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 焦慮與對抗焦慮造成的心理紊亂與性格扭曲 | 誠品線上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諮商治療師必備經典】「人可以改變，並且終其一生都能持續改變。」精神官能症患者都有著無法調解的矛盾傾向：攻擊與順從、掌控與無助、苛求與恐懼……他們劇烈地經歷了錯綜複雜的心理問題。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心理學家，從文化條件、性格結構、基本焦慮及其防衛機制，理解現代人的精神困境。「精神官能症是一種心理紊亂，由恐懼和對抗這些恐懼的防衛機制，以及試圖為衝突傾向找出妥協的解決方案所引起。」精神官能症不僅源於童年經驗，更深受文化條件影響。像是在競爭社會中，人們必然帶有攻擊性，卻被期待要具備謙卑品格；或者，強調人可以根據自由意志來生活，現實中卻遭遇各種限制，當內心充滿拉扯，患者便出現兩個明顯特徵：◎反應僵化：面對不同情境，永遠用同一種方式應對，例如即使對方真心稱讚，也總是不相信。◎潛力與成就之間的落差：這是被自己所阻礙，例如明明很有才華，卻總是無法發揮。核心問題就在於焦慮。為了對抗焦慮，於是發展出保護自己的方式，藉此滿足對安全感的需求。關愛：只要別人愛我，就不會傷害我。順從：只要我讓步，就不會被攻擊。權力：只要我有權力，沒有人能傷害我。退避：如果我不靠近，就不會失望。荷妮擁有豐富的諮商經驗，她敏銳地描述各種防衛機制如何運作，以及隱藏在衝突、焦慮、受苦經驗、人際關係困境背後的心理特徵，本書可望成為所有受困靈魂治癒自身的起點。【專文導讀】蔡榮裕｜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臺灣心理治療個案管理學會理事長、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創會理事長【好評推薦】李旻珊｜身心科醫師黃之盈｜暢銷親職作家／諮商心理師蘇益賢｜臨床心理師鐘穎｜心理學作家／愛智者書窩版主（依姓氏筆畫排序）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卡倫．荷妮（Karen Horney, 1885-1952）德裔美籍心理學家、精神病學家，社會心理學、女性心理學先驅。與阿德勒、佛洛姆、榮格，同為新佛洛伊德學派的重要學者。1915年獲得德國柏林大學聯盟醫學博士學位。1920至1932年間，荷妮於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任教。1932年移居美國。1941年，以荷妮為首，成立了「美國精神分析促進協會」及「美國精神分析學院」。其代表作有《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精神分析的新方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等。【譯者簡介】梁若瑜東吳大學心理系畢業。以翻譯為職，以文字為樂。譯有《給7-11歲孩子的哲學大哉問》、《我也來做一回貓》、《如果巴黎的色彩消失了》、《那隻見過上帝的狗》等七十餘本。聯絡信箱：[email protected]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 卡倫荷妮的文化精神分析需要再被我們看見／蔡榮裕引言第一章 精神官能症衝突的文化與心理意涵第二章 為何要談「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三章 焦慮第四章 焦慮與敵意第五章 精神官能症的基本結構第六章 精神官能症對關愛的需求第七章 對關愛需求的其他特徵第八章 獲取關愛的方法和對拒絕的敏感第九章 性在關愛需求中扮演的角色第十章 對權力、聲望和財富的追求第十一章 精神官能症的競爭心態第十二章 退出競爭第十三章 精神官能症的罪惡感第十四章 精神官能症患者受苦之意義第十五章 文化與精神官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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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
卡倫荷妮的文化精神分析需要再被我們看見／蔡榮裕（節錄）
　　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是荷妮移居美國後的第一本重要著作。荷妮在德國接受過古典精神分析訓練，隨著自身經驗的累積，逐漸對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本能驅力論」與「性器期決定論」感到不滿。她觀察許多精神官能症患者，問題並不全然來自早年性衝突，而是與社會文化壓力、家庭氛圍以及人際關係的焦慮密切相關。並不一定是互斥的論點，不過在獨尊某個論點，並具有排他性時，的確會引發荷妮的這種反應。《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是臨床觀察的整合，也是對佛洛伊德傳統的批判與超越。簡要來說，荷妮想要說明，精神官能症不是與時代無關的「普遍疾病」，而是深深嵌入特定文化與社會結構之中的現象。這使得本書不僅是心理治療理論，也是對現代社會的文化批判。
　　《我們內心的衝突》寫於一九四五年，正值二戰後的時期。荷妮在這本書中試圖對「精神官能症」提出新的理解，如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的態度，她批判了佛洛伊德以生物本能為核心的驅力理論，再次強調主張要從人際關係、文化壓力與內在心理衝突的角度，去看待精神官能症。荷妮主張人之所以會陷入精神官能症的困境，不在於被壓抑的性或攻擊本能，而在於我們的內在價值、欲望與自我概念之間，因有著某種強大的理想性而引發的矛盾張力。她將這些衝突稱為「內在衝突」，這種衝突會形成「長期焦慮」，進而導致精神官能症人格的種種症狀。
　　荷妮的論點被歸類在「文化精神分析」，讓我想到南非的神經科醫師和精神分析師—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二○二四年完成佛洛伊德英譯標準版的修訂出版，有著「神經精神分析」的印記。雖然「文化精神分析」在臺灣目前較不被提起，如當年臺灣有的「文化精神醫學」，不過，荷妮這兩本著作值得再細讀，不必然照樣搬來看精神官能症和人格，但她詳細描述臨床情節及其想像力，若採用看戲的心情會覺得「真的很好看」，相對於目前相關報告中，大都想要框進現有的學派論述裡，而忽略或省掉了不少值得細思的枝節。
　　卡倫．荷妮是這樣出發的，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一章標題「精神官能症的文化與心理」，便開宗明義地表達自己站在佛洛伊德的基礎上，但也有所不同，她將「文化」議題變成舞臺上的主角，面對人類複雜的心智，她無所畏懼，「體認到文化條件對精神官能症的影響有多重大後，佛洛伊德視為精神官能症根基的生物條件和生理條件，便退居次位了。唯有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才該再考慮後兩種因素的影響。」（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
　　她直接說出自己的想法和企圖，將佛洛伊德的後設心理學的主要論點擠到舞臺旁，如在第二章裡提到，「關於文化與精神官能症之關聯性，我的假設是否成立，有待人類學者和精神科醫師協力來驗證。」也許就在這樣的氣魄下，她的論點被後人稱做「文化精神分析」。如同晚近，馬克．索姆斯有氣魄地發展神經科疾患的精神分析，開展了「神經精神分析」，都強調站在精神分析的方法上。雖然什麼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在學界內仍是不時相互爭議的課題。
　　更重要的是，荷妮的精神分析視野，不再只是精神官能症的「症狀」，而是「人格」或「性格」才是主角。她這麼說：「從文化角度來看，性格的形成也比症狀更重要，因為對人類行為產生影響的，是性格而非症狀。愈了解精神官能症的結構，並體認到治癒某個症狀未必代表能治癒某種精神官能症之後，精神分析師普遍轉移注意力，更關注性格的扭曲而非症狀。」（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二章》）因為佛洛伊德的理論少觸及「人格」領域，雖然當今精神分析的主要論點，是描繪臨床常見的自戀型人格和邊緣型人格，只是這些人格細分類在當年還不是荷妮的焦點。
　　不過，荷妮並不是只依循既有的理論，而是充分了解，精神分析探索的內在心理世界是複雜的，相較於古典理論後來可能對已有的論點過於自信，例如性學和情結，她明白表示，「我們無法逃避一個事實，即所有心理問題必然都是極為錯綜複雜且難以言喻。假如有人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容我鄭重提醒，還是別閱讀這本書了，免得會覺得像走進了迷宮，並且因為找不到現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
　　由於荷妮身處的年代，尤其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和《我們內心的衝突》這兩本書裡，她都是以佛洛伊德的理論作為對話的對象。至於「精神分析」是什麼？她採取這種立場，「由於我的許多詮釋和佛洛伊德有所不同，有些讀者可能會問這樣是否仍算精神分析。答案取決於各人所認為的精神分析精義為何。假如認為它完全只限於佛洛伊德提出的學說理論，那麼本書呈現的內容便不是精神分析。」（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
　　進一步論述荷妮的企圖和成就之前，我先談談自己對於她的一些印象，以及那些印象在經過三、四十年後的變化。我的醫學生年代，是一九七八年代的起始，戒嚴時代，不少想法都是管制的，而且通常不知道自己被思想管制，除非你就是好奇，為什麼是這樣？為什麼不是那樣？然後還有一群人可以交換不同的想法，而且任何好奇，可能不自知需要付出莫名的代價。這可能是荷妮當年書寫想法時的背景，佛洛伊德被某些人當作是需要戒嚴般的保護。
　　讀者閱讀荷妮的這兩本書時，勢必也會感受到她對於已有論點的不滿意，而對還有什麼其他想法抱持更多好奇。在她身處的學界，對於精神分析是什麼，常有著強烈的理想性和互斥性，但她不拘的心志都驅動著她的好奇：到底是什麼力量，讓人會是目前的樣子呢？
　　學界的人對於精神分析的理想性，而無法讓更多想法和理論出現的現象，可能有著她在《我們內心的衝突》裡的問題，她一層一層地詳細說明衝突裡的「理想性」，以及帶來的問題和困擾。但她如此期待，「不論是分析師或病人，都不太可能完全達成這些目標。它們是值得努力追求的理想；其實務上的價值，在於能為我們的治療和生活指引方向。倘若我們對理想的意義不夠清楚，恐怕只會用新的理想化形象，來取代舊的理想化形象。我們也必須體認到，分析師沒有能力把病人變成完美無瑕的人，只能協助他變得能夠自由地追求這些理想。而這也意味著，提供他變得成熟和發展的機會。」（出自《我們內心的衝突．結論》）
　　不過，會讓荷妮如此大費周章地書寫，可能更是如此，「內在心理歷程的一種外化作用。如我們先前所看到的，這些質疑和攻擊皆源於他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就是這種挑錯和警戒的內在歷程，再加上外化作用，導致他幾乎無法想像有任何因果關係和他自身有關。但不涉及他本身的困擾時，他完全可以像其他人一樣就事論事。」（出自《我們內心的衝突．第十章》）
　　我再稍補充說明自己和荷妮相關的精神分析經驗。我的醫學生時期是戒嚴年代，慶幸自己在高醫阿米巴詩社，有詩人學長的加持，我那時是受李宇宙醫師影響，他有很厲害的說故事的能力和態度，說著佛洛伊德是多麼好玩，就這樣的因緣，加上「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系列，有蘇聯文學、歐洲文學，也夾雜佛洛伊德、榮格、佛洛姆以及卡倫．荷妮，例如《自我的掙扎》，這是我當年思想雜食的經驗。
　　當年，我們喜歡以詩為名，以這些精神食物作為談論的素材；以詩為名對於社會和文化的關切，此時回頭來想，我相信荷妮強調的「文化」因子，根深蒂固地影響著我吧。但以現在不同分類方式，變成是精神分析和跨學科的交流了。慶幸自己在精神科醫師的生涯裡，精神分析也是重要的成分，一直到現在，也三十多年了。……
　　每個人都有著不同的途徑，和精神分析建立因緣關係，精神分析是佛洛伊德的好奇，以及不遵從已有論點下，所耕耘出來的領域。那麼我們宣稱，要以精神分析或佛洛伊德為基礎是指什麼呢？那個基礎又是指什麼呢？這也是荷妮的重大疑惑，當時佛洛伊德的思想，對某些人的理想來說，可能有著如戒嚴年代般，不能被任意更新想法，她意志堅定，就從自己的臨床經驗為出發點，尋找不同語彙來說明。
　　例如，「佛洛伊德關於伊底帕斯情結的觀察，是基於精神官能症患者。他從他們身上發現，這種極為強烈的嫉妒反應，對象是父親或母親，其破壞力足以引發恐懼，並可能對性格的建構和人際關係產生長遠的不良影響。他在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官能症患者中經常觀察到此種現象，認為具有普遍性。他不但認為伊底帕斯情結是精神官能症的核心，還試圖從這個基礎來解釋其他文化中的情結現象。正是這種概括式歸納令人存疑。」（出自《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第五章》）
　　如前所說，目前也許如常識般的想法，不過回到當年，當大家的焦點都在「症狀」時，要將「人格」這個顯明影響的視野帶進來，可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何況，荷妮還同時要帶來「文化」因子，不過她一步一步，在這些疑問裡建構她的論述，從她談得如此層層轉折，是有著一一回應他人的不同想法。雖然我無意說她的論點，可以完全說明目前是焦點的自戀型和邊緣型人格者，但她的書寫很細緻，可以讓我們站在上頭，看向遠方的開闊視野。
　　依我的觀察，荷妮倡議「文化」因子為重點的精神分析，雖然叫做「文化精神分析」，但是在精神分析學界裡，佛洛伊德和克萊因學派傾向者慣常以內在世界為主角，對於外在環境的論述持著保留態度，這些精神分析工作者可能仍不易接受她的論點。甚至有可能如她在《我們時代的精神官能症人格．引言》裡提到的，自己的工作是否屬於精神分析，仍有人抱持不同意見。雖然依我的觀察，就算反對者要在他們自己的論述裡，假設沒有出現文化因子，其實是不可能的，只在於他們是否要把這些文化因子，當作是潛意識的主要內容或背景。這有著很大的歧異，至今仍是如此。……
　　荷妮的作品仍會被閱讀的理由之一，是她的文章裡引用了不少文學、藝術、哲學和人類學的著作，來說明自己想要表明的這些聯結。例如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三個原始社會中的性別與氣質》；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文化模式》；A．S．哈洛威爾（A. S. Hallowell）的《給民族學田野工作者的心理學指引手冊》等，眾多跨學科的引用說明。讓後世的讀者反而是透過這些引用內容出發，來認識和重新理解荷妮所主張的精神分析。

（本文作者為臺灣分析治療學會理事長、臺灣心理治療個案管理學會理事長、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創會理事長）

試閱文字

內文 : 引言

　　我寫這本書的用意，是想精準描述我們生活中的精神官能症患者：那些真正驅使著他的衝突、他的焦慮、他所受的苦，以及他在與別人和與自己相處時所遇到的許多困難。此處我並不關注某種或多種特定的精神官能症類型，而是專注於我們這個時代幾乎所有精神官能症患者身上，都會以某種形式反覆出現的性格結構。
　　重點放在現有的衝突和精神官能症患者如何嘗試化解，以及他現有的焦慮和對抗焦慮所建立的防禦方式。著重於當前的情況，並不代表我捨棄了「精神官能症基本上是從早期童年經驗發展而來」的概念。但我和許多精神分析學者的差異在於，我認為以一種片面的迷戀，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時期，並把日後的反應在本質上視為是重複先前的反應，這樣並不合理。我想要證明，童年經驗和日後衝突的關係錯綜複雜，絕不是某些精神分析學者所宣稱的，僅是一種單純的因果關係。儘管童年經驗提供了精神官能症發病的關鍵條件，卻絕非日後困境的唯一導因。
　　把注意力放在當前的精神官能症困境，我們會發現精神官能症的形成不僅是由當事人的個別經驗所引發，也起因於我們身處的特殊文化條件。事實上，文化條件不僅為個別經驗增添分量和色彩，據信還決定了其特殊形式。例如，擁有一位支配欲強或「自我犧牲」的母親，屬於個人命運，但唯有在特定文化條件下，才會出現支配欲強或自我犧牲的母親，也只有在這些既存的條件下，該經驗才會對日後生活造成影響。
　　體認到文化條件對精神官能症的影響有多重大後，佛洛伊德視為精神官能症根基的生物條件和生理條件，便退居次位了。唯有在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才該再考慮後兩種因素的影響。
　　這種導向使得我在精神官能症的一些基本問題上，有了新的詮釋。雖然這些詮釋探討了迥異的題目，如受虐傾向的問題、精神官能症患者對關愛的需求之後續影響、精神官能症患者罪惡感的意義，但都有一個共同的基礎，即強調焦慮在引發精神官能症的性格傾向上，扮演了關鍵角色。
　　由於我的許多詮釋和佛洛伊德有所不同，有些讀者可能會問這樣是否仍算精神分析。答案取決於各人所認為的精神分析精義為何。假如認為它完全只限於佛洛伊德提出的學說理論，那麼本書呈現的內容便不是精神分析。然而，假如認為精神分析的精義，在於潛意識歷程中某些思緒的基本傾向及其表達方式，以及把這些歷程帶到意識層面的一種療程，那麼我所呈現的內容就是精神分析。把範疇嚴格限定在佛洛伊德的所有理論詮釋，我認為有個危險，即很容易在精神官能症中，只發現佛洛伊德理論引導人們去看的部分。這是故步自封的危險。我深信，對佛洛伊德無與倫比的成就表達敬意，應該是在他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築砌，如此一來，我們可望進一步實現精神分析提供給未來的可能性，不論是在理論或治療上。
　　這些看法也回答了另一個可能的問題：我的詮釋是否帶有一點阿德勒（Alfred Adler）的色彩。的確，與阿德勒強調的某些觀點有一些相似之處，但說到底，我的詮釋仍是以佛洛伊德為基礎。阿德勒其實是個很好的例子，讓人看到即使是有建設性地剖析心理歷程，倘若執意片面進行，而且不以佛洛伊德的基本發現為基礎，仍可能變得貧瘠。
　　由於本書的主旨，並不是為了說明我在哪些方面同意或不同意其他精神分析學者，整體而言，我只在自己的觀點和佛洛伊德的觀點有明顯分歧時，才探討值得商榷的部分。
　　書中所呈現的，是我長年對精神官能症進行精神分析的研究心得。如果想呈現我的詮釋以哪些素材為基礎，必須附上許多詳盡的案例描述，但這麼一來，會顯得過度冗長，畢竟本書的用意是通盤式地陳述精神官能症的問題。不過，即使不收錄這些素材，專家或甚至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仍能自行驗證我的論述的正確性。假如讀者用心體會，就能將我的假設與自己的觀察和經驗比較，並在此基礎上捨棄或採用、修改或強調我的說法。
　　本書是以淺顯白話寫成，而為求簡潔易懂，我盡量不談過多的衍生細節。專業術語能省則省，因為術語有時反而喧賓奪主，取代了清晰的思路。因此，許多讀者，尤其是未受過專業訓練的人，可能會覺得精神官能症人格的問題相當容易理解。這種結論不但是誤解，甚至是危險的。我們無法逃避一個事實，即所有心理問題必然都極為錯綜複雜且難以言喻。假如有人不願意接受這個事實，容我鄭重提醒，還是別閱讀這本書了，免得會覺得像走進了迷宮，並且因為找不到現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
　　這本書的對象是未受過專業訓練但有興趣的人，也包括在專業上治療過精神官能症患者且熟悉相關問題的人。以這些專業人士來說，本書不僅是寫給精神科醫師，也寫給社工師和教師，以及日漸意識到在研究不同文化時，心理因素之重要性的那群人類學者和社會學者。最後，我希望它能對精神官能症患者本身有些意義。雖然他們通常把心理學思想視為侵入和強制介入，但由於自身飽受病痛所苦，所以往往比其他較強健的同儕，更能深刻體認到心理上的那些複雜性。可惜的是，閱讀關於自身處境的描述，並無法治癒他；讀完之後，他多半是看出別人身上的問題，而不是看到他自己。
　　我想藉此機會，感謝本書的編輯伊莉莎白．陶德（Elizabeth Todd）小姐。而我要致謝的那些學者，已在文中提及。最主要感謝佛洛伊德，因為他提供了基礎和諸多工具，讓我們得以發揮，並感謝我的病人，我若有任何心得，都是我們一起努力的結果。
第一章 精神官能症的文化與心理意涵（節錄）
　　「精神官能症」一詞，我們如今使用得相當隨興，卻未必總是清楚它代表著什麼。很多時候，這只不過是表達不贊同的一種故作高雅的方式：也許以前只會說懶惰、敏感、挑剔或多疑，現在卻改成「精神官能症」。然而，我們使用這個詞彙時，確實是意有所指，而且在不知不覺中，基於某些標準才選用了該詞彙。
　　首先，精神官能症患者和一般人在反應上有所不同。譬如以下的例子，我們便傾向於認為是精神官能症患者：有個女生只想一直待在基層，不願接受更高的薪水，也不願向她的主管們看齊，或是一位藝術工作者每週只賺三十美元，假如他願意投入更多時間，其實可以賺到更多錢，但他只想憑這一點錢盡可能享受人生，把自己大半時間都拿來找女人相伴，或沉溺於技術性嗜好。我們之所以稱這種人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因為我們多數人都熟悉（而且只熟悉）一種行為模式，即想要出人頭地、想搶在其他人前面、想賺到超過餬口所需的金錢。以上例子顯示我們在指稱某人為精神官能症患者時，所依據的其中一項標準，是看此人的生活方式是否吻合我們這個時代認可的某一種行為模式。假如那個不具競爭驅力（或至少看起來不具競爭驅力）的女生，是生活在美國西南部的某個培布羅印地安社會，就會顯得再正常不過了，或者那位藝術工作者如果生活在義大利南部或墨西哥的村鎮，也會顯得再正常不過，因為在那些地方，賺錢或付出辛勞僅是為了滿足眼前的需求，要是有人想超過必要的程度，會讓人覺得匪夷所思。還可以追溯到更久遠以前，在希臘，假如有人工作達到超乎滿足需求所必須的程度，絕對會被視為不正當。
　　因此「精神官能症」一詞，儘管起初是醫療名詞，如今使用的時候，不能不考慮它的文化意涵。診斷腿部骨折時，不需要知道傷患的文化背景，但假如有個印地安男孩說他看到靈異現象，而且相信那是真的，我們若因此認為他是精神官能症患者，就會有很大的風險。在這些印地安人的文化中，經歷到靈異現象和幻覺被視為一種特殊天賦，是靈體賜予的恩福，靈異現象和幻覺是刻意觸動引起的，能經歷到這種事的人，會因此被賦予某種聲望。在我們的文化裡，與已故的祖父聊上好幾個鐘頭的人，會被視為精神官能症患者或精神病患，但在一些印地安部落中，像這樣與祖先溝通，卻是受到認可的模式。假如某人因為已故親人的名諱被提起，便覺得極度受到冒犯，我們一定會認為他是精神官能症患者，但在希卡里亞阿帕契人的社會裡，他這樣絕對是正常的。如果一個男子因為月經來潮的女子靠近，就嚇得半死，我們會認為他是精神官能症患者，但在許多原始部落，對月經的恐懼是普遍的心態。
　　關於怎樣才算正常，這種觀念不僅隨文化而異，在相同文化裡，也會隨時間而異。比方說今天，如果一個成熟且獨立的女子，因為曾有過性關係，便認為自己是「墮落的女人」、「不配得到正派男人的愛」，別人會懷疑她罹患了精神官能症，至少在這社會的許多圈子裡是如此。約莫四十年前，這種懷有罪惡感的心態卻被視為正常。正常與否的觀念，也會隨不同的社會階級而異。譬如，封建諸侯階級的成員覺得男性總是慵懶，只在打獵或打仗時才活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但小資產階級的人要是表現出相同的態度，就會被視為極度不正常。這種差異也見於兩性之間，前提是確實存在性別區分，就如同在西方文化中認為，男女的氣質各有不同。而女人接近四十大關時，如果成天憂慮自己變老，同樣又屬「正常」，但男人若在這個階段對年紀惶惶不安，就會是精神官能症。
　　某個程度上，受過教育的人都知道，「怎樣算是正常」存在著差異性。我們知道華人吃的食物和我們不一樣；愛斯基摩人對整潔的觀念不一樣；巫醫治療病人的方式，與現代醫生採用的方式不一樣。然而，有些差異不只存在於風俗民情中，也存在於驅力和感受中，普遍來說這一點較不為人所知，不過已經有人類學者直接或間接闡述過。如沙皮爾（Edward Sapir）所言，現代人類學的一大功勞，就是時時都在重新發現何謂正常。
　　基於充分的理由，每個文化都深信自身的感受和驅力，才是「人性」最正常的表現，心理學在這方面也不例外。譬如，佛洛伊德從他的觀察下定論，認為女性比男性更容易嫉妒，然後試圖從生物角度解釋這個據稱很普遍的現象。佛洛伊德似乎也假定，所有人類都會對殺害別人有罪惡感。然而不容爭辯的事實是，關於殺人的態度，存有極大差異。如同彼得．弗勒興（Peter Freuchen）指出，愛斯基摩人不覺得殺人一定要受到懲罰。在許多原始部落，假如某個家族成員遭外人殺害，家族蒙受的傷害可藉由提供替代品來彌補。在某些文化中，母親因為兒子遭殺害的傷痛，可透過收養兇手取代兒子來撫平。
　　進一步善用人類學的發現，不得不坦言，我們對人性的某些觀念相當天真，譬如認為競爭心態、手足之爭、情感與性的密切關聯，都是人性固有的傾向。我們認為的正常，乃是來自於贊同某個群體內關於行為和感受的某些標準，而且會強行加諸在成員身上。但這些標準會隨文化、時期、階級和性別而異。這些考量在心理學上的意涵，比乍看之下來得影響深遠。立即的後果，就是懷疑心理學是否普世皆準。也許在我們文化及其他文化的某些發現，看起來很相像，但我們不能因此下定論，認為兩者源於相同的動機。如今已經不可假定，心理學上若有新發現，就代表是人性固有的普遍傾向。這一切的結果，印證了某些社會學者一再主張的說法：這世上不存在所謂普世皆準的正常心理。
　　然而，由於理解上出現許多嶄新的可能性，這些局限也獲得大幅彌補。人類學上這些考量的主要意涵在於，認為各種感受和態度受到我們的生活條件所形塑，其程度高得驚人，對文化和個體皆有深遠影響，兩者無法分割。反過來，這意味著倘若我們明白自己身處的文化條件，就有機會更深入地了解正常感受和態度的特性。既然精神官能症是偏離正常行為模式的表現，因此，我們將來也可望獲得更深入的認識。某種程度上，這種取向意味著追隨佛洛伊德踏上的道路，那條路最終引領他向世人提出了關於精神官能症前所未聞的理解。雖然理論上，佛洛伊德認為我們的特異性源於生物方面的驅力，他也格外強調一個見解──不僅在理論學說上，在臨床實務上更是如此──即我們如果想理解某種精神官能症，就要仔細了解個人的生活際遇，尤其是關愛在童年早期所帶來深具形塑力的影響。把相同原理應用到特定文化中的正常和精神官能症結構的問題上，意味著我們如果想理解這些結構，就要仔細了解該特定文化對個體的影響。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諮商治療師必備經典】
「人可以改變，並且終其一生都能持續改變。」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心理學家，從文化條件、性格結構、基本焦慮及其防衛機制，理解現代人的精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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