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 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 | 誠品線上

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 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The DandyThe FlâneurThe Translator一九三○年代，上海、東京、巴黎浪蕩子、漫遊者、譯者以「跨文化現代性」重新思索「現代性」的本質一個集合了人物、文類、觀念、語彙及文本的旅行故事探明百年前外來元素究竟如何蛻變成本土的一部分本書探討源自於法國的「新感覺派」文風進入中國的歷程，重點置於在橫跨東西文化與地理的脈絡中，人物、文類、觀念、語彙與文本的流動鏈結。作者主要以現代性的三大推手：浪蕩子、漫遊者與文化翻譯者三者的故事，歸結出「跨文化的現代性」的觀念，企圖挑戰現有的語言與學科分界線。源自於法國的「新感覺派」文風的流行時間雖短，卻對一代中國與日本文學產生了無可比擬的影響。在橫跨東西文化與地理的脈絡中，人物、文類、觀念、語彙與文本互相流動鏈結，交織出一張錯綜複雜的網。現代性的三大推手：浪蕩子、漫遊者與文化翻譯者三者，共同描繪帶出一個「跨文化的現代性」的故事，挑戰我們現有認知中語言與學科的分界線。「以異性為自我的投射、致力於藝術的追求及自我的創造、持續不墜的跨文化實踐」是浪蕩子的三大特色。每一位在跨文化場域中致力創造自我、追求完美的男男女女，不都流著浪蕩子的血液？他們的追求與探索，產生的影響力跨越了國界，無遠弗屆。浪蕩子推動著的現代性，並非歷史上特定的時期。無論古今中外，任何人只要以突破傳統、追求創新為己任，都在從事跨文化實踐，都是現代性的推手。文化創造者時時處於現代性的門檻，生活、行動於文化前沿，在持續的越界行為中汲取靈感。跨文化場域是文化接觸、重疊的所在，是藝術家、文學家、譯者、思想家等，尋求表述模式來抒發創造能量的場所。本書探究跨文化場域中創造性轉化的可能性，討論的是語言、文學及文化的創造力，而非單純受外來文化的影響、摹仿、同化。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彭小妍美國哈佛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擅長台灣現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與跨文化研究。曾出版學術專書《超越寫實》（一九九三），小說《斷掌順娘》（一九九四）與《純真年代》（二○○四），並主編《楊逵全集》（二○○一年起）。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跨文化現代性導言／浪蕩子美學：跨文化現代性的真髓第一章／浪蕩子、旅人、女性鑑賞家：台灣人劉吶鷗第二章／一個旅行的次文類：掌篇小說第三章／漫遊男女：橫光利一的《上海》第四章／一個旅行的文本：《昆蟲記》第五章／一個旅行的現代病：「心的疾病」與摩登青年結論：相互依存中日文書目西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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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浪蕩子／漫遊者及跨文化現代性

筆者對浪蕩子／漫遊者的看法，來自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大正時期的日本稱他為「ボウドレル」。在中國及日本現代文學作品中，不計其數的歐洲思想家及文學家如影隨形、深入個別作家的潛意識中；波特萊爾是其中之一。本書第一章所探討的上海新感覺派旗手劉吶鷗，亦深受他的影響。關於波特萊爾在中國及日本的傳播研究，目前已為數不少。筆者的重點是波特萊爾作品《現代生活的畫家》如何將浪蕩子定義為現代主義者。此書曾啓發眾多西方思想家及文學評家 ，其中最重要的是班雅明及福柯。他們兩位觀點上的差異，對本書的研究而言，十分重要。

班雅明的波特萊爾研究寫作於一九三○年代，以漫遊者為核心概念。對他而言，波特萊爾及《現代生活的畫家》中的畫家康士坦丁‧基（Constantin Guys）兩人，均具有漫遊者的特質。在他的馬克思主義思考模式的詮釋下，漫遊者不僅對商品及女人有無可救藥的戀物癖，而且甚至本身有如娼妓，是待價而沽的商品。根據班雅明的說法，漫遊者在街道及拱廊商場四處晃蕩，



於群眾中渾然忘我，因此他的狀態有如商品。雖然他對自身的特殊狀態渾然不覺，卻絲毫不減此狀態對他的影響；這種狀態幸福地滲透他的身心，就像是麻醉藥般彌補了他的羞恥感。漫遊者沈迷於這種陶醉感（intoxication）中，有如商品沈浸於一波波顧客中的陶醉感。



班雅明進一步指出，身為漫遊者的現代藝術家，將文學生產商品化，儘管他對文學作品的資本主義化過程毫無知覺。他說：「漫遊者是涉足市場的知識分子，表面上四處觀看，事實上是在尋找買主。」



我們要特別注意班雅明所使用的辭彙：「於群眾中渾然忘我」（abandoned in the crowd），「對自身的特殊狀態渾然不覺」（unaware of this special situation），「漫遊者陶醉於其中」（the intoxication to which the flâneur surrenders），在在均強調漫遊者在現代資本主義世界中，對自身的商品化毫無所覺。他也把漫遊者類比為偵探，但是同樣地強調他的被動性：他化身為「心不甘情不願的偵探」（turned into an unwilling detective），對他而言，隱姓埋名的偵探姿態「使他的閒散合理化」（legitimates his idleness）；但是在表面懶散的背後，他其實「是一個精明的觀察家，眼睛不會放過任何一個無賴漢（miscreant）。」班雅明說的是，這位「心不甘情不願」的偵探有如「面相學家」般，鉅細靡遺地觀察研究社會底層的「無賴漢」，以誇張滑稽的方式將他們描繪出來。拿破崙三世時代的巴黎，暴徒肆虐。班雅明將其中一個群體譬喻為波西米亞人（bohème），成員都是隨歷史變遷巨浪漂蕩的知識份子，個個儼然專業或非專業的陰謀家，每天幻想如何推翻政權。他說道：「在此歷史過渡期間，雖然他們[知識份子]還是有贊助人，但是也已經開始熟悉市場法則了。他們成了波西米亞人。」此外，班雅明定義的漫遊者，與拾荒者[ragpicker]有氣息相通之處：



當然，拾荒者不能算是波西米亞人。但是從文人到專業的陰謀家，每個隸屬於波西米亞群體的人，都體認到自己與拾荒者類似之處。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與社會對立，也都面對岌岌可危的未來。



班雅明透過波西米亞人及拾荒者的形象，指出波特萊爾與「反社會份子氣息相通」（sides with the asocial）；漫遊者面臨的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曙光。班雅明暗示，漫遊者正身處現代文明史變遷的門檻，但卻渾然不覺：當舊的贊助體系還在運作之時，他體驗了資本主義的衝擊；他置身於中產專權時代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交界。班雅明並不區分現代主義者及漫遊者。對他而言，現代主義者／漫遊者是群眾的一部份，他們身經歷史變革卻毫無意識。他說：「波特萊爾藝術涵養深厚，面對時代巨變卻相對地缺乏應變策略。」相對地，福柯對波特萊爾心態的詮釋則大相徑庭，他明顯區分兩種漫遊者：一是波特萊爾式的現代主義者／漫遊者，一是在群眾中隨波逐流的汎汎之輩。對他而言，現代主義者是有意識的行動家，既代表時代，又超越時代。由此觀之，福柯的浪蕩子美學是對班雅明漫遊者理論的批判和修正。下文將詳述之。



首先從一九八三年福柯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何謂啓蒙〉（Qu’est-ce que les lumières）開始。在此演講中，他闡釋一七八四年康德的同名文章（Was ist Aufklärung），並援引波特萊爾《現代生活的畫家》中名聞遐邇的浪蕩子理論，來定義浪蕩子美學及現代性。以下引文中，請注意福柯如何對照兩種漫遊者，一是身處於時代流變中卻毫不自知，一則在歷史變遷時刻充分自覺地面對自己的任務：



身為現代主義者，不是接受自己在時間流逝中隨波逐流，而是把自己看成是必須苦心經營的對象：這也就是波特萊爾時代所稱的浪蕩子美學。

（Être moderne, ce n’est pas s’accepter soi-même tel qu’on est dans le flux de moments qui passent ; c’est se prendre comme objet d’une élaboration complexe et dure : ce que Baudelaire appelle, selon le vocabulaire de l’époque, le « dandysme ».）。



福柯此處是說，對波特萊爾而言，身為浪蕩子或現代主義者，需要一種「修道性的自我苦心經營」（élaboration ascétique de soi; an ascetic elaboration of the self）；浪蕩子美學實為現代性的精髓。福柯透過閱讀康德，發展出這個概念。從康德的文章中，他發現現代性不只是個人與當下的一種關係模式，更是在面對當下時，個人應當與自己建立的一種關係模式。

在福柯的詮釋中，康德認為現代性與時代無關；現代性不限於某個時代，亦非「某個時代的特徵」，更非「意識到時間的不連續：與傳統斷裂，在時間流逝過程中的一種新奇感及暈眩感[vertigo, 法文為vertige]」（請注意，「暈眩感」一字與班雅明所用的「陶醉感[intoxication]相通，即德文的Rausch」。相對的，福柯認為現代性是一種態度（attitude），或是一種風骨（ethos）。現代性是：



與當下現實連接的模式，是某些人的自覺性選擇，更是一種思考及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事及行為的方式，凸顯了個人的歸屬。現代性本身就是一種任務[une tâche; a task]。



簡而言之，這種風骨是是現代主義者自覺性的選擇（un choix volontaire），使他自己與當下現實（actualité）產生連結。諸如「自覺性的選擇」、「自我的苦心經營」（the elaboration of the self）、及「自我技藝」（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等表述方式，是一九七○、八○年代福柯的法蘭西學院講座所反覆演繹的概念，也是理解他的權力關係理論的關鍵。



人要如何與當下現實產生連結呢？福柯以波特萊爾《現代生活的畫家》中的藝術家康士坦丁‧基為例，來闡明其論點。在福柯心目中，對於康士坦丁‧基這種現代主義者而言，要與當下現實產生連結時，面臨了三個任務：（1）現代性是當下的諧擬英雄化（cette ironique héroïsation du present） ；（2）現代主義者透過現實與自由實踐之間的艱難遊戲（jeu difficile entre la vérité du réel et l’exercice de la liberté）來轉化現實世界（il le transfigure）；（3）現代性迫使藝術家面對自我經營的課題（elle [modernity] l’astreint à la tâche de s’élaborer lui-même）。對福柯而言，這些任務不可能在社會中或是政治實體中完成。能完成這些任務的唯一領域是藝術：「它們只能產生於一個另類場域中，也就是波特萊爾所謂的藝術」（Ils ne peuvent se produire que dans un lieu autre que Baudelaire appelle l’art）。



根據福柯的說法，現代主義者波特萊爾不是個單純的漫遊者，他不僅是「捕捉住稍縱即逝、處處驚奇的當下」，也不僅是「滿足於睜眼觀看，儲藏記憶」。反之，現代主義者總是孜孜矻矻尋尋覓覓；比起單純的漫遊者，他有一個更崇高的目的……他尋覓的是一種特質，姑且稱之為「現代性」。他一心一意在流行中尋找歷史的詩意。

（Il cherche ce quelque chose qu’on nous permettra d’appeler la modernité. Il s’agit pour lui de dégager de la mode ce qu’elle peut contenir de poétique dans l’historique.）。



福柯認為現代主義者的要務是從流行中提煉出詩意，也就是將流行轉化為詩。這便是他所謂的「當下的諧擬英雄化」：當下的創造性轉化。



此處值得注意的是，福柯所謂的英雄化是「諧擬」的，因為「現代性的態度不把當下視為神聖，也無意讓它永垂不朽。」他認為現代主義者以諧擬的態度面對當下，轉化當下，而非僅僅捕捉那稍縱即逝的片刻：「康士坦丁‧基不是單純的漫遊者，當全世界沈睡時，他開始工作，並且改造了世界。」 然而，轉化當下並非否定當下。對福柯而言，現代主義者賦予當下高度的價值，他被一種「迫切的飢渴感」所驅使，時時刻刻想像當下並轉化之：波特萊爾式的現代性是一種演練；藝術家一方面對現實（le réel）高度關注，一方面從事自由實踐，既尊重又挑戰現實。在福柯的系統中，如同法國結構主義，現實往往是想像、或虛構的對立面。對福柯而言，現實也影射既有秩序或威權（institutional power）。我們身為知識行動的主體，總是在現實的侷限下作為。一個藝術家如何可能同時既尊重又挑戰現實？根據福柯的說法，透過自由實踐，人可察覺限制所在，並得知可僭越的程度。他用「界限態度」（une attitude limite, or “a limit attitute”）一詞，來進一步闡釋他所謂的「現代性的態度」：



這種哲學的風骨，可視為一種界限態度……我們必須超越內／外之分，我們必須時時處於尖端……簡而言之，重點在於將批判理論中必要的限制性，轉化為一種可能進行踰越的批判實踐。



因此對福柯而言，現代性的態度不是把自我的立場預設在既存秩序之內或之外，而是同時在內又在外：現代主義者總是處身於尖端，不斷測試體制權力的界線，藉此尋找踰越的可能。對他來說，這是一場遊戲，是自由實踐與現實秩序之間的遊戲。在面對體制權力時，唯有透過自由實踐，個人能動性（agency）才有可能發揮。



綜上所述，班雅明定義下的漫遊者，受商品化所擺佈，與群眾合流，對自己處於現代史分水嶺的處境，豪無所知；反之，福柯心目中的浪蕩子／現代主義者，雖被限制所束縛，但卻迫不及待地追尋自由；他自知身處於尖端，隨時準備踰越界限。福柯視現代性為一種風骨（ethos），視現代主義者為具有高度自覺的行動家，一心一意從事自我創造，企圖改變現狀。因此在探究現代性態度時，福柯將之視為一種倫理學及哲學的命題：這是我們對自我的一種本體論批判，透過「歷史實踐測試越界的可能性」，是「身為自由個體的我們，對自我所從事的自發性工作」（travail de nous-même sur nous-même en tant qu’êtres libres）。再者，這種歷史批判的態度，必須是一種實驗性態度。簡而言之，對福柯而言，現代性態度是我們自發性的選擇：是面對時代時，我們的思想、文字、及行動針對體制限制所作的測試；目的是超越其侷限，以尋求創造性轉化。試問：如果在面對權力體制時，毫無個人自由及個人能動性，革命及創造如何可能？



此即貫穿本書的主題：文化翻譯者發揮個人能動性在跨文化場域中進行干預，以尋求創造性轉化。第一、二章將連結浪蕩子美學概念及上海新感覺派作家，並詳細闡釋此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