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投學彙編: 地方知識與社區營造 | 誠品線上

北投學彙編: 地方知識與社區營造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北投是在台北這個繁忙大都市中具有特殊悠閒漫活氣氛的城鎮 「全球化」潮流並不是單向發展，它促成了「地方化」的蓬勃，並且強調「學習」在新社會的重要性。此時，「社區總體營造」即可以視為台灣社會對「全球化」的回應，在於該政策重新發掘本土文化內涵並重建其價值、鼓勵民眾透過學習以適應社會變革。致力於地方營造的西村幸夫老師曾表示：「即使每個人、每個團體都有不同的關心對象，但仍然可以在追求共同目標的因素下，結合民眾的力量，進而改變社區。」 北投是在台北這個繁忙大都市中，具有特殊悠閒慢活氛圍的城鎮，地方的人們透過社區擾動、發掘在地知識，透過社區營造的方式醞釀、累積出地方學的內涵及想像。本書節選了自2001年以來舉辦過的16屆「北投學學術研討會」的發表內容，彙整19篇由地方專家的深入觀察從北投學、經濟產業、健康與環境規劃、社區營造、藝術文化等面向切入，深入觀察社區營造之各種可能性。邀請大家一同透過本書，再次發現及認識北投。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王世燁等／著于國華臺北藝術大學文化資產與藝術創新所助理教授洪德揚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專員王世燁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洪德仁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創辦人陳新上臺灣陶瓷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黃躍雯世新大學觀光學系教授洪德俊中央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副教授蔡耀霆中央大學企業管理所研究生蔡麗美臺北市立北投國小老師黃瑞茂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副教授林志寰臺北大學都市計畫學系研究生周家慧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南部辦公室主任陳佩研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健康促進組組長林振春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教授趙海燕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研究生潘蓬彬台北寫生畫會理事長楊志彬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秘書長宮崎清亞洲設計文化學會總會長、日本千葉大學名譽教授黃淑芬銘傳大學休閒遊憩管理學系助理教授（以文章順序排列）戴寶村 等／編王世燁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副教授洪德仁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理事長、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創辦人戴寶村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謝國清臺北市北投社區大學校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理事長顧忠華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公民監督國會聯盟理事（已姓氏筆畫排序）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Part I 北投學Chapter 1 回應於全球化的地方學習運動－「北投學」的社區總體營造觀點于國華Chapter 2 北投學與台北學的發展 洪德揚Chapter 3 北投的願景－北投憲章 王世燁Chapter 4 北投人的願景「北投憲章」的省思－北投憲章發表九週年原構想提案人的自我挑戰 王世燁Chapter 5 北投憲章十年的歷程與反思 洪德仁Part II 經濟產業Chapter 1 北投窯業株式會社 陳新上Chapter 2 從溫柔鄉到『新』溫泉鄉：新北投修憩空間，再發展機制的探究黃躍雯Chapter 3 北投溫泉發展溫泉保養地（BADE）模式之競爭策略洪德俊、蔡耀霆Chapter 4 北投國小百年校史與社區 蔡麗美Part III 健康與環境規劃Chapter 1 北投區政規劃工作 黃瑞茂Chapter 2 北投非營利組織對居住環境影響之研究 林志寰Chapter 3 北投健康城市推動的策略 洪德仁、周家慧、陳佩研Chapter 4 建立夥伴關係促進民眾參與健康關懷營造－以北投社區為例洪德仁Part IV 社區營造Chapter 1 『非營利組織推動社區學習的策略之研究』－－以財團法人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為例 林振春、趙海燕Chapter 2 以社造協定公民會議做為社區公共議題操作的可行性洪德仁、潘蓬彬、楊志彬Chapter 3 臺灣社區營造人力的培育與課題 洪德仁Chapter 4 維持文化建設發展之可能性-活用地域資源與地域活性化之任務宮崎清、黃淑芬Part V 藝術文化Chapter 1 北投湯守觀音考 洪德揚Chapter 2 湯守觀音 翻蓬彬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地方知識厚實文化內涵
臺北市市長 柯文哲

北投，一個富有禪意與人文意象的慢活好地方。除了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歷史人文外，社區充滿活力，公民團體蓬勃發展，市府團隊也朝向打造北投成為一個「沒有圍牆的城市博物館」，串連起所有自然及人文景點，為形成「北投生態博物館群落」而努力。
地方知識是重要的核心價值，不論是正式記載的歷史、地理、人文等，或是居民生活形成的文化特色，都為北投增加了豐富的地方獨特色彩。
台北市北投文化基金會與北投社區大學合作出版的「北投地方知識與社區營造」書籍，從地方人文生態資產、經濟產業、健康與環境規劃、社區營造等脈絡，集結文章，和一般正規歷史文獻官方記載不同， 是從民眾角度觀察、省思生活所在的社區、找尋在地的人、文、地、產、景等等各種樣貌，逐步描繪社區文化價值與精神。
「改變臺灣從首都開始，改變臺北從文化開始」。很高興這本書能出版，為北投城市博物館的想像，更厚實且呈現了多元的文化內涵。

地方知識與公民社會
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秘書長 戴寶村

北投在台北市十二個行政區極具特殊性，其地方性(locality) 在於其位在大屯山脈之下，擁有大片的關渡平原，還有獨特的溫泉資源， 坐落在台北盆地核心區外圍，1967 年改制直轄市才併入台北市，雖是首都的一個區，但因非重要行政商業文教區位，使得北投區又帶有某種邊陲性。
北投環境自然天成的特殊性，經過多年來有洪德仁醫師帶頭的一群熱心人士及他所創的北投文化基金會，投入文史事務與社區營造等公共事務，逐漸累積增添北投不同的風采，個人榮幸受邀擔任基金會董事，不過真正參與著力有限，只是得以近身觀察，因此而成為比較懂得北投事的董事，當然也樂見此書《北投學彙編：地方知識與社區營造》的產出。
一九九○年代解除戒嚴之後，久受禁錮的地方社會鬆綁，各種活力與活動蹦躍萌長，其中一項就是社區營造以及對自我空間歷史文化的發掘叩問，北投在社區營造方面還提出代表北投價值典範及願景的「北投憲章」，應屬首創之舉。
社區營造方面，主要是北投文化基金會來推動，基金會也對推動社區學習進行研討，繼而付之實踐，於是有北投社區大學的創設營運。希望透過公民會議鼓勵公民參與，也探討人力資源和地方文化資源與社區營造的關係，分享北投的社造經驗。
社區營造需要地方的文化力，隨著台灣史研究的發展，衍生出各地方文史研究的地方學，這些地方學有以縣市為範疇，甚至到鄉鎮區( 如淡水學、北投學)，北投學具有其先驅性，而至影響到台北學的生成。北投文史的探究影響甚大，如北投公共溫泉浴場的保存運動催生了溫泉博物館，北投國小百年校史紀念與書寫，再現甚多北投的人與事。陶瓷窯業的歷史，讓人回憶有名的「北投燒」。溫泉當然更是上天賦予北投的無價之寶，從溫泉鄉的發展到經營策略，乃至受日人影響而衍生的湯守觀音，在在都是帶有暖度的議題。
溫泉與清潔衛生、休閒療養息息相關，洪醫師發揮其專長，在北投長期投入社區醫療照護，所以關注到健康環境的規劃，相關論述對現今高齡化社會到來，具有高度參考價值。
本書所錄五大範疇論文，有紀錄性、研究性，保存了基金會各面向事務的紀錄，對照現今亦可看到延續、中輟或轉型的狀況，但這些紀錄都是地方知識體系的累積，當台灣民主體制日趨鞏固之後，公民社會的涵養尤需加強，本書可作為範例之一，這應也是取名《北投學彙編： 地方知識與社區營造》的意旨，樂見其書成，並為之撰序。

試閱文字

內文 : 「地方感」的消失與社區重構

人本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曾經分析「空間」和「地方」不同的意義。他認為，人的感觀經驗，例如肌肉運動產生的知覺或是觸覺、視覺等，令人產生「空間感」；即使如伸手、踢腳等簡單動作都具有空間意義。人因為直接的運動而經驗到空間，自己也因此成為空間的中心。「地方」則是一種特殊物體，它不像一般有價值的物體可以攜帶或搬動；它是一個「價值的凝聚」。對一個嬰兒而言，可以從簡單的運動和視覺中感覺到空間；但是這個空間中最有意義的「地方」，卻是嬰兒的母親。雖然母親一直在移動，但對嬰兒而言，母親代表的安定意義是不變的。因此，對嬰兒而言，母親是最原始的「地方」。隨著嬰兒成長，認知能力加強，他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認識地方，例如感情上對家鄉的親切感，或是對於「地標」的了解和熟悉。段義孚認為，都市規畫者從地圖上看鄉村，賦予「區或鄰里」的區域名稱；但居民對這些「區或鄰里」概念卻很遙遠。對當地人民而言，「地方感」不僅是聚落的空間範圍，同時也警覺到有其他聚落的存在；其他聚落是他們的競爭者、敵對者，有了競爭和敵對更提高了自我的統一和認同感。因此，「空間感」具有實質的三度空間、有一定疆域的意義，而「地方感」則顯得感性，更接近「認同」的表現。
「全球化」帶來的空間「鄰近感」(proximity)，直接改變了經驗中的「空間感」。Tomlinson指出，「時間」因素、個人對空間的參與經驗，造成空間差異的距離感大幅減少；前者如坐飛機旅行，旅客坐在機艙內，感受最直接的「距離」是「時間」，而不是遠近的空間；而透過媒體影像的傳播，每一個人對於遠方的空間也可以存在深刻的印象，而不必然是陌生的。另一方面，「鄰近感」同時表現在全球化下世界各地的現象和隱喻的秩序中；明顯的現象如世界各地的面貌趨向相同（例如機場），整個世界的關係透過交通和媒體資訊科技聯結，彼此更為緊密。而隱喻的秩序指彼此關係看似疏遠，但顯現出互相影響的因果關係，例如全球金融或環境問題。
資本主義現代性，也可以由符號或文字組成的「非地方」侵略「地方」，並且取而代之，成為許多人對「地方」的體驗，例如展售當地特產品的高速公路休息站；或是位在日本、叫座「荷蘭村」的主題樂團。但這不足為奇，我們日常生活的地方也早已不是我們熟悉的面貌，Castells指出，在網絡構成的全球世界中，全球城市並非是一個「地方」，而是一個「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先進服務的生產和消費中心及其輔助性的地方社會，被連結在一個以資訊流動為基礎的全球網絡裡，反而忽視了和其腹地的連繫。新的社會以網絡為基礎、由網絡連結組成，城市的定位來自網絡的「節點」意義，而不是所在的地理區位；城市所受的支配，來自整個網路系統中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透過網絡或交通系統連結而成的「鉅型城市」（megacity），在全球尺度上成為經濟、技術、社會、文化、政治的中心，國家則必須通過鉅型城市和全球網絡連結；而鉅型城市所在區域，會因為配合鉅型城市的運作所需，延著網絡發展出具有高度相似性、卻與地方隔絕的文化型式。但是流動空間並未佔有全部空間，因為大部分人依舊生活在「地方」，而這些「地方空間」承載了人的歷史、記憶和經驗，和「流動空間」分享不同的文化符碼，結果造成「地方空間」和「流動空間」逐漸失去關聯。Tomlinson則稱這種在全球化之下，每日生活經驗和地理位置之間關係的削弱與消失為「解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解領域化」造成文化的流動和融和，消減了人和土地的絕對關係，但是伴隨而生的「再領域化」，卻重新建立文化的定位和認同。一個不變的事實是，人的身體必須存在於一定的空間內，而環境也一定會影響人的生活（例如飲食的內容和習慣），文化和地方的關係不可能完全被消滅。同時，「解領域化」令人脆弱，當人類生活面臨更寬廣的世界，安全感和「家」（不論實際或隱喻）的感覺都備受威脅；重新建立「文化的家庭」，成為「再領域化」動力所產生的反應之一。
「再領域化」不是重畫領土疆界以形成地理上的區域，而是重新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關聯和認同。全球化社會具有充分的技術和能力，讓分隔遠處的人們產生互動關聯，但是在人的真實生活之中，卻很難和遙遠、抽象的全球化社區中的其他人結合，因為真實世界的社區(community)和伙伴(companionship)關係，不可能透過鍵盤從散布世界網絡的「虛擬社區」(virtual community)中完成。Tomlinson所稱「休戚與共的個人主義」(solidary individualism)，強調個人必須經由社區（社群）的參與，才能將自我認同建立在人際關係或是本土生活的反省和認知之上。
因此「全球化」對於當代社會的描述，反而更強調了「社區」角色的重要性。「全球化」指出地方「解領域化」、「再領域化」，或是從「家」的觀念拓展而成的「社區」（社群），都不再將社區(community)視為地理名詞；而社會的發展或改造，「社區」顯然已經是一個重要的起點或根據地。

肆、社區總體營造：本土文化對於全球化的回應
「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發展，與台灣本土化的政治和文化發展有複雜關係；但「社區總體營造」的政策目標卻不在推動「本土化」，只是在政策的邏輯和操作方式上，相較於過去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政策，更強調地方文化。
林信華認為，社區總體營造理念源自西文「共同體復興」（Community Renaissance）；而復興的原因，則是因為原有的生活空間在現代化、科技化過程中，被科技以及功利程序性的社會關係所取代；同時社區總體營造的本體是全體居民，不是針對少數人的設計(design)，而是居民相互主體之間的生活重建(reconstraction)。而社區重建並不是社區「修復」(restoration)，因為修復意味著回到某一個中斷的出發點。同時也不是一個傳統再生的「復興」(renaissance）概念，因為社區總體營造的理念，並不是以傳統的再生做為訴求主軸。林信華認為，社區總體營造所要「重建」的是「共同體」，而過程必須包括文化的傳送、社會的整合、以及社會化(cultural transmission,social integration,and socialization)三個面向的建設；而居民則在現代生活中，透過參與將文化的情感與記憶具體實踐在社區生活中。因此，社區總體營造是「從社區做起」的「經營大台灣」策略，本身在理論上並不能被狹義視做「本土化」政策。
「社區總體營造」所謂的本土文化「重新發現」，並不是僵化的復興傳統文化樣貌，而是對曾經在全球化或西化浪潮下失落的在地文化元素，重新發掘、宣導介紹並賦予新的精神與生命；因此「社區總體營造」政策引導的本土文化再生( renew)，絕不止於基本教義派的傳統再現(represent)，而是經過融合當下不同文化元素之後所產生的新生命；而這正是Giddens所期許的「全球化文化」所應有的特徵之一。這樣的文化新生過程，參與者必須透過不同於過去制式的學習機制，從生活中逐步實踐；而在台灣八Ｏ年代的教育改革中，與會教育改革委員對於「終身學習」體制的期許，證明落實在社區生活中的學習機制不僅需要，更值得以國家力量推動。
另一方面，台灣社會也在八Ｏ年代出現尋根溯源的地方歷史研究風潮，企圖從土地的認識和了解中，重新建立自我認同。這樣的歷史研究風潮以不同的型式出現，除了學界的研究方向轉變，方興未艾的「文史工作」組織大量興起，代表民間自發的尋根運動逐步加溫；而政府推動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適時成為推波助瀾的動力。這種鄉土文化的尋根熱潮，由於對集體記憶的倡導和重視，也促進了文化資產的保存運動。因此，社區總體營造至少順著兩個方向回應了全球化對台灣社會的穿透。第一是全球化造成的社會轉變，國家和國家、國家和人民的關都在改變，新的經濟也帶來產業和生活方式的轉型，人民必須在這樣的過程中學會如何回應；這樣的學習不僅是「終身」的，更超越學校範圍。第二是全球化的文化對地方文化造成的壓力，由於「地方感」的模糊、人際關係的社群基礎疏離，造成人的認同危機；人必須重新尋根，回到地方、社區重新建立傳統，創造新的價值和社區認同。其中社區總體營造和「終身學習」的關係，已經在前文中說明；而順著第二個方向的「地方主義」，社區總體營造在台灣無疑深化、鼓動了地方文史的研究，並且透過諸如文藝季「人親、土親、文化親」的活動形式，重新尋回過去的傳統，經過「去傳統化」的再包裝變成文化資源，並且成為塑造認同的起點。

伍、地方「文史工作」與在地文化學習
全球化帶來了本土（地方）文化復興的契機。當傳統開始消失、導致認同的寄託飄零，尋找傳統成為復興文化的起步。台灣八Ｏ年代開始蓬勃發展的「地方文史」運動，直接可以視為「全球化」的反省和實踐。但是台灣的文史工作並不必然帶來傳統的振興。Giddens曾經呼籲，不能讓傳統文化走入「基本教義主義」，因為傳統的保存、發揚，不一定要透過「傳統」的方式進行；這其中應該包含著「去傳統化」、並且和全球文化衝突和對話。
「文史工作」是台灣一種獨特的行業或生活方式，所謂的「文史工作」與學院派的「文史」研究方向並不一樣，而學術界也沒有辦法將這些從民間崛起的「文史」研究定位。因為台灣的「文史工作」脫胎自台灣本土化運動，其實是一種「文化現象」。也因此，所謂的「文史工作」也與過去學院中研究的文史並不相同，它不是回溯中華文化中的文史，而是針對台灣的城鎮鄉村所做的歷史、生活、產業、儀俗、地理、景觀、傳說、信仰、生態等方面的研究與調查，涵蓋的範圍早已起過文學典籍或歷史考據。這樣的文史工作，經常被冠上「地方」兩個字，以強調是台灣的、地方性的文史研究工作。
地方文史工作的崛起，與台灣社會情勢的改變互相牽繫；而另一方面，政府單位特別是文建會，以政策方式提攜，更是造成文史工作者地位提升的重要因素。長期觀察社區營造發展的曾旭正認為，台灣的社區運動在1980年代即已遍地萌芽，社區文史工作的發展更在此之前；「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注入了更多資源，也鼓勵了更多文史工作者加入行列。但是值得強調的是，「文史工作」並不能等同於「社區總體營造」。
曾旭正把台灣的社區運動分為「被『社區危機』所催促的社區運動」，以及「因為對『品質不滿』所蘊釀出來的社區運動」。其中社區危機又分為「認同危機」與「生存危機」兩類，而文史工作則是「認同」危機所促生的一種社區運動。在社區總體營造的「人、文、地、景、產」五大範疇中，文史工作屬於「文」的範疇，主要作用在於建構和強化社區認同，因此往往具有「啟動扳機」的作用，成為社區營造的起點。曾旭正也將文史工作者和社區的關係分成二類，一類是「以社區為研究對象的文史工作者」，另一類「有機的」文史工作者利用鄉土文史素材進行動員，進而轉化到社區營造的範圍，稱為「以社區營造為目標的文史工作者」。針對以上的第二類，他稱為是「文史工作的社區化」。

陸、社區的想像—以文史重建地方認同
法國人類學家巴特（Fredrik Barth）認為，「文化」是一個族群所共享的「結果」，而不是形成族群的「原因」；族群是一種可以有效運作的社會組織，而族群的存在並不是用文化特徵來決定，而是在族群的互動之中，透過成員主觀的「我們／他們」區分而形成。在區分過程中形成一條「族群邊界」（ethnic boundary)，這條邊界才是族群得以維持的因素。巴特的理論認為，族群是「相對」的存在，因為有了互動、才有了分別。但巴特的理論也受到挑戰，例如美國社會學家約翰．雷克斯 (John Rex)就認為巴特把事情簡化了；成員本身的認同固然是構成群體一分子的重要依據，但雷克斯指出，巴特忽略了「（群體中）其他人對這個成員」的認同。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認為，「社區」（或共同體，community）可以靠著認同來建構。人類的「共同體」，即使大到如民族層級，仍是透過文化認同所建立的「想像的共同體」。安德森認為造成近代民族主義「想像」的主要因素，是資本主義、印刷術和多元的語言等。在政治學領域中，學者對於像民族主義這樣的集體認同提出過不同的產生模型，例如「原生論」、「結構論」、「建構論」；而安德森的理念則強調，集體的認同都是想像的結果：「它（民族）是想像的，即使是最小的民族成員，也不可能認識他們大多數的同胞，和他們相遇，或是甚至聽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識，卻活在每一位成員的心中……事實上，所有比原始村落更大（或許連這種村落也包含在內）的一切共同體，都是想像的。區別不同共同體的基礎，並非他們的虛假／真實性，而是他們被想像的方式。」
失去了傳統聚落單元的明確地理空間界線、完整的宗族結構、祭祀信仰關係之後，在現代社會中只能以「共同體」觀念重新建構「社區」。地理界限當然有助於「社區」想像，但是「認同」的建立，因此成為現代社區得以形成的基礎。建立新的認同，意味著對支配性意識型態的重組，必然會是一個對抗或改變舊有意識型態的過程。泰爾朋(Göran Therborn)舉出三種改變集體意識型態的可能動員：
1.在過去、已存在的東西、過去的經驗、價值、象徵等基礎上，可以動員。
2.意識型態的動員可以在另一種展現的現實基礎上產生，或可稱為「拿榜樣動員」；例如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中國和古巴的革命，都對世界產生漣漪般的影響。
3.動員未來反對現在。例如，把未來當做是一種正義社會的目標，當作是眼前鬥爭最後勝利或者拯救目前痛苦的保證，或者當作一種近在眼前神秘的樂園。但是在真正劇烈的社會政治動員中，未來主要採取迫在眉睫的威脅的形式；以未來為訴求動員，可以稱為「拿預期的恐懼動員」。（Therborn，1990:121）
Therborn的動員邏輯，提供以時間為參考座標的方析方式。動員的基礎，可以是存在於「過去」的事實或經驗，或是對「現在」不滿的改革動機，或是對於未來的期望或恐懼；這三種邏輯並不是全然獨立，其中可以互相混合並用。同樣採用「時間」為參考座標，江宜樺分析「認同」內涵：「同一、等同」；「確認、歸屬」；「贊成、同意」三種意義，同樣可以轉移在座標上的「過去」、「現在」、「未來」象限內。基於族群既成事實的「同一性基礎」認同，不論是歷史傳說、血統、風俗、宗教或客觀事實如血統、膚色等的相同，都是源起於過去的淵源，經過長時間沈澱或演化的結果，在認同的座標上落在「過去」的區間內。「現在」的認同，可以是過去式的認同的延續，或對當下處境和危機所採取的態度和立場，包括對於體制、利益衝突等的同意。而「未來」的認同，則是對於尚未實現的計畫、方向的支持與付諸實踐的承諾。但是，過去式的認同不一定能夠延續到現在；現在式的認同往往可以突破或改變過去的認同，甚至以「推翻過去的認同」做為新的認同計畫，但是對於國家、民族甚至社區，放眼未來都比純粹回顧過去更為重要。
安德森2001年訪台演講「有一個民族的存在是好的」，即以時間和認同的關係闡述民族主義的優點。他認為「民族主義是很奇怪的東西，它不僅和當下的人有關，同時也跟死去的人有關，與還沒有出生的人也有關係。」而民族主義和政治、宗教不同，因為政治上的意識型態或是如孔子思想、基督教、天主教，並不管後世的人如何；而民族主義最關心的就是後型態或是如孔子思想、基督教、天主教，並不管後世的人如何；而民族主義最關心的就是後代。法國思想家雷南(Joseph Ernets Renan)也指出：「有著共同的歷史榮耀，有著共同的現在意志；同心協力去完成某些偉大的事情；共同期望更輝煌偉大的事蹟；這即是造成一個民族國家的基本條件。」。奧德嘉（José Ortega Y Gasset）進一步說明，人的生活不斷被將來的時刻所盤據著；在一個確定的時刻，我們均關心隨此而後的下一個時刻；「回憶過去的事物」對生活而言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它導向未來。「一個國家在時間層次上，若僅僅包含著過去與現在，那麼，任何人都不會關懷它，在遭受到侵犯時，也不有人去捍衛它。……每一個國家都朝向著將來的方向投射，不論是想像的，或是真實的。……在捍衛自己的國家時，我們在捍衛將來，而不是過去。」國家除了擁有一個共同的歷史傳統，也必須創造一個共同的未來，而在創造它之前，國家必須先夢想它、渴求它、計畫它。換一個時下流行的用語，就是在國家定出一個未來的藍圖（計畫）之前，必須先有一個動人的「願景」。
在「社區總體營造」的論述中發現，雖然這是一個以「社區」為對象的計畫，卻包含了奧德嘉對於國家應該以未來凝聚向心力、完成一個共同體建構過程的期許。事實上，台灣「社區總體營造」的特殊性，就在於它是一個「願景」的打造過程；甚至連「願景」這個名詞，都是在社區總體營造風潮之後才開始流行。黃麗玲認為，社區總體營造讓「一群人經由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打造共同遠景」的可能出現。
完整的「社區總體營造」案例，就是一個社區共同體的塑造過程；它必然包含幾個步驟：尋找社區共同的歷史記憶、或是最具社區特色的資源，讓民眾重新認識、了解這些內涵（建立對過去的認同）。從過去的認同進一步衍生，開始對眼前的問題尋求共識，可能是要辦文藝季活動、或是解決如產業發展停滯、環保危機等生存困境；甚至如日本社區經常使用的方式，居民共同制定「社區憲章」，則是在建立對於現在、甚至可以向未來期許的認同。「社區總體營造」必然要有對未來的願景，把民眾凝聚起來的力量導向某一個方向，這個共同的願景也正是對於未來的認同。
在實務上，建立過去、現在、未來的三個認同標的中，對於未來的認同建立最為困難。對於過去的認同，可以訴諸既有的事實或是透過共同記憶的喚起，牽繫起感性的力量，例如前省政府文化處的「大家來寫村史」計畫，就是一個重要的實驗過程。對目前狀況或行動的認同，有的時候可以透過政府的力量誘導，例如文建會過去推動「社區總體營造」時的所使用的公共環境美化、公共藝術或是文藝季活動等計畫，甚至社區面臨共同的危機，也會因為眼前的利害造成民眾參與動員在某個共同的目標之下；但是這些過程，要轉化成為對於未來的認同計畫，必須透過社區學習機制。
可以說，「社區總體營造」所期待激發的民眾力量，是透過建立民眾對於文化和政治的認同，在面對未來時發揮的集體動力。但是，如果把每一個人在群體社會中所各自建立的認同，直接認為是這個群體的「集體認同」，就失之過分粗糙。同樣的動員條件，可以激起民眾不同的反應與行為；即使民眾因此產生集體意識，同意將自我定位為群體的成員之一，這也並不等於群眾已經具有集體的認同。「社區總體營造」最重要的內涵，就是必須面對差異，經由集體參與的過程，拉近歧見的距離，產生集體的認同和共識。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全球化」潮流並不是單向發展，它促成了「地方化」的蓬勃，並且強調「學習」在新社會的重要性。此時，「社區總體營造」即可以視為台灣社會對「全球化」的回應，在於該政策重新發掘本土文化內涵並重建其價值、鼓勵民眾透過學習以適應社會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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