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宗臨的中西交通史: 開國貿易×異族來朝×入境傳教, 從閉關到開放的西學傳播之路, 為何沒有延續下去? | 誠品線上

閻宗臨的中西交通史: 開國貿易×異族來朝×入境傳教, 從閉關到開放的西學傳播之路, 為何沒有延續下去?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交通史，是人類「往來」與「流通」的文明史 從步行與馬匹，到火車與船隻； 從漁獵及海戰，到貿易及傳教。 工具變革如何影響人類生活？ 又是如何推動當今世界局勢的形成？ 文化輸出與輸入，分別為各國帶來怎樣的影響？ 史學家閻宗臨透過超然眼光與精巧文筆， 深度剖析歐亞大陸各國的文明發展與傳播， 向你娓娓道來，世界局勢變化的幽微之處 【黃禍漸起——蒙古西征的陰影】 13世紀蒙古帝國的崛起，使亞洲政治與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革，同時使中國與歐洲有了直接的關聯。淳熙十五年，「百折不撓的帝王」成吉思汗，著手建立蒙古帝國。 寶慶三年，成吉思汗死後，可怕的蒙古侵略者又捲土重來，自烏拉山、基輔直至烏地內。淳祐元年，蒙古人擊潰腓特烈二世的軍隊，全歐震動。時人記載：「匈牙利幾省地方，不見人煙，這才真是叫做災年」。 為此，教皇英諾森四世期望能透過傳教改善東亞部族與歐洲國家的關係，遂派遣使臣東去。使臣們乘馬遠行，跋山涉水，不辭千辛萬苦也要達成使命；然而等待他們的，卻是蒙古皇帝一紙傲慢無情的詔書…… 【東學西漸——歐洲也曾掀起「中國熱」？】 明朝中後期，隆慶開關，不少歐洲傳教士信心滿滿地前往中國傳教。當他們回到歐洲後，便將中國的各種文化、經典帶回母國，使得17世紀初至18世紀末的歐洲掀起「中國熱」。在這長達100多年的時間內，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 雖說歐洲人著迷的「中國風情」，參雜了許多對東亞世界的想像與臆測，但東方工藝品的輸入、儒家經典的傳播，以及東方哲學的流通，確實也為時人的文化交流帶來各式各樣的益處。 【帝王治學——喝葡萄酒、學習幾何、寫拉丁文的天才康熙】 耶穌會傳教士來華後，因其握有的科學知識及新興學說，引起好學求智的康熙帝注意。據史料記載，康熙與耶穌會傳教士之間來往密切而和諧，關係亦師亦友。 流傳下來的史籍中，錄有康熙飲用葡萄酒健體、學習流體力學及拉丁文等等相關記載；而在西方人眼中，這位「寬仁、明智且好奇」的君主，是極為理想的學生，甚至有「中國的路易十四」之稱。由此可見，康熙對於西方新知識的開明與勤學，為中國與西方的交流歷史留下令人讚嘆的一筆。 本書特色： 本書由著名史學家閻宗臨所撰，透過其犀利的觀察眼光，書寫近代歐陸國家與中國的往來關係。透過宣教、傳學，西方人得以慢慢揭開東亞世界的神祕面紗；但中國人傳統的帝王專制與儒家文化，卻也和西方的自由主義產生強烈衝突。閻宗臨對東西兩方的分析獨到而精闢，值得讀者細細品讀。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閻宗臨閻宗臨，中國史學大師，1924年赴法國勤工儉學，先後在巴黎、里昂工作。1929年入瑞士夫里堡大學攻讀歐洲古代史、歐洲中古史和拉丁文。1933年獲得瑞士國家文學碩士學位，留校講授中國近代史，同時入該校研究院深造，1936年獲得瑞士國家文學博士學位。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以後，閻宗臨辭去夫里堡大學教職，攜夫人回國。抗戰期間，他先後任教於山西大學、廣西大學、無錫國專、桂林師範學院。1946年應聘為中山大學教授，1948年任中山大學歷史系主任兼歷史研究所所長。1950年夏，應張友漁、趙宗復之邀，返故鄉山西任教，先後任山西大學歷史系主任和山西大學教務長職務，直到逝世。 著有《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中國與法國18世紀之文化關係》、《從西方典籍所見康熙與耶穌會之關係》、《康熙與格勒門德第十一》、《康熙與德理格》、《雍正與本篤第十三》、《關於麥德樂使節的文獻》、《澳門史料兩種》、《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紀實》、《元代西歐宗教與政治之使節》、《身見錄》校注、《佛國記》箋注、《北使記》箋注、《西使記》箋注、《閻宗臨作品》三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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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饒宗頤序 齊世榮序 編者語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 近代中西交通之研究 中國與法國18世紀之文化關係 中國文化西漸之一頁—17世紀末中法文化之關係與18世紀之重農學派 元代西歐宗教與政治之使節 從西方典籍所見康熙與耶穌會之關係 康熙使臣艾若瑟事跡補志 康熙與克萊芒十一世 嘉樂來朝補志 康熙與德理格 白晉與傅聖澤之學《易》 關於白晉測繪《皇輿全覽圖》之資料 清初葡法西士之內訌 票的問題 雍正與本篤十三世 蘇努補志 關於麥德樂使節的文獻 碣石鎮總兵奏摺之一 澳門史料兩種 乾隆十八年葡使來華紀實 解散中國耶穌會之餘波 《身見錄》校注 《北使記》箋注 《西使記》箋注 《佛國記》箋注 杜赫德的著作及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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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饒宗頤序

　　孫子有言：「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此謀攻之要道，知勝之樞機也。治學之道，亦何以異是。西方之言學，其考論吾華文字史事者號曰漢學，以西方之人而熱心究遠東之事，蓋彼欲有知於我，此學之涉於「知彼」者也。

　　返視吾國人之有志於究心西事者，乃寥若晨星。庸或有之，留學彼邦，略涉藩籬，歸國而後，棄同敝屣，多返而治漢學，稍為「知己」之謀，輒以兼通東西自詡，實則往往兩無所知，其不每戰不敗者幾希？

　　近世學風，流弊之大，國之不振，非無故而然也。

　　閻宗臨先生早歲留學瑞士，究心西方傳教士與華交往之史事，國人治學循此途轍者殆如鳳毛麟角。其所造固已出類拔萃，久為士林所推重。抗戰軍興，余任教（無錫）國專，自桂林播遷蒙山，復徙北流，與先生嘗共事，頗聞其緒論，心儀其人，以為如先生者，真有志於「知彼」之學者也。嗣先生回山西故里，終未能一展所學，憂悴而繼以殂謝，論者深惜之。哲嗣守誠世兄頃來書謂經已勼集先生遺書刊行在即，平生著述，自此可以行世，沾溉後人，為之大喜過望。不揣固陋，略序其耑，為陳「知彼」之學之重要，得先生書以啟迪來學，使人知不能以「知己」為滿足，而無視於「知彼」，則不免流於一勝一負。庶幾欲求操勝算者，不至於南轅而北轍；則吾文之作或為不虛，亦可稍慰先生於地下也乎。

丙子春於香港

試閱文字

內文 : 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略述

　　任何國家的文化都不是完美的，如果沒有別的國家文化來補充！文化起於需要，適應各個民族的生存，正如泰納（Hippolyte Taine，1828～1893）所論，受氣候、種族與時間所限制。因之，在文化起源上，雖有播化論與創化論的爭辯，但我們則同意發明與傳播各半的主張。法國漢學家，有主張中國文化發源於埃及或巴比倫，他們的推論，有時頗近乎形而上學。我們知道中國以破布製紙，埃及用製紙草製紙，墨西哥又用別種原料製紙，難道中國與墨西哥同受埃及的影響嗎？

　　概括地說，在秦漢以前，中國文化是獨立的；在晉隋以後，佛教輸入，形成李唐的文物及宋元明的理學。蒙古崛起，馳騁歐亞，雖開東西交通坦路，但在文化上無特殊成就，只留下馬可．波羅富有刺激性的見聞記而已。土耳其興起，阻塞中亞路線，為奪取東方香料，發現若望神長，以收拾十字軍殘局，發現新航路，這是世界史上最重要的史實。中西文化在印度洋也便正式接觸了。

　　萬曆九年（1581年），利瑪竇來華，西方文化隨公教輸入，所不幸者，西方謀利者，挾其優越武器，未讓中國留下良好印象，而中國衛道心切，只認西方文化是術而不是學，西人只知利而不知義，於是中西文化起了劇烈的衝突。這種矛盾，鴉片戰爭時始被擊破。自此而後，中國備嘗各種苦痛與侮辱，拱手接受西方文化，卻也養成了民族意識。

　　多少人譏笑「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說法！但這是必走之路，如果我們承認自己是獨立的民族。我們並非說要復古，亦非說輕視科學，更非說西方文化統於六藝，我們只說：每個民族有他自己生理與心理的要求，中國的社會基調與歐洲不同，體用的說法雖舊，卻應有新的解釋。

　　有些中西交通史的學者們，主張中國文化是來自西方的，他們的證據是以星紀日與以事紀年，而在中國古代典籍內，也有些類似的記述，並且提到西方。如《穆天子傳》周穆王西至崑崙，見西王母；在古本《竹書紀年》，也提到西王母來朝。《穆天子傳》係根據《竹書紀年》，《竹書紀年》不十分可靠，加以想像作用，遂說穆王至波斯，西王母即波斯女王。顧實《讀穆傳十論》中，指出古代中西交通的孔道：「大抵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首途，逾今河南、直隸、山西，出雁門關，由歸化城西，繞道河套北岸，而西南至甘肅，入青海，登崑崙，復下崑崙而走于闐，升帕米爾大山，至興都庫士山，再折而北，東還至喀什噶爾河，循葉爾羌河，至群玉之山，再西逾帕米爾，經達爾瓦茲（Darvarz）、撒馬爾罕（Samarkand）、布哈拉（Boukhara），然後入西王母之邦，即今波斯之德黑蘭（Teheran）也。又自今亞拉拉特（Ararat）山，逾提比里斯（Tifris）之庫拉（Kura）河，走高加索山之達利厄耳（Dariel）峽道，北入歐洲大平原，蓋在波蘭華沙（Warsaw）附近，休居三月，大獵而還，經今俄國莫斯科北之拉獨加（Ladoga，今譯拉多加）湖，再東南傍窩瓦（Volga）河，逾烏拉爾（Ural）山之南端，透過裏海北之乾燥地，及今鹹海（Aral sea）中，循吹南岸，至伊塞克（Issyk-Kul）湖南，升廓克沙勒山，而走烏什、阿克蘇、焉耆，再由哈密，長驅千里，還歸河套北，逾陰山山脈而南，經烏拉特旗、歸化城，走朔平府右玉縣，而南逾洪濤山，入雁門關之旁道，南升井陘山之東部，透過翟道太行山而還歸宗周。」假使穆王西行為真，用何種交通工具，為何西去，既去之後，何以後繼無人？最使人費解的，穆王十三年閏二月初十日天子北征，絕漳水；十四年十一月初六日天子入於南鄭，為時僅十九月，尚有三月行獵、王母的應酬，如何能行如此長的距離，這實使人費解！

　　《逸周書．王會解》中提及來朝各國間，有渠搜、月氏、大夏等西方古國，這些地方，除大夏見諸《管子》外，余皆漢以後西域國名。即《管子》中之大夏，據向達言亦為漢人所加。如無地下精確證據，只靠這些恍惚的記載，我們無法確定這種「驚人的奇蹟」。

　　言中國文化西來者，取以星紀日，即日月水火木金土，巴比倫稱之為七星，亦即《堯典》中：「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玉海．天文書》中：「七政布位，日月時之正，五星時之紀。日月有薄食，五星有錯聚，七者得失，在人君之政，故謂之政。」以七日為時間單位，最早見於《創世紀》：「上帝造物，七日齊畢。」七日為周，不見於殷商，因殷商以旬紀時故，如《周易》中豐卦之初九：「遇其配主，雖旬，無咎，往有尚。」但是，繼在震六二爻辭：「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又在復卦辭：「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返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於是，遂認周文化來自西方。馮承鈞序沙畹《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中說：「……考新舊唐書經籍志藝文志，北齊陳隋之間，已有七曜歷（至易卦『七日來復』，別為一事，不可混解）。似今日星期輸入之時，應在隋唐以前。」

　　其次，取以事紀年，佐證中國文化之西來，丁山考宗周鼎彝刻辭，認為以事紀年的證例，如卣銘：唯明保殷成週年；中齋銘：隹王令南宮伐反虎方年。這種記事方式，即認為受巴比倫的影響。在西元前2474至前2358年間，有名王比生，在位九年，第一年平烏比洛姆城，因稱元年為「平烏比洛姆」年；第五年平沙姆，遂名為「平沙姆」年。但只據這種近似事實，便斷言中國文化來自西方，未免過分輕率，標特立異。馬林諾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1884～1942）說：「考古學和歷史，供給我們許多憑據，表明器具、藝術或社會制度，可以在不同的文化區域內單獨發展的。」

　　西方古代典籍中，也有簡略的東西交通事蹟，據克特西亞斯（Ctesias）的《波斯史》（Persica）記載，在西元前545至前539年之間，波斯大帝居魯士（Cyrus, 550B.C.～530B.C.）向東方進兵，大夏（Bactria）便是第一個犧牲者。

　　大夏失陷後，康居粟特隨即臣屬，媯水一帶，包括馬爾吉安那（Margiana）與奧瓦拉茲米亞（Ouvarazmiya），悉為波斯所有，建工事，築西洛波利（Cyropolis）城。向北進，為俄國荒原所阻，轉向東走，至新疆附近。

　　當時波斯軍遇薩卡（Sakā）抵抗，驍勇好戰，屢勝居魯士。不幸薩卡王阿摩基斯（Amorges）被俘虜，一時失掉重心；其妻斯巴拉脫拉（Sparethra）出，善戰，敗居魯士，波斯釋阿摩基斯王。據希羅多德（Hérodote, 484B.C.～425B.C.）記載，薩卡為波斯屬地。

　　其次，在西元前330至前328年間，亞歷山大步居魯士後塵，向東進發，由俾路支、阿富汗一直至土耳其斯坦，即至古時大夏。沿途建立許多城市，其間最著名者為：梅舍德（Meschede）、犍陀羅（Gandhāra）、喀布爾（Kabul）、撒馬爾罕、苦盞（Khujand），留一支軍隊，駐守於此，至西元7世紀，猶保存著希臘文明。《漢書．西域傳》中說：「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罽賓即迦濕彌羅（Kasmira），塞即希臘人，其時匈奴冒頓迫月氏，月氏臣大夏，復迫塞王至北印。

　　西方史籍中之記載，只可視為中西交通之接近，而真正為中西交通闢一新紀元者，為張騫出使西域，見諸《史記．大宛列傳》。西元前165年（漢文帝十五年），大月氏居甘肅西北，為匈奴所敗，避居伊犁河流域；繼又為烏孫所逐，遷居媯水。西元前138年時，武帝欲利用他反匈奴的心緒，與之聯絡，夾擊匈奴。張騫應募，出使月氏。當張騫過匈奴時，被拘十年，「與妻，有子」，繼始脫亡，經大宛（Ferghana）、康居，最後到媯水北之大月氏。時大月氏王為胡所殺，其子立，無心報仇，張騫無結果而返，在歸途中復為匈奴所執，居年餘，匈奴有內亂，乘機逃歸。

　　張騫在外交上雖說失敗，但是這種冒險的精神，足以表彰民族的偉大。「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後人雖以「空見葡萄入漢家」譏之，但他帶回許多經濟與地理知識，為中國帶來巨大的影響。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由著名史學家閻宗臨所撰，透過其犀利的觀察眼光，書寫近代歐陸國家與中國的往來關係。透過宣教、傳學，西方人得以慢慢揭開東亞世界的神祕面紗；但中國人傳統的帝王專制與儒家文化，卻也和西方的自由主義產生強烈衝突。閻宗臨對東西兩方的分析獨到而精闢，值得讀者細細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