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MIT到中國製造: 臺灣如何推動中國經濟起飛 | 誠品線上

The Tiger Leading the Dragon: How Taiwan Propelled China's Economic Rise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 《臺灣為什麼重要？》作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 這次要告訴我們一個拚經濟的故事： 臺商與臺企如何拚出了中國經濟起飛。 *** 還記得嗎？一九九五年上映的首集《玩具總動員》裡，原本自認是太空騎警的巴斯光年，發現手臂上刻著「Made in Taiwan（臺灣製造）」字樣，才認識到自己只是量產玩具。那是一個頌揚臺灣「經濟奇蹟」的年代。 只是，如果把當年情節照搬至今日拍攝，巴斯光年看到的無疑會是「Made in China（中國製造）」，現在令世人稱奇的也變作「中國崛起」。 你或許以為：中國經濟起飛的關鍵在於二○○一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自此如鴻鵠展翅，將燕雀臺灣遠拋在後。但本書要告訴你：沒有臺灣人的指引，就沒有中國崛起。 美國著名臺灣專家任雪麗，於書中追溯並勾勒了戰後至今數十年來，海峽兩岸經濟從完全脫鉤到逐步整合的過程。她認為，臺商與臺企居中牽線，領航中國接軌國際，是中國經濟得以騰躍的一塊最重要跳板。她更主張，若無上述二者之助，中國未必能有今日繁榮光景，至少無法上升如此快速。 因此，她特意以臺灣商人與企業為主角，講述他們為何跨海到中國拚經濟，又是如何拚出事業第二春，以及如何在無形中協助了本對全球市場需求陌生的中國企業日益茁壯，最終建立起紅色供應鏈。 而且不只經濟。作者強調臺灣人大舉西進後，對中國的文化與社會也造成廣泛影響，像是帶起拍婚紗、吃個人小火鍋、喝咖啡等輕奢風尚；由於做了不少一手訪談，寫來相當生動有趣。 在臺灣與中國之間緊密的經濟紐帶，因為兩岸緊張局勢和美中角力衝突可能將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刻，本書帶領我們回顧歷史、分析現下與展望未來，可說是及時之作。 而作者在談兩岸經濟互動的同時，自不免需要梳理臺灣經濟變遷：從香蕉王國到雨傘王國，從做Nike到做iPhone乃至做晶圓代工。對於想要迅速掌握當代臺灣經濟發展大略的讀者，本書也是絕佳入門。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共同推薦】（依姓氏筆畫排列） 江懷哲｜《現代菲律賓政治的起源》作者，於科技業擔任策略顧問 吳介民｜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洪紹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陳方隅｜東吳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美國臺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陳添枝｜臺灣大學經濟系名譽教授 【各界讚譽】 ▲ 在這本書之前，臺灣對於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的貢獻一直未得到應有的關注。以兩國之間經濟合作為題的研究，關注的泰半是合作背後的政治意涵，探討兩個經濟體的整合是否會縮小彼此的政治分歧，最終導向統一。任雪麗在她的新書裡主張：一度落後、神祕莫測、孤立於世的中國，之所以能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主要的原因就是臺灣……。本書描述了臺灣與中國之間經濟關係的發展，並探討臺灣企業及其員工如何徹底轉變中國的商業習慣。本書也進一步探究這種轉變可能影響了中國消費者在宗教、流行文化乃至法律方面的行為。推薦一般讀者與大學新鮮人。 ──Choice ▲ 洞若觀火的研究。無論是學生還是學者，但凡想瞭解臺灣經濟奇蹟與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火車頭的角色有何關係的人，讀完就會醍醐灌頂。 ──李駿怡，歐洲臺灣研究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 從做雨傘到做iPhone，任雪麗宏觀說明臺商如何在過去四十年間深深改變了中國。臺商改變了商品在中國如何生產、何處生產、生產何物，改變了中國人的飲食習慣，甚至大大影響中國流行歌。《從MIT到中國製造》軼聞處處，趣意盎然，全面敘述了臺商對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轉變的多面影響。 ──傅道格（Douglas B. Fuller），香港城市大學 ▲ 《從MIT到中國製造》爬梳了過去數十年兩岸經濟整合的發展。作者大力主張，臺灣的關鍵影響不僅把中國帶入全球供應鏈網路，甚至徹底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發展。任雪麗的受訪者形形色色，為讀者帶來第一手的資訊。本書問世的時間點可謂恰到好處，臺灣與中國之間的經濟紐帶即將經歷劇變，任雪麗在兩岸政治經濟局勢一觸即發時，為學界提供展望未來所需的扎實背景知識。合理的分析與詮釋，加上穿插於學術論證之間的真實故事，讓全書讀來饒富趣味。 ──《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 美國學人任雪麗的《從MIT到中國製造》，堪稱一部簡明臺海商業史……將兩岸商業與文化關係的歷史穿針引線，趣味橫生，值得推薦。 ──《台北時報》（Taipei Times）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任雪麗任雪麗（Shelley Rigger）美國政府東亞安全事務顧問，著名臺海問題專家，北卡羅萊納州戴維森學院東亞政治學榮譽教授，哈佛大學政府學博士。曾為國立政治大學及上海復旦大學訪問學者，進行臺灣研究長達四十年，先前已出版兩本關於臺灣政治及兩岸關係的專書及多篇論文。其著作《臺灣為什麼重要？》（Why Taiwan Matters: Small Island, Global Powerhouse），文字深入淺出，備受讀者讚譽。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雨傘之王 誌謝 第一章 紅色中國如何成為「世界工廠」 第二章 臺灣的「經濟奇蹟」 第三章 「第二春」：臺灣傳產發現中國大陸 第四章 從中小企業到代工生產：臺灣進入全球製造業網絡 第五章 一九九○年代：從做雨傘到做iPhone 第六章 紅色供應鏈崛起 第七章 「借船出海」：臺灣商業模式在中國 第八章 買得起的奢華：臺灣味改變中國胃（及其他） 第九章 商業之外：臺灣人如何重塑中國社會 第十章 一個時代結束了？ 注釋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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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五章 一九九○年代：從做雨傘到做iPhone
【臺灣電子業崛起】
無論是李登輝還是陳水扁，其實都不太擔心夕陽產業轉往中國。到了二○○○年，情況已然相當清楚：臺灣的傳統製造業者如果還留在臺灣，絕不可能像現在在中國這樣，欣欣向榮。兩人之所以不介意看到傳統製造業從臺灣消失出走，還有另一個原因：臺灣的經濟組成已在一九九○年代發生鉅變；不再由低技術的代工生產所主導，而是成為高科技火車頭。二○○○年時，臺灣擔心會流失到中國的企業，並非做玩具與做雨傘的企業，而是生產積體電路（IC）與電腦硬體的企業──臺灣政府對這兩項產業投入了龐大的資源。臺灣產業結構的改變，是李登輝與陳水扁試圖減緩製造業湧向中國發展的重要動機。
　　臺灣的高科技革命醞釀了數十年。一九六○年代，外國投資人開始把收音機、電視與小電器外包給臺灣企業生產。一九七○年代，臺灣政府設立以扶持高科技產業為宗旨的機構。一九八○年代，政府高層專注強化臺灣科技力量與創新能力。臺灣政府以充滿活力的中小企業傳統與公私合作為基礎，協助私人企業成為各種高科技產品的供應商，從半導體、主機板到筆記型電腦一應俱全。即使臺灣傳統製造業往海峽彼岸蜂擁而去，資訊科技革命仍持續為根留臺灣的製造業者創造新機會。一九九○年代，電子與資訊科技（IT）產品所占的臺灣出口份額成長將近兩倍，從一一％提升到二一％。
臺灣電子業包括兩大領域。兩者發展大致同時並進，但其發展軌跡無論在臺灣還是在中國，都有相當的差距。從事專業電子代工服務（Electronics Manufacturing Services，簡稱EMS）的公司，是專門為品牌公司打造、組裝電子零組件與裝置。臺灣的電子代工領域包括舉世聞名的鴻海（在中國稱「富士康」，以下將視文章脈絡轉換使用）與宏碁等公司，但從許多角度來看，它們都是臺灣傳統製造業在資訊科技時代的延伸。臺灣的另一塊高科技領域，則是專注在製作電子裝置的腦細胞，也就是半導體與積體電路（integrated circuit，簡稱IC）。對於臺灣經濟乃至於全球經濟而言，這類企業（包括生產全球半數以上半導體的台積電在內）是全新的經濟現象。
　電子代工企業鴻海，是所有臺灣企業中媒體關注度最高的──正面或負面新聞皆有。正面的報導主要著重在公司驚人的成長，以及它作為蘋果與其他知名電子裝置品牌關鍵供應商的戰略地位（二○一二年，摩根史坦利［Morgan Stanley］估計蘋果的產品有六五％由鴻海代工）；二○二○年，鴻海占全球消費性電子產能約四○％。負面報導則起源於二○一○年的自殺潮：當時，深圳的巨型廠區「富士康城」至少有十四名工人跳樓自殺。
　　當年，富士康是中國最大的私人雇主（一直到二○二○年都還是如此），有一百多萬名工人，也是全球最大電子裝置供應商。這間公司占了中國出口總額的將近四％。 富士康的爆炸性成長，靠的是一條條流水生產線，生產線上的工人白天索然無味地勞動，晚上則在廠區內的宿舍消磨時間。接連發生的多起自殺事件，讓勞權人士警覺到廠區惡劣的環境，甚至有一名《連線》（Wired）雜誌的記者自忖：「我這支iPhone是不是害死了十七條人命？」
　　富士康深圳廠的環境在許多美國人眼中相當苛刻，但幫公司緩頰的人則指出，廠區的條件已比一大堆中國工廠好得多。外人覺得封閉桎梏的食堂與宿舍，其實是為了讓富士康工人（許多人從很遠的地方來為公司工作）能在工作地點附近找到安心、可負擔的食物與住宿。工時雖長，但很多工人渴望靠加班額外掙錢。一年十四起自殺看起來好像很多，但出事的廠房僱用約三十萬勞工，算下來的自殺率比中國全國平均還低。
　為回應非政府組織（NGO）與消費者的施壓，蘋果與富士康提出改革計畫，旨在改善勞動條件，但兩家公司依舊被勞權組織緊盯不放。二○一九年，總部設於紐約的監督機構「中國勞工觀察」（China Labor Watch）發表報告，稱富士康鄭州iPhone廠違反中國勞動法。蘋果否認報告中的諸多說法，但蘋果與富士康也承認有若干違法情形。從指控本身可以看出，外部壓力對於改善富士康勞動待遇確實有效：二○一九年報告主要的指控並非公司導致工人自殺，而是富士康有太多臨時工，付的加班費又太少。兩家企業巨擘迅速回應，承諾改善這些問題，顯見它們對這種批評有多敏感。
　　對於自己的公司因為自殺潮而家喻戶曉，富士康（鴻海）創辦人郭台銘想必不好受。但如同前面提到那位深刻反省的《連線》雜誌記者所說，到了二○一○年，富士康已成為「全球化的鉅富化身，並且切身感受到國際目光嚴格審視的壓力。」對大多數國際觀察家而言，富士康是高科技經濟付諸實踐的見真章之地，若要在這裡達到市場對最新電子產品的需求，就意味著有成千上萬無名中國工人要辛苦加班。但對臺灣人來說，富士康的國際能見度卻有不同意義，既是一段功成名就的故事，也是一段警世寓言，提醒人們就連在中國最成功的臺灣公司，也免不了哪些風險與危機。
　　由於外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簡稱FDI）的關係，臺灣公司在一九六○年代首次獲得製造電子產品的經驗。臺灣人在外資與合資工廠中工作，學會如何組裝收音機、電視、計算機等裝置。臺灣人對微型化（miniaturization）與視聽播放設備的精通，使他們可以駕輕就熟地製造電子遊戲機、顯示器與個人電腦等次世代電子裝置。儘管外資在臺灣電子業早期階段舉足輕重，但由於進入市場的成本並不需要太高，因此到了一九八○年代之初，臺灣私人資本已將電子業推向臺灣出口領域的頂端。
　　專業電子代工服務（EMS）在生產模式上與臺灣傳統製造業的做法有許多相似之處。電子代工公司為外國品牌做代工，生產方式跟傳產製造業者差異不大。傳產製造業者強調提高效率、減少成本，所利用的供應網絡廠區位置接近，如此一來個別企業就能專擅特定任務，確保零組件順利運交至最終組裝──這種模式相當適合現代電子業模組化的特性。跟製作跑鞋的代工廠一樣，臺灣電子裝置製造商同樣是利用分拆的生產網絡來維持靈活度，以跟上市場瞬息萬變的腳步。另外，也跟Nike、Totes、美泰兒一樣，資訊科技（IT）品牌同樣必須要有可以信賴的供應商，能在短促的製程週期內，生產出高品質的商品，同時守住專利情報。臺灣企業再次不辱使命。
　　而臺灣高科技製造業者之所以往中國發展，原因也跟傳統製造業者並無二致：需要降低成本。第一波業者生產的是低附加價值的產品，例如滑鼠、鍵盤與主機殼。接著，電源供應器與掃描器業者在一九九○年代中期轉往中國，過幾年則是主機板與桌上型螢幕業者。等到臺灣政府在網路泡沫化之後放寬對高科技企業的投資限制時，筆記型電腦商也開始把組裝工作轉往中國。一九九二年時，臺灣電腦硬體製造商有九○％的產出是在本土生產；三年後，數字落到七○％，中國占的份額則在上升。
　　情況與傳統製造業相同，一旦勞力密集的組裝工作轉往境外，靠近供應鏈上游的企業也會隨著組裝廠前往中國。希望貼近顧客群的這份需求擋都擋不住。經濟學家鍾琴在一九九七年發表的論文中提到（此時臺灣電子裝置製造商開始遷往中國才五年左右），「從這股外商直接投資（FDI）源源不絕注入中國的趨向來看，臺灣的資本、管理手法及專業代工（OEM）聲譽，與中國土地、勞力之間的密切生產合作，似乎已是無法逆轉的未來趨勢。」 鍾琴說，此一趨勢讓臺灣個人電腦（PC）產業面臨何去何從的十字路口。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的經歷，是典型臺灣中小企業的成功故事──內含轉型為高科技業的曲折情節。郭台銘生於一九五○年，在二十四歲那年以七千五百美元為創業基金成立鴻海，員工不多。他就像眾多臺灣中小企業老闆一樣，以塑膠射出成型起家。郭台銘雄心勃勃，頭腦聰明，更是個優秀的業務人才。一九七○年代初期，他發展出一項專長，專門替電器製作塑膠旋鈕。他供應零組件給電子遊戲機廠商雅達利（Atari），並且透過一次為期十一個月、堪稱傳奇的美國業務之旅，將許多美國電子公司納入客戶群。郭台銘帶領公司經歷一段驚人的成長期：從一九九五到二○一○年，除去其中四年，鴻海銷售額年年成長超過三○％。
　　一九九一年，郭台銘為了增資擴大在中國的營運，於是在臺灣證券交易所將鴻海上市。他選擇在廣東省新興城鎮深圳附近的村子成立中國總部，以富士康（Foxconn）作為商標名稱。郭台銘在中國的廠區推動製程改良，以效率極大化和大幅削減成本為目標。富士康以巨型廠房中的垂直整合製程聞名於世，在廠區內將最初階的元件（郭台銘仍在做塑膠模具生意）與模組化零組件結合──有些零組件也是富士康自己生產的，有些由其他企業提供。
　　「富士康」這個名字，讓人腦海裡浮現年輕婦女站在永無休止的生產線旁焊接iPhones（這種情況的確存在），富士康不光是二十一世紀版的血汗工廠，這家公司也從事大量的研發工作，廠內僱用優秀嫻熟的工具匠與工程師，不斷調整、精進製程。二○一四年，在全球各家公司當中，富士康是美國專利數排行榜上的第十八名（也是當時臺灣第一，後來台積電在二○一七年超車，成為臺灣排名第一的專利申請者）。郭台銘從事高科技製造業的方法成果豐碩又兼具原創性，《彭博商業週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甚至將他譽為「亨利．福特再世」。
　　富士康站上了電子裝置製造業的頂峰。二○一六年初，郭台銘以六十多億美元的價格收購夏普（Sharp）──夏普是日本一家龐大但經營困難的電子製造業者。這項收購是歷史上外資收購日本科技公司最大的交易，顯示了郭台銘的自信與霸氣。這項交易也幫助富士康，鞏固身為蘋果第一大供應商的地位。郭台銘收購夏普的目標之一，在於提升富士康產品的多樣性，同時自主生產更多零組件──假如要打造附加價值、提升利潤，自主生產是不得不然的一步。夏普在電子顯示科技方面有一日之長，這樣的收購標的有助於富士康建立智慧財產。收購之後，夏普從年復一年的疲軟表現恢復獲利，其他臺灣企業也從中得到啟發，開始考慮併購日本公司。
　　郭台銘同他的傳產前輩一樣，深諳以代工生產獲取最大盈利之道。過程中，他憑藉提供優秀的服務與附加可觀的價值，從而對客戶握有一定影響力。蘋果若想大規模推出新產品，同時絕不影響品質，並保持成本競爭力，就必須仰賴富士康。不過，儘管富士康是業界翹楚，其淨利潤卻很低；富士康的優異表現為蘋果帶來大筆財富，帶給自己的進帳卻遠不及此。二○○八年，蘋果淨利率為二○％，更在二○一二年提升到三○％。同時間的富士康，淨利率卻是從二．七％掉到一．五％；銷量翻倍，但淨收入卻增加不到五○％。二○一二年，製造一支售價六百多美元的手機，富士康預估可以賺得八美元。富士康在自己的市場利基表現優異，但公司至今仍未以自己的名字為品牌銷售商品。
（下略）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臺灣為什麼重要？》作者任雪麗（Shelley Rigger），
這次要告訴我們一個拚經濟的故事：
臺商與臺企如何拚出了中國經濟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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