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分直一與臺南: 不是灣生的灣生 | 誠品線上

國分直一與臺南: 不是灣生的灣生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國分直一，可以說是一位「不是灣生的灣生」，1908年出生於日本東京，未滿週歲旋即隨著父母來到臺灣打狗，在臺灣接受小學至高校的教育，後回日本就學於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 1933年，國分直一回到臺南，曾在臺南女中教學；受到臺北高校時期學長鹿野忠雄的影響，他開啟以臺南為中心的南部地區民俗、平埔族、考古學等方面的學術調查。除了南部地區教授的學生之外，也影響後來臺北師範以及戰後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學生，造就許多歷史民俗以及考古學研究的人才。 國分直一於1933至1939年的臺南階段，除了史前遺跡的調查之外，同時還進行臺南地區歷史與民俗學的調查。他曾發表〈臺南小史〉、〈臺南近郊的山與丘〉、〈麻豆的歷史〉等文章，此外，在民俗學研究方面，他最重要且具開創性意義的著作，關於南部平埔族阿立祖信仰的《祀壺之村》，亦肇基於臺南階段的調查。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劉益昌台灣人類學家，研究領域為台灣考古學、東南亞考古學、舊社考古學、文化資產、台灣早期歷史；工作經歷包括考古調查、試掘及發掘遺址、現象或界牆製模剝取。更執行多項研究計畫，著有專書18種，研究論文、報告百餘篇。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成功大學考古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館長。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市長序 國分直一與臺南 局長序 心念臺灣國分桑 杏壇代有願者來 作者序 植基於臺南的日本學者 第一章 前言 一、為什麼書寫這本小書 二、日治時期學術研究概要 第二章 國分直一先生生平 一、臺灣時期 二、日本時期 第三章 臺灣時期的學術研究 一、區域歷史 二、民族學（包括山岳、原住民） 三、民俗研究調查 四、平埔研究與祀壺之村 五、考古學研究 第四章 環東海地域的學術版圖 一、環東海地域的研究構成 二、學問的整體思考與由來 第五章 結語：不是灣生的灣生 一、從童年的回憶談起 二、臺灣的教學與研究經驗 三、返歸日本後有關臺灣的學術研究 四、不是灣生的灣生 參考文獻 附錄一：國分直一先生生平 附錄二： 國分直一先生著作目錄—雜誌、專書論文、專書 附錄三：國分直一先生報紙投稿資料 附錄四：《民俗臺灣》中國分直一先生發表的論文資料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作者序 植基於臺南的日本學者

2005 年（平成17）2 月14 日，日本的報紙有一位記者宮代榮一寫下了在同年1 月11 日因為肺炎、心不全而過世的國分直一先生的評論，標題是考古學者國分直一先生，說明他的學問叫做「國分學」，這在日本的學術界並不常見，在評論的一開頭引用了國分先生曾經任職的熊本大學考古學教授甲元真之先生的說明，指出國分先生的個性「他就是一位天生的人文主義者」。在學生的認知裡，國分先生從來不對學生生氣，「只有被讚美的記憶，並將後輩的優點突顯出來」。同樣是熊本大學教授木下尚子女士，因為曾經是國分先生的學生，她也提到「不管是怎樣的學生都很珍惜，並傳授知識，被這樣的老師感化，不知不覺學生們也會產生努力的衝勁」。為什麼是國分學呢？因為是從考古學、民族學以及民俗學等多方面的綜合研究，雖然也有人認為國分先生的學術體系並不完整，不過能夠將各類的學問融合起來，並且以環東海地區為一個主要研究範疇，思考日本民俗與文化的構成，成就了綜合性的「國分學」。從區域研究的概念而言，1960 年代以後這種融合多學科的研究以成就一個大的學術概念，已經逐漸從學術界消失。所以可以說建立學術融合的一套學問，已經逐漸成為稀少的研究方向，單單以專業為考量的學術氛圍，再也無法培養具有宏觀視野的學者，像國分先生這樣可以融合各種學問為一身的學者，究竟養成過程為何，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課題。從學術研究的過程，可以確認國分先生的學術養成，第一階段是在臺南為中心的南部區域，隨後擴展到西海岸中北部以及全臺灣，加上少年時代在臺灣就學以及成長的過程，幾乎可以說臺南以及臺灣是國分先生學術養成的沃土。

國分直一先生（1908-2005），是一位不是灣生的灣生，1908 年出生於日本東京，不滿週歲即隨父母到達當時稱為打狗的高雄，曾在打狗尋常小學校、臺南州嘉義郡大莆林（大林）小學校、臺南第一中學校、臺北高等學校等臺灣的各級學校接受教育，隨後並於京都帝國大學史學科接受高等教育，1933 年畢業以後回到臺南，擔任臺南第一高等女學校（今臺南女中）教師。因日本的史學科教育背景，因此對於歷史學、民俗學、民族學以及考古學都曾涉獵，其間受臺北高校時期學長鹿野忠雄的影響很深，開啟以臺南為中心的南部地區各項學術調查，集中於歷史、民俗、平埔族、考古學等方面。在臺期間除了影響南部地區所教授的學生以外，也影響後來在臺北師範以及戰後初年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學生，造就許多歷史學、民俗學以及考古學研究的人材。

國分直一先生在臺南時期針對西拉雅族裔的調查，以及西南平原地區考古遺址調查最為突出，其後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則遍佈臺灣各地。日治時期常與金關丈夫、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金子壽衛男等不同行界學者共同進行臺灣歷史民俗學、考古學以及民族學調查工作，戰後初期則帶領宋文薰、劉斌雄、劉茂源等學生一起進行調查工作，對整體臺灣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有關臺南的研究以及著作相當豐富，也具有開創的作用，包括歷史、民俗以及考古學等方面，都具有重要且有開創性的著作，尤其是對西拉雅平埔族的研究集結成《壺を祀る村》（1944、1981），是一部對西拉雅族宗教儀禮研究的開創與典範性著作。對西南平原考古遺址的研究，則以大湖貝塚、六甲頂等遺址調查發現以及中部的營埔遺址、大馬璘遺址調查資料所建構的黑陶文化體系，對臺灣考古學以及史前史研究的影響最為深遠，可說具有典範性意義。基於京都大學歷史學的訓練背景，國分先生對於漢人的民俗，也有深入的研究，透過在地田野調查，書寫臺南的廟宇、祭祀等調查報告與北臺灣的農家以及竹筏的調查研究，為臺灣留下許多1930-1940年代的紀錄，同樣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這些資料在回到日本之後逐次發表並集結成書，持續影響後繼學者，至今仍具重要意義。

國分先生在戰後1945 年8 月—1949 年8 月，將近四年期間，留任臺北師範學校、臺灣省立編譯館以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對於臺灣民俗研究以及史前史、考古學教學研究具有重大貢獻，培育戰後臺灣第一代的考古學者宋文薰、劉斌雄。因此，即便1949 年8 月離開臺灣以後，仍與臺灣學術界保持連繫，且具有密切合作關係，經常發表與臺灣相關之著作，其中不乏與臺南相關的作品。

奠基於臺南與臺灣研究的基礎，1949 年回到日本以後國分先生研究以本州西端、九州、琉球為核心，擴及於包含臺灣、朝鮮半島以及中國東海岸在內的環東海區域，建構以環東海區域人群往來、交流以及文化構成的大視野研究，企圖解釋日本人群與文化來源，此一學說也是去世後學界所稱「國分學」的由來。基於國分先生對於日本地域文化、人群與文化來源的研究，具有重要的貢獻，因此分別在1978 年獲得伊波普猷獎，1984 年獲得地域研究功勞者賞，也在1994 年獲得南方熊楠獎。可見國分先生在生前即獲得日本學術界的肯定。

這本小書是藉由對這位在臺灣成長、求學、教學、研究的國分先生相關生平、研究以及成果的介紹整理，並置於臺南研究與臺灣研究的架構之下思考，撰述「國分直一與臺南」專書，除文字之外，並配合地圖、圖片等圖像資源，讓讀者不僅對國分直一先生，也對臺南地區以及臺灣研究有更進一步的認識，更希望藉此引起下一代研究者的注意，作為更進一步的研究參考。

試閱文字

內文 : 【內文試閱】
考古學研究

　　科學的臺灣考古學研究從日治初期開始，歷年來研究者均曾檢討臺灣考古學的發展歷程，最早是戰後初年由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兩位前輩撰述的〈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陳奇祿、宋文薰譯1950，金關丈夫、國分直一1979），將日治時期臺灣考古學研究區分為三期，第一期是從1896年發現芝山岩遺址，1897年伊能嘉矩與鳥居龍藏注意到圓山貝塚開始，到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土俗人種學教室為止。明治30年代，鳥居龍藏與森丑之助將焦點轉移到東海岸與山地的史前遺址，大正至昭和初期，經森氏與鹿野忠雄的努力，遍及全島山野的遺址數目遽增，這一階段是史前遺物與史前遺址在全島各地發現的時期。第二期是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創設以來，到1938年為止。其間，包含最早1930年墾丁的石棺墓葬遺址，接著是蘇澳區新城的石棺遺址、花蓮花岡山遺址、埔里盆地的大馬璘遺址等發掘調查。第三期是1939年1月，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金關丈夫以及國分直一等學者，發掘調查臺灣西海岸南部二層行溪南岸的大湖貝塚以後，到1949 年金關丈夫和國分直一返回日本為止。其間，包含營埔、苑裡、後龍底、卑南等重要遺址的發掘調查。
　　不過筆者基於研究理念的變遷，將日治時期考古學學術史分為二期，以1928 年臺北帝國大學設立為界線（劉益昌2011），區分為前後期，後期實際上和戰後日籍學者金關丈夫、國分直一等學者留用的四年間是連續性的發展。換句話說，戰後初年留用日籍學者仍在的四年間（1945 年8 月到1949 年8月），應視為日治後期的延續部分。因此可說國分先生在臺灣的考古學研究是從日治後半期直到戰後初年之間，時間從1933年9 月回到臺南女中任教，到戰後1949 年8 月返回日本為止，前後大致16 年間，對於臺灣考古學至少有三大貢獻。國分先生為日治後半期主要的考古學研究者之一，最重要的研究發現，就是在西海岸中南部區域考古遺址調查與記錄，建立史前文化層序體系，同時發現了原先不明顯見於臺灣考古工作的黑色陶器，透過大湖、營埔遺址的試掘，確認黑陶存在，並指出與亞洲大陸的關連性，建立臺灣史前人類與文化來源的新典範。最後則在臺北時期發展整個臺灣考古工作的認識與研究，以臺北帝國大學留下的藏品，得以理解全面的臺灣考古學，建立了臺灣的整體文化發展體系，最後回到日本之後，則將臺灣考古資料放在整個環東海區域思考。以下分三個層面敘述國分先生對臺灣考古學的研究。




（三）五十多年的整體貢獻
　　1945 年戰爭結束，由於臺灣本身的需求，因此在各個機關與學術單位都留用日本人士做為專業工作者及教師，協助戰後臺灣的復原工作，直到1948-49 年才逐漸返回日本，因此筆者將1945-1949 年短暫的三年多，不到四年的時間做為一個特殊階段看待（劉益昌 2011），而1949 年8 月之後則以另一階段說明。
　　戰後初期混亂狀態之下，國分先生1946年4月留用在臺北師範學校，不太有機會從事考古工作，但仍與金關先生努力完成從戰前就共同進行的長篇論述〈臺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終於在1946年10月31日完稿，1946年底寫好追記。
　　1946年10月國分先生進入新成立的臺灣省編譯館，因此有機會從事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期間針對西海岸中部地區的苑裡、後龍底遺址進行調查與發掘，撰述〈苑裡後龍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預報〉。同時也由張樑標將〈臺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及〈苑裡後龍底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預報〉譯成中文，後來〈臺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發表於1949《人文科學論叢》第一輯（金關丈夫、國分直一1979：234）。
　　戰後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改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民族學研究室，由於中國動盪不安，民族學、考古學的教學、研究工作仍由留用的日本教授宮本延人和出身東北大學的臺籍學者陳紹馨先生負責，1947 年由於臺灣省編譯館因228 事件遭到裁撤，國分先生因為楊雲萍先生引薦得以加入此一教學研究工作，同一時期留用的醫學院解剖科教授金關丈夫，理學院地質學系早坂一郎教授也曾參加教學工作，這些留用學者直到1949 年八月回日為止，可說是臺灣考古學研究的主力。期間國分直一先生主要在歷史學系教授「考古學」、「臺灣先史時代概論」，並帶領學生從事田野調查與小規模發掘工作（陳奇祿、宋文薰譯 1950，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原著），學生中包括後來成為臺灣知名考古學者的宋文薰、劉斌雄，國分直一先生被金關丈夫先生稱為此一時期臺灣唯一的考古學家。
　　雖然留用的時間只有短短不到四年（1945.10-1949.8），但是金關與國分二位先生卻從未放棄臺灣的考古工作，1947 年7 月國分直一先生從臺灣省編譯館轉任臺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之後，在宮本延人先生的領導之下，將受到戰爭損害的原土俗人種學教室標本陳列室與儲藏室的民族學與考古學的標本進行整理，同時也和金關丈夫先生共同考證，由畫家立石鐵臣繪製一份「臺灣先史時代生活圖譜」，做為1948 年臺灣省博覽會的展品，利用日治時期臺灣考古學研究的成果，系統的描述了臺灣史前時期人類的生活型態和風俗習慣（金關丈夫、國分直一1979：305-312）。在展覽結束之後又和立石鐵臣、陳奇祿合作在臺灣公論報的副刊〈臺灣風土〉發表「臺灣原住民（族）工藝圖譜」的專欄，由立石鐵臣、陳奇祿繪製插圖，國分先生撰述說明，這些資料後來也收錄在《臺灣考古民族誌》，其中包含不少史前標本和民族誌標本的說明和比對，這是民族學和考古學結合的重要例子，1970 年代國分先生創立與主導的《えとのす》雜誌中也有類似的考古遺物說明專欄，想必也有受到〈臺灣風土〉的影響。
　　此一期間金關、國分二位先生除了持續進行調查、發掘工作之外，同時撰述相當數量考古學調查報告與論文，其中最重要的文章當屬〈臺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1949）與〈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1950），前文是蒐羅臺灣地區出土之各類型靴形石器，從形制學觀點分類並進行與周邊地區比較研究的總合性文章；後文從考古學研究的角度，全面檢討日治時期考古研究的分期與不同時期的特色，作為離臺前對於臺灣考古學研究所畫下的句點。這段期間的研究，顯示出二位先生對於遺址與遺物的看法和前一階段一致。
　　1948年底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學者來到臺灣，國分先生記述了與中國學者接觸的經驗，寫下〈戰後臺灣における史學民族學界主として中國內地系學者の動きについて〉（國分直一1951）一文，文內的敘述令人感受到當時詭譎難測的政治氛圍與蓬勃的文化交流，可與這種特殊的狀態共享戰後初期的年代。
　　他一方面見證了敏感卻時刻逼人的政治壓力，如何左右學術與文化建制的人事更迭；另一方面也親身經歷了在臺灣所展開的日本、臺灣與中國三方面的學術與文化交流。這是一個傳承與轉變的時代，1949 年臺灣大學成立考古人類學系以後，日籍留用學者包括宮本延人、國分直一、立石鐵臣等均歸返日本，臺灣的考古學研究接著由中國遷臺的安陽考古學者接替，並主導考古學研究的方向，才中斷此一由日本學者形成的考古學傳統。
　　在1949年8月回去日本之前，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寫下〈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最後說明「現在土俗人種學教室的所有資料已經整理完竣，我們根據戰爭中期以後至今日所得的資料；根據過去50年間諸先輩的業績，綜括的考察臺灣先史時代文化的時期來到了。」（陳奇祿、宋文薰譯1950：15，金關丈夫、國分直一1979：16）說明他們的工作以及對於臺灣考古學未來的期許。
　　就整個日治時期的考古學研究而言，宋文薰教授曾經引用日本學者八幡一郎在金關丈夫與國分直一二位先生1979 年出版的論文集《臺灣考古誌》，書末的解說中所說「臺灣的考古學有今日的進展，應該視為日人研究五十年的積存及其向上發展的延長」，雖然筆者不完全贊成此一說法，但1945-49 年間日籍學者留用在臺灣大學，擔任考古學教學工作，不但培養了第一代考古學者宋文薰、劉斌雄，影響了劉茂源、劉枝萬等1960 年代之前臺灣考古學研究重要的主力學者，同時也將日治五十年間臺灣考古學的研究成果完整的留給臺灣學術界。戰後1945-63 年可說是臺灣考古學的鉅變與傳承階段，今日臺灣考古學具有日本與美國的雙重影響，可說是奠基於此一重要階段，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宮本延人三位學者對於臺灣考古學的傳承，可說具有重要貢獻。
　　日治時期學者的研究可知，當時已有相當數量考古遺址發現，且初步建立史前文化層序，但文化層序建構大多依賴遺物比較分析，較少地層的層位證據，這也可從國分直一先生日後對於日治末期相關研究的批評可知。他在關於〈臺灣先史時代靴形石器考〉的後記「靴形石器追考」中的一段話：

在日本時代的研究中，最缺乏的是未能從挖掘調查中進行與主體土器（主要陶器）有關聯的文化層之分析。因此。當有異質的土器混存時，除非做層序性的掌握，靴形石器亦然，否則無法掌握和土器與其他文化要素之間的關係。是以，我們按遺跡類別所揭示的靴形石器與其他技術性諸要素的組合，就不能成為考古學性的呈現（表示）。
這或許可以作為他對自己以及整個日治時期臺灣考古學研究在方法上的總結性評論。雖然如此，但日本學者留下的大量考古資料與研究結果，仍為日後臺灣考古學研究的重要素材與基礎。

　　1954年，國分直一先生在回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到1949 年夏回日本前有關臺灣先史考古學的工作概要時，作了如下的評價：

這段期間，我們為臺灣先史土器編年史，注意遺物所代表的文化系統，同時對先史遺跡相互間的系統關係之解析，與印度尼西亞系原住民族文化的關係之解析也非常注重。當然，我們的努力還不夠，但若能使臺灣先史遺跡的系統多少明朗化就深感安慰了。
　
　　這段非常謙虛的說明，事實上可以作為日治五十年加上戰後初年日籍學者對臺灣考古學最重要的貢獻，筆者多年來研究臺灣考古學深深感受到日籍學者留下來的大量資料以及基礎看法對臺灣考古學發展的深刻影響。本段主要著眼於國分直一先生在考古資料面向的發表及觀察，用以理解國分先生在考古學上的思考及其影響，初期的考古學調查，集中於臺南到高雄之間平原及邊緣的丘陵地帶，後期擴張到西海岸中北部區域。由於從西南平原地帶出發，因此發現許多之前並未發現的遺址，建立新的文化體系與思維。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我抱持著一個世界觀，地面是平的，天是碗公狀的，天與地黏在一起，這就是所謂的世界。母親常問「要到哪裡去玩？」我幻想著「要去天與地黏在一起的地方」——國分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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