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朝鮮關係史 | 誠品線上

明初朝鮮關係史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明初中朝關係史經典之作 本書疏理明太祖至宣宗、朝鮮太祖至世宗年間的中朝關係，細緻呈現明初東亞國際秩序的形成與運作。書中深入探討表箋事件、遼東征伐、靖難之役、女真問題等關鍵議題，幾乎涵蓋明初中朝關係的核心論題。作者以數十年研究積累，從朝鮮半島視角結合明朝內政，將朝鮮王朝的內部政治鬥爭與對明外交緊密聯繫，提出多項富於洞見的解釋，展現深厚的史學功力，是研究明初中朝關係與東亞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 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專文導讀 ☆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朴元熇（1944-2026）1966年畢業於韓國高麗大學史學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日本東京大學東洋史學科博士。曾任韓國高麗大學史學科教授。著有《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等專著；並有《中國近現代史》、《朱元璋傳》、《崔溥漂海錄譯注》等譯作。【譯者簡介】游芯歆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系畢業，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學大學院歷史學碩士，資深韓文譯者。譯作遍及文學、歷史、人文社會等各領域，並以《誰能說自己看見天空》一書獲得2022年韓國文學翻譯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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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中文版序：在韓國研究中國史

歷史學是一門透過語言進行研究的學問。如法國人以法語、德國人以德語發表研究成果一樣，已成既定的慣例。研究者多以自身所屬的語言圈或國家為中心，隸屬固定的學界。韓國也有以韓語為媒介的學會和學術期刊，歷史學界在此基礎上儼然成形。然而，相較於鄰國日本或中國，韓國歷史學界的規模頗為窄小，從面積和人口來看，南韓事實上只相當於中國的浙江省。在等同於浙江省的土地和人口中，用韓語互相討論，就是現今韓國歷史學界的寫照。如果研究世界史的成果只在韓國以韓語出版的話，又有多少海外研究者能夠看到呢？

韓國研究世界史的論著，其實成果豐碩，研究者也擅長使用各種外語資料和古語。懂得外語的韓國世界史研究者雖然能毫無滯礙地接受全世界的研究成果（In-put），韓國以外的研究者卻不都諳韓語，導致韓國產出的研究成果對海外的影響（Out-put）微乎其微。如何消除這種輸入和輸出之間的不均衡呢？如果是個人的研究成果未達到國際水準，無法被介紹到海外去，那也無可奈何。但內容充實的研究成果卻因語言問題只停留在韓國學界內，不受海外研究者的重視，可謂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若想使韓國的中國史學走向國際化，就必須跳脫狹隘的韓國學界。韓國的中國史研究成果若想輸出海外，達到國際化的目的，最恰當的外語便是英語或漢語。選擇國際通用語言英語和世界最多人口使用的漢語，似乎合情合理。不過或許也會有人誤會，筆者選擇英語和漢語的想法，是受到「G2論」的影響。但筆者之所以在實踐中選擇漢語，不僅是因為在歷史層面上韓國屬於漢字文化圈，漢字早已融入日常生活中，本書的研究對象，中國史的史料大部分也以漢字書寫，這也是筆者考量的要因。另外，全世界研究中國史的學者中，或許會有不太習用英語的閱讀者，但絕對不存在不懂漢語的中國史專家。

所以筆者個人認為，在研究成果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漢語比英語更合適，故而決定以漢語作為學術溝通的管道。研究成果無法互通的韓國和中國學界，幾乎同時展開學術活動。兩相比較之下，韓國中國史研究成果的影響力，以韓語局限在韓國出版的情況，和以漢語在海外出版，效果差異立見。一言以蔽之，韓國中國史研究成果的漢譯出版，有助法、英、美、日、臺等學界了解韓國的中國史學研究，幫助擴大韓國中國史研究的影響力。

在此考量下，筆者將早先以韓語發表過的論文翻譯後，逐篇投稿至中國學術期刊，循此途徑正式進入漢語學界。筆者也在中國學界最具權威的《歷史研究》和《中國史研究》上陸續發表論文，取得在大學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資格。之後，筆者也在中國各大學會刊物和大學學術刊物上進行發表，並積極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從事相關活動；更有幸在2010到2015五年間，出版六本著作的中文版。

這六本書中影響力最深遠的，便是《明清徽州方氏宗族個案研究》一書。該書引進中國後，獲得對徽學和宗族制有興趣之研究者的積極關注與回應，他們陸續書寫了三篇真摯的書評回應此書；與韓文版出版時乏人問津的情況相比，高下立判。

以中文版為契機，筆者深切感受到韓國和中國學界在規模上的懸殊差異。除了中國學界，歐洲各國學界能閱讀漢語著述的學者，也紛紛對《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進行討論。例如，法國頗具代表性的歷史學術刊物Annales刊文評論此書中中國宗族研究的特點；英國劍橋大學的McDermott教授在他的新著中，也詳細地引用並與此書對話。

另外，上海復旦大學以志在向學的碩、博士班學生為對象，推出各學科的「研究入門」系列叢書中，便有《徽學研究入門》一書。「徽學」專門研究以中國徽州地區為中心發現的徽州文書，是研究明清歷史文化的一門新興學問。在此系列叢書中，王振忠教授介紹了11位來自全球的徽學學者，筆者有幸名列之一。王教授以《明清徽州方氏宗族個案研究》為中心，詳細介紹筆者的研究成果。而世界各國此般評價，都是在中文版文章、書籍出版之後才出現的現象。

宗族史研究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占比頗重。筆者以案例研究的形式探討明清時期的徽州方氏宗族，回應了16世紀歐洲血緣組織衰退之際，中國宗族組織反而擴張的問題。隨著商業的長足發展，被稱為「儒商」的徽州商人集團在16世紀的中國大興儒學，強化本應衰退的血緣組織宗族制度。這項研究也考慮到與此後呈現相似趨勢的朝鮮門中制的比較研究。

結束對明清時代徽州宗族的研究後，筆者以崔溥（1454-1504）的《漂海錄》作為新的研究主題。《漂海錄》是朝鮮成宗（1457-1494）時漂流到中國浙江省海岸的崔溥一行人，上岸後以陸路方式經由北京被遣送回朝鮮的中國紀行日記。上海師範大學中國近代社會文化中心將《崔溥漂海錄校注》和《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選入「江南社會文化叢書」相繼出版。在韓國未有書評的兩本書，在中文版問世後分別收到中國和臺灣的書評，委實令人欣喜。

此外，《漂海錄》的相關著作出版後，促使韓國國立濟州博物館和中國浙江博物館共同策劃崔溥《漂海錄》特展活動。筆者也被邀請於開幕式進行演講，講題分別是「崔溥漂海錄의 價值와 意義：조선선비 최부 뜻밖의 中國 見聞」（朝鮮名儒崔溥的中國見聞，2015，國際濟州博物館）與「15世紀朝鮮人崔溥所見所聞的江南」（2016，浙江省博物館）。

雖然筆者的主要著作大多已有中文版，唯《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一書未見漢譯。

2021年5月，我偶爾得到來自臺灣的聯絡。臺灣資深韓文譯者游芯歆女士來電，表示想將《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翻譯成中文版在臺出版，並由時為天津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碩士生陳昊（現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共持編務，讓我一時陷入複雜的情懷。總而言之，我沒有任何理由反對，更應該說是懷著「不敢請，固所願」的心情，接受此提案，畢竟我一直期盼《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有朝一日能在臺灣出版。之後，在多位學友的幫助下，本書的中文版終於順利出版。

《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的前半部主要討論文字獄、表箋問題、遼東攻伐、靖難之役等內容，其實是擴大改寫自筆者碩士論文的第三章〈明朝與朝鮮關係成立期間的問題〉和第四章〈靖難期間明與朝鮮的關係〉。這篇碩士論文主要寫於1972至1973年，已是五十多年前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就讀時書寫的論文，令人感慨萬千。

韓文版《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出版後，知曉此書的幾位中國年輕學者可能抵擋不住誘惑，試圖將「表箋問題」改寫成「外交文書事件」，或是假「引用」之名，大段抄襲《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內容，大興「剽竊」之風。但陳昊同學不長此歪風，反在細讀原書後，力薦此書並承攬相當程度的校對工作，在此向他和為翻譯傾注心血的游芯歆女士致以特別的謝意。

試閱文字

自序 : 韓文版序

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獨立後的韓國，於韓戰結束之後的1960年代，正式展開東洋史學研究。此時韓國東洋史研究中之中國史研究的特徵，是幾乎都以韓中關係史研究為主。這是因為該領域的研究資料相對來說較易取得、獨創性研究成果可期，且與韓國史有直接關係，遂成為大多數研究者的關注對象。

1960年代，筆者就讀韓國高麗大學史學系，從鄭在覺（?-2000）、金俊燁（1920-2011）兩位老師學習東洋史學。當時就有種模糊的想法，認為如果想從宏觀的角度和較為客觀的立場來理解韓國歷史的話，首先便應該研究中國史。當時盛行的韓中關係史研究和韓國史也有密切的關聯，自然而然就成為筆者投入的研究領域，這也是當初韓國大部分中國史研究者初次邁出腳步時曾經走過的道路。在筆者決定要投入近代中國史研究後，便決心到臺灣留學。出國前，經過與當時擔任亞細亞問題研究所所長的金俊燁教授一番深談後，便將志向放在了明代史研究上。

1970年，筆者留學至國立臺灣大學，首先關注的課題是明代的韓中關係史。同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教授們也鼓勵韓國留學生研究相關課題，希望藉此完善臺灣的中國史研究。因此，在夏德儀教授的指導下，筆者的碩士論文題目為《洪武建文年間明與朝鮮的關係》。學成返韓後，筆者又將論文中的問題意識擴大，寫了一系列的論文。

1978年，筆者參與了韓國高麗大學亞細亞問題研究所為期三年的共同研究計畫「韓中關係研究」，得以延續對明初的韓中關係史研究課題，並撰寫了〈永樂年間明與朝鮮之間的女真問題〉與〈宣德年間明與朝鮮之間的建州女真〉兩篇論文。

之後，筆者的研究方向從韓中關係史逐漸轉移到中國社會史，尤其關注明清時代的徽州宗族。然而，當時國史編纂委員會正計畫新編《韓國史》（60冊）的工作，委託筆者編寫有關「朝鮮初期對外關係」的內容。因其為筆者長期以來研究的領域，深感責任重大，遂提交〈十五世紀的東亞情勢〉和〈十五世紀朝鮮與明的關係〉兩篇論文，論點皆以朝鮮為中心展開。

筆者起初的想法是以上述幾篇論文為中心，再補充幾篇論文完善後，集結成一本有模有樣的專著。但要將研究方向從已經踏入的新研究領域再轉過頭來，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所以，即使結構有些不足，但還是將上述舊稿做了一番簡單的修正和補充後，成書付梓。本書的〈後記〉原是中央日報社的時事月刊《WIN》在連載精心企劃的「歷史人物探求」之「鄭道傳」時，委託筆者以「遼東征伐論與對外政策」為題執筆的內容。

1960年代開始盛行一時的韓中關係史研究，自1970年代起逐漸被指控為應該克制的研究對象，韓國學界中也開始形成一股排斥此課題的風潮。原先在對中國史本身缺乏正規研究的情況下，韓國國內大多數的研究者只能緊握韓中關係史研究不放。不過因著風氣轉變，學界逐漸開展出其他方面的中國史研究，如此重大轉折的結果，不僅使韓國學者對中國史的研究更加深入，也促進了東亞各國史開創性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往完全側重韓中關係史研究的傾向，已有了很大的改善。

然而，時至今日，為了樹立今後正確的東亞歷史形象，迫切需要東亞各國的比較史、關係史研究，而非單一國家的專史研究。筆者認為，作為東亞比較史、關係史研究的一環，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再次鼓勵以全新的「問題意識」，將韓中關係史研究提高到一個新的層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金翰奎教授的《韓中關係史研究》一書，是將1960年代以後的研究成果以自己的觀點集大成之力作，雖然有一些問題點存在，但對今後想從事韓中關係史研究的學者來說，可以作為一個明確的指引。

在研究韓中關係史時，研究的觀點很容易流於以韓國為中心。這種屬性的發生雖然源自研究者是韓國人，但更根本的原因卻是比起中國方面的史料，韓國方面的史料更加豐富所致。一個中國史研究者，再怎麼想避開韓國方面的立場，站在中國方面來看待問題，試圖客觀地接近研究對象，也難免會碰上史料本身在本質上所具有的局限性。儘管筆者也清楚地認識到這點，努力想擺脫這種局限性，但仍然不得不承認有力不從心之處。

最後，感謝盧基植博士協助筆者系統地整理舊稿。
謹將此書獻給筆者先父。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明初中朝關係研究的奠基之作（摘錄）

孫衛國（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一、朴教授的學術生涯及其與中國學術界的交遊

在韓國東洋史學發展的早期階段，中朝關係史是研究重點。作為東亞地區的一個重要國家，韓國與中國有著悠久的交往歷史，兩國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源遠流長。因此，研究中朝關係史，對於理解韓國自身的歷史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朴元熇教授的《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更是頗具代表性的著作。

1944年，朴教授於韓國慶尚南道固城郡出生，1966年畢業於高麗大學史學系。1970年代初期，他前往臺北，進入臺大歷史學系，師從臺灣明清史研究權威學者夏德儀（1901-1998）教授。在夏教授指導下，朴先生選定明初中朝關係史作為碩士論文的研究論題，1973年完成題為《洪武建文年間明與朝鮮的關係》的學位論文，這篇論文的完成，標誌著朴先生學術研究方向的確立。論文以明太祖洪武年間至建文帝時期（1368-1402）明朝與朝鮮的關係為研究對象，運用《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等原始文獻，對兩國之間的政治、外交關係進行系統梳理。這一研究不僅在當時的韓國學界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也為本書的撰寫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78年至1981年間，朴先生前往日本東京大學留學，攻讀博士課程。日本東洋史學界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素有傳統，東京大學更是日本東洋史研究的重鎮。在此期間，朴先生得以深入瞭解日本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並與日本學者建立廣泛的學術聯繫。學成歸國後，朴先生進入韓國高麗大學史學系任教。隨之陸續參與高麗大學的「韓中關係研究」計畫，和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新編《韓國史》的工作。這些計畫，為他繼續擴展碩士時期的研究論題，創造了機會，從而將女真招撫及15世紀的東亞形勢一併納入考察範圍。本書則將上述研究匯為一編，集中反映朴教授多年來對明初中朝關係的系統思考。

1990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朴先生與中國學界的交流也日益頻繁，成為最先跟中國大陸進行學術交流的韓國學者之一。1991年，朴先生促成高麗大學東洋史學系與北京大學歷史系建立學術交流關係，又與北京大學歷史系合作，在北京成功舉辦了「東洋史學會第十屆研討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隨之在中國出版了中文版會議論文集《中國史研究的成果與展望》。此後，他積極推動中韓間的學者互訪、學生交流、學術研討等活動，為中韓兩國的學術交流搭建一座重要的橋梁。本人亦在這些學術交流中，漸漸邁入中朝關係史研究領域。

與此同時，朴教授對中國歷史文化的深耕研究，更開拓出諸多嶄新的學術層面。南開大學常建華教授曾評價朴先生的明清史研究：「早期研究關注明鮮關係，近十幾年轉向社會經濟史，重點探討徽州宗族史。」自1997年起，朴先生陸續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中國頂尖學術期刊發表系列論文，更於2009年推出《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歙縣方氏的個案研究》一書，問世後旋即引發中國學界的廣泛關注與高度評價。

二、本書主旨與學術價值

本書雖係朴教授早年論文的結集，但其不僅反映韓國學者如何看待明初的中朝關係，且由於朴教授深厚的東洋史基礎，本書擺脫了一國史視角，將明初中朝關係置諸15世紀東亞歷史大背景下，彌足珍貴，更顯意義。

作者深厚的東洋史背景，使他深深認識到從韓國「一國史」的狹隘視角，無法探知韓國歷史發展的真相。誠如朴教授在〈韓文版序〉中所言：「如果想從宏觀的角度和較為客觀的立場來理解韓國歷史的話，首先便應該研究中國史。」在歷史上，朝鮮效慕中國，舉凡其社會之方方面面，莫不受到中國影響，故千餘年來，一直以「小中華」、「海東鄒魯」自詡。即使不論這種文化認同，古代中國也是朝鮮最重要的鄰國與最密切的交往對象。因此，在韓國史研究中無視中國元素，甚至動輒藉口批判「事大」史學，割裂中國與朝鮮的密切聯繫，顯然是偏頗之見。作者正是敏銳發現韓國一國史視角的狹隘性，才呼籲韓國學界要加強對東亞各國比較史、中朝關係史的研究。惟其如此，方能樹立「正確的東亞歷史形象」。

作者對有關學者狹隘視野的憂慮，也體現在他積極推動韓國的中國史研究走向國際化上。誠如作者所言，韓國的世界史研究存在著In-put與Out-put失衡的尷尬局面。外國的世界史研究往往憑藉學術譯介或語言優勢，在韓國廣泛傳播，韓國的世界史研究卻很難邁出國門，無法在世界上產生相應影響。這一方面自然與研究者學術水準緊密相關，但另一方面，作為小眾語言的韓語，先天就制約了韓國學者學術觀點的傳播。

作為一名東洋史專家，朴教授堅信（韓國的）中國史研究成果走向國際化的捷徑，就是以漢語出版。因此，他不僅投入大量精力學習中文，積極參加海峽兩岸的學術會議，並用中文出版研究論著，體現了他執著的學術精神。正是這種精神和學術的憂患意識，促使他將重要著作都加以漢譯，推介到中國學界。即如前提到的《明清徽州宗族史研究》以及《崔溥漂海錄校注》等書，一經漢譯便引起中國學者廣泛關注。而今《明初朝鮮關係史研究》的漢譯出版，可謂達成朴教授多年以來的夙願，也可以說是中韓學術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

本書主體內容分為「明初朝鮮的遼東攻伐計畫」、「明初靖難之役與朝鮮王朝」、「明初與朝鮮的女真問題」、「15世紀的東亞」四個部分，並附〈鄭道傳與朝鮮的遼東攻伐〉一文。本書各章節均屬作者已刊學術論文，乃是在常年思考和研究論文基礎之上，精心編輯而成的專著。筆者早已拜讀過已刊行的韓文版論著，印象深刻，今再讀中文版，感受又進一步，故書數點體會，略加推介。

其一，本書視野開闊，採取微觀與宏觀並重，具體與概括相結合的方式，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的學術觀點。以論文為基礎，編為專著，是東亞學術界的普遍做法。這種形式，一方面增強了學術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使得重點問題更加突出，觀點更為周延，學術價值能夠更好地體現；另一方面，也是作者多年心血的集大成，能夠完整地體現作者多年學術探索的結晶。

本書切實做到了點面結合，可謂重點突出、邏輯嚴密。所謂「點」，即「遼東攻伐」、「靖難之役」、「女真招撫」這三個明初中朝關係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也就是本書的前三個部分。而在第四部分中，進而討論15世紀東亞各民族、國家發展動向，將前三者統一於當時中朝關係演變的大脈絡中，論證邏輯嚴密，環環相扣。通讀本書，既能體察三個事件的波譎雲詭，也能感知15世紀明朝、朝鮮、日本三個國家，及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數民族的動向及其相互關係，如同偵探破案一般，引人入勝。

三個具體事件，彼此聯繫，環環相扣。朴教授指出，在元末明初兩國複雜關係背景下，正是由於鄭道傳（1342-1398）積極推動遼東攻伐，明太祖（1328-1398）才借表箋問題向朝鮮發難，要求其押送鄭道傳入京，並以「事大不誠」拒絕承認李氏王朝的合法性。因此，朝鮮太祖（1335-1408）的王權始終籠罩著名不正而言不順的陰影。隨著明太祖與鄭道傳相繼離世，兩國關係迎來了改善契機。朝鮮又借「靖難之役」的東風，獲頒誥命、印信，誠心履行藩屬義務，對於建文帝（1377-?）與燕王（1360-1424）的衝突，始終保持中立態度。這不僅贏得了建文帝的優撫，也避免了燕王朱棣奪位後的報復。

相反的是，朝鮮因「首朝」永樂政權而備受朱棣讚許，朝鮮不僅徹底獲得了明朝的承認，還將三年一貢改為一年三貢，並得到了明廷對改正宗系錯誤的承諾。但是，與明太祖「守在四夷」、「不征諸國」不同的是，明太宗積極經營邊疆，在遼東明鮮雙方圍繞女真部落的招撫展開了一系列的鬥爭。最終，朝鮮不得不放棄以「遼東攻伐」為核心的急進擴張政策，轉而在半島北部邊境建立四郡六鎮，以求逐步開拓。隨著土木之役明軍的失敗，中朝關係也進入穩定期。總之，無論是點與點之間的環環相扣，還是點與面之間的密切聯繫，全書均展現出嚴謹的邏輯關係，毫無割裂之感。

其二，本書特地將明初中朝關係置於兩國政治史視野下考察，避免了國際關係史研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弊病。就方法論而言，國際關係史研究絕不應將兩邊或者多邊關係抽離而形成獨立敘事，更不可忽視各自國家的具體政治形態。因為外交關係的演變絕非遊離於國家基體外的特殊場域，任何一個政權的對外邏輯，均與其內部的政治結構、權力嬗變、制度傳統密切相關。中外關係史研究如果脫離了與本國政治史的聯繫，便無法揭示外交演進的動力機制與歷史邏輯。作為韓國學者，朴教授的韓國史修養自不待言；由於接受過東洋史的系統訓練，朴教授同樣具備深厚的中國史知識，為本書擺脫單純國際關係史視角，挖掘明初中朝關係變遷的深層原因提供了重要助力。

舉例而言，關於「表箋事件」，以往韓國學者如李相佰（1904-1966）、申奭鎬（1904-1981）只是梳理過程，並未探究其發生的根本原因。日本學者末松保和將「表箋事件」視作明太祖迫使朝鮮完全屈服的一種手段。本書則指出，「表箋問題……自始至終都只是作為明初文字獄的一環而發生的事件」（頁28），是宗主國政治運動波及藩屬國的體現。「表箋事件」與「文字獄」均集中爆發於洪武末期，明太祖既懷疑天下臣民的文辭有冒犯之處，藩屬國的進賀表文自然也不能倖免。

又如「遼東攻伐」與「表箋事件」的關係，本書指出，鄭道傳推行的加強軍備與陣圖訓練遠早於表箋之禍，《朝鮮王朝實錄》的記載也反映出明太祖視鄭道傳為影響兩國關係的最大元凶。因此，「遼東攻伐」並非鄭道傳規避表箋之禍的手段。與之相反，正是明太祖察知鄭道傳積極推行「遼東攻伐」，才藉口表箋之禍，要求押送鄭道傳入京，以打壓朝鮮國內的激進派。鄭道傳對「遼東攻伐」的執念造成了開國功臣的分裂，政治盟友趙浚（1346-1405）與其分道揚鑣。藉口「遼東攻伐」而推行的私兵革罷和加強中央集權，激化了鄭道傳同王子宗親集團的政治矛盾。

表箋之禍助長鄭道傳激進政策的同時，也加劇了功臣集團同宗親集團的矛盾，間接引爆了王子之亂。同時，將明太宗招撫女真與征討安南、鄭和下西洋等問題一視同仁，都是明太宗對外政策的體現。設置奴兒干都司並大力招撫女真部落效忠明朝，其根本目的是北征蒙古，形成對蒙古諸部的包圍態勢。這樣將一個個看似孤立的事件，聯繫起來，把握背後的連結，抓住其深層根源，體現作者深厚的學術修養和卓越的研究洞察力。

其三，對朝鮮「事大」外交政策，進行了合乎情理的闡釋，豐富了朝鮮王朝「事大」思想的理解。一般認為，「事大主義」是儒家思想中處理外交關係的一種思想準則，其發源於《孟子》，為東亞各國所遵循。本書透過「遼東攻伐」、「靖難之役」、「女真招撫」三個案例，揭示明初中朝關係的實質，即「表面上維持著事大朝貢的關係，私底下則為了各自國家的利益勾心鬥角」（頁47）。

作者認為，朝鮮王朝初期的對華關係體現為「事大」外交。但是「事大」並不意味著放棄自主意識，徹底服膺中國。因為朝鮮儘管透過標榜至誠「事大」實現了王朝易代，但「遼東攻伐」與「女真招撫」均顯示出其並非毫無條件地順從明朝。朝鮮初期的「事大」外交，是一種保護本民族的現實性外交政策，並非以犧牲自主獨立性為代價。這是因為，藉由進入以中國為核心的宗藩體制與世界秩序，朝鮮的安全得以獲得保障，封貢往來也能助其獲得必要物資，引進先進文物制度。簡言之，朝鮮初期的對華關係更體現為維護現實利益的「保國之道」。顯然為朝鮮王朝的「事大」精神增加了新的腳註，對相關研究的深入推進具備一定積極的意義。

本書主要篇章發表於1970、1980年代，但無論是史料的豐富性還是研究視野的多重性，至今皆仍值得稱讚。書中廣泛運用了中韓兩國的原始文獻，包括《明實錄》、《朝鮮王朝實錄》、《明史》、《高麗史》等文獻，體現作者的研究乃是基於實證史料的基礎上。1990年代，筆者曾討論過元末明初的中朝關係，此後由於學術興趣轉移，未能對該領域作進一步研究，殊以為憾。

近年，中國兩岸三地學者開始關注該時段的中朝關係。1991年，臺灣葉泉宏教授出版《明代前期中韓國交之研究（1368-1488）》，成為中文世界首部系統探討元末明初中朝關係的專著。21世紀以來，香港學者范永聰、中國大陸學者鄭紅英和屈廣燕也相繼出版專著，一系列學術專著的出版，標誌著中國學界在元末明初中朝關係研究上取得長足進步。但就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而言，朴教授的著作依然有相當突出的特點，值得認真研讀。21世紀以來，中國學術界倡導「從周邊看中國」和「異域之眼」的研究視野，在朴教授的這部著作中，亦見端倪，可見本書有著超越時代的深遠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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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 明初中朝關係史經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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