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人的風月陷溺與自覺: 品花寶鑑和海上花列傳

本書分析、比較《品花寶鑑》與《海上花列傳》，以「背景」、「場域」以及「身體」三大議題試為兩部異色作品聚焦，由此反映陳、韓兩作者耽溺倡優文化的創作心路，探討晚清文人居處／寄寓、所見/所寫於風月環境內的文化情境與心靈狀態，折射出創作者自傳統中逐漸反省、衝突、蛻變的自覺歷程。
更在凸顯衰世文人複雜曲折的情感與思想隱寓之餘，縝密省察晚清小說作為現代性文學傳衍之起點，嚴肅正視狹邪題材實以聲色犬馬的邊緣文化，反映價值觀念的異變與都市經驗的發展，進而銜接出一條屬於中國自覺性的現代化歷程與方向。

緒論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獨立提出「狹邪」一系專以倡優為題材的小說類型，不但注意到中國現代化影響下，倡優書寫於清代社會所產生的改變，其中更包含文化特質與文人心態的時代異變。 尤其陳森《品花寶鑑》作為「溢美」、韓邦慶《海上花列傳》作為「近真」的階段性代表著作，無論於小說史或者文化史上都難掩其特殊的意義。 但如吳繼文指稱「《品花寶鑑》卻一直不見有人加以彰顯……從頭到尾描寫男性之間的情誼，一般論者也實在很不方便肯定它的成就」， 陳森小說非但至今依然鮮見學術論著，除了少數幾則單篇文章的評介，大部分也只在主題式的類書範疇裡，呈現聊備一格的補充說明；至於《海上花列傳》雖然經過胡適大力推廣與張愛玲的悉心語譯，卻也似陳永健表示，於其1996年首自香港出版《初挈海上花》之前，「沒有一本專書甚至很少評論文字介紹」 ─而於學術圈正式拓展兩著研究之前，藝文圈卻已醞釀著關注焦點─如此反觀吳繼文、侯孝賢、虹影……現代創作者，以改寫或翻拍等「再創作」的形態，重現《品花寶鑑》與《海上花列傳》的時代意義與藝術價值，不僅印證魯迅將此兩作視為狹邪小說重要代表、張愛玲重譯《海上花列傳》等伯樂先知之明，也為晚清狹邪小說於學界亮起明燈，進一步提醒學者於兩著開發研究的可能。
本書並列、比照陳森《品花寶鑑》與韓邦慶《海上花列傳》兩部狹邪小說代表作，正是體認此兩說部內蘊光采的文藝價值，及其銜續晚清現代化歷程的時代意義─《品花寶鑑》標誌「溢美」，對應《海上花列傳》於「近真」階段的代表性，誠如陳平原強調狹邪題材作為「言情小說之轉折」觀點，其作品不僅「可以獨立」，「具體論述只留待日後」努力凸顯─ 更何況兩書價值並不僅止為中國小說史上的里程，一旦透過研究陳、韓兩著，別以不同敘事手法、不同隱喻方式、不同價值立場，對照此一則重於情理、一則臻於物欲的狹邪著作，則能凸顯其蘊含衰世文人複雜曲折的感情與思想隱寓，亦可藉文本反映陳、韓兩作者耽溺倡優文化的創作心路，折射出文人自傳統中逐漸反省、衝突、蛻變的自覺歷程。由此體會作者生命情境如何與歷史環境深刻地重疊、為時代思想反映具體的動向，則能進一步省察晚清小說作為現代性文學傳衍之起點，正視狹邪小題材以聲色犬馬的邊緣文化，反映價值觀念的異變與都市經驗的發展。於此，筆者更獨特聚焦於「背景」、「場域」以及「身體」三大議題，試為兩部異色作品揚舉與探討，以便銜接出一條屬於中國現代化歷程的文化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