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人到臺灣人: 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轉變1995-2008 | 誠品線上

從中國人到臺灣人: 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轉變1995-2008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作者李氣虹生於馬來西亞、成長於新加坡，曾經擔任新加坡聯合早報派駐台北、香港和廣州三地的首席特派員，現任該報中國新聞組副主任。由於曾在台北留學和工作生活，擅長研究台灣相關的各種議題，為此提供了跨地域視野和思考。 作者透過第三視角，研究台灣人政治認同從「中國人」到「臺灣人」的轉變和緣由，為全球華人瞭解台灣的歷史背景和台海兩岸政治提供參考。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李氣虹新加坡公民，資深新聞記者、學者、時事評論員。1967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柔佛州笨珍縣，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士、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法學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哲學博士。曾擔任新加坡《聯合早報》駐台北、香港、廣州特派員長達八年，現任該報中國新聞組副主任，兼任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講師。著有《中國競技體育揭秘》（香港：明報出版社，1996）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作者序 緣起 11 推薦序（一） 不可或缺的力量 ◎ 王信賢（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東亞研究所所長） 19 推薦序（二） 珍貴的研究價值 ◎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座教授 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 25 第一章 緒論 33 第一節 研究背景 35 第二節 研究動機 50 第三節 相關概念釐清和界定 54 第四節 與台海兩岸關係相關之文獻探討 62 第五節 研究方法和主要觀點 68 第六節 章節安排 72 第二章 日本殖民統治 對台灣政治精英的民族觀念之影響 ——以李登輝和史明為例 77 第一節 日化台人的精神世界 80 第二節 一八九五年之後台人的國籍身分 82 第三節 少兒時期的「岩里政男」 84 第四節 中國意識與馬克思主義歷史觀 86 第五節 李登輝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話 90 第六節 官方民族主義與殖民地民族主義 93 第七節 「台灣意識」中的反抗意識 94 第八節 為反抗獨裁統治而參加共產黨 99 第三章 台灣意識的萌芽 與中國意識之對立 105 第一節 「台灣意識」基本上是一種抗爭論述 108 第二節 「二二八」事件對台人之中國意識造成創傷 109 第三節 國民黨在台推行「中國化」運動 111 第四節 《自由中國》對台灣知識分子的啟發 113 第五節 外交挫敗動搖國民黨代表「中國」的合法性 118 第六節 七十年代的「現代化論述」與鄉土文學論戰 120 第七節 脫胎於中國國族主義的台灣史觀 126 第八節 黨國體制的弱化及挑戰 129 第四章 國民黨精英與「外省人」 之政治認同 137 第一節 省籍情結中「外省人」的身分定位 142 第二節 「外省人」的世代界定及相關的身分概念 144 第三節 生活空間結構對外省人政治認同的塑造 149 第四節 從社會階層看外省社群的優勢和劣勢 152 第五節 老榮民的政治認同 154 第六節 外省第二代的政治認同 156 第七節 外省社群的「李登輝情結」 159 第八節 外省人的兩岸統一原則和國家忠誠度 162 第九節 雙重認同：中國情和台灣心 164 第五章 從分裂國家理論 看李登輝的大陸政策 169 第一節 獨台與台獨——李登輝與民進黨的敵友關係 174 第二節 李登輝與郝柏村爭奪大陸政策主導權 178 第三節 中共與民進黨看國統會與國統綱領 180 第四節 分裂國家理論及相關概念 183 第五節 北京不接受「分裂國家理論」 186 第六節 一九九二年香港會談與「一個中國」爭議 190 第七節 兩岸密使管道 194 第八節 李登輝力爭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等 199 第九節 「兩國論 」是「台獨」立場嗎？ 206 第六章 民進黨的台灣前途主張之演進 （1986-2000） 213 第一節 創黨初衷 218 第二節 自決與台獨 222 第三節 國民黨的壓力和容忍底線 226 第四節 台獨非早期民進黨內主導思想 230 第五節 黨外「山頭」與民進黨派系之形成 232 第六節 「台獨」聲浪驟然升高 235 第七節 台獨黨綱的提出與修正 238 第八節 民主選舉對台獨理念的牽制 239 第七章 陳水扁政府的兩岸政策 （2000-2008） 247 第一節 執政前陳水扁的統獨主張 250 第二節 「四不一沒有」和未來「一個中國」 257 第三節 「九二共識」的爭議 262 第四節 陳水扁曾準備接受「一中各表」 267 第五節 一中原則「新三句」與政治統合論 273 第六節 一邊一國論與公投制憲 279 第七節 「切香腸」式台獨？ 281 第八節 「扁宋會」讓獨派反彈 284 第九節 終止「國統會」和「入聯公投」 289 第十節 律師性格和「永遠的第一名」 295 第八章 結論 299 第一節 「台獨」的類型 301 第二節 以分裂國家理論定位兩岸關係 308 第三節 對李扁「台獨」分裂立場的反思 317 第四節 檢討與建議 321 注釋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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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一）不可或缺的力量 ◎ 王信賢（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東亞研究所所長）(摘自《從「中國人」到「臺灣人」：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轉變（1995-2008）》頁19-22)

認識氣虹是一九九五年九月，也就是他進入政治大學就讀東亞研究所碩士班時，由於東亞所特殊的學習環境，我們不僅一起探討學問、生活，也是午後在校園運動場一起拼搏的球友，當時所建立的革命情感一直延續至今。氣虹進入東亞所前已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擔任新聞記者長達五年，有一定的職場與社會經驗，他帶著希望瞭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大陸各個方面的濃厚興趣來到政大東亞所，可謂適得其所。在寶島讀書生活了兩年半，氣虹在李英明教授指導下完成他的碩士畢業論文——《後冷戰時期中共的民族認同》，從中共一九二一年建黨、一九四九年建政再到改革開放年代，中共對共產國際、前蘇聯的鬥爭理論領導和物質援助的依賴程度，看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如何對中共的民族認同產生的拉扯作用，此一主題在中共建黨百年的此時更顯重要。政大東亞所自一九六八年創所以來，外籍研究生多來自韓國、日本、美國與越南等國家，氣虹是迄今唯一一位來自新加坡的所友，無論是在求學階段或後來獲派擔任《聯合早報》駐台北特派員，或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都與母所老師、同學、學長姊和學弟妹保持密切聯繫和互動交流，並不時從東南亞的第三方視角分享和提供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精彩觀點。

中國大陸對台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誠如中央研究院吳玉山院士指出：「大陸研究與兩岸關係對台灣是生死攸關的大事」，「台灣的大陸研究禁不起抽象的空談，而需要有實用性」。政大東亞所自創立以來，一直在政策研究和學術研究力求平衡，從最初的「匪情研究」、大陸研究到目前的當代中國研究，對學生的訓練以中共黨史、意識型態（古典／西方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基本功，並結合了西方社會科學理論、周邊國家研究，再加上中國傳統文化，透過多方面瞭解中國大陸的發展。創所以來，政大東亞所一直是厚實台灣中國研究的重要基礎，不少所友也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從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一直到現在蔡英文等歷任總統時期，大陸政策研究的重要幕僚與策士，是台灣觀察中國大陸發展動態不可或缺的力量。

由於中國大陸資訊對台灣發展至關重要，除學術界、政界與企業界，在新聞界掌握大陸政經訊息脈動的政大東亞所所友也大有人在。他們當中有些被報社或電視台派往大陸或港澳常駐，運用他們在東亞所學到的知識，在採訪工作中派上用場。氣虹在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八年便先後擔任新加坡《聯合早報》駐台北、香港和廣州特派員長達八年，在中港台三地累積了豐富寶貴的實際工作和生活經驗，既對各地的社會民情有感性體驗，在轉調派駐地的過程中也養成日後能夠換位思考的能力。也正是氣虹對中國大陸與兩岸關係的發展具有理性的知識基礎與感性的生活體驗，其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博士論文能以毛澤東有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互轉化的概念，剖析中共面對國際社會一再重申反對「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立場之理論依據；也能客觀通過分裂國家模式來對比中共、國民黨和民進黨在不同時期對國家定位和統獨立場的主張差異。值得一提的是，本人得以有機會作為其論文的口試委員，一睹氣虹累積多年的理性與感性對話之研究成果，倍感榮幸。

新加坡地處南中國海和馬六甲海峽兩大國際航道間的戰略要衝，轉口貿易為星國經濟支柱之一，因此李光耀先生無論是擔任總理或內閣資政，均高度關注台海形勢的安危。除了與經國先生的誠摯友誼，李光耀也深獲鄧小平以降多位中共領導人的信任和尊重，從而得以在海峽兩岸間扮演溝通與對話的橋樑。李顯龍在二〇〇四年接任星國總理之前，先拜訪北京並知會對方他將訪問台北之計畫。儘管北京強烈反對，但李顯龍希望能夠瞭解連任成功後陳水扁總統的大陸政策，是否會影響區域情勢乃至亞太政經發展，為能夠掌握第一手的資訊，毅然訪台。正是新加坡作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堅持有別於北京的「一個中國」政策立場，對台灣問題和兩岸關係都盡力維持中立，兩岸之間歷史性的一九九三年辜汪會談和二〇一五年「馬習會」均選在新加坡舉行，無獨有偶，絕非偶然。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氣虹在以「第三隻眼看中國」為編輯方針的《聯合早報》前後服務近三十年，也曾在新加坡智庫專門研究台海兩岸關係，以及在大學講授相關的課程，集新聞工作者和學者的專業經驗於一身，不僅對此一議題有絕對的發言權，也對新加坡年輕一代瞭解台海情勢發展有所俾益。他熟悉新加坡政府的兩岸政策，本身也能免受海峽兩岸和台灣內部之統獨、藍綠、族群意識所牽絆，以兼讀形式堅持了八年完成這本博士論文。他從一位南洋華人的視角，嘗試去理解台灣住民追求主體性地位的歷史背景，探索台灣民族主義和台獨意識的起源和類型，在結論中提出不同於大陸學者的三種「台獨」類型，並針對李登輝、陳水扁兩位總統的兩岸政策，提出有別於中共官方所定義、刻板的「台獨」認知，殊為難得。本人願意向所有關心台灣前途和兩岸關係的朋友熱情推薦這本專著，也對氣虹在南洋弘揚東亞所精神與知識表達至高的敬意與謝意。

推薦序（二）珍貴的研究價值 ◎ 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座教授 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
(摘自《從「中國人」到「臺灣人」：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轉變（1995-2008）》頁25-30)

二〇〇九年，氣虹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來拜訪我，告知他準備攻讀博士學位課程的想法，希望我能夠指導他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相關課題。在那之前，他是新加坡《聯合早報》駐台北、香港和廣州的特派員，在中港台地區工作和生活了八年之久。作為一位對大中華地區事務有廣泛認識和豐富工作經驗的資深新聞工作者，能夠沈潛下來讀書，我覺得是一件大好事，便欣然答應了。在此之前，我已經認識氣虹多年，他曾經把他論述民族認同的碩士論文送給我，我讀後印象深刻。鑒於他曾經在台北上過研究所，又曾派駐那裡工作，我建議他去研究台灣民族主義，初步的構想是研究全球化時代的台灣民族主義。

台灣人的主體從中國大陸移民而來，兩岸本來就是同一個文明， 同一個文化，同一個民族。台灣「民族主義」因此是人為地塑造出來的。這種塑造的過程既關乎於兩岸關係，也關乎於全球化，尤其是人們所說的「第三波民主浪潮」。因為，理解台灣「民族主義」的被塑造過程，既要看兩岸關係的演變過程，也要看全球化對台灣的影響。但不管如何，一旦台灣「民族主義」被塑造，那麼這種人為塑造的民族主義和中國大陸的民族主義的沖突變得不可避免。兩岸關係起起伏伏，但不管怎樣的變化都離不開兩種民族主義因素。

自近代民族國家形成以來，民族主義是所有主權國家所必須面對的永恒主題。民族主義是國際關係的決定性力量，既是民族國家形成的意識型態基礎，也始終主導著主權國家的外交政策。只要這個世界仍然由主權國家所組成，民族主義就不會離開人們而遠去。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東西方冷戰格局的解體，表明原來美國和前蘇聯之間權力平衡體系的消解。原來受這一體系遏制的各種國際政治力量獲得相當的自主性，紛紛爭奪美蘇兩超級大國留下來的權力真空。冷戰的結束無疑有利於中國的國家安全，中國的邊界首次不再面臨直接的外在威脅，中國對冷戰後的國際角色充滿信心。

鄧小平時代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對國際關係，特別是東亞國際關係的影響，可從兩方面來考慮：一、經濟發展使中國具有了強大能力和亞洲其他國家爭奪美蘇留下來的權力真空。二、中國的經濟發展是通過經濟分權來達成，隨著經濟不斷發展，中央政府的權力（中國國家能力）也不斷被弱化。各民族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國家和社會之間都產生了相當程度的緊張。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看來，蘇聯解體後最有能力也最能威脅世界政治的就是中國，因此中國崛起是冷戰後對西方世界最大的威脅。一九九〇年代以來，西方世界出現的「中國威脅論」和「圍堵中國論」的背景，也是中國民族主義崛起的國際原因。所以從大方面來說，冷戰後中國的國際環境仍然嚴峻，而中國的主要回應方式是民族主義。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一直致力研究如何使民族主義成為一種新的意識型態基礎，來影響內政與外交。

中國對冷戰結束後所面臨的潛在威脅有相當的認識，中國的國際問題專家意識到中國對於世界的重要性，因為中美蘇「戰略大三角」的解體而有所降低，中國國際環境因此並沒有想像中的那樣好。中國領導人已經明確指出，「中國威脅論」是西方國家在蘇聯解體後為了尋找新的敵人、從而為龐大的軍事預算制造正當性理論的努力。至於「圍堵中國論」，在我看來有三種宏觀性策略：一是強硬派現實主義的圍堵論，主張用武力遏制，孤立中國，拒絕輸出高科技等方法來弱化中國。二是牽制中國論，想把中國拉入現存的世界體系，用制度性力量迫使中國在西方世界確立的制度框架內活動，從而遏制中國的崛起。三是分而治之，想利用中國分權改革所產生的一些民族國家建設問題來瓦解中國，從而消除中國對西方世界的威脅。

中國領導人面對最麻煩的問題，可能是台灣問題，台灣最有可能成為中國外交關係中的突發事件。在中國統一問題上，任何中國領導人沒有退步的餘地，但如何達到統一的目標，還是一個未知數。一九九五年江澤民在《為促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而繼續奮鬥》的講話中，提出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等八項主張，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但「江八點」並未達到預期的效果，李登輝在一九九九年提出了「兩國論」；隨後由於國民黨的分裂、二〇〇〇年意外成就了民進黨首次上台執政，陳水扁為了連任更進一步提出了「一邊一國論」，使得島內大多數民眾的政治認同從「中國人」逐漸滑向「臺灣人」。儘管在中國大陸看來，「兩國論」和「一邊一國論」是導致島內「台獨」意識高漲的罪魁禍首，即便二〇〇八年起馬英九重新帶領國民黨執政八年仍未能扭轉過來。但我對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八年的基本判斷有兩點：一、民進黨在政治認同上固然不接受「一個中國」和「九二共識」，但在民族文化認同上並不否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二、所謂「民意如流水」，各種民意調查中有關台灣社會民眾的政治認同，固然受到政治精英言論主張的引導，反過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民進黨當局貿然宣布「法理台獨」。

傳統中國有的是「天下」的文化主義，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以主權國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源於歐洲，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將人民主權（popular sovereignty）與平等的公民權 （citizenship）的概念帶進了國家（或民族） 。借助蓋爾納（Ernest Gellner）提出「官方民族主義」和「潛在民族主義」的概念，氣虹用以說明中國民族主義和台灣民族主義的對應關係。作為一名新加坡華人，沒有中國大陸人士或台灣人對統獨、省籍的情感包袱，氣虹經過閱讀大量台獨理論書籍和梳理，以歷史研究法為主、文本研究法為輔，將「台灣民族」和「中華民族」加以對比，從而提出有別於海峽兩岸學者不同的「台獨」三類型。得益於在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接受的中國大陸研究碩士課程訓練，對馬列理論和中共黨史有基本的認識，氣虹借用毛澤東《矛盾論》中關於「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不同時空環境中會互換位置的概念，點出了大陸方面在兩蔣父子、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乃至蔡英文主政時期如何面對和處理「中華民國」之政治定位的難題。這本論文，也借助德國「分裂國家理論」的概念，對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關於兩岸統獨和國家前途定位的不同主張，試圖提供一個分析框架，希望能夠走出兩岸三黨的政治文字迷宮，從而剖析導致一九九五年至二〇〇八年台灣人政治認同轉變的內外結構性因素。

台灣海峽沒有現狀，台灣問題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其性質也一直在變化。實際上，島內一直在推動「獨立」，尤其是人心方面，民眾對台灣的地方認同感越來越強。台灣問題主要反映的是中美兩國關係，如果只是台灣，就不是一個大問題，因為儘管台灣的「本土認同」也會發展，但台灣領導人則會現實得多，不至於去公開推動「台獨」。從小布希時代開始，中美之間在台灣問題上就形成了一個怎麼共同管理「台獨」的共識；當然裡面也有分歧，但在大的框架還是有共識的。特朗普上台以來改變了台海的現狀，這不是中國在改變，中國到現在為止還是在回應。現在中美之間沒有共識，美國不斷升高與台灣交往的等級，特朗普和拜登沒有任何的區別。特朗普毫無理性，拜登則是經過深思熟慮、理性一些，也因此更難對付一點。

但中國大陸在台灣問題上沒有退讓的空間，台灣是中國的核心利益。統一的方式可以考慮，「台獨」是沒有出路的。台灣當局一旦宣布法理獨立就肯定意味著兩岸戰爭。如果一直往這個方向發展，災難性的結局不可避免。大陸從來沒有放棄以軍事手段來解決台灣問題。現實地看，現在的問題已經演變成如果用軍事手段或者發生軍事衝突，怎麼減少犧牲、減少損失的問題。這也就是近來圍繞台灣問題，中美關係趨於惡化的一個重要根源。無論如何，我們希望兩岸最終能夠實現和平統一。本書的價值在於作者從第三方的視角為我們提供深刻理解「台獨」的類型及其形成的歷史背景，為中國大陸政府理解台灣同胞對於當家作主的情感訴求，從而為統一後的兩岸關係長治久安、完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

試閱文字

自序 : 作者序|緣起

記得小時候，在馬來西亞家鄉訂閱的《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每月都會夾送《光華》雜誌和《人民畫報》，都會看到蔣介石和毛澤東的「民族救星」、「政治偉人」、「偉大舵手」形象。一九七九年就讀小學六年級時，會存零用錢去買關於台海兩岸軍力對比的香港雜誌，看到「中共」和「國府」的隔海對峙，看到台灣空軍F5E型「中正號」戰機上漆有「中國空軍」字樣，種下了「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 的「兩個中國」認知。

小學假期從借閱的台灣故事書讀到「國姓爺」——鄭成功從廈門和金門北上抗清受挫後、決定轉戰台灣驅逐荷蘭人，建立他反清復明志業最重要的長期根據地；一九九〇年大學畢業後讀《中國時報》駐東南亞特派員徐宗懋的散文集《台灣人：沒落的貴族》（台北：時報文化，一九八九年），借鄭經、鄭克塽偏安台灣最終降清的歷史，探究國民黨政權是否還有反攻中國大陸的雄心，還是台灣最終難逃被大陸政權征服的歷史宿命。這時，才明白鄭成功的反清復明在台灣被塑造成愛國故事，是蔣中正為了軍事反攻、在台長期經營「中華文化復興基地」的政治思想教材。

一九八四年冬天隨新加坡高中籃球隊訪問還在戒嚴時期的台灣，第一天在高雄街頭看到商店的正（繁）體字中文招牌，既感親切又覺得有點陌生。在火車站看到「反攻大陸國土拯救苦難同胞」的紅色牌樓，在公車的後車門邊看到鑲著「檢舉匪諜，人人有責」的政治標語小牌；在花蓮大理石廠看到瓷器底部都印著「中國製造」，心中不無疑惑：台灣那麼小，如何代表整個中國？不過在那個年代，持馬來西亞護照不能隨便踏上中國大陸旅遊觀光，所以在寶島中部的東西橫貫公路上看到崇山峻嶺，第一次感受到何謂「巍峨」氣勢！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發生天安門事件，動搖了個人之前對中共代表中國之正當性的深信不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院食堂，與台灣友人蔡孟翰關於五千年中國歷史是否屬於「封建時期」的辯論，觸發了對馬列史觀解讀中國史之適切性的懷疑，開始捧起錢穆的《國史大綱》，重新認識、思考何謂「中國」和中華文化。

一九九〇年六月大學畢業後加入新加坡《聯合早報》工作，每天下班，都會到資料室閱讀港台報刊後才回家，感受新加坡社會日漸衰微、港台社會仍然旺盛蓬勃的中華文化生命力。那時報架上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經常整版刊登錢穆、牟宗三、余英時、杜維明、林毓生、龔鵬程等文人學者探討中國文化道統的重建、當代中國的現代性、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現代社會中轉化、中國前途何處去的大文章，也會介紹改革開放後大陸自由派知識分子如李澤厚、劉再復、金觀濤、方勵之等人的代表作。《人間副刊》、《聯合副刊》以及《民生報》藝文空間百花齊放，台灣文壇的繁榮景象兼有關懷大陸的開闊視野。

一九九二年在《聯合早報》體育新聞組擔任記者期間，有一次利用每星期唯一一天的週休日寫了一篇兩千字左右的〈台灣本土意識與台獨〉，不揣淺陋給言論版投稿。文章刊登後，時任副總編輯的林任君先生把戴國煇、葉芸芸合著的《愛憎二二八》（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二）送給我，以資鼓勵。林總或許沒想到，這份鼓勵，讓這名小記者從關注東北亞情勢的個人興趣，明確了日後持續關注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的研究方向。

「六四」事件一度讓我的目光從「政治中國」轉向「文化中國」，而沒有受到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大饑荒、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摧殘的台灣，得以維繫了中華文明較為完整的文化道統，便成為我重新認識和尋求體驗「文化中國」的理想之地。一九九五年至一九九八年，我向報社申請停薪留職兩年，到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攻讀中國大陸研究碩士課程，後來為了完成碩士論文《後冷戰時期中共的民族認同》再延期半年。

台灣思想界自一九八七年解嚴之後，過去在軍法統治被禁錮的思想領域逐步鬆綁，原本走入地下的本土意識，也如雨後春筍般茁壯成長；尤其是一九九四年李登輝以中華民國總統兼中國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在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對談中感嘆「身為台灣人的悲哀」，以及同一年台灣省長和台北、高雄兩直轄市市長首次由民眾直接投票選舉，使得省籍情結在此後一段很長時間裡，成為左右寶島選民投票行為的一大要素。

另一方面，李登輝繼任總統之後，在台灣經濟成為亞洲「四小龍」 之首、「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提出了「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一個中國、兩個政治實體」 、「階段性的兩個中國」的兩岸關係定位；遭到中共否決後，他轉而提出「南向政策」以分散台灣資金集中投資大陸的風險，一時間在台灣內部引起「中心vs.邊陲」、「五千年歷史vs.四百年歷史」 的討論。例如，一九九四年三月二日至三月四日《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推出了「南向專輯」，先後刊登了楊長鎮的〈凝視低緯度：台灣與「東南亞運動」 〉、劉克襄的〈一條消失的線〉、吳密察的〈重新認識台灣的位置〉、楊波的〈神秘的華人〉以及楊照的〈從中國邊陲到南洋的中心：一段被忽略的歷史〉，讓一心要到台灣尋找「文化中國」的我，第一次產生困惑。

儘管如此，在台北兩年半自由逍遙的讀書日子，對於個人日後研究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留下了寶貴的感性認識和深刻體會。譬如，台北不時會有空襲警報演習，提醒承平已久的人們，理論上台海兩岸仍處於內戰狀態；尤其是一九九六年三月，台灣首次全民選舉總統，北京為了阻嚇選民把票投給李登輝，在投票前夕分別在台灣本島南北海域試射兩枚導彈。記得三月八日在政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食堂吃早餐時，班上一位女同學對此表達出沮喪和感到前途茫然。如果用中共自己的話語來形容，北京此舉是「極大地傷害了台灣同胞的民族感情」。此外，還有多次陪同中國大陸學者參訪中華民國外交部和大陸委員會時，看賓主之間關於「一個中國」定義的爭論，更能體會兩岸要邁向和平統一的種種障礙和困難。

二〇〇〇年五月，承蒙林任君總編輯的提攜，獲派擔任《聯合早報》駐台北特派員，實地見證了台灣政治史上第一次的政黨輪替，以及由此進入不同階段的兩岸關係。從陳水扁就職演說中提出「四不一沒有」、兩岸共同探索未來的「一個中國」，上台不久一度願意採取國民黨版「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立場，甚至二〇〇一年首個元旦講話提出飽受民進黨內批評的「兩岸統合論」，願意與對岸討論邦聯制作為「未來一中」制度安排的可能性， 只求能夠與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同台對話。但北京一再冷淡回應，考慮到在兩岸關係缺乏建樹，又受到李登輝成立台灣團結聯絡占據島內深綠光譜的牽制，陳水扁為求連任再度向台獨基本教義派和深綠支持者靠攏，二〇〇二年 拋出「一邊一國論」和二〇〇四年「公投制憲」的選舉口號，使兩岸籠罩在可能因「台獨」引發戰爭的陰影。

二〇〇二年六月三十日轉調香港，正值「東方之珠」回歸中國版圖五週年，也是鄧小平「一國兩制」理論得到實踐的五年。在下來近兩年駐港期間見證最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特首董建華宣布任內根據《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推出國家安全條例草案，引發最少五十萬人上街遊行抗議。這個經過一百五十五年英國殖民地統治、高度資本主義化發展的工商業社會，在與實行社會主義體制的國家主體相互適應的過程中，首次爆發了嚴重的憲政危機，暴露了兩種體制結構上的根本矛盾和陸港兩地社會長期存在的思想價值鴻溝。二十三條立法工作雖然暫時擱置， 但對二〇一四年的香港政制改革、二〇一九年修改《逃犯條例》而引發的兩場激烈街頭抗爭，有著深遠的影響。

二〇〇四年四月北上常駐廣州，從深圳河以北和珠江三角洲觀察粵港澳區域的社會經濟互動，也有機會從「地方vs.中央」的視角，觀察華南地區對於中南海各項決策的響應和回應，見識了粵人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務實靈活。除了廣東，福建、廣西和海南也是我當時負責採訪的工作範圍，也因此有機會實地考察北京如何在陳水扁執政的八年裡，一方面孤立民進黨政府，另一方面通過東南和華南地方省市推出一系列經濟惠台政策，持續促進兩岸民間往來交流，以便「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牽制民進黨政府。

二〇〇五年三月四日，胡錦濤以中共總書記的身分提出對台四點方針，邀請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和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訪問大陸。該年三月至五月，我先後跟隨江丙坤、連戰和宋楚瑜在大陸展開歷史性訪問的行程，奔波於廣州、南京、上海、北京、西安、長沙等地，見證了兩岸關係發展的一個歷史轉折點。持平而論，二〇〇〇年陳水扁能夠上台執政，除了有國民黨菁英分裂的偶然性因素，也有中共因自信不足而粗暴採取文攻武嚇的「助選」。大陸涉台智囊固然歸咎於李登輝在島內推動本土化思潮和民進黨鼓吹「台獨」思想，但同時也不得不反省為何對台工作一再抓不住寶島主流民意的走向。直到「胡四點」提出、大陸全國人大通過《反分裂國家法》、連宋歷史性訪問大陸，才客觀上扭轉了北京在兩岸政治博弈的被動局面。

二〇〇八年四月結束了台港和大陸地區八年的外派生涯，回國後又輾轉於財經新聞組和體育新聞組的工作崗位。為了不讓八年在大中華地區工作的難得經驗隨著時間流逝而褪色，二〇〇九年我決定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報讀博士課程，希望吸收新知識、深化原有認識，從量變到質變，突破個人分析能力的瓶頸。承蒙時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收在門下，指點台灣民族主義的研究方向，由此開啟了個人另一段長達八年的思想長征，並以《從「中國人」到「臺灣人」：1995年至2008年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轉變》 為論文題目。

這本論文能夠完成，首先要感謝業師鄭永年教授這八年來的熱情鼓勵、堅定支持和悉心指導，並在論文撰寫過程中所給予的充分發展空間；其次，要感謝國大中文系兩位指導老師黃賢強副教授和傅朗（Dr. Nicholai Volland）助理教授，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先後給予的建議、提醒和督導。此外，在與國大歷史系黃堅立副教授，以及好友、日本千葉大學人文公共學府蔡孟翰準教授的多次交談中，也獲得重要啟發，在此一並致謝。兩位海外審查委員邵宗海教授和王信賢教授，以及本地審查委員祁冬濤博士仔細詳閱和嚴格把關，坦率指出本論文的疏漏不足之處，並提供不同視角和寶貴意見，幫助本論文在初稿基礎上去進一步豐富和補充，使之更加充實，謹此向三位老師表達由衷謝忱。拙作能夠最終付梓，也要感謝台灣季風帶文化出版公司接受本人委託，更要感謝兩位台灣好友王宥蓁小姐和賴郁如博士協助校讀。書中存在的任何缺失與不足，應由本人負起全責。

這八年能夠在工作之餘堅持完成學業，離不開母親馮木香女士和愛妻楊葳的理解和體諒，減輕本人在照顧家庭方面的責任和負擔，這本書是獻給個人生命中這兩位偉大女性的最佳禮物。兩女兒映彤和沛恩的乖巧，使我在艱苦的八年思想征程中能夠苦中作樂，獲得紓解壓力和持續前進的精神力量。此刻，只有兩個字能夠形容本人對以上各位的心情：感恩。
寫於二〇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曾經擔任新加坡聯合早報派駐台北、香港和廣州三地的首席特派員，現任該報中國新聞組副主任李氣虹所撰，剖析1995年至2008年台灣人政治認同的轉變，稱得上是對於政治剖析之作
★王信賢（國立政治大學特聘教授 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講座教授 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專文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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