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運動與公民社會: 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

這是一段關於日本「狂飆年代」的故事：想要讓世界變得更好的青年起而行動，結果卻失敗了。但他們真的失敗了嗎？他們給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了什麼遺產呢？以日本戰後的民主化運動、六○年代安保鬥爭、學生運動、反戰運動等「新左運動」（New Left Movement）為中心，總覽五○到七○年代的日本社會運動，從中思考對日本公民社會的正面與負面影響。　　    作者認為新左論述的核心思想是所謂「日常性的自我變革」，先是從思想形成之前的戰後民主化運動、安保鬥爭、歸鄉運動當中，逐漸建立「自我反省」的思想基礎。等到日本進入高度成長時期，富裕的物質條件使得運動者開始注意到日常生活「被規訓化」的問題，為了有效實踐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運動者積極地參與非暴力的直接行動。然而直接行動遭到警察強力的壓制，使得運動的動員能力大減，運動內部發生的暴力事件更是讓大眾失去對運動的支持。在「社會變革」的理想越來越困難之際，運動開始傾向「自我變革」這一方。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前期，當許多人絕望地離開運動之後，留在運動的人不斷思考，到底要怎麼做，才能夠不至於放棄一切，而持續地進行「日常性的自我變革」。於是，公害現場的居民，以及那些在當地政府的壓迫下與日本企業的擴張中努力求生的亞洲人民，就成了運動者的借鏡，使他們得以深入理解「日常性」多元而複雜的面向，並找到改變的方法。  如今回顧曾經在一九五○到七〇年代狂飆的新左運動，究竟為日本公民社會留下什麼遺產呢？第一，是「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思想成了「公民力量」的泉源。而這個思想，在一九七〇年代新左運動動員能力衰退之後，強化了運動「自我反省」的性質，雖然人們參與運動的門檻變高了，但這樣的性質也同時傳播到各式各樣草根公民運動的場域，成為支持運動的基底。第二，運動的體制化相當受限。和「政治變革」切割的「自我變革」論述，使運動者對參與體制政治一事相當猶豫。而且，在與警察的紛爭中所產生的「過激派」新左運動形象，也成為都市和農村的運動之間建立連帶的障礙。因此，新左運動並沒有辦法把「新政治」帶入全國性的政治之中。第三，是對「直接行動」的厭惡感越來越普遍。新左運動的論述之中，雖然把直接行動視為「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評估指標，但是「直接行動等同於暴力」這個形象被主流媒體形塑出來之後，社會中普遍對直接行動感到厭惡，從而使得直接行動作為人民的一種政治表達手段，就這樣遭到剝奪了。那麼新左運動對現今的日本公民社會難道一點影響也沒有嗎？作者認為，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日本公民社會出現了快速的變化，社會運動的性質也與過往大不相同。作者注意到「反貧困運動」中，運動者致力於把自己從痛苦中解放出來，以及在「志工文化」中強調做志工這件事情很快樂，一方面說明了越來越多人支持「自我解放」的論述之外，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只專注於「自我反省」的思想，已經不像過往那樣能夠獲得人們的共鳴了。在這個意義下，新左運動說不定可以說是已經成為歷史了。然而三一一福島核災的發生，讓作者重新反思新左運動所標舉的核心價值：「在大都市過著富裕的、像人一樣的生活方式，究竟意味著什麼？」是坐在正職員工的辦公椅上，面對激烈競爭的生活方式？是工作占去了絕大部分的時間，然後把賺來的錢花在超出必要的消費之上那種生活方式？像核廢料處理那樣，讓那些地方上或外國的弱勢者為我們的浪費付出代價的生活方式？我們真的必須守護這樣的生活方式嗎？日本國內那些想要從貧困中解放出來的人所期待的生活，難道就是這樣的生活嗎？在東日本大震災與福島核電事故發生超過兩年以上的現在，重新探尋生活方式的浪潮從來沒有停止過。如果把關乎自身的決定權交到別人手上，結果若不是自身的生活受到威脅，就是自己造成他人的痛苦。不希望這樣的事再度發生的想法越來越普遍了。然而，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因為牽涉到日常生活這個現實的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所以，最好要擁有能夠穩健面對各種狀況的生活步調，並擁有多元的實踐方法。這並不是一個人、而是大家一起進行的社會運動中，相當重要的原則。要對抗「重新探尋生活方式」此一思想的「難以處理」，只能靠死纏爛打的努力而已。然而，也不需要過度苦行，適度的「放鬆」是很重要的。在改變生活方式的這條漫長道路上，一邊享受一邊前進，是我們必須從新左運動學到的（苦澀）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