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政治之困境: 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 | 誠品線上

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dapt to a Changing Singapore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未來新加坡執政黨會否開啟國家民主化新時代？ 旅港新加坡學者之城邦國家政治沉思錄 • 新加坡的威權管治模式正處於何種困境？ • 為何新加坡執政黨崇尚精英主義，卻會利用民粹主義，以應對社會聲音？ • 為何新加坡執政黨需要主動開啟國家民主化新時代？ 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政治，一直受各界注視。在二〇二〇年大選，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依然贏得選舉，繼續執政，但其得票率下降約百分之十，反對黨所得國會議席數目增至歷史新高，共得十席。 對於未來新加坡政治會有何種走向，各界分析未有定論。評論者間漸有的共識是，新加坡管治模式已現暗湧，人民行動黨政府需要變革，以應對新的國家政治氣候轉變。 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可概分為兩類：第一類，以人民行動黨為中心；第二類，以新加坡社會為中心。《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兩位作者、新加坡學者施仁喬（Cherian George）與劉浩典（Donald Low）主張前者。他們肯定人民行動黨過去的治績，亦認為未來新加坡國家發展仍能受益於其強有力的管治風格，故此他們在《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之中，直指人民行動黨政府治國方式的各種弊端，希望喚起其善意，使之明白，建構更為平等與公義的社會，發展更為民主與公平的政經制度，拓展政治多元空間，增強政府的問責度，皆合乎新加坡的國家乃至執政黨利益。他們相信，若然人民行動黨政府能夠及早利用其管治優勢，自內而外推動變革，從執政黨乃至國家前途角度看，這都將會是最佳情景。 在新加坡之內，《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觀點不一定會盡得掌聲，但在華文世界之中，這是立足於新加坡本土、理解新加坡政治生態特質與轉變的重要參考文本。 專文推薦 P·W·普雷斯頓 （P. W. Preston，英國伯明翰大學政治社會學系榮休教授，Singapore after Lee Kuan Yew作者之一。） 韓俐穎（Kirsten Han，新加坡獨立記者） 黃偉豪 （香港中文大學數據科學及政策研究課程主任） 李鎮邦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施仁喬（Cherian George） 劉浩典（Donald Low）施仁喬（Cherian George）新加坡人，前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記者。移居香港之前，曾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學者。現為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副院長（研究及拓展），近著包括Hate Spin: The Manufacture of Religious Offense and Its Threat to Democracy。劉浩典（Donald Low）新加坡人，移居香港之前，曾為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副院長。現為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學部高級講師及實踐教授與新興市場研究所所長。鄺健銘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合著著作包括China’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do-Pacific﹑East Asia: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Gridlock與《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文章散見於The Diplomat、Asian Survey；香港《信報》、《明報》、《經濟日報》、《亞洲週刊》、《立場新聞》、《端傳媒》、《評台》；新加坡Channel NewsAsia、《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當代評論》、《燧火評論》；台灣《上報》﹑《新新聞》﹑《風傳媒》、《關鍵評論網》、《故事》；中國《參差計劃》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一）後李光耀時代的前世今生╱P･W･普雷斯頓 3 推薦序（二）事先張揚的警告——論新加坡政治生態的悄然轉變╱韓俐穎 11 推薦序（三）新加坡與人民行動黨：改革的臨界點╱黃偉豪 17 推薦序（四）展望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政治╱李鎮邦 21 導讀 另一種國家與社會關係想像 ——讀《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鄺健銘 29 繁體中文版作者新序 書寫《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三大前設╱施仁喬、劉浩典37 英文版作者原序 自由與現實政治——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模式發展圖譜╱施仁喬、劉浩典 45 緒言 轉變中的新加坡與人民行動黨之應對 57 人民行動黨自我革新？ 58 人民行動黨政府之認受性 60 新加坡之變 60 新加坡未來管治議題 62 人民行動黨與新意識形態 67 本書結構 69 第一部分 二〇二〇年大選、全球疫情、新加坡挑戰 第一章 新加坡之隱憂 73 關於二〇二〇年大選結果 74 人民行動黨的競選表現 75 人民行動黨政府的管治前路 78 第二章 二〇二〇年大選與世代矛盾 81 盛港選區效應 83 新加坡政府的改革空頭支票 85 公民社會之崛起 88 第三章 新加坡的發展與民主 91 政治制度的三種形態 93 現代化理論在新加坡 94 威權主義之可持續性與國族主義之崛起 96 新加坡威權主義之進化 100 第四章 改革之必要 103 社會怨氣與新加坡政府之反應 104 人民行動黨的團體迷思 106 人民行動黨與民主改革進程 108 第五章 危機之啟示 113 新加坡政府應對疫情之表現 114 疫情的教訓——多元與人性之必要 117 第二部分 經濟發展與社會公義 第六章 效率以外——論國家復原力與社會公義 123 疫情後的經濟危機 124 效率與其侷限 125 論社會復原力之必要 126 社會公義與平等 130 第七章 反思新加坡的外勞處境與國家生產力 133 新加坡生產力之不足 134 新加坡之工業政策 136 第八章 論新加坡的新財政契約 139 關於增加銷售稅 140 拋棄經濟教條之必要 141 增加銷售稅之外的經濟政策想像 143 第九章 關於資產稅 147 新自由主義之影響 147 關於開徵資產稅 149 第十章 令人尷尬的新加坡族群議題 153 新加坡大選與族群議題 154 論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義政策 155 拋棄李光耀時代教條之必要 157 第三部分 新加坡的國家民主與政府問責 第十一章 新加坡的民主前路 171 新加坡的反對黨力量 172 新加坡執政黨對選民的不對稱期望 173 國會內的超級多數 176 關於民主政制 181 第十二章 論設立新加坡申訴專員機制之必要 183 從新加坡總統大選說起 184 新加坡的管治排名 186 設立申訴專員公署之必要 189 第十三章 重鍊新加坡的媒體生態 191 新加坡的媒體管理模式 192 另一種媒體管理想像 195 改革媒體管理模式之路 199 第十四章 新加坡模式之下的社會激情 205 實現激情（Passion Made Possible)——廣告口號的理想與現實 206 被懲罰的新加坡社會激情 206 關於管治的三種溝通模式 207 新加坡的管治溝通模式 209 第十五章 新加坡政治新常態下的自由思想 215 新加坡的政治新常態 216 應行的新加坡政經改革 218 新加坡的公義城市願景 219 人民行動黨思想僵化？ 226 第十六章 新加坡作為開放城市之必要 227 新加坡的管控與自由 228 民主政制下的選舉與人民行動黨 229 新加坡的言論自由 232 第十七章 民粹主義與人民行動黨 237 關於民粹主義在新加坡 239 精英與大眾 241 民粹式國族主義之誘惑 244 第十八章 新加坡的「抵制文化」（Cancel Culture） 251 新加坡的「抵制文化」 253 「抵制文化」的散播者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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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一）
後李光耀時代的前世今生
文—— P·W· 普雷斯頓
（P. W. Preston，英國伯明翰大學政治社會學系榮休教授，Singapore after Lee Kuan Yew 作者之一。）
譯——鄺健銘

二〇一五年三月，李光耀逝世。群眾的憑弔人龍，反映李光耀在現代新加坡歷史之中的地位。與人民行動黨一眾奠基者一樣，李光耀是具有分量的政治人物。人民行動黨在新加坡的治績廣受稱頌，但這也得力於不同脈絡因素，當中包括：一，英帝國力量受太平洋戰爭衝擊； 二，日帝國占領新加坡；三，新加坡之去殖，本土精英相互逐鹿政權。事後孔明地看，今天新加坡繁榮、穩定與廣受稱譽，與數十年前情況大為不同。在一九四〇與一九五〇年代，政治競爭不斷，極端暴力行動隨之而來。當時仍為殖民地港口的新加坡受戰爭破壞，人口減少。但重要的是，新加坡仍然是全球貿易的重要樞紐，與其開埠時地位並無二致。數十年來，人民行動黨一直著力維護新加坡的此一地位。

新加坡研究文獻回顧

二戰之後，新加坡成就非凡，這也成為很多學者乃至民眾的經濟、社會政策與政治研究焦點。施仁喬與劉浩典的這本新書為眾多研究增添了新的點綴。他們的書寫以政治為焦點，並思考人民行動黨如何應對二十一世紀的不同挑戰，例如：二〇〇八至二〇一〇年間的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崛起，中美角力，以及近期的新冠肺炎疫情。按《經濟學人》報導，疫情已致使上千萬人死亡。評論者認為，疫情已觸發「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其早期特徵頗為清晰， 其影響範圍卻仍有待觀察。一方面，施仁喬與劉浩典對人民行動黨應對這些挑戰的能力不無保留，另一方面，他們也肯定人民行動黨善的一面，並以此為基礎，提供建議。他們認為，人民行動黨需要改革自身，廣開言路，不應視公眾批評為威脅。

有關人民行動黨政的討論，既非新事，相關文獻亦不少。從新加坡獨立建國開始，相關研究便已開展，當中大部分由新加坡本地學者主持。例如陳慶珠（Chan Heng Chee）研究「行政國家政治」（politics of an administrative state）。Peter Chen 研究混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人民行動黨政策。於較近期，楊淑愛與江莉莉研究國家的文化地理。也有研究來自新加坡以外的學者，例如，加里･羅丹（Gary Rodan）探討新加坡的政治經濟學，卡爾･特羅基（Carl
Trocki）與邁克爾･巴（Michael Barr）則承襲此一路徑。有部分研究專門研究李光耀一生， 其觀點頗具批判性。這類研究認同李光耀作為新加坡奠基者的地位，但也可被分為兩類派別： 第一類專注於李光耀與人民行動黨的關係；第二類則專注於人民行動黨與新加坡之間的關係。不如此分類，便容易誤以為新加坡政治皆繫於一人之言行。研究政黨與國家是較為合適的進路。這些研究的共通點，是新加坡皆被置於歷史、區域、全球脈絡中研究，因為新加坡與權力、生產、資本、文化之流通關係密切。畢竟，人民行動黨繼承的，並非如其所言，僅為「資源匱乏」之地。一直以來，新加坡都是全球貿易樞紐。

新加坡的後殖時代發展

在解殖時期，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主要領袖崛起，但其過程細節，不同回憶對之有不同詮釋。一方面，從大都會角度回望，過程相當直接了當――英人撤出，一旗降下，另一旗升起， 新管治精英上場，承繼英殖遺產管治。這種角度並不恰當。帝國瓦解過程並不平坦，在其當中， 不同精英團體相互角力，在帝國版圖之中爭取政治權力。另一方面，從官方有時頗為邊緣的角度回望，這是無可避免的過程。大陸馬來精英頑固不化，新加坡本土的親共力量帶來威脅，在此脈絡下，「白衣人」人民行動黨成員需要力挽狂瀾，拯救新加坡。

英殖遺產包括：第一，城市之基建；第二，港口之貿易網絡；第三，與西方世界之聯繫（萬隆會議式不結盟運動則不受歡迎）；第四，精英對一九四〇至一九五〇年代英國文化、法律、政治、取態之理解。這些遺產皆形塑人民行動黨重要人物的政治行為。他們當時面對各種大難題，包括：第一，在英帝國瓦解之時劃分地方邊界；第二，設計新的國家政治與行政運作模式；第三，在多元文化與族群間建立國家意識；第四，推動國家經濟與福利發展。這個新國家的社會民主項目由人民行動黨主導，其過程也有代價――各種文化與政治壓制接連不斷，精英怨恨政敵，選舉制度不時被修改，非政府組織被針對，誹謗法被引用。人民行動黨的言論審查名單頗長，除此以外，其政府也應用新的數碼科技（例如閉路電視，人像識別軟件，配備鏡頭與擴音器、禁止退休人士在公眾場合下棋的巡邏機械人「Xavier」）。從這個角度看，人民行動黨看似不易得到多數群眾支持，事實卻又並非如此（從群眾大排長龍憑弔李光耀可見）。

後李光耀時代的新加坡政經發展前瞻

施仁喬與劉浩典認同人民行動黨的主導地位，並認為在未來時日，這仍會維持。不過，他們在書中提出改革建言。他們的討論可分為三部分：第一，二〇二〇年大選的啟示；第二，人民行動黨政府經濟政策分析；第三，新加坡民主未來前瞻。

在二〇二〇年大選，反對黨於國會之中有的議席進帳。人民行動黨仍能得到六成得票率， 不過以其標準看，這非佳績，因為反對黨得票率達四成。在人民行動黨專政的長時間內，這個比例其實變化不大，但反對黨仍然難以取得國會議席。於這次大選，反對黨共得十席國會議席， 新加坡本土評論者認為，現在有更多選民樂見政治競爭，以及新的政見與政策。施仁喬與劉浩典認為，人民行動黨需要重視這類評論，擁抱民主。兩位作者指出，台灣、韓國、日本的案例證明，經濟成就與自上而下的民主化能夠相容。當然，世事皆非必然。上述四地的改革亦非如理論（見諸於現代化與全球化理論）所言自動出現。不過，至少人民行動黨可以啟動民主改革。

本書的第二部分探討新加坡的經濟政策。作者認為，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本土精英擁抱新自由主義乃至全球化，他們都認同未來之所在，在於市場自由化。這些思想暗示新加坡獨立後的社會民主思想會被修正，但對經濟增長之重視則不變。新加坡第三代領袖繼續追求經濟增長，並且進一步推動國家的金融、高科技與賭博事業。新加坡人口增長，但階級間的不平等也愈見明顯。本地人口居於管理完善的組屋單位，受人民行動黨幹部規訓，是精英眼中的「核心新加坡人」（heart-landers，對精英而言，這多少是「屈尊俯就」的標籤）。施仁喬與劉浩典續指，在去全球化的新趨勢下，對市場以及對韌性（resilience）之重視，應予以調整。若要更重視國家韌性，便需更為著重非精英的看法。精英決策有不盡善之處，例如，過分強調預算盈餘的稅收制度，對富裕階級有利，因此，增加這類階級的稅收，提供全民社會福利保障，是應為之事。再者，人民行動黨受其洞見侷限，在其眼中，經濟增長是唯一重要的目標，資源分配、生活質素、民主化等其他目標會因而被邊緣化。

施仁喬與劉浩典因而反思指出，縱然人民行動黨的往績與能力應受肯定，但其治國模式也應當轉變，以應對新形勢。在內，新加坡民眾對人民行動黨專政愈感擔憂，這從二〇二〇年大選結果可以看到；在外，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霸權地位終將終結，其對全球體系的意義深遠。評論員都指出，去全球化會重組全球生產線，重構金融與貿易管理框架，重新肯定主權國家的角色。除此以外，中美之間的類冷戰緊張關係，全球疫情所帶來的威脅，令形勢更嚴峻。本書的核心，在其第三部分。在此當中，有些批評頗為直接。例如提到選舉之時，兩位作者直指選舉制度有利人民行動黨，需要變得更為公正，不過也認同選舉相當清廉。有些建議則旨在開拓政治與政策論述，例如兩位作者倡議引入申訴專員機制，以令體制更為開放。作者也指，要推動民主化，便要容納公開辯論，媒體應有其位置，但在新加坡，媒體被過度控制，故此，為自上而下管制鬆綁，充滿朝氣的公民社會才能隨之而生。問題是，人民行動黨對批評聲音過度敏感，其應對批評的方法，是激發「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將之與「亞洲價值」捆綁（兩位作者對「亞洲價值」深有懷疑）。在此脈絡下，問題重心便在於新加坡如何尋得自己的路，推動民主化。人民行動黨自言自語式的「精英民主」（elite democracy）已魅力不再，如何與各方對話，重構新的治國論述，是其當務之急。

人民行動黨奠基者所屬的戰後世界已變。其具體改變時刻，或有商榷空間，但都不外是一九八〇年代初左右。那時，新的全球體系（即新自由主義式全球化）浮現。在此脈絡下，以李顯龍為首的第三代領袖開始上場。受二戰後倫敦的社會民主思想影響，李顯龍與其同僚需要更替人民行動黨奠基者的原來目標，改而重視市場與全球化。人民行動黨更為著力發展新的行業（例如金融、高科技與賭博業），而非昔日的製造業，而且從國際復興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IBRD）與聯合國等國際數據看，其成就顯著。如施仁喬與劉浩典所言，現在新加坡精英應當鬆綁，容許國家民主化，容許新加坡民眾享得市場經濟以外的成就。

試閱文字

自序 : 繁體中文版作者新序
文—— 施仁喬、劉浩典
書寫《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三大前設

撰寫本書的目的，是為參與當下的新加坡辯論。在國家歷史中，這場辯論有其獨特位置。新冠肺炎與經濟停滯已如實地被形容為世代危機。作為國家核心支柱，執政已逾六十年的人民行動黨所面對的不確定性史無前例。

這本評論集的英文原版出版於二〇二〇年九月，從那刻起，新加坡政治不確定性仍然與日俱增。二〇二一年四月八日，王瑞傑宣布，他辭任國家領導接班人之職。此前，他被視為下一任新加坡總理人選，是第四代領導班子其中一員（4G leaders）。他的舉動並不太令人感到意外，畢竟，在二〇二〇年七月間大選時，總理李顯龍已指出，他的在任時間會延長。不過，新加坡政治的可預測性不免被打上折扣。

王瑞傑宣布那刻，他時齡六十歲。他當時說，其退任是為下一任總理爭取時間，使之能夠熟習總理工作。李光耀出任總理之時，為三十五歲，他的兒子接棒之時，則為五十二歲。新加坡領導班子接棒出現變數，其實是近期之事。在二〇二〇年初，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應對疫情政策看似有力，似乎對將臨的選舉有利。的確，反對派也曾批評人民行動黨政府利用疫情助選。但至四月中，疫症在外勞宿舍爆發，這暴露了人民行動黨政府防疫策略的弱點。大選日期公布之後，人民行動黨顯得準備不足，且也表現離地。林紹權（Ivan Lim）是人民行動黨候選人之一，他在網上被抨擊為﹁高高在上﹂的﹁精英主義者﹂，數日後，他被迫退選。選舉期間，當局曾言會調查事件，但至今調查仍然只聞樓梯響。

從二〇二〇年大選看後李光耀時代之新加坡管治

二〇二〇年大選於七月九日舉行，在選舉之中，人民行動黨得票率為百分之六十一点二， 且也失去另一集選區。對當時未來總理王瑞傑而言，這是一次奇怪的選舉。在選舉一刻，他才被安排到某一集選區參選，其得票率最後僅為百分之五十三點四。於人民行動黨歷史裡，從來未有現任或未來總理得到如此低成績。從其他選舉民主政體角度看，人民行動黨所得選績仍算得上是壓倒性勝利。但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享有各種結構優勢，這些優勢來自：一，分裂且積弱的反對黨；二，被閹割的公民社會；三，被馴服的媒體。在此脈絡下，得到如此選績其實是屈辱。

更近期發生的事，是新加坡的種族政治重現。在二〇二〇年大選之中，這已被埋下伏筆。當時人民行動黨不當地指責反對黨工人黨候選人，指控她發表貶抑華裔與基督徒的言論。與此同時，人民行動黨也指控新加坡前進黨在族裔問題大造文章，不當地批評《新加坡―印度全面經濟合作協定》（CECA）會令印度專才搶奪新加坡的工作機會。

社會對族群政策的批評，令人民行動黨的防範心愈加強烈。人民行動黨成員一方面分享支持者偏激的社交媒體貼文，相信貼文反映社會主流想法；另一方面又高喊反種族主義與自由左翼思想。社會批評聲音或會消減新加坡的多元種族與用人唯賢色彩，但人民行動黨相信，大部分政治中立與年輕的新加坡人都不會應和這種烏托邦思想。抨擊指控新加坡的種族主義正逐漸浮現之論者，或會令人民行動黨自我感覺良好，但這對人民行動黨而言不一定是好事，這其實反映人民行動黨並未完全理解新加坡年輕一代的想法。他們和應全球的種族論述，敢於討論年長一輩視之為禁忌的種族議題。諷刺地，在二〇二〇年大選之後，人民行動黨承認，年輕人對種族議題有不同看法，這值得注意。不過，一年之後，人民行動黨對種族多元的論述依舊。

同樣地，人民行動黨也沒有展開改革，應對漸已衰老的媒體系統。在二〇二一年五月， 新加坡報業控股（SPH）宣布再也無法滿足股東期望，故此會轉型為非牟利信託。當時新加坡報業控股說，這次轉型與媒體經營不理想無關，新的非牟利機構會得到政府資金補助。新傳媒（Mediacorp）則百分之百由政府全資擁有。新加坡因而成為唯一一個欠缺牟利主流媒體的已發展國家。

在過去一年，愈來愈多新加坡民眾支持反對派，這不太令人意外。他們逐漸懷疑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政策與政治，對反對派領袖則愈具信心。我們相信，這是健康現象。新加坡終需減少對人民行動黨的依賴。反對派在國會的力量愈大，其政治歷練便會愈多，到了人民行動黨無法正常運作之時，這便會派上用場。

人民行動黨的挑戰

這本評論集有另一目標。我們聚焦於人民行動黨如何面對挑戰，如何自我革新，以領導國家。新加坡未來或不再是人民行動黨的天下，但人民行動黨能夠改革，能夠與政治多元共存， 既對新加坡有利，也合乎黨的長遠利益。在過去二十年，新加坡社會已變得多元。世界已因互聯網興起而變得扁平，人民行動黨的威權模式已與民間脫節。選民不斷提醒人民行動黨，他們需要具競爭力但非高高在上的領袖。從一九九〇年代起，人民行動黨曾言開放，但最終仍然擁抱威權。

人民行動黨政府向被認為具有遠見，能回應社會訴求，能幹且具適應力。這個政府由技術官僚主持，行事以社會共識為基礎。很多社會都充斥恐懼與仇恨情緒乃至撕裂，新加坡政府的這項特質是一種資產。

新加坡的未來，取決於人民行動黨兩種面向的拉扯。一方面，人民行動黨具有威權傾向； 另一方面，人民行動黨具適應力。這本評論集探討的，是在政策與政治裡的這種張力。評論集結集的，既有合著文章，也有兩位作者的個人評論。有些已在數年前刊登，有些則是特地為二〇二〇年大選而寫。文章假設，人民行動黨的內部改革既可取亦可行。我們嘗試放眼於建制的善。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之三大假設

這本評論集有三大前設。第一，我們不用認定，在受疫情困擾的世界，新加坡要繼續成功， 必定需要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但如人民行動黨能夠繼續執政，這確能為新加坡帶來多點優勢。我們可以假設，在未來十至十五年，人民行動黨很有可能仍會執政。我們也不應該期待反對派自動當選與執政。歷經奮鬥然後執政，是管治質素之保證。

第二，我們倡議的改變或會顯得激進，但改革倡議都是以人民行動黨為本位。在二〇一四年著作《艱難抉擇：挑戰新加坡的共識》（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作者之一劉浩典指出，很多政治與政策改革的倡議，都合乎人民行動黨的意識形態。改革的障礙，源於思想包袱而非政治結構。劉浩典警告，新加坡決策者的問題，並不在於缺乏民眾支持，而在於隨在位太久而來的一孔之見。我們並沒有低估既得利益者捍衛現狀的力度。不過，當下的集權，也賦予領袖行動自由。只要他們具有改革意志，人民行動黨便能進化，便能改革。

於過去，人民行動黨能夠推動意識形態改革。成立之時，人民行動黨是費邊社式（Fabian） 社會主義政黨，當時在已發展國家，社會民主相當流行。執政之後，其社會主義色彩逐漸褪去， 逐漸親市場，令新加坡得以享受一九八〇年代初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現在世界處於另一轉型時期，民眾對社會公義與資源再分配的需求與日俱增。新加坡的未來，繫於執政黨意識形態革新之能力。

第三，有別於過去的轉型，人民行動黨不能只改變經濟發展意識形態，且還需要革新管治模式與政治哲學。我們需要新的政治文化，需要拋棄過去六十年常見的高壓威權政治。我們並非主張削弱國家效能，一般新加坡民眾都欣賞這種特質。但如劉浩典所觀察，在強政府與強社會之間，後者制衡前者，自由與權利會隨之而得到保障，前者因而能夠暢順運作。這是本書的一大核心思想。

另一作者施仁喬曾在二〇一七年出版著作《不完整的新加坡》（Singapore,
Incomplete），他在書中指出，擁抱文化與政治多元，會令新加坡的執政黨與國家強大。改革或不合乎執政黨的短期利益，但如果內部改革能及時與順利展開，這會合乎黨的長遠利益。在二〇二〇年大選之前與期間，很少跡象表明，人民行動黨會展開這種改革。大選結果似乎帶來了一點希望。人民行動黨領袖或會認真聆聽大眾想法，啟動他們改革之志，不再僅僅認定民眾對人民行動黨治績不感恩。

這需要人民行動黨改革領袖的道德勇氣，以重塑整個新加坡管治模式。這本評論集並不足以推動人民行動黨的內部改革。不過，我們希望，評論集仍會刺激討論，引發行動，令各界明白公平與多元政治體系之價值。民眾愈熱心問政，人民行動黨的靈魂之戰便會受之影響。

試閱文字

導讀 : 另一種國家與社會關係想像——讀《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
文—— 鄺健銘
（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PAP v. PAP: The Party’s Struggle to Adapt
to a Changing Singapore）是兩位作者施仁喬與劉浩典對近年新加坡政經發展的省思。兩位作者現在都旅居香港，於香港高等學院任教。事實上，他們各自的背景，也能映照新加坡模式的不同面向，這令他們的書寫更具參考價值。

關於《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兩位作者

施仁喬曾經是《海峽時報》（Straits Times）記者，在新加坡政府巨大的制度影響力下， 這份報章不乏親建制色彩，這對施仁喬觀察威權政治不無助益。施仁喬積極書寫，從二〇〇〇年開始，便出版首本著作《新加坡：空調國度》（Singapore: The Air-conditioned Nation）， 這本著以冷氣為喻，解構新加坡具舒適感的控制政治。施仁喬此後的著作，都圍繞新加坡的國家傳媒生態、言論自由乃至政治。同樣是在二〇〇〇年代，施仁喬改而投身成為學者，任教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但他的終身制（tenure-track）教職申請屢遭拒絕，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他的書寫頗具批判性。他曾在《海峽時報》發表文章，論及新加坡政府的管治術，他稱之為﹁經細心調校的壓迫﹂（calibrated coercion），意指針對包括反對黨在內的異見者，通過立法與隱密方法施行的威權管治術。這篇評論引來新加坡政府官員的數輪回應。二〇一四年，施仁喬移居至香港執教。二〇一九年，施仁喬與其他新加坡學者共同成立評論網站Academia.sg。

劉浩典曾在新加坡政府工作逾十年。在二〇〇四至二〇〇五年間，他於新加坡政府財政部掌管財政政策制訂事務。其後與施仁喬一樣，劉浩典改而投身成為學者，並曾任教於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二〇一四年，劉浩典曾出版編著《艱難抉擇：挑戰新加坡的共識》（Hard
Choices: Challenging the Singapore Consensus），議論新加坡政策，論及新加坡的貧富懸殊問題、人口政策論爭、房屋問題、社會保障制度問題等。從二〇一九年開始，劉浩典任教於香港，並不時為Academia.sg 供稿。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問題意識

二〇二〇年四月，台灣季風帶曾出版另一位新加坡學者陳思賢（Kenneth Paul Tan）的著作《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Singapore: Identity, Brand, Power）。在華文世界，介紹新加坡模式的著作不少，但立足新加坡本土、以此視角解構新加坡模式得與失的著作卻頗為匱乏。對讀同為新加坡學者所著的《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與《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之後，讀者朋友對新加坡模式的理解定會更為立體與全面。陳思賢的著作放眼於新加坡模式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按其分析，新加坡模式建基於用人唯賢（Meritocracy）與實用主義（Pragmatism）等意識形態，其內政外交方略由此被形塑。受全球化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影響，新加坡模式的意識形態逐漸衍生各種本土矛盾， 管治暗湧漸現。換言之，陳思賢著作的重點，在於解構新加坡模式的主要潛藏問題；施仁喬與劉浩典著作的重點，則在於描劃各種政策與制度解方，論說其必要，以助執政黨政府解決新加坡模式的潛藏問題。他們著眼的問題，主要有二：第一，歷經全球疫情洗禮，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由此而生，全球經濟既有模式（包括供應鏈與國際貿易）會由此而變。新加坡向來視全球為經濟腹地，未來發展不確性會由此增加，管治挑戰更大，人民行動黨政府更需尋請新管治對策。二〇二〇年大選結果所顯示的民怨，令人民行動黨政府之革新更形迫切； 第二，新加坡民怨的一大來源，來自國家日益明顯的貧富懸殊階級矛盾問題，這與以市場為先的新自由主義不無關係。人民行動黨政府須重新定義其經濟與資源分配角色。施仁喬與劉浩典著作的假設有二：第一，過去人民行動黨管治有功，國家成就是其治績，未來新加坡發展仍需這種強有力政府，而且在短期內，此一執政黨政府也難以被取代，其改革只需增加問責性，賦予社會更多自由，重整資源分配方針；第二，書內的各種倡議最終是否具成效，建基於執政黨自內而外改革的善意。書內的主要倡議，包括：第一，審視新加坡現有媒體管理制度，以傳媒評議會這類自下而上方式革新制度，改善傳媒生態；第二，設立申訴專員公署，增強新加坡政府之於社會的問責度；第三，正視新加坡日益加劇貧富懸殊問題，改善新加坡的社會保障制度，減輕基層生活負擔。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兩點延伸思考

《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為外界提供了閱讀新加坡政治文化頗具參考意義的一扇窗。本書值得延伸思考之處，至少有二： 第一，書內倡議具可行性？誠如上文所提，書內倡議建基於人民行動黨政府自我改革的善意。但書內也有分析，在後李光耀時代，新加坡執政黨的威權政治絲毫不減，甚至有變本加厲之疑，且以新方式示人。例如，新加坡政府以反假新聞之名在二〇一九年訂立《防止網絡假信息和網絡操縱法令》（POFMA），但兩位作者指出，此法的實效，是為政府提供新工具，阻截社會批評政府之聲。兩位作者也指出，新加坡政府更舞弄民粹力量，動員網軍，以圍堵反政府力量。此外，施仁喬亦一再強調，新加坡政府一直持有異議者黑名單，以限制其工作與發展機會。在此脈絡下，新加坡人民行動黨政府自我革新之志便成疑。新加坡獨立記者韓俐穎曾在其評論文章〈威權政治之困境：戰術和方法〉（PAP v. PAP, tactics and approaches）肯定《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對未來新加坡政治發展之助益，但她也直言，本書立論以執政黨的自我改革善意為基，並不太令人﹁耳目一新﹂。兩位作者事實上也有在書內提到與新加坡自由派人士的潛藏路線分歧，但他們並無對此深刻著墨。

第二，如何平衡國家與社會關係？這是更為核心的問題。本書分析的另一個延伸思考， 在於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國家定位，以及其與社會之關係。兩位作者肯定人民行動黨政府強有力的管治作風與治績，且認為，未來新加坡仍應以此為框架，為社會鬆綁，這是以國家為中心（state-centered）的政治觀點。

從國家理論看，新加坡模式相當接近於英國思想家湯瑪斯· 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看法。按霍布斯的理解，國家的存在價值在於：人性本惡，若缺國家，人會互相攻訐，無法合作；設立國家，便是為求穩定，以助發展，強勢國家由此被證成，但這種國家想像也易犧牲社會自由。陳思賢曾在《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提到，新加坡模式倚重的論述之一， 是國家永恆危機論。按此理論，新加坡國家細小，生存時刻受威脅，故此需要強勢政府居中， 社會自由並非國家發展首重之事。

這種國家想像，與霍布斯理論頗有應和之處。兩位作者在書中認為，這種國家論述已不合時宜，問題是，他們並不完全否定人民行動黨政府的強有力作風，單憑此一政府之善意，如何為社會鬆綁，便存懸念。

對於這個問題，美國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的研究便頗具啟發性。他的數部著作，都採用以社會為中心（society-centered）的研究視角，強調國家自上而下強勢管理的弊端，以及社會自下而上自我管理的潛能。在《國家的視角：企圖改善人類生活的特定計畫為何失敗》（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之中，斯科特分析國家漠視社會亂中有序的自理能力，自上而下強勢推行野心極大的發展計畫，結果引發災難。他在書中特別提到歐洲歷史中的財政森林案例。有別於自然森林，財政森林每處皆經過精心規劃，其目的都很一致，就是要確保森林之成長可換來最大利潤。但由於財政森林的管理過於人工，使之失去自然森林原有的生態複雜性，故此財政森林易受蟲害天災所侵。在《不被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的無政府主義歷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裡，斯科特以東南亞各國間的高地住民為研究對象。按其分析，為對抗國家權力操控之滲透，這些住民的社會組織模式相當抗拒﹁大台﹂之搭建，這為政治組織開拓了新想像。於近著《人類學家的無政府主義觀察：從生活中的不服從論自主、尊嚴、有意義的工作及遊戲》（Two Cheers for Anarchism:
Six Easy Pieces on Autonomy, Dignity, and Meaningful Work and Play）之中，斯科特更細膩地剖析自己的國家觀。他縱然批判國家自上而下的強勢操控，但也承認，國家有其存在價值。況且，國家並非唯一侵蝕自由的政治組織，在前國家時代，剝削自由的制度已然出現。不過，他仍然省思，政府行為會否削弱社會自理能力？

對新加坡而言，這是有關未來政治想像很重要的一個問題。陳思賢乃至施仁喬與劉浩典都在其著作提到，面對各種不確定，新加坡需增強其國家韌性（resilience），而這種韌性，則需建基於社會的自理能力。新加坡政府深明這一點，也曾倡議積極公民（active citizenship） 之概念，希望民眾不會事事指望政府。不過，陳思賢對新加坡社會自理能力的未來發展未敢樂觀。他說，﹁新加坡公民社會已因官民力量失衡而變得營養不良﹂，民眾仍會事無大小依賴政府處理。於一九九〇年代末，新加坡社會曾進行實驗，成立﹁工作委員會﹂（The Working
Committee, TWC），這是自下而上自我管理的民間協作鬆散組織。為免受政府規範，在成立一年後，組織便自行解散。施仁喬與劉浩典肯定人民行動黨政府強有力的管治風格，同時寄望未來新加坡社會更具生命力。兩者如何能同時共存？兩位作者對此留白，但也同時是有關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的一大課題。

好的著作不一定會會事事留有答案，如果著作可啟發讀者掌握重要的問題意識，便可謂功德完滿。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從新加坡本土視角分析新加坡模式未來隱憂與前路之作
●理解新加坡政治文化，前瞻未來新加坡政經變化之重要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