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案頭的法家書, 商君書的形成、流傳與重估: 從成書脈絡、版本校勘到法治、農戰與富國強兵思想的古今詮釋 | 誠品線上

帝王案頭的法家書, 商君書的形成、流傳與重估: 從成書脈絡、版本校勘到法治、農戰與富國強兵思想的古今詮釋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口頭上罵商鞅，制度上行其法！《商君書》曾被儒家正統排斥卻又被歷代政治悄然取用……從成書流傳、版本校釋到思想詮釋追索被貶斥、被借用，也不斷被重讀的法家經典▎被誤解的法家經典《商君書》向來是一部充滿爭議的古書。它主張任法而治、富國強兵、重農重戰，也因此長期被視為嚴刑峻法、專制集權的代表。然而，這部書並非只是一套冷酷的治國術，更是理解戰國變法、秦國崛起，以及中國古代政治秩序形成的重要線索。本書從《商君書》的成書、流傳與篇章內容談起，帶領讀者回到列國競爭、變法圖強的戰國時代，重新觀看商鞅及其思想如何在歷史中留下深遠影響。▎從被排斥到被借用的研究歷程《商君書》的命運，本身就是一段耐人尋味的學術史。帝制時代以儒學為正統，法家常被公開貶抑，《商君書》也多被置於主流學術之外；但在實際政治運作中，歷代王朝又往往借用法家之術，形成「外儒內法」的複雜格局。到了民國，隨著現代學術方法、疑古思潮與法制觀念的興起，《商君書》開始被重新校釋、考辨與評價。1949年以後，它又在不同政治與學術環境中經歷沉寂、熱潮與再詮釋。▎兼具文獻整理與思想分析本書的可貴之處，在於不只羅列前人研究成果，而是將版本流傳、校勘注釋、真偽爭論與思想闡發放在同一條脈絡中加以考察。書中既處理《商君書》二十四篇的基本內容，也分析其變法主張、法治觀念、農戰政策、賞刑思想、國強民弱論與軍事理論；同時追索歷代學者如何看待這些主張，為何有時排斥它，有時又重新發現它的價值。▎看見典籍背後的時代變化透過《商君書》研究史，本書呈現的不只是法家思想的流變，更是中國社會與學術思想的變遷。從儒學獨尊下的批判與暗用，到民國學人以現代方法重新整理古書；從馬克思主義學術取徑下的階級分析，到1980年代以來多元議題與跨學科研究的興起，《商君書》在不同時代被賦予了不同意義。▎重讀《商君書》的理由本書適合關心先秦思想、法家學說、秦制形成、中國政治傳統與近現代學術史的讀者閱讀。對研究者而言，它提供了清楚的文獻線索與研究脈絡；對一般讀者而言，它則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何一部常被批判的古書，仍會在兩千多年後不斷引發討論。《商君書》的爭議，正是它值得重讀的原因；而本書的價值，正在於把這些爭議放回歷史現場，讓讀者看見一部法家經典如何在時代更替中持續發聲。本書特色：本書從成書流傳、版本校釋、真偽考辨到思想詮釋，梳理《商君書》研究的主要成果與論題。全書資料蒐羅宏富，並能結合帝制中國、民國以至當代的學術脈絡，觀察法治、農戰、君民關係與軍事思想等議題的演變，使《商君書》不僅作為法家經典被理解，也成為掌握秦制形成、中國政治思想與近現代學術轉型的重要窗口。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葉凡，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秦漢史。曾於相關學術刊物發表論文，並有論文被學術文摘類刊物轉載。王彥輝，教授，主要從事秦漢史、簡牘學、學術史等方面的教學和研究。曾主持多項科學研究專案，出版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與漢代社會》、《古史體系的建構與重塑──古史分期與社會形態理論研究》、《漢代豪民研究》、《秦漢戶籍管理與服役制度研究》等相關專著，並於重要學術刊物發表論文多篇。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前言 第一章 《商君書》的編成、流傳與版本源流 第二章 《商君書》的篇章內容與思想要義 第三章 儒學獨尊時代對《商君書》的「陽違陰奉」 第四章 民國時期《商君書》研究的新拓展 第五章 1949～1978年前的《商君書》研究 第六章 1980年代以來的《商君書》研究 結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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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 前言（節選）
　　《商君書》也稱《商子》，舊題「商鞅撰」，是一部先秦子書。子書，古代圖書分類的一種，專門記錄思想家言行、學說的書籍。先秦諸子的思想主張，經過弟子門人累代傳授、編錄、附益，最後彙集成書，常題名為《××子》。《商君書》的成書，也同樣經歷了從單篇別傳到結集定本的過程。其單篇流傳的情況，在戰國文獻中難覓確切資訊，西漢中前期也僅有個別論者如司馬遷提到商君的〈開塞〉、〈耕戰〉篇。至於《商君書》結集成書的具體時間，也無法確定。東漢班固《漢書．藝文志》著錄《商君》二十九篇，是目前所見的最早著錄《商君書》的書籍。《漢書．藝文志》是在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的基礎上完成的，說明《商君書》至遲在西漢晚期就已編定成書。其在此後的流傳過程中，間有亡佚，我們現在能看到的《商君書》實存二十四篇。這二十四篇大致都圍繞富國強兵展開論述，要其宏旨乃「任法而治」也。為了獲得對外戰爭的勝利，書中還有篇章論述策略、戰術方面的軍事理論。一言以蔽之，《商君書》堪稱一部在諸國林立、弱肉強食的時代謀求生存與發展、實施集權專制的政治思想著作。
　　《商君書》在帝制時期的中國備受冷落，被排擠在主流學術之外。眾所周知，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以來，儒學就成為歷代統治者推崇的正統思想。儒學崇尚仁政、重視教化，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的法家勢同水火，格格不入。而自《漢書．藝文志》以來，歷代官、私目錄書在著錄《商君書》時，都將其歸入諸子類（子部）法家，對於其作者商鞅，則視為一位「臭名昭彰」的法家代表人物，稱他為「千古罪人」，說他「刻薄」、「少恩」；對於商鞅之法，也斥為「弊法」、「苛法」，謂其「酷烈」、「刻深」。所以，古人對商鞅的態度就是「學者恥言」、「聖門羞稱，後世所賤」。因此，在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中，關於《商君書》的記載和研究非常有限，我們能看到的不過是歷代的著錄和宋代以後的辨偽而已。
　　不過，《商君書》在古代並非禁書，有時甚至得到了帝王的「青睞」。三國時劉備在臨終遺詔中特別叮囑即將繼位的後主劉禪，要他閒暇之時多讀書，其中就特別提到《商君書》。唐太宗貞觀年間魏徵等奉命主持編修的《群書治要》節錄了《商君書》中的〈六法〉、〈修權〉、〈定分〉三篇，作為「治世寶典」的「帝王學」的官方讀本。究其緣由，蓋因帝制中國自漢以後，治理國家的基本策略就是「霸王道雜之」，借儒家的仁義道德掩飾強權政治的本質，所謂「外儒內法」、「陽儒陰法」是也。是故，帝制中國對《商君書》的態度就是「陽違陰奉」，也就是朱師轍所說的「竊其實，遺其名」。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商君書》的編成、流傳與版本源流
　　
　　《商君書》又名《商子》，今實存二十四篇，舊題「商鞅撰」。雖然自宋代以來就有學者對該書的作者提出懷疑甚至否定，但商鞅與《商君書》的密切關係，是誰都無法割裂的。孟子有言：「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所謂「知人論世」，《商君書》的研究還得從了解商鞅及其時代開始。

戰國──大變革的時代
　　被孔子譽為「郁郁乎文哉」的周王朝在幽王時被申國聯合繒國與戎夷攻滅，諸侯擁立死去的幽王的兒子宜臼為王，是為周平王。在鄭、晉、秦等諸侯國的護送下，周平王將都城由鎬京遷至雒邑，由此，歷史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東周（後世史學家依據都城的地理方位而稱，以區別於此前定都鎬京的西周）。東周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階段，名義上都以周天子為「天下共主」。平王東遷，並不僅僅是一次都城的轉移，它蘊含著更為深層的歷史意義。對周王朝而言，它宣告了周天子「天下共主」的權位漸趨衰微，「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的時代已經過去，開始出現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乃至「自大夫出」的「無道」局面。對當時的社會來說，它帶來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面貌的深刻變化，正如晁福林先生所說：「春秋戰國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深刻變化都可以溯源到平王東遷所掀起的社會波濤的湧動。」
　　春秋時期，在社會形態、經濟領域、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方面已然發生了變化，但就變革的激烈程度和深刻程度而言，它和戰國時代根本不可同日而語。西漢學者劉向在《戰國策．書錄》中縱論周王朝的發展情況時指出，周自文王、武王始興以來，「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乃至於「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在康王、昭王之後，「雖有衰德」，但「綱紀尚明」。一直到四五百年之後的春秋時期，周王朝的「餘業遺烈，流而未滅」。等到春秋之後，「禮義衰矣」。到秦孝公時，「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在劉向看來，西周「崇道德，隆禮義」的「仁義之道」在春秋時餘緒尚存，到春秋之後的戰國時代才徹底「捐禮讓」、「棄仁義」。明末清初的大儒顧炎武在其《日知錄》論「周末風俗」時，將春秋與戰國兩個時代做了對比考察，茲引錄如下：
　　春秋時猶尊禮重信，而七國則絕不言禮與信矣。春秋時猶宗周王，而七國則絕不言王矣。春秋時猶嚴祭祀，重聘享，而七國則無其事矣。春秋時猶論宗姓氏族，而七國則無一言及之矣。春秋時猶宴會賦詩，而七國則不聞矣。春秋時猶有赴告策書，而七國則無有矣。邦無定交，士無定主，此皆變於一百三十三年之間。史之闕文，而後人可以意推者也。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從成書流傳、版本校釋、真偽考辨到思想詮釋，梳理《商君書》研究的主要成果與論題。全書資料蒐羅宏富，並能結合帝制中國、民國以至當代的學術脈絡，觀察法治、農戰、君民關係與軍事思想等議題的演變，使《商君書》不僅作為法家經典被理解，也成為掌握秦制形成、中國政治思想與近現代學術轉型的重要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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