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的制度: 政體與公正的自覺 | 誠品線上

西方文明的制度: 政體與公正的自覺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政體不是某種政治理論的推理而是具體的政治制度和與之一致的公民文化任何真正的政治改革都不能迴避政體的問題沒有正義的法律，也就沒有公民美德甚至連自由的公民都會淪落為不自由的臣民【以經典文本為核心的制度思想考察】本書承接前兩冊對古希臘文學與思想的鋪陳，在本卷中轉向更直接面對制度、政體與公民角色等核心議題。作者透過對經典文本的細讀，呈現古希臘思想家如何以具體語境處理政治秩序、權力限制與共同體生活的問題。本書讓讀者看見制度概念根植於城邦生活、道德情境與政治困境的真實模樣。本書因此在方法上保持一貫的特色──以原典為基礎、以思想問題為中心，讓讀者得以看到西方制度傳統的源頭如何在哲學與政治經驗的互動中逐步形成。【三位思想家的制度脈絡】色諾芬以《希耶羅》揭開暴政的矛盾：暴君享有絕對權力，卻失去安全、友誼與信任。他的對話不僅是對暴政本質的描繪，也是古希臘對政治合法性的早期思索。柏拉圖則將制度問題提升到理念層次，探討正義如何在城邦結構中實現，並思考政治權威是否必須由具備特殊德行者承擔。亞里斯多德的分析最貼近制度本身：他區分政體類型，探討選舉、任命、公民資格與政治參與等問題，特別指出「充分公民」的存在，是判斷政體優劣的必要標準。本書呈現出西方制度思想從暴政批判、正義探尋到政體分類的完整思考軸線，使讀者得以理解制度概念在古希臘如何從倫理難題轉化為政治架構。【制度的核心問題】古希臘政治傳統普遍警惕「武斷任意」的統治，而制度正是為了避免權力不受節制所建造的框架。本書指出西方制度傳統的兩個核心特徵：一是政治權力必須具備合法性來源，例如透過公民選舉；二是公民需要具備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與責任，制度才能真正運作。亞里斯多德的政體分類顯示，民主並非只是由多數掌權，而是建立在公民能夠共同承擔政治責任的前提之上。暴政並非只是某種政體，而是政治失序、權力失衡與社會失去共同規範後的結果。制度的價值，也因此在於使權力得以自我限制，並讓公民得以透過參與維持公共秩序。【制度與教育的連動】本書回到閱讀經典本身的意義。作者徐賁多次指出制度得以運作必須仰賴公民具備基本的判斷力與價值辨識能力，而這種能力並非技術訓練可得，而是源自長期的人文養成。經典文本提供的正是理解制度與政治問題的思考方式：如何判斷暴政的本質、如何辨識權力的限度、如何理解公民資格與共同體的要求。本書透過對原典的細緻引導，使讀者能夠從古希臘的語境理解制度形成的深層基礎。這種理解使現代讀者能夠對政治與制度問題作出更清晰判斷的能力。本書特色：本書為《西方人文經典》15冊系列的希臘卷（共三冊）第三部，以古希臘經典為核心，透過色諾芬、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原典分析，帶出制度思想與公民概念的歷史脈絡。書中以暴政作為分析重點之一，並強調公共參與在政體中的關鍵地位。本書以扎實文本解讀西方文明的思想根基，是讀者掌握西方文明制度基礎的重要讀本。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徐賁，美籍華裔學者，美國麻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美國加州聖瑪麗學院英語系榮休教授。長期致力於文學理論與人文教育研究，並關注民主、公民社會與公共討論等議題。主要著作包括《極權魅惑的政治心理》、《西方人文經典閱讀》、《經典之外的閱讀》、《人文啟蒙的知識傳播原理》、《與時俱進的啟蒙》、《AI時代的人文啟蒙和教育》、《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犬儒與玩笑》、《知識分子與公共政治》、《明亮的對話：公共說理十八講》、《統治與教育》、《暴政史》、《極權下的人性》、《極權下的日常生活》、《極權下的身分焦慮》、《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總序 西方人文經典閱讀一、色諾芬《希耶羅》二、柏拉圖三、亞里斯多德結語 人文思考能從古希臘學習什麼？附錄一 一百年前的西方人文經典閱讀附錄二 經典閱讀分析裡的文字參考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自序 : 總序　西方人文經典閱讀（節錄）
　　這套《西方人文經典閱讀》繁體版共十五冊，涵蓋從古代希臘、羅馬、《聖經》與基督教、中世紀與文藝復興，到啓蒙時代的思想歷程。這些文本之所以被稱為「經典」，不在於它們提供了終極答案，而在於它們提出了恆久的問題：何為正義？何為美善？人應當如何生活？這些問題在每個時代都需要重新思考，在每一代人心中都需要重新回答。
　　今天，經典之所以值得我們重返，不僅因為它們提出問題，更因為在科技迅速演化的時代，那些緊迫而根本的提問從未失效。恰是在人工智慧深度介入生活的此刻，人類需要重新確立自身的能力邊界與判斷方式。於是，經典閱讀的重要性並未減弱，反而在新的文明條件下顯得更加迫切
　　人工智慧可以處理大量資訊，卻無法替代人的判斷；可以生成文字，卻無法體驗意義的生成。經典閱讀訓練的正是這種不可替代的能力：在複雜性中辨析，在模糊中判斷，在閱讀中思考，在思考中認識自我。當我們閱讀荷馬、柏拉圖、奧古斯丁、但丁時，我們不是在接受現成的知識，而是在參與一個跨越千年的對話，在這個對話中理解人性的深度與可能。
　　人文教育的核心是培養一種智識──一種能分辨對與錯的直覺，一種面對價值衝突時的判斷力。這不是專業訓練所能達成的。專業知識教人解決具體問題，人文教育則教人提出正確的問題；專業訓練培養技能，人文教育則塑造人格；專業學習追求效率和精確，人文閱讀則在不確定性中探索意義。一個社會可以培養出大量的專業人才，卻可能缺少有見識、有判斷力、有道德感的公民。經典閱讀的人文教育，正是在彌補這個缺口。
　　今天，當教育越來越功利化，當知識被簡化為可量化的技能，當學習被等同於職業準備，人文經典閱讀顯得格外重要。它提醒我們：教育不僅是為了謀生，更是為了生活；不僅是為了成功，更是為了成為一個完整的人。閱讀柏拉圖不會讓你成為哲學家，閱讀修昔底德不會讓你成為歷史學家，但這些閱讀會讓你成為一個更有思考深度的人，一個更能理解人性複雜的人，一個在面對道德困境時不會輕易放棄思考的人。
　　這套書不追求專業研究的深度，而是重視啟發思考的廣度。它假定讀者是有好奇心、願意思考的普通人，而非某一領域的專家。閱讀的目的不是記住知識點，而是培養一種智識能力──能夠獨立思考，能夠批判性地審視觀念，能夠在不確定中保持清醒。
　　真正的人文教育從不灌輸標準答案，而是教人學會提問。它不製造順從的接受者，而是培養獨立的思考者。當蘇格拉底說「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當奧古斯丁探問時間的本質，當但丁在《神曲》中叩問正義與慈悲，他們都在示範一種不肯停止追問的精神。這種精神正是人文教育的精髓：永遠保持質疑的勇氣，永遠追求理解的深度，永遠對人性抱有好奇與關懷。沒有這樣的教育，知識再多也只是堆積，技能再強也可能被誤用，成功再大也可能失去方向。
　　在這個碎片化閱讀盛行的時代，經典閱讀要求我們放慢速度，深入文本，與偉大的心靈對話。這不是逃避當下，而是更好地理解當下；不是背離技術，而是在技術時代中守護人的尊嚴與自主。人文啟蒙在每個時代都有其迫切性，在AI時代尤其如此──因為只有深刻認識人性，我們才能更好地塑造技術的未來，而不是被技術所塑造。

試閱文字

內文 : 一、色諾芬《希耶羅》

1.　民眾真的愛戴專制暴君嗎？
　　色諾芬的出生年分不詳，一般認為，他出生於西元前430年，西元前354年去世。這樣的話，他應該比修昔底德小30歲，比希羅多德小53歲，是希臘三位歷史學家中的「晚輩」。不光在年齡上是前兩位的後輩，而且還沒有他們「專業」。他的一些著作雖然談的是歷史上的事情，卻讓人不能確定是否該把它們當「歷史」著作來閱讀。他最著名的《居魯士的教育》（Cyropaedia）就包含了多種主題──統治術、哲學、教育、軍事技術、波斯風俗等。人們無法確定它是一部歷史著作，還是教育君王的歷史小說，或者二者皆可。早在羅馬共和國晚期，讀者們已感到這部作品過於龐雜，以至於需要對之進行若干開宗明義式的導讀。西塞羅在寫給他弟弟的一封信中就說《居魯士的教育》所提供的「不是信史，而是一件公正政體的理想模型」。
　　色諾芬關於斯巴達歷史的《拉刻代蒙人的政制》（Lacedaemonion Politeia）也是這樣，所以被歸入政體研究，而非歷史寫作的傳統內。麥可．利普卡（Michael Lipka）在他編輯的《色諾芬：斯巴達政制》（Xenophon: Spartan Constitution）裡認為，該作品傳統手稿的標題「拉刻代蒙人的政制」多少有些牽強附會，因為色諾芬所討論的實際上是相當廣泛意義上的「公共事務」。事實上，色諾芬這部作品主要探討的是斯巴達的教育制度。
　　用「歷史」來談論政治統治藝術、政體或教育，在古希臘歷史著作中，可謂是標新立異、獨樹一幟。我們接下來閱讀的《希耶羅》（Hiero）也是這樣，對話裡的兩位人物──敘拉古僭主希耶羅和希臘詩人西蒙尼特斯──在歷史上都確有其人，這部作品卻可以說是一部描繪暴君心理的文學故事，而著名學者列奧．史特勞斯則是把它當作一部政治哲學的著作來讀。
　　色諾芬的人生經歷也很特殊，他出生於雅典附近的阿提卡城的一個上層社會家庭，因此享有一些貴族特權。早年師從蘇格拉底，據說，蘇格拉底初次遇見童年時的色諾芬時，用手杖攔住了他，驟然問他什麼地方可購買市場上出售的各種商品。這個孩子知道購買商品的地方，十分有禮貌地回答了他，最後蘇格拉底又問道：「哪裡可以買到『高尚』和『善良』？」這一難以解釋的概念含有「高尚的人」和「善良的人」的意思。孩子一臉茫然，這位哲學家隨即說道：「那麼跟我來吧！」蘇格拉底比色諾芬年長39或40歲，想來他初次遇到童年的色諾芬時大概是50來歲的樣子，問一個孩子這種問題似乎並不恰當。色諾芬後來成為蘇格拉底的學生，雖然他並沒有成為一位哲學家，但他確實是一位「高尚和善良的人」──有虔誠的宗教信仰，是出色的運動家和軍人，也是一位好丈夫和好父親，他還有不少著作，稱他為一位好作家，也是實至名歸。
　　他的老師蘇格拉底被處死的時候，他大概31歲。在這之前，他已經擔任過軍事長官和將軍，有過傳奇般的軍旅生涯，與斯巴達的阿格西萊二世（Agesilaus II，約西元前444～前360年）交好。蘇格拉底死後，雅典他是回不去了，他正式加入斯巴達軍隊，並隨阿格西萊二世出征，在喀羅尼亞戰役（Battle of Chaeronea）中戰勝了底比斯和雅典的聯軍，當時他僅41歲。斯巴達人在伊利斯（Elis）附近的斯奇盧斯分給他一份地產。此後20年間，他作為一位鄉紳隱居其間，勤奮寫作。西元前371年，伊利斯人攻占斯奇盧斯，色諾芬全家逃往科林斯。西元前369年，雅典與斯巴達關係改善，雅典政府取消了對色諾芬的放逐令，色諾芬將自己的孩子送回雅典，自己也經常短暫地回雅典，但最終死於科林斯。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為《西方人文經典》15冊系列的希臘卷（共三冊）第三部，以古希臘經典為核心，透過色諾芬、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原典分析，帶出制度思想與公民概念的歷史脈絡。書中以暴政作為分析重點之一，並強調公共參與在政體中的關鍵地位。本書以扎實文本解讀西方文明的思想根基，是讀者掌握西方文明制度基礎的重要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