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底拾貝: 還原真實的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 | 誠品線上

沙底拾貝: 還原真實的近現代中國知識分子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英國史家托馬斯•卡萊爾曾說：『生於謊言是我們的不幸，死於謊言是我們的恥辱，結束謊言是我們的責任。』沉默就是承認謊言，沉默就是維護謊言，沉默就是製造謊言。或許你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罪行，但是你對謊言保持沉默，你就是謊言製造者的同謀，你就是真實歷史的屠殺者。」－－沈寧本書作者係蔣介石文膽陶希聖的外孫，亦是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沈鈞儒的堂侄。自幼受淵源家學之熏陶，使他得以親聞、親見、親歷許多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名人掌故，無論是家族前輩們的故事，還是世交師友們的故事，皆知之甚詳、如數家珍。作者拒絕隨意刪除或節選歷史，更反對強權意圖消滅歷史記憶的行徑。透過本書，作者回憶了其所認知的于右任、王雲五、沈雁冰、周予同、金仲華、胡風、胡適、馬寅初、陳布雷、陳立夫、陳獨秀、陳麟瑞、曾昭掄、葉企孫、董寅初、趙敏恆、蔡元培、蔣百里、蔣夢麟、豐子愷等數十位知識分子的真實生活經歷。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沈寧沈寧，華裔美國人，是蔣介石文膽陶希聖外孫，沈鈞儒之堂侄。西北大學中文系畢，後赴美留學，艾奧華大學東方文化學碩士、教育學院博士班深造。歷任大學助教、中學教師、小學校長、美國之音新聞主播、美國聯邦空軍軍官學院教官、科羅拉多州雷科伍德市文化委員會委員、世界華文作協科州分會會長與北美華文作協理事等職。閒暇時寫作，小說散文隨筆等常年發表於台港陸美華文報刊，作品曾入選中國小說排行榜，在中國大陸出版多本書籍；在臺灣則曾出版《嗩吶煙塵三部曲》（聯經，2015）、《上海大律師》（秀威，2017）、《麒麟墜》（秀威，2018）。曾獲選中國新移民筆會突出貢獻獎、臺灣知名武俠小說獎與美國紐約五大道文學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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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題解自序第一輯 人物陳布雷的安眠藥固執領袖陳獨秀陳立夫突然襲擊陳麟瑞悲劇人生董寅初拔刀相助金仲華不得善終豐子愷子女冤案胡風本是張先生蔣百里壯志未酬蔣夢麟悲天憫人蔣緯國酷愛聊天特立獨行馬約翰馬寅初的大悲哀萬墨林兩肋插刀文化名人劉尊棋難逃黑運馮亦代文人官僚羅俊楊憲益兄妹翻譯家于右任不忘師恩末代皇帝後半生左翼文化領袖沈雁冰儒將孫定國的結局永生的俞大絪教授第二輯 人物與事件蔡元培與北京大學陳望道與復旦大學杜月笙與高陶事件胡適之與《獨立評論》蔣介石與《中國之命運》譚鑫培與京劇萬耀煌和西安事變郁達夫與安慶學校趙敏恒與上海《新聞報》王雲五和商務印書館第三輯 事件廬山牯嶺茶話會清末少年讀書郎民國初年北大學生五四運動和北京大學悲壯的北伐戰爭中國社會史大論戰香港淪陷天子門生八一五偉大勝利附錄讀陶涵先生新著《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無情並非真豪傑大愛大勇二伯伯我家與周恩來的恩恩怨怨陸鏗先生五年祭與大師談大師代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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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陳布雷的安眠藥】

略知中國現代歷史的人，都曉得陳布雷先生是蔣介石的高參。其實陳布雷先生是先獲文名，而後從政。他幾乎是中國第一代報人中的詨詨者，民國之前已名揚天下。聽母親說：陳布雷先生瘦高體弱，文質彬彬，不苟言笑。

我的舅舅講，抗戰時期在重慶，外祖父和陳布雷先生同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舅舅們到上清寺侍從室找外祖父，曾與陳布雷先生一起吃飯，發現陳布雷先生腸胃很壞，每餐飯只能吃烤焦的麵包。陳先生平時講話很少，卻為人甚為熱心，幫人辦事極嚴肅認真。

外祖父講陳布雷，則稱布雷先生是個老失眠家，每夜就寢必須吃安眠藥三片，然後也才能得到三四個小時睡眠。他的小藥箱裡，裝滿各式各樣的安眠藥，用外祖父的話說，琳琅滿目。外祖父多年寫作為生，自然也失眠，但經過香港逃難，有一陣子可以倒地便睡。到了重慶，進委員長侍從室，主持《中央日報》，每日寫文章，舊病復發，又開始失眠，需安眠藥睡覺。但他失眠，遠沒有布雷先生那麼嚴重，桌子的抽屜裡只放一種安眠藥，需要時吃半片一片，就能夠睡了。每次外祖父自己存的安眠藥吃完了，就跑到布雷先生的小藥箱裡去挑選，領取一些，補充自己的抽屜。

安眠藥不能治癒外祖父的失眠症，他找侍從室周綸醫生看了幾次，服藥打針。周醫生警告外祖父：如果不好好休息一段時間，患上腦貧血，就有致命危險。但抗戰緊張，外祖父哪能休息。實在沒有辦法，他便只好請假一兩天。可是他經常花兩三個鐘頭，從重慶過江回到南岸家裡，還沒睡下，就又有電話打來，或招去《中央日報》，或招去侍從室，最無法推託的是受招去委員長官邸。

有一天外祖父實在頭疼得沒有辦法，晉見委員長的時候，當面直陳自己惡性失眠，輕度腦貧血，請求允許休息一段時間。蔣介石自己身體強壯，從來沒有得過什麼病，更從來沒有失過眠，完全體會不到失眠的痛苦。他對外祖父說：你睡不著覺，休息幾天就好了，我叫他們給你買藥。那個時間，重慶有藥廠，可以造維他命B1，但肝精卻只有進口貨。隔了一日，便有委員長官邸醫務室的護士，每天過江到家裡來，給外祖父注射維他命B1和肝精。

一九四二年，蔣介石看到抗日戰爭已經能夠進入戰略反攻階段，決定親自寫一本書，提升民族尊嚴意識，鼓舞中國軍民士氣，凝聚抗戰勝利意志。他同布雷先生商議，準備將寫作任務交給布雷先生完成。可布雷先生因為長期嚴重失眠，腦力體力均不濟，便推薦外祖父代勞。外祖父明知替天子立傳，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但見布雷先生那種身體情況，也只得接受。那可真是同病象憐，拔刀相助。

不過相比於外祖父較為激進的性格，布雷先生更加謹慎穩重，那是確實的。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決定召開國民大會，實施憲政，籌備時期，國民黨吳鐵城秘書長請外祖父去上海，外祖父外祖母同行，在上海狄斯威路的房子裡住，那是當時我的父母親的家。外祖母做了幾個菜，外祖父請吳秘書長及上海各界的朋友，聚集家裡便餐，商討政治協商會議遺留下來的一些具體問題。此後，那就成了外祖父的日常工作，往來滬寧之間，與各界會商。每有什麼結果，便通過上海市政府機要室，向吳秘書長報告，或者直接報告蔣介石。

七月初外祖父接電報，馬上趕往廬山牯嶺，晉見蔣介石。然後會見布雷先生，陳述他在上海同各界商討籌備國民大會的情況。事情之多，兩個人會面了兩次，談了四個多小時。結果是布雷先生大為驚駭，對外祖父說：原來國民政府要於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的決定，是根據你的報告，你的責任也就太大了。從這番話可以想見，如果換了布雷先生，他就絕對不會像外祖父那麼去做了。而且外祖父彙報過在滬寧的協商工作之後，接到命令，留在廬山辦《中央日報》廬山分版，不必再下山了，不知那與布雷先生對外祖父的關心有沒有關係。

布雷先生跟外祖父同事以前很多年，就已經相識了。早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發生後，外祖父根據英國法律，撰文抨擊英國巡捕在上海槍殺中國工人的非法行為，發表在鄭振鐸先生的《公理報》上，一石擊起千重浪，甚至招致英國領事對商務印書館提出訴訟，當時外祖父在商務做編輯。因此外祖父一夜之間，成為上海名人。上海學術界十個人聯署發表宣言，抗議南京路殘案，外祖父乃其中一人。上海《商報》立刻發表社論，對那一宣言發出聲援。這個社論，是布雷先生的親筆。

北伐戰爭之後，在上海南京兩地，外祖父和陳布雷二人，同時從事教育工作。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上海復旦大學校慶，外祖父和布雷先生同時應邀出席。布雷先生講話只幾句，外祖父講了一個多鐘頭，到吃飯還停不下來，此事給布雷先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後來外祖父在南京中央大學做教授，布雷先生在國民政府教育部做政務次長。外祖父寫文章犯忌，上海警察局出動搜查新生命書局，密報外祖父言論違紀。外祖父聞訊，寫信給中大校長朱家驊先生，辭職謝罪。朱校長便去找布雷先生和中宣部長劉盧隱先生疏通。劉先生說他不認識陶希聖，布雷先生說：我在上海復旦大學遇見這個人，他的毛病是鋒芒太露。此次風波，最後是中組部長陳果夫先生給外祖父寫信，教訓一頓，算做解決。

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香港。當時外祖父一家都居住香港，僅母親一人在昆明就讀西南聯大，兩個月完全得不到家人消息，焦急萬端。因為高陶事件，日軍對外祖父恨之入骨，曾幾次派特務到香港，企圖謀殺外祖父及家人，均因杜月笙先生的嚴密保護而未得手。現在日軍佔領香港，他們馬上開始大規模搜捕外祖父，各地報紙經常發消息：日軍在某菜園捉到陶希聖；日軍將陶希聖剝皮抽筋；等等。母親在昆明經常讀到這些標題，不知真偽，驚恐萬分，日日以淚洗面。

忽然一天，西南聯大校長蔣夢麟先生把母親叫到自己的辦公室，說是重慶陳布雷先生給他發來一封電報，請他轉給學生陶琴薰，通知母親，外祖父已經逃離香港，回到國土，正在往重慶的路上，叫母親不要太心焦了。同時母親接到外祖父從廣東韶關寄來的匯款，證實了他的安全。母親後來對我說，她原來在家裡聽外祖父講過陳布雷那個人，並無印象，接到這封電報，使她感到布雷先生的親切，她曾馬上寫過一封信，感謝布雷先生，並且詢問外祖母及弟弟們的消息，那信也是請蔣夢麟校長轉寄重慶的。

母親轉學到重慶後，才知道布雷先生給蔣夢麟校長的那封電報，並非外祖父囑託他發的，而是他接獲外祖父安全逃到內地之後，了解到母親的心情，自己主動發給蔣夢麟校長的，足見布雷先生感情之細膩。為此母親在重慶期間，曾專門當面向布雷先生道過幾次謝。

事實是，外祖父化妝從香港逃出日軍魔掌，到達廣東脫險之後，做的頭一件事，是找到一家郵局，給重慶布雷先生發個電報，然後給西南聯大的母親匯了一筆款。

外祖父輾轉回到重慶，因外祖母一家還在桂林逗留，他獨自一人便先借住重慶上清寺美專校街一號，布雷先生公館的另一小院內小樓之上。從此外祖父與布雷先生一起在委員長侍從室任職，布雷先生是外祖父的頂頭上司。後來外祖母一家也到了重慶，母親也從昆明西南聯大轉學到重慶中央大學，全家團聚。那時期內，母親和舅舅們常有機會見到布雷先生，還在一起吃飯和跑空襲警報。戰後父母結婚，也是布雷先生的弟弟《申報》社長陳訓悆先生做母親的介紹人。布雷先生去世後，其職便由外祖父接任。

作為朋友，布雷先生對外祖父相當地了解，知道他寫文章用語有時比較激烈。作為上級，布雷先生也對外祖父相當地保護，化解他因文字而惹起的麻煩。一九四七年初，外祖父看到國共已無和談可能，戰爭勢在必然，便連續在《中央日報》上發表社論，籲請各界睜開眼睛，保持清醒。他甚至用了東晉時期的淝水之戰的故事，預言國共難免在淮河流域再打一場新淝水之戰，決定國家存亡。

這篇社論被當時在南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邵立子和雷震先生看到，便找到布雷先生告狀，說那都是反共言論，妨礙政治協商和軍事調處，已經引起中共代表周恩來的抗議。然後邵力子又對布雷先生說：雷儆寰認定，《中央日報》現在是CC系辦的了。布雷先生聽了大怒，立刻派人找來雷震，痛加申斥。當時雷震任政治協商會議副秘書長，負責協商各民主黨派意見，比較接近共產黨。

斥責過邵立子和雷震之後，布雷先生找到外祖父，轉告了兩位左翼民主人士的意見，外祖父堅持說：新淝水之戰就在眼前，我們不能不大聲疾呼，警告國人。後來的事實，不幸被外祖父言中，不到兩年，就發生淮海大戰，就是當年發生淝水之戰的故地。

布雷先生是浙江人，與我的父親同鄉。布雷先生的兩位女公子陳琇和陳璉，與我父親在杭州師範同學。後來父親自上海暨南大學轉到重慶中央大學，又跟陳璉同學兩年。因為夫人生育陳璉而逝，布雷先生十分悲痛，從此未續娶，並把陳璉小名叫做漣漣，以示如淚，足見其感情之深之重。

在杭州師範讀書時，父親是跟陳琇同班，但他同陳琇的妹妹陳璉卻有過一段初戀。後來雖然兩人就讀不同學校，卻似乎仍然在心裡保持著感情。據說陳璉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時，她的箱底一直存著父親寫給她的信。直到後來陳璉接觸到中共學生領袖袁永熙，而後做了袁永熙的戀人，才斷絕了同父親的繼續來往。

我的母親先是昆明西南聯大的學生，那時陳璉也在西南聯大讀書，兩人同學，也是朋友。後來她們又先後轉入重慶中央大學，繼續同學。也是這時，我的父親也轉到中央大學，但此時他與陳璉已經是兩條鐵軌上跑的火車，永遠也走不到一起了。

因為兩個父親同一辦公室，身世相近，兩個女兒自然也來往密切。每逢周末，母親總迫不及待從沙坪壩趕到重慶，到上清寺委員長侍從室找外祖父，幾次相約，陳璉從不同行，似乎與其父布雷先生不大和睦。此事讓母親覺得很奇怪，她當時並不知道，陳璉那時已由袁永熙發展為中共黨員，要跟她的父親劃清階級界限。不過我想，布雷先生那麼智慧的人，一定早已覺出女兒的政治背叛，只是愛女之情篤篤，不肯點破而已。

人性遭到政治的侵蝕，便一定釀造悲劇。雖然陳璉極力躲避父親布雷先生，但中共卻要盡可能地利用她這層父女關係，從事政治軍事等等活動。抗戰勝利之後，陳璉大學畢業，到北平教書，然後與袁永熙結婚，在北平舉行盛大婚禮，利用布雷先生的地位，聯絡大批國民黨政要，開展地下工作。

很快事發，陳璉和袁永熙夫婦被國民政府逮捕，轉移到南京監獄關押。儘管政治立場不同，畢竟父女情深，布雷先生徵得蔣介石許可，親自出面，將女兒保釋出獄。之後陳璉曾回老家慈溪，隱居一段時間。袁永熙出獄後，中共安排他在南京臥底，於是陳璉又回到南京，利用陳布雷的關係，夫婦兩人繼續從事地下工作。父親告訴我，期間陳璉多次開動陳布雷的座駕，為中共輸送機密情報，因為是陳布雷的車子，軍警不敢阻擋。布雷先生自殺之後，陳璉失去利用價值了，陳璉夫婦便被許可離開南京，轉移蘇北中共根據地。

父親回憶，陳璉被捕，他和母親都聽說了，十分吃驚。這個時候，父親才終於明白，當初陳璉為什麼跟他斷了戀情，而母親也才知道陳璉居然是共產黨。北伐戰爭的時候，母親六歲，見識過湖北農民運動殺人放火的兇殘，也有過農會到家裡來逮捕外祖父的親身經歷，知道革命的味道。父親和母親都無論如何不能相信，溫文爾雅的陳璉竟然會是青面獠牙的共黨。對於母親而言，陳璉還是陳璉。所以陳璉途徑上海的時候，母親仍舊招待她在狄斯威路自己家裡，小住幾日。但是從陳璉離開之後，兩人就再也沒有見過一次面。

時局驟轉，國民政府兵敗如山倒，外祖父跟著南撤臺灣，中共隨即建政。陳璉進了北京城，任團中央少兒部長，其夫袁永熙做了清華大學黨務書記，都是中共高官。也是這時候，父親才澈底明白，當初在重慶中央大學，為什麼陳璉同他堅決地斷絕了往來。因為她是共產黨員，她的上級就是她的丈夫。

一九五三年，父親被中央政府從上海調入北京，參與籌建外文出版社。為了表示對他的重視，社裡發給他一張觀禮票。十一那天，他到天安門觀禮臺，觀賞閱兵和遊行。也是命運捉弄人，在同一個觀禮臺上，父親與陳璉意外相遇。父親說，剛一見面，陳璉十分興奮，但是瞬間即逝，冷淡下來。他們兩人，一個是中共的高官，一個是被「控制使用」的舊知識分子，地位的懸殊已如天壤。兩個人簡單地寒暄幾句，父親事後還感嘆，當時就看得出來，陳璉是迫於一種無形的巨大壓力，努力拉開同過去和家庭的距離。

因為父親母親都同陳璉是好朋友，都對陳璉表示巨大的好感和同情，所以我很願意相信父親和母親的感覺，願意相信陳璉確是個好人，是個不幸被無情的政治鬥爭所利用了的善良青年。後來母親也隨著父親，從上海搬到首都，可作為國民黨大戰犯之女，始終不敢同陳璉聯絡。雖見不到，母親仍是一直很關心陳璉的情況。特別是母親在《人民日報》上讀到一篇陳璉的講話，並且因此受到鼓舞，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從而獲得特殊照顧，能夠在最黑暗的年代，保持同臺灣外祖父的通信聯繫。僅從此一點，我也必須對陳璉女士表示謝意。

那是一九五六年二月六日，北京召開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大會，陳璉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在一次大會上發表講話。講話之後，周恩來頭一個站起來鼓掌，於是受到中央關注，並在幾天後全文刊在《人民日報》上。陳璉的講話是這樣的：



我想以自己的經驗，對於知識青年，特別是社會主義敵對陣營裡的兒女們的進步問題，說一些意見。也許在座的有的同志知道，我是陳布雷的女兒。十幾年前，我也是一個懷抱著熱情和苦悶的青年學生，為了尋求抗日救亡的途徑，我找到了共產黨。黨把我引導到革命的道路上來，使我不但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前途，也看到了社會解放的前途，我的苦悶消失了。我聽黨的話，工作著，學習著，前進著，我感到無比的溫暖和幸福。十幾年來，由於黨的教育，我獲得了一定的進步，我現在是青年團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並擔任著青年團中央少年兒童部的副部長。

從我自己走過的道路，我深深地感覺到：正是因為黨是以國家和人民利益為依據的，因此，它對於一切有愛國熱情的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是歡迎和愛護的。可是我聽說，目前還有一些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煩惱，說什麼恨只恨閻王爺把我投錯了胎，我認為這是完全不必要的。假如說在解放以前，一個出身剝削階級和反動家庭的青年還比較不容易認清黨的話，那麼在今天，黨就像太陽一樣，普照著大地，撫育著我們每一個人。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出身之地，但是，我們完全能夠選擇自己要走的路，只要我們認對了方向，而且肯於努力，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都是有寬廣的道路和遠大的前途的。



話雖然說得好聽，掌雖然鼓得響亮，現實卻終究沒有這般美麗。

儘管陳璉和袁永熙夫婦，曾為中共建政出生入死，甚至背棄自己的親生父親，他們最終還是遭到中共內部的打擊和清洗。一九五七年袁永熙被劃為右派，撤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之職，鋃鐺入獄。陳璉因此離婚，我的母親聽說後，曾經極度難過，不肯相信。她知道陳璉很愛袁永熙，兩人從在西南聯大做學生時期開始，數十年生死與共，不可能一夜之間形同路人，他們的離婚，必是殘酷政治壓迫的結果。

後來陳璉調出北京，回到上海，消息越來越少。文革初期我借大串連之便，回上海訪故居。臨行前，母親特別囑咐我，設法打聽一下陳璉的消息。我在上海，曾到華東局去看過大字報，可惜沒有什麼收穫。後來從小道消息聽說，陳璉在上海屢遭批鬥，不堪屈辱，同其父布雷先生一樣，自殺絕世。

母親獲知那噩耗之後，許多天默默無語，神若有失，不可終日。我想母親一定想到她們各自的父親，她們兩人的同學生活，她們遭到政治污染的友情，她們共同的不幸。

那時父親自己關在牛棚裡，連這個消息也傳不進去，倒免了他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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