫。所以我想，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來提問：以精簡機構或者說淘汰冗官作為改革的目標是不是有問題。換言之，我們也許應該去思考，在歷代王朝中，冗官是否有其不可替代的政治功能？柳宗元說："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1 歷史自有其"理勢"或"時勢"，有些東西是沒辦法克服的。前些年有一部電視連續劇《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給我很大?發。那裡面講的一個道理非常有意思：因為士大夫是有家的，宦官是沒家的，由於宦官沒家，他是以皇宮為家的。所以，我們怎麼能認為宦官就一定是奸臣呢？好像沒這個道理啊。所以東漢末年的黨錮之禍，實際上就是地方豪族勢力跟中央王權的一次大的博弈。而當時皇權沒有別的路，皇帝身邊除了宦官之外沒甚麼可用的人，尤其是在相權極大的情況下。漢代的相權非常強，宰相權力極大。宰相作為百官首領，皇權如果要對峙和制衡相權，它靠甚麼呢？他除了身邊那幾個"身體殘缺"的人以外，還能靠甚麼？一旦理解了這個問題我們就會想到，豪族問題到了東漢末年已經何其嚴重。



　　曹操上來以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打擊地方豪強。很多人並不理解曹操上來要努力的方向，這一點陳寅恪先生講得很有意思。陳寅恪先生說，曹氏跟司馬氏的鬥爭，其實質就是曹氏代表的中小地主階層和司馬氏代表的大地主階層之間的鬥爭。2 曹魏政治集團最重要的政策就是"抑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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