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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破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20年後，我們會如何看待太陽花運動？是臺灣公民意識 力量勃發、社會運動的轉捩點？是臺灣與中國力量的角力？還是每一個參與者生命歷程中的重要分野？吳叡人的「黑潮論」和蔡宏政的「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臺灣價值」是將觀察視野拉長、拉寬，從東亞歷史脈絡看運動生成背景，吳鴻昌、林峰燦和湯志傑三位合撰的「公民力量改變政經結構的里程碑──歷史長期視野下的太陽花運動」在歷史中加入經濟因素，並論及公民力量在其中扮演角色；陳吉仲「太陽花運動的經濟論證」回歸核心，從經濟學角度討論服貿議題；彭仁郁「反叛中建構的主體──318公民運動中所彰顯的象徵秩序傳承」從精神分析角度，談參與者如何透過運動完成的建構主體過程；吳介民和廖美的「占領，打破命定論」利用統計數據，探討太陽花運動中政黨傾向和族群角色的影響，林佳和「一場重新定義法律的運動」、黃丞儀「一場未完成的革命」從法律層次討論：服貿有沒有違法、太陽花運動有沒有違法，甚至提出一個終極問題──法律之於人民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何明修的「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以蒂利的政治機會理論，分析整個運動各個時間點，執政者的舉動運動者的策略，林秀幸的「太陽花的美學與政治實踐」則是為運動、族群和政治關係，提出另一種解釋。最後，也特別請Nakao Eki Pacidal以一個「運動者」身分及角度，談太陽花運動中看見與看不見的原運。本書分別從歷史脈絡、區域經濟發展、政治、法律、運動意義的轉變，以及運動中個人的主體性等角度，重新檢視太陽花運動。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吳叡人、林秀幸主編吳叡人（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蔡宏政（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吳鴻昌（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林峰燦（東海大學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湯志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陳吉仲（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彭仁郁（中研院民族所助理研究員）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廖 美（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經濟學博士）林佳和（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黃丞儀（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何明修（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林秀幸（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Nakao Eki Pacidal（馬太攻守聯盟）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林秀幸）黑潮論（吳叡人）世界體系、中國崛起與台灣價值（蔡宏政）公民力量改變政經結構的里程碑──歷史長期視野下的太陽花運動（吳鴻昌、林峰燦、湯志傑）太陽花運動的經濟論證（陳吉仲）反叛中建構的主體──３１８公民運動中所彰顯的象徵秩序傳承（彭仁郁）到太陽花之路──台灣社會對中國因素的抵抗（吳介民、廖美）一場重新定義法律的運動（林佳和）一場未完成的革命（黃丞儀）政治機會、威脅與太陽花運動（何明修）太陽花的美學與政治實踐（林秀幸）【特別收錄】投幣式卡拉OK──部落點唱「湯蘭花」（Nakao Eki Pacidal）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內文 : 占領，打破命定論（摘錄）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廖美（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研究員）

四、占領行動的主體與創意
前節闡述太陽花運動發生的因素、以及反服貿運動的歷史脈絡。這場占領，不但震撼臺灣政局，創造一種新形態的抗爭政治，也讓臺灣的抗爭聲音傳播到世界，並讓美中兩國都做出回應。這節將說明運動參與的主體、過程及其效應。

（一）學運力量、青年世代、公民社運組織的匯聚
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很明顯的，學生與青年的角色至關緊要。三月十八日衝進立法院的主力是學生與青年。因此，不少人把這個運動稱為「太陽花學運」。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這場運動中，公民組織與社運團體所扮演的角色。把時間的視野拉長，學生、公民社運組織、長期參與民主運動的先行世代，都是這波運動的參與主體。

回答「太陽花運動的參與主體是誰？」這個問題，同時涉及這場集體行動的空間性質。由於在立法院議場內的占領者（以學生為多數），被警察包圍；抗爭者要進出議場內外時，必須通過警察的封鎖圈，也必須通過占領者的糾察線。因此，抗爭空間便呈現三層結構：最內圈（第一層）是占領者、中間是警察、外圍是支援的抗爭者。議場內外的抗爭者之間的溝通協調型態，便呈現多元行動中心。當然，議場內外的抗爭者每天進行「聯席會議」，但是許多行動決策並非通過這個聯席會議做出決定。議場內有比較具有向心性的核心「決策小組」（九人小組），但議場二樓仍然存在一群守衛者的「奴工」，有獨特的自我認同。而在立法院四周所形成的對議場占領者的「保護層」（第三層），參與者的成分與背景則高度多元而複雜：有來自各種公民社運團體，其成員不乏各類社運幹部、人權組織、環保組織、工運組織、媒體改革組織等等，以及教師與積極公民。這些人當中，許多在過去幾十年民主化運動過程都曾是積極分子，例如傳統臺獨運動世代、一九八○年代的「野百合運動世代」、一九九○年代「社運黃金年代」的幹部、二○○○年代的「反樂生療養院迫遷運動」的參與者、以及二○○八年的「野草莓運動世代」；加上許多難以使用「既定語彙」給予稱謂的參與者，比如自發在立法院周邊擔任糾察工作、但在組織上不屬於「糾察隊」的計程車司機與「兄弟們」，以及許許多多「沒有臉孔的人」。

這些NGO組織幹部與參與者，在立法院四周舉辦了各式各樣活動，並且展開各種組訓培力，如「非暴力抗爭訓練」、「公民審服貿」（D-Street）與「人民議會」（嘗試將審議民主、公民會議的溝通模式，轉到街頭活動上）、「開放論壇」（讓圍觀者成為發言主角）、「街頭公民教室」等等。此外，還有「賤民解放區」、「大腸花」等與運動主流旨趣不同的論壇。多元而異質的抗爭模式不斷翻出，是太陽花運動可以延續二十四天而不致「冷場」的關鍵因素。從另一個角度，占領行動適時接隼了公民社會與社運場域的各種聲音，將之轉化為自發的社會行動。其中，社群媒體（social media）如臉書扮演多大程度的動員？一項在運動現場針對參與者的大規模訪談，反駁了多數參與者是被「網路動員」說法；相反地，他們傾向自身的參與是「自發性」的行動。

（二）自發與創意
除了自發參與，這場運動的有序分工，也值得注目。當時，只要到立法院內外走一趟，即可發現一個令人好奇的問題：數以千計的參與者，聚集在臺北市內一個街區，日夜在一起工作、生活、進行抗爭，如何不產生嚴重的公共安全、衛生或其他問題？

學生與公民團體提供了各種後勤援助，使這個「無政府」的有序空間得以成立，包括飲食（飲水、便當、點心、「戰地廚房」）、臨時廁所與淋浴設施、舞台音響設備、帳篷、睡袋、垃圾分類、網路設施、醫療團隊、法律顧問、甚至心理諮商服務。而在運動本體的組織分工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數以百計的學生與青年投入這些工作：現場主持與指揮、媒體聯絡、多國語言翻譯、文稿撰寫、糾察與安全、決策團隊、聯席會議等等，組合成一個「臨時擬政府」。此外，社群媒體和虛擬空間也提供抗爭活動的載體，許多網路社群更即時提供各式各樣的服務與訊息。當然，在這樣的抗議運動場合，還有無數充滿創意的海報、塗鴉、與藝術作品。至於無序或有序，只是相對概念。議場內以及議場內外之間的溝通不良、信任等問題確實存在，各種人際與團體間的矛盾也經常可見。其中，原運分子離開在青島東路和濟南路的「主場」，轉到捷運善導寺站三號出口附近的一個公園另闢戰地聚講（參見本書Nakao Eki Pacidal的文章）。但總體而言，這場運動仍然展現出高度的自治能力。可以這麼說，自發與自治是這場運動最成功的標誌之一。「無政府空間」與「臨時擬政府」並立，構成有趣的對比與張力，值得未來更深入探究。

充滿義憤、活力、與創意的青年學生，是運動的主力。青年世代對中國與兩岸關係的一般態度，以及對自由貿易的不滿態度正在醞釀中。二十年來，臺灣處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衝擊下，已經產生許多社會問題，包括貧富差距擴大、青年失業率上升、勞動貧窮人口增多等等。青年世代被稱為「崩世代」或「22K世代」（每個月賺取兩萬兩千元臺幣的薪資）。太陽花運動的年輕參與者除了大學生與高中生，還有不少剛進職場的青年，其中女性也占了大半。青年學生強烈感到「被偷走的未來」，或者前途茫茫，終於在這場運動中，找到抒發不滿的門路。在示威中，一條橫幅寫著：「拒絕去中國當台勞，待業青年接力反服貿」。而塗寫在立法院大樓外牆上的「當獨裁成為事實，革命就是義務」，更直接傳達青年的憤怒。「大腸花論壇」則提供另類的發言空間，參與者透過粗口開罵，顛覆統治秩序（演說者必須以「幹××」做為發語詞），直接對「國民黨」、「馬英九」和「中國」罵幹。尤其令人讚歎的是，參與大腸花的演說者不乏充滿創意而憤怒的女性聲音。在大腸花論壇裡，百無禁忌的「罵幹論述」（curse discourse），也是一種「論述狂歡」（discursive Mardi Gras）的縮影，它呈現臺灣青年世代的認同變遷，相對前一輩人，年輕人更能自在地表現認同。

就本文關心的軸線─臺灣公民社會如何抵抗中國因素─青年世代的「論述狂歡」所揭示的臺灣認同強度是驚人的。他們無畏於說出、也不吝於說出「我支持臺獨」。在這樣的言說互動中，解構「臺獨的污名」，也抵抗中國政府對臺灣獨立支持者的恫嚇。換言之，這場運動是「價值宣誓，宣誓『我們沒有被說服，被中國的大國價值所說服』」。

對於中國政府而言，原先「統戰策略」設想的是，培育一群親北京的財團與政客、收買媒體引導輿論，便可以「解決」臺灣人的認同問題。但是這個「認識框架」已經被太陽花運動無處不在的「論述狂歡」所顛覆。對年輕世代而言，臺灣人認同屬於集體靈魂的尋索過程，是在日常生活的細微互動中點滴累積起來，其紮實、頑抗性遠高於「中國中心主義者」所能想像。

換言之，北京「收買臺灣」的策略，現在反而變成一個難題。而北京似乎也很快在調適這個新現象，試圖做出回應，聲稱將「聽取臺灣年輕人的意見」。

五、誰支持太陽花運動？
前兩節描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的理由、主體、過程及其效應。那麼，在社會層面，哪些人支持太陽花運動？支持或反對的變數是什麼？根據中國效應研究小組（CIS）在二○一五年進行的問卷調查，我們使用二元邏輯回歸（將贊成太陽花運動歸碼＝1，不贊成＝0），檢證幾組變項後發現，民眾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主要的顯著變數包括：政黨因素、中國因素、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世代／年齡、教育、統獨選擇、以及婚姻狀態。

在政黨因素方面，不同的政黨認同讓民眾表現出支持態度的差異：偏綠的政黨認同傾向支持太陽花，而偏藍的政黨認同則傾向不支持。認為國民黨政府太過「傾中」的人，強烈支持太陽花運動，這個變項的影響力是所有變項中最高的；在分析樣本中，有百分之六十四的受訪者認為國民黨政府太傾中。此外，比較信任民進黨政府與中國進行談判的，也明顯支持太陽花運動；在分析樣本中，信任民進黨政府進行談判的人有百分之四十六，而支持國民黨政府的只有百分之三十九。同一個問題，在二○一三年調查時，民眾對國民黨的信任高於民進黨，當時信任國民黨政府代表談判的有百分之四十九，信任民進黨為百分之三十四。很明顯，民眾的態度在二○一四年太陽花運動之後，發生了翻轉。

中國因素方面，在目前兩岸關係下擔心失業者傾向支持太陽花。關於兩岸交流協商中，認為國家主權比經濟利益重要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此外，認為中國未來可能民主化的人，也傾向支持太陽花。但認為中國將持續快速經濟成長的人傾向反對太陽花。這組結果呈現，民眾對中國因素的考量乃是基於自身經濟利益的評估，並且在總體層面衡量經濟利益與國家主權孰輕孰重。顯示民眾的態度並非情緒性的所謂「逢中必反」，而是理性計算，尤其民眾的考慮中，還包括對中國民主化可能性的評估。

在統獨方面，傾向獨立的民眾，相對於中間態度者，比較支持太陽花運動，而偏向統一的民眾則不支持。但就實質影響力而言，統獨因素的重要性低於政黨因素、中國因素、與世代因素。綜合中國因素與統獨選擇，我們發現臺灣的國家認同議題存在一個浮現中的「生計概念」，與我們之前一篇論文針對二○一二年總統選舉投票行為的分析一致，亦即，當考慮了中國因素，原先統獨選擇對行為或態度的影響降低了，臺灣國家認同的內涵，可能正在經歷著巨大的變遷。

教育因素的分析顯示，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程度者，高中職與專科學校的畢業生呈顯反對太陽花；但是大學以上教育者（一樣相對於國中以下教育背景）則不顯著。婚姻狀態方面，已婚狀態者比較反對太陽花。

民主評價與政府評價方面，認為民主制度好於獨裁制度的人傾向支持太陽花。對政府評價（即評判當政的馬政府）好的人則反對太陽花。

世代／年齡方面，年輕人顯著支持太陽花。十八到二十四歲對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支持太陽花的機率是二點七倍；二十五到三十四歲年齡層，相比於三十五到四十九歲年齡層，則是一點六倍；反觀六十五歲以上老年人則傾向反對太陽花運動。這個發現證實了年輕世代對臺灣政治事務的關心程度正在提高，而且也跟晚近「年輕世代臺獨化」的命題吻合。觀察民眾的統獨選擇：不分年齡，選擇統一有百分之十六，選擇獨立有百分之四十六，中間立場為百分之三十八。分不同年齡層觀察，特別在十八到二十四歲年齡層，只有百分之二選擇統一，他們有高達百分之五十九選擇獨立，另有百分之三十九選擇中間立場。要言之，愈年輕，選擇獨立的比例愈高（圖一）。

總體而言，對太陽花運動的支持與否，政黨因素的實質作用力最大，中國因素次之，再來依序為世代／年齡、對民主與政府的評價、教育程度、統獨選擇、婚姻狀態。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在分析歸類為政黨因素的變項，其實也包含一定程度的中國因素成分，例如國民黨政府是否過度傾中、兩岸談判比較信任哪個政黨等題目，就涵蓋了臺灣與中國關係的評估；換言之，這幾個變項測量已「被中國因素化」的政黨因素。

最後，我們需要討論那些在直觀上重要、但在統計上不顯著的變項。首先，階級變項全部不顯著，省籍、所得也都不顯著。至於，本文關切的「人們對於自由貿易的態度」呢？統計結果顯示，受訪者中有百分之七十三贊成與中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有百分之二十七；百分之九十贊成與美國擴大自由貿易，反對者只有百分之十。臺灣的一般民意幾乎一面倒支持自由貿易。但是，不論是「跟中國大陸擴大自由貿易」或是「跟美國擴大自由貿易」，贊成或反對的立場，都與支持太陽花與否在統計上沒有顯著關聯。

以上發現，指出兩個特點：第一，太陽花支持者與太陽花運動幹部／積極參與者之間，存在著關注議題的差異。太陽花運動積極參與者中，有一部分人反對服務貿易的理由是反對自由貿易，這個現象可以由抗爭現場的海報布條與論述獲得證實，儘管我們無法確定其比例程度。但是，一般民眾支持或反對太陽花與他們對自由貿易的態度無關。第二，晚近青年政治運動蓬勃發展，被認為是左翼民族主義正在興起，或者民族主義社會的基礎向左移動。但是，在一般民眾層次，調查資料顯示階級因素並不顯著。

六、「被統一」的焦慮與張力
太陽花運動的爆發，民眾對此集體行動的支持與否的態度，以及此行動對民意的影響，都與臺灣人民的政治認同息息相關。而且，近年來，民意對中國相關因素的態度，顯示出民眾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在升高。在臺灣政治深層，一個主要的伏流是「被統一」，或是臺灣被中國兼併的焦慮。我們先從國族認同的變化趨勢談起。

臺灣人認同的持續上升
根據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TEDS）長達二十餘年的調查，從一九九四年以來，臺灣人認同一直呈現穩定增加的趨勢（圖二）。臺灣人認同在一九九四年占百分之二十，低於中國人認同的百分之二十六。但是到了二○一五年，臺灣人認同已高達百分之五十九，而中國人認同則只有百分之三點三。雙重認同（是臺灣人也是中國人）在一九九四年是百分之四十五，到二○一三年則為百分之三十四，呈緩慢降低。從圖中，可觀察到臺灣人認同與其他兩種認同的交叉。第一，在一九九五年，臺灣人認同超過中國人認同，此後持續拉開差距。第二，臺灣人認同在二○○八年超過雙重認同，此後也拉開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在二○○一～二○○七年之間，大約是陳水扁執政階段，臺灣人認同與雙重認同處於拔河狀態；臺灣人認同在馬英九執政階段大幅度領先。因此，可以得到一個暫時結論：在馬政府執政期間，其拉近與中國關係的大陸政策，加上中國因素開始在臺灣發生作用，在民意態度上，反而伴隨更為高漲的臺灣人認同。

年輕人臺獨支持率上升
年輕世代對臺獨的支持度，近年來也呈現增加趨勢（圖三）。二○一一年，青年世代（二十到三十四歲）中支持臺獨者有百分之四十三，與平均值相當；壯年世代（三十五到四十九歲）為百分之四十二；中老年人（五十歲以上）則是高於平均值的百分之四十五。到了二○一二年，情況有點改變，青年世代臺獨支持率升高到百分之四十六，高於平均值；對比之下，壯年世代是低於平均值的百分之三十九，比前一年低百分之三；而中老年人則是百分之四十四，也比前一年低，但仍高於平均值。二○一三年，青年世代的臺獨支持率增為百分之四十九；壯年世代為百分之四十二，比前一年稍高；中老年人則降至百分之四十三，低於平均值。二○一五年，經過太陽花運動與九合一選舉，青年世代的臺獨支持率大幅上升，增至百分之五十六，比平均值高了百分之十；壯年世代也提升為百分之四十六；但中老年人則持續降低到百分之四十一。從這四年間的調查數字，可清晰看到幾個變化。第一，臺獨支持率總體而言有升高態勢，但速度相對緩慢。第二，壯年世代的百分比與總體分布很接近。第三，中老年人則呈相反方向變化，對臺獨的支持率連年降低。第四，青年世代對臺獨的支持度，逐年上升，以二○一三到二○一五年的攀升最為顯著。支持臺獨不再以中老年人為主力，而是年輕人的新潮現象。

對中國影響力的認知
接著，觀察臺灣民眾對中國政府影響新聞媒體的評估。圖四呈現CIS二○一三年的調查，全體受訪者有百分之七十一同意「中國大陸政府對臺灣媒體的政治立場影響越來越大」。其中，在十九到二十四歲和二十五到三十四歲兩個年齡層，都有百分之七十九同意這個看法，高於中、老年齡層。整體而言，同意的比例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遞增；不同意則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遞減。

被統一的焦慮感
統獨爭議連綿數個世代，攸關國家前途的預期落差，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結果。以往對於統獨態度的調查研究，只針對受訪者當下的選擇做調查，並不觀察受訪者對時間向度的敏感性。CIS二○一五年的問卷調查，增加了一個題目：「請問您覺得未來兩岸關係最有可能出現什麼結果？」答案選項包括：「臺灣被中國大陸統一」、「臺灣獨立」、「維持現狀」（圖五）。我們把這一題的測量結果，與當下統獨選擇做對照，發現在「當下統獨選擇」與「預期未來兩岸關係」之間，存在著明顯落差。在當下統獨選擇的維度，多年來，「統一」支持者逐漸萎縮，二○一五年調查只有百分之十六受訪者選擇統一；但是，當詢問人們對未來趨勢的評估，卻有高達百分之五十預期「臺灣被中國大陸統一」，落差高達百分之三十四。「獨立」已成為當下選擇的主要選項，有百分之四十六；但評估將來可能獨立者則為百分之三十六，落差達到百分之十。當下選擇「中間立場」的人有百分之三十八；然而，預估臺灣未來可以繼續「維持現狀」的人，只有百分之十四，落差為百分之二十四。這樣的預期落差，一方面可能造成社會焦慮，一方面也可能產生政治張力。

統獨與太陽花支持率
我們進一步探究，關於統獨的預期落差，會不會表現在對太陽花運動支持率的差異？當下統獨選擇與預估兩岸未來這兩個變項，各有三個選項，可以構成「九種」態度，由於以選擇統一與三種未來走向預估交叉分析後，次樣本太小，在此省略這部分的分析。最後，我們將「六種」態度與是否支持太陽花運動進一步交叉分析，發現：（一）凡是當下選擇獨立者，不論預估未來是何種結果，對太陽花的支持率都超過平均支持率的百分之五十：預估被統一者為百分之六十五，預估獨立者為百分之六十九，預估維持現狀者為百分之六十七，三者間差異不大。（二）當下選擇為中間立場者，其對未來結果的評估不同的人，對太陽花運動的支持度呈現顯著差異：預估被統一者有百分之四十支持太陽花，預估獨立者為百分之五十一，預估維持現狀者為百分之二十八。（圖六）

選擇獨立者支持太陽花運動不難理解。但是，「中間立場，預估被統一者」，同時支持太陽花運動的比率有四成，雖然低於總體分析樣本的平均支持率，但仍顯著高於「中間立場預估維持現狀者」。這個統計關聯性如何解釋？以我們目前的研究資料，尚無法提出決定性的解答。不過，如果把調查發現放到政治情境中檢證，則可以提出一種詮釋：人們因為擔心臺灣的「現狀」維持不住，而選擇支持太陽花，甚至直接參與占領行動。換言之，拒絕統一的人（不論是選擇獨立或中間立場），因為擔憂「被統一」，而在國家遭逢政治危機時，願意採取行動，抵抗「被統一」的趨勢。這個心理機制，雖然不能解釋所有支持或參與太陽花的人，但至少能夠解釋一部分人的心理狀態，他們並沒有坐困於理想與現實的鴻溝，聽天由命，而願意挺身而出。

綜合而論，關於臺灣民意對中國因素相關的態度變化，可以得到以下總體圖像：
（一）政黨因素（包括中國因素化的政黨因素）、中國因素、統獨選擇，是支持太陽花運動的關鍵變項。
（二）近年來，年輕人支持臺獨比率升高，以及年輕人對太陽花運動的高度支持，可能凸顯一個現象：一個以臺灣認同為根底的青年政治世代正在興起之中。
（三）儘管選擇統一者是少數，但是臺灣社會瀰漫的「被統一」的焦慮感，可能在重要的政治時刻產生很大的政治張力，並激發集體行動。
以上兩節以量化資料呈現太陽花支持者面貌以及近年來快速變動的政治認同。但需注意，太陽花運動中的青年文化，也展現了認同政治難以量化的一面，例如前述「罵幹論述」的豐富內涵。計量研究累積不少對臺灣認同議題的認識，但這些知識的積累主要放在相對靜態的「模型」與「框架」中詮釋。這類知識有其必要，但認同政治不只是「調查資料」與「統計數據」的算數而已。雖然從調查中，我們獲知青年世代關於國族認同與其他議題態度的比例，但「數字」中人們認同內容的動態與複雜度，需要更多深度訪談來補充。



未完成的革命：三一八運動迎接的公民共和曙光（摘錄）
黃丞儀（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

“We are discussing no trivial subject, but how a man should live.”
─ Plato, Republic, 352D

三一八運動在二○一四年四月十日結束占領立法院，宣告落幕。長達二十四天的占領期間，發生許多波瀾壯闊的事件，持續重擊臺灣社會的心臟。從退場以來，不斷有各種討論，去分析、思考這場規模龐大的社會運動究竟對臺灣的民主政治產生了什麼意義？尤其隨著香港在同年九月底開展「和平占中」的雨傘運動，乃至於隔年七月日本社會因為首相安倍晉三力推安保法案，試圖不經修憲程序而解除憲法第九條對於使用武力的限制，造成民間社會大幅反彈，甚至引發戰後最大規模的示威遊行。一時間東亞社會瀰漫著一股「對抗國家權力」的大革命氣息。三一八做為濫觴，究竟只是一場反對區域自由貿易的社會運動，還是對馬英九政府不信任的政治表態，抑或是反中、支持臺獨的情緒發酵？坦白說，在事件發生二週年後，還未必說得清楚。英國政治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曾在《法國大革命反思》中寫道：「當我看到自由的精神付諸行動時，可以看見背後有種強烈的原則在支配；而這就僅是我暫時所能知道的一切。當不穩定的氣體直接釋放時，我們得先停止我們的判斷，直到最初的激盪沉澱下來，直到激情揮發掉，直到可以看到某種要比表面混濁的泡沫動盪更深一層的東西。」或許我們應該將三一八放到一個更長的歷史視野中，才能清楚掌握占領行動背後的深層意義。

眾多論者都認為三一八運動發軔於馬英九政府打算強勢通過服貿協議，製造了所謂的「憲政危機」，或者至少產生了「憲政危機」的可能性。因此，占領立法院就是為了防禦此一「憲政危機」，而不得不採取的行動，占領者進而可以主張「公民不服從」或是抵抗權的行使。關於馬政府強推服貿的作為是否製造了「憲政危機」，有不同的法律見解，需要更細膩地討論。不過，幾個前提問題就足以讓人產生許多困惑，比如說：「憲政危機」的定義是什麼？由誰來認定？即便出現「憲政危機」，是不是可以直接上綱到「公民不服從」的層次進行抵抗？如果在法院主張公民不服從，終究是由法院來進行判斷，公民可不可以不服從法院對於「公民不服從」的判斷？本文認為，三一八運動最重要的意義並非單純防禦「憲政危機」，而是透過公民積極參與，展現出了一股「憲法創生」的欲望。這股「求生存」的欲望，與其說是帶來了「憲法時刻」，不如說是「公民共和」（vivere civile）昂揚的時刻。當公民熱心參與政治社群的公共事務，懷抱公共福祉去討論和行動時，一股上升的共和意志於焉生成，帶來「重新塑造憲法權威」的政治動力。然而，這股「公民創生」的共和意志在現實上遭遇到艱困的政治障礙，以至於即便五十萬人上街頭，也未能創造新的憲法權威（constitutional authority），憲法時刻消散如雲煙。但是，三一八運動的矛盾點也在於此，《中華民國憲法》本文對於當前政治社群的公民屬性（citizenship），造成了制度性障礙。我們可以說，三一八運動其實是臺灣做為一個政治社群，意欲重新進行自己表述（self-representation，或自我代表）的大規模公民運動。只是，自我表述的意欲雖然強大地呈現在占領立法院的行動中，卻仍無法改變目前《中華民國憲法》的憲法權威，導致這項「自我表述」欠缺規範效力，未能完成它所期待成就的任務。

解嚴之後，臺灣也曾經歷過一次重新進行自我表述的歷史機遇。一九九一年，受到前一年野百合運動的推促，時任總統兼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主導政治改革，廢除了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並由尚未改選的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俗稱老國代，或「萬年國會」）通過〈增修條文〉。〈增修條文〉的前言明白指出其制定目的是「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因此將當時仍同屬「國會」的三個機關：國民大會、立法院、監察院，選舉範圍限縮在「自由地區」；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則名以「大陸地區」。第一次〈增修條文〉的自我表述，是在黨國機器操作下產生的政治妥協，與三一八運動的性質與過程大不相同。然而，直到最近一次修憲（二○○五年），仍舊維持著第一次〈增修條文〉所創造的自我表述。換言之，從憲法政治的層次來看，臺灣這個政治社群在過去二十四年始終重複宣稱同一種政治身分。即便修憲七次，國民大會已經消失，監察院也失去了國會的地位，總統從間接選舉改成全民直選，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不需立法院同意，〈增修條文〉中「國家統一」的前提和第十條蘊含的「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為共同政治社群，始終未受改變。換言之，直到三一八運動引發既廣且深的「公民共和」時刻，臺灣這個政治社群幾乎沒有大規模、全面地檢討過自身的公民社群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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