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帝國: 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 | 誠品線上

Chinese Empire: Tianxia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of Modern World Order

作者 蔡東杰
出版社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中華帝國: 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中國三部曲THECHINATRILOGY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我們既須探究其內涵,更需要積極尋找更有意義的客觀切入點,纔能深入理解其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中國三部曲 THE CHINA TRILOGY 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我們既須探究其內涵,更需要積極尋找更有意義的客觀切入點,纔能深入理解其未來前景。 本系列將透過兩千年、四百年、一百年之不同長度視野,由「大歷史」角度重構中國歷史進程。 本書即為此系列之第一部,將時間軸拉回到兩千年前,由西元前二二一年秦統一六國所奠下之帝國框架基礎,在兩千餘年後的今日,應當如何加以理解,又能否作為未來某種可能之「中國中心」體系參照物?本書將聚焦秦漢、隋唐、滿清等三大帝國時期,既回首爬梳過往,亦藉此將目光投向未來。 從宏觀敘事重構兩千年中國史 探求東方帝國之前世今生 面對日益崛起又近在咫尺的中國,我們該如何看待其可能的未來?又可如何透過理解其過去,提供我們對於觀察其未來的指引?透過整理兩千年來之歷史,尤其聚焦其中的三大帝國時期,本書嘗試從客觀、理性且全面之新視角,歸納中國處理其內外部事務時之主要傳統思考與作為面貌,期盼藉此瞭解其下一階段之可能走向。 白魯恂(Lucian Pye): 中國並不是國家族群裡的一個國家,中國是一種文明,只有表面上是一個國家。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 通過中國歷史可以最好地瞭解中國,這是因為,與其他民族相比起來,中國人更愛從歷史角度觀察自身,並強烈地感受到某種傳統的存在。 文安立(Odd Arne Westad): 坦白講,愈是研究中國,就愈難捉摸其確切定義;過去兩千年,它是個帝國,不是國家,而且是個非常開放且邊界非常不固定的一個帝國。 濱下武志(Hamashita Takeshi): 中國中心論的觀念不單純是中國自身的偏見,實際上也是朝貢地區的共識,整個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制具有自己的結構規則,並透過白銀進行有序控制。 季辛吉(Henry Kissinger): 以允許通商為誘餌,加上高超的政治手腕,中國成功籠絡鄰國遵守以中國為中心的準則,同時以威嚴之皇帝印象抑制潛在的入侵與挑戰者。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蔡東杰 TSAI TUNG-CHIEH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教授;酷喜讀史,長期聚焦於破除因各種中心觀所致之視野偏狹,迄今著作甚豐,除十餘冊關於外交史與東亞研究學術專書、與上百篇文章散見各主要學術期刊外,近年來並致力以深入淺出文筆,在歷史、論述與群眾間搭構理性之對話橋梁,普獲好評肯定。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中國三部曲:序 引言與綱要 再次從中國出發 研究中國外交之時代意義與重要性 本書結構與段落安排 背景:漫長的再崛起之路 前帝國時期的中國外交 第一帝國與中心觀的形成 文明融合與第二帝國 地緣環境變遷下的第三帝國 近代涉外關係與後帝國格局 傳統:現實的建構主義 中心觀與華夷思想的建構 朝貢機制之演進與運作 中國中心體系的現實與虛構 前提:先安內再攘外 規模性政治壓力與危機 分權式結構的必然性與問題 對外擴張與體系建構 特色:中國式戰略觀及其作為 中國棋盤與佈局邏輯 以威望為主的政策反饋設定 羈縻與和戰策略交叉運用 挑戰:大轉型後的內外部結構 工業革命與資本主義衝擊 國際結構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 新思潮引導之結構轉型 趨勢:持續變遷中的中國與世界 歷史演化之起承轉合 當前中國崛起的背景與發展 中國特色成分與崛起之潛在影響 現狀:當前中國之潛在戰略佈局 現狀政策路線及其發展 戰略積極化之軌跡與潛在演進趨勢 帝國可能性與世界秩序之未來 未來:重返朝貢體系? 當代帝國研究與中國崛起 中國之帝國未來與可能範式

商品規格

書名 / 中華帝國: 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
作者 / 蔡東杰
簡介 / 中華帝國: 傳統天下觀與當代世界秩序:中國三部曲THECHINATRILOGY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我們既須探究其內涵,更需要積極尋找更有意義的客觀切入點,纔能深入理解其
出版社 / 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9786269800766
ISBN10 /
EAN / 9786269800766
誠品26碼 / 2682510383002
頁數 / 318
裝訂 / P:平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尺寸 / 16x23x2.4
級別 / N:無

試閱文字

導讀 : 引言與綱要

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政策正面進展所提供的市場潛在性,不僅引發了一股「中國熱」(China Fever),對於其未來前景之不同關注,亦跟著帶來「中國崛起」(China Rise)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等相異論調。甚至進入新世紀後,由於某種挑戰美國既存霸權之邏輯可能性,關於「美中開戰」之各種場景想像,十餘年來更眾說紛紜、不曾休止。問題是,相較於美國與西方之想法,本即因身為主流而為各方熟稔,中國研究則雖也有其源流脈絡,畢竟對於它將如何可能影響世界秩序之未來,過去並非討論重點,也是目前應強化補白之處。

再次從中國出發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隨著「中國崛起」(China Rising)態勢愈發明顯,其政經影響力亦逐漸外溢,隱然佔據了無可忽視之國際地位,關於其未來政策將如何發展?影響其決策內容之主要變數來源為何?我們該從何種角度或基礎去進行觀察?是否能找到觀察甚或預測中國未來走向之有意義途徑?這一連串問題不但引發眾人關注,也為中國研究學界帶來長期聚訟不休之爭辯。

中國威脅論之浮現  當然,推動中國研究之主要動力,除了學術興趣與商業機會,更多也更重要的或許是源自某種「威脅感」之敵意。
雖然作為一九七○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主要推手,季辛吉早就提出警告說:「一旦中國足夠強大,不再仰賴他國,便可能隨時拋棄我們;只要被認為是符合其利益,不久之後,中國甚至可能與我們為敵。」其後,隨著中國經濟以奇蹟式速度成長並進行追趕,尤其因台灣民主化運動牽動兩岸關係,在一九九五年引發一次飛彈危機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也正式登場。即便時至今日,美中軍事能力一般認為仍存在相當差距,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Munro)仍以媒體人之敏感度與慣性誇飾,從政權本質與意識形態差異切入,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試圖論述某種美國「與中國即將到來的衝突」,強調「這兩個國家關係緊繃,利益相互衝突,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成為對手」;由此醞釀至二○○○年左右,類似觀點愈發甚囂塵上,例如格茨(Bill Gertz)便接續前述觀點,一方面以法西斯納粹與冷戰為例,強調民主與極權國家必然之「勢不兩立」,並藉此提醒美國政府注意有著「槍桿子出政權」傳統的中國,至於毛思迪(Steven Mosher)則嘗試說服眾人,「身為霸主(Hegemon)是中國夢寐以求的國家定位,這發軔於其民族認同,與其對國運之詮釋息息相關,更根植於它曾經身為亞洲支配性強權的歷史,以及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優越感之堅定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前述主要來自媒體界之喧囂,美國主流學界與政策智庫雖同樣關心中國發展之未來(及其對美國利益之潛在影響),態度顯然謹慎保守許多,即便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積極推動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一般公認具有圍堵中國之意圖,畢竟雙方還維持著內張外弛、鬥而不破之態勢。直到非傳統之商人川普陡然上台,終於在二○一八年以「貿易戰」揭開了新階段衝突序幕。
無論做為西方代表之美國政府乃至學界,如何看待這波美中衝突之內涵,是否意味著長期以來關於「中國威脅」之爭辯終究獲致定論,身為重要當事人,中國之反應既同樣眾所矚目,藉由更客觀理性地瞭解中國之過去與當下,以便預測其未來可能作為,自為當務之急。

中國歷史的他者視野  要「認定」中國是個威脅,或許不難,但想真正瞭解中國,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自西元前四八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迄今相近三千年間,中國擁有舉世無匹之連續性歷史記載,堪稱跨度空前且資料確實浩瀚無垠,畢竟長期以來本土史學方法進展有限,何況政治斧鑿痕跡處處可見,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者寥寥可數,想在「斷爛朝報」中穿透各種有意偽造與意識迷霧並發掘真相,自然難上加難。
若此,想深入剖析中國的話,該怎麼辦呢?
我們或許可暫時將目光轉向一五九二年。這一年是哥倫布「發現」美洲後第一百週年,中國為明朝萬曆二十年,在朝鮮王朝則恰為太祖李成桂建國後滿兩百年。該年農曆四月十三日,豐臣秀吉率領日軍以「蔽海而來」之勢,對半島發動大規模閃擊戰,短短不到三週便攻佔了首都漢城,被迫棄城而去的國王李昖先逃到平壤,六月初又再度撤往鴨綠江畔平安道的義州。此時,朝鮮國土淪陷已十有其九,滅國迫在眼前。
儘管自日軍登陸後,「請援之使」早就「絡繹於途」,李昖仍在八月正式派出使節團請求明朝支援。對朝鮮而言,這趟旅程絕不陌生。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作為明朝最忠誠之附庸藩屬國家,朝鮮每年均按例向中國派出冬至使、朝正使、聖節使與千秋使等四次使團,從漢城沿陸路出發,途經平壤、義州、鴨綠江、鳳凰城、山海關、通州,約花五十至六十日抵達北京,然後在此停留四十日,由於頻率相當密集,這也意謂他們返程時必然與下個使節團錯身而過。此次由於軍情緊急,又因從義州出發,僅僅費時二十五天便抵達北京,至於明朝也隨即「慨然」同意支援已在滅亡邊緣的朝鮮,即便最終付出了極慘重的政治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朝鮮非但是與中國關係最密切之鄰國,從某個角度來看,或許亦是最瞭解中國的一個周邊國家。
朝鮮不僅作為忠誠藩屬,也是中國典章制度的熱心學習者,很早就在使節團中設置所謂「朝天官」(後改稱質正官)編制,專責記錄並蒐集所有關於中國之訊息,許多內容都被整理並收進累計長達四百七十二年的《朝鮮王朝實錄》中,既提供了海外最為龐大的中國歷史側寫紀錄,也是瞭解中國歷史之一個重要的客觀來源。即便如此,儘管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且身處「漢字文化圈」中,如同近年來大量留學歐美者一般,這批朝鮮士子在閱讀資料時或者並無隔閡,畢竟一方面「目的性」甚強(無論引進制度用以自我改良,抑或純粹為了國家安全目的蒐集情報),且多數僅為短期「過客」(當時無常駐使節制度,知識階層移民者也極有限),加之紀錄往往零星斷散,作為史料補充校勘來源則可,在近代漢學研究興起之前,若真想透過此類「他者」視角來觀察中國,仍舊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憾。
相較於朝鮮對中國或「知之甚詳」,此際歐洲人則顯然對中國一無所知。作為最早由海路抵達中國的歐洲人,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在一四九七年對其遠東探險隊所交付的任務,乃是一連串待解疑問:「你必須探明有關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甚麼禮物?每年來多少艘船,船隻形式和大小如何?是否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懦弱或強悍?有沒有武器或火炮?穿著甚麼衣服?身體是否高大?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國土大嗎?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摩爾人或其他任何人和他們一起居住?若非基督徒,他們信奉甚麼?他們遵守甚麼風俗習慣?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
前述一部分問題(關於貿易部分),其實無須抵達中國便可探知,但另一部分(政治體制與社會風俗習慣)則顯然得藉由深入的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才能完成,至於這項工作,雖然自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八三年抵華後開端,這位頗受中國士大夫敬重且尊為「泰西儒士」的傳教士亦的確成功扮演了橋樑性溝通角色,甚至歐洲在十七世紀還流行過一陣「中國風」(Chinoiserie)文化浪潮,事實是,不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打開中國門戶之前,歐洲對中國的一切仍一知半解且多所猜測,即便時至今日,「主觀想像」仍是當代西方對中國認知之重要組成部分。

回到中國來觀察中國  其實,想瞭解中國,最終或還是得回到中國本身。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經如此說道:「通過中國歷史可以最好地瞭解中國,這是因為,與其他民族相比起來,中國人更愛從歷史角度觀察自身,並強烈地感受到某種傳統的存在,……只有在中國歷史長河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發展之方向,並瞭解目前在中國發生之一切事情。」
當然,費正清並不完全接受所謂「例外論」的看法,根據此種觀點,東亞(以中國為代表)是一個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的特殊區域。例如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書中,便曾提出「軸心時代」(Axial Age)的概念,指出在西元前八百年乃至西元後兩百年的一千年間,在印度、西方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自覺精神並湧現一批偉大的哲學家,其中,東亞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先後被拖入了以中國為軸心的區域文明體系之中,從而出現了完全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歷史景象。雅克(Martin Jacques)則認為,當下這個世界雖習慣於從民族國家角度來思考各種問題,但這不過是歐洲主導時代的遺緒,不可否認的,目前中國也尋求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民族國家,且正在如此轉化,傳統文明特徵仍為中國帶來了它的獨特性,包括對大一統的極度重視、政府的權力角色、向心性、中央帝國心態,以及關於種族、家庭和家族的論述等。
從某些角度(例如儒家文化與漢字)和特定區域(東北亞)看來,前述說法似「無庸置疑」,顯然並非共識。對某些學者來說,反對此種例外主義的理由,主要源自近代以來將人類世界視為某種共同體之「普遍史」意識,尤其新世紀以來,無論大歷史(mega history)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均愈發帶領風騷,從而壓抑了例外論的發展;其次則因西方仍為學術方法主流,例外論既暗示尋找某種獨立研究途徑之必要,也為想偷懶的搭便車者(free rider)帶來明顯「不便」,自然不甚討喜。
就本書而言,至少在方法論部分,特別是面對中國當前已漸融入世界秩序之不可逆現實,個人雖不堅持完全的例外主義觀點,只不過,如同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陸伯彬(Robert Ross)在一九九七年《長城與空城計》書中,試圖從地緣條件切入,指出「歷史傳統和地理環境為中國的外交政策設定了前提」,在黎安友與施道安(Andrew Scobell)於二○一二年續寫的修訂版本中,同樣保留了此一觀點,基於獨特地理特性為中國歷史發展帶來之長期文化沉澱,以及中國雖已經「加入」世界但仍舊「去古未遠」之現實,回到中國歷史本身來次「再出發」不僅有其必要,也是近期中國研究的主流之一。
問題只在於:我們究竟能走多遠?又如何找到客觀正確的道路?

試閱文字

內文 : 引言與綱要

自一九九○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政策正面進展所提供的市場潛在性,不僅引發了一股「中國熱」(China Fever),對於其未來前景之不同關注,亦跟著帶來「中國崛起」(China Rise)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等相異論調。甚至進入新世紀後,由於某種挑戰美國既存霸權之邏輯可能性,關於「美中開戰」之各種場景想像,十餘年來更眾說紛紜、不曾休止。問題是,相較於美國與西方之想法,本即因身為主流而為各方熟稔,中國研究則雖也有其源流脈絡,畢竟對於它將如何可能影響世界秩序之未來,過去並非討論重點,也是目前應強化補白之處。

再次從中國出發
自二十世紀末以來,隨著「中國崛起」(China Rising)態勢愈發明顯,其政經影響力亦逐漸外溢,隱然佔據了無可忽視之國際地位,關於其未來政策將如何發展?影響其決策內容之主要變數來源為何?我們該從何種角度或基礎去進行觀察?是否能找到觀察甚或預測中國未來走向之有意義途徑?這一連串問題不但引發眾人關注,也為中國研究學界帶來長期聚訟不休之爭辯。

中國威脅論之浮現  當然,推動中國研究之主要動力,除了學術興趣與商業機會,更多也更重要的或許是源自某種「威脅感」之敵意。
雖然作為一九七○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主要推手,季辛吉早就提出警告說:「一旦中國足夠強大,不再仰賴他國,便可能隨時拋棄我們;只要被認為是符合其利益,不久之後,中國甚至可能與我們為敵。」其後,隨著中國經濟以奇蹟式速度成長並進行追趕,尤其因台灣民主化運動牽動兩岸關係,在一九九五年引發一次飛彈危機後,「中國威脅」(China Threat)也正式登場。即便時至今日,美中軍事能力一般認為仍存在相當差距,白禮博(Richard Bernstein)和孟儒(Ross Munro)仍以媒體人之敏感度與慣性誇飾,從政權本質與意識形態差異切入,早在一九九七年便試圖論述某種美國「與中國即將到來的衝突」,強調「這兩個國家關係緊繃,利益相互衝突,已經在全球範圍內成為對手」;由此醞釀至二○○○年左右,類似觀點愈發甚囂塵上,例如格茨(Bill Gertz)便接續前述觀點,一方面以法西斯納粹與冷戰為例,強調民主與極權國家必然之「勢不兩立」,並藉此提醒美國政府注意有著「槍桿子出政權」傳統的中國,至於毛思迪(Steven Mosher)則嘗試說服眾人,「身為霸主(Hegemon)是中國夢寐以求的國家定位,這發軔於其民族認同,與其對國運之詮釋息息相關,更根植於它曾經身為亞洲支配性強權的歷史,以及中國人對自身文化優越感之堅定信念。」
值得注意的是,相對前述主要來自媒體界之喧囂,美國主流學界與政策智庫雖同樣關心中國發展之未來(及其對美國利益之潛在影響),態度顯然謹慎保守許多,即便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美國積極推動之「重返亞洲」與「再平衡」戰略,一般公認具有圍堵中國之意圖,畢竟雙方還維持著內張外弛、鬥而不破之態勢。直到非傳統之商人川普陡然上台,終於在二○一八年以「貿易戰」揭開了新階段衝突序幕。
無論做為西方代表之美國政府乃至學界,如何看待這波美中衝突之內涵,是否意味著長期以來關於「中國威脅」之爭辯終究獲致定論,身為重要當事人,中國之反應既同樣眾所矚目,藉由更客觀理性地瞭解中國之過去與當下,以便預測其未來可能作為,自為當務之急。

中國歷史的他者視野  要「認定」中國是個威脅,或許不難,但想真正瞭解中國,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自西元前四八一年(西周共和元年)迄今相近三千年間,中國擁有舉世無匹之連續性歷史記載,堪稱跨度空前且資料確實浩瀚無垠,畢竟長期以來本土史學方法進展有限,何況政治斧鑿痕跡處處可見,所謂「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者寥寥可數,想在「斷爛朝報」中穿透各種有意偽造與意識迷霧並發掘真相,自然難上加難。
若此,想深入剖析中國的話,該怎麼辦呢?
我們或許可暫時將目光轉向一五九二年。這一年是哥倫布「發現」美洲後第一百週年,中國為明朝萬曆二十年,在朝鮮王朝則恰為太祖李成桂建國後滿兩百年。該年農曆四月十三日,豐臣秀吉率領日軍以「蔽海而來」之勢,對半島發動大規模閃擊戰,短短不到三週便攻佔了首都漢城,被迫棄城而去的國王李昖先逃到平壤,六月初又再度撤往鴨綠江畔平安道的義州。此時,朝鮮國土淪陷已十有其九,滅國迫在眼前。
儘管自日軍登陸後,「請援之使」早就「絡繹於途」,李昖仍在八月正式派出使節團請求明朝支援。對朝鮮而言,這趟旅程絕不陌生。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作為明朝最忠誠之附庸藩屬國家,朝鮮每年均按例向中國派出冬至使、朝正使、聖節使與千秋使等四次使團,從漢城沿陸路出發,途經平壤、義州、鴨綠江、鳳凰城、山海關、通州,約花五十至六十日抵達北京,然後在此停留四十日,由於頻率相當密集,這也意謂他們返程時必然與下個使節團錯身而過。此次由於軍情緊急,又因從義州出發,僅僅費時二十五天便抵達北京,至於明朝也隨即「慨然」同意支援已在滅亡邊緣的朝鮮,即便最終付出了極慘重的政治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朝鮮非但是與中國關係最密切之鄰國,從某個角度來看,或許亦是最瞭解中國的一個周邊國家。
朝鮮不僅作為忠誠藩屬,也是中國典章制度的熱心學習者,很早就在使節團中設置所謂「朝天官」(後改稱質正官)編制,專責記錄並蒐集所有關於中國之訊息,許多內容都被整理並收進累計長達四百七十二年的《朝鮮王朝實錄》中,既提供了海外最為龐大的中國歷史側寫紀錄,也是瞭解中國歷史之一個重要的客觀來源。即便如此,儘管深受儒家思想薰陶且身處「漢字文化圈」中,如同近年來大量留學歐美者一般,這批朝鮮士子在閱讀資料時或者並無隔閡,畢竟一方面「目的性」甚強(無論引進制度用以自我改良,抑或純粹為了國家安全目的蒐集情報),且多數僅為短期「過客」(當時無常駐使節制度,知識階層移民者也極有限),加之紀錄往往零星斷散,作為史料補充校勘來源則可,在近代漢學研究興起之前,若真想透過此類「他者」視角來觀察中國,仍舊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憾。
相較於朝鮮對中國或「知之甚詳」,此際歐洲人則顯然對中國一無所知。作為最早由海路抵達中國的歐洲人,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一世(Manuel I)在一四九七年對其遠東探險隊所交付的任務,乃是一連串待解疑問:「你必須探明有關中國人的情況,他們來自何方?路途有多遠?何時到馬六甲或他們進行貿易的其他地方?帶來甚麼禮物?每年來多少艘船,船隻形式和大小如何?是否當年就回國?他們在馬六甲或其他國家是否有代理商或商站?他們是富商嗎?他們懦弱或強悍?有沒有武器或火炮?穿著甚麼衣服?身體是否高大?是基督教徒還是異教徒?國土大嗎?是否不止一個國王?是否有摩爾人或其他任何人和他們一起居住?若非基督徒,他們信奉甚麼?他們遵守甚麼風俗習慣?國土擴展到甚麼地方?與哪些國家為鄰?」
前述一部分問題(關於貿易部分),其實無須抵達中國便可探知,但另一部分(政治體制與社會風俗習慣)則顯然得藉由深入的資料蒐集與田野調查才能完成,至於這項工作,雖然自利瑪竇(Matteo Ricci)一五八三年抵華後開端,這位頗受中國士大夫敬重且尊為「泰西儒士」的傳教士亦的確成功扮演了橋樑性溝通角色,甚至歐洲在十七世紀還流行過一陣「中國風」(Chinoiserie)文化浪潮,事實是,不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打開中國門戶之前,歐洲對中國的一切仍一知半解且多所猜測,即便時至今日,「主觀想像」仍是當代西方對中國認知之重要組成部分。

回到中國來觀察中國  其實,想瞭解中國,最終或還是得回到中國本身。美國漢學家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經如此說道:「通過中國歷史可以最好地瞭解中國,這是因為,與其他民族相比起來,中國人更愛從歷史角度觀察自身,並強烈地感受到某種傳統的存在,……只有在中國歷史長河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其發展之方向,並瞭解目前在中國發生之一切事情。」
當然,費正清並不完全接受所謂「例外論」的看法,根據此種觀點,東亞(以中國為代表)是一個有別於世界其他地方的特殊區域。例如德國哲學家雅斯培(Karl Jaspers)在一九四九年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vom Ursprung und Ziel der Geschichte)書中,便曾提出「軸心時代」(Axial Age)的概念,指出在西元前八百年乃至西元後兩百年的一千年間,在印度、西方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自覺精神並湧現一批偉大的哲學家,其中,東亞的朝鮮、日本、越南等先後被拖入了以中國為軸心的區域文明體系之中,從而出現了完全不同於其他地方的歷史景象。雅克(Martin Jacques)則認為,當下這個世界雖習慣於從民族國家角度來思考各種問題,但這不過是歐洲主導時代的遺緒,不可否認的,目前中國也尋求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民族國家,且正在如此轉化,傳統文明特徵仍為中國帶來了它的獨特性,包括對大一統的極度重視、政府的權力角色、向心性、中央帝國心態,以及關於種族、家庭和家族的論述等。
從某些角度(例如儒家文化與漢字)和特定區域(東北亞)看來,前述說法似「無庸置疑」,顯然並非共識。對某些學者來說,反對此種例外主義的理由,主要源自近代以來將人類世界視為某種共同體之「普遍史」意識,尤其新世紀以來,無論大歷史(mega history)與全球史(global history)均愈發帶領風騷,從而壓抑了例外論的發展;其次則因西方仍為學術方法主流,例外論既暗示尋找某種獨立研究途徑之必要,也為想偷懶的搭便車者(free rider)帶來明顯「不便」,自然不甚討喜。
就本書而言,至少在方法論部分,特別是面對中國當前已漸融入世界秩序之不可逆現實,個人雖不堅持完全的例外主義觀點,只不過,如同黎安友(Andrew Nathan)和陸伯彬(Robert Ross)在一九九七年《長城與空城計》書中,試圖從地緣條件切入,指出「歷史傳統和地理環境為中國的外交政策設定了前提」,在黎安友與施道安(Andrew Scobell)於二○一二年續寫的修訂版本中,同樣保留了此一觀點,基於獨特地理特性為中國歷史發展帶來之長期文化沉澱,以及中國雖已經「加入」世界但仍舊「去古未遠」之現實,回到中國歷史本身來次「再出發」不僅有其必要,也是近期中國研究的主流之一。
問題只在於:我們究竟能走多遠?又如何找到客觀正確的道路?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中國三部曲 THE CHINA TRILOGY
隨著中國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我們既須探究其內涵,更需要積極尋找更有意義的客觀切入點,纔能深入理解其未來前景。
本系列將透過兩千年、四百年、一百年之不同長度視野,由「大歷史」角度重構中國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