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選擇: 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 | 誠品線上

Chicag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Chicago Free Market Economics

作者 Lanny Ebenstein
出版社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自由的選擇: 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Summers),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Saez),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彭博觀點」(Bloomberg View)5大好書 影響世界的芝加哥經濟學派 「很多人尋求自身利益的行動,會形成一種意想不到的經濟秩序。」 ──傅利曼經濟學家不僅要能解釋過去、預測未來,更重要的使命是為人類創造最大幸福。但,應該做什麼、如何做,才能創造最大幸福?每個經濟學派有不同看法。一九六○年代崛起的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意見,曾經左右英美兩國的經濟政策,主導全世界經濟學發展。芝加哥經濟學派認為,政府不必為人民謀幸福,因為自利的人會努力追求對自身最有利的事,政府只要提供公平競爭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從諾貝爾獎第一次頒發經濟學獎開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有二十八人獲獎。他們是自由主義經濟學者,也是公共知識分子。本書作者艾伯斯坦是自由意志主義學者,曾出版傳記《傅利曼的選擇》、《海耶克的一生》,他探討古典自由主義與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歷史與發展,以及芝加哥經濟學派觀點的演變,與這些觀點目前的應用。本書是艾伯斯坦第十本關於經濟與政治思想的著作,著墨古典自由主義的理論、海耶克與傅利曼的見解,是芝加哥大學從一八九一年創校以來,第一次對經濟學系做完整的紀錄。讀者可以從中得知,芝加哥大學的傳統是什麼?為什麼有這麼大的影響力?有過哪些經濟思想學派,以及芝加哥經濟學派對目前經濟情勢的看法。艾伯斯坦書寫的不只是芝加哥經濟學派思想史,更多的是,他們如何反思所處的社會,提出改變人類生活、創造最大幸福的經濟學說,並說明芝加哥經濟學系領導人物之間的友誼與知識關係,包括維納、奈特、西蒙斯、傅利曼、史蒂格勒與海耶克。從亞當‧斯密到今天,作者以優雅的筆調,把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要角重新定位一番。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科克斯書評》(Kirkus Reviews)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藍尼‧艾伯斯坦(Lanny Ebenstein)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UCSB)經濟系教授,教授經濟思想史。從一九九○到九八年,艾伯斯坦擔任聖塔芭芭拉教育局委員。出版十本經濟與政治思想史相關著作,包括傳記《傅利曼的選擇》、《海耶克的一生》。他的著作被翻譯多國語言,目前定居加州聖塔芭芭拉。■譯者簡介林麗雪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專職譯者。曾任職國會助理、記者與編輯。喜歡有生命力的人事物;熱愛文字工作。譯有《QBQ!就是要傑出》、《3300萬人的聊天室》、《學校沒教的就業學分》、《我用死薪水,讓錢替我賺錢》、合譯有《怪咖成功法則》、《虛擬貨幣經濟學》、《如何打造營收上億的App》、《英雄:大屠殺、自殺與現代人精神困境》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作者序緒論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歷史背景第一章 洛克菲勒的大學與政治經濟學系第二章 古典自由主義者 維納第三章 到芝加哥之前的奈特第四章 一九三○年代的芝加哥與奧地利經濟學派第五章 西蒙斯與累進稅制第六章 考爾斯委員會與凱因斯第七章 芝加哥經濟學派第八章 學術界的芝加哥經濟學家第九章 法律與經濟學,以及政治哲學第十章 芝加哥時期的海耶克:古典自由主義哲學家第十一章 經濟學家與公共知識分子傅利曼第十二章 一九八○年代與當代自由人主義結語 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當代應用附錄一:採訪傅利曼談海耶克附錄二: 薩繆爾森有關傅利曼的回信

商品規格

書名 / 自由的選擇: 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
作者 / Lanny Ebenstein
簡介 / 自由的選擇: 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派演變史: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Summers),美國前財政部長、哈佛大學前校長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Saez),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
出版社 /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9789571367972
ISBN10 / 9571367974
EAN / 9789571367972
誠品26碼 / 2681381281004
頁數 / 360
開數 / 25K
注音版 /
裝訂 / P:平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尺寸 / 21X14.8CM
級別 / N:無

試閱文字

內文 : 如果深入探索芝加哥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的根源,就能發現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於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初數十年期間,蘇格蘭道德哲學家與經濟學家亞當‧斯密(Adam Smith, 1723-1790),以及英格蘭政治哲學家與效用主義(utilitarianism)創始人傑瑞米‧邊沁(Jeremy Bentham , 1748-1832)兩人的著作。斯密與邊沁兩人主宰經濟與政治思想,邊沁又受到斯密極大的啟發。他們兩人再加上偉大的約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與約翰‧斯圖亞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 1806-1873),在十七世紀晚期到十九世紀初期,他們四人是輝格黨(Whig)早期古典自由主義陣營與自由派作家與思想家中,最具份量的經濟學家與政治哲學家。
由於斯密的著作,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第一次真正進入世人的視野。斯密在著作中高度推崇國家自主經濟(national economy),這是一種能自我維持且具有自主性的制度,雖然制度是由政府塑造,但絕對不能經由政府決定或指示,這是一種前所未見的論點。斯密的精采洞見包括:進行交易時,雙方都能受惠;對社會來說,有知識的利己主義比利他主義更可靠;比起較不複雜的經濟體,分工或專業化會大幅增加生產力;經濟活動、收入與財富,對道德也有益。斯密的說法非常具有現代性。而邊沁對效用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基本假設的說法則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就是是與非的衡量標準。」
最重要的一點是,斯密與邊沁都肯定,每一個人體驗幸福的能力是相等的。因此,他們兩人都支持民主政治(邊沁又比斯密更支持),以及社會整體與個人能得到最大財富與收入的經濟制度。斯密與邊沁兩人都是溫和的平等主義者。他們雖然不是極端的平等主義者,但兩人都理解,比當時社會更公平的收入與財富,對促進人們的幸福,確實至關重要。他們在當時社會看見一個相當龐大的貴族階級,他們既無生產力,也不配擁有這個地位,於是想要改變這個世界與這個階級的地位。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們的立場可以被視為政治左派。斯密追求的是國家的財富,也就是整體國民的財富,而不是一小群階級的財富。
就像芝加哥大學大部分的後繼者,斯密與邊沁(尤其是邊沁)並不擔心運用政府的機能去做對大眾有利的好事。他們非常理解,為了提升所有人的生活水準,政府是必要的;因此他們支持政府的活動,以建立這種生活水準。他們提倡政府要提供公共工程與學校,認為政府在貨幣制度有很重要的作用,並認可當時剛開始的福利國家活動。一般人把斯密、邊沁與古典自由主義者,描繪成政府的極端反對者,這種想法雖然流傳很廣,卻不正確。
最偉大的經濟思想史學家之一維納認為,斯密在一七五九年的著作《道德情操論》(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由上帝指引的和諧秩序教條基礎下,發展出他的道德體系。」並在一七七六年的著作《國富論》(Wealth of Nations),把這些想法應用到經濟領域。就像古典自由主義傳統的其他人一樣,斯密看到一個上帝想要創造最大幸福的世界。
在《國富論》,斯密最重要的洞見就是分工,或我們今天說的工作專業化。他提出一個很多人已經知道的例子,就是做大頭針的工廠,至今依然很有說明性,而且可以被視為數量經濟學(quantitative economics)的開端。如果一個人要做所有的工作,「他一天只能做出一根大頭針,絕對不可能做出二十個。」但如果這家公司分成很多部門,「十個人……一天就能做出四萬八千根大頭針。」在較不開發的經濟體,工作專業化程度較低,個人生產力較受限制。因此比起其他因素,分工絕對是創造國家財富的關鍵因素。
另外,必須有自由市場與私人財產權,才能達到最有效的分工。如果沒有自由市場,個人只能受限於和某些人交易,就不能創造最好的經濟生產力。同理,除非有非常重要的私人財產權(或許不是全部東西),否則個人不會有創新的動機,更不可能達到最有生產力的狀態。因此,不管是國內或國際市場,都應該自由而開放。市場越大,工作專業化與生產的可能性越大,所有人的生活水準會越高。
在勞動力與資本自由的市場,資源會被導向能把勞動力與資本應用最有效與最有生產力的人身上,這些人可能在某一個工作上做得比其他人更好,或者能以最低的成本生產某一個特定物品。當然,市場機制不可能完美運作,也不可能隨時運作,但大部分時間都有用。或者說,比起已經發展出來的制度,市場有用的時間更長。就像民主制度,自由市場是一種不完美的制度,但卻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生產最多元且最高品質產品與服務的最佳制度。
斯密的天才之處在於,他看出只要讓兩個人彼此交換商品與服務,就能促進經濟生產。「我們吃的每一頓晚餐,靠的不是肉販、酒商與麵包師傅的仁慈,而是他們對自身利益的考量。我們要面對的不是他們的人性,而是他們的自利主義。」社會中的利益會形成一種自然的和諧,當每一個人變得更有生產力,就會為其他人提供更多服務,社會就能變得更富裕繁榮。
最重要的是,斯密認為一個社會平均分配財富與所得極為重要,因為國家的財富就是組成國家的所有人民的財富。除非創造更多總產出,為所有人創造更高的所得與財富分配,否則斯密的制度並不贊成不公平。斯密和最偉大的啟蒙與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家想法一致,認為所有人在本質上是平等的。他特別反對土地繼承的法律,因為這會造成財富集中。他在《國富論》寫道,「不管在任何時代,一切都是為了自己,而不是為了別人,一直是主宰人類的低級格言。」在《國富論》,他從頭到尾都在批評與懷疑商業、土地持有,與貴族階級的道德本質。
他支持讓整體人民而不是一小群人獲益的政府活動。維納認為,對斯密來說,提升一般人民的福祉之時,「政府活動是自然且是好的,但如果傷害社會的普遍利益,就是違反自然而且是不好的。」 斯密在《國富論》中認可的政府功能包括:制訂貨幣制度、檢定特定生產作業例如「鑄造英鎊、在麻布與呢絨布上印花」、要求必須付工人現金而不是善意的勞動法規、各式各樣的壟斷法規;還包括街道清掃的衛生標準、提升公共衛生以防止疾病傳染;以及高速公路、橋梁、運河與港口的建設與營運等公共工程;政府擁有與營運的公園;專利與著作權相關法令;貸款法規;有關利率的規定(他認為最高利率是五%);提供郵政服務;提供公共教育。

(摘自緒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