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字療疾: 臺灣文學中的疾病與療癒

26位作者合寫，反映時代的疾病之書。
瞭解臺灣「疾病文學」的重要讀本。

疾病編年，文學度日。
寫給曾經、正在或即將被疾病考驗的我們。

疾病是人類共同的、普遍的、恆久的身體經驗，並與人類的社會、政治、環境等多面向有著複雜交錯的關係。疾病書寫反映時代，如何與疾病共存，是所有人類的共同課題。
《寫字療疾》由26位作家、學者、醫師共同刻畫臺灣疾病的多元面貌，針對臺灣文學中經常書寫的傳染病、精神疾病、集體創傷、慢性病以及近年來備受重視的長照等五大主題。內容從疾病文學擴及醫療史、生活史與醫療從業人員、患者的前線觀點。從作家如何將疾病體驗轉化為創作力量，延伸至疾病的社會與歷史背景的探討。
還好有文學，還好作家記錄下大疫病與小毛病，見證銘刻在身心上的傷痕，抒發與慢性病共處及陪伴老病的心路，於是，文學提供了另一種療方，供我們在漫漫長夜的疫病中度日。
「記疫行動，讓愛蔓延」聚焦於傳染病在臺灣文學中的圖景，林秀蓉介紹日治時期患有肺結核的作家楊逵、鐘理和，將疾病符號化為動能，成為反抗殖民政府與帝國主義的利器。黃宗潔回顧SARS與COVID-19期間，作家如何以文字回應、見證疫情，並藉由文學連結彼此。紀大偉則回顧不同世代作家對愛滋病的描寫。梁秋虹介紹梅毒成為小說家隱喻資本主義和殖民威權的毒害之物。許宏彬回顧臺灣傳染病歷史，看似成效良好的隔離防疫政策，其實也是高壓統治的結果。醫生作家黃信恩介紹結核病的醫療知識，以及文學中的疫病和痲瘋。
「憂鬱來襲，書寫自療」呈現作家筆下的瘋狂、憂鬱症與躁鬱症圖像。廖淑芳從日治臺灣小說的女瘋子談起，瘋魔的背後隱藏著被男性壓迫的痛苦。李癸雲介紹女詩人將憂鬱症的身心狀態具象化，進一步探討書寫能否療癒。李欣倫探究作家如何具象體現了憂鬱症之體感，抵抗內心風暴，甚至能理解憂鬱症餽贈的陰影之美。王浩威追索憂鬱的來源，從最早記載憂鬱的古巴比倫帝國石板到現代醫學史，帶領讀者穿梭千年，思索瘋狂。
「指認創傷，修復記憶」談天災、戰爭及白色恐怖在人們身心留下不可磨滅的傷痕。許劍橋呈現作家筆下的九二一震災，造成人心的恐懼與創傷。宋玉雯評介臺灣小說家書寫的戰爭後遺症，如噩夢、失眠，譫妄和精神崩潰。朱嘉漢關注白色恐怖記憶的書寫，期望每一個傷口，都能找到適合的方式發聲。李雪莉聚焦少年工與移工的「傷」與「殤」，「殤」的恐怖不僅鍛鑄於身，更在他們飽受磨難的內心鑿痕。阿布則從醫學背景介紹精神疾病患者的「創傷後壓力疾患（PTSD）」，以詩意筆法將創傷具體化為陰影，如幽魂。
在「慢病緩療，與病共存」中，陳佩甄探討紀錄乳癌的散文，評介平路、隱匿等作家如何以文字直面自身罹患乳癌的經驗，藉此重新度量時間。栩栩從慢性病的「慢」談起，由於療程長，共病成為一門學問。陳宗暉介紹三位同為慢性病人的作家，如何因為閱讀與寫作而互相療癒。吳妮民描述慢性病被時間定義，而癌病迫使人正視時間，也重新定義了時間。除了西醫治療，中醫漢方也成為慢性病患者的選項，蔣竹山從日治時期的臺灣報刊中介紹人參的故事。
在「陪伴長者，照亮長路」中，石曉楓介紹臺灣作家照護老年父母的艱辛歷程與書寫，也透過照護至親的歷程照見自我。張郅忻聚焦於臺灣長照產業的生力軍——來自異鄉的移工，還有女性照顧者對高齡者的陪伴。蔣亞妮介紹醫事作家的散文，理性平衡感性，展現疾病書寫新途。劉介修分析高齡者疾患的複雜度，聲聲叩問著關於高齡、健康與照護的多重敘事。
書末於附錄附上臺灣文學館「寫字療疾」展覽的簡介與圖片，在展期結束後仍能留下紀錄。

◎本書作者：林秀蓉、黃宗潔、紀大偉、梁秋虹、許宏彬、黃信恩、廖淑芳、李癸雲、李欣倫、王浩威、許劍橋、宋玉雯、朱嘉漢、李雪莉、阿布、陳佩甄、栩栩、陳宗暉、吳妮民、蔣竹山、石曉楓、張郅忻、蔣亞妮、劉介修、王嘉玲、黃偉誌（依文章順序排列） / 書寫，用以抵禦內心冰火風暴╱李欣倫
（節錄）

烈焰與幽藍的體感

對不少旁觀他人苦痛的人來說，憂鬱症就是想太多，念頭黑暗，缺乏運動，似乎這僅是蒼白精緻的病症，由於缺乏認知，便延伸無數隱喻、標籤及汙名。然而他們並不知道，憂鬱症發作起來可是驚天烈地，兇猛殘暴。許佑生形容，先是持續性的頭痛，從後腦勺開始，疼起來，「好像那兒插進了兩把刀」，若用手刀切表皮下的筋，則帶動整片後腦勺的劇痛，「彷彿打保齡球撞個全倒，我還依稀聽得見瓶子哐摔倒的聲音」：

接著，我便會覺得腦子裡發燒，一股熱氣從鼻子冒出，連眼窩的壓力也升高，眼珠子有些脹痛。
然後最可怕的主角登場了，經過頭痛、灼熱、眼壓提高這些釋放乾冰似的舞台效果，憂鬱症的猙獰症狀終於挑大樑出場。

這是《晚安，憂鬱──我在藍色風暴中》中，憂鬱症發作時的描摹，深深地銘刻於肉體，留下痛苦的痕跡。許佑生以各種譬喻形容憂鬱症，例如「一顆漂浮的寂寞星球，周而復始繞著圈子」形容患者失序的腦袋，然而一點都不淒美浪漫，發作起來「兇暴激烈，幾乎摧毀一切生機」。他又以「像透了那些被絞肉機攪出來的碎肉條」細緻形容，當身體燃起焦灼不安，他搓揉雙手，彷彿揮趕千萬隻螞蟻，接著緊摳膝蓋，用力耙動，「好像欲把體內火山一般的岩漿地表耙出一個空隙」，讓熱燙的岩漿流出，紓解高壓。如小說家洛心在與精神科醫師阿布的對談中，表示憂鬱症是會痛的，雖然找不到身體準確的痛點，但「會痛到讓人企圖撞牆或割傷自己，想透過身體的痛減輕精神上的痛」。
從許佑生這篇〈絞肉機裡的腦子〉中所使用的動詞──搓、揉、摳、耙，繼之以腳踹、彈跳，最終在地上打滾，發出野獸般的嚎叫，可看出作者跟憂鬱症搏鬥的過程，那是身體抵抗的全面啟動。透過細緻描摹，讀者得以窺視憂鬱症的高溫熱能：地獄之火，撕天烈地之焰，如同葉青在〈當我們討論憂鬱〉詩中，以「紅色的」、「身體的」形容憂鬱症。憂鬱症也常令人聯想到冰藍色，許佑生遂以繪畫具體化憂鬱症患者的腦袋，那是幽冷的藍，綴以白色螺旋雲團和輕飄雲絮，呼應了凱．傑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在《躁鬱之心》中對憂鬱症患者大腦的斷層影像：寒冷而停滯的深藍。烈焰和幽藍，也是許佑生觀看梵谷的畫作中，從那鬼魅燐光般的、青藍色糾纏的漂流線條中，所讀出的求救訊息。

死亡誘惑，以及抵抗誘惑

憂鬱症發作時，許佑生最終僅能以狼人般的嚎叫舒緩內心壓力，古嘉則寫失眠夜晚、響徹腦袋的頭暈聲，尖銳如貝斯演奏的「大黃蜂的飛行」，「糾結的腸與扭擰的胃」攻擊喉嚨，焦慮到最高點。古嘉將罹患躁鬱症的歷程寫成《十三樓的窗口》，十三樓是萬芳醫院急性精神科病房的所在，書中描述住院的經歷、憂鬱症病友的生命故事，也回首成長背景，寫與母親的緊繃關係，間接強化了自己的恐慌焦慮，坦率地寫下自己對主治醫師的移情作用，以及DTR認知治療對自己的效用。由於古嘉就讀特教系，涉獵諸多心理學書籍，文中不時引用專業資料說明病情，又能從醫療術語和疾病定義中，以說故事之筆游離出來，真摯動人。〈致袁哲生〉寫二○○四年得知袁哲生自殺時，正好古嘉初次住進急性精神科病房，看完整版報紙報導，忍不住趴在護理站前的桌上大哭，哀悼死了一個小說家的同時，也發願幫助更多病友走出陰霾。
不過，對躁鬱症和憂鬱症病友來說，死亡始終存在著強烈誘惑，除了袁哲生之外，二○○四年於《野葡萄文學誌》撰寫「憂鬱症報告」專欄的黃宜君，於二○○五年自縊。黃宜君詳細刻畫深陷憂鬱症的身心之痛，服用抗憂鬱症藥劑、自殘和洗胃的過程，論者唐毓麗認為閱讀「憂鬱症報告」，「就像打開了一座『憂鬱症』迷宮」，讀者對此「有了解碼的途徑，也將讀者拉進生命與審美價值不斷改造的動態過程。」提到對憂鬱症患者而言，和他人相處是艱難的，黃宜君在〈憂鬱症報告之二：社交障礙〉中，描述了發病期間的社交障礙，在友人閒聊文學、藝術的聚會中，擔憂自己出醜，但愈是努力克制，還是無法克制自己的音量，「吐字的速度越來越快，大聲張揚並且連續不斷地開啟新的、令人尷尬無所適從的話題」。不僅如此，打理生活起居，擺平細瑣日常，光想到就呼吸困難，於是起床、刷牙、更衣、出門皆是艱鉅任務，即使上班後能幹練完成工作，回到家又得過上無法吃睡的人生。難度最高的恐怕是處理帳單，發病期只能意會到這些不過是數字組合，於是一再錯過好不容易建構起來的秩序，嚴重發病期甚至連鬧鐘、電梯樓層數字全無法意會，生活卡關，漸趨停擺。
這些尚屬溫和日常。
憂鬱症絕非浪漫藍，發起病來，可是見骨帶血。黃宜君特寫血淋淋的割腕傷口：「下刀以後腕上的肉就紅黑紅黑地翻開。以前從沒見過這麼深處的肉是長得這副模樣。」古嘉在〈割腕的誘惑〉中描述當重壓來臨，割腕竟是最有效的方法，讓自身「專注在那一點小小的皮肉之痛，看鮮血充滿生命之姿地由肌膚之泥壤冒出紅泉」，雖明知自傷無助於解決問題，但痛楚反讓她稍微喘息，後來她因擔憂自殘上癮，而自行住院接受治療。十九歲的躁鬱症女孩思瑀也有相同經驗，當她用美工刀、鑰匙、剪刀甚至指甲刀割手，不但不感覺痛，反而有舒服解脫之感，在《親愛的我，你好嗎？十九歲少女的躁鬱日記》中，她問「影子朋友」割手的時候是否會痛？

「真的好舒服！」我邊割邊流淚。「你知道嗎？」我對我的影子說：「原來我還活著，還有鮮血可以流，還有東西可以證明我的存在。」

旁人看來的自傷，對憂鬱症的病友而言卻能暫時紓解，有些人最終走向死亡，有的人仍在死線前掙扎，以搏鬥之姿，抗拒兇猛的死亡誘惑。凱．傑米森在鬱症主導時，曾買槍計畫自殺，但又屢次抵擋自傷的念頭，抗拒自己走向八樓樓梯間窗檯間，最終仍吞下一大把藥丸，所幸獲救。許佑生也曾曲背弓身，壓低重心前行，擔心一失神就衝出窗外，可見要阻擋死亡，好好活下去需要多大的意志力。許佑生寫：「我們不見得非得去死不可，但是一想到可以死，確實就有一種暫且鬆一口氣的感覺。」他以母親撫慰生病孩子來形容此種「備而不用」的死亡念頭。死亡幽靈，恆常閃現於憂鬱症、躁鬱症患者的腦海中，那也是尖銳驅力，持續誘使人們奔赴死亡。

我們離開，是為了回來

自陳為精神病院資深病患的廖梅璇，在〈精神病院皮下鉤沉〉描寫她曾持續而猛力地以傘尖戳一面發亮白牆，直到護士前來制止，她才驚覺越過了某條線，藉此對世界發出抗議的怒吼。她也曾在病院見過一位清秀女孩暴罵髒話，如雷鳴陣陣劈落，「在走廊迴盪如鬼嚎」；也在候診區的談話中，「旁觀他人勉力組構起零碎的語言廢五金，重現燒熔焦黑的人生經歷」，甚至聽聞已離院的女性，以重回社會的經驗，回過頭來以「你看我也可以」來「勉勵」當年共處的病友，廖梅璇以「言語霸凌」形容這種不自覺的優越感。有時，聽到候診區的耳語，「聲音一低，通常就代表某條生命從世界中消失」。精神病院充滿聲音，痛苦之聲，絕境之聲，也是求生之聲，廖梅璇寫離開病院的人恍若重獲新生，搭公車時還感謝司機，對此作者寫道：

我也道謝，但有時在魚貫下車之際，我忍不住想尖叫起來，裂解緻密的秩序。我想大喊：我們不是將自己倒進正常人模具就會好起來！就能重生被社會接納！我們！我們離開，是為了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