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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生命政治（Biopolitics） 一門跨越政治學與人類生物學的學門，觸及的領域包括經濟學、醫學、哲學、法學、社會學甚至神學。主要關懷為對實質生命的保護、管理、排除與界線維護。 ＝＝＝＝＝＝＝＝＝＝＝＝＝＝＝＝＝＝＝＝＝＝＝＝＝＝＝＝＝＝＝＝＝＝＝＝ 「生命政治」一詞看似抽象，發展路徑也顯得廣博多元，往往較難給予一個清晰、簡單的定義。不過，由於生命政治涉及了各種界線（健全╱病態、公民╱非公民、安全╱威脅……）的劃分與維護，以及政府（主權）以捍衛國家或群體安全之名，對於人們身體、行動、心靈意識與生命的實際介入；當代許多重大或具爭議性的議題，都是生命政治討論的範圍。 鉅觀如全球共同經歷的COVID-19防疫困境、針對打擊恐怖主義或「維穩」所進行的政治監控、跨國移工、難民潮與新疆再教育營；或是日常生活中的食安、疫苗施打與否、風險社會等，都可以看到個體生命與國家力量不間斷的倫理爭議，甚至是拉扯與衝突，也因此開啟了思想家們多面向的爭論。 本書將亞里斯多德、霍布斯、鄂蘭、傅柯、巴迪烏、阿岡本、艾斯波西多、桑特納等作者涵蓋西方政治哲學、政治神學到當代生命政治論述的十一部著作，區分成城邦與政體、極權主義與集中營、裸命與見證、精神病院、經濟與治理、神學救贖七個主題，希望透過主題間的相互引導，看見「生命」與「政治」間的關連有什麼樣的演變，又有什麼樣的緊張關係，並幫助讀者進入當代生命政治的脈絡，導讀多位思想家原典的精髓。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黃涵榆黃涵榆現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研究興趣包括生命政治、恐怖文學、當代歐陸哲學、精神分析等。近期著有《跨界思考》（南方家園，二○一七）與《附魔、疾病、不死生命》（書林，二○一七）。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目錄 【導論】現代生命政治情境與理論 城邦與政體 亞里斯多德與他的《政治學》 霍布斯與他的《巨靈論》 極權主義與集中營 鄂蘭的《極權主義的起源》 生命如同一座集中營：歐威爾的《一九八四》 資本主義老大哥在看你！ ——電影《楚門的世界》和《鬥陣俱樂部》 裸命與見證 阿岡本的《牲人》 見證與書寫「另類生命」的可能 精神病院 傅柯的《精神醫學權力》 關於瘋狂與精神醫學（史）的哲學漫談 經濟與治理 傅柯的《生命政治的誕生》 阿岡本的《王國與榮耀》 「故鄉的異鄉人」——家務移工：理論觀點，在地情境 免疫 艾斯波西多的《免疫：生命的防護與否定》 以免疫邏輯持續分析現代的生命政治：《生命：生命政治與哲學》 神學救贖 巴迪烏的《保羅：普世主義的基礎》 桑特納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神學：論佛洛伊德與羅森茨維格》 法律如同一座迷宮：卡夫卡的《審判》 不死生命與救贖政治：阿岡本觀點 【思想報導】新冠肺炎下的生命政治思想論戰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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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導讀 : 現代生命政治情境與理論

生命政治的情境與特質

正當二〇二一年初，這本書進入最後的撰寫階段，新冠肺炎（或稱武漢肺炎、COVID-19、SARS-CoV-2）的全球疫情仍看不到減緩的趨勢，疫苗的研發與施打仍處於不確定狀態。回顧疫情自二〇二〇年一月底從中國武漢爆發以來、二月開始在歐洲、美洲乃至全球各地迅速蔓延，各國政府大多採取包括隔離、封城、限制社交活動等各種緊急防疫與醫療防護措施。包括阿岡本（Giorgio Agamben）、南希（Jean-Luc Nancy）、艾斯波西多（Roberto Esposito）、紀傑克（Slavoj Žižek）、哈維（David Harvey）、巴特勒等全球知名哲學家都對防疫措施是否侵犯人權、激起集體恐慌、導致民粹主義與排外風潮表達關切，因而引發熱烈的論戰。 在疫情結束遙遙無期的狀態下，緊急的防疫措施似乎成為日常，用阿岡本的生命政治語彙來說，「例外狀態常態化」。換個角度來看，肺炎疫情和防疫措施也深深影響我們的生命情境。實際案例已證明新冠肺炎變得愈來愈有無症狀傾向，復發者大有人在，確診者有可能終其一生都很難擺脫慢性病的糾纏。不只新冠肺炎，在各種「慢性病」愈來愈普遍的狀況下——舉例而言，在臺灣有五成以上的老年人同時有三種以上的慢性病，最常見的慢性病包括高血壓、白內障、心臟病——藥物或醫療措施只能「控制或「緩解」而不是「治癒」身心病痛。我們似乎落入了一種無法痊癒、看不見終端、漫長而稀薄的時間軌跡。面對這樣的生命政治情境，沒有人能確切回答，這一切到底還要多久才能結束！
事實上，我們不只有在像新冠肺炎或其他重大傳染病肆虐時才會面對生命政治的問題。除了慢性病外，我們可以從以下兩個例子，理解生命政治早已與日常生活密不可分。二〇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午，一名經常在政大校園與附近地區出沒閒逛、外號為「搖搖哥」的男子，被獲報的政大駐衛警連同臺北市政府文山第一分局警察與臺北市衛生局人員強制送醫。據部分政大師生描述，搖搖哥經常出現在校園附近，揮舞手臂並自言自語，但並未有過攻擊行為，甚至有人已把他當成校園景觀的一部分。包括臺灣人權促進會與人本教育基金會等團體、律師、學者獲知消息後，立即發起救援與抗議行動，要求柯文哲領導的臺北市政府停止濫權，立即釋放搖搖哥。四月一日晚間在各方人士與團體努力，搖搖哥也表明不願住院後獲得釋放。
二〇一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新竹縣竹北警分局鳳崗派出所接獲報案，竹北市中華路一一五〇巷一名全身赤裸的移工企圖破壞並偷竊車輛，員警陳崇文夥同民防李坤龍到現場，移工不服制止並攻擊員警等人，造成李姓民防鼻樑骨折及臉部挫傷，並企圖搶奪巡邏車逃逸，員警連開九槍，移工身中六槍失血過多死亡。死者是二十七歲的越南籍移工阮國非，此事件引發移工人權團體強烈攻擊員警用槍過當，並激發一股討論移工處境的與論熱潮。有專家指出，類似英國、美國都是由移民事務主管單位負責取締「非法」移民，且相關人員都具備外語能力，熟悉法規與證照查驗，不可能由未受過相關訓練和未具備必要能力的基層警員，帶著完全沒有不具司法人員身分的民防人員前往現場處理。當然，也有網民支持警方的作為。檢察官依照業務過失致死起訴員警陳崇文，但建議從輕量刑，監察院針對此事件於二〇一八年七月通過對於新竹縣警察局糾正案。
搖搖哥和阮國非的事件難道只是兩個登上社會新聞版面的偶發事件嗎？就算把他們看成「常態」社會裡的少數或所謂的「社會邊緣人」，我們是否從他們的遭遇看到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政治情境與特質？簡單來說，從「生命政治」看政治，不只是國會代議制度和抽象層次的法律與權利義務規範，而是一套治理機制，深深介入了人們實質的身體、行動與生命；關於這點，生活在防疫管制下的人民應該都有很深刻的體會。生命政治總是牽涉到「界線維護」的問題：健全與病態、合宜與不合宜、公民與非公民、安全與威脅。從這個角度來看，搖搖哥和阮國非的事件看似邊緣或極端，事實上都顯現了生命政治普遍的情境，都涉身分屬性、行動、空間與權利的劃分與限制。精障者與移工，兩個被生命政治機器視為「不對的人」，出現在不該出現的地方，被警政、醫學、法律等生命政治機器以「健康」與「安全」防護為由逮捕與槍殺。
「為什麼需要談生命政治？」這是我一直以來在課堂上或和學界同仁間討論時經常遇到的問題，很適合做為本書開卷的提問。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及主導的人流與物流、全球社會對恐怖主義和政治監控的擴張的恐慌、基因圖譜計畫或基因改造工程、幹細胞研究、全球化的風險與傳染病的威脅、日益嚴重的跨國移工和難民的壓迫，中國政府在新疆進行的維吾爾人種族「再教育」與淨化，臺灣二〇一八年所舉行的同婚與核能公投——這些都是重要的生命政治議題，都是與實質生命的保護、管理、排除、界線維護相關。「為什麼需要談生命政治」這個問題也許夾帶著某些預設、觀察、抗拒或無奈，似乎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接受，生命政治（理論）已然成為當代學術界的顯學。生命政治做為一種學術領域或知識體系，跨越了政治學、經濟學、生物學、醫學、哲學、法學、社會學甚至神學的界線。而相關的著述者，如傅柯（Michel Foucault）、阿岡本、哈達特（Michael Hardt）與奈格里（Antonio Negri）、艾斯波西多等也受到廣泛閱讀和討論，我們甚至可以回溯到包括鄂蘭（Hannah Arendt）、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施密特（Carl Schmidt）、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甚至更早的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路到歐陸政治哲學的源流亞里斯多德（Aristotle），重新詮釋他們的思想可以幫助我們思考當代生命政治情境的重要性，顯示生命政治論述多元的發展脈絡。
生命政治當然不是我們所處時代特有的產物，而是整個現代歷史發展的一環，可以區分成兩個發展階段。根據艾斯波西多的說法，「第一現代性」指的是早期現代時期或霍布斯所處的宗教戰爭時代，政治治理主要依賴「主權」（sovereignty）、「代議」（representation）與「個體權利」（individual rights）等抽象概念，做為政治治理以保護政體生命免於毀滅的依據。然而，自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國家為了累積生命力以培植戰力，開始透過各種政治措施，以防止意外死亡的發生、降低死亡率、提升公共衛生與人口品質……也就是說，具有在承平時代為戰爭作準備的吊詭特質。政治和法律透過各種警政、戶政與衛生機構，愈來愈直接和深入的介入人們的生命，這樣的發展可稱為「第二現代性」。這並不是說在現代時期以前的國家，或更早的中古世紀或希臘羅馬時代的城邦，「生命」和「政治」之間沒有扣連，而是指「保存生命」在那時還沒有像在現代階段如此成為政治行動的主要目標。我們可以把整個現代性的發展過程看成以不同的概念方式回應或解決生命防護的需求。舉例而言，「自由」不僅表示參與公共事務的法律權利，更意謂著安全的權利，免於危險與傷害。（未完）

試閱文字

內文 : 傅柯的《精神醫學權力》

現代醫學與生命政治的重大歷史轉折

根據傅柯的考究，十八世紀末是現代醫學和生命政治的重大轉折點。簡單來說，醫院和醫療設施的建置有助於更全面地監控整體人口和個人的健康狀況。然而，「人口」並不是一開始就存在的政治和醫學概念，它的出現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伴隨著統計學和病理解剖學的成形；病理解剖學甚至主宰了整個十九世紀的一般醫學和精神醫學。拜解剖病理學之賜，醫生更不需要關心病人說了什麼，因為他自認可以透過解剖學瞭解瘋狂的真相。醫生運用精神醫學知識在瘋狂和非瘋狂、真實和偽裝之間做出決斷，以便規訓、壓制瘋人。換言之，精神醫學權力既賦予瘋狂真實性，又壓制瘋狂的症狀。
傅柯在第五講提到的一八三八年《精神病患強制就醫法》有助於我們定位精神醫學和生命政治的歷史轉折，畢竟精神醫學和生命政治的發展都與法律規範緊密相關。依據一八三八年的新法條，精神病患可由家庭成員通報，經地方政府與醫療機構共同認定為瘋狂，採取監禁措施，毋須經由司法程序處理包括財產的法定權利如何轉移的問題。這種形同正式逮捕的監禁措施遠比冗長繁瑣的司法程序有效率，也顯示出瘋癲者對社會和家庭的安全、權利和財富構成威脅，被視為社會公敵。國家權力——如傅柯指出，嚴格來說是「技術性國家權力」（technical-state power）——有了新的運作形態，它介入了家庭結構， 吸收了傳統大家庭權力，或將家庭分化成較小的單位，強化了自身的結構。當然，傅柯在這裡談的精神權力與家庭權力結構的分離，也就是監禁，少不了醫學作為其合理化的基礎。監禁措施表示病人與外在世界的隔絕。在治療過程中，病人和家庭成員的接觸被認為對療效有害，家庭的成長經驗甚至被視為病因之一。
根據上面的敘述，我們或許會以為精神醫學體系已將家庭完全排除在外，但是傅柯透過傅內（Jules Fournet）一八五四年的《醫學心理學年鑑》（Annals médico-psychologique），說明精神醫學在一八五〇、六〇年代發生的轉變：精神病院裡的瘋人被當成小孩，需要家庭環境發揮道德和心理的療效。傅柯甚至認為這種轉變和殖民主義從武力征服和壓迫轉變為深度的心理殖民相呼應， 於是仿照家庭運作模式的精神醫學權力可同時施加在瘋人、無業遊民和被殖民者身上，他們分別被當成人類、社會和歷史的殘渣，需要接受治療。如何將傅柯對於精神醫學的批判扣連歐洲在世界各地實行的殖民主義，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課題。傅柯比較關注的是精神病院模式出現的社會、經濟與歷史脈絡。傅柯指出「異常性、非法性或不規律性利益的整合、組織和剝削」，顯示一個強調秩序管理的社會或統治型態需要不斷辨識、制伏，同時又製造更多異常或異端。他甚至直指整個精神病院作為一個規訓權力機構從瘋人的異常與不規則中獲得利益，符合自由主義的社會與經濟價值，至於他的推論是否具有足夠的實務證據或是否過於武斷，值得進一步研究。
傅柯在第七講以勒赫（François Leuret）一八四〇年的《瘋癲道德療法》（Traitement moral de la foli）為考察對象，主要原因在於勒赫主持比塞特病院（Bicêtre）期間對於精神治療技術建置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傅柯的考察重點是精神醫學治療需要什麼樣的規劃、程序和策略。勒赫提到一位名為都普雷（M. Dupré）的病人縱慾過度，得了重病，他妄想自己是包括拿破崙在內的好幾個名人，輾轉被送到好幾家精神病院，最後到了比塞特，病院為了他還得特別調整周遭的擺設，讓他以為沒有離家很遠。勒赫在治療這位病人的過程中並沒有特別依賴專業的精神醫學知識，反倒是各種操作（maneuvers）發揮了根本作用。首先是他透過凝視、責罵或任何威脅利誘的策略，創造出不均等的權力，讓病人受制於「外來意志的原則」（the principle of the foreign will），目的當然是要塑造出歸順的身體，化解瘋狂癡幻的力量。勒赫的另一個操作是語言的重建。透過語言操練、閱讀、朗讀等命令規訓病人，矯正他們在妄想狀態中錯亂的語言，也將他們固定在整個精神病院的權力結構的正確位置。
再者，勒赫也透過操作「匱乏」（deprivation）來組織和管理病人的需求。都普雷覺得工作沒意義，賺來的錢都是假的，而且他自稱是拿破崙，有權力鑄造金幣。有一次他被強迫工作，但拒絕接受酬勞和進食，在院方在威脅利誘之下，他才勉強讓步，拿了錢交換食物。換言之，院方操作都普雷的匱乏感，將工作、金錢和食物的需求強加在他身上。這樣的操作也等於透過剝奪病人的自由，進行更有效的管理和規訓，讓病人接受加諸在他身上的現實，體認自身權利的喪失和生病的事實，也瞭解到天下沒有免費的照料和治療，匱乏就是病人必須付出的代價，也是精神病院累積資本的策略，加深病人對病院的依賴。傅柯提到勒赫的另一種操作是「真理的陳述」：勒赫有時甚至用潑冷水的方式逼迫病人承認「事實」。值得深思的是，如果瘋人可以被迫說出關於自身瘋狂的真相，那他到底是瘋狂還是和理性，似乎也變得不太確定。傅柯在這個環節進一步說到，約莫在一八二五至一八四〇年間精神醫學診療和犯罪學開始採用自述，目的是為了強化個人的自我監控和管理。姑且不論傅柯針對這個議題的舉證是否充分，評斷是否失之偏頗，我們依然可以理解他所強調的真理的陳述較不涉及話語本身的實質意義，無關乎形而上的抽象概念，也不是客觀的科學真理，而是在治療的情境中的語言行為，也就是說：瘋狂的真理是透過精神醫師引導病人進行的身分交叉檢驗（cross-examination of identity）——宛如法庭上的交叉詰問——所建構出來，是十足的權力效應。
毫無疑問，瘋狂是精神醫學權力主要的威脅，因此必須被制服，但經神醫學權力再施展的過程中也在定義或建構瘋狂。傅柯在這個環節上提到發生在十八、十九世紀交替之際的瘋狂形式——或他在《古典時代瘋狂史》反覆使用的「瘋狂的感受」——的轉變。簡單來說，瘋狂在十八世紀末之前被視為一種身心狀態的「錯誤」，從十九世紀初開始（約莫也是現代精神醫學建置的時機），轉變為無法控制的力量，包括狂吼、暴衝和激情、狂燥（mania）和憂鬱，這也使得治療的方式也有所改變。 從更寬廣的歷史角度來說，精神醫學權力並不只關乎醫學體制，或者是說，現代（精神）醫學體制是整個西方理性和知識體系的產物，也關乎西方社會對於疾病、異常和瘋狂的「感受」或想像。我在下一章將從這個角度討論瘋狂的問題。（未完）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瘟疫蔓延時期的思想指南
★透過對原典的細讀與考掘，思索當代生命政治的情境及其多元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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