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譯後漢書 六: 傳

本冊的內容，包括卷五十九張衡列傳到卷七十鄭孔荀列傳。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曾經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然而，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又是在一個並不適宜其生長的社會環境裡取得的，「學而優則仕」的文化傳統使傑出人才毫無選擇地流向官場，科學技術被視作雕蟲小技，不受重視。如張衡所發明的候風儀比歐洲的「候風雞」早出現一千多年，他所製作的地動儀是世界上第一臺測報地震的儀器，然而也僅此而已，因為我們在張衡之後的近兩千年裡，沒有發現相應的延續和發展。可以說他對人類歷史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他的科學成就上。

中國古代的士大夫大都懷著治國平天下的壯志，即使是以詩文、學問見長的文人學者，也往往是把出仕朝廷輔佐君王放在第一位，而把著述放在其次。然而，現實與理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許多文人學者不僅無法施展其抱負，反而仕途坎坷。舉如著名學者馬融，其著述極豐，世稱通儒。當世名儒如鄭玄、盧植等皆出其門下。馬融是一個胸懷抱負，力圖通過入仕來濟世救民的讀書人，如他曾上〈廣成頌〉，勸諫朝政，勸諫漢安帝像古代聖君一樣選拔重用人才，結果得罪了掌權的鄧騭和鄧太后，十年時間沒有升遷。又如多才多藝的蔡邕，擅長辭章、術數、天文，精通音律，同時還是一個書法家。蔡邕對經籍造詣很深，曾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等一起正《六經》文字，寫經於碑刻，是所謂「熹平石經」。
雖然蔡邕學識淵博，在朝野均以博學聞名，但仕途卻很不順利。東漢的中後期的政治環境極為黑暗、腐敗，值得注意的是，此一時期卻湧現了大量才能出眾、剛正廉潔的士大夫，如左雄、周舉、黃瓊等。他們不計個人得失，不懼權貴的威勢，或者上書直言，抨擊弊政，或者與邪惡勢力相鬥爭，尋求正義，維護統治秩序。正是由於他們的努力，東漢政權才在風雨飄搖中又延續百餘年。

此外，東漢後期學術文化轉型的一些跡象，也值得讀者注意。如〈延篤傳〉中提到當時的「仁孝之辯」，也就是說「仁」、「孝」何者優先的問題。這種學術討論的提出，表明東漢後期儒家經學開始從文本釋讀開始轉向問題討論，從死守經典、師說轉而為直抒己見，這種以問題為中心的討論，正是後來魏晉玄學的典型特徵。

從本冊以及七、八冊所涵蓋的各類不同屬性類傳中，我們得知作者范曄所撰的《後漢書》，除沿襲《史記》、《漢書》中的〈循吏〉、〈酷吏〉、〈宦者〉、〈儒林〉四傳的體例外，又創制了〈黨錮〉、〈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六種類傳。這些類傳的創立，一方面如實記錄了當時社會生活中出現的許多特殊情況，為歷史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一方面也表現了范曄本人深刻的歷史見解，為後代史家提供了新的寫史方法。本冊〈黨錮列傳〉中所記述的名士，都是或多或少參與朝政的士大夫，他們挺身反對宦官的專權，也屬於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但是，閱讀〈黨錮列傳〉，只有同情遭遇黨錮的士人的，沒有同情那些宦官的。這是因為在范曄書中，「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遵循著這樣的原則，他所記述表彰的，都是東漢社會中「尚氣節」的人物，是同當時人民所痛恨的宦官進行堅決鬥爭的名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