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製造: 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 | 誠品線上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以香港為中心，重寫跨太平洋史。本書主要述說兩點：第一，二戰後香港的社會發展，受美國莫大影響。在二戰之後，香港社會已然透過「美國化」方式，於英殖時代展開「非正式解殖」進程；第二，對於二戰後的全球政經體系之發展，香港角色亦至為關鍵。美國前沿商業知識之傳播與應用、跨國生產供應鏈之重置，乃至中美關係之建立與穩固，皆得到來自香港之推力。香港此一角色卻多被論者忽略。香港角色關鍵，源於兩大因素，這兩大因素分別為香港的「跨商策略」，以及美國在冷戰時期的政經需要。「跨商」之源起，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當時中國江南富商家族的成員，多入讀於美國在華的傳教士學校，進而旅美留學。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這些中國精英多南遷於香港，在此地重整事業。他們的美國教育背景，使之容易從美國相關渠道得到重整事業時必需的資金、知識、情報乃至銷售網絡。可以說，若不從美國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 角度切入，便將無從透徹理解香港工業發展史，乃至香港串連中美關係的經過。基於美國在二戰後的政經需要，同樣南遷至香港的美國在華傳教士，乃至美國企業與商會，聯同在港「跨商」精英移民，對內利用美國資源在港建立學校、居所、社區訓練中心，對外幅射香港影響力，香港由此得到助力，從「第三世界」躍升至「第一世界」，甚至進而導引中國融入世界體系。與此同時，美國經濟影響力亦為此散播，以美國為中心的新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由此得到助力成形。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是結合本土政經發展與國際關係、難得一見的研究力作，是以跨域視野回望地方故事的典範。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 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現為香港嶺南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二〇一五年，他於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獲取歷史系博士學位。韓墨松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Columbia University’s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中國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愛爾蘭都柏林大學聖三一學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等院校進行博士後研究與任教。其研究散見於《亞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商業史》（Business History）、《二十世紀的中國》（Twentieth-Century China）、《歷史社會學期刊》（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國際歷史評論》（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等期刊。電郵：peterevanhamilton@ln.edu.hk譯者 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與《雙城對倒：新加坡模式與香港未來》，合著著作包括China’s Influence and the Center-periphery: Tug of War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Indo-Pacific﹑East Asia: Developments and Challenges﹑Hong Kong Under Chinese Rul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Gridlock與《社運年代：香港抗爭政治的軌跡》。譯作包括《冷戰光影：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審查史》、《印尼模式：國家民主化二十年史》、《新加坡模式：城邦國家建構簡史》、《威權政治之困境：新加坡未來政治想像》，另編訂《帝國之間 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病有所醫：新加坡醫療體系之理想與現實》、《變天之後： 馬來西亞民主進程的懸念》。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一）跨商與香港——重新思考「香港模式」 12◉ 王迪安（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香港振翅: 民航業與全球樞紐的發展 (1933–1998) 》作者）推薦序（二）研究香港所需之視野 16◉ 冼玉儀（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教授、《穿梭太平洋︰金山夢、華人出洋與香港的形成》作者）推薦序（三）左右逢源的跨商和載不動的香港 20◉ 郭慧英（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研究教授、《帝國之間、民國之外：英屬香港與新加坡華人的經濟策略與「中國」想像（1914-1941）》作者）推薦序（四）從香港跨商的社會網絡重思全球資本主義史 28◉ 鄭祖邦（台灣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推薦序（五）流動香港：跨商網絡、資本與亞洲全球化城市之誕生 34◉ 莊嘉穎（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推薦序（六）從基督教歷史研究角度看「香港模式」發展歷程 40◉ 洪善丰（美國杜克大學宗教研究系〔普世基督教〕博士候選人）繁體中文版作者新序 全球史與香港角色 46◉ 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導讀 香港歷史研究補遺——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前世今生 54◉ 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導論 69第一章 中國精英之花果飄零——香港作為難民據點的前世今生 1091.1. 香港跨太平洋網絡之成形 1151.2. 長江流域的美國連結 1221.3. 中國精英的去留抉擇 1311.4. 香港——在華之英國？ 143第二章 基督徒之花果飄零——美國資助教育之建立與香港發展 1572.1. 歐美傳教士在港活動簡史 1632.2. 傳教士與港英政府之協力 1742.3. 傳教士學校中的美國影響力 1812.4. 香港發展與美國網絡 191第三章 香港教育之花果飄零——難民學校發展史與美國 1953.1. 崇基學院之成立與發展史 2003.2. 新亞書院之成立與發展史 2153.3. 浸會書院之成立與發展史 2183.4. 小結 227第四章 李卓敏、香港中文大學與跨商策略 2314.1. 李卓敏作為決斷的跨商 2374.2. 李卓敏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2464.3. 香港中文大學作為跨太平洋大學 2474.4. 中大開設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2544.5. 跨商精英與中大發展 2614.6. 小結 267第五章 投資與解殖——親美精英之社會資本與香港產業發展 2715.1. 香港產業發展與精英社會資本 2765.2. 案例：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 2825.3. 外來直接投資與香港經濟發展 2925.4. 案例：美國兩大企業之在港投資 3005.5. 小結 310第六章 跨商效應——香港教育網絡與經濟起飛 3156.1. 香港學生旅美現象 3206.2. 案例：胡應湘從美國回港的發跡故事 3226.3. 非精英留學生的抉擇 3246.4. 香港學生的留學取向 3276.5. 香港網絡與國際技術人才分佈 3336.6. 跨商與香港經濟轉型 3346.7. 小結 343第七章 香港跨商作為中國融入世界的引路人（1971-1982） 3477.1. 香港、新自由主義興起史與中國改革 3507.2. 中國透過香港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路（1971-1978） 3547.3. 香港對中國改革發展之預測與美國商會本土化之源起 3617.4. 香港與中國經濟實驗之試行（1979-1982） 3697.5. 小結 378第八章 香港跨商與全球新秩序（1982-1992） 3818.1. 中國改革實驗與香港 3888.2. 香港精英與中國大陸協議之履行（1984-1989） 3958.3. 六四之後的跨太平洋網絡與香港 4028.4. 小結 415第九章 結論——香港作為東方熱內亞與「漫長世紀」 4179.1. 香港跨商策略作為新自由主義發展之推力 4209.2. 香港、世界與中國 4279.3. 歷史中的熱內亞與香港 429章節附註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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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跨商與香港——重新思考「香港模式」
王迪安（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外國領事館，聳立於當地政府總部建築群中，實屬罕見。這正是香港二戰後的布局：美國領事館比鄰港督府，週邊香港政府決策機構林立，對望英軍軍營，俯瞰滙豐及中國銀行總行。領事館得以盤踞如斯要塞，美國在戰後香港的重要性該一目了然。

香港歷史研究的盲點
然而香港歷史研究一貫側重中英關係。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著作《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把我們的視野轉移到香港在中美交流中發揮的作用。二戰後，尤其是在冷戰的關鍵時期，香港處於有利的地緣政治位置。位於中國大陸南端的英國殖民地，香港成為跨太平洋網絡聯繫中美的樞紐，從而發展成一個日益繁榮的全球中心。《香港製造》不僅敘述了香港的故事，更解釋了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在全球網絡的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韓氏稱之為「跨商」的務實香港精英，在地緣政治急速變動的背景下，編織了一個鏈接起香港的社會生態系統，並熟練地遊走其中。在二戰後的英治香港，跨商憑著他們在美國的關係及其連帶的社會資本，於竹幕的邊緣大展拳脚。正如香港民政司黎敦義一九八三年在一次對美國商會的演講中所言：「憲法上，香港事務歸英國所管。在經濟範疇，美國則具更大影響力。」（見第五章）一群有進取心的跨商利用流動於冷戰前線香港的信息、資本和技術，擺脫了英帝國，加緊參與了跨太平洋循環，把重心轉移至美國帶動的國際體系。通過商業活動和教育事業，韓氏所描繪的跨商，促進中國通過香港聯繫上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並在此過程中，鞏固了他們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及獲取經濟利益。

「香港模式」與港美關係
建基於藏於世界各地的重要史料，《香港製造》闡述了這群精英在香港跨代積累的社會資本。這些顯赫家族早在戰前扎根於內地，並在美國大學通過社交活動擴闊了他們的國際脈絡，巧妙地部署了橫跨中外的關係。跨商通過高等教育建立的美國聯繫，在香港的戰後發展無比重要。韓氏並不單純地接受香港「國際化」的進程，反將香港的轉變定義為「一個偶然、無以為繼、相當不公的過程。」（見導論）高等教育確實可以帶來跨文化社會資本，並將之轉化為經濟資本。精英家庭多代的努力經營，效果尤為明顯。在香港，美國參與建立香港中文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為香港的普羅大眾帶來向上流動的機會，可是跨國社會資本的培養似乎仍然是上流社會的特權。
《香港製造》彰顯了美國在香港發展中的角色。可以理解的是，香港居民（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涉及美國的幕後政治和商業活動。儘管美國對香港繁榮堅定不移的支持，重要性不亞於英國的參與，在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的關鍵時刻，美國明顯缺席。英國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合作夥伴，二戰後的港英管治為跨商製造了條件跟美國體系合作。宏觀當代的國際大勢，美國在香港的隱蔽運作，在冷戰時期的佈局，可曾是比比皆是？猶如英國的日衰勢力，在這過程又是否都仍具不可或缺的影響力？
跨商巧妙的部署，把香港從不再是如日方升的大英帝國轉向美國領導的體系。在殖民地香港的暮年，各方避開了看似不可能的障礙，並在一九九七年憑藉跨商資源（一如香港特區首任長官董氏家族的網絡）精心策劃了一個相對無縫的過渡。香港能否繼續依靠該類中美網絡，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在現今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美對峙，世界經濟越見疲弱，《香港製造》描繪的歷史過程具有指導意義。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的同時，美國力求穩守主導地位。香港要再接再厲，在這新環境中開闢一條前進的道路，當要以韓氏論述的歷史為鑒。

推薦序：左右逢源的跨商和載不動的香港
郭慧英（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研究教授）

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的《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一書，以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為經、跨商策略為緯，編織出對二十世紀後半香港與世界發展的新圖像，開宗明義挑戰以文化取徑來理解所謂「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南韓和新加坡）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發展。這派學說將香港放諸於東亞區域研究的範圍裡，主張由於儒家文化對家庭倫理和人際關係的重視，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以家族企業為主、國家經濟政策為輔的特殊型態。此一觀點的代表著作，有高偉定（S. Gordon Redding）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和韓格理（Gary G. Hamilton）於一九九九年所編著的《寰球資本家：二十世紀末的香港與離散華人》（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等。韓格理的分析首先點出香港的特殊性，在於其作為離散華人資本的首都，並開創出與日本不同格局的資本主義。香港中心的離散資本主義以家庭企業為主體、集中在輕工業和商業貿易；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資本主義由國家主導，發展重工業和大財閥。《香港製造》反對這種將亞洲社會視為與西方文明絕然不同的本質化論述，並強調香港資本主義不只與日本有別，更不同於新加坡、台灣和南韓。

關於二戰後香港與跨商
關於戰後香港特殊的政經背景，政治學者曾銳生（Steve Tsang）的《香港現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Bloomsbury Academic二〇〇三初版）即提出英帝國在失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後，為了重新續命，在施政上必需順應民情，於是在一九八二年中英前途談判前，已有廉政公署、公共房屋和「兩文三語」（以中文和英文書寫；普通話、英語和粵語的對話）、接受大陸移民等有助當地社會發展並能提升港英統治合法性的政策。《香港製造》則將當地的政經背景拉到更為鉅觀的國際體系，即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在亞洲的擴張：在英國仍為香港宗主國的最後半個世紀，美國已透過教會辦學、企業管理知識和工商金融投資而對當地形成廣泛而深入的影響；而串連起美國、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中介者，即是本書所稱的「跨商」社群。
本書所認定的跨商，是那些移居到香港之前即有美國淵源，且在冷戰時期透過美國關係發展工商資本的企業家。以具體指涉的對象而言，這些跨商多半是那些在國共內戰之後，隨著國民黨撤離中國大陸而南下香港的上海工業資本家，其子嗣活躍於香港的政界與公共事務，像是第一屆香港特首董建華為東方海外航運公司創辦人董浩雲（1912-1982）長子、南海紗廠創辦人唐炳源（1898-1971）家族的唐英年（其父唐翔千為唐炳源的堂姪）則擔任多屆香港立法局議員和財政司要職。這些家族皆熱衷送子女進入入學條件嚴苛的美國大學接受教育，並與有相似社經地位與教育背景的家庭通婚。
但跨商並非單指戰後在香港的上海幫，畢竟該社群並非以固著的鄉籍、語言或宗族來界定，而是以採取相似的行動邏輯、文化偏好，和重疊的社會關係來推論。舉例而言，廣州出身的教育家李卓敏亦是發揚跨商策略的中堅份子。李氏於香港中文大學提倡以實業主義為宗旨的商業與財經管理等相關課程，而使得美式工商企業文化深入香港民間。換句話說，跨商是戰後從中國離散到香港的華人移民精英，他們支持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這些跨商大多與國民黨交好，但他們選擇以香港為基地而非隨著國民黨逃離到台灣。主要的理由是，相較於在冷戰時期處於戒嚴令管控下的台灣，港英政府的經濟和文化政策更為自由放任，也容許基督教會開辦易與美國教育接軌的學校。
跨商的形成，因此不能化約成東亞區域文化裡的華人商業網絡，而必需放諸二十世紀後半香港的特殊國際連繫來探討。幾個重要的時間轉折點如下：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到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撤銷對華禁運前，香港是跨商聯結世界的據點；一九七〇年代之後，香港的美國關係成了跨商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資源。具體而言，戰後跨商從香港擴張到中國市場的契機是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在此之後，在港的美國公民便開始接觸中共官員、籌謀與中國企業的合作。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中國於一九七八年推動市場開放之前，香港的美式企業文明已開始影響中國，而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經濟改革的源頭之一。

關於跨商策略
從冷戰時期的親美反共，到後冷戰時期發展出與美國及中國的雙向關係，跨商策略的根本之道，即是務求彈性、確保利益不因為一時一地的政治取向而損及家族長遠利益的發展。在終章，作者引用學者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針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展所提出的創見，將本書的香港與十四世紀末的地熱內亞（Genoa）進行比較。當威尼斯（Venice）商人掌握地中海東部的商貿路線，熱內亞商人轉而投資西班牙的海貿，從而掀起了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擴張；二次大戰之後從香港發跡的跨商則因中介中國與美國的經濟交流、促成一九七〇年代以降的全球化和中國的崛起。
雖然本書試圖繞開儒家文化與資本主義發展這個命題，但跨商策略裡家庭的角色——亦即跨商再生產的面向——仍然呈現出不可化約成經濟邏輯的特殊文化價值。具體而言，跨商對於「家」的執著，表現在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從下一代當中挑選並培養企業接班人、於不同跨商家族之間的通婚等等，都反映出為維護並力求家族利益和聲望能代代相傳的文化思維。
而一旦正視跨商的家族觀念，或當更能重新回到文化的角度來思考跨商在不同國際聯繫下的身份認同問題。本書在第一章回顧以「海外華人」認同為主題的文獻時，批判既有研究的盲點：「國際聯繫與除政治身份以外的動機都會易被忽略。」而本書對美國百人會的分析，則點出了香港的美國聯繫如何在影響跨商的政治身份之餘、同時形塑香港與美國兩地的關係。該會成立的背景如下：繼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鎮壓北京天安門的示威群眾和學生而面臨美國多項制裁後，由唐炳源之子唐騮千和其他包括大提琴家馬友友在內的美國華裔領袖，為促進中美兩國民間多方了解與互惠交流的情況下而創建此組織。在美國，百人會為華裔及更廣泛的亞裔爭取平權；在亞洲，百人會同時與北京、香港和台灣政壇皆建立良好關係。而為了能同時應付這些不同的國家立場，百人會在國際上的發展模式，「是依賴精英間相互結交連繫，同時將政治、人權、去工業化等具爭議與無助牟利的議題置於邊緣」（第九章），這亦是跨商策略的體現。

《香港製造》與當下國際形勢
總之，本書以獨特的視角闡明二次大戰後的香港，如何成就那些為逃離共產黨而南下的工商資本的跨商策略，以及這些彈性與趨利的跨商策略如何有助於冷戰時美國利益在東亞的擴張，和後冷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和發展。作為穿梭中國境內與海外的跨商網絡，在世代傳承的過程中，有些選擇立足美國、有些留在香港，亦有些北上中國，並不拘泥於特定空間。如此看來，香港作為戰後從上海飄零南下的工商資本的集散地，當這些資本企業開枝散葉於太平洋各岸之後，其萌生的花果卻不必然會回流香港。回到阿銳基對資本主義歷史轉型的分析，在熱內亞商人帶動十六世紀歐洲擴張後，全球金融中心即轉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後又為倫敦和紐約相繼取代。本書所論的跨商對美國關係的重視，所反映的亦是二十世紀後半以紐約作為世界資本中心時的政治經濟現況。而面對當前中國與美國日趨緊張的國際競爭，跨商會如何調整其策略？特別是於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當中國將香港方面的美國聯繫放在國家安全的架構去防範和懲治，跨商的因應策略又會如何影響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本歷史著作因此對思考當下國際情勢有極大的啟發。
本書原是英文學術著作，當中包括諸多中、港、台人名和地名自然都是用英文拼音呈現，對於已知這些人物和地方但不熟悉其中、粵、英文名稱轉換的讀者而言，如今有此譯作出版，並由對香港、新加坡皆有研究的季風帶文化總編輯鄺健銘親自翻譯，於華文讀者實是一大裨益。

推薦序：從香港跨商的社會網絡重思全球資本主義史
鄭祖邦（台灣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在《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一書中，作者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嘗試為我們解答戰後香港經濟成長之謎，何以香港能夠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樞紐城市？他認為答案不純然在於英國治理下自由主義經濟市場的形塑，也不是亞洲四小龍中強調政治指導的發展型國家論述（台灣、韓國、新加坡），當然更不是去強調儒家倫理下紀律勞動此種韋伯式論題。他聚焦在一群人身上，這群人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間先後逃離共產主義中國而移民香港，在他們之中包括了銀行家、工業家、行政人員、學者、國民黨技術官僚，作者將其稱之為「跨商」（straddling merchants）。正是這個精英階層所構築的跨太平洋社會網絡，形塑了香港戰後經濟起飛的軌跡與樣貌。更重要的是，如果忽略這群擅於流動、務實、適應力強的跨商角色，我們便會無法理解戰後由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如何在西太平洋一帶形成？中國的經濟如何走向出口主導的模式，在改革開放後重新融入全球體系？作者的企圖正是要揭露這個以香港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史，他要將一九四五年之後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跨商社會網絡置於每一位讀者的眼皮底下，這些人如何共同協力影響著香港經濟、全球資本主義，乃至於中國崛起的故事。

美國社會資本與英屬香港之非正式解殖
我想大多數的讀者可能會跟我有一樣的想法，就是理所當然地認為香港是一個深受英國殖民影響的城市，英式的法律與金融體系對香港的經濟成就至為關鍵。然而，本書的作者卻嘗試告訴我們一個全然不同的故事。亦即，香港的經濟成就與這些經過革命、戰亂而花果飄零到香港的跨世代精英們（跨商）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些人憑藉著家族的資源敏銳地意識到，國家權力的轉移以及戰後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向西太平洋的擴張。他們在一個英國殖民的土地上，卻孕育經營出龐大的跨太平洋網絡，在美中經濟體之間扮演著樞紐角色。所以，不是強有力的政府，而是這些「非國家角色」影響著美中關係的形塑、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進程，並讓中國重新融入全球體系。他們選擇與英國帝國體系漸行漸遠，透過跨太平洋網絡活動，向美國帝國體系靠攏以迎合新的國際秩序，他們與美國有聯繫且願意為美國帝國擴張服務，藉以獲得自己的安全與物質利益。作者認為這些帝國的協力者並沒有被反殖民的浪潮所消滅，反而香港跨商的行動策略對原本英殖時期的經濟權力關係與特權賦予了新的形態，作者稱之為「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
乍看之下本書的主題似乎是一個屬於巨觀結構或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研究議題，但是，作者卻極具巧思地側重於從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經由同學、同鄉、婚姻等建立的社會關係）來理解香港對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影響。作者聚焦於跨商精英之間的互動，分析這些社會關係如何發揮功效，促進資本的流通（銀行的融資、美國的直接投資），最終建立家族與個人的經濟成就，同時又將香港推向全球經濟的樞紐位置。而這些社會資本的累積又與跨商採取的美式教育策略密切相關。作者提到一個有意思的歷史實例就是，一九七〇年代香港利用美國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商，與此同時香港也是美國院校最大留學生的來源地（特別是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香港成為美國留學生最大來源地。這些原屬江南地區（江蘇、浙北、上海）的紡織工業家，其家族就一直重視美式教育，這些人中有六成曾在美國留學或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學校就讀，並且留美也是對其下一代的精英教育策略，最終可為家族跨國生意鋪路。發跡於無錫的唐氏家族（唐炳源及其子唐驥千）正是書中顯例，唐驥千就時常想起父親的座右銘「個人成就、名聲與教育，才是人生重要之事。」所以，社會資本為經濟資本的累積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有助於金錢與權力的集結。作者還告訴我們，美國的教育工作也是帝國擴張計畫的一部份，美國高等教育讓資本主義全球化增速，美國高等教育成為知識、精英社會網絡、文化行為、市場資訊的發源地。在戰後對香港的援助中，教育項目正是美國的重點。大批華人基督徒和美國傳教士在戰後前往香港，建立起龐大的學校、社區中心和就業訓練計畫網絡來安定這個移民湧入的社會。傳教士的宗教工作讓美國政府的政治行動得以隱密進行，他們背後都得到美國政府（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的支援。傳教士與華人精英透過教導、人脈引薦與獎學金讓大批學生有機會前往美國留學，鞏固並強化了跨太平洋網絡的連結，可以說香港的慈善組織的活動其實是為了促進市場經濟而工作。作者還講述了香港中文大學是第二間在英帝國體系內不以英語作為唯一授課語言的大學（第一間在法屬魁北克），中大的前身崇基（一九五一年）、新亞（一九五三年）、聯合（一九五六年），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都是因美國支持才能存活並擴張為書院。首任校長李卓敏（跨商網絡的一員）的辦學願景，正是以美式教育和商業模式為基礎，他推動了當時東亞與東南亞第一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跨商策略與香港歷史
從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美國與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一九六九年解禁），以至一九九五年中國獲得最惠國待遇這四十五年時間，跨商利用跨太平洋的社會網絡來適應並因應這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形勢變化。在一九五〇年，第一代跨商利用韓戰的爆發所衍生的美國軍事貿易需求，解救了當時許多受困於禁運的紡織貿易商。第二代的跨商們抓住後福特主義彈性生產的機遇，利用跨太平洋網絡讓香港匯聚並招攬更多的美國資本，讓香港從低廉生產的樞紐變為國際商品供應鏈的重要協調中心，形成以知識與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例如：利豐集團）。此外，早在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香港跨商的全球商業網絡早就開始滲入中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的推手。作者認為，不是北京的政治領袖，而是香港的跨商重新讓中國融入於全球經濟體系。在六四天安門武力鎮壓發生之後，香港民間發起愛國民主運動之際，跨商們卻急於透過社會網絡的動員，發起確保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運動，他們影響美國政策的制定，讓美國相信美中關係的維持才會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
作者認為上述是一段被香港人忽略、主流歐美學術論述所排除的歷史。如同書名的主標題是「Made In Hong Kong」，正是要去凸顯出香港在全球資本主義網絡連結中（特別是美中之間）扮演著關鍵的「中介角色」。這是一段以香港為中心來書寫的歷史，作者修正過去歐美主流的學術論述，讓香港這個「第三世界」在戰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角色可以被每一位讀者看見。最後，從書中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到這些跨商們因應局勢變化推動著香港的非正式解殖，讓香港戰後站上經濟發展的高峰，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最耀眼的城市之一。但是，從李卓敏擔任中大校長就不公開議論中國內戰之紛爭，唐驥千與鄧小平會面談一國兩制時，更不認為全面民主化將在香港實現。民主化從不在跨商的跨太平洋網絡的議程之中，一種長期去政治化的態度，對香港的民主化產生了限制，這是香港的代價。回首來時路，不禁也讓筆者想去探問，在當前美中關係惡化、貿易與科技戰重啟、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時刻，香港這個「中介角色」將會受到何種影響？這個跨太平洋的社會網絡是否能像過去的歷史一般進行更進一步的適應與演化？或者香港這個東方之珠，在全球資本主義史中所曾創造的輝煌是否將會就此褪去？

試閱文字

自序 : 繁體中文版作者新序 全球史與香港角色
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

十分榮幸能為《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中文版寫序。作為新晉作者，自然希望讀者會閲讀自己的作品，讀後會認為這是有意義之作。我甚至盼望，這本著作的中文版面世後，讀者群會進一步擴大，著作會被用作教材。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引起讀者對香港歷史的興趣，甚至能夠啟發更多研究著作述說香港未為人知的故事。
關於香港過去，還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香港是廣為人知之地，但其歷史往往被忽視，或被以某種方式書寫，從而服務各種外在議程。在十九世紀末，第一批歐洲歷史學家開始書寫香港歷史。在他們筆下，英殖政權仁厚。於他們的想像之中，其官員是為「貧瘠小島」（barren rock）帶來商貿與公義的人。早期華人歷史學家則以國族主義論述書寫香港歷史。在他們眼中，香港猶如扁平符號，而非複雜社會。直到近期，大部份中國與英帝國歷史學家仍然忽略這個「細小之地」。於二〇一二年，我開始進行本書研究。很多教授都勸我改選其他研究題目，因為香港「並不重要」。幸好，我的博士導師徐元音（Madeline Y. Hsu）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她堅定地鼓勵我逆流而上。

香港歷史研究的承先啟後
在過去十年，學者被迫重新評估他們先前關於香港並不值得花力研究之斷語。香港歷史正受更多學者關注。本書能夠協助推動這一波學術反思，是令我感到自豪的事。不過，若無前人研究、奠下基石，本書便難以面世。這些先驅學者都認同，香港有其歷史角色。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施其樂牧師（the Rev. Carl Smith）開始研究香港早期歷史，艱苦地為之整理了達十四萬張索引卡。冼玉儀的《權力與慈善：東華三院與殖民地香港的華人商業精英》（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一九八九）正確地改變了學術界的聚焦點，使之從英殖官員轉向香港本土華人社群。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的《英治華夏：華人與英國治下的香港（1841–1880）》（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二〇〇一）修正了有關英殖政權「仁慈及寬容」的落伍迷思。高馬可（John Carroll）的《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二〇〇五）則聚焦於巧妙地佇立在兩個帝國之間的香港精英。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和麥志坤率先揭示在亞洲冷戰之中香港所佔的關鍵縫隙位置。饒餘慶、黃紹倫及施鍚亨（Catherine Schenk）等學者則為香港現代經濟史作奠基性研究與梳理。我閱讀他們的著作之後，深信香港歷史不但有趣，其在各種全球史的角色更是獨一無二，這裡所指的全球史，包括：中國歷史、英帝國歷史、跨太平洋歷史、海外華人移民史、中美關係史等等。

香港在全球史中未為人知的角色
的確，有關帝國如何相互競爭、全球化如何加速進而形塑現代世界的論述，自然會將香港與倫敦、紐約並列，視之為份量同等的樞紐。在整個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香港是全球鴉片貿易和海外華人移民中心。學者已然分析指出（例如徐元音的《夢金山、夢家鄉》〔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二〇〇二〕、和冼玉儀的《穿梭太平洋》〔Pacific Crossing，二〇一三〕），香港的船務代理、船舶維修商、保險商、碼頭工人、其他商人與工人，令數百萬移民得以橫渡海洋，在北美、夏威夷、法屬印度支那、英屬馬來亞、海峽殖民地、荷屬東印度群島、澳大利亞、紐西蘭、薩摩亞等許多地方往返遊走。對這段時代的工業化和全球化而言，這些移民的勞動力至為重要。他們修築數千里的公路、鐵路及運河，經營礦山及種植園，為世界提供主要產品，例如大米、錫、銀、糖、水果、橡膠、海鳥糞及椰子乾。香港企業藉此成為海外移民聯繫中國、安穩處理匯款、傳遞信件乃至運送遺體安葬的重要橋樑。對移民至美國的華人而言，在二戰之前，他們百分之九十會途經香港。
有次我為了論文研究而返回香港。在埋首於香港檔案之時，我發現了此一非凡全球史被忽略的一個章節。在觀塘政府檔案處、紅磡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香港浸會大學以及香港大學館藏部裡，我發現了先前未被討論之事。於一九四九年左右，約七十萬名難民赴港。在這場難民危機中，我發現有不少材料顯示，香港華人與當時日益擴張的美帝國體系合作。他們多透過商業或教育方式聯繫美國。這些材料包括香港工業家招徠美國客戶的報刊文章，以及香港本地學生前往美國深造的政府紀錄。從這些材料角度看，香港人連結自身至美國資本、市場、思想與權力，藉此為自己的未來打拚。從我的觀點看，這些行為是「不按牌理出牌」（flipped the script）。歷史學家一直強調，國家行為是國際貿易與國際關係背後的重要推力。這些材料則表明，在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於巨大變局之中，香港商界精英發揮其能動性以應對局面。當時的變局，包括：英帝國衰落、美帝國在亞洲擴張、資本主義全球化。當時的英屬香港，基本上自治，且容許各種流動，故此香港精英有充足條件實現跨國個人策略。在冷戰時代，處處皆管制入境、政治忠誠、外匯，香港精英能如此行事，並非尋常事。
此外，我將此研究推進至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後。我發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期間，香港歷史同樣發揮關鍵作用。本書最後兩章已然指出，若然能夠全面瞭解香港冷戰時期的經濟和社會歷史，便會重塑我們對鄧小平時代香港之於中國的影響之理解（特別是香港對廣東以及中美貿易復興的影響）。不令人意外的是，在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香港與美國共同建立了龐大的跨太平洋教育、貿易與投資網絡，這為中美貿易及投資的復甦創造了條件。香港精英結合其跨太平洋網絡以及對中國承諾，追求個人利益，同時推動中國國家發展。胡應湘及合和實業在廣深高速公路建設中的角色、楊敏德和溢達集團的工業投資等都是案例。若無這些香港精英，如今龐大的中美貿易活動便將無從談起。

「跨商策略」、「非正式解殖」與「美國社會資本」——研究香港的新學術用語
不過，現有學術研究並沒有能夠分析這類活動的相關術語。早期有關香港冷戰時期經濟發展的文獻，將香港經濟置於不太適用的「亞洲四小龍」框架之中，香港經濟模式根本有別於其鄰居。我因而意會到，我需要創造繫於香港情況的用語，以描繪上述活動。唐氏家族、崇基學院的歐偉國、香港中文大學的李卓敏，或利豐的馮氏家族都是本書所述人物。他們利用累積的資源、經驗以及長期的雄心壯志，施行策略。這些策略與海外華商舊有策略有所共鳴，但同時亦包含適應冷戰與新地區霸權美國的元素。故此，我稱之為「跨商策略」，這種策略既連結歷史，亦重跨國與跨太平洋。我需要以此用語描繪的，是跨商策略所累積的無形資源，例如佔先機之人脈、文化之熟識度、市場之知識、美國之國籍。有另一位導師最初指出，這些資源可被稱為「社會資本」，故此在開始之時，我將之稱為「美國社會資本」。我原來的研究範疇並不包括英殖主義，但逐漸地，我發現英殖主義同樣受這些跨太平洋活動所重塑。你會看到，利舜英極力爭取加入只接受白人的會所，李卓敏自信無比，唐驥千獲選成為首位香港總商會華人主席。這些案例皆顯示，跨商策略和美國社會資本改變了這些人與英殖的關係。在一九九七年之前，英殖權力褪色，但仍未正式消散。這些人的跨太平洋策略和資源容許他們逐漸推動非正式解殖，在此過程中，他們違抗英人規矩，建立個人權威，打開向他們緊閉的門。
未來的學者與新的研究或會挑戰、完善、擴展這些概念，這是理所當然之事。無論如何，我希望，後來者可以鞏固更為重要的一點——香港的歷史，應當以香港方式書寫。香港從來不只是一個「細小的」英殖地，或另一個「亞洲四小龍」成員。香港並非因其地理位置而注定成為全球主要樞紐，我的同事和友人王迪安已在其近著《香港振翅：民航業與全球樞紐的發展，1933-1998》（Hong Kong Takes Flight: Commercial Aviatio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Hub, 1933–1998）進一步指出這一點。我們談論香港之時，談論的其實是一個獨特華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其居民的思想、勞力、力量對世界皆有莫大影響力。


二〇二三年六月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讀 香港歷史研究補遺——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前世今生
鄺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有關香港歷史的論述，多以中英兩國為中心。這是自然之事，畢竟香港曾為英國殖民地，歷時百多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至中國。至於（特別是在二戰後）美國對香港發展有何影響，美國與香港有何關係，其所得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美國與港英時代的非正式解殖
談論美國角色之時，論者多會聚焦於冷戰時期美國對香港的文化影響，被提及的案例包括《兒童樂園》與張愛玲。前者創於一九五三年，由友聯出版，其主編為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的插畫家羅冠樵，是友聯出版年期最長的刊物。後者在一九五〇年代居於香港，期間著有《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兩者的共通點，是其文化生產背後皆得到美國資助，多少可被歸類為冷戰時期抗共的「美元文化」。《兒童樂園》與友聯另一旗下刊物《中國學生周報》對香港世代不無影響。《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則曾被納入美國新聞處的譯書計畫之中。關於《赤地之戀》，更有作者按外來既定大綱書寫之說。張愛玲據說曾對友人言：「《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按照這種討論，美國對港影響，多只集中於文化範疇，與香港社會乃至政經發展之關連似乎相對淡薄。事實上，在一九六〇年代，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六七暴動之時，美國為何與如何與香港保持距離、持觀望態度，是學術研究課題之一。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以截然不同的角度梳理美國與香港關係。按照本書觀點，在二戰之後，港美關係較一般想像密切。本書不時提到英治與冷戰時期的香港「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本質上可以說是美國化。

「跨商」作為連結美國與香港的媒介
港美關係密切，原因是兩者能從彼此身上各取所需。在二戰之後，美國著力建立以其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若然香港在以美國為腹地的前提下經濟躍升、以美國知識與模式營商，這會有助幅射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在亞太地區間的國際影響力。從香港角度看，二戰後香港社會仍未富裕，若然得到美方資源，推動香港社會發展，香港「從第三世界躍升成為第一世界」便會變得可能。
結連此一港美關係的重要中介，是「跨商」，他們是本書的主角。作者如此定義「跨商」：「我會特別聚焦於流動、務實、適應力強的香港精英世代，並將之稱為『跨商』（straddling merchants）。第一代跨商，主要是華人銀行家、工業家、行政人員、學者、國民黨技術官僚，他們都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間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除他們之外，還有高達七十萬人到港。這些精英移民在逃難之時，失去了物質資產，但有別於一般說法，這不代表他們失去了一切。他們憑其家族網絡、學識、事業，擁有得天獨厚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進而能夠參與美國主導的新資本主義體系，並同時獲得第一手情報。為了能夠成功移居至香港，他們以新策略行事。他們利用雙元文化網絡與技能，建立新事業與業務，專注經營跨太平洋的網絡流動，從一九五〇年代起推動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出口導向發展。這些跨商之跨太平洋策略不但能夠累積財富，且也能催生新的經濟權力關係與特權。這有別於世界其他後殖民地方，在那些地方，權力關係往往與國族國家環環相扣。這些跨商送自己的兒女到美國留學，入讀美國之大學，使之能夠繼承其無形資產，且也資助其他香港居民留學於美國，使之能夠協力於美國冷戰項目，乃至以美國方式重塑香港教育模式。這些活動令香港的跨太平洋之教育與商業網絡流動急速增長，香港這個英屬殖民地因而能夠扮演重要角色，令中國得以在一九七一年中美貿易關係恢復之後，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跨商」、美國與香港社會發展
簡而言之，跨商是英治時期香港社會美國化背後的重要推手。他們利用美國人脈，引進美國資金與知識，協助興辦學校、建設大型屋苑乃至發電廠、支撐香港工業發展，甚至在冷戰時期以香港為中心，串連中美關係，為共產中國爭取美國最惠國待遇，方便其融入美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此過程中，美國角色透過跨商之仲介，與港英政府協力，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猶如第二管治梯隊。跨商之源起，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的中國長江流域。當地的傳教士學校，以及其時中國的洋務運動，令美式教育逐漸成為中國新一代精英搖籃，與美國之間的連結，亦為這些精英造就事業發展機會。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不少中國精英南移至英治香港，展開新生活。他們善用美國人脈與資源重整事業，其事蹟繼而成為本書所述的跨商故事基礎。
本書所提的其中四個案例，包括：一，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二，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立與發展；三，美孚新邨之源由；四，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這四個案例都頗能反映美國角色如何透過「跨商」，與港英政府協力，參與香港發展，甚至將香港經驗輸出國際。
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同樣得到美國國務院補助，金額達一百二十萬美元。甘迺迪中心之成立，是為紀念甘迺迪這位遇刺的美國總統，這所中心為特殊兒童提供教育。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則為三百四十位殘障成年人提供職業治療與訓練。這些社區建設成立的目標有二：一，孕育「香港公民」意識，令香港民眾自力更生；二，培訓香港潛在工業勞動力，為香港工業發展奠下基礎。同類社區項目，多由美國傳教士以及華人基督徒精英參與營辦。他們在中共建政之後，從中國大陸移居至香港。事實上，世界復康基金會本地主管萊斯（Halleck Rose）是美國退休外交官。對港英政府官員乃至華人而言，這些社區建設有助穩定香港社會，他們樂觀其成。
香港中文大學首任校長為經濟學家李卓敏。到港履新之前，他就讀於美國在華傳教士學校，後到美國留學，曾為民國官員，於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總部工作，管理美國對華援助資源。及後他到美國西岸大學任教，其研究方向亦按美國冷戰需要而改變——李卓敏不再研究國際貿易，改為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在其任內，不少學校發展資金來自美國，中文大學（中大）亦漸以跨太平洋大學作為定位。其大學圖書館管理以美國而非英國模式為標準，中大的校外評審人選及教員主要來自美國而非英國，學術榮譽制度亦與美國接軌，學校「國際化」政策以美國為重心，中大亦設立東亞乃至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而這類課程概念源於美國。
在一九六〇年代項目發展之時，美孚新邨是世界最大型私人屋苑，其資金來自美國巨企美孚石油，對當時香港而言，這是史無前例的投資計畫。美孚新邨源於港英政府的葵涌高速公路計畫，計畫觸及美孚的貯存庫用地，為作補償，港英政府提出換地建議，美孚新邨之發展計畫由此而生。促成此事的，是時任美孚石油執行董事宋啟鄖。他在一九五三年從中國移居香港。在此之前，他居於中國東北，曾入讀美國傳教士學校，後到美國留學。美孚新邨大受香港中產歡迎，因著香港的成功經驗，美孚成立土地發展公司，於全球業務之中以地產發展開源，三藩市南部的紅木海岸（Redwood Shores）樓盤是其實驗作。
移居香港之前，沈熙瑞曾在美國留學，及後於中國大陸民國政府處理金融事務。一九五〇年代初，沈熙瑞南下至香港。沈熙瑞在匯豐銀行工作之時，他利用人脈，方便同樣是來港移民的中國紡織界精英得到貸款，使之得以發展紡織產業。這些紡織商後來亦運用其美國社會資本，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市場，取得盈利。一九七〇年代末，香港學者黃紹倫曾訪問沈熙瑞，其回答反映對二戰後香港發展而言，跨商的社會資本如何舉足輕重：「我……告訴紡織商有何替代方案。我私下認識他們，所以能夠代表他們，與滙豐銀行洽商。我們向滙豐銀行與港英政府官員進行遊說，說明紡織業對香港有何好處。他們的確也能夠見到紡織業的經濟利益。戰後紡織品需求甚殷，故此利潤龐大。基本上，工廠能在三年內回本。銀行只要能夠見到利潤，便會同意批出貸款。於是我充當滙豐銀行非正式顧問，每週設晚飯飯局，處理顧問工作。後來我愈加繁忙，滙豐銀行說，我們需要你。結果我在接下來三年乃至現在繼續顧問工作。這份工作甚至沒有合約。」本書作者特別提到，事實上，在滙豐銀行檔案之中，關於沈熙瑞的材料甚少，只餘數幀照片。這意味，滙豐銀行與沈熙瑞都不願意記錄其行動細節。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美國國際影響力的前世今生
冷戰時代是本書跨商故事的重要背景。除了跨商之外，故事的另一重要元素，是美國透過非國家組織渠道進行的對外援助。冷戰形勢固然是美國以此作為國際外交政策骨幹的重要成因，但這種國際關係戰略思維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成形。在此略為介紹美國歷史學家埃布拉德（David Ekbladh）的著作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提供更多脈絡，以便理解美國對港影響，乃至「香港模式」之構成。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本土便已開始思考如何以新型「現代化」發展論述，守衛「自由世界」的邊界，抗衡極權力量的國際擴張。當時的國際思潮，開始視崇尚操控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為最佳政治與社會組織模式。美國的自由論者繼而認為，在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與反自由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之間，需要開闢第三條路，以挽回輿論對自由世界管治能力的信心。著名猶太裔社會學家曼海姆（Karl Mannheim）事實上曾言，此後再無規劃發展與自由放任之別，只會有規劃好壞之分。在此脈絡下，位處美國南方的田納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模式被視為第三條路的示範案例。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視為屬於自由世界、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動、能同時維護民眾自由的發展模式。此一模式始於一九三三年經濟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爆發之時，屬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第一次新政」（first New Deal）的一部份，其目標是希望透過政府機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督促與施行各種新政，以解決美國南方的社會貧窮問題。新政內容包括：興建水壩以治洪水與發電、推動農業發展、改善公共醫療、推廣教育等。這種模式有三點特別值得一提：第一，模式相當重視教育，原因是教育被視為形塑公民健康品格的媒介，且亦能夠提升勞工的知識乃至生產力。當中兩項政策，分別是每年向近七千民河谷民眾派發逾二十萬本書籍，以及贊助所有運動、戲劇等社區活動；第二，為與德國、日本、蘇聯重視極權的國家規劃模式作區別，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強調公私營合作，以實現規劃願景。在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商界、公民社會組織皆參與其中；第三，在美國之內，這種自上而下的規劃發展模式，自然會激起地方與中央政府的分權爭議。於此，利連索爾（David E. Lilienthal）是關鍵人物。他得到美國總統任命，領導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為化解爭議，利連索爾積極推動地方分權，確保大學、地方政府、草根都能影響規劃之決策，確保規劃內容著眼於本土需要。
美國經濟學家士丹利（Eugene Staley）後來為美國樹立了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外交政策框架，為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鋪路。他認為，區分國際間「權力經濟體」（power economy）與「福利經濟體」（welfare economy）有其必要。按其觀點，前者著力擴張軍事力量，後者銳意提升民眾整體生活質素。要提升民眾生活質素，容許原料、資本、人口、知識之自由流動是先決條件。在一九五四年，士丹利出版著作The Fu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進一步描繪他眼中的非共產主義發展模式路線圖。這個路線圖可分三步：一，提高民眾收入；二，促成民主自治；三，在社區中確立民主價值觀。此三步的目的，是減低共產主義極權模式的影響力。
在此外交思維框架之下，早於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組織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已在中國積極推廣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二戰期間，在一九四五年，美國戰時新聞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於多種語言在國際間刊發了逾十四萬本宣揚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著作，作為宣傳。著名漢學家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是當時美國戰時新聞局官員之一。二戰之後，在冷戰之時，美國杜魯門政府提出第四點計畫（Point Four Program），作為抗衡共產主義的外交政策。這項計畫主張與世界分享美國技術成果，以支援發展中地區，促進其發展。總統杜魯門宣揚此一援助外交新政時，特別提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其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 號召非政府組織參與其中，以實行第四點計畫，這和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其中一個特點。參與的組織，包括國際救援委員會（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等，部份組織也進而成為香港跨商故事的一部份。這些組織提供的援助，包括就業培訓與提供教育。

《香港製造》的研究特色
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源起與輸出世界之歷史，可為本書內容作三點延伸討論：
第一，本書不以美國為中心書寫，正正可以補遺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執行細節。本書所述的香港發展經驗，不無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特點。例如，美國傳教士得到美國資源後，便積極推動社區建設。他們建立天台學校、兒童組織、圖書館、社區中心乃至私人徙置區（香港島的衛斯理村與新界荃灣的亞斯理村便是例子）。再者，在香港跨商故事之中，非政府組織扮演重要角色。在救濟香港難民過程中，上述受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號召的組織（例如國際救援委員會、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也有參與其中。於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過程中，來自美國非政府組織的資源，是極為重要的影響因素。這都印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特點。
不過，以美國為中心的角度，無法解說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輸出外地之後，如何與本土連接，發揮影響力。這正是本書研究價值之所在，在此可舉兩點說明：

（一）香港跨商之中介，影響了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成效。以中大崇基學院成立過程為例，其建築、圖書館館藏資源，主要來自美國組織，而其校園用地所得，則需港英政府官員配合。於過程之中，本書人物之一、崇基領袖歐偉國是關鍵人物。一方面，美國組織原本無意成為崇基的主要支持者，原因是從這些組織角度看，香港很快便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侵。歐偉國憑其手腕協助逆轉局面。另一方面，歐偉國亦憑社會資本，得到港英政府官員支持，為崇基尋得校址。
（二）美國之影響，並不僅限於意識形態層面。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源起乃至輸出國際，與國際間的意識形態對壘有關。但在香港，其影響卻超越了這種意識形態對壘。本書的一大主題，是深受美國影響的香港跨商，利用香港資源，推動了中國面向世界的改革，促成了中美兩國破冰合作之局面，其中一例是胡應湘。他年輕時曾旅美留學，美國的教育乃至建設規模，令他留下良好與深刻的印象，他為長子取Thomas Jefferson之英文名字，足以印證這一點。胡應湘後來成為香港建築大亨，他在中國爭取高速公路發展項目，這亦成為八〇年代中國改革之中的一個重要項目。不過，項目屢遇阻力，胡應湘的對應之一，是送六位廣東官員到加州，讓他們感受美國高速公路之發展，分享胡應湘在三十年前於美國所感受的震撼。胡應湘特意買了一部車，親自駕駛，帶官員遊覽。當時廣州副市長在車內寫日記，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上，難有這種體驗。這是共產中國面向世界、融入美國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過程中的其中一刻。

第二，本書強調以港口城市（port city）書寫全球史之必要。近年在全球史領域之中，港口城市之影響與戰略意義愈趨受重視。英國歷史學家達爾文（John Darwin）的近著《解鎖世界》（Unlocking The World: Port 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Steam 〔1830-1930〕）便是探討這一點。按達爾文的理解，全球化之義，是人、貸物、金錢、技術、觀念、信仰，乃至生物（動植物與微生物）之長距離交流，而這種長距離交流正是透過港口城市進行，全球連結由此而生。《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原書的副題，包含「全球化新史」（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用語。作者在序章這樣說：「不以香港為中心，香港獨特的歷史經驗，乃至從香港往外幅射、與國際互相交集的全球史便難被還原。梳理香港民眾在歷史中的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痕跡，不但有助我們理解持續殖民主義之下的經濟演化與經驗，且亦能幫助我們探究中美之間巨大商業與教育網絡的起源。」本書末章更比較歷史中的港口城市熱內亞（Genoa）與香港。兩者的共通點，在其改變地區形勢的能動性。作者如此總結：「香港精英的跨商策略與熱內亞經驗有可比之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及至美國與中蘇角力之時，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1948-1951）、佔領日本（1949-1952）、布雷頓森林協定擴張勢力，推動全球貿易與金融發展。對香港而言，這些發展為未來增添了不穩定因素。香港當時從屬於英帝國而非華盛頓，無法自動受惠於美國援助或得到美國保護。再者，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之時，美國與聯合國實施對華貿易禁運，英屬香港的傳統轉口港經濟受到影響，恰如在十四世紀時熱內亞貿易受挫一樣。香港亦如熱內亞一般，擁有其他資產與優勢。在其傳統貿易崩潰之前，英屬香港的優勢有二：第一，精英移民的知識、資本、網絡；第二，數以萬計一般移民所提供的低廉勞動力。這種優勢的結果，是香港工業急速發展，以及向美國市場靠攏。這是熱內亞投向西班牙的亞洲版本。」

第三，本書重新檢視「香港模式」。一般輿論認為，至少在英治時期，「香港模式」的特點，在其積極不干預政策之施行。這不一定是香港故事之全部。在本書的香港跨商故事之中，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身影，而這種模式的源起，正是在放任自由發展模式與以極權為手段的規劃經濟模式之間，另闢第三條路。這種第三條路的實現方式之一，是善用非政府組織之協力。於香港脈絡之中，跨商的能動性，是此一第三條路能夠接連本土的重要助力。至於為何在香港歷史記憶之中，這段歷程被淡忘，則是有趣課題。對於這一點，作者在書中曾作分析：「跨商策略的物質主義與務實主義，能夠有助解釋為何上述歷史不受公眾與學者重視。書中觀點應會令大部份香港人感到意外。這段跨太平洋歷史少為人知，我認為原因有四：第一，受殖民管治影響，知識之生產被訴諸於先入為主之見，能夠被用以佐證觀點的檔案與記憶卻被埋藏。再者，香港學校少有教授本土歷史，且大部份中國研究學者基於『大中原心態』（傅葆石語），甚少注意香港。第二，這些策略來自一小撮精英，其規模透過教育擴張。亦因此，跨商策略漸成『常識』（common sense），香港人進而視留學於美國為理所當然之目標，這點在『新浪潮』電影顯而易見。第三，跨太平洋網絡與策略經常引致移民，本書所論人物之後代多已不在香港居住，這段歷史之記憶因而被四處分散。第四，經濟急速轉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七年香港交接都觸發香港文化與身份之大變，跨商策略變得更為複雜多變。簡單舉例說，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美國社會資本之累積備受重視，但此後，尋得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護照也成為一時風潮。我會指出，這段歷史已植根於今天公眾記憶之中，今天香港居民視一己為國際公民，其來有自。針對跨商策略之分析，是為解構『常識』，還原早期已被遺忘的策略視野之原貌。」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其實也是以香港為中心、重新書寫太平洋史之著作，是反映本土與國際關係屬一體兩面之經典。往後在香港研究乃至國際關係研究之中，這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畢竟，從跨域視野書寫地方故事，有其必要與價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以香港為中心，重寫全球史的重量級著作
以全球視野研究香港的佳作
應時之作，對理解當下香港乃至國際形勢頗具啟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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