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共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永續建言, 如何實現人類最大多數的幸福! | 誠品線上

Économie du bien commun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讓．梯若爾巨作，中文版隆重問世★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邱敬淵／審訂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林明仁／導讀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在市場與政府雙重失靈，個體利益與群眾集體福祉難以調和的時代，深思謹言：我們為什麼應該讀經濟學？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經濟學家受到信賴的程度似乎逐步降低。經濟學家察覺到大眾對經濟學的理解與信任都每況愈下，而這更是直接連結到國家政策上。所得分配不均、資源不平等種種問題，如今在每個國家都愈演愈烈。人們在憤怒和沮喪的時候，更容易放棄當前的政府，也不再採信專家的言論。他們轉而尋求天翻地覆的改變，而這正是杜撰童話故事與錯誤政策民粹主義者所能提供的。於是，人們試圖緊抓住可以帶來希望的東西。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認為，政府端不出真正有長久正面影響的經濟政策，正是因為人們不理解經濟學。他認為：「有這樣的經濟政策，都是我們自找的，因為一般大眾欠缺對經濟學的理解，使得政治人物要做出好的政策抉擇，變成一件需要莫大政治勇氣的事。」他又說：「與專家和政府溝通很有用，但如果大眾因為先前沒有相關教育背景，而不懂得我們在說什麼，那麼政治人物便難以推動正確的政策。因為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一樣，會根據得到的刺激做出反應，而選舉就是他們的刺激。」當市場邏輯滲透一切，政府監管卻步步受限，個人與群體、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愈發尖銳。面對氣候變遷、財富集中、數位平台壟斷等當代難題，我們需要怎樣的制度來重新分配風險與責任？梯若爾在本書中，以制度設計、行為經濟學與賽局理論為基礎，深入探討自由市場的極限與公共干預的必要，並提出在自由與監管之間求取平衡的新思路。 這不僅是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書，更是一堂如何重建公共利益、設計永續社會的公開課。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我預言，這本書將與托瑪‧皮凱提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齊名，成為本世紀最重要、最廣為閱讀的經濟學書籍。這本充滿智慧的精彩著作，將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格倫．洛里（Glenn Loury），美國經濟學家「讓‧梯若爾是一位願意清楚說明非經濟學家所關心議題的諾貝爾獎得主，這樣的存在十分罕見。這本非凡的書展現出嚴謹經濟思維在各種重要議題上的價值，包括從失業到全球暖化等。對所有想理解今日經濟運作的人來說，都是必讀之作。」——奧利維耶．布朗夏（Olivier Blanchard），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讓‧梯若爾將經濟學與經濟學家的重要貢獻擺在舞台中央，指出它們對我們社會共同希望與願景的核心地位。這是一本為我們帶來希望的重要著作，值得所有關心當今重大經濟挑戰的人閱讀。」——黛安．柯爾（Diane Coyle），《GDP的多情簡史》作者「《邁向共善》是一本優美又充滿洞見的書，呈現出關於經濟行為的許多令人驚訝且發人深省的悖論。」——哈洛德．詹姆斯（Harold James），英國經濟史學家「本書不會提供取巧快捷、18分鐘TED talk 式的解答，也不會聲嘶力竭地指引正義的唯一道路，而是詳細地把事情可能發生的前因後果、推論背後的假設和可能的政策結果，清楚地向讀者說明。……閱讀本書的經驗，應可以做為讀者後續判斷其他公共知識分子評論的最佳參考點。」──林明仁，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讓‧梯若爾 (Jean Tirole)瑞典皇家科學院將201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讓‧梯若爾一人，獎勵的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讓‧梯若爾 (Jean Tirole) 是 2007 年法國國立科學研究院金牌得主，現任圖盧茲經濟學院 (TSE) 院長、圖盧茲高等研究院 (IAST) 創始成員以及工業經濟研究所 (IDEI) 科學主任。他是橋樑、水利和森林總工程師，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的研究主任，也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客座教授、經濟分析委員會（CAE）成員和道德與政治科學院院士。審訂者簡介邱敬淵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法國土魯斯大學經濟學博士，指導教授為本書作者讓．梯若爾。教學與研究興趣為產業經濟學與法律經濟學。譯者簡介郁保林曾獲教育部翻譯學門獎學金留學法國，巴黎第三大學碩士、巴黎第四大學博士畢業，已出版多種著作與譯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 一個優雅又謙遜的經濟學家告白／林明仁致謝前言 共同利益哪裡去了？第一部分 經濟學與社會第一章 你喜歡經濟學嗎？第一節 是什麼因素妨礙我們理解經濟學？第二節 市場與稀缺物管理的其他模式第三節 以更好的方式分享經濟學第二章 市場的道德界線第一節 市場的道德限制還是市場失靈？第二節 非商品與崇高價值第三節 市場是否對社會凝聚力造成威脅？第四節 不平等第二部分 經濟學研究者的專業第三章 公民社會中的經濟學家第一節 身為公共知識分子的經濟學家第二節 參與公共事務的危險第三節 必要的互動與幾項防範措施第四節 從理論到經濟政策第四章 日常研究第一節 理論與實證證據之間的來回第二節 經濟學學術圈的微觀世界第三節 經濟學家：狐狸還是刺蝟？第四節 數學的功用第五節 賽局理論與資訊理論第六節 方法論的貢獻第五章 變動中的經濟學第一節 並非始終理性的行為者：心理人第二節 社會人第三節 誘因人：獎勵的反作用第四節 法律人：法律與社會規範第五節 更多嶄新的發展方向第三部分 經濟的制度框架第六章 邁向現代政府第一節 市場存在諸多缺陷，必須加以糾正第二節 市場與政府的互補性及自由主義的基礎第三節 政治優先還是獨立機構優先？第四節 政府改革第七章 企業及其治理與社會責任第一節 可行的組織形式有許多種……但只有少數獲採用第二節 企業在這一切當中的社會責任為何？第四部分 總體經濟的大難題第八章 氣候挑戰第一節 氣候的問題第二節 停滯的原因第三節 談判未能符合氣候問題的需求第四節 對抗全球暖化：須令各方承擔責任第五節 碳定價與不平等第六節 國際協議是否可信？第七節 結論：讓談判重返正軌第九章 戰勝失業 第一節 法國的現況第二節 勞動契約的經濟分析第三節 制度的不一致第四節 改革能夠帶來什麼？如何成功改革？第五節 與就業相關的其他重大議題第六節 緊迫性第十章 歐洲何去何從？第一節 歐洲的建構：從期待變持疑第二節 歐元危機的根源第三節 希臘案例：雙方都苦第四節 歐洲今後的抉擇第十一章 金融的功用何在？ 第一節 金融的功用何在？第二節 如何將有用的產品變成有害的產品？第三節 市場有效率嗎？第四節 那麼，為何實施監理？第十二章 2008年金融危機 第一節 金融危機第二節 金融危機後的新環境第三節 該歸咎誰？經濟學家與危機預防第五部分 產業面臨的挑戰第十三章 競爭政策與產業政策第一節 為什麼要有競爭？第二節 產業政策在這其中的角色第十四章 當數位化改變了價值鏈 第一節 平臺做為數位經濟的守護者第二節 雙邊市場第三節 一種不同的經濟模式：平臺開始監管第四節 雙邊市場面對競爭政策的挑戰第十五章 數位經濟：社會所面對的難題 第一節 信任第二節 數據的所有權第三節 醫療保險以及互助精神第四節 二十一世紀新形態的就業第五節 數位經濟與就業第六節 稅務問題第十六章 創新與智慧財產權 第一節 創新刻不容緩第二節 智慧財產權制度背景第三節 管理疊加之專利權利金第四節 創新機構第五節 合作發展與自由軟體第六節 其他諸多議題第十七章 產業管制第一節 四重改革及其合理性第二節 誘因性的管制第三節 受管制企業的收費標準第四節 管制網路接取第五節 競爭與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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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導讀 : 一個優雅又謙遜的經濟學家告白／林明仁（節錄）
經濟學曾是一門很入世的學科：從早期亞當斯密對自由貿易的提倡與李嘉圖強烈反對禁止低價穀物進口英國的穀物法（Corn Law），再到近代凱因斯對大蕭條的擴張性貨幣與財政政策的主張，都是在直觀的推理之後，給出一個相對明確的解方。而這些建議，似乎有不少也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達成了一定的成效。然而自 1950年代起，在保羅．薩繆森（Paul Samuelson）、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傑拉德．德布魯（Gerard Debreu）等人的推動之下，嚴謹複雜的經濟學模型成為主流。本書作者梯若爾（Jean Tirole），就是箇中翹楚。
梯若爾出身自有數學與機率紮實訓練傳統的法國經濟學界。原本就讀於巴黎的國立橋樑與道路高等工程學校（École nationale des ponts et chaussées），這是全世界第一所工程學校，後來轉行至麻省理工學院獲得經濟學博士，目前任教於土魯斯經濟學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每年也會有固定時間回MIT 開課。他寫的《產業組織》（Industrial Organization）、《賽局理論》（Game Theory，與朱．弗登博格〔Drew Fudenberg〕合著）、《公司財務》（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等經典教科書，數十年來都是全球經濟學教授與博士班學生書架上的必備讀（毒？）物。諾貝爾獎委員會在2014年則是因其「對市場力量與管制的研究（for his analysis of market power and regulation）」，而頒發給他經濟學獎。一直到得獎之前，他的寫作對象主要都是專業的經濟學者，Google scholar 上也列出了梯若爾的數百篇論文與超過20萬次的引用。有評論者開玩笑說：「他一年寫的論文，就已經超過我一輩子能理解的量！（he writes more in one year than I can understand in a lifetime）」
然而，經濟學家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同儕的批評、研究的品質，教學品質都是最主要的事。而讓經濟學更平易近人，反倒會讓他們從本業分心」，梯若爾在一次訪談中說到。那麼問題來了，他花時間寫這本書的動機為何？
「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後，一位學者某種程度上就變成大眾知識分子了。我經常在路上被陌生人攔下，詢問我對某些議題的意見，不論我的專業與這個議題的距離有多遠。」將艱澀難懂的數理模型轉譯或簡化成可與公眾溝通的語言，本來就非常困難。但梯若爾也認知到，特別是在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社會大眾對經濟學的理解與信任都開始下降，陷入所謂「雙重赤字」的窘境。而這都是我們（經濟學家）自找的。我們如果不更努力，讓更多人理解經濟學，那我們認為的好政策，就難以被政治人物推動。「因為政治人物跟一般人一樣，也是會對誘因結構做出反應的，而選舉就是他們的誘因。」這段話，對照此序言寫作的當下，川普無視於經濟學家的反對，對全世界課徵高額關稅，的確是有滿滿的既視感。
因此，除了一般讀者，本書也是寫給經濟學家看的：要能為經濟學辯護，重拾大眾對經濟學的信任，構建一個褪去菁英色彩，更能與大眾溝通，並與心理學、人類學、歷史學、政治學及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重新建立連結的經濟學，至關重要。
本書的第一部分討論經濟學與社會的關係，特別著重在經濟學如何與社會大眾互動，以及市場的道德邊界。第二部分討論經濟學家這個職業，包括我們的日常工作，以及做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參與政策討論時應注以及企業的社會責任。第四及第五部分針對目前人類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從氣候變遷到失業，數位經濟到創新和智慧產權，提供他的看法。
本書企圖宏大，討論的政策主題也很多，更包含經濟學者對研究與政策介入的自省。我認為，閱讀全書、反覆咀嚼並形成自己（不管是同意或不同意他）的看法，才是重點。導讀不應該也無法剝奪這種樂趣。不過，我還是在此提出兩點，與讀者分享我的心得。
首先，是經濟學數學化與政策建議之間的關係。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中，經濟學是最依賴數學工具的，因此我們也常收到過於抽象與形式化的批評，但這卻是一個必經的過程。許多創新的觀點一開始都是模糊的，如果沒有數學，我們很難將政策推動中各類的因果關係及未預料到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表達清楚。這需要透過將重要的變數內生化到模型中來完成。
許多人也對利用模型來表達問題的做法有所疑慮。的確，模型一定得簡化現實，所有理論都建立在不完全真實的假設上。但這個過程逼迫經濟學家明確地說出其假設到底有哪些，在推理過程中創造一定的透明度，讓其他人理解並且判斷這些假設是否合理。模型一開始可以非常簡單，但隨著對行為人的描述變得複雜（內生化更多變數），我們可以更細緻地了解改變的各個面向是如何發生。更重要的是，數學是目前已知檢查論證邏輯的最佳工具，有助我們避免被自己的直覺與文字誤導。哈佛大學的經濟學者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說得好：「經濟學家運用數學，不是因為他們聰明，而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
另外，模型也可以引導實證研究，提供一個直覺與資料對話的指南。我們可以從現實資料中估計出模型的各個參數，再推導出當新的情況發生時，結果會是什麼（即所謂的反事實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重點應該是模型與現實世界的對話有多真實，而不是模型的數學美感有多優意的事項。第三部分則從管制與市場力量的制度框架來討論市場的優劣，雅。許多經濟學家也同意，我們有時太注重數學，而忘記本來要分析的問題本質。就如同作者在書中強調的：「論文除非構成一種方法論上的進步，從而對研究的應用有所貢獻，否則巧妙但內容膚淺的論文很快就會遭人遺忘。」

（中略）

整體來說，這是一本梯若爾對於經濟學（家）在政府、企業以及個人決策中該扮演什麼角色、能做到什麼，以及更重要的，不能做到什麼的說明。本書不會提供取巧快捷、18分鐘TED talk 式的解答，也不會聲嘶力竭地指引正義的唯一道路，而是詳細地把事情可能發生的前因後果、推論背後的假設和可能的政策結果，清楚地向讀者說明。書中最難能可貴，也是我希望讀者可以親身感受到的，是他優雅、博學但又謙遜、有耐心的筆調。讀者甚至可能會訝異於他多次直接說：「我不知道。」這世界宣稱自己知道些什麼的經濟學家（或其他專家）真的還不少，但真正好的經濟學家卻不多。閱讀本書的經驗，應可以做為讀者後續判斷其他公共知識分子評論的最佳參考點。

前言
共同利益哪裡去了？（節錄）
自從計畫經濟在經濟、文化、社會和環境方面徹底失敗以來，自從柏林圍牆倒塌和中國經濟轉型以來，市場經濟已經成為我們社會主導、甚至唯一的組織模式。即使在「自由世界」（monde libre），政治權力也已經失去了影響力，轉而讓位給市場和新的參與者。私有化、開放競爭、全球化，以及在公共採購中更為系統性地使用拍賣（mises aux enchères）機制，在在限制了公共決策的空間。也因此，司法體系和獨立管制機構等不受政治力主導的機構，已成為不可或缺的關鍵角色。
然而，市場經濟的成功仍是毀譽參半，因為它未教世人心悅誠服。我們的同胞中只有少數人相信市場優於一切，而大多數人則以逆來順受的心情勉強接納，其中更有一些人心懷憤慨。普遍的反對聲浪多譴責以下現象：經濟戰勝了人文主義的價值觀；世界不見憐憫或同情心、唯個人利益是圖；事關人類尊嚴的社會關係及價值觀瓦解；政治與公共服務衰落；以及我們的環境缺乏永續性。有句不分國界的流行口號提醒我們：「世界不是商品。」在當前金融危機、失業和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在執政者面對氣候變遷時無計可施、歐洲建構搖搖欲墜、地緣政治不穩定與其所導致的移民危機及世界各地民粹主義勃興等背景下，上述問題尤其顯得尖銳。
追求共同利益的目標到哪裡去了？經濟學能如何為實現這一目標做出貢獻？
要定義共同利益（bien commun）此一大家期盼社會所擁有的東西，多少需要價值判斷。這一判斷可以反映我們的偏好、掌握資訊的程度，以及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就算我們都同意這些目標值得追求，但是我們對公平、購買力、環境、工作或私人生活的重視程度可能有所不同。更不用說，在道德價值、宗教或精神生活等其他面向的看法，可能會有深刻的分歧。
不過，還是可以在界定共同利益的過程中減少一些主觀隨意性。以下的思想經驗為這一主題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設想你尚未出生，因此不知道自己在社會中將被賦予什麼位置，也不知道自己的基因以及家庭、社會、種族、宗教、國家等環境將會如何，這時你問自己：「如果我可能生而為男或女，身體健康或有疾病，家庭富裕或貧困，接受良好教育或文化水準不高，信神或不信神，成長在巴黎市中心或洛澤爾省（Lozère），想在工作上實現自我或選擇其他生活方式等等，那麼我打算活在什麼樣的社會裡呢？」
這種站在「無知之幕」（voile d’ignorance）後面，忽略自己在社會中地位和屬性的提問方式，其實源於悠久的知識傳統。該傳統始於十七世紀的英國，由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約翰．洛克（John Locke）創立；十八世紀由歐陸的伊曼紐爾．康德（Emmanuel Kant）和讓－賈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及其「社會契約說」（contrat social）繼續發揚光大；而最近在美國，則由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 1971）提出的「正義論」（théorie de la justice）和經濟學家約翰．夏仙義（John Harsanyi, 1955）提出的「個體間的福利比較理
論」（comparaison interpersonnelle des bien-être）踵事增華。
為了限制選項數量，並防止你以不著邊際的回答加以敷衍，且讓我來稍微重新表述問題：「你想活在什麼樣的社會組織中？」事實上，問題的關鍵不是我們想活在什麼樣的理想社會中，比如活在一個公民、工人、經濟界決策者、政治負責人和政府會自動自發優先考慮公共利益而非個人利益的社會中。正如我們將在下文所見，人類並不總是只追求物質利益，然而卻會傾向於將自身利益置於公共利益之前。於是，忽視一些顯而易見的誘因與可預見的行為模式（例如對「新人類」的理想化），曾在歷史上導致某些社會組織走上極端，壓抑了人性，甚至使整個社會陷入貧困。
因此，本書乃從以下原則出發：無論我們是政治家、企業家、員工、失業者、自營業者、高級公務員、農民、研究人員，無論我們在社會中的位置如何，我們都會對自己所面對的誘因措施做出反應。這些誘因措施（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社會的）和我們的偏好結合起來，型塑了我們的行為模式；然而，這類行為卻可能違背集體利益。因此，要實現共同利益，必須在很大程度上建立能夠盡量調和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的機構制度。
從這個角度看，市場經濟本身絕不是目的，它充其量只是一個工具。而且，如果我們考慮到個人、社會群體和政府在私人利益與共同利益之間可能存在的分歧，市場經濟仍是一個頗不完美的工具。儘管我們在社會中的特定位置已然影響我們，因此很難重新置身於「無知之幕」後面，不過這一思想實驗能夠更可靠地引導我們走向共識。
我可能會消耗過多的水或造成汙染，並不是因為我從中享受什麼樂趣，而是因為這滿足了我的物質利益：我能藉此生產更多蔬菜或節省隔熱成本，或者免去了購買環保車輛的需求。而你們這些受我行為影響的人，將會反對這種行為。但是，如果我們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思考，便可假設沒有人知道自己究竟是受益者還是受害者，並針對我的行為是否可取這個問題，達成一致看法。也就是說，受害者的痛苦是否超過了受益者的獲益。當我的自由意志與你的利益衝突時，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就會產生分歧；但在「無知之幕」後，兩者多少能趨於一致。
「無知之幕」這一抽象的推理工具所帶來的另一個好處是，權利獲得了理性的基礎，不再只是簡單的口號。例如：健康權（le droit à la santé）是一種針對不良基因遺傳的保障；教育機會平等權應該確保我們免受出生和成長環境的差異所擺布；而人權和自由旨在保護個人對抗政府的專斷作為等等。權利不再是一些抽象、由社會決定是否給予的概念。相反，它們變得更加具體和可操作，因為在實踐過程中，這些權利可以在不同層次上被授予，且可能彼此衝突（例如，一個人的自由可能會在另一個人的自由範圍內受到限制）。
共同利益所依憑的標準即是我們在「無知之幕」後面的福祉。它不預設任何解決方案，也沒有集體福祉以外的標準。它允許私人使用財貨以促進個人福祉，但前提是此舉不得損及他人利益。以共有財為例，基於公平，這些資源（地球、水、空氣、生物多樣性、遺產、美麗風景⋯⋯）在「無知之幕」下，應該歸屬於社群，但最終仍將由個人消費、使用。無論是誰都可以消費，只要我的消費不會排斥你的消費（例如知識、公共道路照明、國防或空氣）。然而，如果物資數量有限，或者集體想要限制其使用（如碳排放），那麼這種使用就必然會以某種方式加以私有化。也因此，水、碳或無線電頻道的訂價將其消費私有化，然後授予經濟個體獨占使用權，前提是他們必須支付集體所要求的費用。而私有化的目的正是為了追求共同利益：公權力希望避免水資源的浪費，希望經濟個體為自己的碳排放負責，並希望將稀缺資源（如無線電頻道）分配給能有效利用的經營者。
這些評論在很大程度上預示了第二個問題的答案，即經濟學對於追求共同利益的貢獻。經濟學和其他人文與社會科學一樣，並非想要代替社會來定義何謂共同利益。不過，它可以用兩種方式做出貢獻。一方面，它可以將辯論引導到共同利益概念的具體目標上，並將目標與實現這些目標的工具區分開來。因為，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工具──不論為某一機構制度（例如市場）、某一「權利」或是某一經濟政策，經常發展到與其一開始設立的初衷獨立出來，從而違背其最初服務共同利益的目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共同利益視為必要的前提，經濟學可以發展出相應的工具來為其做出貢獻。
經濟學既不服務於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也不服務於那些想利用政府來強加自身價值觀或優先考慮自身利益的人。它拒絕全面採取市場或全面採取政府的觀點。經濟學是為共同利益服務的，其目的在使世界更臻完善。為此，它的任務是識別能促進共同利益的制度與政策。在研究社會福祉的過程中，經濟學涵蓋了個人和群體兩個面向。它分析個人利益與群體福祉相容的情況，但也研究個人利益妨礙集體福祉的情況。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你喜歡經濟學嗎？
除非是經濟學專業出身或從事相關職業，否則你或許對經濟學感到好奇（不然你也不會閱讀本書），但要說喜歡經濟學可能還為時過早。你或許覺得經濟討論晦澀難懂，甚至違反直覺。在這一章裡，我希望解釋造成此現象的原因，並描述一些認知偏差，因為有時候當我們面對經濟問題時，這些偏差會讓我們心生誤解。此外，我還將指出能夠促進對經濟學普及理解的幾條途徑。
雖然經濟學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卻非專家們的專利。只要願意撇開表面現象向下探究，經濟學其實不難理解。一旦我們認清並跨越最初的障礙，經濟學將會變得非常有趣。

第一節　是什麼因素妨礙我們理解經濟學？
心理學家和哲學家一直在探討構成我們信念的推動力。許多認知偏差雖然對我們有幫助（這也許就是它們存在的原因），卻也同時妨礙我們。
本書將從頭到尾說明這些偏差，畢竟它們會左右我們對經濟現象的理解，有所出入。
我們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我們通常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而不是根據證據才相信。正如柏拉圖、亞當．斯密及十九世紀美國偉大的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強調的，我們信念的形成和修正，都是為了堅定我們想要擁有的自我形象或周遭世界的形象。這些信念一旦匯聚在國家層級，便決定了經濟、社會、科學或地緣政治的政策。
我們不僅受到認知偏差的影響，而且還會經常刻意尋求這些偏差。我們根據自己的信念解釋事實、閱讀報紙、尋找與我們信念一致的人，因此無論這些信念是否正確，我們都固執不變。耶魯大學法學教授丹．卡漢（Dan Kahan）觀察到，面對人為因素造成氣候暖化的科學證據時，美國民主黨的選民更加堅定認為應該採取行動對抗氣候暖化；而許多共和黨人在面對同樣數據時，常堅持自己氣候暖化懷疑論的立場。更令人驚訝的是，這不是教育或智力問題─統計數據顯示，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共和黨人中，其拒絕面對現實的程度至少與教育程度較低的共和黨人相當！因此，沒有人能自外於這種現象的影響。
世人渴望對未來感到安心，這點在理解經濟現象（以及更普遍的科學現象）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不願面對「對抗氣候變遷會很昂貴」的事實，這就是為什麼「綠色成長」（croissance verte）這個概念在政治語言中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名稱暗示環境政策會是「百利而無一害」。但如果它真像暗示的那樣不花什麼成本，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全面普及呢？
同樣，我們一廂情願相信意外事故和疾病只會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我們自己或親人的身上（如此可能導致不良行為，例如開車時降低警覺以及對社會的看法。簡言之，我們所看到的、或想要看到的，可能與現實或忽視醫療預防。不過，在某些情況下，這種無憂無慮的態度卻也有增進生活品質的好處。）同樣，我們不願正視公共債務或社會保障體系急遽膨脹可能對社會體系的長期穩定造成威脅，或者寧願相信「別人會來埋單」。
我們都夢想活在理想世界，在那裡，行為者不需要法律強制便會自發行善、清理汙染或者自行繳納稅款，即使在不受監督的情況下也能謹慎行事。這也是為什麼電影導演（不僅是好萊塢的）會安排符合我們期望的結局，因為這些美好的結局能使我們堅信自己活在一個公平正義的世界，其中美德終將戰勝邪惡（如同社會學家梅爾文．勒納〔Melvin Lerner〕所描述之「相信世界是公正的」）。
然而，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義政黨都在利用這種不知節制的經濟幻想；而那些打破此一童話和太過天真信念的資訊，往往被視為負面，說得客氣些是引發焦慮，說得難聽則是支持全球氣候暖化理論的狂徒，是撙節政策的走狗或人類公敵。這也是經濟學常被戲稱為「陰鬱科學」的其中一個原因。
所見與所未見：初步印象與啟發法
經濟學教學通常依賴於「理性選擇論」（théorie du choix rationnel），即假設經濟行為者（agent économique）的行為總是基於將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標。不論個人是出於自私、無私、追求利潤還是尋求社會認可，或是其他動機，通常都認為他會試圖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然而，這種假設有時過於武斷，因為個人並不總能掌握足夠資訊來做出最正確的選擇。同時，由於認知偏差的影響，個人在評估達成目標的方式時也可能出現錯誤。這些推理或感知上的偏差屢見不鮮。儘管如此，這些偏差並未否定「理性選擇論」做為標準選擇模式的價值（即個人應該做出以自身最大性的最佳行動。
我們採用的「啟發法」一詞，是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心理學家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所重視的概念。啟發法是指提供問題答案的一種簡化的推理形式。這些啟發法經常十分有用，能讓我們迅速做出決定（突然碰上老虎時，我們並不總有時間來評估最佳的回應方式⋯⋯），但也可能遭到誤導。情緒可以成為這些啟發法的動力，有時是可靠的依賴，但有時也很不明智。
讓我們以一個典型的啟發法為例：在面臨決策或單純在做評估時，我們記憶中會浮現一些情境。「電話總是在我們正忙碌或洗澡的時候響起」，這顯然是記憶對我們開的玩笑；我們比較容易記住那些因活動被打斷而感到懊惱的情況，而對於那些電話未造成任何干擾的情況，我們就不記得那麼清楚了。同樣，我們都害怕飛機失事和恐怖攻擊，只因媒體經常大篇幅報導，而我們卻忘記了，普通的車禍和「普通」的謀殺案實際上導致的死亡人數遠遠多於這些相對罕見的情況。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美國發生了20萬起謀殺案，其中只有50起是由美籍伊斯蘭恐怖分子所為。然而，恐怖攻擊仍然深深印在所有人的腦海中。
康納曼和特沃斯基（Tversky）研究的主要貢獻，是指出這些啟發法經常使我們誤入歧途。這兩位心理學家舉了許多類似現象為例，其中一個特別具有說服力：哈佛大學的醫學生在計算某些症狀惡化成癌症的機率時犯了嚴重的錯誤。這裡我們面對的是美國最優秀的學生。同樣，這又見一個例子，說明即使是非常聰明的頭腦和高水準的教育也未能糾正扭曲的信念。
在經濟學中，第一印象以及專注於最明顯的事物也會蒙蔽我們。我們只看到經濟政策的直接效果，這點容易理解，可是我們就止步於此了。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並未意識到市場運作中存在的一些內在現象，例如誘因利益為導向的選擇），而只是解釋了為什麼我們的選擇不一定總是符合理機制、替代效應或延遲效應等，以至於無法全面理解問題。然而，政策存在副作用，這些副作用可能輕易使一項善意的政策變得有害。
在本書中，我們將看到許多這樣的例子，但現在且讓我們先舉一個刻意引人深思的例子。之所以選擇這個例子，是因為它能立即顯示出哪種認知偏差會導致對公共決策效果的誤解。假設一個非政府組織從走私者手中沒收象牙，它可以選擇立即銷毀象牙，或祕密地將其重新投入市場。大多數讀者的第一反應會認為第二種做法應該徹底加以譴責。我也不例外，不過且讓我們仔細思考這個例子。
非政府組織除了可將銷售象牙的所得投入其崇高的志業（如增強偵測和調查能力、購買更多的車輛以遏止象牙的非法買賣），象牙銷售還會帶來一個直接的結果：壓低象牙的價格（如果銷售量少，價格下降不多，如果銷售量大，價格下降就較可觀）。走私者和其他許多人一樣都是理性的：他們會權衡其非法活動的金錢收益，以及被捕入獄或與執法部門交戰的風險；價格下降多多少少能阻止其中一些人獵殺更多的大象。
在這種情況下，非政府組織銷售象牙是否不道德？也許是，因為非政府組織身為一個受人尊敬的組織，公開銷售象牙可能使買家覺得象牙貿易是正當的，從而降低購買象牙的內疚感。但至少在譴責該非政府組織的行為之前，我們應該三思。尤其是此舉並不妨礙公權力履行其固有的職責，亦即追捕偷獵者以及販賣象牙或犀牛角的人，同時可搭配宣導來改變人們的行為。
1997 年的《京都議定書》（le protocole de Kyoto）有志在對抗全球暖化的道路上邁出關鍵一步，可是卻以失敗收場，而上述的虛構情境有助於理解其失敗的一個根本原因。我們來解釋一下。在環境保護的領域中，「轉移效應」（Les effets de report）在經濟學術語中稱為「洩漏問題」
（problème des fuites）。這是一種機制，即世界某一地區雖然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但可能對全球汙染問題沒有或只有很少的影響。例如，假設法國減少化石能源（如石油、煤炭）的消耗。這一努力固然值得稱許，而且專家也一致認定，全球必須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將溫度的升高限制在合理範圍內（1.5到2℃）。然而，當我們節省一噸煤或一桶汽油時，將會降低煤炭或石油的價格，進而刺激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增加其消費量。
同樣，如果歐洲要求其投身國際競爭的企業為自己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付費，那麼這些企業的高排放生產活動就會轉移到對排放要求較低的國家。如此一來，在一定程度上會全部或部分抵消歐洲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努力，且能產生的生態效果極其有限。任何對抗氣候暖化的嚴肅解決方案都必須著眼於全球。
在經濟問題上，即使出於善意的行為或意圖，如果執行不當或未考慮後果，最終仍可能導致負面結果。

「可識別之受害者」的偏見
我們的同情心自然會傾向灌注於在地理上、種族上、文化上與我們接近的人。此一天生傾向乃源於演化的因素，使得我們同情社群中窮人的程度自然高於同情非洲飢餓孩童的程度，即使我們知道後者其實更需要幫助。一般來說，如果我們能識別受害者是誰，便容易產生感同身受的情愫。心理學家長期以來也在研究這種趨勢，亦即我們往往對可具體認知其身分的人比對無法辨識其身分的人更能付出關懷。這種「可識別之受害者」的偏見，雖是人之常情，也會影響公共政策。有句名言說道（一般認為是約瑟夫．史達林〔Joseph Staline〕所言，但其出處仍有爭議）：「死一個人是悲劇，但死一百萬人不過是統計數字。」例如，一張敘利亞三歲兒童艾蘭（Aylan）被人發現死在土耳其海灘上的悲慘照片，迫使我們正視一個自己本想忽視的現象。這張照片對歐洲人意識的衝擊，比之前成千上萬偷渡客在地中海溺水身亡的統計數據都更為強烈。艾蘭的照片對歐洲移民議題的影響，就像1972年越南戰爭中遭燒夷彈波及的小女孩潘氏金福（Kim Phúc）在路上裸奔的照片那樣，對越戰的影響不可小覷。一個可識別的受害者遠比成千上萬匿名的受害者更能讓我們深深記在腦海。同樣，在反對酒駕的宣導活動中，展示某個路人撞在擋風玻璃上的照片，要比僅僅公布每年受害者人數更加有效（就算後者能提供更豐富的資訊來說明問題的嚴重性）。
「可識別之受害者」的偏見也影響了我們的就業政策。媒體報導即將失業之無固定期限契約工（CDI）的抗爭，而他們的遭遇在一個很難再找到這類工作的國家裡顯得更加現實。我們看得到這些受害者真實的臉孔，卻看不到那些在失業期、待業補貼期或固定期限契約（CDD）之間掙扎、數目更多的人的面孔，因為他們都只是一個統計數據而已。然而，正如第九章將討論的，他們往往才是制度的受害者。這些制度包括為保護無固定期限契約工所創立的制度，結果使得企業傾向於提供不穩定的就業機會以及靠公共資金補貼的契約，而不願創造穩定的就業機會。為什麼我們花費這麼多公共資金和社會保險費用（cotisations sociales），結果不僅削弱企業競爭力，從而影響就業，還犧牲了本可用於教育或醫療的錢，得到的成效如此糟糕？部分原因在於我們關注的只是裁員計畫，卻忘記了那些被排除在勞動力市場之外的人，而兩者實際上是同件事的一體兩面。
這裡經濟學和醫學的對比十分搶眼：醫學與「陰鬱科學」相反，它被公眾視為一門致力於人類福祉的專業（英語中的「caring profession」〔照護職業〕一詞用在這裡特別合適）。然而，經濟學與醫學的目標其實相似：經濟學家和腫瘤學家都會進行診斷，必要時根據自己的知識能力（必然未臻完美）提出最理想的療法；但如果不需治療，則同樣會據實以告。
這種印象上差異的原因很簡單。在醫學上，副作用的受害者與接受治療的人是同一群體（流行病學領域除外，例如抗生素的耐藥性或未能接種疫苗所導致的後果）；因此，醫生只需恪遵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的者往往與接受治療的人不同，這一點在勞動力市場的例子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經濟學家必須考慮到那些不可見的受害者，因此有時會遭人指責，說他們對可見之受害者的痛苦無動於衷。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讓．梯若爾巨作，中文版隆重問世★
台北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邱敬淵／審訂
台大經濟系特聘教授林明仁／導讀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讓．梯若爾
在市場與政府雙重失靈，
個體利益與群眾集體福祉難以調和的時代，
深思謹言：我們為什麼應該讀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