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帝國: 美．中．歐全球科技監理之戰 | 誠品線上

Digital Empires: The Global Battle to Regulate Technolog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 揭露數位帝國的權力博弈，如何主宰全球未來 —美國科技巨頭主導數位生活／中國基礎設施擴展全球／歐盟法規改變企業行為這三大勢力，以「帝國」之姿，悄然改變地緣政治的規則★ 《金融時報》評選年度最佳經濟學書籍 ★《數位帝國》憑其「開創性」解答我們時代的主要挑戰：數位經濟監理難題這場權力博弈的深層，隱藏更複雜的戰線：－美國科技巨頭（如Google、Meta）以市場自由擴張全球，卻面臨隱私與壟斷的質疑；－中國的數位基礎設施（如華為5G）悄然織就全球網絡，卻被視為國家控制的擴張；－歐盟的嚴格法規（如GDPR）挑戰企業行為，卻引發創新的界限之爭。《數位帝國》帶你進入這三大帝國的內部，揭示監理如何成為地緣政治的隱形武器。本書作者、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布拉福德，將數位時代的全球競爭比喻為「帝國」之間的角力。聚焦於美國、中國與歐盟三大勢力，如何透過各自的監管模式爭奪數位經濟的主導權，進而影響全球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秩序。書中以「帝國」的概念，揭示這些強權不僅在技術與市場上競爭，更在輸出價值觀與規則，試圖擴張各自的勢力範圍。這場競爭並非單一戰線，更分為兩個層面： 國際水平競爭：美國、中國與歐盟在全球舞台上爭奪影響力。美中科技戰涉及供應鏈脫鉤與技術霸權，歐盟則以監管權力挑戰雙方，試圖塑造符合其價值觀的數位秩序。 國內垂直競爭：各國政府與科技公司之間的博弈。美國依賴科技巨頭維持競爭力，中國將其作為國家代理人，歐盟則試圖削弱這些公司的權力。這兩層面的交織，讓衝突既激烈又受限，難以全面爆發或徹底平息。為什麼《數位帝國》很重要？☛獨特視角＞作者以「帝國」為喻，生動描繪美國的市場自由、中國的國家控制與歐盟的權利保護，如何在數位時代交鋒。這是其他書籍少有的深度與廣度，讓你從全新角度理解科技背後的權力遊戲。☛權威來源＞作者布拉福德作為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結合學術洞察與實務分析，賦予這本書無可比擬的可信度。☛全球趨勢＞書中探討「分裂網」與「數位主權」等關鍵議題，揭示數位監管的未來走向。這些洞見將幫助你預見趨勢、抓住先機。☛台灣相關性＞台灣在全球數位競爭中的特殊地位，這本書清楚描繪各方勢力背後的驅動力與意識形態。本書專屬讀者與推薦必讀原因——☑ 如果您是＞地緣政治與國際關係研究者」必讀原因：書中將美國、中國、歐盟比喻為「數位帝國」，探討其透過市場導向、國家控制，以及權利保護的模式輸出影響力，並預測未來數位秩序走向，對研究地緣政治的人是重要參考。☑ 如果您是＞「科技與政策愛好者」本書系統分析數位經濟演變，從1990年代技術樂觀主義到當前監控資本主義與權力集中，並探討美國、中國、歐盟三大監理模式的競爭，提供宏觀且具洞察力的視角。☑ 如果您是＞「商業與科技相關人士」書中揭示亞馬遜、Apple、Google、Meta等公司的經濟霸權（2020年總市值達7.5兆美元），並分析併購策略與反壟斷法漏洞，對想了解數位經濟競爭格局的人極具吸引力。☑ 如果您是＞「關心隱私與民主的公民」書中描述科技公司如何利用使用者資料（如劍橋分析醜聞）、平台如何成為仇恨與暴力內容溫床（如基督城清真寺屠殺直播），以及政府與企業如何侵蝕個人自由，引起重視公民權利的讀者共鳴。☑ 如果您是＞「對人工智慧與未來趨勢好奇的讀者」書末提及AI快速發展可能放大監控、假訊息與勞動市場顛覆等問題，並提出樂觀與悲觀預測，吸引對科技未來影響感興趣的讀者。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重量級推薦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微軟總裁、《未來科技的15道難題》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吳修銘（Tim Wu）｜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法學教授、《注意力商人》作者高史密斯（Jack Goldsmith）｜哈佛法學教授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世界貿易組織前祕書長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政治風險顧問公司歐亞集團總裁「布拉福德在科技和社會交匯處的三大競爭性監管體系提供了全面而平衡的觀點。《數位帝國》是任何希望了解如何發展一個實用監管框架以滿足全球人們需求的人必讀之作。」——布萊德．史密斯（Brad Smith）｜微軟副主席與總裁「布拉福德的《數位帝國》對於希望了解政府如何控制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選項的人來說是極其重要的讀物。美國、中國和歐洲選擇了不同的途徑，布拉福德細致地解析了每個地區的法律和政治背景。布拉福德的觀點明確而理智，這本書絕對是一部力作。」——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我們很容易忘記，大型科技公司的未來不僅僅是歐洲、中國或美國會怎麼做的問題，而是這些因素如何綜合起來。安努・布拉福德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最佳途徑，以理解這些相互作用，讓我們能夠解讀一個否則令人困惑的現在和未來。」——吳修銘（Tim Wu）｜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法學教授「這是一部關於美國、中國和歐洲聯盟——這些『數位帝國』——內部和之間針對我們數位生活形狀的激烈並且極其重要鬥爭的權威描述。其中一個重要結論是，相對於美國的市場模式，以權利為驅動的歐洲監理模式更有可能團結民主西方，並挑戰中國在數位領域日益增長的控制力。」——高史密斯（Jack Goldsmith）｜哈佛法學教授「《數位帝國》對於所有希望了解威脅全球數位經濟性質的衝突的驅動因素和影響的政策制定者來說，是不可或缺的讀物。布拉福德提供了一個細緻且引人入勝的敘述，描述了一個介於分離和持續全球化之間的數位世界。」——帕斯卡爾．拉米（Pascal Lamy），世界貿易組織前祕書長「《數位帝國》描述了美國、中國和歐盟之間即將展開的競賽，以推動其監管模型並設定全球數位秩序的規範。這場鬥爭的結果將以不可想像的方式塑造地緣政治地圖。這是一部經過徹底研究、極易閱讀、且恰如其分地出版在此時的作品。」——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政治風險顧問公司歐亞集團總裁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安努・布拉福德（Anu Bradford）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頂尖法律學者，也是國際法與數位監管領域的重量級專家。她以「布魯塞爾效應」聞名，主張歐盟透過嚴格規範（如GDPR）影響全球企業行為，成為數位時代的規則制定者。在《數位帝國》中，她進一步比較美國的自由市場、中國的國家控制與歐盟的價值導向，探討誰將主導未來的數位秩序，為讀者揭示技術與權力的全球格局。布拉福德的思想萌芽於芬蘭。她在赫爾辛基大學修習法律，後赴哈佛法學院取得碩士與博士學位，並在布魯塞爾從事法律實務，親見歐盟政策的跨國影響。這啟發她研究監管如何成為全球化權力的核心。她曾於芝加哥大學任教，自2012年起在哥倫比亞大學深化此議題，從著作《布魯塞爾效應》到《數位帝國》，剖析三大強權在人工智慧與數據治理上的競爭軌跡。她的洞見獲世界經濟論壇高度肯定。布拉福德的著作「勾勒出數位時代的權力藍圖」。《數位帝國》是布拉福德對數位監管與全球權力關係的最新探索。她以清晰的比較框架，剖析美國、中國與歐盟在技術治理上的衝突與影響。這本書入選為《金融時報》年度最佳經濟學書籍，並於2024年榮獲Stein Rokkan比較社會科學研究獎，成為理解當代數位挑戰的權威之作。譯者簡介胡中瀚關注分散式科技與在地實驗，貢獻於臺灣分散式自治組織 FAB DAO 與研究數位自主權的技術標準。參與撰寫《DAO 治理框架分析規劃書 》。盧靜過度自由，熱衷策略與敘事遊戲，關心一切事務的「為什麼」與「然後呢」。譯有《妖風》、《為何不平等至關重要》、《平等式資本主義的勝出》、《遊戲設計的藝術》、《西方的自殺》、《大幻象》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章 從自由夢想到監控時代數位帝國：三種監理模式的競爭／帝國的競爭：兩個層面的戰爭／帝國的擴張：影響全球的監理模式／數位經濟的核心之爭：攸關未來的戰役／本書架構PART I 數位帝國第1章 美國：市場導向監理模式當市場治理凌駕政府監理／網路自由可以促進自由和民主／將自由市場的精神編入法律／美國開始重新審視市場導向監理模式／美國監理模式與中國和歐盟模式的相似之處／對美國市場導向模式的批評第2章 中國：國家導向監理模式仰賴數位保護主義爭取科技霸權／利用科技進行審查與監控／中國監理模式與美國和歐盟模式的相似之處／政府對科技公司的制裁／對國家導向監理模式的批評第3章 歐洲：以權利為本的監理模式利用數位監理來保障基本權利／用數位監理來保護與加強民主／數位規範作為促進公平和再分配的手段／在規範數位市場的同時推進歐洲整合／歐盟監理模式與美國和中國模式的相似之處／對歐洲監理模式的批評PART II 帝國競爭第4章 自由與掌控之間：孰能勝出美國科技公司在中國的垂直戰役：自由與控制之間夾縫求生／中國科技公司在美國的垂直戰役：國家安全疑慮／交錯的垂直戰是否會導致科技脫鉤？第5章 科技霸主的競爭：美中科技戰美國對中國的措施：反制中國科技實力提升所帶來的風險／中國對美國的措施：應對美國制裁並追求科技自給自足／科技自給自足的軍備競賽／美中科技戰的影響第6章 權利、市場與安全的衝突：美國與歐盟的監理之爭跨大西洋資料傳輸：隱私與監控之間／數位服務稅引發跨大西洋貿易戰／歐盟的反壟斷政策與美國指控的數位保護主義／跨大西洋數位政策和解的方向PART III 帝國擴張第7章 美國科技放任主義的全球影響力日益式微美國科技公司的全球影響力概述／將美國的監理模式推及全球／監理模式如何偏離市場導向第8章 中國透過基礎建設輸出數位專制中國的基礎建設權力伸向全球／國際標準制定對於中國影響力大戰略的意義／中國以外的數位專制／令人擔心的中國全球影響力第9章 歐洲以監理權力將歐洲數位權利推向全球布魯塞爾效應如何塑造全球資料隱私政策／布魯塞爾效應對隱私以外領域的影響／外國科技公司與政府對布魯塞爾效應的擔憂結語美國正在輸掉與中國、歐盟的水平競爭／全球趨向歐盟監理模式不一定會妨礙創新／政府並非注定輸掉與科技公司的垂直競爭／競奪數位經濟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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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導讀 : 序章　從自由夢想到監控時代

▍網際網路帶來的輝煌與危機
網際網路在1990年代大量商業化，為世人帶來了自由的承諾：個人可以自由獲取資訊、發表意見、參與討論，並對社會產生影響。網際網路的先驅將線上平台視為自由的守護者與擴音器，他們認為，創造一個海納百川的平台能促進世界各地多元聲音的傳播，從而增進民主。如今，這種技術樂觀的承諾已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網際網路確實讓人可以自主攫取內容，大大擴展了個人接收、創造和傳播各種資訊的能力，並從根本改變了人類與資訊以及人類彼此之間的關係。由於獲取資訊和對話的管道變得更為容易，人類與世界互動的方式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無疑為個人和社會帶來巨大的好處。隨著網際網路繼續演變，它勢必會以我們意想不到的方式，繼續為個體和社會創造全新的機運。
但另一方面，網際網路也為個人和社會帶來負面的影響。儘管網際網路促進更多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並鼓勵公民參與，它同時也是一個讓人更容易暴露到各種有害內容的管道。網站經常成為傳播假訊息、霸凌、仇恨及其他種種令人厭惡內容的平台，不僅破壞個人的安全與尊嚴，還撕裂社會，動搖了民主基礎。演算法可依據每位使用者的不同偏好提供客製化的內容，這不僅加劇了極化和分裂，還助長了更多極端主義的思想，進一步侵蝕社會凝聚力。網際網路不僅增加了自由、加強了民主，培養出平等與包容的社群文化；它同時也削弱了這些價值觀，建構出一個任由監控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社會分裂日益加深的生態系統。

▍科技巨頭與審查的代價
緩解網際網路對個人和社會帶來的危害，只是當前數位經濟治理諸多挑戰中的冰山一角。數位轉型帶來高度集中的經濟體系，少數強勢的企業掌控著龐大的經濟財富和政治權力，不僅限制了競爭，還擴大了數位經濟中贏家與輸家之間的距離。2020年，全球前五大科技公司——亞馬遜（Amazon）、Apple、Google、Meta和微軟（Microsoft）——合計創造了超過1兆美元的營收，並實現1,970億美元的收益。截至2020年底，這幾間公司的總市值高達7兆5千億美元。到了2021年，Apple、Alphabet、Meta和亞馬遜的總市值超越了東京證券交易所兩千多家上市公司的總和；Apple和Meta的市值加起來也超過了倫敦證券交易所市值前一百家公司的總和；光是亞馬遜的市值就超過了整個德國DAX指數，這項指數代表了約80％德國上市公司的總市值。無庸置疑，這些科技公司能成長至今，是因為它們開發了全球消費者所重視的產品和服務。但法律也和它們站在同一邊。舉例來說，反壟斷法軟弱的執行力道，近一步助長了這些公司的成長，讓它們可藉由大量收購來獲取更大的權力。過去三十年來，亞馬遜、Apple、Google、Meta和微軟合計收購了七百七十家新創企業。Apple執行長提姆．庫克（Tim Cook）表示，過去六年來，Apple平均每三到四個星期就會收購一家新公司。回顧這段歷程，隨著產業日趨成熟，這些公司的權力似乎越發強大且集中，而其權力的運用幾乎不曾受到明顯的限制。
以下是我們應當擔心這些大型科技公司過度集中經濟、政治和文化權力的幾個原因。首先，這些公司掌控了各自對應行業大部分的財富，因此它們能收購任何威脅到其市場地位的競爭對手。其次，它們的經濟實力可兌現成政治影響力，它們可以憑藉這股力量說服立法機關，制定有利於鞏固自身權力的法規。第三，這些公司透過審核平台上的內容，包含政治言論在內等社會對話，逐漸掌握了公共話語權，使其權力能滲透到民主與公共對話的線上基礎設施內。第四，這些公司控制了每位使用者每日所產生的大量個人資料，使用者一旦受其商業模式的經濟誘因所驅，它們就能榨取這些資料，從而對個人使用者擁有更大的掌控力。
有了上述不同維度的權力累積，這些公司成了現代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中心。它們所擁有的權力變得如此龐大，甚至逐漸能與國家等級所行使的公權力相抗衡，這個現象也引起世界各國政府的高度關注。
由於權力的積累，科技公司如何行使影響力的決策變得更加重要且更具爭議性，也引發了關於社會和個人生活如何受這種多方面影響的重要討論。例如，當科技公司審核自家平台的內容時，往往得面臨試圖遏制有害言論而不壓制言論自由的重大挑戰。毫無疑問，這些公司在努力取得平衡的過程中經常出錯：有時未能有效限制有害言論的擴散，有時則審查了具有公共價值的言論。儘管它們想方設法刪除有害內容，但Facebook、YouTube和Twitter（現為X）等主流平台上仍充斥著仇恨、危險甚至違法的內容。最令人不安的是，這些平台仍經常看得到恐怖主義的宣傳以及令人髮指的暴力內容。舉例來說，2019年，紐西蘭基督城的清真寺發生了一起因仇恨動機而導致五十人遇害的屠殺事件，凶手竟在Facebook上直播他的殺戮行為。這起悲劇在Facebook及其他線上平台觀看人次爆表，儘管公司積極刪除不斷出現在網路上的複製影片，影片仍在這些平台上多次重播。另一方面，也有許多例子顯示平台方的內容審查機制矯枉過正。2011年，YouTube依據禁止顯示「遺體」的政策，下架了一段展現一名十三歲男孩在敘利亞戰爭罹難的影片。男孩的遺體確實令人怵目驚心，但影片的目的正是希望藉由這種震驚來引發國際社會對戰爭所帶來恐怖後果的關注，促使全球譴責敘利亞的壓迫政權。我們從這些例子可以看到，要以符合社會規範的方式劃清什麼是可接受的言論、什麼不是，實在極其困難。內容審查本身就是個非常敏感的議題，儘管如此，許多政府監理機關卻將這些決定推卸給平台。
除了內容審查可能帶來的錯誤結果，審查所採用的方法也同樣令人擔憂。例如，除了依賴演算法，各大平台都設有內容審查員，根據所謂的社群守則來進行人工審查，決定哪些內容得以保留、哪些必須刪除。然而，2018年德國《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的一篇報導揭露了在第一線「清理」網路的審查員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傷害。這些內容審查員在低薪又缺乏就業保障的條件下，不斷暴露在無止境殘酷暴力的圖像瀑布流中。報導指出，德國的Facebook內容審查員每天得處理高達一千三百筆通報。2014年，美國《連線》雜誌（Wired）有篇專文記錄了在菲律賓工作的Facebook內容審查員的日常，他們負責清理平台上的非法內容，時薪卻僅有1至4美元。審查員日復一日面對網路平台上最糟糕的內容。Google審查員每天得篩選約一萬五千張圖片，內容包括兒童色情、斬首和虐待動物。2020年，Meta就一宗由超過一萬名內容審查員提起的訴訟達成和解，同意支付5,200萬美元的心理健康補償金。為了讓全球使用者在平台上可享受更安全、更文明的體驗，審查員付出了巨大的心理代價，他們的困境也赤裸裸凸顯出矽谷高薪權勢的科技巨頭與幕後清理有害內容勞動者之間的巨大差距。這種勞動代價進一步質疑了早期對網際網路的技術樂觀願景，當時，網路曾被形容成一股解放的力量，將拆除既有的權力機構，邁向「更人道、更公平」的世界。

▍監控時代與AI的未來
少數科技公司權力過度集中的另一個令人擔憂之處在於，它們將蒐集來的使用者資料納入商業模式，並對用戶的隱私產生深遠的影響。這樣的「監控資本主義」描繪科技公司如何榨取使用者私人生活的資料，並藉由投放精準廣告來將這些資訊商品化，威脅民眾的隱私權和個人自主權。在最糟糕的情況下，用戶的個資不僅可用於商業目的，還有可能運用在政治目標上。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的醜聞便清楚印證了這項擔憂：英國政治顧問公司劍橋分析攫取了Facebook使用者的私人資料，並用於政治選戰，意圖影響選舉結果，支持川普當選總統。這類企圖操縱選民的行為案例不僅損害了個人隱私決策，還削弱了世人對民主的信任。
網路使用者不僅容易受私人科技公司監視，政府也有可能利用科技公司及其數位工具來推動國家安全或執法目標。中國政府藉由臉部辨識等技術對中國公民的監視尤為深遠。中國已在境內安裝了數億台監視器，政府可以將影像資料與從其他管道所蒐集的個人資料相匹配，及時識別個人身分，甚至在政治抗議尚未發生之前進行預測防範。中國政府推出了以人工智慧驅動的監視計劃「雪亮工程」，目標是建立一個「全域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全國級監視系統，背後由中國的科技公司設立、維護。然而，網際網路不僅僅是威權政府的監視工具；包含美國在內的民主國家政府，也施行了大規模的監控計劃，正如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的前承包商愛德華．史諾登（Edward Snowden）2013年揭露美國機密資料史無前例的外洩事件所示。史諾登揭露的資料顯示美國國安局如何透過蒐集Facebook上的可用資料來進行對個人的大規模監控。在缺乏適當監理的情況下，任何政府都有可能受此類監控技術吸引，利用科技公司的監控能力來達成國家的政治或國安目標，即使政府知道，這樣的監控欺犯了公民的基本自由。
如今，這些擔憂將因人工智慧的快速進步而更加放大。特別是所謂生成式AI（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技術的創新，有潛力大大革新世人工作、處理資訊以及彼此互動的方式。最理想的情況下，生成式AI將使人類達到知識與生產力的新境界，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然而，AI發展的速度也令技術人員、公民和監理機構惴惴不安。AI早已用於協助私人企業和國家政府的監視，以及操縱人類行為，但這些行為現在可以透過更大的訓練資料庫或更複雜的AI工具達到新的高度。世人愈來愈擔心這些強大的技術將為歹人所用，以此剝削、欺騙他人，或從事其他非法行為。不久的將來，應該就會有人利用AI製造一波波惡意假訊息。如今就連熱衷技術的人士也發出嚴厲的警告，直指不受監理的AI可能會導致上述擔憂成真，造成更多無法控制的危害，對個人和社會構成嚴重的威脅。最悲觀的預測認為，人工智慧將顛覆勞動市場，使人力資本變得過時而無用；甚至在最誇張的情況下，有可能摧毀人類。
隨著世人對於使用這些數位工具可能帶來的風險與潛在危害，以及科技公司手握龐大經濟實力和所帶來的社會影響愈來愈有所警覺，呼籲這些公司加強監理的聲量也日益高漲。近期有些政府已開始回應民意，行使其監理權力，知名媒體因此宣稱「科技公司面對全球管制的轉捩點已經到來」，並形容「大型科技公司正面臨監理浪潮的衝擊」。過去十年間，歐盟一直是監理先鋒，經常利用反壟斷法、資料保護法和其他監理法規來重掌對這個產業的控制權。然而如今歐盟已不再是唯一正面挑戰科技巨頭的力量。中國政府也開始以「共同富裕」的口號，對科技業進行前所未有的整頓，確保科技巨頭不會凌駕國家。即便是長期開放的美國，也順應這個趨勢有所轉變，美國國會正在重新評估修改反壟斷法、制定聯邦隱私權法，或重新審視1996年《通訊規範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的必要性，這項法案目前保護網路平台不必因承載的內容承擔法律責任。然而，儘管科技業所帶來的問題已讓世人普遍認同，數位經濟需要管制；各國政府該如何具體落實管制，卻遲遲沒有共識。

試閱文字

內文 : ▍數位帝國：三種監理模式的競爭

目前，可喻為「數位帝國」的主要數位強權有三：美國、中國和歐盟。這些網路時代的現代帝國除了擁有領先的技術、經濟實力和監理量能，也具備野心和實力，為自身的利益與價值觀形塑全球的數位秩序。它們各自為國內的數位經濟發展出獨特的治理模式來反應不同的意識形態。如同過去的帝國，這些數位強權也在對外輸出國內的模式，擴展各自的勢力範圍，從而將其他國家拉入美國、中國或歐盟這幾個數位帝國的勢力圈內。有別於以往基於地理疆界的傳統帝國，這類數位帝國更接近二十世紀以經濟、軍事和文化力量跨越國界的非正式帝國，藉由權力的不對稱創造對外國社會的影響力。當今的數位帝國主要藉由出口科技公司、技術及規則來影響其他國家和個人，讓這些群體逐漸適應並傾向支持帝國所倡導的規範和價值觀。
這幾個數位帝國對數位經濟的願景各不相同，體現在國內採用並推廣至國外的監理模式。這三種主要的監理模式代表三種「數位資本主義的變體」，立基於不同關於市場、國家、個人與集體權利之間的關係。正如本書所述，美國開創了市場導向模式，中國採取國家導向模式，歐盟則推動以權利為本的模式。這些監理模式與基於不同經濟理論、政治意識形態和文化認同所做出的社會選擇互相呼應。制定數位經濟監理政策時，這三個不同司法管轄區的政府都得在支持技術創新與考量技術對公民自由、財富分配、國際貿易、社會穩定和國家安全等重要政策影響之間取得平衡。這種巧妙的平衡讓各個監理模式之間既有共通之處，也存在顯著差異。每個模式都涉及有爭議的政策選擇，也都因不同的原因遭受批評。目前，哪一種監理模式最適合打造活絡且具韌性的數位經濟社會，並沒有全球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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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針對三種主要監理模式的粗略概述，我們得以看出它們之間的顯著差異。但這些模式仍有一些共同點。儘管它們對市場、國家或個人及集體權利的優先順序有所不同，每個模式最終都涵蓋了所有元素。在美國，市場並非總是占上風；在中國，政府不見得真能控制一切；在歐盟，網路使用者的權利也不是永遠凌駕其他政策考量。然而，面臨數位經濟監理政策權衡與利益平衡的當下，各司法管轄區往往會回歸其特有的監理模式核心原則：美國傾向依靠支持市場的本能來限制政府干預；中國會以確保政府利益受到保護的方式做出回應；歐盟則會以提升數位公民權利為政策制定的核心。這三種模式之間持續存在的差異引發了緊張和衝突，進而形成當今數位經濟中具代表性的競爭狀態。

第7章 美國科技放任主義的全球影響力日益式微

當今全球數位經濟的基礎，都是美國和其領先科技公司打下的。二十多年來，美國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促進了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向國際擴張。打從1990年代，網際網路剛盛行起來的那段期間，美國政府就一直倡導開放、無監理和私人單位主導的數位經濟，並竭盡所能在國內外利用一切與科技革命有關的機遇。在柯林頓、小布希和歐巴馬任內，美國不僅在國內倡導自由市場和自由網路的價值觀，也積極將這些價值觀輸出至其他國家，強調這些價值觀對經濟成長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性。美國一直試圖推動「網際網路自由計劃」（Internet Freedom Agenda），將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推廣到全球；該計劃主張創新必須不受政府監理或審查，否則經濟和政治進步都將受損。實際上，依循這個政策計劃等於依賴私人力量來塑造全球數位經濟，而所謂的私人力量，指的就是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在外國社會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上肆無忌憚的影響力。
這些私人力量如今已無處不在。世界各國的公民都在使用美國的線上平台交流——用WhatsApp發訊息、透過Google搜尋資訊、在Facebook上分享生活大小事，用YouTube上傳、觀看影片，在Instagram上發照片，以及用Twitter評論世界新聞。這些美國科技公司促進了全球連結和對話，讓大多數人以為這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益，甚至不可或缺。很少人願意回到沒有這些工具的時代，因為這些工具讓世人能夠極其輕易彼此互動、分享資訊。然而，數位公民也愈來愈關注這些數位服務公司對日常生活的巨大影響力。如今，全球數位公民在網路上接觸到的內容，全都由少數幾家大型美國科技公司的演算法決定，這些美國公司塑造了非洲、亞洲、澳洲、歐洲和拉丁美洲民眾的想法、需求和購買行為。網路平台甚至比現實中的國家擁有更多的資源和權力，能夠對外國的使用者與社會造成深遠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從而深深改變他們的生活。儘管這些公司在全球不同領域擁有很大的影響力，但它們的理念卻與全球化相去甚遠。這些公司反映的是「加州意識形態」和美國的科技放任主義，靠著產品和服務向外輸出美國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與價值觀。
本書PART I已經談過美國、中國和歐洲的監理模式，PART II則講述這些模式之間的衝突；現在，我們將放眼全球，開始研究這些模式相對的影響力。數位帝國不僅彼此之間會發生監理衝突，也在競爭全球的支配地位。美國、中國和歐盟都在輸出各自的監理模式，擴大各自的勢力範圍，它們之所以極力將世上其他地方拉向自己的市場導向、國家導向或以權利為本的模式，就是為了輸出隱藏在其中的規範與價值觀。在這一章，我們會尋訪每一塊大陸，看看各個數位帝國所依賴的影響力型態：美國利用民間單位的力量，中國利用基礎建設，歐盟則利用監理權力。
在PART III，我們會先深入探索美國市場導向模式對全球的影響。本章記錄了美國數位帝國，以及其監理模式作為全球數位秩序指標的發展起伏。我們將了解早期的美國政府如何成功協助科技公司將私人權力拓殖海外，以及這些領先科技公司如何用各種方式影響外國社會。本章也會探討美國政府如何將網際網路自由計劃列入外交政策，讓美國科技公司能夠落腳全球、無拘無束地發揮影響力。本章將解釋網際網路自由計劃特別重視、且不斷外銷的兩個核心原則：商業無監理原則和反審查原則。從柯林頓時期開始，美國政府就一直試圖透過各方面的外交手段，將這兩個原則推及全球。這背後大多都有美國科技公司的支持，畢竟無監理審查的全球網際網路，能讓這些公司將全球的數位市場塑造成符合它們利益與價值觀的樣貌。然而，美國科技公司的權力積累也讓外國政府憂心忡忡。本章會詳細介紹這些顧慮和近年來各國對美國科技公司全球影響力的批評，以及美國政府為了加強、鞏固這些權力的所作所為。我們將看到，近年來，愈來愈多人不滿美國的科技公司，美國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在全球的影響力因此動搖，歐洲以權利為本的模式和中國國家導向的模式也因此有了發展影響力的空間。

▍藉由「網際網路自由計劃」將美國的監理模式推及全球
美國科技公司能在全球大肆擴張，也要歸功於美國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國政府以網路自由為概念核心來設計外交政策，將市場導向的監理模式傳播到全世界，讓美國的科技公司得以稱霸全球。雖然「網際網路自由計劃」沒有標準定義，但前司法部助理部長戈德史密斯將此計劃總結成美國監理模式核心的兩大原則：商業無監理原則與反審查原則。從網際網路剛開始發展的1990年代起，美國政府營造的國內監理環境就給予科技公司很大的權力，讓它們可以毫無阻礙地成長茁壯。美國還設法將這種監理環境輸出到國外，方便科技公司占據全球主導地位。然而，網際網路自由計劃不僅僅是為了增加美國科技公司的商業機會，也是未來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的外交路線，為推廣民主、自由和其他西方意識形態與價值觀出一份力。美國擔心，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後，如果世界各國開始建立新的「虛擬牆」，審查網路上的言論、打擊網路異議人士，就有可能損害政治自由的新時代承諾。比如2010年國務卿希拉蕊就曾比較柏林圍牆和蘇聯的新聞自由限制，警告說威權政府正在加強審查力道，「一道新的資訊帷幕正籠罩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區」。這是美國政府亟需阻止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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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林頓擔任總統的1993到2001年間，正是網際網路商業化的初期。柯林頓政府深知網際網路能帶來大量的經濟機會，於是迫切想為美國的科技公司謀利，而這需要全球網際網路在無監理干預的環境下發展。1996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通訊規範法》以及著名的〈二三〇條款〉，保護科技公司不必為受託管理的內容負責。隨後，行政部門便將此原則推及全球，積極建立有關全球數位治理的論述，敦促外國政府效仿美國，擁抱無監理、市場導向的電子商務模式。
1994年，世界電信發展大會（World Tele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Conference）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美國副總統高爾呼籲世界各國協助建立「全球資訊基礎設施」，選擇以市場導向、由民間單位主導的網際網路治理方式。高爾主張，這種方式能連接全球社群，推動資訊分享與傳播，並促進全球經濟成長與民主。1997年，柯林頓政府發表了《全球電子商務架構》，概述美國推動全球網路自由的新政策。架構的主設計者是柯林頓總統的首席政策顧問馬格茲納，他負責向全球推廣美國的數位政策，包括無監理原則。馬格茲納強調：「市場會保障最大的個人自由與個人選擇，而競爭能為世人帶來最多選項。因此，競爭和個人選擇應該是新數位經濟的箴言。」他還強調《全球電子商務架構》具有「全球化的本質」，美國必須與其他國家對話，確保全球各地展開數位革命時，都有可預測的法律與政治環境。
在推動網際網路自由計劃的初期，美國政府首先把目標指向一直以來最親密的貿易夥伴和政治盟友，並在世紀之交成功讓一些盟友做出承諾，同意推廣無監理、市場導向的全球電子商務模式。在1997年到2001年間的一系列聯合宣言和貿易協定中，澳洲、智利、法國、日本、約旦、荷蘭、菲律賓、新加坡和英國等國家，以及歐盟和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都同意了1997年《全球電子商務架構》中概述的原則。比如柯林頓政府在1998年與日本達成協議，雙方同意「共同邁進，實行市場導向、由民間單位主導的發展方針，強化隱私保護、保護智慧財產權，並鼓勵網路上的資訊和商業自由流動」。根據美日聯合聲明，「兩國政府應避免對電子商務施加不必要的規定或限制」。聯合聲明還強調了自由跨境轉移資料的重要性，並強調「政府不應對網路上的內容實施比現實世界更嚴格的限制」。白宮宣布這份政治協議時，特別感謝日本支持美國市場導向和無稅收的電子商務監理模式，以及採取「反對歐盟偏愛的隱私法規」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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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柯林頓任內積極推動無監理原則，且始終保持這種立場至今。經過了整個1990年代和2000年代，美國似乎成功將無監理原則推行到全世界，全世界幾乎都沒有數位監理政策；而到了2010年，這種現象才像我們稍後要談的那樣開始逆轉。無監理原則的成功，讓美國政府將目標轉向防止政府審查，為自由網路消除最後一項威脅。儘管當下的重點是民主推展和反審查原則，美國政府依然堅決抵制所有數位監理——特別是2010年以來，歐洲和其他地方的監理活動開始增加。

最佳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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