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域華文書寫: 地方、記憶與文學想像 | 誠品線上

跨域華文書寫: 地方、記憶與文學想像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十篇論文，從十種閱讀方法出發，橫跨文學、理論、思想與歷史脈絡，進行了跨域文本詮釋與論述的嶄新視野。全書可分成三個輯部。第一部分，以《蕉風》與大山腳文學為核心，探討文學刊物如何透過符號運作與場域競逐形塑政治意識，並分析族群記憶的建構；同時透過戴小華《忽如歸》，梳理歷史與記憶交織的書寫意義。第二部分聚焦詩的領域，從陳克華、林得楠到印尼詩人維吉．圖庫，討論情／色書寫、抒情主體與詩的社會行動性。第三部分則轉向散文與身體經驗，從方路的創作、戴小華的旅遊書寫出發，探討感知、存在與主體認同，並延伸至女性書寫的自我建構與歷史記憶。書中也收入一篇關於評介亞細安（Asean）華文小說的在地性敘事特色，進而探思亞細安故事獨異的文學想像與無限可能。這本論文集跨越了馬來西亞、臺灣、新加坡、印尼和泰國場域，並在華文書寫的辨析中，開展了一場場關於地方、歷史記憶、文學想像與主體認同的持續辯證。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李瑞騰（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榮譽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辛金順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曾任教於中正大學、南華大學和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文系。著有《國語》、《軌道上奔馳的時光》、《島．行走之詩》、《注音》、《時光》、《詩／畫：對話》、《說話》、《拼貼：馬來西亞》、《在／地：光影》等十七本詩集；《光陰走過的南方》、《家國之幻》、《月光照不回的路》等七本散文集；《中國現代小說的國族書寫——以身體隱喻為觀察核心》、《錢鍾書小說主題思想研究——知識份子的存在邊緣》、《馬華當代詩論——地景、擬象與現實詩學》等五部學術論文專著。主編《時代、典律、本土性﹕馬華現代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馬華截句詩》和總編《1957-2014年馬來西亞潮籍作家文學作品集》（新詩、散文、小說）等六部。曾獲周夢蝶新詩獎首獎、中國時報新詩獎首獎、馬來西亞花蹤文學獎新詩首獎、新加坡方修文學獎新詩和散文首獎、臺北文學獎新詩首獎和散文特優獎、臺中文學獎新詩首獎、高雄文學獎新詩首獎、臺南文學獎新詩首獎、馬來西亞海鷗文學獎新詩首獎和散文特優獎、中央日報新詩獎特優獎、徐志摩詩獎、梁實秋散文特優獎、三毛散文獎大獎、海華新詩和散文獎首獎、全球星雲文學新詩獎、臺灣省古典詩詞首獎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 文本世界與客觀環境的對應／李瑞騰序言 跨域的詮釋重置與編碼：論冷戰時期《蕉風》文學生產、傳播與意義地方記憶符號：論文學繪製中的「大山腳」圖像與意義時代的證詞——論戴小華《忽如歸》中的創傷記憶書寫「色入」——論陳克華情色詩中的社會性介入螢火明滅，詩的暖色系——論林得楠《如果還有螢火蟲》的抒情意向我尚完好／而文字也未消亡——論印尼社運詩人維吉‧圖庫（Wiji Thukul）之詩地方、記憶與詩意存在——論方路散文中的抒情圖景情往江山，興來筆底——論戴小華山水世界的生命情態旅途上的鞋印與光影——論戴小華旅遊書寫中的主體想像與認同曲徑通幽和現實關懷——亞細安（Asean）華文小說的聲音發表與刊登出處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　文本世界與客觀環境的對應／李瑞騰

　　辛金順出生於馬來西亞吉蘭丹州東部的巴西富地縣，1992年10月來臺留學，在此之前，他已在華社工作了一段時間，且以辛松吟筆名寫詩和散文，已有二本散文集（《江山有待》，1989；《一笑人間萬事》，1992）和一本詩集出版（《風起的時候》，1992）。初次見面是在文訊的編輯室，我那時的學術南向已經啟動，對於馬華文學已有初步涉獵，比較起更年輕世代，辛金順顯得成熟、自信，言辭敬謹，有一種蓄勢待發的樣子。
　　他選擇在南部就讀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其後的碩、博士班也在南部的國立中正大學，因此和他見面機會較少，但他寫作勤快，發表多，常得獎，且樂於參加文學的公共活動，彷彿也就成了臺灣文壇的新秀了。我因之而知道他不斷精進中，惟我較關注他的學術表現，原以為他會研究臺灣文學，沒想到他碩論研究錢鍾書小說中知識分子的存在與荒謬，博論更回到較早的晚清民初，振葉以尋根，探討知識分子的身體演繹，進而通過五四以降小說，探析作家如何去召喚或編寫出具隱喻性的身體，並由此連結國體，以尋求在書寫中作家自我的存在價值。
　　在一邊寫詩和散文，一邊參與和地方連結的實地文史活動之外，他陸續發表一些馬華詩歌和華語語系文學的論述文章，已結集出版二冊論集（《秘響交音：華語語系文學論文集》、《馬華當代詩論：地景、擬像與現實詩學》），現在他將十餘年間另寫的十篇評論文章，以「跨域華文書寫」為名出版，我有機會先行閱讀，因此也就得以進一步了解他了。
　　從書末附錄的〈發表與刊登出處〉可以看出十篇中有七篇是研討會論文，看來都是被邀請。通常這樣的寫作會有範疇或主題的要求，但選題還是自己的事，所以寫什麼、如何寫、怎樣引證推論等等，當然是靠學術能力，包括資料蒐集處理、自我問答以及敘事筆力。論文顯示，辛金順在議題掌握、方法運作以及行文書寫上，已相當純熟。研討會的舉辦地點則包括吉隆坡、檳城大山腳、廈門、嘉義民雄、高雄、香港等。
　　另三篇直接發表在文學傳媒上，其中二篇發表在臺灣花蓮的《更生日報．副刊》，論的是新華詩人的詩集、印尼詩人作品，究竟是何因緣？一篇為《香港文學》「東南亞華文小說專集」所寫的綜論，總計十篇華文小說，含馬華六篇、新華兩篇、泰華一篇、印華一篇。
　　辛金順的關懷面寬闊，所跨之「域」，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臺灣，華文書寫外，還直接從印尼文本進行閱讀分析。論述屬性多元，論冷戰時期的《蕉風》，為文學傳播媒介研究；論大山腳文學，為特定「地方」的文學之探討。以個別作家為探討對象的論文較多，包括大馬戴小華、方路、臺灣陳克華、新加坡林得楠、印尼維吉．圖庫等，探討文類有詩、散文、小說，總的關懷還在於文本的表現特色、創作主體的生命經驗，聚焦於其內在世界和客觀環境的對應關係。
　　辛金順三論戴小華，成為本書最吸睛之處，可以看出他對於這位馬華文壇前輩的尊敬與重視。看他所論，二篇論小華的旅行寫作，一窺情風景之上，一論足跡所至寫作主體的想像和認同，對於常在國內外四處移動的小華來說，記遊之作確能彰顯本色；另一篇論小華一本紀實之作《忽如歸》，涉及兩岸及臺灣的白恐，以母親和受難的大弟為敘寫主線的家族書寫，堪稱她的生命之書，辛金順披文入情，舉重若輕，惟他將此書定性「家族紀實小說」，我以為這是一部大報導，不能務虛，視為小說，恐非作者本意。
　　我對《蕉風》有一些了解，於它在冷戰時期的編務與文學傳播，曾關注過；檳城去過，但沒到過大山腳，不過對於所謂「文學的武吉」並不陌生；至於本書所論多人，除印尼社運詩人維吉．圖庫沒有接觸，其他各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辛金順之所論述，有可相互證成的地方，也有深受啟發之處，如他論臺灣醫生詩人陳克華的「情色詩」之「社會性介入」，更將其濃縮成「色入」一詞，讀來頗有所體悟。總之，我很享受這一次的閱讀，記下一些心得，提供給讀本書者參考。

試閱文字

自序 : 序言　跨域的詮釋

　　自2013年以來，我所關注的研究課題，除了馬華當代詩的在地思考和探索外，也因應了一些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發表邀請，發表了一些有關文學雜誌、地方文學演繹，以及針對個別創作者的散文、詩歌及小說作品研究之論述。這些論文，實際上算是開啟了我另一面閱讀的視域。尤其是進入印尼詩歌的異域創作空間，讓我能通過印尼文打開印尼詩人的創作關懷，了解他們在那一塊土地上的生命動態，不啻也由此開闊了我的文學視野。而對於這些文學作品，閱讀與詮釋，是研究的必然進路；其間與作者和文本的對話，以產生某種理解、會通，或形成新的視域，更是研究者在進行這方面研究需要的基本工夫。因此，結集在此一書中的十篇論文，大部分都是通過這樣的閱讀方法進行，而做更深一層的挖掘和研究。
　　大致上，這本書中有關於《蕉風》月刊的討論，主要還是在於探索《蕉風》是否純為文學刊物的問題。特別是在冷戰時期，文學的場域之爭，往往具有背後的政治議程和意識，其在文學中的運作，又以怎樣的傳播方式幽微地通過文學符號的表現，達至政治意識影響的目的。而新、馬自50年代中以來，現代文學與左翼寫實文學之爭，可以說是自《蕉風》文學的創刊和出版引為濫觴。自由主義和左翼思想的對峙和碰撞，在這文學場域之爭裡，顯而易見地持續了近三十年，也影響了新、馬文學後來的文學創作思維和走向。故這篇論文旨在揭示《蕉風》文學是為何與如何展開文學的場域爭奪，也反駁了創刊者所言，純只是為文學而文學創刊這麼簡單的丐詞謬誤。
　　至於大山腳文學的繪製圖像這篇論文，則是從地方文學作為管窺，以去探測馬華文學當前創作的準標，由此思考出一條文學未來的趨向。而大山腳雖為小鎮，可是寫作人才輩出，不論小說、散文和新詩的創作，處處展現了鎮中人情物事的生活景象，以及想像。因此「大山腳」作為一種敘事（Narrative），在大山腳一代又一代作家與詩人筆下，呈現了一種文學圖誌與符號的重要。所以這篇論文經由檢視歷來大山腳作家詩人是如何，以及為何通過文學創作，想像、構畫，以及繪製自己的故鄉；這地方符號背後，又含蘊了怎樣的文學指涉？尤其在全球化時代，以及華語語系的書寫指向上，「大山腳」的集體／記憶建構，將會展現出怎樣一種馬華文學書寫的姿態和意義？這篇論文主要是通過地誌符號學（Tropography Semiotics）作為探入「大山腳」的書寫探討，以展示出文學「大山腳」之「在地性」重要的一面來。
　　以上這兩篇論文，是我在2016和2018年中所策劃的兩個學術研討會中完成。當時所策劃的研討會，是在一個問題意識——即「馬華文學創作未來的走向在哪裡」——之下，有系統性地去貫串和進行的。這些學術研討會，一方面需要清理過去文學道路，一方面也需要探討未來創作的趨向。畢竟在我的認知裡，學術是有必要放在創作的釐清和實踐上去進行，而非紙上面壁、書空咄咄而已。雖然學術沒必要指示創作，但作為思想的開拓，以及清理現象種種，進而讓創作者了解自己所站立的位置，在這一方面而言，還是有其需要的。
　　而討論戴小華的傳記小說《忽如歸》，則是因為此書所涉及的人物——戴華光，在臺灣戒嚴時期，身受左翼思想影響，在1977年成立「人民解放陣線」並散播一些對當時政經影響的破壞活動，以致被按上叛亂罪而判無期徒刑作為傳本，「傳記小說」中以抽絲剝繭的方式，從其母親、獄友、海外自由主義人士和檢方的證詞和證據，為戴華光尋求種種獲釋的因由。傳記（biography）和小說（fiction）合體，展現了戴家在事件中的創傷遭遇。間中也寫到父母過世後在大陸老家滄州的清真儀式葬禮，呈現了傳記中記憶書寫的另一種延伸。是以，論文是通過創傷記憶和雅克．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的檔案紀錄書寫，以去揭示歷史從來不是一種紀錄，而是關係的展現和詮釋，它是當下對過往的滲入，所開啟的一種書寫。因此《忽如歸》的家族記憶書寫，經由深層閱讀，及通過歷史背景和脈絡的爬梳與探討下，才能彰顯出此一書寫的時代意義。
　　
　　同樣的，在詩歌的創作上，情／色詩在20世紀末的臺灣詩界中出現，並以逾越姿態的顛覆意圖，嘗試衝撞主流社會的道德／欲望禁忌，或以肉身文本，展示了一個令人迷魅的詩性空間。這樣的衝擊，不論是從文學表現，或對社會的反思而言，都有其不可忽略的影響和力量。而這些詩歌的創作意識背後，往往可以翻捲窺見，它是倚靠在傅柯（Michel Foucault）性與權力關係的理論上，所發展開來的創作精神與表現。因此不論其如何以性器官、以敗德、以猥褻、以惡露、以排泄物等反社會機制，或企圖解構「陽具理體中心主義」（Phallogo-centrism）作為創作意圖，唯詩中所表現的種種「性」探索，均以「色入」的知覺語言，通過存有與自我存在，以介入世界和現實之中的倫理顛覆，進而由此開顯出某種創作的意義和指向來。尤其陳克華在這時期所大量創作的情色詩，操縱詩才，且通過橫暴話語的「詩／性運動」，策略性地翻轉了詩之溫厚與抒情特質，由此演繹性器官在情色中的快感，以作為突穿社會道德層面的禁忌。然而在裸露肉體，喧嘩於性愛，刻意排泄物的詩性展現上，卻成為一種介入社會實踐的一種方式，通過詩行使一種狂歡，顛覆正／傳統的意識形態，或以性愛意象／向，嘲諷臺灣政治的荒謬與社會的亂象。所以相關論文將試圖從他的兩本詩集，《欠砍頭詩》（1995）與《善男子》（2006）中，檢視詩人如何通過情／色詩去解構社會倫理的意識核心，以及探析其如何通過另類的詩言話語，介入社會／政治的「異托邦」（heterotopia），以辨詰詩以「色入」之批判性的可能。
　　另一方面，詩也常常通過抒情傳統的方式，展現了溫柔敦厚和浪漫唯美的特質，節奏的迴環與意象的暗示，將抒情主體的情思，達到極其喧染的文學作用。而考察新加坡華文詩人創作群中，林得楠算是一個相當注重詩歌抒情表現的一位。他的詩不只傾向於抒情自我（Lyric-I）的呈現，並常常以詩歌的浪漫情懷與聲調，凸顯出詩語言的抒情內質，同時也以典雅的詞彙，展現了一份古典美的詩歌意識，使得他的詩歌創作，往往能於同儕中，呈現了不一樣的風格情態與面貌。因而論文將以其詩集《如果還有螢火蟲》作為抒情意識探討的對象，藉此綜輯出其詩作中的抒情意向特質，以及探討他如何在創作中，表現出這份抒情意向的創思。
　　因此，詩歌的多元展現，凸顯了詩的銘寫維度和審美觀照，在不同的時空，呈示了其獨特內涵和文化的意義。如果陳克華的情／色詩，是以迂迴的方式介入社會倫理僵化的批判，則印尼社運詩人維吉．圖庫（Whijil Thukul）之詩，卻寫實地讓詩與生命行為並行，或成為其社會實踐的行動表現之一。他的詩宛如子彈般企圖去突穿當權者的不公政策，以反抗霸權的聲音，結合他的社會關懷與實踐，以履行公民的正義和承擔。是以，研究維吉．圖庫的詩，對印尼蘇哈托（Suharto）時代所施行的「新秩序」（New Oder Era）政策，以及極權主義才一定有更深入的了解。
　　除了詩的涉入，不論從抒情自我的情志展現，或社會參與的批判外，散文作為另一類文學體式，最能呈現和揭示書寫主體的存在情境和生命情懷，以及身分的彰顯，尤其抒情散文，更是注重個人的境遇和性情表現，屬於自我意識相當強烈，以及直接反映作者情態的文字表現（但在文學評論中，卻往往常被忽視的文類），所以進入作家的散文天地，才能更細微地探觸到其之書寫指向和意義。是以從散文中去探討作者的生命情境與書寫關懷，是相當重要的閱讀一環。而作為馬來西亞獨立後成長的馬華作家，方路算是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因此閱讀其散文，是研究馬華散文史的必要之一。所以相關論述在此，主要還是在探討其散文如何構畫和展示出書寫主體的想像、此一想像欲望又將拉出怎樣的一種創作視域，以及其在馬華性書寫的意涵；更重要的是，其詩意抒情的散文寫作，將會在馬華文學中，奠定著怎樣的一個意義和位置。論文中，通過方路精選自四本散文集——《魚》、《單向道》、《Ole Café夜晚》和《火蛋糕》——編輯而成的《方路散文選》，去進行相關問題的閱讀、推敲、處理和解答，由此觀照出方路散文書寫的重要地位。
　　同時，此書也納入了兩篇有關於戴小華遊觀散文的研究。其中一篇是通過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知覺現象學，窺探其旅遊書寫的存有意向，以及文學山水世界的生命情態；另一篇則是以女性主體想像和認同，討論她在行旅中跨越疆界的姿態，或在異國時空與文化衝擊下，如何讓個人的心靈與歷史記憶，展現出主體的確認和自我認同的意識來。兩篇研究，一為山水行遊的生命情調探索，一為主體意識與身分認同的追尋，都迎向了旅遊散文背後深層思考內涵，以及感受經驗視角所涉及的心智想像，從客體迂迴向主體認知的存在情態。是以，這兩篇山水和旅遊散文研究置之於此，以進行相互對照和相互辯證，或許由此可以窺見戴小華旅遊散文書寫中的多面趨向和意涵了。
　　最後一篇是有關於筆者為《香港文學》月刊所籌組的「東南亞華文小說專輯」之論析。亞細安（Asean，東南亞）作者所創作的小說，自有其風土人情的特色，題材絕大多數來自於他們在地生活知識與生命體驗，這些內涵自與中、港、臺華語圈小說題材完全不同。因此在地的現實，在地的經驗／經歷，以及在地的生活情態等等，必然都將會輻輳和冶煉成了小說活生生的血肉，在說故事者的敘述語脈和技藝中，呈現出一個屬於他們自己敘事的舌音。十篇小說、十名作者，來自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和泰國，都展現出各自不同而精采的作品。這篇小說論析，結輯在這本論文集裡，目的也是為了凸顯出東南亞還是具有不少小說寫得相當好的作者，只是不被人看見而已。而閱讀他／她們的小說，無疑也對東南亞華人的存在處境，會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是以，十篇論文、十種閱讀方式，在跨域文本交融的視域中，彰顯了文學詮釋和研究的重要性。這些論文，都曾經在各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讀過，或在期刊刊登了，如今則以文學雜誌傳播、地方文學、傳記小說、詩人的詩論、散文研究等，經由「地方」、「記憶」和「文學想像」等主題概念，統合與綜輯在這本書裡，也算是我那些年對文學閱讀和學術叩問的一個回音。如今回顧當時每篇論文書寫過程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研究中的閱讀，之外，還是閱讀。而夜夜深沉，寒窗寂寂，只有電腦螢幕上的光亮，靜靜照出孤獨的身影，專注地在鍵盤上敲字，那份幽深感，迄今思來，仍為深刻。但也因為當時的閱讀，以及甘於寂寞，才有了今日的這本書，它也註釋著我過去研究生涯的某一段留痕，雖然，那段歲月，那段時光，那段夢想，那些故事，都已鴻飛杳杳了。
　　最後，必須感謝這些被研究的作者／詩人，因為他／她們的作品，才使得這本書的研究文章和出版成其為可能。同時也非常感謝李瑞騰教授願意抽出時間來，對這本論文集作序。

試閱文字

內文 : 重置與編碼：論冷戰時期《蕉風》文學生產、傳播與意義（節錄）

（……）
　　在臺灣，如陳芳明的論述，自由主義傳統的開展與現代主義的結合，開啟了臺灣50年代的文學思潮。而現代主義的文學美學與自由主義的自由思想暗合，在那時臺灣戒嚴時空下，成功穿突了當權者的鎮壓與監督，並且大放異彩。尤其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感覺與新美學，以及注重探尋自我內在生命的意義，可謂影響了很多年輕的寫作者。但也因為存在著反共的氛圍，所以自由主義可以在臺灣浮現；同樣的，因為戒嚴，使得隱性的現代主義文學，成了當時最好的創作出路，以避開重重文藝的檢查。
　　關於追求新美學的感覺認知，當時臺灣現代文學運動最重要的刊物之一，《現代文學》在創刊詞中就很清楚的指出：「我們認為舊有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 ，所以吸收新的藝術觀念和創作新的文學形式技巧的作品，無疑是向傳統文學歷史告別的最好方式，更是當時文學創作者重要的理念。尤其在現代詩方面，自50年代中期，「現代」的符號就已成了一個文學書寫的新興想像，並在一些詩社間形成各自不同的詩學言說。而現代詩的前衛性特色，不論是展現個人內在的熾烈情感，還是從繁複的技巧到語言修辭的翻新，無疑都將文學藝術推向了一個極致的高峰。
　　然而被挪用、轉譯和改造的現代主義文學在臺灣，是有其衍生的政治文化環境和時代背景。它因應著國民黨戒嚴體制和中華文化復興的提倡，在修辭系統上形成了一套「中華民國式」的詩文體，以精緻典雅的語言，形成了張誦聖所謂的「菁英式的美學觀念」 。
　　而《蕉風》引進的，就是這一套內含「菁英式美學觀念」的詩文體。其實，自《蕉風》於1959年開始由黃思騁擔任主編，就已經刊登了一些臺灣詩人和小說家的作品。如第76期（1959年2月），有覃子豪介紹臺灣自民國政府遷臺後十年來新詩發展現象和詩社的活動，同期也有郭嗣汾的小說〈子夜歌〉。及至第78期（1959年4月）改版時，凌冷（白垚）以〈新詩再革命〉一文，挪借、轉繹和修改了紀弦在臺灣現代詩派成立時所高舉的那「六大信條」，提出了五點新詩革命的意見，由此揭起反叛文學的旗幟，吹奏出新詩改革的序曲 。這也是張錦忠所稱謂的「第一波現代主義在新馬的出現」 ，它不再以「自由現實主義」文學向左翼現實主義文學進行位置／權力的爭奪，而是更換旗鼓，借貸了臺灣的現代主義詩文，以「現代」、「自由」、「自我」的理念，展開了一場「影響深遠的反叛文學運動」（白垚語）。白垚後來在回憶文章〈林裡分歧的路——反叛文學的抉擇〉中提及：「馬華文壇叛逆者的名字，不是個人的名字，而是反叛文學作品共有的名字——『現代詩』。」
　　實際上，在那一期的《蕉風》，有兩篇文章需要注意，其一是〈改版的話——兼論馬華文藝的發展路向〉，另其一則是魯文的〈文藝的個體主義〉。前者強調文藝需從「人本主義」出發，也想像花果飄零的中華文化，在海外所形成的三個重鎮；臺灣、香港、新馬，能夠以新的生命力，展開一場新文藝的新運動。至於魯文則從建構個體（非個人本位），尊重別人也尊重自己的自由基礎上去思考文藝，強調個性和抒發個人內心的情感，尋求個人精神世界的挖掘和解放，進而提出了「文藝必須是文藝的理念」，以去反撥要求文藝像鏡子般反映現實，以及企圖鼓動群眾和領導群眾的「鏡子旗子派」，或將文藝當工具的「匕首文藝」、「戰鬥文藝」和「工農兵文藝」。而文藝個體主義的提出，純只是為了包裝文藝自由主義，強調自由創作的重要。
　　所以這兩篇文章所揭示的中華文化和自由主義理念，以及凌冷新詩革命的倡導，三潮匯合，可以說是一種宣示，直接對「鏡子旗子派」和「戰鬥文學」形成明顯的挑戰。但在文學生產和實踐上，馬華作者仍沒有多少人能理解現代主義文學的創作理念，包含修辭技巧等詩學系統。而《蕉風》也無法在短時間培養出相關的創作者來，所以在作品的庫存量上，只能通過轉載的方式，將臺灣的現代文學作品，尤其是最具有文學先鋒性的現代詩刊登在《蕉風》和《學生周報》上，以作為借鑑、效習，甚至模擬的對象。尤其在《蕉風》第80期（1959年6月），隨刊附送了一本由白垚主編的「蕉風詩選」：《美的V形》，含二十六首詩，然而卻是以羅門、余光中、周夢蝶、葉珊等臺灣詩人為主的作品，本地詩人只有冷燕秋少數幾個而已。而在第83期（1959年9月），又附送了由端木羚和阮囊等人所著的詩選集《郊遊》。這兩本詩冊，配合覃子豪在《蕉風》所刊登的現代詩教學示範文章，以批改詩作的方式，揭示詩創作的立意、內容、結構、句法、節奏與形象意境等等，與寫實詩作的創作方式可謂完全不同，這對馬華年輕一輩的新詩創作／讀者，必會產生一定的啟發和影響。
　　此外，在《蕉風》第94期（1960年8月），則大張旗鼓推出了「新詩研究專輯」，探討新詩未來的走向，因此從〈新詩再革命〉的倡導後，我們可窺見一系列現代文學的推介，不管是通過借助臺灣詩人詩作／理論的詩學傳播，或對新詩進行譯介和關注，《蕉風月刊》都可以說是在50年代末，正式掀開了臺灣現代新詩對馬華新詩影響的重要一頁。
　　除此，《蕉風月刊》也在黃崖於1962年擔任主編時，大量引進了臺灣詩人的詩作。凡是當時臺灣現代詩的新銳與老將，如紀弦、覃子豪、鍾鼎文、余光中、彭邦楨、瘂弦、羅門、周夢蝶、夏菁、張默、洛夫、向明、楚戈、蓉子、敻虹、辛鬱、葉珊、菩提、麥穗、黃用、張健、吳望堯、吳晟、蔣勳等，都大部分曾在60年代的《蕉風》發表／轉載過詩作 。這樣一個龐大陣容的詩人群，經由詩作跨海傳播的同時，提供了現代詩文體的話語想像，尤其在創作修辭、語言巧變、歧義性，以及技藝的展現等，也帶給了馬華新詩場域一個很大的衝擊。
　　而這些臺灣現代詩人，不論是出自強調橫的移植，追求知性與純粹性的現代派，或主抒情，肯定象徵主義與自鑄新詞的藍星詩人，還是提出超現實主義創作的創世紀成員，甚至以即物詩學切入臺灣現代詩的笠詩社社員等，在當時無不將詩作匯聚於《蕉風》月刊上，由此交疊成了現代詩的一場場演示。所以，當時《蕉風》所引入和傳播的，不只是一種新興詩體的表現，或各個詩人詩作風格的展演，其同時也將轉繹自西方現代主義的修辭技巧引進了馬華文學新詩場域中，並以張揚個性和現代感的追尋，塑造出自我主體的精神氣象。這對長久處於詩風保守、語言粗糙僵化，缺乏美學意識的社會寫實主義詩潮中之年青詩人而言，無疑產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和衝擊力。特別是那些具有前衛性與求變求新的創作者，早已對當時流行而空洞化的愛國口號詩，存在著棄之不足為惜的心理，因此一旦接觸到援用西方修辭技術和具有現代精神風格的現代詩，自也容易產生認同感。
　　一如曾經擔任《蕉風》主編的李有成，在回憶他的創作歷程時所陳述的，其早期所創作的詩，均符合現實主義的美學標準與政治要求，詩也表現出了熱愛土地和歌頌勞動階層的內容。然而年紀漸長，涉世漸深後，卻對那語言陳腐，形式俗套，充滿政治意識的社會現實主義詩歌，深感有所不足。因此轉而尋求不同的語言和行式來表達個體的關懷，那時正在興起的現代詩，遂成了激發他創作的另一方向 。此外，當時擔任天狼星詩社社長的溫任平，則以更激進和更激烈的語言，批評了60年代寫實詩歌為豆腐干體、白開水及流於工農兵口號，完全不具備詩歌的特質 ，是以他認為對此「虛有其表、虛張聲勢」 的現實主義詩歌，應該進行全面性的改革。改革的方式，無非是借鏡臺灣現代詩的修辭技藝與符號想像，以在馬華詩場域中，展開一個代換的工程。
　　另一方面，當時一些留學臺灣的旅臺生，除了在1957年回馬的白垚之外，餘者如王潤華、陌上桑、淡瑩、陳鵬翔、林綠等，仍留在臺灣。他們身處臺灣現代主義風潮裡，又在主導臺灣文學理論的外文系學習，因此勢必無法自免於現代主義思潮的洗禮。而他們在60年代中，常有詩稿和理論的譯介寄交《蕉風月刊》登用。所以魯鋩才曾直接的指出：「現代詩，是去臺灣唸書的學生帶回來的一種新風氣」 。因此，這些留臺生，對馬華現代主義詩潮的推動，無疑是具有助瀾的作用。況且，現代詩的引入，對一些追求前衛與具有叛逆性格趨向的年青作者而言，可以說是更能契合他們的創思，以及能讓他們在情緒上產生創作的共鳴。
　　是以，大抵而言，從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臺灣現代詩人的詩作和理論，以現代主義的詩文體知識介入馬華新詩場域始，以及馬華留臺生在現代詩創作的實際操作與理論的推介，經由這兩條路徑傳播，使到馬華文學的系統，也呈現了與以往不同的面貌。而白垚所提出的「新詩再革命」，啟動「反叛文學運動」，在當時現代詩轉繹濃厚的氛圍裡，明顯形成了一波相當具有影響力的風潮。從1962年起，《新潮》、《荒原》、《海天》、《銀星》等主張現代詩創作的刊物相繼出現，即可見其影響之端倪了。雖然這些文學刊物壽命都不長，然而卻也培養了不少的現代文學風格的創作者。唯一可惜的是，當時馬華詩人的佳作不多，理論提出更少，所以引發了黃崖後來的憂慮：「馬華詩人都是繼承其他地區華人詩人所用的形式，而缺乏一分自覺的創作意識。」 這也是白垚在後來的回顧中，對「新詩再革命」的提出後，認為第一波現代主義運動，只成了「雷聲大，雨聲小」的狀態 。馬華現代詩在此一階段，缺乏如臺灣現代詩興革那般大量的理論依據，或從現代主義龐大的知識系統中，去挖掘出屬於馬華自己的屬性與空間特質。更重要的是，在這期間，並沒有產生重要的現代派詩人引領風騷，或產生出經典性的作品。 馬華現代詩主要以效習臺灣現代詩為主，不論從創作技巧、修辭技法，甚至詩的意識認知，均一步一趨地以臺灣現代詩為學習樣本，成了另一種「擬像和轉譯」，而缺乏了馬華新詩創作的在地自覺，以致陷入了創作上不斷模擬的歷史深淵，進而失去了創作本質上的主體性和獨特性 。
　　但不管怎樣，馬華現代詩經由臺灣現代詩的語言與修辭借貸，卻也邁出了第一步，雖然第一步的步伐充斥著臺灣現代詩的陰影，或如罔兩與影的緊密關係，然而由此卻成功的突破了馬華現實主義的霸權牢籠，而展現出了與以往有別的詩學風格，這對後來現代詩在馬華文學史的發展上，可以說是寫下了嶄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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