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嘴八舌: 柯慈論語言及翻譯 | 誠品線上

Speaking in Tongues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 美國文學網站 Literary Hub 2025 年度最期待新書 ☆ 梁實秋文學大師獎翻譯大師獎首獎得主馬耀民教授翻譯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翻譯家狄莫普洛斯以文字對談，從一個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發，探索將內容從一個語言搬到另一個語言的過程，重新審視語言是什麼、語言能做什麼。 語言總是令人難以捉摸：兩本字典提供了兩張不一樣的宇宙地圖，哪一張才是對的，或者兩張都是錯的？《七嘴八舌》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小說家柯慈和著名翻譯家狄莫普洛斯兩人之間的對話形式呈現，探討困擾著二十一世紀作家和譯者的一些最迫切的語言學問題。 在本書中，兩位作者提出了一些我們試圖理解當代社會時必須回答的問題。他們探究一個人是否真的能夠愛上一種後天習得的語言，並探討為什麼某些語言，例如西班牙語，會內建有性別的差異。他們審視了單一語言的威脅，並思索我們該如何抵抗英語在全世界像殖民勢力般橫行霸道的擴散。他們質疑譯者是否有責任去剔除那些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厭惡女性或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語言。而在探究完美語言是否存在時，柯慈就數學作為一種語言是否能道出萬物的真相，亦提出詢問。 柯慈和狄莫普洛斯憑藉著兩人在語言創作領域的數十年經驗，深入探索譯者的角色與任務，以及語言之於性別、身份認同甚至於對世界的認知所代表的意義。《七嘴八舌》最終成為一部引人入勝且易於理解的哲學著作，為我們這時代一些最重要的語言學議題帶來了新的啟發。 媒體讚譽 能偷聽柯慈與狄莫普洛斯兩人之間令人著迷的對話，真是太棒了！他們的交流觸及了翻譯的每一個層面，以及翻譯如何塑造了他們的生活和藝術。《七嘴八舌》是一部充滿智慧、感人至深且極富人情味的評論作品，揭示了生活在一種不屬於自己的語言中是多麼困難，卻又如此美妙。 ——Merve Emre，《紐約客》特約撰稿人 《七嘴八舌》是那種一生難得一見的書，它結合了學術與藝術，就像祕銀一般珍貴。這本書將徹底改變你對語言、翻譯、身分認同，甚至可能對整個宇宙的看法。 ——Junot Diaz，普立茲獎得主 對話自古以來就是思想探究的典型形式，柯慈與狄莫普洛斯再次向我們證明了它的重要性。這兩位思想家才華橫溢、思維敏捷，他們在這裡大聲地思考著。任何對語言運作方式感興趣的人，都將因為這本書感到由衷的滿足。每一頁都充滿了觀察、闡述，與獨特且發人深省的觀點。 ——K. Anthony Appiah，著有《The Lies That Bind: Rethinking Identity》 柯慈與狄莫普洛斯從多個角度，分別以抽象和實際的方式探討諸如英語的語言霸權、性別以及譯者的角色與職責等議題。他們的對話以引人入勝、敏銳且時常出人意料的方式，深入探究了語言的本質。 ——Ann Goldstein，Elena Ferrante和Primo Levi的譯者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約翰・馬克斯維爾・柯慈John Maxwell Coetzee約翰・馬克斯維爾・柯慈一九四○年出生於南非開普敦，分別在南非和美國接受教育。他出版過約二十本著作，包括小說、文學批評和翻譯。他二○○三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也曾兩次獲得布克獎，現居南澳洲阿得雷德。瑪莉安娜・狄莫普洛斯Mariana Dimópulos瑪莉安娜・狄莫普洛斯出版過四部小說和一部有關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論著。以她從事有關翻譯與哲學的博士論文的寫作基礎，她翻譯了幾位英語和德語作家的作品到西班牙語，其中包括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和約翰・馬克斯維爾・柯慈（J. M. Coetzee）。她出生於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現居柏林。馬耀民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外文研究所碩士及博士班，現任台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曾任台大外語教學與資源中心主任（2006-2012）。博士班時候開始從事翻譯研究，一九九七年完成博士論文《波特萊爾在中國1917-1937》並獲得博士學位。多年來在外文系除了教授西洋文學概論、歐洲文學史、文學作品讀法外，翻譯教學也是他關注的重點，一九九六年開始連續教授翻譯與習作至今，從未間斷，曾領導外文系上具翻譯實務的老師先後成立了大學部的翻譯學程及文學院翻譯碩士學程，整合了台大豐富資源，讓台灣最優秀的學生獲得口筆譯的專業訓練，貢獻社會。他從碩士班修業其間即開始從事翻譯工作，除刊登於《中外文學》的學術性文章外，也曾負責國家劇院每月節目單的英譯工作，以賺取生活費，並奠定了翻譯教學的實務基礎。他從前年開始已經放棄教授文學課程，而專注於翻譯教學上，希望於退休前為翻譯教學能有更積極的付出，現教授翻譯實作、中翻英、文學翻譯，公文法規翻譯，以及在翻譯碩士學程開設筆譯研究方法。翻譯出版著作包括《史托納》、《屠夫渡口》、《奧古斯都》、《只有黑夜》及《北海鯨夢》，《奧古斯都》獲2018 Openbook翻譯類年度好書，《北海鯨夢》獲第34屆「梁實秋文學大師獎」翻譯大師獎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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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1. 母語2. 性別3. 翻譯《波蘭人》4. 單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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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譯後記

　　　Speaking in Tongues是兩位學者兼有豐富實務經驗的譯者聚在一起討論一些當今翻譯研究領域中頗受關注的議題，包括語言政治、性別政治、翻譯文本的本質、翻譯倫理、可譯／不可譯等問題。就全書的內容看來，書名可能部分源自兩位討論人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不同語言意識：柯慈父母親的家族曾放棄母語（包括波蘭語、德語、荷蘭語）而接受英語，而狄莫普洛斯父母親的家族則曾放棄過歐陸西班牙語、希臘語而接受阿根廷西班牙語。這種經歷讓他們在談論翻譯的時候不僅能從微觀層面思考文法上性別標記、翻譯上的忠實、對等，以及翻譯倫理等問題，更能碰觸到翻譯出版業產業鏈的核心話題，包括語言的宰制與翻譯策略、行銷的關係，以及強勢語言如何確立出版業的潛規則。這些議題都是狄莫普洛斯把柯慈的《波蘭人》翻譯成西班牙語的過程中的實際經驗，使得看似老套的話題因有了具體的例證而讓讀者對相關議題的感受更強烈。
我把書名譯成《七嘴八舌》，一方面體會到兩位對話人遊走於複雜的語言意識之間討論跨文化現象，而在討論過程中自己的處境有多反諷，有多無奈，另一方面是因為譯者多年來的翻譯教學、研究和實務經驗下，了解到「翻譯」本來就是一個「人多嘴雜」、「意見不一」的課題。早在有關翻譯的思維還沒形成之前，中文裡便有「以意逆志」、「得意忘形」、「傳神達意」等用語，來強調文字之外有另一片天地，直到晚清的嚴復提出「信達雅」的標準，是最具影響力的，成為討論翻譯的口頭禪，而聚焦在「信」的教條底下，再衍生出「形似／神似」不同層面的「信／忠實」、「化境」，以及「硬譯」、「死譯」和「順譯」、「活譯」的辯論。即使用語不一樣，但是對最終的「意」的追尋迎來了翻譯上「信」的不敗原則，也成為對譯者是否忠於原著的道德枷鎖。談論翻譯或進行翻譯時，論者或譯者總是有一套論述，然而只要「信」的原則不變，不同的用語或措辭都可以說是各說各話，沒什麼啟發性。
其實「信」的原則在西方翻譯論述也曾經是主流，但是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期開始「翻譯研究」漸漸成為翻譯論述的主流後，相關學者都有志一同地從新檢視「信」作為翻譯的最終目的是否成立（這個轉型當然是適逢二十世紀末的後現代、後結構、解構、後殖民、女性主義、語用學而產生的共伴效應）。他們提出「描述性的翻譯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以取代「規範性翻譯研究」（pr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前者視翻譯為「過程」或「成果」，透過「描述」的方式來揭露翻譯文本形成背後的語言或非語言因素，後者會先訂定翻譯該是如何如何的一套標準，譬如「信達雅」，再用這套標準來評斷翻譯的優劣。而「描述性翻譯研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迎來它的「文化轉向」，更明確地把翻譯文本視為文化產物，有其歷史性，而透過研究翻譯文本，可以彰顯一時一地的歷史文化面貌。
這本對話錄的參與者便是在這個翻譯論述的脈絡下對翻譯的關鍵議題提出他們的看法，而他們的討論過程也帶進了相關的語言學理論、語言習得理論、女性主義翻譯論述、後殖民（包括源自巴西的「人吃人」或「同類相食」）翻譯論述，也花了不少篇幅介紹當紅的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所提出的「詮釋性翻譯」及「工具模式翻譯」，以及他對英美出版產業鏈的批判，名副其實地形成「七嘴八舌」的局面，讓對話內容既有對話人的個別立場，又有學術的權威性做後盾，觀念性的陳述又會適時附上具體例證，讓讀者能順利進入討論人的思考／論述軌跡。
讀者可能認為本對話錄的結尾有點倉促，沒有一個類似總結的東西作結（而所謂「總結」，不就是把重點摘要說明一遍？），然而若讀者能細細體會名為「單詞」的第四章所要表達的內容，特別是結尾的部分，便可知道兩位與談人為翻譯提出了很好的「定論」，讓譯者或即將成為譯者的人，了解到翻譯上的所謂「忠實」、「信」、「對等」（equivalence）的討論（或堅持）其實沒有多大意義。我曾在一次演講，和無數次在學生面前用「女人的衣櫥裡總是缺少一件衣服」（此話並無仇女的意圖）來自嘲「譯者的字典裡總是缺少一個字」。而翻譯對我來說絕對不是件快樂的事，因為翻譯過程除了不斷處理語言結構與文化差異外，就是在找尋「對的字」的過程中不斷做出得失的盤算，而結果往往是差強人意。柯慈在討論快結束前，用了巴別塔（據說翻譯是後巴別塔時代的新興行業）和辭典兩個意象來解開我心中對「忠實」、「對等」、「可譯／不可譯」的糾結：

巴別塔的教訓，是要讓我們知道所有的辭典，只要是巴別塔之後編撰而成的辭典，都是錯誤的。唯一正確的辭典是已經失落的那本，是在那褻瀆神明的巴別塔建造時就失去的辭典：那失落的語言是原初語言，上帝的語言。

這本對話錄雖說是以對話的形式呈現，但是它的文字風格一點都不「口語」，反而是極為「學術」，句子結構也極其複雜，因此譯文無法做到流暢易讀這個翻譯文本市場的第一準則，請讀者忍耐。感謝本書編輯廖書逸先生的逐字校對，適度的為冗長的句子斷開，增加了可讀性，他高超的英語能力也幫我揪出好幾處誤譯的地方，免於印出來後等著出醜。感謝啓明出版社的林聖修先生委託我翻譯這本對話錄，讓我在退休後不至於失業，還完成一本感覺有點影響力的作品。


引言

這是一本有關語言的書：有關語言能做與不能做的事。它是由兩個人在延續好幾個月的時間裡寫就，從一個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發，並以對話的方式呈現。雖然它處理了某些語言學的課題、探討了一些熟悉的爭論，同時希望作出一些能夠獲得普遍認同的陳述，但是它不是專家所寫，或是為專家而寫。儘管這本書並不想要建立理論體系，卻可以讓我們在幾個月的對話中針對某些看來是急迫的、引人入勝的、值得深入面對的問題找到答案。
這本書是在心平氣和但認真熱切的討論中完成，內容有關人們在使用語言或談及語言時，他們其實在做什麼。在這個論題下，我們的立場幾乎是不可能中立的。當我們意識到語言這個人類古老而偉大的工具，便發現它是可以被愛、被尊敬，或被投以懷疑的目光——或甚至被毀滅的。我們是否因為能夠說話而得到當人類的資格，仍是一個有爭議的議題。但很清楚的是，語言很大程度上構成我們的身份。
在我們的探尋中，有幾個議題獲得比較多的關注。由於整個對話是在翻譯的脈絡下產生，核心的問題在於把文學和非文學的內容從一個語言搬到另一個語言的過程。很快地，擺在眼前的，是人們認為自然而簡單的日常活動，像是書寫、說話和溝通，其實是相當複雜的。這些活動其實很大程度影響我們如何思考自己，以及我們如何看待別人；這些活動看得出來滲透了我們的情緒，並決定了治理這世界的規則。個人、國家、商業活動與科學研究都有部分是由語言和語言的交換所構成。書籍在優勢語言的網絡下出版、販售、閱讀。因此，語言是什麼，以及語言能做什麼，是頗為複雜、迷人，而有時候是不公平的。這本書的寫作，是要指出一些普遍的假設（像是我們的母語是什麼），和已被忘記的前提（像是自然語言決定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或許是值得我們從新審視的。即使是「麵包」或「兔子」這些最簡單的字，在努力不懈的細究下，也可能變得神祕而難以理解。
在第一章「母語」中，我們討論那些過著雙重語言生活的人：他們在朋友和家人之間說著母語，但在公共和職業的生活上說著種種「主要」語言中的一種。他們之間包括了使用「主要」語言開展其寫作生涯的「少數」語言社群作家。如果一個人必須使用某種永遠比不上母語來得自在的語言從事文字創作，我們便會問，如此的命運會不會令人感到有點不安？一個人真正能夠像「愛」他在母親膝下學習的語言一樣「愛」一種習得的語言嗎？
憑著其唯一國家語言的地位及主導著國家文化的力量，而強迫小孩子在學校說「主要」語言，已證明是壓抑區域性方言和推行國家理想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突出的「主要」語言能力也是一個年輕人在現今世界出人頭地的方法之一——不僅是在文學創作世界，更是在更寬廣的工商業領域。
然而在一個國家裡，強烈傾向單一語言有其負面影響：擁有第二語言的能力，就如腓特烈・賀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所認為的，能讓我們的內心與外在世界有某種距離、讓我們逃離單一語言中似乎認為「符徵」等同「符旨」是不容置疑、是「自然」的這種現象。
就個人層面而言，我們二人的家族歷史都包含有兩個時刻，一個是當方言或「少數」語言被放棄，另一個是當「主要」語言被採用。在我們其中一人（柯慈）的個案中，兩個時刻的出現是否明智——特別是英語的採用——已在回過頭來的審視下，開始產生質疑。這些質疑導致了在翻譯領域中進行的一些實驗，將會在第三章更詳細地討論。
翻譯文本的確切地位是什麼？與「原文」相較，譯文是否老是處於次要地位？班雅民（Walter Benjamin）認為一個作品的所有翻譯相加起來，會在某種意義上超越原文。在第二章，我們討論一個從事西班牙語與英語的翻譯工作者在面對一些內在於兩個語言的差異問題時所採取的方法，就像是英語裡的you在不同脈絡下的通用意味著社交距離的缺乏，又或者是相較於英語裡強調性別的文法幾乎全部消失，西班牙語裡則有鉅細靡遺的性別文法系統。
為什麼某些語言，像西班牙語，有內建的性別差異？有鑑於我們沒有歷史文獻佐證，一定程度上這個問題是無解的。十九世紀德國的歷史語言學者認真地進行了最後一次嚴肅的嘗試，要解決這個問題。他們認為，在人類文化誕生時，我們祖先的生活，在不同層面都是具有性別意識的。事實上，某一個東西在某個語言中可能被歸類為陽性，而在另一個語言中被歸類為陰性，這並不是說性別的指派是任意為之，相反地，這證明了每一個文化都有其獨一無二的世界觀，而這世界觀在其語言中呈現出來。
如果說每一個語言皆呈現出自身的、獨一無二的宇宙地圖，以及人類生活經驗，但是當某樣東西出現在某張地圖上，卻未出現在另一張上，那麼翻譯者要如何進行他的工作呢？是不是每個語言都有其語意空隙，亦即是說某些物件或感覺是這個語言沒能認知的呢？在簡單的情況下，譯者可以用意譯，或為外來語創造新詞；但當牽涉到整個文法的次系統時，像是性別，問題就變得更複雜深遠了。
具有性別意識的語言在今日成為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女性主義者質疑掌握支配地位的陽性規範，在其中，陰性只被視為衍生自陽性。語言學上的性別改革在好幾種語言中努力進行。語言是否應該要清除性別標記成為性別政治的議題。
在阿根廷西班牙語的案例中，把具有性別意識的部分中性化已經在進行。但是當複數型要les取代los（前者是陰性陽性共用的間接代名詞，後者則為陽性直接受詞）以避免過度偏向男性中心，便引起了反對聲浪：有些族群一直抗拒由一群沒有代表性的女性進行從上而下的改變。我們其中一位討論人（柯慈）對全面性的語言改造工程有所保留，但我們深信往新的、性別中性方向的邁進有其重要性，儘管這過程中政治的重要性似乎超過語言成規的侵犯。
支持語言上性別系統的改革派所持的論據，宣稱我們所使用的語言影響，或甚至決定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宣稱語言，通常是母語，決定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與堅持普世語言通則的立場背道而馳，後者認為我們對世界的認知獨立於語言之外。
翻譯者對文本所承擔的忠誠義務，是否包括譯者認為在道德上令人反感（像是種族主義、仇女⋯⋯）的原文用語？有沒有一種具有批判性的翻譯實務可以有空間，能與原文維持某種經過深思熟慮的距離？這兩個問題，以及其他屬於翻譯倫理層面的問題，會在第三章處理。然而該章節的核心議題之所以成為關注點，是源自最近一部大部分以現代西班牙為背景的中篇小說《波蘭人》（The Pole），由柯慈用英語寫成，再由狄莫普洛斯翻譯成西班牙語，名為El polaco。
整個翻譯工程的目標十分不尋常：要讓El polaco成為「原文」，意思是此後的翻譯皆以西班牙語譯文為本，不是英語原文。來自出版業內部的壓力使得這個目標很大程度上被阻撓，但是這個翻譯計劃讓我們提出一些翻譯上的一般議題：譯文相對於「原文」處於次要地位，而更確切地說，譯者相對於「作者」，乃處於次要地位。
在一個作者與譯者的角色故意被混淆的翻譯計畫中，狄莫普洛斯必須去創造一個與英語，尤其是文法上，極為相似的西班牙語文本——一種聽起來有點像英語的西班牙語，而讀者會認定為是「外國貨」，儘管風格上仍然可以接受。雖然The Pole的文本，包括裡面的對話，是用英語寫就，但是小說的角色在他們演出的小說世界裡，卻沒有一個是以英語為母語。在這個情況下，使得要產出一個西班牙語譯本變得更為複雜。在The Pole及其譯本El polaco中的對話因此一直出現說話者缺乏文字來表達他們所想，或甚至是他們的母語可能不讓他們看見該看的東西的情況。
這個翻譯工程也有其政治性的面向；那是來自我們越來越憂慮英語的全球性擴張，包括我們對全球翻譯產業失衡的憂慮：每年由英語翻譯成不同語言的書遠超過從外國語言翻成英語。如果這個統計數據反映了什麼，那就是相較於外面世界（必須？無可避免？）對英語世界在想什麼的關注，英語世界對外在世界缺乏好奇心。
在最後一章，我們會更深入探討忠實翻譯這個概念。譯者應該要企圖對什麼忠實：忠於文本裡的文字，或者是忠於譯者推論文字背後所揭櫫的意圖？而當譯者進一步在翻譯中編織出一套文本的詮釋，或者是在某些個案中實際上在回應原文文本，到底有沒有超出嚴格意義上的翻譯，朝向改寫／編，或是古羅馬人所說的模仿？
本對話中所描述的干涉主義翻譯策略，在幾十年前就被引領風騷的女性主義宗教學學者採用。他／她們重譯了（主要是基督教的）基本宗教文獻，目的是緩和仇女的偏見，並使相關文本對女性更友善。我們無法估計他／她們的版本可以存續多長時間，但是我們知道十七世紀末在巴黎的劇場上演的新古典主義版希臘悲劇，會告訴我們路易十四的法國多於希臘的神話世界。
第四章會在較為理論的層次處理「不可譯」的問題。不太有共同歷史背景的語言與文化會不會以完全不相容的方式來詮釋日常生活經驗的材料？顏色的專門用語提供我們一個方便的測試案例：我稱為azul的顏色，與西日辭典裡提供的azul的日語對等字，兩者是不是一樣的呢？我們能不能創造一種理想的、普世的語言，一種提供（可以說是）純粹意義的語言，讓人類在所有現存的語言之間進行翻譯？最後，我們如何詮釋一種對作者和譯者來說都很熟悉的經驗，也就是他們肯定在某個地方有一個單詞能夠完全對應他們心中的想法，卻找不到那個單詞？
在語言互譯的一般領域裡，有一項重大發展，是我們沒有在這裡討論的，原因並不是這項發展不重要，而是它的嶄新程度，還沒有人有立場來評估其極限（如果有的話！），尤其是談到文學翻譯的時候。
人工智慧的意念出現在一九五○年代，企圖要把人類進行的思維工作自動化。現在它已經進化到利用大型語料庫進行機器學習。這關鍵的轉變已經使得機器能建立自己的規則，而不是按程式設計工程師提供的規則完成指派任務。對翻譯，或其他牽涉到自然語言的混沌曖昧（fuzzy）的任務時，在過去已證明固定的規則是不足夠的。但現在，我們可以預期基於機器學習的自動化翻譯會改變大部分文本生產的風貌。這個發展對文學翻譯的影響有多大，是有辯論空間的，但是，認為翻譯實務和普遍的圖書出版業不會受到撼動，就有點天真了。


約翰・馬克斯維爾・柯慈
瑪莉安娜・狄莫普洛斯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 美國文學網站 Literary Hub 2025 年度最期待新書
☆ 梁實秋文學大師獎翻譯大師獎首獎得主馬耀民教授翻譯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柯慈、翻譯家狄莫普洛斯以文字對談，從一個文學作品的翻譯出發，探索將內容從一個語言搬到另一個語言的過程，重新審視語言是什麼、語言能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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