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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啟蒙運動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啟蒙係指人擺脫自身造就的蒙昧。蒙昧係指如果未有他人引導，自身就無法運用其理解力。如果此一蒙昧不是緣於理解力的缺乏，而是緣於缺乏別人引導即無能運使其理解力的勇氣，那麼此一蒙昧就是自身造就的。Sapere aude！敢於認知！遵從自我的理解力！這便是啟蒙的格言。(康德，《何謂啟蒙》) 近代中國對康德提出的「何謂啟蒙」的回答，反映了時代的迫切需求。這是一個近代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是以鄉村為基地而展開革命的時代，也是尋求擺脫封建世界觀的時代。那些將中國視為第三世界典範的人們，長期以來便認識到這三個同時進行的變革的意義。而關切著現代化與社會變革之間存在著普遍性的緊張關係的社會理論家，至今也仍然是這麼認為的。 然而，啟蒙運動倡導者們不同於純粹的愛國革命家，他們拒絕將中國的落後──長期存在的「自身造就的蒙昧」──歸咎於外來侵略者。哪怕是在歐美及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危及中華民族存亡的時刻，他們也拒絕為民族的過去歌功頌德。相反地，他們不斷提醒人們中國封建傳統所施加的重負，特別是宗法權威─即對家族或官僚國家盲目忠順的倫理觀。時至今日，長期持有這種倫理觀的中國領袖和民眾，仍將啟蒙運動的挑戰視為重大的爆炸性事件。 誠如克羅奇(Benedetto Croce)所告誡的歷史和歷史學家無法免於時代的印記，本書即以克羅奇的教誨為戒，其主旨在反映海內外目前仍持續不歇關於1919年「五四運動」意義的討論，「五四啟蒙運動」時期成長的浪漫運動雖然在中國的三0年代培育了為數不少的傑出文士，但是在感性主義與民族主義兩把烈火的燃燒下，中國並沒有像歐陸的浪漫主義文士，將文士的特有利器「批判之劍」對準否定感性主義的理性角度。從這一角度來看，與中國近代浪漫運動密不可分的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無論是在三0年代、四0年代或稍後的時間裡，之所以將力氣泰半用於民族主義的萬花筒中做拼圖的遊戲，而無法將視野擴大至其他層次，例如：有關啟蒙理性以及啟蒙理性展現於政治、社會、經濟，乃至文化等層面上之影響的反省，也就不足為奇。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美國漢學家舒衡哲教授將五四定位為「中國啟蒙運動」，這個看法跟李澤厚教授不謀而合。這種比附西方思潮運動的做法，舒教授並非首例。胡適先生就曾以「中國文藝復興」為他所推動的新文化運動來命名。這種比附的方式有一種「搭便車」的好處。由於我們對前者（西方啟蒙、文藝復興）有起碼的定論，便有助於理解尚無定論的後者（五四運動）。不過，任何的比附都是危險的，尤其是當我們對那個我們自以為是的前者並不是那麼了解的時候（或許「時代精神」本身就是個可疑的假設？），誤解只會帶來更大的誤解。余英時教授就指出： 「我提議在中國史的研究中，完全拋棄比附。要是我們既不承認歷史有通則，也不視歐洲歷史經驗的獨特模式為所有非西方社會的普遍模式，首先，何勞我們提出關於中國史上是否有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這類的問題呢？」（《五四新論─既非文藝復興，亦非啟蒙運動》，pp.16） 余教授認為，「五四期間，?發生了某種典範的變遷。」而這個變遷的引力來自於「向西方找真理」。「典範變遷」與「啟蒙」最大的差異在於揚棄了所謂的「進步史觀」，僅僅強調變化前後的「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孔恩最著名的概念）。在本書中，舒衡哲教授徵引了社會學家曼海姆分析「世代位置」的進路，將五四運動主要的知識份子作三個世代的定位釐清（改革者、懷疑者與建設者），的確判明了其中的結構與互動關係，卻也不免引來削足適履的疑慮：例如，作為文化保守主義代表的學衡派，在本書中幾乎沒有適當的位置。不過，即使在史觀上還存在諸多爭議，舒衡哲教授直接與俞平伯、葉聖陶、馮友蘭、梁漱溟等「五四青年」的第一手對談資料，仍使本書充滿了無比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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