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 還有攝影家三叔公 (廖瞇限量親簽版) | 誠品線上

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 還有攝影家三叔公 (廖瞇限量親簽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他們的闖蕩與日常瑣碎，有時比大師傳奇更觸動人心家族書寫 ╳ 攝影逸史 ╳ 李鳴鵰寫真 ╳ 沖印產業田野調查 ★台北文學獎年金大奬★台灣文學金典獎 得主廖瞇繼《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後，睽違五年，又見獨樹一幟之作 「對我爸媽來說，照相沖印是他們一輩子的工作，而這一輩子的工作剛好也是沖印業的歷史。」——廖瞇 ▌ 靠彩色沖印技術養大的女兒▌ 竟對爸媽做了一輩子的工作一無所知「在晚餐過後客人少的時候，一邊聽收音機一邊修片。他不急，一張一張慢慢來，眼角的皺紋，臉上的法令紋，那些細紋需要銳利的眼，穩當的手。阿美就沒法修片，她的手會抖。一張底片，小廖要修五到十分鐘，遇上畢業季，有時一天拍五十個，光是修片就得花上六、七小時。打烊後小廖拉下鐵門，繼續修，直到晚間十二點。」一九七○年代，甫退伍的台北西門町青年小廖，與就讀大學夜校的宜蘭女孩阿美，同在天母的菱天大樓上班，兩人結識、相戀、結婚成家。之後憑藉在菱天習得的彩色沖印技術，闖南走北，開設手工放大的小工廠，頂下高雄的沖印店，趕上台灣彩色快速沖印連鎖店興盛時期；其間一度轉行種植香菇，遠赴中美洲多明尼加試身手……小廖與阿美一路闖蕩拚搏，養活一雙子女。廖瞇透過訪談田調，記錄爸媽胼手胝足的歷程，寫下自己的歷史。當年燈下修片的身影，打相片機器嗡嗡嗡的聲響，俱化作女兒筆下文字的骨血與靈魂。 ▌ 與張才、鄧南光並稱「攝影三劍客」▌ 從少年修片師到創立沖印王國的李鳴鵰「一九四六年，李鳴鵰在衡陽路上開設中美行時，本名鄧騰煇的鄧南光，也在同一條路上開了照相器材行，名為『南光』。張才的『影心』照相館則是在延平北路上。看著『南光』『影心』，再看『中美』，名字似乎反映了老闆的背景與性格。」三叔公李鳴鵰原是從學徒做起的修片師，並因此接觸攝影。之後經過戰亂，遊歷於廣東、香港九龍，積累豐厚閱歷。戰後返台，李鳴鵰以〈牧羊童〉等作為人熟知，與張才、鄧南光並稱「攝影三劍客」。同時憑藉敏銳商業嗅覺，創立新中美，代理日本三菱相紙、軟片，之後設立菱天，再於快速沖印機引進後擴展為擁有兩百多家連鎖門市的「三上彩色沖印」。橫跨攝影創作與照相沖印產業的李鳴鵰，是回溯小廖阿美生涯時一枚輝亮的名字，是台灣照相沖印產業的時代印記。李鳴鵰與小廖阿美參差對照，拼貼照映出產業的發展軌跡。 ▌ 還記得消失在巷口的彩色沖印店嗎？▌ 記述台灣照相沖印產業興衰史「以前洗照片沒有門市，只有工廠，全台灣的底片都要寄到台北沖洗。『不急的坐火車，急的坐飛機，洗成照片再寄回來。』從前沒有快速沖印機，那時洗照片分成好幾台機器，每台機器都很大，一家公司有好幾個部門，上百人。」柯達、富士、柯尼卡等多家軟片廠牌爭鳴；「它抓得住我」廣告宣傳詞響亮；照相館裡，一卷三十六張底片洗出後，小心翼翼一張張裝進附贈的小相本；加洗時，用蠟筆畫正字……。彩色沖印曾經如此深入我們的日常，數位時代來臨後卻又迅速消失，留下一段滿載共同記憶卻未曾被細究的逸史。攝影不只是創作，更是生活記錄。本書訪談對象，除了小廖阿美，還涵括照相沖印產業不同時期、上下游各環節相關從業者，這些人大多不擁有攝影專業，大量沖洗的照片不屬於藝術殿堂，「但這些對他人不一定有意義的照片，我們卻會看著它笑、看著它哭。」 本書特色✸ 平實中見深摯情感的家族書寫✸ 記述時代夾縫間的庶民拚搏史✸ 勾勒歷史洪流下的攝影家身影✸ 爬梳台灣沖印產業的發展軌跡 名家推薦朱和之 │ 作家阮鳳儀 │ 導演許俐葳 │ 小說家陳佳琦 │ 嘉義市立美術館館長、攝影評論者 陳珊妮 │ 音樂人黃宗潔 │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鄧九雲 │ 作家盧郁佳 │ 作家簡永彬 │ 攝影文化工作者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專業好評陳佳琦〈攝影如此庶民，故事不必偉大〉：「《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可以當成攝影逸史來讀，也可以當成家族書寫來看。攝影在這時代，由於被美術館所接納之故，常常被想像得偉大了。但其實攝影是如此庶民、如此凡俗，大多數的人使用它只是為了記錄生活，沒有什麼特別。書寫攝影更沒有特定的方法，比起偉人傳說，也許需要更多的常民歷史。就像這場因為李鳴鵰而開啟的追索，讀著讀著，最終觸動人心的，還是小廖與阿美的顛仆闖蕩、日常瑣碎。」 鄧九雲〈記憶裂縫中生長出的書寫〉：「台灣沖印史、父母的創業歷程以及三叔公，是三條相關卻通向不同終點的素材。可想而知在田調與探訪的過程，自然累積出龐大的內容。廖瞇示範了書寫雕刻的功力，將豐腴的肉質一點點消去，剩下漂亮的骨幹與精實的肌肉，連稍微像『情感』的東西都幾乎全隱沒了。奇妙的是，儘管沒有一句會讓人立刻落淚的句子，但整本書順順讀完卻有一種被溫柔團塊深深包覆的感動。」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廖瞇台北出生，高雄長大，靠父母洗照片養大。大學讀了七年，曾就讀工業產品設計系與新聞系。著有詩集《沒用的東西》、非虛構書寫《滌這個不正常的人》。曾獲第二十屆台北文學獎文學年金、二○二○年台灣文學金典獎等。瞇是細細地看，慢慢地想。認為生命中所有經歷都影響創作。現以文字為生。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目次推薦序 攝影如此庶民，故事不必偉大 陳佳琦 代自序1 雖然李鳴鵰是我的三叔公2 西門町的小廖，羅東的阿美3 少年修片師李鳴鵰4 「三菱彩色」那棟樓 〔BOX：沖印廠作業流程與生態〕5 李鳴鵰在做什麼？ 〔BOX：「攝影三劍客」傳說〕6 小廖開「洋洋」，阿美當老闆娘 〔BOX：家庭工廠起家的器材師傅〕7 他們還不知道，彩色沖印就要飛起來了 〔BOX：「抓得住我」的軟片們〕8 小廖種菇9 小廖繞了一圈後回台灣 〔BOX：小相本的祕密〕10 小廖阿美終於開了自己的店後記 跟小廖去暗房 註釋附錄 李鳴鵰、小廖與阿美、彩色沖印發展對照年表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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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 推薦序
攝影如此庶民，故事不必偉大
陳佳琦

回想起來，認識廖瞇已經是五年前，編輯昀臻將我們約在一起。《滌這個不正常的人》剛出版不久，當時對這本書，找不到修辭，找不到文學批評的方法予以名狀。裡面並存疏離的觀察與冷，以及細到不能再細的親情與熱，讓我很訝異，怎有一本書如此寫親人、寫狀態。
廖瞇說，台灣前輩攝影家李鳴鵰是她的三叔公。我很開心。台灣攝影史長期缺乏田野調查與史料挖掘，若有攝影家後代願意追索，再好不過。畢竟我們這些研究者只是路人，仰賴緣分，查不下去半途而廢皆是日常，老想挖人族譜，自身一無所知，硬碟塞滿各種沒下文的干卿底事他人事。
一開始，廖瞇的確想以李鳴鵰為主角，有時晚輩對先人成就所知比研究者少，很正常。最初我回覆廖瞇的各種詢問、介紹可聯繫的史料前輩、描述五○、六○年代的時代氛圍、攝影環境，以及李鳴鵰的歷史定位，當然也包括自己的想像或臆測。譬如，能在戰後初期創辦《台灣影藝月刊》、引進知名的三菱月光相紙，我老早想過李的事業一定做很大，他的所謂「風格」可能也與試驗相紙有關。但這些皆無史冊記載，傳統評述都把焦點放於李鳴鵰的攝影作者身分上，談他照片中的光影表現、談他為攝影學會的付出，卻很少看到攝影家在產業面或社會性的一面。還好廖瞇挖下去，透過父母的人生、透過家族長輩的口中，總算讓我們得以窺見、想像一下李鳴鵰的事業規模。
五年間，不是沒有懷疑過此書能否完成。畢竟此路多艱，調查做了也可能寫不出什麼，或最終只好用想像腦補空缺。但廖瞇不是要走虛構的路線。猶記得她形容自己寫《滌》時，自述方法有點像在拍紀錄片，只能走下去，不到最後可能都不知道會寫到哪裡。我佩服拍紀錄片的人，拍片需要很強的執拗，她的自覺，使我的相信大於懷疑。
她最初也問我找暗房師傅，心想「真假？你是不用這麼認真，但我欣賞你的態度。」漸漸，我有感於她的「想要知道」超過我的預期，想知道很多很多跟攝影有關的事，我常想「你又不是要做學術，真的要這麼栽進『攝影』裡嗎？」但我也看得出來，廖瞇的「想知道」不是那種只為了完成一場有目的的書寫、而快速畫出一個「知道的邊際」的那種「想知道」而已，她的「想知道」十分厚工（kāu-kang）、不帶投機，充滿對未知的好奇。因此看她東西南北跑、四處追索，我確信她一定能忠實處理好口述和訪調，可如此一來，卻更預感她將寫得很辛苦。
第三年，我收到一個版本，一篇夾雜著後設視角與調查細節的真實敘事。那是廖瞇花了很長時間探索的攝影之無史、無線索地帶之後的成果，比較接近一份調查報告。我們通了近一小時電話。感謝廖瞇，她完全接受我的直言，如此固執且有毅力，沒有被我的實話擊敗。也因為這樣，手上的這本書，讓我完全能夠想像後來一年多的時間裡，她經歷了一場何其困難的大規模改寫。欣喜的是，廖瞇最終捨下難以建構的英雄敘事，讓家族的攝影巨人三叔公不是主角，而是重要的引子，牽引出的是一段庶民小廖與阿美揮汗奔忙的賺錢養家人生，也讓我們看見消逝的影像產業時代。
長長兜了一圈，廖瞇找回了自己的血與骨，自己所擅長的敘事語調。
年過四十的人應該還有印象，一九八○年代之後大街小巷開起一家家彩色快速沖印店，到了九○年代中期算是高峰，拚速度比吸睛，沖印店櫥窗裡常見一台大大機器，不斷吐出長長一串的彩色照片，觀光旅行、家庭紀念、普通歡笑……，延伸到機器另一端，照片一張一張裁斷。「要洗什麼尺寸？三乘五？四乘六？」老闆會問，然後叫你四十分鐘後就可以來取，連一集八點檔連續劇都還沒看完就好了，沖洗一卷大概一百多塊，老闆會給你個紙袋，裡面裝有三十六張底片袋跟一疊彩色照片，再附上一本小相本，自己回去裝，封面印有店名和品牌系統：柯達、富士、柯尼卡……
媒介變化如此迅速。數位時代來臨後，快沖店漸次退場。機器報廢更替，底片換成記憶卡，手工修片代以電腦軟體，沖印變成列印。科技帶來技術與產業，帶來生計；但是也能奪走技術與產業，拋下失去市場的人。不論寫真館、照相館、婚紗攝影還是快速沖印，照相沖印產業經歷了千變萬化，但在漫長的上一個世紀裡，這一行終究是一個頗能賺錢的行業。可如今，這個產業幾乎消失無幾，或轉換為工作室型態。
小廖與阿美不是攝影師，他們只處理技術端，與產業緊密結合、一同起落，這也是他們看似不重要卻又重要的地方。這是一段家族故事，也是一段時代故事。若說起家族書寫與工業，也許還能想到近十來年如吳億偉《努力工作》、鄭順聰《家工廠》等散文或小說。但是《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在看似沒有太多文學技巧的平凡中，卻比起小說或歷史書寫導入了更多層次的產業變貌，廖瞇混合自身與親人的記憶，為史料太少的攝影往事注入一股鮮活的能量，那也是小廖與阿美的能量。
《小廖與阿美的沖印歲月，還有攝影家三叔公》可以當成攝影逸史來讀，也可以當成家族書寫來看。攝影在這時代，由於被美術館所接納之故，常常被想像得偉大了。但其實攝影是如此庶民、如此凡俗，大多數的人使用它只是為了記錄生活，沒有什麼特別。書寫攝影更沒有特定的方法，比起偉人傳說，也許需要更多的常民歷史。就像這場因為李鳴鵰而開啟的追索，讀著讀著，最終觸動人心的，還是小廖與阿美的顛仆闖蕩、日常瑣碎。
廖瞇的筆法使人感知，而非解釋意義。事實上，按照歷史學者海登・懷特（Hayden White）賦予的觀點，就是像我這樣的歷史研究者，並不擁有如何講述過去的專屬權。人人都可以是自己的歷史學家。就像作者經由「我是他們用洗照片養大的，卻對他們的工作一無所知」的一番頓悟，從無知到有知，舉重若輕地補充了知識學者所無法呈現的「歷史」。

陳佳琦，嘉義市立美術館館長，攝影及影像史研究者，國立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研究興趣包含攝影史、紀錄片、台灣文學與視覺文化。曾參與多項展覽及攝影史研究計畫，亦曾任二○一六至二○二四年間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初選評審。著有《臺灣攝影家——黃伯驥》（二○一七）、《許淵富》（二○二○）等。

試閱文字

自序 : 代自序

先是聲音，而後是畫面。
媽媽坐在一台機器前，她左手拿底片，右手在鍵盤上按啊按，此時會聽到啪嗒一聲，然後閃光，啪嗒，閃光，左手的底片就這樣一秒一下移動到右邊。接著是一條長長的照片，像河一樣從機器的尾巴吐出，然後喀嚓、喀嚓，變成一張張照片掉落。
這是我對洗照片最早的記憶。一九八六年，我九歲。我在媽媽上班的彩色沖印店，盯著那台機器吐出照片。才九歲的我還沒想到要問，機器裡面發生了什麼魔法，可以把底片的影像變成照片，但有著另一個疑惑。
店門口貼著「彩色快速沖印」「四十分鐘快速交件」的字樣。我覺得很奇怪，四十分鐘很久啊，是一堂課的時間，四十分鐘明明沒有很快，為什麼要叫做「快速」沖印？
讀高中時，爸媽終於開了自己的店，門口仍有著「快速沖印」四個大字。店開了十二年，最終不敵數位沖印，爸媽決定退休將店面頂讓出去。我看著快速沖印那四個字，第一次問了擺在心裡許久的疑問。
「四十分鐘有很快嗎？」
「喔，因為以前要花更久的時間啊。」
以前洗照片沒有門市，只有工廠，全台灣的底片都要寄到台北沖洗。爸爸說得很輕鬆，我卻有點聽不懂。從前沒有門市？底片全都寄到台北沖洗？那不就要好幾天？
「對啊，不急的坐火車，急的坐飛機，洗成照片再寄回來。」媽媽說。
爸爸繼續說，從前沒有快速沖印機，那時洗照片分成好幾台機器，沖洗底片的一台，打相片的一台，沖洗相紙的一台，烘乾的一台，再人工裁切。「每台機器都很大，一家公司有好幾個部門，上百人。」爸爸翻開相簿指著一張團照。我看著照片，找著爸爸媽媽，他們的臉在團照中變得很小，但仍舊能夠分辨。公司員工在大樓前合影，大大的字寫著「菱天大樓」。
突然意識到，我是他們用洗照片養大的，卻對他們的工作一無所知。
◎
有記憶以來，媽媽就在洗照片，她一直坐在沖印機前打相片。而爸爸是拍照、修片、設定沖印機、換相紙、換藥水補充藥水、跑外務收件送件。一家沖印店只要兩個人就能撐起來，我沒想過在三十年前，洗照片是以工廠的形式存在。在某件專業上，從年輕做到老，在日文中稱為職人。但若用職人來稱呼我媽，她可能會說，什麼職人不職人，有一份工作可以做到老，很好啊。媽媽從讀大學夜校時進入菱天打工，到自己開店，一做三十四年。她的手拿過多少支底片？打過多少張照片呢？彩色沖印的黃金期，一天至少可以沖一百支底片，一支底片三十六張，一天是三千六百張。這樣乘一乘加一加，媽媽的一生，說是打過上千萬張照片並不為過。
而爸爸是高工畢業，進菱天打工，後來成為手工沖洗組的組長。快速沖印機出現後，傳統大型沖印廠逐漸轉型成連鎖快速沖印店，他被派駐各家門市協助機器設定。曾因想自己創業，三進三出，也跟過堂哥去到多明尼加開店。我看著爸爸的一生，他不使用手機，不會用手機拍照，這個曾經一天拍五十組證件照的他，「啵！」一聲就能抓住最佳表情的他，當我拿著手機請他幫忙拍照，他總是說，「我是手機白癡」「不要不要」。
看著菱天大樓的團照，看著照片中的爸爸與媽媽，第一次，我對這張泛黃的照片有了好奇。我仔細端詳，第一排的中位，是個西裝筆挺的長輩。爸爸指著他說，這是爸爸的老闆，也是你的三叔公。
「你三叔公叫李鳴鵰，是個攝影家。」
爸爸的老闆就是我們的親戚？而且是個攝影家？等等，為什麼我們姓廖，三叔公姓李？
◎
「你的阿祖姓李，他給姓廖的『招』。阿祖生的第一個兒子要跟廖家姓廖，就是你阿公。第二個兒子跟你阿祖姓李。」爸爸說。
我一邊聽爸爸說，一邊 Google「李鳴鵰」：
「一九二二年出生於桃園縣大溪鎮的李鳴鵰，與鄧南光、張才是台灣攝影史中最為人稱道的光影先行者，三人以不同的寫實風格在四、五○年代獨領風騷，他們經常參與展覽與評審，提攜後進不遺餘力，被攝影界尊稱為『快門三劍客』。」
接著是一張名為〈牧羊童〉的照片，然後是一個和藹可親的老人。我盯著那張臉，覺得有點眼熟。
「我認得這個人耶，這個人買過書給我。」
◎
我見過李鳴鵰一面。
為什麼會在李鳴鵰家住一晚，我已經忘了，好像是祖母帶我們去。雖然不記得原因，但記得他家很大，獨棟的別墅。媽媽說怎麼可能，她怎麼都不知道？「你會不會記錯了？」媽媽說，我們很少跟親戚往來，「而且我們住高雄，三叔公住天母，你們是什麼時候去的？」我說我跟弟弟真的去過他家，「我還記得隔天他帶我們去書店，說要買書給我們。」
三叔公說，一個人可以挑兩本。我心想這個人好好喔。不知是否是日後的腦補，腦袋裡有著三叔公站在書架前彎著腰，推開眼鏡瀏覽書籍的畫面。我繞了書架一圈，挑了《野性的呼喚》。雖然想再挑一本，可是不好意思，一時也不知道該怎麼挑。最後，三叔公自己選了一本書給我，是賽珍珠的《大地》。至今我還記得那本書的封面，一個中年女子畫像的鉛筆素描。
問弟弟對這件事有印象嗎？他從書架取了本書：「我的是《拍案驚奇》。」
有弟弟的佐證，我確定這記憶不是杜撰。而當時還是國中生的我並不知道，眼前的三叔公是個攝影家，他對我來說就是個和藹可親的長輩。
「你三叔公很喜歡攝影，後來他叫你五叔公去日本學沖印技術。那台快速沖印機就是他們公司代理的。」爸爸說。
三叔公是因為喜歡攝影，所以跨足沖印業？可是印象中我的父系家族並不富有，三叔公是在什麼情況下接觸攝影？
我對這個只見過一次面，現已不在世的三叔公，起了興趣。 / 後記
跟小廖去暗房

學暗房，先學沖片。將底片捲入片圈，再將片圈放入沖片罐，注入藥水，搖晃。這動作不難，難的是得先學會摸黑，將長長的底片順利捲進片圈。
拉出底片頭，將邊角修成小圓弧，「右手按住底片，左手放；左手按住底片，右手放……」「你先用廢片練習，在有光的狀態下把底片捲入軌道，做到很熟練後，就閉上眼睛試試看，等一下可是要摸黑捲片。」傑生說。
傑生教我暗房，我看著他左手右手轉動，底片就乖乖的前進，一步一步進入片圈軌道，但我就沒那麼順利。我接過片圈和底片，先將底片推進片圈的齒溝，接著左手右手開始動作。我轉動片圈，發現底片沒有前進，或是前進了幾步後，又退回來。看起來很簡單的動作與原理，為何我做不出來？我試著用腦袋理解，要如何讓底片順著走進軌道？可是我越想去理解，就越不知道手該怎麼動。我無法前進，覺得自己的手很笨。
無法讓底片順利捲進片圈，我發現自己在冷氣房裡冒汗。我一邊轉動片圈一邊想，那阿美呢？阿美第一次上片圈是什麼樣子？阿美的手比我還笨，身體的協調感差，個性比我更容易緊張，她學會上片圈是不是花很多時間？後來又想，阿美做的是自動機放，說不定沒有捲過片圈？捲片圈應該是做手工的小廖在做的事。試了兩三次都沒有抓到訣竅。傑生試著指出我的錯誤。儘管如此，我還是沒能順利前進。我意識到自己太緊張，太想用腦袋去理解。我應該放棄用腦袋想，用手去感覺。我的手照著傑生的手做，回想他手指的動作，就那樣模仿。很神奇，手指動起來了，底片也順利地往前走了，手指突然明白該怎麼左右左右。像騎腳踏車，不是腦袋明白，是身體明白。
終於順利將廢片捲進片圈。重複了四次之後，傑生問OK了嗎？等一下就要關燈正式來了喔。再讓我試一次，我說。
◎
沖片後是放相。黑白放大機的操作，如何決定放大尺寸、調整焦距、做試片，傑生從頭教我。藥水調配比例、顯影、定影的時間。當我看見影像漸漸浮出，有種魔法的感覺，真是百看不厭。但真的嗎？如果真的看了一百次，我還會這麼覺得嗎？
之後，我又學了彩色暗房。
「黑白顯影像魔法，彩色顯影像魔術。」我都跟朋友這麼形容。
電影很喜歡拍黑白暗房的顯影過程，黑白可以有安全燈，有紅紅的光，你可以看見影像如何顯影，畫面像魔法般浮出，一秒、兩秒，三秒，漸漸清晰。而彩色顯影不能有光，在全黑的情況下，根本不知道那是怎麼變的，只知道空的相紙進去，隨著讀秒，然後燈亮，不是黑掉就是完成，記憶中的影像瞬間映在相紙上，看不見那是怎麼變的，就出現了。
建翰教我彩色暗房。他貼了螢光貼紙在等會要摸黑操作的設備上，小小的螢光貼紙彷彿星星的光，告訴我方位―這顆星星是放大機，那顆星星是曝光按鈕，這顆星星的位置是顯影，那顆是定影。我調整鏡頭光圈、對焦、設定曝光秒數，全都摸黑進行。相紙擺在右邊，摸黑取出相紙，置於格版，曝光一點五秒。戴上手套，找到顯影的星星，將相紙滑進沖紙罐，水溫溫的，一秒、兩秒、三秒，我聽著暗房中不間斷的節拍器讀秒，答答答答，答答答答。整個下午到晚上，暗房迴繞著答答答答，像是一直存在的心跳聲，不去注意不會聽到。顯影四十秒，定影三分鐘，安定，過水，開燈。啪，一年前在黃昏下拍的貓咪，映在相紙上。
原來這就是一張照片的誕生。我終於能想像小廖的暗房。
◎
稍稍熟悉暗房工作，我問小廖要不要跟我去暗房。小廖問做什麼？「看你會不會想起一些沒跟我說過的事啊。」小廖說好啊，「反正老爸也沒事。」去暗房的那天，才意識到這是我跟小廖第一次小旅行。除了小時候搭夜車從高雄去台北，我跟小廖沒有一起去過台灣其他的縣市。想來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卻又稀鬆平常。
搭高捷到高雄車站，橘線轉紅線。小廖極少搭捷運，一邊等車，我一邊說明如何轉乘。小廖說，要是你媽自己搭就不行了，她沒方向感。「而且她會暈車。」我說。以為阿美退休後或許有一同出遊的機會，可阿美會暈車，坐火車暈，搭公車也暈。我們聊起阿美，小廖說你媽這個身體，從年輕就不好，「現在還重聽。」這個重聽，不是因為年紀衰老。忘了是哪一年，阿美接受聽力測驗，聽器受損至傷殘等級，「你媽的耳朵，就是每天打相片打到壞掉。店裡那麼小，每天兩台機器在那邊轉，打相片又打那麼久，每天在那邊嗡嗡嗡。」
我跟小廖坐在候車椅上，突然想起好久沒跟小廖一起拍照了，明明小廖從前是洗照片的，但我成年後與小廖的合照卻少之又少。「我們來拍照。」我對小廖說，接著拿起手機，朝小廖按了快門。「快門」之於手機只是一個與快門同義的功能，卻不是真正的機械快門，儘管如此手機還是配有快門音，模仿快門簾打開關起的聲音，彷彿有那麼一聲喀嚓才是拍照。
在鏡頭前小廖自然的比YA。如果是阿美，阿美會說不要，老了又不好看，有什麼好拍。我拿起手機跟小廖自拍，螢幕上出現我跟小廖的臉。手機自拍，簡單到不需了解攝影原理，只要知道手按哪裡就可以了，而現在，小廖跟著我去台南的暗房，重溫四十年前沒有數位沒有手機，照片不洗出來就看不到影像的年代，那手工藝的魔幻過程。
我問小廖記得哪些器材。「那是黑白放大機嘛，這是彩色放大機。」「那是小的沖片罐，這樣搖搖搖！」你以前有用過這種嗎？「沒有，我們以前是沖一整桶的。這種小的，沒有。」小廖一邊說，一邊做出手提桶子上下搖晃的動作。彩色手工沖印的重點，是要將藥水加溫。我搬出擱在牆邊的淺水槽、裝藥水的罐子、電湯匙、循環馬達、溫控器。設置好後，小廖問我怎麼確定顯影溫度。「溫控器上會顯示啊，我設定三十二度。」我說。
「可是這個三十二度應該是外面水槽的溫度吧？」小廖又問。「這是隔水加熱，外面到了三十二度，罐子裡的藥水應該也會升到三十二度。」我說。
「你怎麼確定現在裡面的溫度也是三十二度？」小廖又補問。他這一問，我才意識到外面的水三十二度，不代表罐子裡的藥水一定就是三十二度。「那你們以前怎麼確定？」我問。「用溫度計量一下藥水啊！」
小廖說。小廖比我想像的更要求精準。
接著是放大機設定。小廖看著那台彩色放大機說，好多灰塵。「這台很少人用。」我說。「要清一下啊！」小廖動手想清。
我拿出要放的底片，小廖問我是用正面還是背面？他這一問我才想起困擾我的問題，我每次都是看了放大後的影像才能確認是正的還是左右顛倒。「亮的那面放出來是正的，霧的那面放出來是反的。」對耶，底片一面是亮，一面是霧，但我不曉得它們的關係。我照小廖的話去做，影像打下來果然是正的。
「帶老爸來還是有用的吧！」小廖說。
接著先做試片，要對焦，但對焦器一直有點看不清楚。「你們還要用對焦器喔？我們以前光打下來，一看就清清楚楚。」我說也可以大概看清楚啦，但用對焦器會更準。「但你們這樣會很慢。」小廖說。
我開始做試片，曝光一秒最剛好，但有點偏綠。
這時小廖給了調整濾鏡數值的建議，同時畫圖說明色料三原色與色光三原色。這圖我懂，但小廖的應用方式比起我從前自己看書，更淺顯易懂。
「從前我們做試片，是一個改色員，對六個放相員。」改色員把要放大的底片攤在燈箱上，快速判斷曝光秒數與濾鏡數值，寫在一張表格上，交給放相員去打。「做完第一次試片後，OK就直接放大，不OK就再改一次數值。」小廖說，厲害的改色員經常是一次OK，最多兩到三次。
而小廖他們從前做試條，不像我這樣把一張相紙裁剪成一條一條，一張一張底片在那邊試。「我們有一個叫做試片夾的東西，那是一個鐵框，分成十二個格子，可以同時做十二張底片試片。」同樣都是手工暗房，商業模式是如此分工並講求效率。
我想起小廖年輕時有張照片，他拿著一支鉛筆，坐在桌前，桌上有張紙，他說那是在改色，我看不懂，覺得莫名其妙，現在終於明白。果然帶小廖來到暗房，他又說出我不知道的事。
現在，我跟小廖在暗房，面對著第二次試片，討論接下來濾片數值與曝光秒數。小廖有點興奮，拚命給建議，「你就C40、Y40，曝光四秒。」我心想這樣太多了，但還是先照小廖說的來打。打出來果然太多。「啊，我判斷錯誤。」小廖很阿莎力的承認。
「其實我覺得不用加Y耶，因為那張照片不是太綠，而是有點偏靛藍，可能加C就夠了，曝光秒數兩秒。」
我跟小廖在暗房，看著水槽裡的照片討論。節拍器答答答答，時間在走。
◎
原本想著今天一定要在暗房幫老爸拍照，結果只錄了四十五秒的影像。我不會再說為什麼從前暗房都沒有照片記錄過程了。一進暗房開始動作，時間開始流，眼睛和手專注在眼前的底片與影像，記錄現場的心思就不曉得跑哪去了。還好一開始，我錄了四十五秒。
看著影片中的小廖，我發現他的側臉微微戽斗；不說話時緊抿嘴唇的下巴，會超過鼻尖。這側臉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為從前沒發現過；熟悉是因為，小廖緊抿嘴巴時的下巴線條，跟李鳴鵰一樣。
若不是錄影捕捉了小廖的臉，只憑回想，我不會注意到他的側臉線條。拍的當下我拿持著手機跟著小廖走，眼睛看不見畫面中的細節，許多細節都是事後，看著重現畫面才會出現。相片這種東西，也是。
我曾在拍攝李鳴鵰的影片中，見過幾張他晚年的側臉鏡頭，現在，小廖的臉與李鳴鵰的臉重疊在一起，我不得不驚訝血緣的連結力。李鳴鵰的臉，也疊在我幾個伯伯臉上，不只是臉，那抿嘴唇的方式，他們竟然有如此相似的表情。
我回顧小廖的一生，想著自己與小廖極不相像，而此時我在小廖的臉上，看見了自己的臉。

試閱文字

內文 : 2 西門町的小廖，羅東的阿美

問媽媽寫到她，要叫她什麼呢？阿美好了，「阿bí。」台語發音。阿美，一九五三年生，「小時候大家都叫我阿美。」家裡有五個小孩，她是中間那一個，「連我弟都叫我阿美。」阿美出生在宜蘭羅東，小時習舞，獲獎無數，這是後來我看照片才知道的，如果沒有照片，我大概不會相信媽媽以前跳舞。
「我跳舞很認真啊，常常跳主角。」阿美說。認真就可以跳到主角？我還以為跳舞比較看天分。我看著媽媽跳舞時的裝扮，「這是跳民俗舞蹈嗎？」「可以這樣講吧。」阿美說。
家裡的阿美相本，有小時候的，上台北讀書工作的。小時照片都是黑白照，尺寸不一，不像後來彩色沖印時期都是三乘五或四乘六那樣整齊。阿美真的很會整理東西，想想她小時住羅東，大學上台北，後來跟我爸結婚，搬到高雄，生我時回台北，沒多久去羅東，之後又下高雄工作，再跟著我爸去台南種菇，最後搬回高雄。這樣前前後後奔奔波波，她小時候的照片都還留得好好的，不僅還在，且全數整理到精裝大相本裡。
而小廖幾乎沒有小時照片。我爸說可以叫他「小廖」，「我們家四個男生嘛，我最小，大家就叫我小廖。」小廖，一九五○年生，老家在台北西門町，近今日紅樓。原本以為小廖有個開設照相材料行的三叔李鳴鵰，洗照片容易也便宜，他的照片應該不少，但並沒有。
從前對小廖的想像是：因為喜歡拍照，所以走上沖洗照片這途。結果小廖說，他去三叔的公司上班之前，沒有拿過相機，他是先學會了沖洗照片，才開始拍照。原來小廖跟李鳴鵰一樣，李鳴鵰是先學會了修片，開始賺錢存到錢之後，才為自己買了台雙眼相機。
「以前相機很貴啊。」小廖說他第一台相機也是雙眼，一台三千多，牌子忘了。一九七○年代的三千多，大約是小廖一個月的薪水。單眼相機就更貴了，他的第一台單眼是奇農（Chinon），一台要一萬多塊錢。
不是因為喜歡拍照，才去學沖洗，而是先學會了沖洗，對拍照有了一點興趣，有經濟能力後才買相機來拍。但也不是接觸沖洗這行的人，都會對拍照感興趣。像阿美，印象中沒看過她拍照，阿美雖然洗了一輩子的照片，但她會使用單眼相機嗎？我以為阿美不會，結果一問，阿美說，有學過，但不熟練。我太小看阿美了，畢竟阿美年輕時還沒有傻瓜相機，想拍照只能用單眼。既然都在沖印公司工作了，就算平常沒拿相機，但對相機的基本概念還是有的，我怎麼會覺得阿美不會用單眼相機呢？
阿美去沖印公司上班前，打過許多工。她大學讀夜間部，白天工作，晚上讀書。阿美跟同鄉的國中同學在外租屋，房間很小，是房間裡的房間，要爬木梯子上去，「我才一百五十五公分，但上去之後也只能彎腰，不然會頂到天花板。」阿美說的時候，一種媽媽以前好辛苦你知道嗎的感覺，學費生活費都要自己來，只能住在連腰都站不直的閣樓。
一九七二年，政府推動「客廳即工廠」政策，阿美和幾個蘭陽女中畢業的同學，也做過這種家庭代工，「做清潔液分裝，大家在業主的一間空房，把一大桶成品分裝成小瓶小瓶。工作很單調，但一起打工聊天很有趣。」後來外公幫忙牽線，阿美到貿易公司當小妹，可是主管會毛手毛腳，阿美又不敢講，「做了一陣子之後，我說做不習慣，你阿公就再幫我問別的工作，最後到菱天上班。」
菱天，就是三叔公李鳴鵰的沖印公司。安排媽媽到菱天上班的，是五叔公廖名雁。五叔公跟外公是師專同學。
廖名雁，一九二六年生。師專畢業後當小學老師，兩年後被派到台北市教育局做教育行政。過沒多久，李鳴鵰對廖名雁說，「你做公務員賺不到錢啦，賺不到錢賺不到吃，我這裡需要人，你來我這裡。」當時李鳴鵰正開始跟日本三菱（Mitsubishi）做生意，他希望廖名雁去日本受訓，回來幫他。
受日本教育長大的廖名雁，日語說得比國語好。我看「臺灣傑出攝影家紀錄片—李鳴鵰」，聽著這個未曾謀面的五叔公說話，他說的是國語，但聽得出那個口音，平常應該是說台語。他講話講一講，有時會說，「那個國語怎麼講……」五叔公說話的聲音、速度、氣質，都跟外公好像。那個年代受日本師範教育的人，是不是都有一種溫儒的氣質？
「後來我就跟我哥哥在一起，從那裡開始到現在，就是這個緣分還在。」廖名雁說「在一起」時，我覺得這個詞好美。有多少人能跟自己的兄弟或姊妹一直在一起呢？長大後分開是自然，更有的是相敬如冰互不往來。而廖名雁從李鳴鵰做照相沖印器材生意開始，當時兩人都還不滿三十歲，一直在李鳴鵰公司直到退休，再到在紀錄片中回憶哥哥。
每次小廖和阿美提起廖名雁，都會說，你五叔公人真的很好。這個好比起三叔公李鳴鵰更立體。我問小廖，三叔公教過你什麼？結果小廖每次講，最後都在講廖名雁，「五叔教我切相紙、放大、改色，教我沖片，我會的都是五叔教的。」問到阿美也是一樣，「廖名雁是總經理，公司是他在管事。我好像很少看到你三叔公。」「你五叔公個性就是很溫和啊，跟外公很像。我沒有看過他兇員工。」
李鳴鵰派廖名雁去日本京都受訓，實習三個月，學習彩色沖印原理、沖洗照片，「回來就買機器，後來生意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我哥工作都交給我，所有工作都交給我，他有閒啦，常常相機帶了就出去拍照。」廖名雁提到他哥時，呵呵呵地笑。
有張照片，擔任總經理的廖名雁和兩個公司職員打著領帶，他穿著卡其色制服外套，在菱天大樓大門前，站得很正，看起來拘謹又老派。
小廖成淵中學畢業後，考上北市高工機械科，也就是現在的大安高工，在復興南路上。「我不喜歡讀書啊，不像我們學校對面的附中。」「畢業後五叔說他缺人，我就去那邊當學徒。」那時是一九六九年，小廖十九歲。
「你剛開始學彩色沖印時，感覺是什麼？你有覺得這很新奇、很有趣嗎？」我問小廖。小廖想了一下，說，都很順。我說不是要問順不順啦，是想知道你心裡的感覺，比如會覺得很難嗎？或是，你喜歡這個工作嗎？
小廖說喜歡啊。「喜歡什麼？」我問。
「因為那時候也只能做這個啊。」小廖說。過了一會又說，因為很驕傲，非常驕傲。「那時候的國小老師，一個月薪水只有兩千八，我一個小師傅就有一萬。」
一九六八年的台灣，基本月薪六百元，而小廖在一九六九年當學徒時，月薪一千元，當時他才十九歲。一九七四年小廖當兵退伍，回菱天上班，正職員工薪水調至三千元，過沒多久又加薪至三千五百元。之後菱天與高雄的照相器材行合夥成立沖印公司，派小廖下去擔任手工組組長，月薪一萬元。而台灣的基本薪資直到一九七八年，才調至二千四百元。就算不以基本薪資來看，而是看平均薪資：一九七四年的國民平均所得，一個月是二千六百八十三元，小廖的薪水幾乎是當時平均月薪的四倍，那時他才二十四歲。
小廖的回答令我感覺微妙。一開始他說，那時候只能做這個啊，好像沒有什麼好選，遇到了就做，就要喜歡。接著他似乎想起這份工作高薪所帶來的成就感，有一種―雖然我學歷不怎麼樣，但薪水待遇可不輸老師喔，這樣的感覺，「我覺得有一技之長很好，而且在當時是很新的技術。」小廖說。
我感覺到小廖的樂天，但並不明白他真正的感受。小廖不太會講，他不太會說自己。但阿美會講。阿美說，起初她沒有那麼喜歡這份工作，「剛進公司時，被安排在技術部門，但學技術沒那麼簡單，要學怎麼在暗房裝紙，還有藥水什麼的，我覺得很難。」阿美喜歡做行政，行政工作她可以做得很好，而技術部門要學的東西很多，承擔的責任也比較大，「可是我的個性不會去表達我不喜歡，既然被安排進技術部門，我就認命好好學好好做。」
但阿美說，還好當初有學這些，「這樣後來才可以跟你老爸一起開店。」
曾經採訪維修相機的師傅，我問他為什麼做這行呢？他聽到時愣了一下，那反應像是「這是什麼問題？」「這要怎麼回答？」師傅想了一下說，那時候出路沒有很多啊，「要不工廠工作，不然就當學徒，除非你念書念得很好，或是家境不錯可以培養。」「我是跟我大哥學，我大哥是跟一個 Canon 的師傅學。」一副理所當然，哪有什麼為什麼。
（未完待續）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作者追索父母親做了一輩子的沖印工作，同時溯及創立新中美與三上彩色的攝影家三叔公李鳴鵰。是敘事別樹一幟、情感蘊藉的家族書寫，也是滿載共同記憶卻未曾被挖掘細究的產業興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