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娛樂與性別: 女性之變 | 誠品線上

中国の娯楽とジェンダー: 女が変える 女が変わる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成為多樣化娛樂的中心。在這裡，女性登上舞臺和銀幕，吸引大眾的「女性娛樂」開始蓬勃發展，這種現象也逐步傳播到日本。透過電影、無線及有線廣播、報刊雜誌、戲劇、舞蹈、體育、旅行等各種娛樂的鏡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女性在娛樂中的各種樣貌。本書以多元的視角，並使用多種語言的資料，深入挖掘娛樂的內容。這不僅是對中國研究的一次有意義的探索，也重新構建了傳統大眾娛樂的研究。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大濱慶子（神戶學院大學教授）菅原慶乃（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趙怡（關西學院大學教授）江上幸子（フェリス女學院大學名譽教授）須藤瑞代（京都產業大學准教授）橫山政子（志學館大學人間關係學部教授）星野幸代（名古屋大學人文學研究科教授）須佐多惠（大阪大學兼任講師）中山文（神戶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陳鳳（關西學院大學、神戶學院大學兼任講師）游鑑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杉本史子（立命館大學文學部兼任講師）石川照子（大妻女子大學比較文化系教授）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中文版序／大濱慶子、須藤瑞代、杉本史子推薦序／許慧琦前言──歡迎來認識中國的娛樂與性別／大濱慶子Ⅰ 傳播、享受娛樂女扮男裝的現代摩登女性──電影《化身姑娘》系列與女性觀眾／菅原慶乃上海租界《法文上海日報》報導的中國早期電影與影星／趙怡《今代婦女》──中國第一本婦女畫報／江上幸子互相聯繫的女性──關注戰爭時期的《上海婦女》／須藤瑞代東北農村的「小喇叭」──有線廣播與私人空間的集體化／橫山政子Ⅱ 表演娛樂上海少女歌舞表演商業的盛行和衰退──「被觀看的」性與身體表現／星野幸代僑居上海的白俄詩人、舞蹈家──拉麗薩．安德森的前半生／須佐多惠姐妹們的越劇──姚水娟、袁雪芬、尹桂芳時代／中山文晉劇史上第一位「女老生」──丁果仙的形象及其影響／陳鳳Ⅲ 體驗娛樂近代中國女子體育的娛樂化／游鑑明女學生的團體旅行──以占領時期下的北京女學生之日本見學遊記為中心／杉本史子戰後社交舞的復興──勞動者娛樂、「平等」之身體化的中日比較／大濱慶子中國農村中的基督教與性別──在「娛樂」與控制之間／石川照子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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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

許慧琦（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娛樂，顧名思義，即以娛取樂；其既包含自我尋樂，也有取悅他人之意，重點都為求歡樂。古今中外社會，因時因地或隨習俗文化等變因，出現過各式各樣的娛樂型態。由於人人都有渴望娛樂之心，也有各自追求娛樂之道，因此娛樂成為折射眾生百態的文化萬花筒。

二○世紀以降，當世界異文化的跨國交流迅速普及後，逐漸出現娛樂無國界的演進趨勢。資本主義、大眾傳播及娛樂媒體的多樣發展，連袂豐富了近代社會的娛樂休閒文化。而放眼近代中國（或東亞），無遠弗屆的國族自強或優生進化意識，更使時人加諸娛樂許多超乎純粹享受（身／心／靈）快樂的政治、文化、教育與健身意涵。這些時代背景，益發使娛樂成為吾人探究公私、中外、施與受以及個人家庭與社會國家互涉的跨視閾關鍵之一。

近代中國同樣被自強愛國與科學進化意識驅策、也受商業傳媒等力量推動的，還有時人對女性及性別秩序的新定位。二○世紀前半葉的民國社會，見證女性被詮釋為性慾主體（sexed being），且得以突破諸多傳統限制，在社會積極表現。那個時代，也發展出異性戀常規（heteronormativity）的現代性／別文化；男女頻繁社交互動，跌跌撞撞實踐婚戀自由。

娛樂與性別，在二○世紀中國交纏出展現時代特色、代際分殊、權威影響、區域差異與文化交流的繽紛歷史畫面。但娛樂或許人人皆樂於享有，研究歷史上的娛樂與性別，卻非易事。以往的文字紀錄，多由當權者、知識精英、黨派組織或城市市民主導。下層、農村與大眾女性的生活及娛樂面貌，常因留存資料有限而難以較清楚再現。幸有某些史家不遺餘力透過各種訪談、調查與統計，在眾多個人與集體的記憶中，捕捉這些社會弱勢或邊緣群體的生活片段。

《中國的娛樂與性別——女性之「變」》（《中国の娯楽とジェンダー——女が変える／女が変わる》，下以主書名稱之），正是當代學者關注二○世紀中國娛樂與性別萬象史的最新力作。本書乃日本關西的中國性別研究會成員，多年來探討近現代中國相關課題的集體研究成果。作者群皆為女性，包括日本學者、日本華裔學者，以及臺灣治近現代中國婦女／性別史的大師游鑑明教授。本書日文原版於二○二二年發行，經游鑑明教授牽線，大力促成由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推出中文翻譯版。大濱慶子教授在前言中，已精簡介紹本書的源起，及其研究範疇、歷史背景與作者專業。拜讀完全書並深受吸引的我，很希望臺灣讀者也能一饗其精彩內容。以下，我不揣簡陋，歸結本書的幾大特色。

首先，《中國的娛樂與性別》充分展現跨學科集體研究的優勢，並在善用過去學界較常使用的史料之餘，著意開發新的歷史線索與資源，來揭露少為人知的過往。在此之前，中外學界不乏研究近代中國娛樂、休閒、消費的著作。但一來這些著作中，集中探究娛樂與性別互動者有限，二來他們多屬學者個人獨立研究，少見集體成果。《中國的娛樂與性別》集不同學科多位學者之力，得以擴展主題向度、研究方法和史料語言。其結果，是更大程度允許多國、越域、跨文化的研究。且書中多篇文章或許皆取材自當時報刊媒體，卻呈現樣貌各異的娛樂表現與性別意涵。因此，我們欣然一窺《玲瓏》雜誌中的女扮男裝及其粉絲效應（菅原慶乃文），意會《法文上海日報》對中國女明星的關注與理解（趙怡文）。我們也得以想像《今代婦女》帶給摩登女性的多重感官娛樂（江上幸子文），或參與戰時《上海婦女》所形塑出的跨界婦女網絡（須藤瑞代文）。我們還可體察《女星》傳送給農村女性的知識與資訊，如何為她們艱苦單調的生活帶來一絲歡樂（石川照子文）。我們更能藉本書，鳥瞰從一九二○年代的《婦女雜誌》到戰後的《今日婦女》與《婦女旬刊》等刊物，所描繪與期許的個人、家庭與學校娛樂（游鑑明文）。除了較常見的報刊史料之外，本書作者群在從日記、散文、小說、遊記及觀眾印象記等各類文本中大海撈針。其中數位作者透過口述訪問等田野調查，拼湊出無法依賴文字史料呈顯的底層小人物娛樂百態。

其次，拜上述優勢之賜，《中國的娛樂與性別》展現前所未見的主題多元性，豐富了娛樂眾生相的歷史圖景。透過娛樂與性別的雙視角，我們在本書看到以往罕見的法國及俄國文化與民國社會的交流，也得以發掘城鄉、階級差異，並認識不同省份或地區的殊性。書中勾描出東北農村家庭中對「小喇叭」（有線廣播）的著迷與享受（橫山政子文），以及中日戰後社交舞如何自戰前頹廢的資本主義面目，脫胎換骨成全民同樂的新樣貌（大濱慶子文）。我們還可透過本書，體驗在對日抗戰時隨師長赴日參訪的北京女學生，既倍感欣喜新奇卻也五味雜陳的複雜心情（杉本史子文）。在書中現身的白俄舞者、越劇小生及晉劇老生、上海音樂舞蹈劇中的少女，以及被法文報紙記者再現的電影女角等，則交相演出民國以降絢麗多彩的表演娛樂節目。這些主題，相信會讓許多讀者覺得耳目一新，也可能吸引有興趣更深入探索這類主題的學生或學者，加入研究行列。

此外，我覺得《中國的娛樂與性別》最大的特色，在於凸顯女性群體／個體與娛樂相遇的過程中，展露並衍生的多種角色、關係與異質表現。大濱慶子教授的前言，已點出此論文集的重點，乃女性在參與娛樂的過程中，如何改變娛樂、也改變自我。綜觀本書，不難發現作者群力圖合奏出近代中國女性展現不同身分與特質的娛樂大組曲。這其中，包括近代女影迷、戲迷等早期粉絲身分的出現，且她們「粉」的不是男明星，而是女扮男裝的女演員、女小生乃至女老生。我們在本書中看到作為觀眾的女影／戲迷，如何可能催生出影片中或戲臺上她們中意的女／男主角色，由此領略中國大眾娛樂的「傳播者和享受者雙方」的互動張力。這類互動，也出現在當時的平面媒體上，諸如戰時的《上海婦女》在艱難時刻，透過刊物活動建立起讀者、作者、編者乃至贊助者之間難能可貴的女性社交支持網絡。這樣的網絡及相關聚會活動，兼具娛樂性與知性，為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女讀者在困苦生活中，注入一絲生氣與希望。還有另一種女青年關係，是透過集體旅行、同寢同食而益發深刻的同校學生友誼。《中國的娛樂與性別》揭露的女性與娛樂，其身分既有分屬表演／提供者與觀眾／讀者不同陣營的施者與受眾，也有同屬平等關係的同學朋友，或因享有共同娛樂（例如「小喇叭」或慶聖誕等）而產生某種跨空間聯繫感的農村婦女。書中對各種女女交流的描摹，從純純同學友愛、互相支持的姐妹情誼，到崇拜偶像、投射身心需求的同性迷戀，充滿著各色流動的慾望。這些透過娛樂衍生出多彩多姿的女女聯繫，堪謂本書最引人入勝之處。作者群栩栩如生的筆觸，帶領讀者進入二○世紀前半葉中國的娛樂異想世界。我喜歡書中引發我身體共鳴的曼妙舞姿，腦中可聆聽到的曲樂音調，以及可想像代入的粉絲悸動。

與此同時，作者群也啟發我反思在多種娛樂型態背後，千絲萬縷的權力機制與性別政治。大濱慶子教授在前言末謙虛表示，本書出於主客觀等因素而有其局限。實則，每本書在各具特色之餘，都自然有其限度。但若它能引導讀者檢視過去、照看自己，或成為某些衍生研究的靈感，便可倍增其價值。《中國的娛樂與性別》，在我看來，便具有這般價值。或許本書所觸及娛樂與性別的互涉向度，較集中於女性個體與群體，但它不妨礙讀者藉此思索許多可延伸探究的面向。過去數十年來中外性別史的研究，已大大擴展以往學界將性別等同於男女關係或兩性差異的認知。以本書所討論的女女關係主題為例，或許我們可進一步思考，女性表演者與同性觀眾之間建立起來的互動，是否複製了男女性別關係所隱含的權力階序？戰後社交舞看似拉平了透過舞蹈交流連結的男女身體，但是否只是將傳統的體制父權或個人男權的優勢，轉移到政黨領銜的國家？「小喇叭」雖屬政治意味濃厚的文化娛樂，但是否因為帶給比較有時間在家聆聽的農村家庭主婦較多享受，而無意間微調了兩性關係？又，戰爭期間藉由婦女期刊編織同性支持網絡的女性，是否正因象徵男權的國家權勢失落，而益發感受建立女女互助群體力量的可貴？

當然，有許多想法，還能反向從本書觸及但未詳述的主題而被激發。娛樂的本質是求歡快享受（其他都可謂附加價值），性別則可從男女出發審視社會各種權力關係。娛樂與性別雙視角的交織，直指男女作為個人與群體的尋樂實踐，及其內蘊或衍生的權力施為，還有圍繞這些實踐而發的性／別政治與象徵意涵。誰在娛樂（誰）？娛樂的施與受者可能呈現哪些關係？何時何地娛樂，有哪些差別？（「夜生活」的所以然及其百態；家中、校園跳舞自娛vs.舞廳擁抱舞女）誰來界定與區隔「正當」與「不正當」娛樂，而性別如何涉入、影響這些界定？《中國的娛樂與性別》為讀者揭開五彩燦爛，卻也不乏幕後藏鏡人的歷史舞臺。作者群為我們照亮某些主角與特定觀眾的同時，也允許（enable）我們遐想或探索史家聚光燈之外，種種還未被揭露的娛樂祕境。

試閱文字

內文 : 女扮男裝的現代摩登女性──電影《化身姑娘》系列與女性觀眾（摘錄）

菅原慶乃（關西大學文學部教授）

一九三○年代，上海掀起了一股現代摩登女性穿著男裝的風潮。仿效瑪琳．黛德麗（Marlene Dietrich，一九○一～一九九二）穿著男裝的行為是女性們對父權家長制社會中的性別（gender）／性別取向（sexuality）規範的抵抗，也是打破這類規範的一種具體表現。之後，引發了由當紅女星袁美雲女扮男裝主演的電影系列《化身姑娘》，以及女子越劇的興盛，進而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運動。

前言—女性觀眾與電影文化

臺灣作家琦君（一九一七～二○○六）的少女時代是在浙江省溫州度過的，在回憶這段生活的隨筆中，她描述了自己與家人、朋友等身邊女性們談論有關電影的往事。

琦君的母親未曾看過電影，喜愛電影的琦君經常與母親分享自己看過的電影。母親專心地聽著她的講述，時而浮出笑容時而發出嘆息，之後也成為了一個忠實的電影迷。

二媽（琦君父親的姨太太）是影響琦君喜愛電影的關鍵人物。作為電影明星胡蝶的超級影迷，她常常帶著琦君去電影院。二媽在去電影院之前會瀏覽報紙上刊登的電影廣告，只要看到胡蝶主演的電影，她的表情就會變得和顏悅色。琦君說，當與二媽一樣在心中描繪胡蝶時，才會覺得與她是心心相通的。

這篇隨筆還敘述回憶到，琦君與女友們的關係也是因電影而親密起來的。去電影院後的第二天，琦君會把自己觀看的電影劇情、胡蝶身上的時尚服飾分享給女友們，她說「兩個小時的電影，我可以講三、四個小時」。

實證性地重現女性的電影鑑賞非常有難度。日記可以說是人們鑑賞電影真實記錄最直接的歷史資料，但詳細記錄鑑賞電影的日記不僅有限，而且幾乎都是出自男性之筆。其中出現的女性，大多只是與記錄日記的男性一起去看電影的女伴，至於這些女性們如何鑑賞電影則空而不談。

本文一開始介紹的琦君的隨筆，恰好填補了這個空白，顯現出了女性鑑賞電影的部分真實情況。例如：在民風保守，不容許女性為了娛樂而外出的小城市裡，琦君的母親從未觀看過電影，但透過琦君熱情的電影分享，琦君的母親成為了電影院外的電影觀眾。這樣的事例在先學的電影史研究中被視為不可見的，因此可以說此篇隨筆對考證潛在的電影鑑賞的相關事實注入了一線曙光。

另一方面，從琦君對二媽的回憶中可以得知，對於為了觀看電影外出享受的女性，少女時代的琦君是認同的。在沒有男伴陪同下出入公共場所的女性，可稱之為現代摩登女性，瀏覽報紙廣告查看心儀明星演出的作品後再前往電影院的行為也是一種精緻講究的電影鑑賞方式。

此外，觀看電影後的第二天，琦君分享給女友們的，不僅是電影的劇情，還涉及女主角的服裝、配飾等時尚裝扮話題。酷愛電影的少女琦君所喜歡的電影明星是「胡蝶、阮玲玉、夏珮珍、嚴月嫻、徐來」等女星，而且她非常樂於購買女星的劇照、電影雜誌等，並與女友們分享閱覽。這種趣聞逸話所表現出的少女們與女星之同化現象，在張愛玲的小說《同學少年都不賤》中也可見端倪。少女們躲在不會被人看到的學生宿舍密室中，放心大膽地模仿女星的姿勢動作，然後害羞地捧腹大笑。

由此可見，女性電影觀眾並非只是男性觀眾同伴的事實是極其明顯的。不僅如此，電影鑑賞這樣的娛樂可以說對女性觀眾自身的生活方式與身分認同的形成也給予了極大影響。因此，考證女性鑑賞電影的事實非常必要，其中包括女性電影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她們關注了什麼，討論了什麼。加之，女性支持的電影文化對電影製作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也是不容忽視的。然而，電影史上還未曾考證過這些理所當然的事實，即使想要進行相關考證，可供參考的史料也是微乎其微的。

可以肯定地說，電影鑑賞是近代中國的代表性娛樂，但實際情況卻被政治性別化了。民國初期上海的電影評論中提到的電影觀眾基本上都是市井小民、異性戀男性，他們是具備且符合新時代教養與道德觀的被「文明化」的存在。這些主流電影觀眾獲得了在通俗文化領域中實踐反帝國民族主義的主體地位。因此，主流電影觀眾的電影鑑賞這種娛樂擔負起了阿圖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一九一八～一九九○）所言之「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角色。另一方面，女性觀眾與兒童觀眾、或聚集於非商業放映空間的文盲階層等非主流電影觀眾，皆遭到邊緣化，他們的存在幾乎被電影史忽略不計。以小市民階層男性為主的電影鑑賞的政治性，雖然被包括在中國電影史上稱之為「正統」的左翼電影史之內，但是，非主流電影觀眾如何觀賞電影？在電影史上具有什麼意義？釐清此點，可以使我們能夠再次認識到歷史具有的多重性。

鑑於此，本文將聚焦《玲瓏》雜誌，就有關女性畫報雜誌的女性讀者與女性電影觀眾之間的連帶關係，從粉絲的角度進行剖析。具體而言，筆者希望透過電影與雜誌引發年輕女性形成男裝打扮的風潮，以及由此衍生的電影《化身姑娘》系列、女子越劇中出現的女扮男裝小生等一連串現象，描繪出其相關的譜系關係。

一、關於《玲瓏》雜誌

《玲瓏》是一九三一年由三和公司創刊的以女性為對象的綜合型雜誌，截至一九三七年八月停止發行為止，共發行了二百九十八期。發行人林澤蒼，於聖約翰大學在學期間即深化攝影的造詣和實踐，畢業後創立三和公司，主要以銷售攝影器材為主，並同時從事出版業、金融業等多項業務。林澤蒼於一九二五年創刊了《攝影畫報》，因此《玲瓏》雜誌中的照片大多引自《攝影畫報》。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玲瓏》的編輯、執筆人也大多與三和公司發行的《攝影畫報》、良友出版社的《今代婦女》，以及同時期被廣泛閱讀的電影雜誌《電聲》為首的電影雜誌編輯、撰稿人等多有重疊。尤其是負責「娛樂」專欄的周世勳於一九二○年代曾經參與過電影製作，之後更成為電影新聞業界中最具代表性的電影評論作家，經常發表影評。另外，負責《玲瓏》插畫與照片的葉淺予、宗惟賡等畫家、攝影師也都任職於《電聲》等電影雜誌。由此可知，《玲瓏》及周邊的出版業界與電影新聞業界中的都屬於同一圈內人士。

《玲瓏》的編輯以男性為主，陳珍玲則是唯一與《玲瓏》長期合作的女性編輯（陳珍玲是三和公司另一本雜誌《婦女日報》的編輯，其他細節不詳）。《玲瓏》雜誌的內容大多來自於一般女性的投稿，許多投稿人都是有受過高等教育、極有教養的未婚女性或結婚數年的女性，她們之中從事教職、舞蹈與音樂等藝術類相關職業的居多。讀者群也多是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以上的女性，主要讀者是十八歲至二十歲左右的年輕女性。《玲瓏》雜誌內登載的文章主題大部分反映了這些投稿人與讀者群的情況，且集中在愛情與婚姻方面。

需要關注的是，《玲瓏》中對於愛情觀、婚姻觀，以及女性讀者們對男性的看法都伴有相當的悲壯感。這直接表現在編輯陳珍玲的徵稿文中，她向讀者呼籲「請姐妹們將心中積鬱、煩悶、苦衷、或是受男人們欺騙的事實寄發過來」。事實上，瀏覽《玲瓏》每一期的文章標題即可發現，如何處理不喜歡的男性寫來的膚淺情書（薛錦園〈他的信〉、〈他的信（下）〉〔第一卷第一期、第二期〕、洪意華〈怎樣對付濫投情書的男子〉〔第一卷第二十一期〕等）、對於男性婚前溫柔婚後態度劇變，總是責罵女性的普遍現象感到非常不滿（楊一珠〈不婚主義〉〔第一卷第一期〕、珠露〈男子的變態〉〔第一卷第三十四期〕）等內容，充滿了對男性的不信任，其結果就是堅持獨身主義的主張。

饒有趣味的是，女性們對如何尋覓所謂的「好」男人也非常熱心。因此，常常會刊登如何選擇男性伴侶的標準（梁佩芬〈男性觀〉〔第一卷第一期〕、顧蘭〈美國女學生選擇男子的標準〉〔第一卷第二十一期〕等）、社交圈的行為舉止與時尚指南（周小殘〈怎樣吸引別人〉〔第一卷第三十四期〕等）之類的文章，給女性傳授知識。另外，對作為愛情表達方式與伴侶有身體上接觸的行為也較為開放，電影中的接吻場面被作為「接吻的活講義」頻繁登載。在介紹女星王人美愛情故事的文章中，對於王人美在大庭廣眾下坐在男友大腿上的大膽行為，並不認為是「羞恥」的行為，反而認為是一種「真愛」的表現（〈王人美的舊戀人〉〔第五卷第十八期〕）。《玲瓏》對於女性應有的行為舉止，在價值觀上雖然顯得有些保守，但對於性愛慾望則較為開放，表示應該積極享受。

本文在這裡還想提及一下，《玲瓏》中頻繁涉及了關於女性同性戀的話題。張競生在《性史》（世界圖書出版社，一九二六年）中寫到，同性戀是一種「病態」，應該「治療」或「矯正」，這也是當時社會上最典型的主流意識。但是，《玲瓏》中所說的同性戀志趣則與女性讀者的慾望密切相關，她們認為與其跟不可靠的男人結婚，倒不如與知心同性好友一起療癒在壓抑的異性戀中受到的創傷，進而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紐帶。何楠認為，這種同性戀傾向有介於「性愛與友愛之間」的關係，也存在為了抵抗傳統性別角色分工而產生的女性間的連帶關係。總之，筆者認為，女性讀者對於同性愛的慾求，是對父權家長制婚姻制度下強制性的異性戀，以及在性別分工規範的不合理性發起反擊的女性們，結合起來互相安撫，並希望建立起異性戀中難以得到的精神上、肉體上都滿足的濃密關係的渴望。

受到壓抑的女性們，與處於相同立場的女性們共同分享「弱勢」，並透過雜誌內容一方面相互依賴，一方面不否定「弱勢」，相反地她們立足於此連帶，並欲在近代二分法性別取向空白處建立一種新文化。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二十世紀上半葉，上海成為多樣化娛樂的中心。在這裡，女性登上舞臺和銀幕，吸引大眾的「女性娛樂」開始蓬勃發展，這種現象也逐步傳播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