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春秋: 歷經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及北大荒勞改, 劇作家王正的未竟回憶錄 | 誠品線上

20世紀70春秋: 歷經八年抗戰、國共內戰及北大荒勞改, 劇作家王正的未竟回憶錄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王正（1930–2002）曾任中國戲劇出版社社長、總編輯，以及中國戲劇文學學會會長。著有劇本《報童》、《遲開的花朵》、《雙人浪漫曲》等，並出版論文集《劇作家的沉思》、《形象的魅力》。他不僅是一位「寫戲的人」，更是一位「研究戲的人」，對中國戲劇創作理論的體系化與發展具有深遠影響。他生於戰火未歇的年代，成長於政治風暴之中。中學時期的他在抗戰歲月中成為流亡學生，與堂哥流落重慶街頭，飽嘗漂泊與飢寒。其後進入社會教育學院求學，結識志同道合的朋友，並組成「七君子」，其中包括日後成為臺灣知名電影導演的李行；也在這段時期遇見了妻子，也就是後來成為中國知名兒童劇演員的方掬芬。隨著國共內戰爆發，時代洪流推動他踏上革命之路，懷抱理想與信念，走向他所期待的未來。然而世事難料。未來等待他的，是被劃為「右派」的動盪歲月，到北大荒勞改六年的冰雪荒原；從劇場燈火下的創作熱情，到文化大革命陰影籠罩與改革開放時代的劇烈轉折，他的一生，既是一位戲劇人的奮鬥史，也是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側寫。本書回溯至1950年前後時，因作者辭世而止筆於此。然而書中另收錄多篇重要文章——既有從事文藝工作的回憶，也有流放北大荒時九死一生的驚險經歷，以及多年後重返舊地的深沉感懷。這些補篇使其生命軌跡更加完整，也讓那段歷史獲得多一重真實而珍貴的見證。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王正王正（1930年3月30日－2002年11月14日），湖北武漢人，祖籍湖北雲夢。抗戰期間隨家人遷居重慶，就讀中央大學附中；戰後返武漢，畢業於武漢尚志中學，1947年考入國立社會教育學院藝術系。1949年加入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從事劇本創作與戲劇評論。1957年被劃為右派，下放北大荒勞改，1979年平反。1985年任中國戲劇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並曾任中國劇協書記處書記、中國戲劇文學學會會長。1989年因公開支持學生運動遭停職。2002年逝世於北京。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王子音【第一部】一、生活的味道二、我的簡歷三、記憶中的故鄉四、我的祖父五、外婆家六、鄂北古城七、穿越神農架八、落戶土家族九、小龍潭十、川江逆水行十一、青木關求學十二、勝利之夜十三、患難中的友誼十四、失散了的夥伴十五、我的堂兄十六、別了，青木關十七、流落重慶街頭十八、意外還鄉十九、貴族學校二十、苦悶的象徵二十一、寫作生涯的起點二十二、大學門外二十三、南京一月二十四、社會教育學院二十五、學生運動二十六、愛情和友誼【第二部】一、古都城，新生活二、開國大典三、劇場藝術四、青年文化列車【附錄】花甲憶事魂斷完達山吳祖光、新鳳霞夫妻生活瑣記離休後的情況北國圓夢二○一一年八月十四日北京電視臺專訪方掬芬聽打稿門外詩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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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王子音（女兒）【節錄】

一、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今天是我父親的祭日。二十二年前的今天，二○○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晚上十點四十分，父親停止了呼吸，永遠告別了這個世界。
　　父親生命的最後幾天，是在北京協和醫院VIP病房裡度過的。醫院的設備條件非常好，醫生護士們也非常優秀。但是父親的病已經無法醫治了。他被診斷是肺癌晚期。在發現他得了癌症的時候，癌細胞已經擴散到全身了。癌症晚期的病人通常會感到難忍的疼痛，所以我們對醫生唯一的請求，就是不要讓父親感到太疼痛。醫生答應我們一定盡力減少父親的痛苦。
　　護士們在父親病房裡，為母親加了一張床。母親晚上可以陪在父親身邊。在父親臨終前的最後一天，我和我先生還有妹妹朝暉，一大早回到父親病房。父親已經醒來。他看上去精神還好，我們都很高興。父親斷斷續續的對我說，「又堅持了一夜，我醒過來了。我就像個鬥牛士，又贏了一場決鬥。但我精疲力盡了，沒有力氣再鬥了。」聽著父親的話，讓我突然想起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中那位不畏死亡的鬥牛士羅梅洛。我強忍住眼淚對父親說：「如果太累了，就不要再堅持了，好好休息吧。」父親斷斷續續地問我：「真的可以嗎？」我回答：「可以」。父親拉著我，很微弱地說：「謝謝你」。
　　那一天，有許多人陸陸續續來到病房看望父親。除了家中的親戚，還有我父母的老朋友，以及曾經與父親共事多年的同事們。文化部、劇協、戲劇家協會、戲劇出版社和國家話劇院的各級領導也都來探望父親。許多人帶來鮮花和水果。然而此時父親的體力已極度虛弱，無法說話，呼吸越來越困難，但他的神智依然清醒。他向我要了一支筆和一張紙，顫抖著寫下：「就像新餐館開張，人們來賀喜，送花。有人是真心祝賀，也有人是為往後的利益，希望打折。我喜歡看笑話，摔盤子，盤子摔碎了，我開心。」這段話至今保存在我書桌抽屜中，和父親葬禮的錄像一起。我一直沒有勇氣再打開來看。當時我不明白父親的意思，直到他離世後才領悟：這是他對自己一生的總結，也是他與世界的告別。

二、

　　父親於一九三○年四月三十日出生在湖北省武漢市，享年七十二歲。他走得很突然。我們一直以為他身體健康，因為他似乎從未有過病痛。幾十年如一日，他總是忙於工作，閒暇時不是讀書就是寫作。他晚年最大的愛好是看體育比賽，尤其是足球。二○○○年雪梨奧運會，我和丈夫邀請父母一同到澳洲觀看比賽。我特地安排他們去看棒球，因為父親年輕時在武漢讀中學時，酷愛這項運動。我小時候家裡有一顆舊棒球，奶奶說那是父親特別珍藏的紀念品。
　　後來我曾經問父親什麼是棒球，怎麼打？為什麼在北京，沒有看見過有人打棒球？父親仔細地向我講述棒球的規則，描述棒球賽的場面。並告訴我棒球是用很好皮革製作的，棒球棒也是用很好的木材來做。製作的人手藝也要精湛，才能做出好球。家裡的那個球是他唯一保留下來的一個球。父親少年時代的夢想是能到美國波士頓看一場「Red Sox」比賽。父親還告訴我，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之後，棒球和網球一樣，被視為是資產階級的享樂，漸漸消失了。
　　二○○○年澳洲之行，父親非常高興。他人生中首次參加奧運會，與母親一起直呼彷彿置身夢境。他感慨，一生坎坷，受盡磨難，到七十歲時能親臨奧運會，此生無憾。
　　下一年十月，父親應邀再次回到澳洲，那也是他最後一次訪問澳洲。作為中國戲劇文學代表團的團長，父親應邀帶領三十二名中國戲劇劇作家到澳大利亞參加墨爾本國際藝術節並進行交流訪問。作為國家公務代表團出訪，必需報批文化部。文化部批准了三十一名代表團成員的公務出訪，唯一沒有批准我父親公務出訪的申請。雖然他是代表團的團長，但他公務護照的申請被駁回。理由是父親當時有政治處分在身，所以不能作為公派官員出訪。
　　父親受到政治處分是在一九八九年底。那年在北京發生了世界矚目的「八九學運」，中國高校的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發起了持續兩個多月的示威運動。我妹妹王朝暉當時是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一年級的學生，她和她的同學都參加了學運。父親當時是中國戲劇家協會書記處書記，同時擔任中國戲劇家出版社社長和主編。我母親當時是中國兒童藝術劇院的院長。她是全國政協委員，也是中國戲劇家協會的副主席。他們兩位都算是中國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在一九八九年，他們與其他九十八位藝術界知名人士聯名發表公開信，支持在天安門廣場示威的學生，呼籲中央領導聽取學生們的訴求。對我父母來說，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就像是他們自己的孩子。
　　我當時在澳大利亞ABC電視臺工作，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到北京採集當時中國新崛起的搖滾音樂的相關資料，採訪新一代中國搖滾音樂家。我和同事們正好趕上大學生們示威遊行，到天安門請願，要求民主。當時各界人士，以及北京的老百姓，都到天安門去聲援支持學生們。被稱為「中國搖滾樂之父」的崔健以及其他中國搖滾樂歌手在天安門廣場上開演唱會。我永遠記得當時的感受，那種未曾體會過震撼，中國人終於能喊出自己的心聲，聽到我們自己的聲音了！
　　五月三十一號，我回到澳洲。六月四號晚上，我在電視看到北京長安街上持槍的士兵以及坦克車，我哭著給在北京的父母打電話。父親聲音嘶啞顫抖，他告訴我妹妹在天安門廣場，一直沒有聯繫。之後他拿著電話，站到陽臺上，讓我聽起伏不斷的槍聲，他說，「他們開槍了。」澳洲時間凌晨四點，終於接到妹妹從北京打來的電話。她泣不成聲，「他們開槍了，對我們開槍了。」
　　那天過後，「六四學運」被定性為「反革命暴亂」，示威的學生「領袖」，被稱之成為「動亂分子」。文化部要求凡是公開支持過學生運動的在職人士，必須公開承認錯誤，對自己的行為表示悔過，要寫署名悔過書。大部分人因為無力對抗壓力，被迫認錯。但是父親和幾位摯友，包括著名的作家吳祖光先生，拒絕認錯反悔。結果他們都受到不同的懲罰，嚴重者被開除黨籍，撤銷公職，被降級等等。
　　父親被停職，接受審查，並給予政治處分。半年之後，父親提前離休，不再擔任公職。十年後，父親在出版的「王正劇作選」的自序中說，「一九九○年，我離休，身心疲憊，思緒萬千。」那一年，正值父親六十歲生辰。他隨筆寫下一首「打油詩」：

人生如優伶，粉墨投塵海。
悲劇連喜劇，正派忽反派。
演戲還看戲，上臺又下臺。
匆匆走馬燈，煙雲六十載。

　　此後，父親把全部的時間用來寫作。從一九九○到一九九六年，父親完成了多部話劇劇本，包括《三個爬山的人》，《秧歌浪漫曲》，《月光搖籃》等。他還在各種報刊雜誌上發表了多篇散文、雜文、詩歌，還有藝術評論文章。
　　九○年代中期，父親與戲劇界幾位同仁共同發起創建了中國戲劇文學學會，一個專門為戲劇劇作家們開辦的學會，父親並被推選為會長。
　　也是那個時候，父親開始寫一部長篇小說──《天輪》。小說主人公是以父親的大伯為原型。大伯曾經是高雄憲兵隊長官。退休後，趕上一九八七年海峽兩岸恢復探親，決定回到中國大陸與失散了三十多年的家人團聚，結局淒涼。父親瞭解到大伯的遭遇後，哀傷又義憤。感歎人生淒涼，痛恨政治對人性的毀滅。小說完成後，父親並沒有送給出版社，也沒有刻意安排去出版。他知道他的小說不會有人為他出版，但他說，他需要寫下這個故事，因為他需要把那段歷史紀錄下來，讓後人瞭解那個時代是怎樣顛覆了人的道德標準，從而摧毀最基本的人性。

三、

　　從我記事開始，父親似乎總是被「處分」。他是右派，是被改造的「敵人」，所以他永遠都有「政治問題」。我四歲之前，我認識的父親是家中掛在牆上一張照片。那是我父母的結婚照。照片中的父親很年輕，溫文儒雅。家裡人說他學問淵博，才華洋溢。爺爺奶奶、叔叔姑姑們提起他，總是充滿驕傲。說他從小是「神童」，中學裡的「才子」，大學時期的「學生領袖」。但外面的人說他是個「右派分子」，所以被送到北大荒的勞改農場去接受改造。我從開始學說話，就被人教會了說「我爸爸是右派，在北大荒勞改」。更有好事之人，用糖果哄騙我，就為了能聽我說這句話，取樂。母親後來在她的回憶錄中說到這段往事，說到她當時是如何傷心，但我太小，不懂的世態炎涼，更不明白現實的殘酷。我只知道，我身邊沒有父親。
　　第一次見到父親，是我四歲那年。當時見面的情景，我已經記不太清楚了。我記得大人帶著我去北京火車站接他。他人很瘦，很黑。身上穿一件很舊的藍布棉大衣，戴了一頂棉帽子。大家要我叫「爸爸」，讓爸爸抱我。我嚇得哭起來，不肯叫這個男人「爸爸」。
　　我記得爸爸送給我一件紅色的新毛衣，但我記的最清楚的是，爸爸給了我一個很大很紅的蘋果，他說蘋果是從北大荒帶回來。我記得我帶著我的蘋果去幼兒園，向同班小朋友們「炫耀」，我爸爸回來了，爸爸給我帶回一個大蘋果。不過我沒有吃到那個蘋果，蘋果被班上的一個老師收走了，說要等到中飯的時候吃。我已經不記得那位老師的名字了，因為她不是我們的班的老師，是臨時來代課的。記得我和其他小朋友們都不喜歡她，也很怕她，她很兇，總是用手掐我們。吃中飯時候，我沒有見到我的蘋果。後來聽有一位小朋友說，看見壞老師在我們的盥洗室裡把我的蘋果吃了。現在想起來，那位老師一定也是餓得顧不得臉面了。
　　長大後，我才明白當時是中國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三年），糧食短缺，太多人吃不飽飯。我和爺爺奶奶一起住，記得奶奶每天給家人煮飯前要先用一個小湯勺按量把米放進不同的小飯碗中，再把小碗放進蒸籠裡蒸。吃飯時每個人只有自己的那小碗飯，沒有任何多餘的。我不記得自己是怎麼度過那段時間，我也不記得自己曾經挨餓。大人們把好吃的東西都省下來給我，包括我的小姑姑，她當時自己還只是小學生，還把自己的早餐剩下一半給我，怕我餓。
　　父親是因為患病才獲准從北大荒回到北京。他得了嚴重的胃潰瘍，急需手術。我記得父親在醫院住了很久，我常和母親去看望他。大人們說他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所以母親會開玩笑叫他是「大無畏」的人。我不知道父親在北大荒的四年是怎樣過的？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他得了嚴重的胃潰瘍。他曾經在他的「自序」中簡單的寫道，「在北大荒，生活的艱苦，勞動的繁重，都是我過去不僅沒有經歷過，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的。特別是我領略到了在正常情況下難以體察的人生滋味，這實在無法用言語來表述。父親很少提起在北大荒的生活。偶爾父親的「荒友」（北大荒的朋友）來家裡作客時，他們會聊起一些他們的經歷。也會談到那些沒有能回到北京或已經不再在世的荒友們。從他們的談話中，我瞭解到一點點他們在北大荒時生活情景。比如剛到時，沒有房子住。每個人給一把砍刀，砍樹枝，自己搭床鋪。夏天有很多蚊子，他們要學自己種糧食、種菜。右派們幾乎都是知識分子，之前都沒有幹過體力勞動。父親有一次告訴我，他在北大荒學會伐木。有一次在作業時，一棵很大的樹從山上滾下來。父親險些被樹幹輾死。父親不喜歡吃土豆和白薯。他說在北大荒時他們的主食就是長了芽的土豆，吃膩了。
　　我後悔在父親生前沒有能多瞭解一些父親在北大荒時的經歷，但我知道父親並不願意去回想那段生活。

試閱文字

內文 : 二十一、寫作生涯的起點

　　自從我離開重慶以後，明法單獨流落山城。他飽受苦難，時時為生存而掙扎，他的經歷極富傳奇色彩。
　　據他後來告訴我，他在重慶求生的基本方法，還是與先前我在的時候一樣，向社會傾訴自己的遭遇，爭取人們的同情和援助。
　　有一天，他在街上向人訴說苦情，忽然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並帶他到一個冠以「青年」稱號的團體，讓他住進了宿舍，發給他衣服，還向他提供每日三餐伙食和少數零用錢。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要為這個團體做事。我現在記不清具體情節了，好像是要他每日到人多的地方去注意人群的動向或進行某種宣傳，明法懷疑這可能是一個特務性質的機構，打算逃跑。恰好這時他在嘉陵江輪渡上遇見一位好心的和尚，把他帶到貴州境內的一座廟宇裡，讓他在那裡住下，甚至還讓他到附近的學校裡讀書。這樣，他才結束了漂泊生涯，有了一個固定的位址。我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收到他的信的。
　　明法的父親叫春成，我叫他三伯爺。他一向待我好。只是因為我自己回到武漢，而把明法一個人丟在了重慶，他對我有些責怪。現在，明法有了下落，他異常高興，於是就動身前往貴州山裡接明法回家。明法平安歸來，進了私立武漢中學。我課餘時間經常與他在一起。我們的感情依舊，我們所談的也多半是我們共同經歷過的事情。
　　我已經說過，我似乎有著雙重人格，或者說我的內心時時處在矛盾之中。當我和上智中學的同學們在一起的時候，我是一個地道的少爺；當我和明法在一起的時候，我又變成了一個流浪兒。作為一個少爺，我安於我的生活現狀；但是，當我用流浪兒的眼光來審視我的生活時，我又不滿現狀，因而才會有那樣多的憂愁和憤懣淤積於心中。
　　一個人的心中充溢著過量的情感，就必定需要尋求寄託。而文學和藝術，恰恰是寄託情感的領域。
　　我沉醉於讀書、看電影、聽音樂、欣賞美術作品並親自作畫。似乎還不能得到滿足，我需要直接抒發和盡情傾訴內心的情感，於是自己提筆寫作。
　　我寫作，純粹是出於自己內心的迫切需要，毫無功利的意圖。我不像有的人那樣，抱著想當文學家的目的，甚至懷抱「文學救國」、「文學救人」、「文學拯救社會」這樣宏大的志願，才勤奮練習寫作的。可能正是由於我從事文學的出發點與有些人不同，所以我這一生在寫作上都受不得約束，我的內心深處總是強調文學的自由、真誠以及寫作的無為狀態。也正因為如此，在強權統治和極端實用主義的思想指導下，我常常覺得難以忍受，顯現出叛逆性，這恐怕也是我總是遭到嚴厲批判和懲處的原因吧！
　　生就如此，無論怎樣進行殘酷的自我改造都於事無補，天奈我何，只有聽從命運的安排了。
　　這都是後話，當初在我寫作的起始階段，我只是想寫，就寫了。我沒有想到，當我剛進入上智中學，我寫的東西就立即得到國文老師的賞識。
　　我最初的國文老師叫賀蘇，當時是武漢《正義報》文學副刊的主筆。我的第一篇作文題目為〈不自由，毋寧死〉，內容是紀念布拉格青年在德國法西斯統治下英勇鬥爭壯烈犧牲的事蹟。我那時剛剛過上安適的生活，但心裡總懷念那逝去流浪歲月，特別是那浪跡天涯的自由豪情。我想，我的這篇文章一定也體現了這一點。賀蘇老師看了我的文章，覺得我寫得感情充沛，真摯動人，就拿到他所編的報紙副刊上發表了。以前我只是在學生的出版物上發表過作品，現在我的作品第一次在社會報刊上登出來，我感到非常興奮，從此勤奮寫作。
　　記得那時我寫過一首詩，題為〈冬來曲〉，賀蘇老師大加讚賞，在課堂上朗讀，又拿去發表。
　　這期間，我開始在武漢的報刊上投稿。
　　當時武漢出版了一份大張的報紙，叫《大剛報》。它每天出一整版文學副刊，刊名叫「大江」，上面常常發表國內各地一些著名作家和詩人的作品，我覺得辦得很好。於是就壯著膽子把自己的一首詩投寄到該編輯部。稿件寄出不幾天，我收到《大剛報》副刊「大江」的主筆王采的一封親筆信，約我見面。這令我驚喜得難以置信。
　　我應邀前往拜訪他。他住在中山大道當年一座最壯觀的大樓裡，進門之前，我為這位詩人的豪華住所而感受到一種威懾力。待我上了樓，進了他的家門，我才發現我的想像與現實完全顛倒了。裡面竟是難以想像的凌亂和殘破。詩人和他太太身上穿的也有些襤褸，是「國軍」的破舊軍服。這使我大感意外。我看到這番景象，當時想，日軍佔領期間，這座樓可能被佔領者所用。現在，戰敗者走了，勝利者進駐，所以就出現眼前的這幅圖景。王采住的房間很大，中間用戲劇舞臺上的佈景片子隔成兩小間。家裡除了一張床和兩把椅子，什麼傢俱都沒有。倒是幾個演戲用的道具箱子放在顯眼處，書籍、衣物都散亂地放在那上面。他的太太有恙躺在床上，顯得十分衰弱和消瘦。這時我才弄清楚，演劇4、6隊來到武漢後，臨時住進了這座樓裡，王采是和演劇隊的人住在一起。從這裡，我第一次看到了當年文化人淒涼的生活景象。王采見到我，非常高興，說他讀了我的作品，沒有想到我這樣年輕，還是一個中學生。他鼓勵我勤寫作，多投稿。具體談了些什麼，如今我全都忘了，但他的如此生活情景卻永遠留在了我的記憶中。
　　過了不久，我又結識了「大江」副刊繼任的主筆馮白丹。馮白丹也在我們學校教國文。他並不教我們班，只是由於他知道我經常在「大江」上發表作品，就主動與我聯繫了。此後，他常常關心我的寫作，對我講一些有關文學界的情況和文學創作方面的事情。我寫的詩歌或散文有的就直接交給他拿去發表。
　　一九四七年初，由我倡議，並且由我任主編，我們班出版了一本十六開鉛印的文學刊物《草原》。資金由全班同學分攤，上面登載著大家的作品。我寫了發刊詞，我作品也多登了兩篇。大家看見自己的出版物問世，興奮異常，還集合在一起慶祝了一番。關於刊物的推銷，每個人都很熱心，有的走訪其它學校，有的地在大街上或電影院門口售賣，同時大家都動員自己的親友購買。然而，畢竟我們都還是學生，沒有名望，刊物的水準有限，刊物雖賣出一些，到底還是賠了。原打算一期一期地出版下去，但沒有了本錢，出了一本創刊號，就出不了第二本了。
　　一九四七年寒假過後，我進入高中三年級，賀蘇不再擔任我們班的國文老師。新來的老師是《武漢日報》副刊「鸚鵡洲」的主筆。他姓胡，在三○年代的中國文壇有一些名氣。真是抱歉，此刻我怎麼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同賀蘇先生一樣，他也是在看了我的作文以後十分讚賞，並且拿到「鸚鵡洲」上發表。此前，發表我作品的報刊是否給了我稿費，或者是用什麼方式給我的，我都記不清了。但《武漢日報》付我稿酬的事，我卻記憶猶新。有一天，我收到報社通過郵政局寄來的一份函件，拆開一看是稿費通知單，要我攜帶圖章到報社會計室領取。這是我第一次拿著自己的圖章到一個公家的機關去領錢，心裡有一種榮耀感。我在領錢的時候，會計室的人見我竟是這樣年輕的一個「作家」，對我既尊重又熱情，更使我受寵若驚。同時，我似乎也體會到以文謀生的人賺錢的境況，心裡覺得很好玩。
　　除了這裡已經提到的幾個報紙副刊，我還在武漢其它的報刊上發表作品。我那時發表作品都是用筆名。用得最多的是「王黎焚」，還用過「李芬」、「L.F.」等。不知為什麼，我一向覺得自己的名字「王正」太正經呆板，缺乏藝術韻味，寫出來也不好看。所以，我在發表了第一篇作品以後，就仿照那些真正的作家的模樣，給自己取筆名了。我的名字中的「正」字，從字形上看，很像是用英文「L」和「F」兩個字母拼裝組合起來的。我就根據這兩個英文字母的字音，想出了黎焚、李芬等漢語的名字，有時就直接署名「L.F.」。
　　我的這些作品，都出自五十多年前一個中學生之手。我一直將這些文字保留到全國解放後的一九五七年。這一年，我被「劃」為「右派分子」。在革命群眾與「右派分子」進行「大辯論，大批判」期間，我把所有發表我作品的報刊以及所有的手稿都交給了對我進行審查的人。我不知他們看了沒有，也不知道他們對這些東西有何評價，反正是石沉大海，永遠地沒有了下落。同樣的情況後來又發生過一次，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所有作品，連同幾十萬字的手稿都交到了對我進行審查的「革命組織」，這些用我的心血凝結成的文字就永遠地遺失了。現在回想二十世紀四○年代自己所寫的那些作品，到底寫得怎麼樣，實在難說，因為我自己也完全記不清了。現在提到它，主要是想說明，我的文學生涯，是從這裡開始的。
　　在這裡，我特別要感謝賀蘇先生，是他最早發現了我，真誠而熱情地對我精心培育，並引我走上了文學之路。上智中學在全國解放後成為武漢市六中，據說一直是有名的重點中學。開始時賀蘇先生任校長。到了一九五七年，賀蘇先生被打成「右派」，後來的情況就完全不知道了。我不知賀蘇先生如今是否還健在，只能在心裡永遠保留一份思念和感恩之情。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提出「戲劇形象中心論」的王正，對中國戲劇創作理論與發展影響深遠，曾任中國戲劇文學學會會長；本書為其重要回憶錄之作。
★以第一人稱視角書寫自身經歷，全書橫跨八年抗戰、國共內戰，乃至北大荒勞改歲月，回顧劇作家、演員與舞台人在動盪時代中的角色與抉擇。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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