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設計美學史: 宋元明清時期, 觀物以理×東西交流×崇古追新, 從文化復古運動到設計審美中的權力運作 | 誠品線上

中國設計美學史: 宋元明清時期, 觀物以理×東西交流×崇古追新, 從文化復古運動到設計審美中的權力運作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結束紛亂的五代十國，中國步入了宋朝，一場「文藝復興」隨之展開； 契丹、女真、党項、蒙古、漢，多民族在角逐之中也交流著彼此的文化； 元朝為世界上疆域最廣闊的王朝，多元文化的交融是其最大特色； 明朝在器物鑑賞上有了很大轉變，強調從賞玩中獲得美感經驗； 清朝大興文字獄，箝制人民思想，在設計審美上處處可見權力運作。 一個社會的審美經驗，會凝結出什麼樣式的藝術成果？ 以造物設計的美學思想史為切入點，從器物的審美形態著手， 探討特定時代的審美觀念，以及特定條件下的審美意識。 ◤宋朝 ▎中國的「文藝復興」 宋代的禮器考訂、設計和造作工程，整體上的趨勢是向上古三代禮樂制度的回歸。 宋代以後，由社會上層和菁英階層所帶動的復古風氣，引領了仿古器物進入日常生活的陳設與賞玩。 ▎從哲學看美學 ．以物觀物 從「天理」出發達致澄明之境，而非從「人情」出發以一己之心造成晦蔽。 ．觀物以理 從整體上，宋代器物在功用審美上較前代更趨內斂。一方面，由於使用功能和價值與器物內蘊之「理」連結在一起，器物更趨向於適用於人；另一方面，器物的感性形式在合理性的驅動下，也更趨向於凝鍊。 ◤元朝 ▎國土遼闊，東西交流 《元史·地理志》：「北逾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東，南越海表。」 各種外來文化和宗教與中國傳統文化被積極接納並相互影響，儒家文化、漢傳佛教文化、藏傳佛教文化、蒙古文化、高麗文化、伊斯蘭文化乃至基督教文化等，皆在蒙元時期的物質文化形態上留下了印記。 ▎手工業發展與外族工匠 羅馬教皇使者義大利教士若望·柏郎嘉賓：「第三代大汗貴由寵愛俄羅斯金匠豁思馬，登基的象牙寶座和印璽便由他製作。在第四代大汗蒙哥的時代，巴黎金匠威廉曾率50名工匠，製作了一棵構造精巧的大銀樹，用於宮廷酒局，還有四隻銀獅、四面銀盆配合使用。在那時的漠北，還有法蘭西樣式的銀十字架，上面釘著基督像。」 ◤明朝 ▎從「格物」到「玩物」 明代以各類器物為撰述對象的譜錄、筆記和其他文人小品數量眾多，充分流露了明人關注器物的心態、視角和鑑賞活動的價值標準。 明代中期以後，對器物在審美和日常使用上的評價，漸漸成為以文人為主的器物鑑賞主體的關注焦點。 ▎古物與「時玩」 古代器物不再是被束之高閣的「藏品」，而是被取用於日常生活之中，透過「再設計」成為營造文雅生活的道具。 「時玩」是指近世或當代的物品，包括一些舶來品。明代萬曆年間的書畫、永樂漆器、宣德銅爐、永樂宣德成化瓷器、紫砂器、紫檀紅木器乃至摺疊扇、蟋蟀盆等物件，為世人競相收藏。 ◤清朝 ▎文字獄下的思想箝制 清初，朝廷透過罪罰剝奪言論與出版的自由，形成了與晚明截然不同的社會風氣與文化氛圍。康、雍、乾三朝對所有「反清」思想進行嚴厲鎮壓，甚至無端猜忌各種有可能影射的文字。 ▎權力運作——帝王的審美 「在家國一體的封建體制下，皇帝個人的意志和審美趨向，往往決定了整個朝代的審美趨向。」 宮廷造辦處保證了皇權能夠更嚴格的控制國家重大事項、更緊密的滲入宮廷日常生活，並在客觀上對社會其他階層的物質文化審美觀產生影響。 ★本書特色 本書將循著歷史的主線（從宋朝至清朝），從美學思想的角度來呈現中國傳統設計發展歷程中的成果，也從審美觀念和審美意識的角度，來品味中國傳統設計的特質並體察其動因。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彭聖芳彭聖芳，美術學院副教授，設計藝術學博士，從事設計歷史與理論研究。在《美術研究》、《裝飾》、《美術學報》等刊物發表論文10多萬字，主持和參與多項科研專案。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言 第一章 宋元時期的設計美學 第一節 文化復古及其設計美學導向 第二節 以物觀物和觀物以理：設計審美的哲學視角 第三節 理學影響下的設計知識探究 第四節 多民族政權並存下物質文化的交融遞變 第二章 明清時期的設計美學 第一節 從「格物」到「玩物」：器物鑑賞觀的轉變 第二節 趨雅避俗、尚雅貶俗：設計的審美導向 第三節 美善相成、盡善盡美：設計的倫理批評 第四節 物性比德、物情有寄：設計的修辭世界 第五節 崇古與追新：並行不悖的設計審美意識 第六節 恭造之式與外造之氣：設計審美中的權力運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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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將循著歷史的主線（從宋朝至清朝），從美學思想的角度來呈現中國傳統設計發展歷程中的成果，也從審美觀念和審美意識的角度，來品味中國傳統設計的特質並體察其動因。

試閱文字

自序 : 導言

　　設計，作為一種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創造性活動，伴隨著「製造工具的人」的產生，即已產生。在中華大地上，從原始社會滿足生存需求的簡單工具和用具的製作，到階級社會滿足多層次需求的各種造物，再到受到西方工業革命影響後的現代設計興起，直至今天資訊化社會中呈現的「物質」與「非物質」交織存在的全新面貌，漫長的歷史進程已經讓今天的設計與最初判若雲泥。
　　舊石器時代考古的成果為我們提供了最早的人工製品的形態，在山西丁村、峙峪，陝西藍田，雲南元謀，湖北長陽，廣東馬壩……北起黑龍江畔，南到雲貴兩廣，西起青藏高原，東抵黃海之濱，200多處舊石器時代文明遺址的發現顯示，在以採集和狩獵為生產方式的原始生活中，先民創造了以打製石器為主的生產工具。打製石器種類少、形態較為粗糙，顯示了原始先民已基本掌握石料特點和打製成形的方法。隨後，在生產勞動中逐步改進，先民開始把經過選擇的石頭打製成石斧、石刀、石錛、石鏟、石鑿等更為多樣的工具，並加以磨光，使其工整鋒利，有的還要鑽孔以裝柄或穿繩，即為「新石器」。在新石器時代，創造和使用這些更為精細的石器，顯示人類具有了更清晰的審美意識、更細膩的美感和對材料、造型和裝飾更強的控制能力。除工具製作之外，舊石器時代的先民發現有些石材質地堅硬，具有獨特的色彩、紋理與光澤，於是用以製作裝飾品，或祭祀神靈的禮器，稱之為「玉」。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玉器大量用於裝飾、禮器（法器）、工具、武器，製玉技術相當成熟。從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玉器中可以看到，鑽孔、磨光、淺浮雕、線刻等造型裝飾手法已運用嫻熟。從石器來看，原始先民已能由心而手的塑造一定的形體，使之適應特定生產或生活需求。這些工具作為有意識的物化對象，展現了功能性與形式感的統一。從玉器來看，原始先民不僅在取材、造型和裝飾上顯示出清晰的審美意識和細膩的美感，而且，透過其創造的各種並非服務於現世生活需求的器物及形象，更反映出精神需求和觀念信仰在早期設計中即占有了一定位置。
　　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的發明是人類首次透過化學變化來改變材料特性並進行創造的活動。1962年，在江西萬年縣仙人洞出土了距今兩萬多年的陶器殘片，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陶器資料。「神農耕而作陶」，陶器的發明及廣泛使用也顯示，以採集和狩獵為生的原始先民逐漸告別了居無定所的生活方式，而選擇了農耕和定居。隨後，冶銅、冶鐵、編織與髹漆技藝相繼被發明、使用在生產、生活和禮儀中，階級社會和國家制度同時逐漸成形。更多生產製造技藝的掌握意味著社會分工，「百工」作為手工業者和手工業行業的總稱，也確立了位置。商代以青銅器為家國重器，西周時期的青銅禮器、兵器、日用器蔚為大觀，春秋時期的鐵製工具、農具、兵器和日用器品類俱全。至漢代，製陶、冶銅、煉鐵、織繡、髹漆等手工技術，已透過設計緊密的結合人們的生產生活需求，表現在工具、農具、兵器、日用器、家具、服飾、舟車、建築等製作領域。東漢晚期，青瓷的燒製成功又是一大進步。魏晉南北朝時期，瓷器已逐漸取代陶器、漆器、青銅器，成為人們普遍使用的日常器物。此外，伴隨著與域外文化的交流，還出現了金銀器和玻璃器。隋唐時期北方出產白瓷、南方盛行青瓷，形成「南青北白」的格局，金銀器、銅器、漆木器、玻璃器皆發展為日常用器。瓷器在宋代的發展前所未有，工藝日趨完備，名窯遍及南北，產品遠銷海外。元代漆器在前代累積上臻於完善，並出現了銅胎掐絲琺瑯器物；棉紡織技術及工具由海南傳入。因為代代累積和傳承，傳統手工藝品類和技術在明清兩代達到了高峰，服務於衣、食、住、行、用的物質產品極大豐富，在各門類完備的基礎上分工更趨精細，名匠輩出、藝臻絕詣。近代以後，東、西洋舶來品夾帶著機器文明的生產方式和價值觀，一度使傳統社會中的手工藝造物設計體系受到較大衝擊。然而，在新的社會生產方式穩定下來之後，長久以來為生產生活提供產品的傳統工藝各行業，幾經調整也逐漸明確了位置。
　　從先秦的「百工之術」到今天的現代設計，從本質上來說都是一種人類有目的的創造性活動，是「按照美的規律來為人造物」的過程，具有不曾斷裂的內在延續性和傳承關係。設計思維上表現的同一性，可以給我們最直接的認知：原始人類製作石器時已有了明確的目的性，造物的目的性表現為「預先設想」，預先設想是設計的基礎。從語源上看，「設計」對應的英文「Design」一詞來源於義大利語「Desegno」，在15世紀前後，它被解釋為「藝術家心中的創作意念」，其定義是「以線條的手法來具體說明那些早先在人的心中有所構思、後經想像力使其成形，並可借助熟練的技巧使其現身的事物」，強調建立計畫、進行構思和繪製草圖。儘管在原始工具製造中，沒有現代設計規範的平面圖或模型，但器物製作者大腦中，對形態和實現過程的構想是必然存在的。今天我們在為「設計」定義的時候，無一例外的強調事先的「構想」和「構思」，顯示造物活動的前提是設計思維，造物活動是在目的和計畫控制下的活動。此外，從原始至當代，形式美感的建立、繼承和超越，工藝技術的傳承和挪用，設計樣式的繼承和創新，都能夠為中國傳統工藝造物活動在歷史進程中，描繪出一條條清晰而連貫的線索，並指向今天的設計。
　　從原始社會第一件粗陋的石器，到今天豐富多樣的物質世界，器物的歷史發展具體而鮮活。那麼，過往人們持何種造物設計的審美觀念和價值取向，人們對造物成果及活動的認知如何，其所構成的知識體系應該被如何描述，其與器物的發展呈現何種關係，這無疑是今天我們應該了解並深思的問題。先秦典籍《考工記》開篇即說：「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這是最早的關於設計主體及其活動的記述。春秋諸子在闡發社會理想和人生體悟之際，對造物設計的原則、理想和價值各有精彩論說。統一的秦漢勵精圖治，相較於生產實踐，設計思想和美學觀的闡發較少，但仍顯示出明顯的儒學特點。魏晉時期戰爭頻仍、社會離亂，西來的佛學在中國交融流播，南北民族文化互通又分異，帶來了生活方式和設計審美趣味的混雜與多變，儘管崇尚清談而較少立文字，其設計美學觀念在器物中還是有強烈的投射。強盛的隋唐開放而包容，造物不僅材料擴充、門類大增，而且設計題材和風格也擁有了廣闊的空間，對設計價值的認知逐漸甦醒。宋元社會生產力提升，士人階層崛起並打通了「道」「器」之間的關係，有理學特點的設計美學觀對造物設計影響至深。明代造物全面繁榮，及至中晚期，設計呈現形式多樣、品格各異，引起廣泛的美學爭論和價值批評。清代造物設計集前代之大成，前期強調經世致用、頗多總結性典籍，後期受早期工業文明衝擊，很大程度上接受了工業社會的理念……實用美術品的物品及其創造活動，其內涵的審美觀念和取向，更有可能接近時代的普遍性。正如有學者說，「幾乎每一件工藝美術品的面貌都至少與某個階層的需求、好尚一致，都反映出相當程度的普遍性，所蘊含的共同性遠遠大於特殊性，與講究獨創，可以『寫心』、可以『自娛』的詩文、繪畫截然不同。工藝美術總在表現著時代的共同審美精神。」更直接的呈現時代共同的文化面貌和審美觀念，也是造物設計美學課題研究的重要價值。中國古代設計美學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以造物設計的美學思想史為切入點和研究對象，另一方面可以從器物的審美形態入手，發現特定時代的審美觀念或特定條件下的審美意識。前者要透過思想史研究「確認那個社會的審美理想究竟達到什麼樣的邏輯水準，後者……要從實證的角度，發現一個時代的審美活動究竟展現為何種類型的物質形態，即要以描述的方式，來證實一個社會的美感經驗究竟凝結為什麼樣式的藝術成果」。本書將循著歷史的主線，從美學思想的角度來呈現中國傳統設計發展歷程中的成果，也從審美觀念和審美意識的角度，來品味中國傳統設計的特質並體察其動因。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明清時期的設計美學
　　元朝末年，長期累積的社會矛盾爆發，民間掀起大規模的反元抗爭。元至正十二年（西元1352年），郭子興、孫德崖等起義於濠州，出身寒微的朱元璋加入郭子興隊伍並得到重用。西元1364年，控制南方大部分地區的朱元璋稱吳王，建立西吳，與位於平江的張士誠的東吳政權並立。不久，包括張士誠在內的南方殘存勢力，紛紛落敗在朱元璋的武力之下。西元1368年，朱元璋稱帝，國號大明，定都於應天府（今南京），並透過其後20年的南征北伐統一了北方。西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遷都至順天府（今北京），以應天府為陪都。明初歷經洪武之治、永樂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國力日趨強盛。中期經土木之變由盛轉衰，後經弘治中興、嘉靖中興、萬曆中興，國勢復振，晚明因東林黨爭和天災外患而導致國力衰退，爆發農民起義。西元1644年，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殉國，明朝覆滅。明朝宗室在江南建立南明，隨後清軍擊敗大順、大西、南明弘光、隆武、紹武諸政權。西元1662年，永曆帝被殺，南明覆滅。在晚明積弊日深之時，世居東北的女真族逐漸壯大了勢力。西元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立後金，脫離了明朝的統治；雖然明朝多次派兵攻打後金，但都被擊敗。西元1636年，皇太極在瀋陽改國號為大清，正式開始了滅明的爭伐。西元1644年在李自成攻入北京之時，遠在山海關的總兵吳三桂引清軍入關，隨後，將李自成部驅逐出北京。同年6月5日，清軍攻占北京。9月20日，清順治帝遷都北京。西元1662年，康熙帝登基即位，是為清聖祖，其在位的61年，國力逐漸提升。康熙帝之後，繼雍正帝即位的乾隆帝也是清朝歷史上的一位明主，他在位的60年是清朝的又一快速發展期。乾隆皇帝在其父雍正的統治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經濟；加強與蒙古族、回族等少數民族的聯絡，穩定了清朝對各族的統治。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統治的時期，大清帝國達到了鼎盛階段，史稱「康乾盛世」。清王朝經「康乾盛世」後開始走下坡，吏治敗壞，武備鬆弛，國庫空虛。嘉慶時期爆發的白蓮教、天理教等農民抗爭，鴉片的流入、錢糧的虧空、漕運的難題，都暴露了國家的頹勢，是為「嘉道中衰」。道光二十二年（西元1842年），清朝在與英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戰敗，國勢進一步衰退。此後進行了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等探索國家獨立富強的社會變革，但都歸於失敗。1911年爆發了辛亥革命，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迫使宣統帝溥儀頒布退位詔書，清朝自此滅亡。
　　明清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成熟後，由盛而衰並逐漸趨於解體的歷史時期。這一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逐漸鞏固，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得到加強，農耕生產方式下的文明形態成為主流，商品經濟發達，新的經濟因素出現，明清時期的制度和思想也產生了許多新的變化。思想領域的變化反映在文化領域，也有了相應的新現象，在發達的手工業技藝條件下，作為物質文化表徵的器物及其審美特性，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徵。明末清初，利瑪竇、湯若望等歐洲耶穌會士的東來，將近代早期西方文化展現在中國世人的眼前，也影響了封建知識分子對西學及其思維方式的思考。中西文化的交會下，近代科學和文化思維雖然沒有改變中國傳統封建社會走向消亡的命運，卻為物質文化領域帶來了新的品種和觀念。
第一節　從「格物」到「玩物」：器物鑑賞觀的轉變
　　明代以各類器物為撰述對象的譜錄、筆記和其他文人小品數量眾多，充分流露了明人關注器物的心態、視角和鑑賞活動的價值標準。整體而言，明代的器物鑑賞觀念存在著一個變化的過程。即在明初，器物的鑑賞具有承襲宋代金石學而來的學術研究傾向，但隨著社會文化環境和文人心態的轉變，明代中期以後，對器物在審美和日常使用上的評價，漸漸成為以文人為主的器物鑑賞主體的關注焦點。明中期以後的器物類文獻中，更為強調在賞玩中獲得美感經驗；同時，也肯定日常物品透過營造一種閒雅、舒適的生活環境，能夠對人產生身心的調節作用。
一、鑑賞活動主客體的變化
　　為考證文字、證經補史，研究古代器物、碑刻的金石學，在兩宋開始興盛。本書在第五章中的論述已有此方面的詳細內容，在此不再贅述。要之，宋元金石學的研究活動在於對古器物的蒐集、對古器物的鑑定及金石文字的考釋，以及參照古器物和金石文字來考訂歷史。這種博古、考古、集古之風在明代文人中繼續發展，並成為文人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也表現出從輔助經史研究的手段，發展成為一種普遍文化時尚的新動向。其發展和轉變的傾向，在南宋趙希鵠的《洞天清錄》中其實已經初見端倪，並在明初曹昭的《格古要論》、明中葉王佐增補的《新增格古要論》中得到繼續，經過中晚明的發展，賞玩器物已然成為當時文人文化的重要內容。這種轉變，實質上是從經史研究向實用美術品鑑定、欣賞和批評的轉變。具體表現為鑑賞活動主客體的變化，如下所述：
　　一方面，明代文人成為器物鑑賞最權威的主體。與宋元時期宮廷對器物的收藏和研究不同，明代宮廷對美術品的收藏和研究比較疏忽，明朝宮廷內府的收藏品甚至也無系統著作加以記錄和整理。與此相反，明代文人著述記載美術品收藏、鑑賞、交易活動的卻很普遍。考辨真贗、指點源流、悉數典故、指摘疵病……唯有文人能透過鑑藏「增長見識，由嗜好而專精，進而寄情為樂，甚或即物見道」。文人因其知識上的優勢和審美判斷力，而擁有文化上的權威地位，因此，文人對物品鑑賞的傾向，往往也成為其他階層參照的標準，甚而演變為一種社會時尚。
　　另一方面，明代器物鑑賞的對象，從宋元以古代青銅器和碑刻為客體，擴大至幾乎包括古今所有的實用和觀賞美術品。從當時的鑑賞著作可以看到，明初《格古要論》全書分古琴論、古墨跡論、古畫論、珍奇論、古硯論、異石論及古窯器論等篇，遠遠超出了金石學的研究範圍；及至文震亨的《長物志》，其全書十二卷，為室廬、花木、水石、禽魚、書畫、几榻、器具、位置、衣飾、舟車、蔬果、香茗，每卷下又有條目，僅「室廬」卷下就有門、階、窗、欄干、照壁、堂、山齋、丈室、佛堂、橋、茶寮、琴室、浴室、街徑庭除、樓閣、臺以及海論等條目。古代文物自不必說，當世工藝美術珍品也受到文人追捧。時人沈德符謂：「玩好之物，以古為貴，惟本朝則不然。永樂之剔紅，宣德之銅，成化之窯，其價遂與古敵。……始於一二雅人，賞識摩挲，濫觴於江南好事縉紳，波靡於新安耳食。諸大估日千日百，動輒傾橐相酬，真贗不可復辨。」
　　主體的轉移和客體的擴大，能夠說明明代器物鑑賞活動性質所發生的變化。文人作為器物鑑賞最具權威性的主體，形成了審美和文化上的價值導向，具體的說，是以文人的審美和價值觀影響了當時社會的審美風尚，並帶動了一股「觀物、用物、論物」的風氣；鑑賞客體的擴大，則說明文人不再僅著眼於與經史研究有關的器物，而是以審美的眼光品鑑周遭萬物，哪怕是以往不曾被重視的日用之物。這兩方面都顯示，明代以文人為主體的鑑賞活動，是透過對日常生活所涉之物的鑑賞和品評，來表達對器物裝飾、陳設的審美觀和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批評。
二、從「格物致知」到「玩物采真」
　　明初的器物文獻仍流露出較濃厚的學術研究色彩，一方面受宋元鑑藏價值觀的影響，明初器物鑑賞重視考證與辨釋，多以還原器物的歷史文化內涵、研究古代名物制度為旨歸；另一方面，元末明初美術品交易中偽作的出現，使鑑定和辨偽成為明初器物鑑賞的另一重要內容。《格古要論》作者曹昭自述其著書原因曰：「常見近世紈褲子弟，習清事者必有之，惜其心雖好，而目未之識，因取古銅器、書畫、異物，分高下，辨真贗，舉其要略，書而成編，析門分類，目之曰《格古要論》，以示世之好事者。」作者以自身識見寫成此書，「辨釋器物，使玉石金珠，琴書圖畫，古器異材，莫不明其出處，表其指歸，而真偽之分，了然在目。凡詐偽苦窳之器，不能眩惑求售，可謂有益於世矣」。（《新增格古要論》）就如清代四庫館臣所評：「其於古今名玩器具，真贗優劣之辨，皆能剖析微至；又諳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無不指掌了然，故其書頗為賞鑑家所重。」也像他本人所說：「凡見一物，必遍閱圖譜，究其來歷，格其優劣，別其是否而後已。」曹昭之後，舒敬對其進行了編校，並寫道，「予竊觀而愛之，頗為增校，訂其次第，敘其篇端，亦可謂格物致知之一助也」。後來，王佐按照相同的思路對《格古要論》作了增訂，他在《新增凡例》中說，是編合舊本二本而錄之，亦格物致知之事。可見，以《格古要論》為代表的明初著作，集中了作者的經驗、學識和智慧，以發展對於器物的收集、分類、辨偽和考證。宋代理學強調「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朱子語類》卷十八）的格物態度，是儒家認識論的基本觀點。在宋儒格物觀的影響下，明初鑑賞家總能在對器物的考證、闡釋、鑑定和辨偽中即物窮理，以達到通曉道理和獲得知識的目的。
　　然而，在明代中期以後，對器物的鑑賞活動擴大為一種風雅的生活方式，觀物、用物、論物逐漸成為文人實踐其審美觀和文化理想的方式。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許多仕宦罷歸者，或陶情於聲伎，或恣意於山水，或學仙談禪，或求田問舍，大多追尋一種不以仕途為重而寄情於藝的優雅生活。「會一點琴棋書畫，懂一點茶，飲一點酒，能蒔花、藝香、品壺、論陶、鑑賞古董」，成為文人的基本修養。對器物的鑑、藏、賞、玩活動是一種「清賞」、「清玩」，是文人的「雅好」，能夠展現文人的「雅趣」。中晚明文人將器物從枯燥的經史研究中解脫出來，使之成為實現自身風雅生活的手法。費元祿在《晁采館清課》中所言「抗志絕俗，玩物采真」，即是說透過品鑑和玩賞器物獲得美感和生命經驗，反映了文人鑑賞家「法天貴真，不拘於俗」（《莊子·漁父》）的生命態度。這樣，原本只是與求知得道相關的器物，因與鑑賞家的風雅生活相契合而獲得生命，轉而成為鑑賞主體美感和性靈的載體，器物鑑賞也最終成為一種審美的生活方式。「風月晴和之際，掃地焚香，烹泉速客。與達人端士談藝論道，於花月竹柏間盤桓久之。飯餘晏坐，別設淨几，輔以丹罽，襲以文錦，次第之出其所藏，列而玩之。」品古賞今、玩物采真的清雅與閒適，正是文人鑑賞家所追尋的境界。
　　對器物的審美活動，具體而言表現為從器物的大小尺寸、顏色肌理、形制結構和材料質感等方面的品鑑。如袁宏道《瓶史》中寫室內陳設的「几」和「藤床」的樣式，「室中天然几一，藤床一。几宜闊厚，宜細滑。凡本地邊欄漆桌、描金螺鈿床，及彩花瓶架之類，皆置不用」，從形體、材質和裝飾角度對這兩樣家具的形式提出了看法，即是一種堅固、細膩、精緻，卻簡潔不事雕琢的風格。文震亨也對「几」有所論述：「天然几……第以闊大為貴，長不可過八尺，厚不可過五寸，飛角處不可太尖，須平圓，乃古式。照倭几下有拖尾者，更奇……或以古樹根承之……略雕雲頭、如意之類，不可雕龍鳳花草諸俗式。」文氏論「天然几」的樣式首先是以「古式」為參照對象，同時對「倭几下有拖尾」的新奇樣式並不排斥。相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如屠隆的《考槃餘事》、高濂的《燕閒清賞箋》裡都有許多例子，說明鑑賞家能從器物的大小、華素、濃淡、精粗、色質等形式因素出發，結合內含的文化意蘊，對器物進行綜合的審美評價。
　　無論如何，在中晚明文人的鑑賞話語中，對器物的社會歷史特徵，如年代、真贗、名物制度等已經不再強調，關注更多的是器物本身的特徵，如形、色、質等。中晚明器物鑑賞活動由單純的考辨轉向綜合的審美，器物的形、色、質及其文化內蘊，構成一個整體的審美對象，帶給鑑賞者精神上的愉悅，並引發鑑賞家的評論。中晚明筆記小品中的器物鑑賞成果最為豐富，舉凡齋室廬舍、花木園藝、筆硯爐瓶、琴棋書畫、山水園林、服飾妝容等日常生活所涉之物，都在文人鑑賞的範圍內。可以說，不論是遊觀山水還是閒居在家，文人鑑賞家總是不厭其煩的賦詠亭臺樓閣、品辨花木園藝、玩賞筆硯爐瓶、指點服飾裝綴……他們以一種品辨和玩味的審美眼光去觀照周遭的萬物，並以優美精妙和靈趣十足的語言，做出一語中的的評價。
　　清初及以後，明代文人的空疏不學和明代學術的沒落，曾一直為學術界所詬病，但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明代知識階層也為我們打開了一個看待物質文化的新視野。他們將目光從器物的社會歷史特徵（年代、真贗、名物制度等），轉移到器物本身的特徵（形、色、質等），使器物從歷史文化的象徵符號還原為審美和物質消費品。這種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轉向，使器物第一次以實用美術品的角色進入欣賞和批評的視野，客觀上有利於器物鑑賞和設計水準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