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李怡: 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 | 誠品線上

Years in Yearning

作者 邱近思
出版社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我與李怡: 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1完整公開作者與「十大影響力名人」李怡,不為人知的跨時代愛情故事2圖文並茂:收錄上百張精彩照片,以及兩人四十年往返情書:誠品以「人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這是一段愛情的神話,深深戀慕,無可撼動。」——陳文茜收錄獨家推薦序——曹衍(作家)、陳文茜(資深媒體人)、殷惠敏(《九十年代》專欄作家)一致強推——王正方(導演作家)王榮文(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余杰(作家)季季(作家)邱貴芬(學者)林懷民(雲門舞集創辦人)南方朔(評論家)陳芳明(政大台文所講座教授)陶傑(作家)黃春明(作家)黃毓民(資深媒體人)我是李怡的同事、夥伴、戰友。以及在他人生的最後階段,我是他的妻子。《我與李怡》這本書是作者邱近思在李怡離世之後的療傷之作,也是她允諾心愛之人,以文字還予一個完整人生的作品。這本書,作者用了許多個夜晚和日子翻閱時間軸長達四十年的照片、三大本近兩百卷底片、一九八四年後的所有護照、幾十本年度日誌、日記,以及兩人往返的信件卡片。書寫工程浩大,字裡行中更流瀉出那些美好的人事物,有笑、有淚、有溫度的年代。透過作者細膩綿長的文字,帶我們回到一九八二年,兩人相遇的那一年。更以文字和照片引領我們走過那個時代,經歷台灣解嚴、六四事件、香港回歸、反送中運動、新冠疫情蔓延全世界⋯⋯透過作者的眼和手,一起在歷史和時代的洪流底下,進入時光隧道中,聽其娓娓道來一路兩人相識相愛相依四十年的愛的故事,也讓喜愛李怡先生的讀者們,能在其理性、為民主自由吶喊的文字作品之外,透過本書一窺名人的情感生活。這不僅是一本走過時代的愛情故事,更是一本直探人心情感的溫暖之作。《我與李怡》完整記錄下兩人相愛的文字和精華,而這份光華也滋潤了華人的創作世界,更提供了許多人們心靈上民主和自由的慰藉。【推薦語】王正方(導演作家)——亡友李怡,近世正直敢言之士。與邱近思的長年戀情,鮮為人知。讀了近思新書《我與李怡》,不禁掩面唏噓,感嘆至深,援筆書就一闕:「謙謙李怡君,擇善固執,橫眉冷對千夫指,挺身獨作萬里行; 下筆如萬馬奔騰,振聾啟暗;剎那陰陽隔絕,徒留警句諍諍。 倩倩近思女,愛心不移,俯首甘為郎君伴,執手相攜日日安; 依偎若天上神仙,鴛鴦稱羨,陡然生死永別,難捨情意綿綿。」黃毓民(資深媒體人)——「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知道近思要寫《我與李怡》這本書時,我竟不期然吟誦元好問《摸魚兒·雁丘詞》的金句。這個「時代洪流的愛情故事」,值得謳歌的是女主角。近思不是「愛人如己」,而是「愛人忘了愛自己」。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邱近思資深媒體人。台灣出生,澳洲讀大學,香港開始新聞工作。曾任香港《美洲中國時報》記者、《亞洲週刊》首任駐台特派員、香港衛星電視台灣區發言人、香港《九十年代》雜誌台灣版發行人、靈鷲山佛教教團發言人。因曾在華文世界知識階層最有影響力的《九十年代》雜誌工作十四年,其中七年居住香港,加上經常前往中國大陸採訪、旅行及探親,對兩岸三地的變化和發展有長期觀察。數十年工作以關注政治為主,但個人真正興趣卻是文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山重水複之外的另一個李怡——曹衍給親愛的近思:為什麼忘了愛妳自己?——陳文茜媒體人、出版人、戀人——殷惠敏自序——他將成為我的一部份永遠活著1. 初識2. 共事3. 家庭4. 交往5. 出遊6. 互動7. 徬徨8. 分手9. 返台——亞洲週刊10. 歸隊——一九八九11. 拼搏——九十年代12. 插曲13. 重聚14. 朋友15. 足跡16. 情箋17. 居所——我的18. 居所——他的19. 結婚20. 訣別21. 出書22. 遺憾23. 展望附錄【回憶錄199篇】移居曾經最關心的台灣——李怡來台始末及在台生活點滴【回憶錄200篇】李怡的病中歲月——三進國泰醫院懷念老李李怡生平年表李怡出版年表

商品規格

書名 / 我與李怡: 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
作者 / 邱近思
簡介 / 我與李怡: 歷史洪流下的愛情故事:1完整公開作者與「十大影響力名人」李怡,不為人知的跨時代愛情故事2圖文並茂:收錄上百張精彩照片,以及兩人四十年往返情書:誠品以「人
出版社 / 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9786267483763
ISBN10 /
EAN / 9786267483763
誠品26碼 / 2682646954008
頁數 / 368
注音版 /
裝訂 / P:平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尺寸 / 14.8x21x1cm
級別 / N:無
提供維修 /
外觀顏色 / 請選擇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給親愛的近思:為什麼忘了愛妳自己?
陳文茜

每個人在愛之前皆俯首稱臣;尤其近思。
近思擁有一段愛情的神話,深深戀慕,無可撼動。
但她愛的男人,愛的世界很大,他忘了留給近思渴望的角色。

李怡是一個世俗時代的思想奮鬥者,他不只笑傲於七〇年代只一味追求資本主義的香港,也毅然決然地於八〇年代,開始對抗以左派之名行國家主義之實的體制。

在一個崇尚柏金包的社會,想在Hermes上貼著「自由」的人,注定是一個孤獨的靈魂。
「愛不是他的一切」。
卻是他在茫茫人海中的慰藉。
在時代的曲折中,近思無盡地愛著,沒有保留地愛著。
如高溫的熔岩,不斷燃燒自己,愛盡一切。
直到李怡離開。

近思愛的不只是李怡先生這個男人,她更珍惜的是他們共同奮鬥的價值,他們共同信仰的行動。
近思的聲音很低,這使她敍述一生的愛情神話時,多了許多迴盪,一點不得已,還有後續的遺憾。

李怡在她的生命以各種不同角色盤旋;英雄,令人尊敬的思想旗手,還有最後不得不離開香港,來了台灣。

在一場世紀疾病中,他染疫了,此時他只是一個平凡的老人,他的思想度不過世紀的大傳染病,近思極盡所能,在李怡吐出最後一口氣時,她仍是相依相偎的伴侶。

在此之前她愛的男人,往往以時代的高音旋律出現。
李怡,兩個字,盤據了香港曾經想努力的一切。
當然,也盤踞了近思多數時刻的生命。

在疼惜李怡的過程中,近思忘記了屬於命運必有的低音。
逐漸、逐漸地……低音斷了絃。
等有那麼一天,鍾愛的李怡離去了,那根斷了許久的低音弦居然慢慢硬化了。
剎那間,她接不起來那些斷弦,當然更拉不出曲調。

沒有了李怡的高音、低音瞬間消失,近思的人生墜入可怕的寂靜,孤獨。
孤立以四面八方無所逃避的方式,湧向她。
如此敗北,如此迷失。

一度,她覺得失去一切。

《我與李怡》此書是絃斷後,重新修補的記載。
我想告訴從小認識的同學,多數人生命中出現的一切,都不算擁有。但李怡和她的交會,早已超越情世歡愛,這本書裡的所有回憶,不是惘然,沒有遺憾。
我惟一希望的是,在李怡走後,近思記得好好愛自己。

過去李怡牽著近思的手,他們共同經歷及成長的每一步路,未來近思蛻變成另一個岀色的獨立觀察者。
冷冷的看著這個時代各種攀附權力的高級知識份子論述,然後依舊熱血地撰述底層人民掙扎的故事。

他走了,而妳們共同擁有的信念,不會停歇。
還有誰的信念,可與朝陽媲美?
過去近思懂得李怡的美好,現在近思必須以記憶體會。
獨自走上屬於妳的夢想之處,才華所在,抱負所倚。
愛是夢、是奉獻、是無與倫比的呼喊、是情所繫之處、是美好的詩詞……
可是愛永遠是其次。
不要忘了好好愛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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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媒體人、出版人、戀人
殷惠敏

李怡是我結交了五十年的老友。二〇二一年他來台後,邱近思開車載他來新店,老友重逢,開始了一段難得的歡樂時光。我們幾個老朋友每個月至少見面餐敘一次,談天説地,話題當然離不開香港。李怡來台是爲了繼續他的回憶錄寫作。他帶來台灣的東西不多,除了簡單的衣物,就是整套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雜誌和相關資料。有時靠回憶敘述從前的事,記憶不清,還得靠邱近思幫他去查找資料。稿子寫成,邱也是第一個讀者,負有校訂之責。

在兩蔣時代,李怡和他的《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在台灣一向受到敵視,因爲雜誌的立場一貫支持台灣的黨外運動。在黨國體制隨著蔣經國離世而開始瓦解時,政治風景就起了大變化。幾年前難以想像的事情,一下子就成了眼前的事實。早些年,有誰會相信曾被視爲中共外圍份子的李怡,會受邀訪台?在李登輝主政後,他和編輯不但來台,而且成功專訪行政院長。電視新聞的一幕顯示,官廳大沙發上坐著一個小個子女生,那就是邱近思給我的第一印象。

在那之前,原來她已有過隨船採訪第一批從台灣返鄉老兵的壯舉。當時兩岸還未直航,邱近思是以香港《亞洲週刊》特派記者的身份,登上一艘老舊的蘇聯輪船,陪同老兵在海上顛簸,中途在冲繩換船。老兵思鄉情切,也近鄉情祛。她身兼撰述與攝影記者,呈現了老兵竟夜盯著大海等待天明的一幕。那篇圖文並茂的現場報導,中英文版一刊出就造成很大的轟動。第二年她又現身北京,親眼目擊天安門廣場一場翻轉中國政局的學生運動。

邱近思在香港工作期間,還身兼台灣《新新聞》週刊的特約撰述,為台灣讀者報導有關香港大陸的政治和社會動態。《九十年代》獲准在台出版後,她又從新聞尖兵一躍成爲出版人。除了編輯工作之外,她還必須同台灣的政商文化界打交道,主辦大型活動,向商家拉廣告。生活繁忙緊凑,儼然是個女强人。

香港經歷了反送中抗議後,港版《國安法》到來。李怡抵台後的生活起居悉由邱近思張羅照顧,可説無微不至。他突患心肌梗塞,也是靠她緊急送醫安排住院手術才保住性命。最後他不幸染疫,臨終時不但將回憶錄的出版託付給邱近思,還希望她能代他實現出版實體全集的最後心願。這是我們這些老朋友所瞭解的事實。

邱近思是李怡的救命恩人,不是什麽有心機的女人。據我觀察,她的經濟獨立自主,做人有愛心,有擔待。李怡走過一趟鬼門關,兩人在台互敬互愛,結爲連理,原是美事一樁,但事情後來的發展,實在超乎我們這些老朋友的想像。

當初我收到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時,覺得頗爲蹊蹺。一大堆林林總總的家族照片,在前面彩頁照片中竟沒有一張雜誌社同仁的合照,但這些同仁對他卻是非常重要也是他所在意的。我也是這時才知道,在這件事背後,在李怡的生命歷程中,還隱藏了另一個同樣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如今,邱近思毫不隱諱地剖白了這段戀情。就像李怡向來誠實面對自己一樣。他生前就想在回憶錄的最後一章披露他與邱近思的關係,我們也沒有太留意。反正水到渠成,比起黎智英的被捕坐牢,《蘋果日報》的關門,其餘的都是小事。但了解只有這樣做他的一生才算完整。相信這本書終於完整了他的一生。

我的印象,李怡是喜歡閲讀思考的文化人。他文思敏捷,下筆神速,分析事物條理分明。這個特質似乎也蘊藏在邱近思的寫作之中,加上兩人個性與興趣高度相近,所以才能靈犀互通。不論喜樂或悲苦,焦慮或歡愉,情緒的起伏,過往生活的點點滴滴,畢竟是由每一個真實的刹那堆叠起來的。李怡臨終的心願,邱近思已經許諾會為他實現。但如何完成呢?

華嚴經中有幾句話說: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
情與無情,同圓種智

如何才能「種智」,也許需要正覺醒悟呢!

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他將成為我的一部份永遠活著

很多人知道,我是李怡的同事、夥伴、戰友。
很少人知道,在李怡人生的最後階段,我是他的妻子。

四十年來,我和他在工作、生活、愛情、婚姻上有太多絲縷纏繞,相互延展遮蔽,成了密不透風的藤蔓。在藤蔓裡,我們再用絲縷織成了一個繭。他離開後,繭裡空洞了,只剩下悲傷。藤蔓的保護作用也消失,只留下壓力。

所以才會有這本書。

書寫到尾聲,我的心情逐漸平靜下來。他離開快兩年了,寫下才能放下。過程雖是無盡的痛苦和煎熬,有時甚至感傷到寫不下去,但既是療傷,就有層層必須跨越的心坎。而經過一次次痛篩後留下的,就只餘絢麗的風景和與李怡一起的美好回憶。

寫這本書的另一原因,是李怡的《失敗者回憶錄》有最後三篇來不及完成,這是他希望我為他完成的三篇中的最後一篇,也是全書的最後一篇。他說寫完才是一個完整的人生,無論毀譽如何。這是他一生行事的準則,誠實面對自己,承認曾經的過去--一段被命運牽引萬般無奈的過去。事實上在他第一次告訴我要在最後一篇交代我們的事時,我實在非常好奇他會怎麼寫。但沒想到老天待他不薄,竟放他一馬,沒讓他面對這困難的課題,反而成了我的考題。

至於為何一篇文章最終變成一本書,這原非我的規劃,書中有詳細交代。

一些知道我要寫這本書的朋友希望我不要細說從頭。我知道他們是基於愛護李怡,也擔心我無法承受後續的壓力。但我知道這不會是他想要的,既然要寫就如實寫下。我知道他會願意也支持我這麼做。至於我,可預見的壓力和無從排解的傷痛,我寧選擇前者。

為了更完整的追溯當年,以及完成這本書,我用了許多個日子翻閱時間軸長達四十年的照片。為釐清具體時間和地點,又翻出三大本近兩百卷底片、一九八四年後的所有護照、幾十本年度日誌和我們的信件卡片,反覆交叉比對確認。當然還有最重要的將近四十年前的兩本日記。這是極龐大的工程。而在重讀日記的過程中,不知多少次因感受到文字間早已遺忘的人事物和曾歷過的喜怒哀樂,而泣不成聲,整個人陷入時光隧道中。心中深切遺憾若今日他能與我並肩共讀那我們曾一起走過的日子,該是件多美好的事!

台灣有首名為《牽手》的歌,其中一段歌詞如下:

因為愛著你的愛,因為夢著你的夢
所以悲傷著你的悲傷,幸福著你的幸福
因為路過你的路,因為苦過你的苦
所以快樂著你的快樂,追逐著你的追逐

和李怡一起的那些年,這是我感情的寫照。但他離開後,我心裡出現了另一段Wordsworth〈Intimations of Immortality〉詩中的文字:

Though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
Of splendor in the grass, of glory in the flower
We will grieve not, rather find
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behind

從某個角度來說,李怡的離開給了我一個新的人生:為自己而活的獨立人生。這是我在承受傷痛和隨之而來的紛擾後的體悟。我其實不需要悲傷,他對我這一生有巨大的影響,以致他的形體雖走了,那無形的卻都還在,將永遠成為我身上的一部份活著。

李怡常引用邱吉爾的一句話,「成敗皆非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我知道他的勇氣將會繼續伴我走過未來的人生之路。

最後,特別感謝大塊文化的郝明義先生和李清瑞、陳秀娟兩位編輯。尤其是郝先生,他的始終支持和鼓勵,使得本書得以此面貌呈現。也感謝李怡過世後一直陪在我身邊的朋友們,你們的溫暖我永銘於心。

試閱文字

內文 : 初識

一切都是從一個杯子開始。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在香港開始了我的第一份新聞工作,正式加入台灣《中國時報》。主要工作是為《中國時報》美洲版提供香港和東南亞的新聞。上班地點在灣仔的熙信大廈。當時《時報》的辦公室主任是江素惠,編務主管則為後來叱吒香港政壇的資深媒體人黃毓民。

我的座位距辦公室大門最遠,緊臨落地窗。一天上班發現桌上採訪筆記的扉頁上留了一行字。「我把你的玻璃杯打破了,怎麼辦? 李怡」

我這才知道那段時間李怡每天一早都會來《時報》辦公室,為美洲版寫一段短文(註),而他一直以來都選在這張最清靜的桌上工作。換句話說,我們每天都在不同的時間裡,共用一張書桌,卻彼此都不知道。至少他一開始並不知道那是誰的桌子,我們也從未在辦公室碰過面。

第一次見面

其實我和李怡早在一九八二年就相識。當時澳洲昆士蘭大學政治系教授邱垂亮為李怡所主持的《七十年代》月刊撰稿,報導分析在大陸所見所聞所感。他每年都會路過香港一兩次,李怡便請其餐敘。而我前幾年因在昆士蘭理工大學就讀,和邱垂亮又有親戚關係,偶而會一同前往。和李怡的第一次見面,老實說已完全沒印象,主要他們所談大多為對中國局勢的觀察,這對當時大學剛畢業的我來說真是興趣缺缺。

如果一定要說記得什麼,應該就是依稀記得李怡當時穿了件剪裁合宜的純白色西裝外套。文化人多穿深色外套,至少當時是如此,所以留有模糊印象。但想來奇怪,記得的就僅止於衣服而非它的主人。

有一回應該是八三年秋吧,除了我們三位,李怡還請了《中國時報》的江素惠。江提及《中國時報》美洲版自一九八二年創刊以來,取得很不錯的成績。老闆余紀忠決定充實內容,由香港辦公室提供一個全版的港聞和半版的東南亞新聞給美國。由於版面要在香港先編排好,然後用整版傳輸的方式傳到美國,需要增加人手。邱垂亮提起我可以幫忙,而當時我也正好希望離開台灣一段時間,事情便這樣定了下來。

那年年底,我剛滿二十五歲,就隻身赴港開始了人生另一階段的新生活。

回到那張辦公桌。桌上的其實不是玻璃杯而是瓷杯,打破的是杯蓋。這是個造型典雅我很喜歡的杯子,於是我在筆記本回了句:
「燙手的山芋玻璃杯的主人不接,你說怎辦?」
「不破不立,給機會你買新玻璃杯,應該謝我。」第二天李怡回我。
打破杯還這麼理直氣壯,當場讓我覺得好笑又好氣。但也從此開始,我們有比較多的互動。


在《七十年代》兼職

為搶傳版時間,《中國時報》的工作很緊湊,但只消半天便可收工。剩下的時間可自行運用。《七十年代》人手向來精簡,李怡後來就請我part time去幫忙做些校對和出版工作,但並非每天。我至今仍記得曾幫忙編的一本書是劉曉慶的《我的路》。這本書後來也給這位中國大明星惹了麻煩:社會主義講的是國家和團隊,哪來什麼個人主義的「我的路」?

因為簽證問題,在《中國時報》工作期間每隔三個月必須離境一次。最多是去澳門,不過如果回台灣就會應李怡囑託買些黨外雜誌和書籍回來。但因為一些個人因素,每次返台心情都很沉重。

十一月十二日我從台灣回來,想先把雜誌給他。
「你明天不用去上班了!」他在電話中說,指的是時報辦公室。
「如果是真的就好了。」我笑答。
「真的。不信你去看新聞。」
聽我似乎一時愣住沒有回應,李怡說請我吃個飯聊聊吧!順便拿雜誌。

原來基於到現在都還眾說紛紜的原因--一般相信是當時掌權的國民黨內部不同路線鬥爭的結果,就在前一天的十一月十一日,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余紀忠老闆無預警宣布《美洲中時》停刊。

第二天到辦公室,江素惠讓大家還是正常上班,但無須發稿,喝茶看報聊天做什麼都可以,等她從台北回來再說。想來是回去見余老闆,看是否仍有轉寰餘地吧!記得當時我甚至在辦公室練起書法。可能因為這樣,同一時期在辦公室和老攝影師蘇煜欽一起跑攝影的李怡外甥徐岩,後來回杭州過年還買了一整套的書法瓷器組送我。

從《美洲中時》到《九十年代》

在停刊成定局後,離開香港回台灣成了不得不的選擇。雖然僅得短短近一年的生活,我卻很喜歡香港。那是一個東方與西方融合、傳統與現代交匯,整個社會呈現自由多元、方便有效率和充滿生命力的地方。尤其所接觸的都是我最喜歡也樂於互動的文化媒體人,所以即使九七問題已起,移民潮開始蠢動,不得不告別的離愁仍令我心情低落。

一天我上《七十年代》辦公室,打算向大家辭行。李怡讓我進他辦公室談一下。他說《七十年代》有負責中國、香港和兩岸的編輯,獨缺台灣。他一直很關心台灣,之前就有打算多添一位編輯。這段時間我在雜誌社幫忙,他徵詢了辦公室其他同仁的意見,大家覺得和我相處融洽,很歡迎我一起加入他們。所以如果我願意留下,《七十年代》可以幫我申請工作簽證,以後就不需要每三個月再離境一次。老實說我當下真是喜出望外,立刻答應了這個工作邀請。

那是一九八四年。就在我加入這一年,《七十年代》正式改名《九十年代》。也是這年,有關香港前途的《中英聯合聲明》正式在北京簽署。


註:
李怡《失敗者回憶錄》第103篇提到脫離天地自立門戶後,家計成了問題。他受邀為台灣的《中國時報》美洲版香港專頁作最後審視,並寫一段點題短文。「每天早上七點多去上班,至九點多回《七十年代》辦公室。《中時》兼職的薪資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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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事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日,我正式加入《九十年代》。

會答應新工作,除了前述暫不想回台灣、喜歡香港之外,李怡本人已經開始成為原因之一了。他個性溫和穩重,包容大度,會站在對方角度為人著想。雖然雜誌社內外事務如麻,工作繁重壓力大,但從沒見他對任何人發過脾氣或疾言厲色。當時他的論政焦點已從中國逐漸轉向香港,影響力日增,但也從不擺架子。對任何人,尤其是年輕學子就像平輩一樣,給人溫暖親和的感覺。我喜歡個性成熟穩重、有才華和文采的人,李怡是我欣賞的典型,自然也歡喜能和這樣的人共事。

培養出珍貴革命情感

《九十年代》的工作以月為單位,從月初開編輯會議、擬定編輯方向,到邀稿、審稿、發稿、校稿、落版和配圖,環環緊扣。同時進行的還有對編輯而言壓力最大的撰稿。整個流程的焦點是公佈欄上的一張發稿單,按封面故事等不同欄目,標明每篇稿件的題目、作者和字數。最後就是開大版,確定整期雜誌的文章順序和頁碼。

我自己是沒有經歷過,但據老同事說,過去每到最後衝刺階段,就有編輯拿睡袋在辦公室打地鋪。實在精神不支就倒頭便睡,醒來繼續工作。我的時代雖然不再見睡袋,但加班是常態。有時碰到像六四這種突發事件,或中下旬才會有結果的重大宣佈(如《中英聯合聲明》)和選舉(主要是台灣大選),就更是人仰馬翻,常連飯都顧不上吃了。

《九十年代》是一份在華文世界知識階層深具影響力也備受敬重的雜誌,尤其在李怡力抗各種阻難脫離左派走自己的獨立言論之路後。大家之所以願意賣力和他一起沒命打拼,除了有共同的理念,還有對不畏權勢追求真相的堅持。日積月累的工作和挑戰,也培養出難得的互信和珍貴的革命情感。我至今仍懷念那段日子。

在《九十》工作我其實壓力很大,畢竟不是科班出身,對台灣政局的瞭解和掌握也不夠。李怡察覺了我的焦慮,多次問我工作還好嗎?會不會太辛苦?並要我不用給自己太大壓力,盡力就好。直到開始寫評論文章,也持續給我很多意見,或在看過我的稿子後給我一些建議,讓我把內容改得更具可讀性。

當時我仍住在蘭杜街的一棟出租公寓裡。那是《中國時報》辦公室斜對面有點像酒店房間的公寓。房間很小約五坪,除了一張大雙人床和床頭櫃,就是一間配備浴缸的浴室。電視機高掛牆上,連張書桌都沒有。既然下班回家只能就著張床看電視,辦公室工作又多(由於校對功力不錯,經常負責稿件的最後一校),我經常八點以後才離開。如果正好李怡當天也忙到比較晚,他有時會找我一起去用晚餐。

現在回想,當時我們是在一種不是很明確是否在交往的狀態,只知道每次聊天都很愉快。他喜歡音樂,尤其是古典樂和老歌。和他一樣,我也學過鋼琴多年,不過更熟捻的是小提琴。我還喜歡文學和詩詞。中學時每學期國文課本發下來,我第一件事就是翻到最後一課,把每一首詩背得滾瓜爛熟。

當時我還不知道李怡是文藝青年出身,酷愛詩詞,只覺得為什麼每次見面都有聊不完的話題,有這麼多共同的興趣。後來知道他也喜歡電影、藝術,包括各種形式的表演藝術。不過因為辦雜誌和論政,他這些興趣後來大多被犧牲且已久不彈此調了。總之,我們的愛好有許多驚人的相似之處。

李怡提到他還有一項興趣是旅行。我後來發現他從年輕時代就對所有事物充滿好奇與求知慾,這是他喜歡閱讀、思考和探索的原因。他像海綿般飢渴地吸收所有生活周邊可以獲得的資訊。其實旅行是一種有趣又得以親身體驗、觀察和瞭解世界的方式,不過囿於時間和經濟條件的限制,那時的他還只能在「書中自有黃金屋」悠遊而不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階段。

《九十年代》的編制從未超過十人。除了中港台和總編四位編輯,最資深也最重要的是負責財務的葉翠雲。她隨李怡從天地圖書一起到《七十年代》,認真負責忠心耿耿,不多話卻經常面帶笑容。每年春節她都給我兩個利市(紅包),因為香港人講吉利凡事求雙,所包金額則是象徵性的圖個喜氣而已。早期甚至有時只是個銅板。翠雲和我同年,她給我利市是因為依香港習俗,無分年齡長幼,都是已婚者包給未婚者。未婚者即使七老八十也只需受而無需給。這是我常開玩笑最喜歡在香港過年的原因。

翠雲和我一樣都愛集郵。雜誌社有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投稿和信件,她都會悉心剪下郵票,月底忙完和我一起分。有些郵票實在漂亮,但最開心的是發現有同屬一套的郵票。這就讓分郵票成了難事。後來我們想到一個好辦法:由一人將所有郵票分成兩份,再由另一人先挑選,可謂皆大歡喜。我們也經常會去樓下的集郵社選購大陸和澳門新出的郵票。

《九十年代》結束後我們聯繫不多,最後一次見面是二〇一六年在李怡的八十生日派對上。二〇二二年十月李怡過世嘗試聯繫她,才得悉她已於兩年前癌逝,非常震驚難過。《九十》陽盛陰衰,我們因此互動較多。在此為她記上一筆,紀念我們的友誼和感謝她曾為雜誌及同仁們所做的一切。

至於編輯方面,除了永遠的總編輯李怡和執行編輯方蘇(同時負責香港稿件),我加入時的中國編輯是後來筆名金鐘的冉懋華,他離開後常壽林加入,直到一九九七年底病逝,先後也超過十年。他的離世,引發方蘇人生無常生命短暫、想回歸畫畫的想法。最終也導致李怡「九七後已完成階段性使命」,宣佈於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最後一期後停刊的決定。

還有一位必須一提的,是《九十年代》的美術編輯魏天菲。他從七〇年代即開始part-time負責雜誌較後階段的彩頁和封面設計。每個月見他出現在辦公室就知道雜誌進度到哪了。他和大家年齡相若,也是打成一片。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他酷愛榴槤,但家人無法接受那味道,於是他常常下班後買了榴槤一個人躲在公園開心享受,然後擦洗乾淨完才返家。我很同情他,因為我也愛吃榴槤。

辦公室的工作不總是繁忙緊張,月底雜誌出刊後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當時《九十》的辦公室在灣仔地鐵站旁駱克道附近的一棟舊大樓二樓,每當樓下一聲高喊「貨到了」,我們就知道書來了。香港人喜歡賭馬賭狗玩六合彩,為免觸霉頭,他們絕口不用與「輸」同音的「書」,所以都說貨到了。我知道原因後覺得實在好笑。雜誌搬上樓後,所有同事圍著大桌將雜誌裝入已貼好訂戶名條的信封袋。一個月的辛苦化為有形的知性成果,大家一面裝一面聊天,笑聲不斷。李怡如果正好得空,也會出來和大家一起聊天裝袋。那真是我記憶中最開心的片段之一了。

另一件開心事,是中午我們經常會全辦公室一起去飲茶或吃合菜,灣仔週邊餐廳許多我們都光顧過。李怡只要沒其他飯局也會同往。他喜歡說笑話,常逗樂大家,同時也和大家分享許多我們不知道的「祕聞」。除了辦公室同事,如果時間趕巧,一些老朋友或作者也會一同參加。至今仍有印象的是張郎郎、壁華、崔少明、林保華和陳培生。此外,李怡太太梁麗儀的辦公室相距不遠,所以間中她也會來和我們共餐。

二〇二三年五月,在李怡過世、疫情阻擋三年半後我回了香港一趟。《九十年代》結束剛好四分之一世紀,我像遊魂般在灣仔附近漫無目的地穿梭遊蕩許久,特意去了他所創辦並命名的「天地圖書」、當年常去用餐的飯店(如果還在),以及曾住過的地方。慨嘆之餘,心中徒留時光飛逝,人事全非的感傷,竟至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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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失敗者回憶錄》出版後,他的五十年老友傳來訊息:《七十(九十)年代》從一九七〇出版到一九九八結束,歷時二十八年,是怡兄學思生命所繫,也是他一生文化事業的主軸。李怡不是個光棍司令,他的雜誌班底同樣貢獻了心力與青春。回憶錄的彩照頁面卻連一張編輯部人員的合照都沒有,令人遺憾。

李怡在回憶錄第149篇有一段特別提到他的辦公室同仁。對他們,他是心存感念的。在此特節錄之。

憑著共同理念,自一九八一年脫離左派陣營後,《九十年代》的員工大致上都相當穩定。主要員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負責營運和財務的是葉翠雲;執行編輯是方蘇,他兼管香港新聞的審稿與評述;負責大陸新聞的是常壽林;負責台灣新聞、後來派駐台灣既管經營又兼編務的是邱近思。他們都非常辛勞。尤其是方蘇和邱近思,都一直單身,而且也白了少年頭。而我則統籌香港、台灣兩個版本的規劃,每期寫作一點重點文章,聯絡外界,接受訪問。我很忙,但享有雜誌帶來的名聲與光環。而他們,只是默默奉獻,非常辛苦地奉獻。我對此不會無感,只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更多精彩的內容,請詳閱《我與李怡》。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1 完整公開作者與「十大影響力名人」李怡,不為人知的跨時代愛情故事
2 圖文並茂:收錄上百張精彩照片,以及兩人四十年往返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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