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與國際政治: 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 1893-1952 | 誠品線上

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1893-1952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建國與｢外國勢力｣有何關係？ ●民族主義論述有關｢外國勢力｣與建國的部份有何盲點？ ●於近代，主權國家如何漸成各國間的主流國家形態？ 近年，香港問題成為國際焦點。中國慣常的外交回應，是｢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預，而放眼世界亦無任何國家，允許自己的領土上，有人從事分裂等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 美國近年對台灣的舉動，也總會引來中國外交回應，中國官方經常指控美方｢嚴重干涉中國內政｣。 在中國官方論述之中，｢外國勢力｣會分裂國家，削弱中央政府權威，令本土無法命運自主。這與過去的民族主義論述同出一轍。 新加坡學者莊嘉穎在其著作《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顛覆既有觀點。莊嘉穎指，在中國﹑印尼﹑泰國近代主權國家建構進程中，外國勢力其實也是維護國家領土完整﹑外交自主乃至主權的重要助力。有別於民族主義者之想像，國家能否順利建立主權，取決於一眾外國勢力對介入本土政治機會成本之評估。國族意識可以是國家主權確立之產物，而非成因。 於全球化時代，本土與國際政治環環相扣。《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是有助反思何謂國家主權的公民讀本。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莊嘉穎現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國際關係、比較政治、政治社會學。對同盟結構、政治制度轉型、爭議政治、外力介入、亞洲安全、中國外交和中美關係等課題皆有涉獵。現為Asian Survey期刊編輯會會員，曾任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期刊副編輯、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旗下Maritime Awareness Project國際諮詢委員，華盛頓東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亞洲學人、國際暨戰略研究中心（CSIS）研究員。學術著作：在《世界經濟與政治》、Asian Security、China Quarterl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East Asia Forum、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Security Studies、The National Interest以及《二十世紀中國》等期刊發表。專書：《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Chin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1893–1952》（劍橋大學初版社，2012年）榮獲國際研究協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國際安全研究組（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Section）2014年度最佳書獎得獎研究著作。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曾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合著著作包括China’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do-Pacific（即將出版）﹑East Asia: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Gridlock與《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文章散見於The Diplomat、Asian Survey；香港《信報》、《明報》、《經濟日報》、《亞洲週刊》、《立場新聞》、《端傳媒》、《評台》；新加坡Channel NewsAsia、《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當代評論》、《燧火評論》；台灣《上報》﹑《新新聞》﹑《風傳媒》、《關鍵評論網》、《故事》；中國《參差計畫¬¬》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前言（中文版作者新序）：外力角逐的影子——國族主權國家與外國勢力⊙莊嘉穎 3 推薦序（一） 作為依變項與自變項的中國⊙吳介民 (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12 推薦序（二） 打破「外力」與「自主」的假二元對立⊙孔誥烽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韋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19 推薦序（三） 官方論述之外的「外國勢力」⊙許田波 (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25 導言 主權國家的神話——關於建國的想像與現實⊙鄺健銘 29 《建國與國際政治》全書概念圖 35 第一章「主權國家」的前世今生——重構建國理論 1.1 從歷史視野看國家主權之確立 50 1.2 回顧東亞建國史 54 1.3 國家形態與主權國家 58 1.4 研究案例與時代背景 66 1.5 結論 74 第二章 建國、外國勢力、國家形態 2.1 建國理論與外國勢力之角色 84 2.2 國家形態變化的三大替代理論解釋 92 2.2.1 意識形態論 93 2.2.2 制度承諾論 95 2.2.3 國家鬥爭論 98 2.3 近代中國、印尼、泰國建國的理論解釋 100 第三章 外國勢力與近代中國之邦聯化發展（1893-1922） 3.1 外國勢力與近代中國的政治集權、領土自主、外部自治 107 3.1.1 地方分權之源起 107 3.1.2 外國勢力之下的中國領土自主度 114 3.1.3 近代中國的外交自主度 115 3.2 中國邦聯化的理論解釋 119 3.2.1 意識形態論——民族主義與自決 120 3.2.2 制度承諾論——中國內憂外患之影響 124 3.2.3 國家鬥爭論——地方力量之累積 130 3.2.4 外國勢力干預與中國邦聯化 133 3.2.4.1 外國勢力與近代中國中央政府之權威 134 3.2.4.2 外國勢力與近代中國之領土自主 139 3.2.4.3 外國勢力與近代中國之外部自治 144 3.3 結論 145 第四章 中國邦聯化（1893-1922）背後——外國勢力干預模式 4.1 英國國力與中國開放 150 4.1.1 英國版中國「門戶開放」政策 156 4.2 美國國情與在華利益 162 4.2.1 美國版中國「門戶開放」政策 167 4.3 日本在華發展目標 173 4.3.1 日本審慎對華策略 179 4.4 俄國在華之帝國經營 186 4.4.1 俄國在華領地之代理人管治模式 191 4.5 德國、法國與其他列強之對華政策 194 4.6 結論 198 第五章 外國勢力之下的中國建國歷程（1923-1952） 5.1 日本在華之帝國經營 210 5.1.1 日本鷹派的對華政策 215 5.2 英國在華力量之消逝 222 5.2.1 日漸疲軟的英國版中國「門戶開放」政策 229 5.3 美國之共享在華利益主張 235 5.3.1 美國版中國「門戶開放」政策 240 5.4 蘇聯在華角色 249 5.4.1 蘇聯排拒其他在華列強勢力之方式 253 5.5 德國之對華政策 264 5.6 法國之不積極對華政策 268 5.7 結論 270 第六章 外國勢力作為中國建國助力 6.1 從外國勢力角度看介入中國事務之高昂成本 276 6.2 中國邦聯化時期的國家形態變化 284 6.2.1 政治集權 284 6.2.2 領土自主 287 6.2.3 外部自治 289 6.3 中國邁向確立國家主權之路 290 6.3.1 政治集權 291 6.3.2 領土自主 292 6.3.3 外部自治 294 6.4 中國建國的理論解釋 296 6.4.1 意識形態論——民族主義與自決之追求 296 6.4.2 制度承諾論——農民起義 299 6.4.3 國家鬥爭論——資本與武力 302 6.5 結論 305 第七章 外國勢力與印尼建國 （1893-1952） 7.1 荷屬東印度殖民地時代（1893-1922）的外國勢力活動 310 7.1.1 外力干預之機會成本評估與行動 311 7.1.2 英國在荷屬東印度殖民地的勢力發展 315 7.1.3 日本與美國的取態 317 7.1.4 法、德、俄三國的取態 317 7.2 殖民地時代晚期的荷屬東印度殖民地政體形態 319 7.2.1 政治集權 319 7.2.2 領土自主 322 7.2.3 外部自治 323 7.3 外力干預的機會成本之增加與印尼國家主權之確立（1923-1952） 324 7.3.2 日本對介入機會成本評估之取態變化 330 7.3.3 美國對荷屬東印度殖民地的取態 331 7.3.4 英國對荷屬東印度殖民地的取態 334 7.3.5 蘇聯對荷屬東印度殖民地的取態 336 7.4 印尼政體形態之變化 338 7.4.1 荷殖時代 338 7.4.1.1 政治集權 338 7.4.1.2 外部與領土自主 340 7.4.2 日殖管治 341 7.4.2.1 政治集權 342 7.4.2.2 外部與領土自主 343 7.4.3 革命之後 344 7.4.3.1 政治集權 345 7.5 印尼建國的理論解釋 349 7.5.1 意識形態論 350 7.5.2 國家鬥爭論 351 7.5.3 制度承諾論 351 7.6 結論 352 第八章 外國勢力與泰國建國（1893-1952） 8.1 外來勢力之下的泰國建國歷程（1893-1922）356 8.1.1 外力介入的機會成本評估 357 8.1.2 英國的共享泰國主張 359 8.1.3 法帝國擴張的限制 360 8.1.4 其他列強的取態 363 8.2 泰國主權國家形態之成形過程 364 8.2.1 政治集權 364 8.2.2 領土自主 367 8.2.3 外部自治 368 8.3 外國勢力作為泰國建國助力 369 8.3.1 外力介入之機會成本評估 369 8.3.1.1 英國與法國 370 8.3.1.2 日本 372 8.3.1.3 美國 374 8.3.2 政治集權 379 8.4 泰國建國的理論解釋 382 8.4.1 國家鬥爭論 382 8.4.2 制度承諾論 382 8.4.3 意識形態論 383 8.5 結論 385 第九章 國際政治本土化，比較政治國際化——世界政治中的外國勢力與國家 9.1 外國勢力與本土力量 391 9.2 外力干預、本土協作、國家形態 393 9.2.1 外力干預與建國之當代國際案例 395 9.3 民族主義之神話 398 9.4 建國之未來研究進路 401 9.5 結語 404 附錄 研究方法——解構外國勢力與本土建國之關係 408 參考書目 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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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作為依變項與自變項的中國
吳介民（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

關於「國家形成」的文獻可謂汗牛充棟，為何我們還需閱讀這本書？從認同政治的角度來看， 我作出的回答是：香港，台灣，都還在歷史地圖上尋找自己未來的位置。本書可以提供啟發性的思考資源。莊嘉穎博士這本專論《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下稱《建國與國際政治》），結合了國際關係、比較政治以及歷史研究，提出一個質疑既有對國家形成的解釋：是外力（外國干預）導致了一個虛弱（弱勢）政體最終成為一個主權民族國家， 而不是過去一般認為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抵抗殖民地的階級鬥爭、民族自決規範的力量，或是經濟發展的結果。這個「反直觀」的命題充滿學術企圖心，當然也容易引發學術爭議。這正是本書精彩之處。
本書使用中國、印尼和泰國作為檢證的個案，中國是主要案例，印尼和泰國則是輔助案例。本書將此三個案例都放置在同一歷史時段中分析：1893-1952 年。關於案例選擇與歷史時間斷點的選擇，作者已經做了詳細的交代，我想進入本書的核心問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的主要觀點
本書的主要論證是：一般認為的外國勢力干預一個弱勢國家，會造成該國的權力結構去中心或破碎化，因此導致無法建構現代型主權國家；但作者論證，外國勢力都必須考慮「進行干預的預期機會成本」，當所有外力都預期機會成本太高，而各個進行干預的國家又都處在某種「充分競爭」情勢下，就反而會促成該被干預之弱勢政體的國家形成，導致被干預國內部政治制度的成熟，包括權力集中化、對內之領土與人民的排他控制、對外自主性等等，此即主權國家的形成過程。中國（清帝國末期到民國初期）、印尼（荷屬東印度）、泰國（暹羅）這三個「亞洲病夫」在帝國主義的長期夾擊下，不像世界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要到二戰後才紛紛進入解殖建國過程，卻竟然都在二戰結束不久後即完成「建國」，而且它們各自建國成功的力量不來自國內，而是來自外力干預的結果。這是本書最重要的謎題（puzzle）。外力影響弱國的政治發展早已眾所周知，但本書論證，外力的某種干預模式，不但不會造成國家結構四分五裂，反而以主權國家形成為結局，這是本書賦予自身最主要的挑戰，因為「外來干預如何決定國家建構的方向與時序」， 需要細緻的歷史資料的佐證。因此，本書以四章歷史材料來處理中國案例。從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角度來看，本書有幾個特色。第一，國家形成之理論根源來自歐洲與美洲個案。此書嘗試在歐洲中心觀點之外，引入亞洲的視野。第二，本書採取了理性抉擇的理論， 「預期的機會成本」與「預期干預成本」，就是針對外力運作的一個核心解釋概念。第三，本書採取理性抉擇論，也使用制度論，我雖不認為本書採取「物質主義觀點」，但本書對意識形態、理念、集體主體認同等面向的解釋力，抱持著較為根本的懷疑態度。講得更直白，作者反對韋伯主義式的理念主義取向（ideational approach）。第四，最關鍵的，本書主要因果命題安置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等人的結構現實主義的理論傳統中，同時結合了彼得・古勒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第二意象反向論」（second image reversed）。外力干預是「解釋變項」（即所謂EV），而國家形成的政治則是「依變項」（DV）。這個簡潔的解釋架構，充分展示了作者優異的理論訓練與文獻掌握，它最主要的論敵包括：民族主義、認同政治、國內政治結盟或抗爭政治論等以「國內層次」為解釋項的理論， 或一般所稱的國家中心論。作者在清晰而謹慎的修辭中，富含理論企圖心。眼尖的讀者或許會發現，本書從國際關係理論與國際政治史的傳統中，對比較政治所提出的論證上的挑戰，其實是一個經過創新、細緻化的「權力均衡」命題。
《建國與國際政治》引伸的辯論命題
接下來，我想談一談本書帶來的啟發，與可能引發的辯論。這裡提出兩個問題。第一，中國是民族國家，或是帝國？ 根據本書的論證，這個疑惑不應存在，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站穩腳跟的一九五〇年代，中國就已經完成了現代的「建國」工作，而且是一個標準的主權民族國家。然而，當我們拉長歷史視野，中國至今仍然處在一個長週期的歷史重構過程。清帝國瓦解之後，中國經過一段期間的「半殖民狀態」與戰亂，在中共建國並「統一」中國之後，迄今仍在處理棘手的「周邊」關係，包括少數民族與那些「未統一的領土」。以往的帝國解體，例如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蘇聯帝國， 都伴隨著周邊民族的獨立，但清帝國解體後，中國又拼湊出一個類似清帝國版圖的國家，而遺留諸多該解決而未解決的歷史難題。今天，西藏與新疆正在承受激烈而暴力的「漢化」殖民；香港正經歷「二次回歸」，港區《國安法》對香港抵抗者的打壓，相當於戒嚴時期國民黨對台灣本土民主派的鎮壓；而對台灣，則是從「和平統一」（實際上是無限期延後），演變為咄咄逼人的「武統」威脅。在北京眼裡，台灣是「祖國的神聖領土」；在台灣眼裡，台灣是「具有民族自決權而且實質獨立的國家」。中國統治精英在「經濟崛起」的鼓舞之下，燃起了打造「大中華帝國」的雄心，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學界提出的「天下秩序觀」、「新朝貢體制」都屬於同一類論述系譜。內陸政治核心硬要吞下眾多多元而異質的周邊。鳥瞰中國陸地核心對周邊的侵略性作為，中國正經歷著「國族帝國」的建造過程，這個過程對中共而言，充滿著風險與不確定性。這個過程如果操作不當，會不會反而導致中國國家的「權力集中化」受損？是一個有待檢證的謎題。迥異於本書對民族國家的定義，或許可以反過來論證：中國尚未完成現代性的建構，也還不是一個標準的民族國家。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仍在爭鬥著將「中國」從傳統帝國（天朝）轉型為現代國家。換言之，當代中國究竟走向創建現代民族國家，或朝向帝國重建，仍是未知數。第二，當代中國對國際體系具有多大的影響能力？首先，我同意作者在前言所述，本書對當前的台灣與香港在思考與中國關係時具有參考價值。中國以它逐漸鞏固的對外影響力，從國際體系入手箝制台港。本書的出發點在於解釋「弱勢政體」如何變成主權國家。從方法的角度，對中國這個個案的解釋，在一九五〇年代就已結案。在此解釋架構中，中國是個「依變項」。然而，當中國重新「站起來」之後，它就變成了「自變項」。同樣被稱為「中國」的這個單元，它跨時性的行為模式， 會隨著國際局勢（系統層次變項）而變動，而產生很不一樣的互動關係。今天的中國政府行為， 和它在一九五〇年代與一九八〇年代的行為模式，就構成極大反差。國家行為和系統層次變項之間的互動，究竟因果關係為何？一直是重要的理論辯論。在肯尼思・沃爾茲（Kenneth Waltz）提出他的經典論述之後，「系統層次」就在國際關係學界成為主流思維。確實，從系統層次出發的結構現實主義，對於國家行為、國家間互動，有很強的解釋力。本書遵循此一傳統，但另闢蹊徑，提出一個非意識形態導向、非國家中心觀點，來解釋當代主權國家形成的政治過程。這是本書對比較政治文獻最大的貢獻。然而，關於系統層次和國家行為層次的因果關係，從深處看，是一個「雞蛋相生」的難題。其中最大的變異度在於國家規模與國家實力。當中國積弱不振時，它是被塑造的國家；當它茁壯時，以其經濟總量與政軍實力，在世界體系中的影響力，則不可同日而語。就如同美國自二戰以來的霸權地位，也是奠定在它的國力對體系的深度穿透及駕馭能力。弱小國家和超強大國，對於國際體制的影響力完全在不同層次。
《建國與國際政治》與中國崛起
今天，中國在全球投射硬實力、軟實力以至銳實力，導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感受到其威權擴散與威權輸出的壓力。中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行為，也嚴重挑戰到美國在此區域的霸權地位。中國的行為對國際體系的結構變遷，正逐漸展露其滲透力（或潛力）。因此，採取較長的時間尺度， 同樣是中國，同一個主權國家，它的行為與國際影響力所帶來的實際效果，以及它所帶來的理論蘊涵，也就產生極大差異。中國的國力、國家能力、國族主義意識形態，都成為其進行國際干預的關鍵解釋變項。中國正在汗流浹背地讓自己成為世界舞台的自變項。最後，這部學術作品在實踐上對華文讀者有何意義？本書由新加坡人寫作，香港人翻譯，在台北出版，推薦序作者之一為台灣人，已說明其豐富的寓意。


打破「外力」與「自主」的假二元對立
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韋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

很多年輕人，在剛出道時，都得到朋友、家人、前輩的幫助。這些幫助，不一定是出於無私的關照，而是各有自私的算盤。一些扶不起來的阿斗，怎樣也無法有好的發展，於是將責任推給周圍的人，說他們沒有真心幫他、都是利用他、剝削他、耽誤他等等。總之便是全世界都錯，只有他自己一個沒錯。一些在別人助力之下出人頭地者，很多時候在成功之後，都會告訴自己、告訴別人，成功全是靠自己的努力與天分，跟別人幫助無關。有的甚至忘恩負義，學識武功殺師傅， 搶奪幫過自己的恩人的東西。當我們聽多了這種成功者與失敗者的說辭之後，便會得出一個印象：年輕人成功靠自己，失敗都是因為被別人陷害。我們甚至會發展出家長和長輩都是要阻止年輕人上位，要成功便一定要跟他們砍斷關係的概念。

國家發展的神話
其實在國家發展理論的領域，我們也看到類似的偏見建構過程。一九五〇、六〇年代，很多發展得不大好的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和政治人物，都將本國的低度發展與社會衝突嚴重、政治腐敗等問題，歸咎於殖民地的歷史、前殖民者與其他發達國在他們非殖化後繼續剝削他們，強調這些問題一概與本國的內部體制、歷史與人事無關。而少數在當時成功起飛的國家，如日本，明明是得到美國在冷戰體制下的扶持，但其文人政客，卻喜歡強調他們的成功與外力無關，都是拜自己的「勤奮耐勞文化」、「德川宗教」、「武士道精神」等所賜，越講越絕對。當學者聽這種口實和神話太多，便會被當中的偏見導引，歸納出「外貿與外資都是富國剝削窮國令後者無法發展的伎倆，窮國要發展便要與富國徹底脫鉤自力更生」的結論。這個結論，便是在一九五〇、一九六〇年代在西方左翼知識圈風行一時的「新殖民主義」和「依附理論」。巴黎的極左知識分子對這種理論情有獨鍾。被這種理論傳染的，便包括戰後在巴黎留學的一眾後來成為赤柬領袖的知識分子。
赤柬第二號人物喬森潘，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一九五九年在巴黎索邦大學的博士論文︽柬埔寨的經濟與工業發展》裡，便指出柬國貧窮，是因為包括外貿與外資的經濟外力太多，而大城市， 便是這些外力介入、壓抑柬埔寨發展的橋頭堡。這篇論文，後來在一九七六年赤柬執政期間，被加州大學伯克萊大學覺得柬埔寨是社會主義人間天堂的左翼學者翻譯編輯出版，成為反戰刊物︽印支編年》的特輯專號「柬埔寨的低度發展」。這個理論，導引赤柬奪權後將大城市人口全趕到農村，砍斷外貿外資聯繫企圖通過激進自力更生政策發展經濟。這為柬埔寨帶來什麼毀滅性的後果， 不用我多說。後來東亞新興工業國崛起和巴西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經濟快速增長，證明窮國在維持與富國的經貿關係，歡迎外力介入的狀況下，仍有可能有所發展。教條的依附理論在一九七〇年代起，便被打入冷宮，就算在左翼知識圈，也被承認外力與發展不是必然對立的「依附發展理論」、「世界體系理論」、「發展型國家理論」等取代。在發展社會學，「外力介入」與「自主發展」相矛盾的神話已經被打破。但在研究國家形成的政治學領域，「建立主權國家」與「外力介入」，很多時候仍被視作從定義上便是相矛盾的概念。擁有這種觀念的學者，很多時候都是被政客在建國後宣傳的建國神話影響，假設從舊帝國的瓦礫上建立主權國家，擺脫外國控制和外力影響，邁向獨立自強之舉，靠的都是建國一代自立自強地排除外國干預。



西方國家建國史與外國勢力
但只要我們看看就算是很多西方國家的建國史，便能知道這種假設的虛妄。當年美國革命一代脫英獨立建國，有賴法國的介入與幫忙。美國革命人民的代表機構大陸議會，為了感謝法國給予他們的資助，更在一七七八年授予法王路易十六「人類權利守衛者」（Defenders of the rights
of mankind）的名號。法王介入美國革命，資助華盛頓建國，當然不是因為他支持革命者「人人生而平等，享有人權」的激進理想，而只是希望法國的死敵英國在北美被打敗、被拖垮。畢竟，路易十六本身也是一個暴君，後來被受到美國革命迴力鏢影響的法國人民送上了斷頭台。從某一個角度看，美國革命，乃是英法帝國爭奪戰的延伸。一九一七年俄國爆發二月革命，建立臨時政府，正在世界大戰中與俄交戰的德王威廉二世， 為了防止俄國建立穩定的新政府，不單通過德國社民黨大舉資助包括列寧的流亡的反戰布爾什維克黨人，還在一九一七年四月準備了火車專列將列寧和他的戰友們從瑞士蘇黎世，經過德國國境， 護送回俄國發動二次革命，推翻臨時政府。列寧在成功建國後，也立刻向德國報恩，正式與德國簽訂割地和約，退出大戰。美國與俄國的革命建國，如果沒了法國與德國的「外力介入」，根本無法成功，甚至發生。這些革命建國的案例，根本就是大國間競爭與戰爭的延伸。但建國一代在成功立國後，都刻意讓
教科書將建國的外力介入因素抹殺掉，讓大家記不起來。很多以為自己很科學卻受到這些建國神話影響的政治學者，在發展主權國家形成理論時，都被這些官方史觀帶著走，在研究建國歷史時忽略了這種外力因素。

中國建國與外國勢力
當年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當然也與外力介入有密切延伸。國民黨與共產黨政權當初建立的，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外國（特別是俄國）強權扶值的政權。但中共今天的建國大業神話，都將這些歷史壓抑掉。面對中國周邊希望爭取更大自治甚至脫中建立新國家的力量，中共的刻板攻擊，便是說這些力量都是外國勢力的棋子，被外力利用。這種對「外力介入」、成為「外國棋子」的顧忌，也深入很多中國周邊反對運動的骨髓，令很多在歷史上十分正常的與外國力量的聯盟與交結，都好像變成了是什麼不見得光的骯髒事一樣。莊嘉穎教授這本獲得好評與獎項的《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擺脫了政治學家有關「外力介入」與「獨立建國」間的假二元對立，利用了大量一手與二手資料，重建我們對中國、印尼與泰國成為現代主權國過程的理解，發掘出過程中外力介入與本土力量的互動。這是一部作出顯著理論貢獻，歷史細節讀來有趣生動，令東亞地區各派各類政治行動者大開眼界的佳作。這次台灣季風帶將之翻譯成中文並出版，絕對是華文讀者之福。大家不應錯過。

試閱文字

自序 : 外力角逐的影子——國族主權國家與外國勢力
莊嘉穎(二〇二〇年十月於新加坡)

為了︽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External
Interven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State Formation: China, Indonesia, and Thailand, 1893–1952）的中譯版，我重新翻閱了多年前寫的文稿、筆記和收集的資料。當時研究的背景是美國進軍、占領阿富汗和伊拉克，不但推翻政權，還試圖重建政體和社會。這段殘酷的歷史，當時讓我對「主權」和「主權國」的源由起了疑問。畢竟，今天熟悉的「主權國」產生於十七世紀，早期現代歐洲的政治氛圍，其法理依據出自歐洲三十年宗教戰爭結束之際，參戰國簽署的︽明斯特和約》（Treaty
of Münster）和《奧斯納布呂克條約》（Treaty of Osnabrück）。兩份文件奠定了《威斯特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和現代「威斯特伐利亞式主權」的基礎。這種強調高度集權、領土自治和對外自主的現代政治組織模式，雖然早在十九世紀，就開始啟發許多不同民族和政治自決想像，但卻要等到二十世紀中葉後，才開始真正在世界各地落實。其中，有一件事情讓我十分好奇：包括中國在內，有如此多民族、國族主義運動，經常宣稱自己不但代表某種正義，背後還有強大的民意，那他們確立主權國家的歷程，又為什麼如此漫長和艱難？其他包括殖民地和帝國的政體和政治組織，面對民族、國族動員時，又怎麼能維持數十年， 甚至上百年？後來發現，現代主權的建立和持續，其實摻雜了相當的偶然性。對脆弱政體而言， 是否會形成主權國，經常取決於大國角逐下，所產生的衝突、抗衡、合作、干預，與「民族」、「國族」和「國家」意識的碰撞。中國今天的國家形態、台灣和香港面對的處境等，算是這些動態的一種案例。

國族主權國家的想像
在某個程度上，中國官方和民間堅持的領土主權，代表著一種權力和政治想像的結合。曾位於今天中國的各王朝、帝國，統治「天下」和主宰屬地的方式相當多元。1 從東周列國到大清帝國，不同統治者所持有的江山版圖，自古以來不斷演化。國家組織政治的形態，也一直改變。一度富有高度地方自治的漢代郡國制、清代蒙古族的盟部旗制、南宋稱臣向金國求和、琉球王國同時向薩摩藩稱臣和自認清國藩屬，這一系列作法與現代國族主權國（national state）制有明顯的差異。
把國體的政治正當性和民族自我認知寄託在國族主權國家的想像，逐漸排除以往可能的彈性，縮減了領土完整問題上讓步的餘地。今天許多領土糾紛，是因為透過以往並不存在的主權、民族和國族主義視角，刻意詮釋疆土和海域，企圖使用國家機器和武裝力量，實踐全權管制而產生。有趣的是，讓香港能夠成功、繁榮，甚至帶動中國金融投資發展的特殊地位，就建立在國族主權國家的灰色地帶。香港開埠於清帝國的割讓和租借地，在十九至二十世紀的戰亂和政治動盪中，給中國市場和外商提供相對穩定的自由港，成為促使多方可以獲益的關鍵經濟樞紐。這個位置確立在香港一方面與中國關係往來密切，另一方面又在英國管轄下，享有一套穩定、足以牽制行政權力和私人利益的制度，讓外界有信心投入。︽中英聯合聲明》、︽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當時就是希望在一九九七年後，能維持這種模糊的優勢。近期中國政府釋法、港府修法，某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官方，認為實力上升，對於主權的要求愈來愈嚴格，不再容忍這種對主權的模糊尺度。 台灣今天的自主空間，也可以說是立於不同國家形態之間的縫隙。今天的台灣在政治體制形式上，與其他主權國家並無兩樣，就差廣大國際的承認和國際組織的正式參與。這樣的處境反映中國官方和民間，長期把台灣視為國族主權中國所有，盡力否決台灣的國際空間，卻無法完全掌握台灣內政、外交。這種局勢其實也符合台灣的歷史脈絡。台灣本島上的原住民，直到日本殖民時期，向來不受外地政權管治。台灣在不同時段也經歷過殖民、被搬遷的政權當作根據地以及民主共和體制，政治定位不斷改變。連孫中山和毛澤東都曾各別宣稱支持台灣獨立。3 美國官方如今仍視台灣主權為「未定」（undetermined），頂多「認識到（acknowledge）在台灣海峽兩邊所 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對此「不提出異議」。

外力與政治組織形態
光靠想像，是不足以實質地影響如國家形態等政治組織。這類的變化背後往往需要一定的經濟財力和軍事實力。國軍和共軍在戰場上的表現再好，也沒有擊敗同時在太平洋和東南亞與美軍、英軍作戰的日本皇軍。最後是美軍投原子彈、蘇軍進攻滿洲，才迫使日本投降。在脆弱政體內部鬥爭的個別勢力，經常還得透過各種外力干預，才能立足，甚至得到最後的勝利。國共雙方能抵抗來自日本的強大壓力，部分是因為有來自美國和蘇聯的援助。毛澤東也幾度稱共產黨在國共內戰中獲得最後勝利，與日本因為侵華、打擊國民黨勢力有關。5 在抗戰時期的淪陷區，之所以沒有更大規模的起義，表示民眾或多或少接受日本統治。6 這可能出自畏懼，也可能出自生存或投機的考量，不過這種壓抑民族主權訴求的屈服，或許與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經歷略同。香港的歷史也充分表現了外力角逐和干預，對於政體形態的實際影響。香港的經濟樞紐角色， 畢竟是經過英帝國積極爭取，其他強權因為可從中獲益而支持，以及清廷和之後歷任繼承政府的接受才能形成。即便日本一九三〇年末代占領華南地區，東京還是一度容忍香港成為國民政府進口物資的口岸，直到一九四一年底日本帝國向英國開戰，占領香港。一九五〇年代初，時任英國首相的邱吉爾，稱與北京建交是為了「行個方便」（secure a convenience），從中以讓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繼續經過香港賺取外匯的方式，換取英國在香港地位的保障，使香港持續作為重要商業據點。7 若任何一方放棄或反悔，則會嚴重影響香港的繁榮、法治、開放、自由。今天中外經濟走向脫節，加上多方互不接受彼此對港政策，或許是香港模式面臨的最大挑戰。外力當然也對台灣政治形態有著極大的影響。國共內戰末期，除了國軍在古寧頭大捷戰勝之外，美國杜魯門政府因為不希望韓戰擴散，命令美國海軍巡邏台海，阻止國共雙方重新開戰，共軍主力又被調往朝鮮半島，撤退到台灣的國民政府才能在島上立足。8 後來一九七〇代美中和解， 造成台北與華府中斷正式外交關係、脫離聯合國，但也促使台灣解嚴、民主化。美國對台灣的準安全保障和政治支持，和北京政府一時專注於經濟發展，暫時減緩了政治和武裝壓力，讓台灣雖然沒有正常外交，卻能鞏固內政和參與國際經貿往來。今天支撐著台灣高度集權、領土自治和對外自主，但缺乏國際承認的狀態，不但是島內民間動量，還有中美政治張力。若台美中之間，沒有一方徹底改變立場，那當前的局勢就不易更變。

外力長而持久的影子
外力對於政治組織和國家形態的影響，不限於歷史產物，它一直在不同地方發生和演變。中國推廣的「一帶一路」雖然表明沒有參與投資受惠國國內政治的野心，但是大量資金流入、基礎建設的建立，往往會影響當地在資源收益、成本和風險上的分配，因而可能改變在地政治和社會氛圍，甚至中央和地方的權威關係。從緬甸、泰國、斯里蘭卡和菲律賓等地的經驗可見，自「一固當地政權或引起政治湍流。在某個程度上，基礎建設發展和其他投資對當地情勢的影響，有些類似於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外力在中國各地貸款築鐵路、建立港口的現象。外來利益和資金湧入，無論來源、對象或動機，難免會對當地政治、社會和經濟帶來一定的衝擊。一個政體無論是邊界劃定、政治組織形式，甚至國際參與，經常離不開外部勢力的角力、介入和拉攏。但是外力的影響並不一致。它當然可以造成分裂，有時也會促使體制變化，甚至可能推動不同國家形態的出現。如庚子事變之際，外力在加入八國聯軍等侵略性行動的同時，也因為自己的利益，力挺穩住本土政局和現狀的東南互保。9 主權國家想像的實踐，不是單靠內部情勢和民族或國族動員，往往還必須在適當的時機結合外力。類似現象不但曾在中國出現過，在東亞和世界許多地區也可以觀察到，特別是在本身勢力較弱的地方。國族主權國大一統之類的論述， 之所以成為一種主流甚至正統，時常是其本土主張者在達到某程度的成效後，希望進一步鞏固或推動自己的立場，而作出的認知處理。這種形勢或多或少遮掩了外力在整個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
對以往經過的遺忘，或變相理解，甚至有助於新興壯大的主權國家，在有意無意中，複製以往外力對它的行為。在成功和壯大之後，原本處於弱勢、受外力深入影響的國家，都可能以經濟、政治、法律等途徑，介入其第三地。無論歷史背景，任何有足夠能力的行為者，在機會成本允許的情況下，也是可以對境外政體作出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以借款和發展方式掌握在地優勢、或是武裝干預等要求和舉動。許多帝國和殖民者，在建立自己勢力之際，也經常會以自己獨特、獨有的「道德」或「文明」，來解釋和美化自己的所作所為。或許沒有政治行者，包括脫殖或革命後的國族主權國家，能壟斷介入的行為、逃過介入的誘惑。

試閱文字

導讀 : 主權國家的神話
——關於建國的想像與現實

鄺健銘（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近年香港與台灣的政治共振，皆源於中國大陸。從中國大陸角度看，港、台「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外國勢力」不得介入港、台事務，不得干預「中國內政」，因為「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與發展的基本前提，是一個國家的頭等大事。國家安全立法是一國行使和維護主權的體現， 符合國際法和國際通例︙︙無論是普通法國家還是大陸法國家，都制定有國家安全法，或在其法律中明訂條文防止和懲治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的行為。」（外交部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二〇二〇年五月言論）

「外國勢力」vs. 主權國家——是敵是友？
中國官方言論對「主權國家」的理解，或可以三點概括：第一，「主權國家」是「自古以來」都一直存在的政體形態；第二，「主權國家」必定與「外國勢力」相對立，「外國勢力」必定會危害「主權國家」之發展；第三，於國際體系之中，「主權國家」擁有無上權力。在全球化時代，新加坡政治學者莊嘉穎所著的《建國與國際政治——近代中印泰主權國家建構比較史（1893-1952）》（下稱《建國與國際政治》），是每一位公民都需認真閱讀的著作。《建國與國際政治》指出，以上中國官方對「主權國家」的理解，其實都屬迷思，有違歷史事實—— 第一，「主權國家」其實只是近代產物，在此之前，政體形態繁多，故此莊嘉穎在書中探究「主權國家」漸於各國之中成為主流政體形態的部分，值得重視；第二，《建國與國際政治》比較中國、印尼與泰國三國的主權國家確立進程，當中以中國案例研究為主，印、泰案例研究為輔。顯而易見，這三國國情不盡相同，但三國案例的共通點是，外國勢力乃維護三國國家領土與外部自治乃至中央政府權威的重要助力（下文會詳述）。民族主義運動甚至需要借助外國勢力支援以進行，於泰國案例，更是先有國，才後有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國族意識；第三，《建國與國際政治》的要旨，是梳理建國與外國勢力的關係，某程度上，書中理論所指的民族主義論述迷思，亦可被用以描述與解釋中東、香港乃至台灣這類處於大國之下的政體處境。本土與國際政治總是環環相扣，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的中國理應深明這一點。

民族主義的三大迷思
《建國與國際政治》是一部梳理近代國際關係史，重構基本政治概念的讀本。書中內容，可以三點介紹： 第一，外國勢力，可以是主權國家成形背後的重要推力。以上中國官方論述認為，外國勢力與建國必然處於對立關係。這種理解假設，外國勢力介入一地本土政治之時，只重追求絕對控制權，視目標政體為附庸。但這種假設其實不具說服力。書中之所以以近代中國為主要研究案例， 是因為近代中國實為觀察外國勢力與建國力量如何互動的理想實驗場。於近代中國，在華外國勢力眾多，英、美、法、德、俄、日比比皆是。這些外國勢力固然各有盤算，但在介入中國政治之時，這些外國勢力的決策思維大同小異――一眾外力於全球擴張勢力之時，都需要思考如何在各地域妥善配置有限的資源。各個西方外力同樣認為，對國家發展而言，歐洲局勢較亞洲發展重要， 故此即使這些外力在華擴張勢力，意欲介入中國本土政治，外力都會思考以最少資源得到最多在華利益之法。正因為一眾外力於國內乃至歐洲都不無各種政經包袱，在介入中國政治之時，外力著重的是制衡而非講求絕對控制。外力制衡的對象有三：一，其他在華外力對手；二，可作本土政治盟友的中國地方力量；三，同樣可作本土政治盟友的中國中央政府。制衡的目的，是為控制介入中國政治所需的成本。對外力而言，要實現制衡目標，很重要的一步，是維護中國中央政府的權威，將之籠絡。這個策略的好處，是鞏固中國中央權威，有助防止任何一方在華外力獨大， 進而獨占中國利益。可以說，要制衡在華外力對手，便先要鞏固中國中央政府權威。支援中國地方勢力的用意，是為制衡中國中央政府，使之願意配合外力，保障其在華利益。中國地方勢力之發展依賴外力支援，因此一旦外力發現地方勢力或會危及中央政府之地位，便會以中斷支援壓制地方勢力。在此脈絡下，地方勢力以爭奪中央政府權力為目標，而非專注於各據一方，故此即使在二十世紀初，於外力影響下，中國處於邦聯狀態，國家也未至於完全分裂。外力甚至會為中國中央政府提供各種支援，主動撤銷在華特權，容讓中國外交自主，方便自身以最少資源維持在華利益，這都為中國建立主權國家鋪路。縱使日本為亞洲強權，其歐洲包袱顯然不及其他西方外力， 但日本作為後起強權，也不免受制於其他外力阻止任何一方獨占中國利益的意願，在頗長的一段時間內，日本也不能不以間接方法擴展其在華勢力。直到二戰後，於國共內戰，外力蘇聯在華北為中共提供土地與物資，為中共提供生存空間，是中共能夠建政的重要成因。第二，為民族主義論述祛魅。民族主義理論往往傾向認為，主權國家之確立，是民族主義者成功動員，驅除外力的結果。換言之，外力與民族主義力量處於零和遊戲關係，但在現實世界中， 民族主義興起與建國之間的因果關係不盡如此。《建國與國際政治》所研究的中、印、泰案例皆顯示，民族主義力量或則隨外力支援而生，繼而變得繁盛；或則被用以鞏固主權國家之構建。在印尼建國之前，外來統治者都需培植在地政治盟友，以維持其統治。例如，在二戰期間，日本仿傚荷蘭統治者，透過民間組織，走入群眾，以鞏固其管治。於此時期，日本招攬蘇卡諾（Sukarno） 與哈達（Hatta）等著名印尼族主義運動領袖，以嘗試將印尼民族主義力量為己所用，將之變為能夠正當化外來統治的工具。二戰後，蘇卡諾等民族主義領袖宣布印尼共和國獨立，並沿用日治時代管治模式（包括其軍事管理架構）建國。在泰國案例之中，民族主義論述的迷思更為明顯。從二十世紀初至二戰後，一眾外力都認為，介入泰國政事的機會成本偏高，這為泰國主權國家及早成形創造了空間。泰國甚至是在英法兩國技術支援下，開設軍政部門，建立新的現代化中央軍隊， 並由此瓦解境內敵對地方勢力，進而鞏固中央政府權威。在此脈絡下，於二十世紀初，泰王拉瑪六世以國家力量利用傳媒與教育系統，建構境內民族主義意識，「國家―宗教―國王」三為一體進而成為泰國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可以說，於泰國建國歷程中，民族主義意識之建構與傳播， 其實是在外力支援下，泰國權力精英用以集權的產物。第三，在歷史之中，主權國家並非唯一政體形態，以主權國家方式建國，並非完美無瑕。《建國與國際政治》書內第一章比較歷史中各類國家形態的圖表相當精彩。按莊嘉穎的梳理，地方政體形態可概分為帝國、城邦、附庸國、邦聯、城邦聯盟、主權國家、殖民地等類別，不同政體形態的領土自主度、外部自治度、中央集權度各異，這為我們的國家想像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思考框架。民族主義者總會認為，帝國與以民族國家姿態示人的主權國家相對立，前者象徵邪惡，後者象徵正義。但我在年前出版的《港英時代》增修版新終章〈從全球史視野看九七之後香港管治模式轉變〉已指出，這種概念二分並不嚴謹，近年各國域內分離主義運動此起彼落，更能印證這一點。從全球史角度看，帝國與民族國家其實有一體兩面之關係，帝國擴張其實是民族國家發展的內置環節，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中國等案例皆如此，何謂帝國領地，何謂國家領土， 當中界線其實非常模糊。例如原為英國一部分的愛爾蘭，其管治方式成為後來的印度殖民管治模式之原型；曾被認定為法國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向來被法國官員視為「法國的延伸」；也有學者以新疆為例，將中國視為「民族帝國」而非「民族國家」。可以說，帝國是否真正意味邪惡， 其實視乎被預設象徵正義的「民族國家」如何建國，從中我們應當反思「主權國家」這種政體形態有何潛在缺陷，為何如此，以及我們如何能從歷史中各類政體形態得到靈感，思考如何彌補主權國家的缺陷。

主權國家與日常生活
法國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以研究國家權力聞名於世。按他的梳理，國家以各種論述與知識，建構民眾的「生活常識」，進而將國家權力延伸至每一個角落。在二〇二〇年全球疫情期間，傅柯的觀點變得更具啟發性。由此角度看，對每一位公民而言，何謂「國家」其實是很在地的問題，《建國與國際政治》其實是每位公民皆需認真閱讀的讀本。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2014年國際研究協會最佳書獎得獎研究著作
吳介民(台灣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孔誥烽(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韋森費特政治經濟學教授)﹑許田波(美國聖母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聯合推薦
新加坡學者莊嘉穎以中﹑印﹑泰歷史案例，打破民族主義迷思，指出外國勢力，也是本土建國的重要助力，是研究近代國家發展史之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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