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頭的共同體: 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裡的國家與族群 | 誠品線上

街頭的共同體: 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裡的國家與族群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淨選盟大集會是馬來西亞公民運動史上一次最值得紀念的嘗試，也是最應該警惕的經驗。警惕在於由它衍生的種種限制，而值得紀念的是，它將街頭點化成一張桌子，一張可供不同族群、性別、階級進行互動、對話和行動的桌子。」 殖民時代以來，馬來西亞不同族群就時常處在不平等的關係之中，而獨立以後，馬來西亞政府也常以種族政治作為施政手段，進一步激化族群之間的矛盾關係。種族典範的政治意識形態已經全面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中。面對這樣的處境，馬來西亞卻難以產生一個跨族協商的公共領域，使各族難以針對公共議題進行交流、互動。直到二〇〇〇年以後，馬來西亞才頻繁地出現以多元族群參與者為主的社會運動，在國家機器之外，創造了一個跨族交流、批判公共議題的空間。其中，「淨選盟大集會」是諸多跨族群社會運動中動員最廣泛、歷時最長的一個例子。本書以淨選盟大集會作為個案，探討社會運動如何為馬來西亞各個族群形塑一個跨族協商的場域，並討論各族參與者如何在其中產生新的身分認同，從而建立跨越族群的公共性，以此挑戰官方的種族政治意識形態。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候選人及兼任講師。研究興趣為族群關係、社會運動、公民社會與文化研究。碩士論文《尋找「跨族公共領域」: 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中的族群關係》曾獲二〇一九年台灣社會學會年度碩士論文獎、二〇二〇年台灣東南亞學會碩士論文獎（第二名），以及二〇二一年國立政治大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獎。研究論文曾刊於《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及《東亞研究》，其他作品散見於《關鍵評論》、《轉角國際》等媒體平台。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一）劃界與跨界：族群政治、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 馬藹萱（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9推薦序（二）街頭浪漫聚結的局內現實盤算╱ 黃進發（馬來西亞雙威大學政治學教授）14推薦序（三）社會運動所打造出來的團結╱ 何明修（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27推薦序（四）以學術作為方法：馬來西亞文藝青年的社會實踐╱ 林韋地（台灣季風帶文化創辦人）32自序 街頭點化的一張桌子╱ 馮垂華 37導讀 馬來西亞族群政治的前世今生╱ 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43第一章 背景與提問：淨選盟大集會作為跨族公共領域 57第二章 知識圖譜：族群政治、公共領域及社會運動 69第一節 種族、族群及民族的基本概念 70第二節 馬來西亞「種族典範」的建構 76第三節 「種族典範」的挑戰：其他異例與日常生活的認同重構 86第四節 公共領域之發展及馬來西亞例子 95第五節 社會運動作為一種公共領域 103第六節 小結 109第三章 馬來西亞多元族群的都市生活及其限制 113第一節 刻板印象與族群互動 115第二節 吉隆坡城市空間的族群分化：從葉亞來時期到獨立建國 132第三節 多元雜糅的城市：當代城市空間裡的族群相遇與邊界 146第四節 從相遇的空間到「跨族」公共領域 165第四章 社會運動作為跨族公共性生成的場域 179第一節 跨族群網絡的形成：淨選盟背景與動員 184第一項 淨選盟大集會的背景 184第二項 歷次淨選盟大集會的族群結構及動員策略 188第二節 從族群空間到跨族空間：跨族公共領域的形成 195第一項 選擇空間：從族群空間前進「獨立、自由」的廣場 195第二項 空間布置：抗爭空間裡族群多元的元素 214第三節 大集會裡的話語與構框：從王權到公民以及跨族群群體的認同 222第四節 大集會裡的族群互動與協作 238第五章 脫下黃衣服以後：跨族團結的影響與限制 251第一節 社會運動後消逝的跨族公共性 254第二節 種族政治的回襲 262第六章 結論 275第一節 殖民時代的種族知識：國家與族群關係 277第二節 國家的空間治理：城市族群空間的界定及建構 279第三節 從日常相遇到跨族公共領域：開放空間裡族群互動的限制 280第四節 社會運動作為跨族公共領域：「淨選盟大集會」貢獻與限制 282第五節 回歸日常：族群身分及社會關係的流動與固著 285補記 大疫時代中馬來西亞的抗爭行動 289一、 背景與問題 290二、 疫時代中白旗與黑旗鬥爭運動的發起 295第一項 民間自助的開始：「白旗運動」的事件背景 295第二項 站出來鬥爭（keluar dan lawan）：黑旗鬥爭運動的事件背景 298三、 不安全感蔓延，大疫時代如何動員民眾參與抗爭？ 300第一項 從網路到家戶：白旗運動的動員策略 300第二項 面對不安全感：黑旗鬥爭運動的動員策略 303四、抗爭行動的文化構框：政府無能與人民權益 307第一項 白旗運動的去政治化、能動性、貧窮顯影，以及再政治化 308第二項 獨立廣場外的一天：黑旗鬥爭運動的文化構框及抗爭劇碼 315五、疫情時代公民社會的可能 322新跋 族群爭議的未完待續 327附錄 研究對象及研究方法 333參考書目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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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劃界與跨界：
族群政治、社會運動與公民社會
馬藹萱（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我自二〇〇九年起認識垂華，至今已有十五年的時間。從大學時代的課堂、碩士階段的論文指導，到教學與研究上長期與密切的合作關係，垂華算是至今與我結緣最深的學生。當年他帶著想更理解馬來西亞社會的研究興趣，來到台灣就讀政大社會學系。畢業返馬兩年後，他懷著對母國與自身發展更多的期許，再回到台灣就讀政大社會學系碩士班，並以他的母國為田野，在他的論文研究中探討馬來西亞社會運動對既有族群關係與公民社會發展的影響，也為他自身對馬來西亞社會長期觀察所產生的疑問尋找解答。
身分的差異化形塑及公共對談的可能性，是垂華進入社會學領域以來的核心關懷。這本以他碩士論文出版的專書，探討的是在以族群政治為治理基調甚至劃分人們生活空間與社會網絡的馬來西亞，社會運動能否及如何創造出不同族群進行跨族溝通、協商與合作的公共領域。在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統治策略下，馬來西亞三大族群——馬來人、華人與印裔淡米爾人分別集中於不同的產業與職業，分布在不同的地理區域，也處於不同的社會階層。如同許多其他前殖民地在獨立建國後努力改變前殖民政府所建立的社會資源分配結構，馬來西亞政府於二戰後獨立建國之初，即以憲法為基礎建立了「馬來人優先」的社會資源與機會分配原則。相對於印裔淡米爾人在人數與資源上的弱勢，華人過去在英殖民時代時不僅具有相對經濟優勢，作為第二大族群在人口上也僅略低於馬來人。「馬來人優先」的政策不僅使華人與印裔淡米爾人在新的遊戲規則中處於資源與機會分配的弱勢，華人更是首當其衝，常成為這個新興民族國家政黨權力競爭中操弄族群矛盾下的犧牲者。垂華在本書的前三章中對馬來西亞複雜的族群關係所作的現況描述及歷史脈絡說明，以及第二章中對於族群、種族、民族、種族典範、公共領域與社會運動等在分析中使用的理論概念所作的介紹與相關文獻的彙整檢閱，為讀者提供了重要且充分的背景知識，也為接下來對馬來西亞跨族群社會運動發展的討論建立了必要的鋪陳。
本書首先以史料及田野資料為據，探究過去殖民政府與現代馬來西亞政府為何及如何形塑馬來西亞各族群的社會位階與族群化的公共空間，並進一步影響及反映日常中的族群關係與互動經驗。接著再轉向對馬來西亞自一九九八年「烈火莫熄」後的民主化運動發展的討論，並聚焦於其中歷時最久、參與人數最多、橫跨十年（二〇〇七至二〇一六），由「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簡稱淨選盟）動員的五場「淨選盟大集會」，分析社會運動如何成為馬來西亞多元族群交流與凝聚的場域，以及社會運動能否有效建立跨族群公共領域及創造跨族團結的公民意識。他在田野採集的資料相當豐富，除了對於田野場域（吉隆坡）的人、事件、行動、空間等以及這些面向彼此的關係進行細緻的觀察與記錄之外，也對自身作為「局內人」——不論是作為馬來西亞華人或是社運參與者——的研究者身分時時進行反思性的記錄。他盡力找尋合適的受訪者接受訪談，不論是參與社運的各族群人士、社運核心成員、集會遊行行經路徑的商家等，都成了他的訪談對象。他為求好心切，甚至曾嘗試在進行田野工作時接觸反對淨選盟的右翼團體而遭受威脅。這些田野資料為本書的分析內容提供了養分和溫度。他在努力耕耘田野並埋首於研究資料分析歸納下，在書中呈現結實累累的研究成果。垂華透過流暢的文筆與細緻的剖析，檢視淨選盟大集會在十年間的族群結構、動員策略與抗爭劇碼；闡述社會運動在抗爭過程中，如何透過不同族群身分的參與者在大規模的聚集與移動下，進入、穿越並重構了原本族群化的空間；並討論在此長期的社會運動中人們的族群關係與意識如何產生轉化，在社會運動的情境與集會的空間中建立跨族群的合作互助並強化「命運共同體」的國族意識。不過，故事不僅止於此。他更進一步地挑戰「淨選盟因此促成跨族團結」的迷思：社會運動的參與單位往往是族群同質性高的小團體，這些小團體間在社會運動中其實並未產生深刻的跨族群交流。社會運動建構跨族群公共領域的侷限，是因為社會運動雖然提供了「跨族團結」的條件與需求，但其所產生的跨族公民意識其實是高度情境依賴及暫時性的。當運動消退、人們回歸日常生活時，被國家機器及社會制度所建構的族群位階與關係以及族群語言文化的差異，仍然明顯地支配並區隔著人們的身分歸屬與社會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垂華在碩士畢業幾個月後，爆發了全球Covid -19的疫情並持續超過三年。他在此書中的補記〈大疫時代中馬來西亞的抗爭行動〉中，探討了馬來西亞人民於疫情期間在政府防疫失能下所興起的「白旗運動」及「黑旗鬥爭運動」等系列抗爭行動，分析組織抗爭的公民團體於大疫時代如何在防疫的種種管控措施（自由移動的限制、社交距離）與民眾害怕染疫的高度焦慮下，進行有效的動員與抗爭。這份補記有助於我們理解Covid -19疫情如何影響社會運動的運作，以及社會運動的組織者及參與者如何在防疫政策對社會大規模集會與自由移動做出的重重限制及民眾對於社會接觸的疑慮恐懼下，發展出彈性多元的動員模式與抗爭劇碼。
毋庸置疑地，這本書對於馬來西亞社會運動及民主化發展提供了深層的理解，但它的重要性不僅於此。本書在族群政治、社會運動、公民社會等領域的理論與實證面向上均具有突破性的學術貢獻。此外，它也對於我們探討社會運動在一個多元而分化（甚至分裂）的社會中，能否及如何跨越不同群體間的界線，從下而上地衝撞國家機器透過制度所固化的群際藩籬，以促進「想像共同體」的建立與公民社會的發展時，提供了重要的參考。本書原作《尋找「跨族公共領域」：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中的族群關係》曾連續獲得三項論文獎：二〇一九年台灣社會學會年度碩士論文獎、二〇二〇年台灣東南亞學會碩士論文獎（第二名）及一一〇學年度（二〇二一年）國立政治大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獎。這些獎項是對他論文傑出表現與貢獻之重要肯定。作為他的論文指導老師，我與有榮焉，並在此向讀者高度推薦！



街頭浪漫聚結的局內現實盤算
黃進發（馬來西亞雙威大學政治學教授）
淨選盟的影響與韌性，已經成為許多英文學術著述的題材，但是，類似的中文學術著述似乎不多。馮垂華從社會學角度探討淨選盟大集會如何把街頭變成跨族公共領域的碩士論文，提供了嶄新的視角。他參與了第四及第五場淨選盟大集會，還細讀吉隆坡的老地圖，再沿著淨選盟大集會遊行路線踏入SOGO百貨公司、瑪拉大廈、十五碑這些「非華人」公共空間，感受到「自己是個外人」，以探索淨選盟如何打破這些空間的族群邊界（本書第三章），進而探討淨選盟大集會的侷限，還加上論文時間範圍（二〇〇七至二〇一六）外疫情時代的補記。論文能夠出版成書，誠能增進國人及國際友人對淨選盟與馬來西亞民主化、族群關係的理解，可喜可賀！
忝為淨選盟二〇〇六年杪創盟以來決策核心的一員，我希望為本書讀者補充一下一些局內人的觀察與反思。當然，這只是我一己之見，無法避免盲點與偏執，更不能代表淨選盟或其他成員。我看過一些對淨選盟的書寫，浪漫而至失真，恐怕不利當代國人乃至後人、外人真實地理解這個公民社會組織／政治運動乃至當代馬來西亞民主化的結構性脈絡、個人動能的選擇與限制。我上一次把對淨選盟的反思整理成文，是在二〇一六年第五場淨選盟大集會之後，前有十二月初發表在《當今大馬》的〈再思淨選盟集會〉上下兩篇，後有年末發表在《端傳媒》、然後收入《共業：我們能否擺脫被巫統統治的宿命？》（大將出版社，2018）書中、本書裡有提到的〈淨選盟：十年的感動與挫敗〉。感謝垂華兄的大作讓我在六年半後再作更抽離的反思，並不嫌本文冗長。
經過了兩屆大選、四次政黨輪替，集會現在甚至不再是淨選盟的招牌活動。淨選盟在變天後矢志推動深化多黨民主、誘導朝野正面競爭所需的各種體制改革；在喜來登政變與Covid-19爆發後，工作重點放在體制研究、遊說政黨與議員、通過媒體主流化議題、巡迴座談，公眾參與所需要的文化資本更高，淨選盟就似乎回到了Weiss所觀察到之前議題性公民社會團體的侷限：因為參與者需要對課題有一定程度的理解，文化資本成了門檻（本書第一章第四節）。而過去淨選盟集會為了因應國家強勢打壓而產生的「標準作業流程」（SOP）與既定議程，乃至其組織的科層結構，已經被批評為「封閉性」、「同溫層」（本書第五章）；後喜來登的淨選盟，想必讓許多只能夠或有興趣參與集會的支持者感覺更加疏遠。
這回到「淨選盟為何存在」以及「集會是不是其存在重心」的兩個核心問題。它存在到底應該是為了推動其選舉改革乃至更廣泛的體制改革，以打造公平的政治博弈規則；還是為了動員群眾以改變博弈的結果與輸贏家？兩者當然不是互相排他的——沒有兩者結合，淨選盟不可能變成波瀾萬丈的群眾運動。然而，兩者的權衡（trade -off）關係也是不可否認的，關鍵之一就在於——如垂華兄指出的——參與這運動的文化資本會成為門檻。另一個關鍵就是大部分淨選盟支持者的反國陣、二〇一五年後親希盟的政治定向，使很多人僅僅視之為推動民主轉型（democratic transition）、政權輪替的工具而已，而無心理準備接受它在變天後變成強化民主鞏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無黨派民間建制（見本文下節）。當然，民間力量如何能在多黨博弈中同時保持獨立與號召力，推動本身議程，本就是艱鉅的挑戰。
對淨選盟應該有怎樣的期待，也似乎牽涉到社會運動的定義，如果我們要定性它為社會運動。按照Charles Tilly的定義，社會運動有三個要素：第一，有組織、持續性的公共努力，對當局者提出集體訴求；第二，有一套特定的「抗爭劇碼」（repertoire of contention），譬如公共會議、示威等；第三，參與者公共展現出的價值、一致、規模和承擔（worthiness, unity, numbers, commitment）等特性。不過，也有很多人認為，社會運動的參與必須更有質量，其目標與方法必須由所有或大部分參與者從下而上以審議民主方式產生，甚至以二〇一一年「占領華爾街運動」與二〇一三年四月「香港佔中運動」為理想模式。
淨選盟在變天前肯定符合前者的定義，但是，如果按照後者的標準，它在變天前後都很難形成浩浩蕩蕩的大潮。變天前，開放的決策方式肯定會被國家機關偵察、滲透和破壞，因而無法組織任何大集會。即使在變天後，選舉與其他體制改革的高度技術性，也會限制其發展：要麼它不觸碰細節而留在大原則層面，因而無法推進改革；要麼它致力於公眾教育，讓抗爭或倡議與啟蒙同步，不能走得太快。事實上，如果群眾參與是第一要務，而又同時要保持其政治能量，那麼它的目標就必須轉型成更廣泛的目標，譬如改朝換代、鞏固新政權或者建立更有理想更激進的新在野力量；而其語言就必須黑白分明，把問題癥結簡化，但也必然背離體制改革的初衷。用馬來西亞中文社會在一九八〇年代以降思潮變遷的語言來說，這是「以好人取代壞人」（「人治」）與「以好制度取代壞制度」（近乎「法治」但更廣義）之間的選擇。
十八年後回首，我有三個想法，供同行與關心的朋友乃至後來者參考。
三合一的政治工程
初興的淨選盟是一個政治工程（project），要把三群人結合在一起：反巫統馬來保守派、多元族群鐵桿反對派，以及不滿國陣的中間選民。這三群人都想看到國陣倒台或被削弱，但是，中間選民的意願和承擔最低，也對前兩群人和代表他們的政黨（伊斯蘭黨、行動黨與公正黨）有所保留。這三群人對國家未來的展望大相徑庭，前兩者更南轅北轍；而能夠結合三者的課題，恐怕不出貪汙和威權。由於烈火莫熄的反貪爝火在二〇〇四年已奄奄一息，而二〇〇四年國陣大勝時的選務錯失與不公令人記憶猶新，本來因為伊斯蘭化分裂的在野黨要重新走在一起，選舉改革就成了聚合在野黨的「新」議題。然而，三個在野黨最初在二〇〇五年成立的選舉改革聯合工作委員會（JACER）未能掀起風潮，因此它們在二〇〇六年邀請公民社會組織參與，以爭取不滿國陣但未必響應在野黨號召的中間選民。
我要特別強調這段緣起，因為引領公眾熱情的其實是一種推翻／遏止國陣霸權的不明文共識，不是技術含量很高的選舉改革議題。雖然當年一般人都能理解「幽靈選民」、「軍警選票被操控」、「選區劃分不均」等現象甚至感到憤怒，但社會對更全面的選舉改革並沒有深刻的認識，遑論共識。就連「選區劃分不均」，不同在野黨與支持者的認識及態度就不盡然相同。儘管如此，選舉改革作為淨選盟運動的主張，有兩個重要性：第一，如果成功，它就會增加國陣倒台或被削弱的機會；第二，它提供了無黨派公眾參與政治的正當性，讓非國陣勢力能夠擴大到社會的中間，壓縮國陣的支持。
理解淨選盟始創時的政治基因，我們就能理解以下幾種現象。
第一，淨選盟與在野黨的聲勢互相增強或衰減，就連在二〇一〇年在野黨退出淨選盟領導層後亦然：第一至第三場淨選盟大集會的成功，提振了在野黨在二〇〇八、二〇一三大選的士氣與民心；反過來，二〇一五年伊斯蘭黨與希盟分道揚鑣後，第四場淨選盟大集會就出現馬來參與者過低的現象；其後，希盟與馬哈迪合作的聲勢，則協助了第五場淨選盟大集會跨州縣、跨族群的動員。
第二，希盟執政後，雖然有一些選舉與國會改革，淨選盟的支持反而削弱了，因為希盟的鐵桿支持者失望它沒有轉型成為新政府的側翼為之護航，反而不時批評新政府延續舊政權歧視在野黨、鼓勵跳槽之舉。而在新在野黨中，巫統和馬華公會雖然開始與淨選盟有一些接觸，但並沒有像過去民聯、希盟強力推動選舉或其他體制改革。
第三，杜絕「幽靈選民」、「軍警選票被操控」、「選區劃分不均」（只得到非馬來人與自由派的支持）以外的選舉改革，其實是「小眾議題」，遑論鞏固多黨競爭、公平對待朝野政黨等需要體育家／紳士精神的訴求。反國陣的在野黨支持者乃至中間選民，其實對各種國陣招惹民怨的課題更感興趣，而淨選盟因而在不同程度上結合反貪汙（第四及第五場淨選盟大集會就以反1MDB弊案為主力）、反萊納斯／環保（第三場淨選盟大集會的實質雙主題之一，雖然沒有正式列入訴求當中）甚至反「跨太平洋夥伴協定（CPP）」（二〇一六年初時淨選盟領袖參與其示威）等訴求。如果淨選盟作為一個運動選擇有機地成長，那麼從其支持者結構來看，它很可能演變成一個（或多個）以推倒國陣專政為目的、但未必要建立「程序民主」（procedural democracy）的群眾運動，其主力可能成為希盟的側翼，但也可能出現更激進的分支。
變天後，淨選盟在新主席范平東的領導下有兩個堅持：一、追求多黨民主，不惜流失希盟鐵粉的支持也在必要時批評希盟政府；二、把希盟的核心關懷與業務侷限在選舉、國會、其他國家機構的改革，而不擴大到民生課題，吸納公眾的種種不滿為本身的能量。喜來登政變後，希盟在批評政黨與議員變節之餘，努力推動朝野和解、朝野平等待遇。疫情期間，淨選盟用本身的公信力與網絡，與范平東更早時創立的公民組織「願景工程」（Engage）推動Makan Kongsi計畫，募款讓各地社區夥伴支援弱勢家庭三餐，兩次募款總數近三百萬，但並沒有因此把本身議程擴大到民生政策。
如果一個有龐大影響力的公民社會運動在經濟、民生、環保等重要政策上都有既定的立場，它就近似雛形政黨，也就不可能與各政黨保持友好，或者至少努力成為各黨間的「公正協調人」（honest broker）。堅守這雙重底線，自然讓許多政治觀黑白分明的支持者感覺失望或疏離，但這正是淨選盟追求健全多黨競爭的自覺取捨。
以人數換取安全的集會方程式
作為平衡各方需要以保持其政治能量的策略性行動者，淨選盟的動能與限制——或者說，其領導層與一些自主參與者之間的矛盾——早在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四二八）第三場淨選盟大集會凸顯出來，並在其後兩次集會延續。
因為對二〇一一年七月九日（七〇九）第二場淨選盟大集會的強勢鎮壓造成民意反彈，警察在四二八集會中採取守勢，除了不讓示威者進入獨立廣場，完全沒有滋擾民眾，以致四二八前夕茨廠街路旁食肆滿眼都是黃衫軍，歡樂氣氛如嘉年華。四二八當天下午三點多，淨選盟主席安美嘉在敦霹靂路東南端宣布集會解散時，路西北端、鄰近獨立廣場的人潮卻沒有接收到訊息。當時，獨立廣場前警察布滿鐵欄作為路障以阻擋群眾進入廣場，一群相信有公正黨背景的「自主」參與者堅持進入，最後成功推倒鐵欄。然而，蓄勢待發的警察也就趁機反撲，讓四二八聚會以警民衝突收場。後來，我和（淨選盟當時的實質總務）瑪麗亞陳（Maria Chin）回到現場試圖解散群眾，我自己也遭警察逮捕，並在無抵抗下和其他被捕者被警察列隊群毆。事後，就有言論主張，集會參與者本不應該接受警察畫下的邊界，所以，衝破鐵欄的「自主」舉動不應該被批評。
在民聯解體後、希盟崛起但仍未能如過往伊斯蘭黨般號召馬來人、而巫統以紅衫軍等外圍組織以族群宗教動員反擊的背景下，第四、第五場淨選盟大集會（二〇一五年八月廿九至卅日、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九日）的籌備和執行就更加謹慎，也招致更多限制參與者的批評。本書第五章第一節提到，第五場淨選盟大集會中，孟沙路馬來亞銀行前集會者不滿意「主辦方的抗爭策略過於溫和、草率」，認為「大集會作為抗爭行動不應該被警方規訓」，只是一例。我聽過性少數權利倡議者批評，淨選盟太強調紀律，以紀律自傲，壓縮了非主流群體的表達。第四場淨選盟大集會的規劃與執行，更展示了異質需求的矛盾。為什麼辦一場周六下午二點到周日午夜的三十四小時集會？許多集會者覺得過往兩小時集會模式沒有效益，嘲諷之為「抗爭到底，下午收工」（lawan tetap lawan, lawan sampai petang），第四場淨選盟大集會的回應就是在時間上升級十七倍。比較保守的淨選盟支持者與公眾，當時就批評淨選盟冒進，讓巫統激進派有機會製造另一場五一三暴亂。反過來，以行動黨領袖丘光耀為代表的另一種聲音，則抨擊淨選盟「準時退場」的決定為懦弱，主張它應該見機行事，讓願意抗爭者像香港佔中示威的勇武派無限期繼續，作為施壓納吉下台的手段（當時的考量與辯論，我記錄在發表於《燧火評論》的〈為何淨選盟這般SOP？〉中）。
淨選盟集會作為「街頭上的跨族公共領域」，其實有兩個可能的模式，第一個模式是按照事先寫好的劇本，一部分公諸於世，另一部分深藏不露與國家機關鬥智，一層層擬定，讓僅僅應邀而來的個人沒有太多脫稿行動的空間。第二個模式則是開放、有機式的集會，每個參與者可以自由表達、自主行動，主辦方就是場域安排者。第二個模式，除了二〇一一年小眾的「占領獨立廣場行動」，似乎未有太多範例，就連二〇二一年以政權下台為明確主張的青年「黑旗鬥爭運動」（本書「補記」第四節），也一樣像淨選盟「嚴守規矩」，只是過去批評後者的聲音都有趣地消失了。
淨選盟集會模式，說穿了就是很務實精密的計算：人數越多而能不出格，警察血腥鎮壓的政治代價就越高，因而參與者就越安全；反過來，越安全，就越多公民願意站出來上街去，形成良性循環。相較於警察擺明車馬暴力鎮壓的第四場淨選盟大集會，後來三場集會就多了很多不勇武的公眾。淨選盟集會就是普通公民可以安全回家的政治集會，不是英雄義士捨身赴死改變國家命運的史詩舞台。第一及第二場淨選盟大集會時，堅持「準時退場」，不管形勢如何有利都不占領首都中心，就是要避免重蹈一九六九年在野黨選後慶祝遊行釀成族群暴亂的覆轍。這樣「安全至上」的計算很不浪漫，但淨選盟主事者看到自己與集會參與者的「道德契約」，認為後者的安全是自己的最高責任。第四場淨選盟大集會的三十四個小時節目表都是歡樂平和的劇碼，但我永遠忘不了指揮那一場集會的范平東（時任淨選盟財政）在集會前夕的核心祕密會議中問的一個沉重問題：「如果不幸有傷亡，多少人死亡我們就宣布取消集會？」
（節錄）



社會運動所打造出來的團結
何明修（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社會運動需要號召有志一同的民眾參與，促成他們集體行動的原因往往來自於他們共同的身分，而成功的動員就是讓群眾意識到其共通性，他們的不滿其實來自於相同的源頭，而且協作努力的結果有可能帶來改變。群體的同質性與內部的凝聚力使得運動的動員工作變得更為容易，這也解釋了為何族群內部的動員，無論其形態是反殖民抗爭、少數族群的民權運動、民粹主義的排外主義，是相對容易出現的。相對地，跨族群的議題就比較利用既有的社會分歧進行動員，更多時候，運動主事者需要訴於更為包容的議題，例如民主、正義等，以吸納不同族群的參與。基於這個理由，統治者常見的策略即是分而治之，操弄族群之間的不信任，使其彼此猜忌，無法形成共同的政治行動。
然而，社會運動難道一定只是侷限於既有的族群或其他社會分類的界限內？反對英國橫征暴斂的美國獨立運動之主力是來自於殖民地的愛國志士，但是英國出生的潘恩（Thomas Paine）卻是革命訴求最佳宣傳家。起源於十九世紀的社會主義運動追求勞工階級的地位提升與經濟改善，但是其最重要的理論家馬克思（Karl Marx）則是來自於資產階級的家庭。二十世紀中葉的美國民權運動主力自然是來自於承受不義的種族隔離的黑人，但是自由派白人也是其中重要參與者，投入打破種族歧視的共同志業。同樣的，過往的台獨運動往往被醜化成為本省人對於少數統治階級外省人的仇恨，但是鄭南榕等外省籍知識分子的投入則是打破了這樣的錯誤認識。這些例子顯示，只要社會運動所提出的訴求是符合普世價值，就能夠激發出奉獻及參與的熱情，進而跨出既有的族群界限。換言之，既有的團結固然促成某些社會運動之出現（訴諸於族群內的一致性），但是也限制了其擴大的可能性（無法號召族群外的參與者），然而仍有些成功的個案能夠突破既有的族群限制，形成了一種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謂的「全國的與全民的」（national-popular）運動。問題是他們如何能夠成功辦到？
馮垂華的專書關切馬來西亞的反對運動是否能夠打造出跨群族的團結，共同推動民主化。自從一九五七年獨立以來，馬來西亞一直無法擺脫群族政治所帶來的分化與不信任。憲法明訂馬來人的語言與宗教具有優位性，而占人口少數的華人與印度人則不享有這樣的保障。各種國家資源的分配，例如公務員與公立大學入學名額，都是以保障馬來人（以馬來人為主要人口的土著群體）為優先，其他族裔人士長期感受「二等公民」的悲哀。由於語言與長期僑務政策，台灣人比較能夠體諒大馬華人的處境，過往的台商投資深化了對於馬來人的刻板印象，認為當地土著是「好吃懶做」。不過，許多馬來西亞華人長期抱持「中國人」的認同，而且在中國經濟與軍事興起之後，認為強大的「祖國」可以保護自己。這樣的心態自然也加深了馬來人對於華人的猜忌，認為他們沒有必要對國家忠誠，只想依仗外國勢力。如此一來，長期執政的保守派只要打出「族群牌」，聲稱反對運動是華人的陰謀，意圖傷害馬來人的地位，這樣就可以解消其所帶來的挑戰。
自從一九六九年的族群暴動（五一三事件）以來，族群關係與其政治意涵在馬來西亞成為不能公開討論的禁忌。這本書顯示馬來西亞各族群在日常生活上的隔閡，馬來人、華人和印度人分別有自己居住與活動的空間，他們各自過自己的節慶，許多人甚至沒有族群以外的朋友。只有在平價的小吃攤，不同族群的顧客才在相同的空間出現，但即使如此，他們之間的互動與交談的內容仍是高度受限。過往的社會運動是少數具有高學歷、英語流利且具有多語能力的知識菁英所帶頭；然而，問題在於，在族群分化的社會基礎上，是否有可能催生超越族群界限的群眾運動？
(全文見本書)

試閱文字

自序 : 街頭點化的一張桌子
／馮垂華

二〇〇七年第一場淨選盟大集會發生時，我仍是高中二年級的少年。人們聚集在吉隆坡街頭、手持標語、群情激憤，還有警方發射催淚彈和水砲的畫面，透過報章、電視以及網路傳送到四小時車程外的海峽邊城。放學後，我和朋友帶著報紙到傳統華人茶餐室討論這場社運，有人將參與群眾形容為暴民；有人對群眾的憤怒表示理解；另一些人則為他們的「遇難」表示同情。我則想著另一些事：在保守的馬來西亞社會，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召喚不同族群身分的群眾，為一致的目標，投入風險巨大的社會運動中？對一個生長在華人家庭、長期接受華文教育，不曾和其他族群有過深入互動的少年而言，這是難以理解的迷題。
在馬來西亞，許多社會、政治、經濟議題都和族群有關，有的甚至直接被建構或詮釋成「族群議題」。面對這些大小議題，大部分公眾都沒有和其他族群進行討論、協商或交流的經驗。我們任由政治菁英代為解決這些問題（或製造更多問題），卻很少和族群身分相異的同學、同事或鄰居，開啟一丁點充滿可能性的話題。我們彷彿生活在國中之國，或彼此隔閡的島嶼，可能老死不相往來。然而，淨選盟大集會向我呈現另一幅可能的圖像：我們在日常私生活之外，可以透過多元的公共行為來創造連帶、改變族群關係，為集體命運達成共識並付諸行動。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社會運動長期遭到官方貶抑。面對民間集體行動，官方或是將它形容為「叛國」、「顛覆政權」，或是動員警方進行武力鎮壓，嘗試限制社會運動的發展。在恐懼之中，淨選盟大集會成功舉行，不僅對國陣政府正當性造成威脅，也一再示範除了選舉及透過政治菁英來發起訴求之外，民眾可以透過集體行動來參與政治。從二〇〇七年開始，數場淨選盟大集會已經樹立起公民行動的政治文化，影響了新生代的政治效能感。甚至到二〇一九年Covid -19疫情爆發後，經歷淨選盟大集會的年輕世代也勇敢地走上街頭，對政府的失能進行抗議。
客觀地說，淨選盟大集會的貢獻不容小覷，但面對的侷限也很多，不宜誇大其效果。例如，大集會內部的族群關係並沒有完全地達到「跨族、融洽」、政黨仍舊在許多方面影響社運路線及民眾的政治態度、公民的政治參與在統計上也仍舊很低。不過，以上是我在研究階段才弄清楚的限制。在這之前，淨選盟大集會已經啟蒙高中時期的我，令我在高中畢業以後毅然選擇到台灣主修「社會學」，只為了弄清楚「這些背景不同的群眾為何而來」這樣的謎題。換言之，這場社會運動成為我個人生命的轉折點。而它在我之後生命的不同階段，仍舊深深影響我的生涯規劃與世界觀。
來到台灣深造的第二年（二〇一一年），第二場淨選盟大集會也走上了街頭。人在台灣，我和朋友齊齊抵達自由廣場，在國家外聲援馬來西亞城市裡被暴力驅逐的公民。那年，我第一次在公共場合舉手發言，嘗試為這場運動說些什麼。回想起來，我像牙牙學語的幼童，手心冒汗，試著拿捏字詞、語句，深深體會到在公共空間展開公共對談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二〇一二年，我仍舊到自由廣場聲援第三場淨選盟大集會。當年的集會與綠色盛會串連，我前後幾次或隨夥伴或以個人身分到自由廣場去舉牌、發傳單，其中一次還被一位阿伯嗆聲：「台灣這麼亂了，幹嘛還把你們的議題帶來台灣。」這句話像一記重拳，是令我決心畢業後回馬工作的原因之一。不過，在馬的工作經驗又影響我回台修讀研究所，那是後話了。
二〇一五年，我已經在馬來西亞工作近兩年，擔任紀錄片製作的採訪編輯。第四場淨選盟大集會當天，我清晨驅車四小時到吉隆坡參與。我用參與紀錄片的經驗和朋友做了小小的田野，然後在天黑之後啟程回到海峽邊城新山。隔天，我從新加坡離境前往台灣，回母校國立政治大學展開碩士班生涯。
二〇一六年，我下定決心以淨選盟大集會作為碩士論文題目。最初只想靠訪談和歷史資料進行研究，但在論文提要口試前，淨選盟即宣布舉行第五場大集會。指導老師知悉後鼓勵我回馬參與觀察，促成我完成一份還算滿意的碩士論文，也是這本書的原稿。到了這個階段，我對淨選盟期望更高，也因此對大集會中的諸多現象有更多的疑惑。
論文原文寫作時程很長，從國陣當政的時代，寫到二〇一八年馬來西亞首度政黨輪替，直到二〇一九年才完成論文口試。不過，完成論文再改寫成書的短短數年，馬來西亞又歷經幾次執政政府的輪替，不同政治陣營和政治菁英的新仇舊恨，短短數字難以釐清。縱使如此，馬來西亞的「新」政府仍困在「舊」的族群政治框架中，「族群」仍舊是政黨玩弄民粹、穩固威權體制的重要籌碼。當此之際，本書透過探討族群關係來回應馬來西亞的種族政治，透過討論社會運動來思考馬來西亞民主化進程，因此，我自信地認為這本書在未來的日子仍有閱讀的價值。藉此，我誠心感謝本書中的所有受訪者。無論是面對社會運動或個人日常生活，他們有的走上街頭，有的淚目關注，有的嚴正批評，也有深刻反省——這些經驗不僅豐富了我的書寫，同時也是馬來西亞社會變遷的重要印記。
我的留學經驗對本書的寫作也大有幫助。我前後留台十年，在他國生活，卻體驗緊密強大的社會支持、民主多元的社會風氣，以及自由開闊的人文關懷。在這裡，我開始萌生對自由的嚮往，同時也令我對馬來西亞有更深切的期許。其中，我必須誠心感謝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的老師及學習夥伴。從學士到碩士，我在政大社會學系收穫良多。尤其我的指導教授馬藹萱老師，她讓我自由選擇田野及論文題目，並鼓勵我回國參與社會運動。她予我獨立完成研究的機會，但總是逐字逐句地協助我修訂論文，一段一段地向我提出問題，為我開拓許多想像的空間。想像，永遠是社會學最重要的基礎。
感謝我的口試委員苗延威老師。我在政大幾乎上過了苗老師所有課程，老師積極帶動課堂對話、專心聆聽學生的神情，我至今未忘。也幾乎是在苗老師的課堂上，我相信「對話」是學問積累、思考問題的一種重要方式。
感謝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的林開忠老師。我最初抱著論文計畫書去找林老師，花了一個下午聽老師精彩的田野故事。老師仔細地分享如何在馬來西亞博物館、圖書館尋找資料，如何在部落與部落間穿梭，如何聆聽神話和故事。這些經驗豐富且珍貴，使我對自己的田野更加嚮往，我銘記於心。
謝謝我的學習夥伴潘宣、焯峰、淑珺、蓬玲、予含、慈恩、顥倫、卉馨、觀傑、鍾淇。我一定遺忘了誰，但我們在教室與酒吧裡不間斷地對話的時光，時常刺激我思考與寫作，因此我們相處的經驗會以文字留下。謝謝我的好友慧琪，我們從大學相伴至今，約定好未來誰要是行差踏錯，必須不留情面地批評彼此。謝謝蕙穎，她幫我逐字逐句校對了整篇論文，更正了許多錯字。謝謝幫我禱告的大姐，我初次感受到神奇的力量。謝謝Zikri Rahman，他是我生命中第一位馬來人朋友，而我們相遇的空間即是社會運動場域。縱使我的論文對社會運動作為「跨族公共領域」的理想並不樂觀，但Zikri與我的情誼證成我最初的想像。我們的相遇也使我相信研究者的身心將是最美好的田野。
我更要謝謝過去數年來陪伴在我身邊的親密伴侶和家人們，他們忍受我的壞脾氣，無數次接著墜落的我，避免我摔成一灘爛泥。
最後，感謝台灣社會學會碩博士論文獎、台灣東南亞學會論文獎以及國立政治大學碩士論文獎對本書論文原文的肯定。這些肯定讓我更堅定地走在學術路上，是我莫大的榮耀。學界在談論社運時，常常很難掌握社運的具體成果，這是因為社運後的效應往往不是立時產生的，也因此必然有其他因素交互介入、影響。但我始終相信，淨選盟大集會是馬來西亞公民運動史上一次最值得紀念的嘗試，也是最應該警惕的經驗。警惕在於由它衍生的種種限制，而值得紀念的是，它將街頭點化成一張桌子，一張可供不同族群、性別、階級進行互動、對話和行動的桌子。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 本書以馬來西亞跨族群社運的社會學觀察，讓更多人知曉馬來西亞社運的狀況；
★ 本書原作榮獲台灣社會學會年度碩士論文獎(2019）、台灣東南亞學會碩士論文獎（第二名）(2020）、國立政治大學年度碩士學位論文獎（2021）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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