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冷戰到冷戰: 與美中關係同行 | 誠品線上

Living U.S.-China Relations: From Cold War to Cold War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在閱讀《從冷戰到冷戰：與美中關係同行》時，我們其實是在面對一份近乎史無前例的整合性歷史資料。它不僅具有高度學術價值，更為後人提供一個難得機會，得以從第一手視角理解過去六十年國際政治，尤其是美中關係演變的真實面貌……結合學術訓練、政策參與、國際實踐與長期紀錄所累積而成的歷史工程。或許未來也很難再出現第二位具有如此經歷、視野與條件的人物。」──童振源（臺灣駐新加坡代表）美國過去半世紀對中國的「建設性交往」，親手養大了自己最凶悍的對手嗎？ 美國頂尖中國問題專家大衛．藍普頓（David M. Lampton）自1960年代末期開始投入中國研究領域，在後毛澤東時期開始站上美中關係的前沿直至今日。他牽起美中內陸地帶的合作關係，帶朱鎔基率領的市長團去迪士尼樂園，在國會聽證會為中國最惠國待遇之爭作證、與南西‧裴洛西交鋒，在臺海危機時與中國官員脣槍舌戰，協助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度過SARS危機，投身美、中、俄於烏蘇里江流域的永續發展合作，更探討習時代中國內部的深度矛盾，及其將如何影響愈發緊繃、牽動世界的美中關係。他用自己的第一線見證，細膩還原美中「社會與社會」的真實交鋒──從毛澤東到習近平，從尼克森到川普──這不是一個「戴黑帽的中國壞蛋」對上「戴白帽的美國英雄」的單純故事，而是兩個強大、自傲的民族在追求尊嚴與安全時的真實競合。 本書始於藍普頓自述個人的養成與教育，並以文化大革命後期進入中國進行水利、公共衛生與醫療田野調查與研究作為他進入中國研究的起點，1970、1980年代美中「關係正常化」以後的接觸，1989年天安門的重挫，1990年代的交流、互訪、危機與交鋒，再到21世紀以後的新挑戰及「新冷戰」……他列舉自己親歷的歷史，深刻剖析兩國如何一步步打破和平護欄，陷入「以空洞敵意對抗實質存在」的死胡同。與其說是藍普頓的回憶錄，這更像是一本美中關係一甲子的歷史備忘錄：打破盲目對抗的迷思，維持穩定國際秩序，吸取經驗，讓過去服務未來。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田弘茂（國策研究院董事長兼院長） 童振源（臺灣駐新加坡代表） 楊念祖（中華民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祕書長） （依姓氏筆畫排列）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 大衛‧藍普頓（David M. Lampton） 美國的中文問題專家，於美中關係以及中國研究方面，他橫跨學術、智庫與外交實務近一甲子，曾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on United States-China Relations）主席（1988-1997）、亞洲基金會主席（2014-2019）。他曾獲頒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的名譽博士學位，並在多個機構獲得最高榮譽肯定，包括：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吉爾曼學者」（Gilman Scholar）、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推動美中關係終身成就獎」，並獲美中政策基金會、《當代中國期刊》、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教學獎肯定，同時也是美國亞洲研究局與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共同設立首屆「施伯樂獎」（Scalapino Prize）的得主。他是科羅拉多學院董事會的終身董事，並曾於美國陸軍預備役服役。 譯者╱ 費艾文（Evan Phipps） 臺師大翻譯研究所碩士。喜歡文字、故事、歷史、文化、電影、電玩、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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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推薦序 理解中國、避免戰爭──藍普頓教授的歷史見證與和平思考╱童振源 前言及致謝 第一章 中華萬花筒（早年） 第二章 「是特納小姐才對──我就喜歡別人這樣叫我！」（一九六○年代） 第三章 走入田野（一九七○年代初期） 第四章 老人與土（後毛澤東時期中國） 第五章 正常化（走進一九八○年代） 第六章 俄亥俄州：美國的心臟（鐵鏽帶年代） 第七章 科學、技術與領導力（一九八○年代中期） 第八章 生命沒有終身職（踏入新十年） 第九章 上海（六四後，一九八九─一九九○年） 第十章 從白宮到國會山莊（政治上的一九九○年代） 第十一章 與中國嘗試新事物（一九九○年代，機會） 第十二章 支撐龐然巨物：人力資源（邁入新千年） 第十三章 構想與組織 第十四章 中美關係與中國外交政策 第十五章 精神分裂：連結與封閉 第十六章 歷史：尚未結束，亦非起點（往前看） 附錄 藍普頓大事記 名詞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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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　理解中國、避免戰爭──藍普頓教授的歷史見證與和平思考〉

文╱童振源

　　藍普頓教授是當代最具影響力的中國研究學者之一，可謂美國中國研究領域的泰斗，同時也是長期深度參與美中關係實務運作的重要實踐者。他的職涯橫跨學術界、智庫、非政府組織與政策社群，幾乎與過去六十年美中關係的起伏同步展開。而其最新出版的《從冷戰到冷戰：與美中關係同行》，更可說是其畢生學術研究、政策參與與歷史見證的集大成之作。
　　藍普頓教授自一九九七年十二月起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等國際研究學院（SAIS），直至二○一八年從教學退休。我有幸成為他在SAIS指導的第一位博士生，也是第一位來自臺灣的博士生。求學期間，我深刻感受到他對學術研究近乎嚴苛的要求與投入。當時我除在課堂上向他學習之外，也曾擔任其研究助理近四年，協助蒐集大量資料。更重要的是，我從他身上學到的，不只是研究方法，更包括學者應有的風格、品格與道德操守；而後者其實比知識本身更為珍貴。
　　尤其令我感念的是，藍普頓教授對學生的提攜，從不只是課堂上的教導，而是真正毫無保留地支持學生的學術成長。當年我準備前往中國進行博士論文田野調查時，他甚至將自己數十年累積的重要人脈名片幾乎全部交給我，只要是我希望訪談的對象，他都願意親自撰寫推薦信，協助我建立聯繫。對一位長期深耕中國研究、在美中學界與政策圈擁有廣泛人脈的學者而言，這不只是資源的分享，更代表他對學生的信任與栽培。
　　此外，只要他舉辦重要學術會議或小型高層座談會，也經常邀請我參與，讓我有機會直接與美國、中國及其他國家的學者、官員與政策人士交流互動。對當時仍是博士生的我而言，那些場合不僅開拓了視野，也使我真正理解國際學術與政策社群如何進行嚴肅而務實的對話。某種程度上，他不只是指導我的研究，更是在帶領我進入一個更廣闊的國際知識與政策世界。
　　然而，藍普頓教授對學生的要求也極為嚴格。他對我的博士論文初稿逐字細讀，提出大量細緻而深刻的修改意見，從理論架構、資料運用到論證邏輯，都反覆推敲。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博士論文口試時，他雖然是我的指導教授，卻也是第一位提出尖銳問題的人，而且一開始便連續提出三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其中甚至包括方法論層次的根本質疑，當時幾乎讓我難以招架。事後回想，那雖然是極大的壓力，卻也讓我真正學習到做學問最重要的態度：真正嚴肅的學術訓練，不是保護學生，而是要求學生誠實面對自身研究的不足，並不斷接受挑戰與檢驗。
　　藍普頓教授的學術訓練極為扎實。他成長於美國加州，早年即因高中遠東歷史課程而開始關注亞洲與中國。其後進入史丹佛大學攻讀政治學與中國研究，並在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羅伯特．諾斯（Robert North）、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以及他畢生的好友與同事米克爾．奧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等重要學者指導下完成博士學位。早年他曾赴香港進行田野調查，訪談難民，研究中國醫療與公共衛生政策；這種重視第一手資料、實地觀察與人物訪談的研究方法，也成為他一生治學的重要基礎。
　　他始終強調一項重要的方法論：真正的研究，必須先提出重要的問題，再尋找足以回答問題的資料，而不是先掌握現成數據，再反過來拼湊問題。他認為，若研究只是從資料中尋找問題，最後往往只能得到格局有限的答案。因此，他長期關注的始終是重大而真實的國際課題：如何避免戰爭、如何理解中國、如何維持中美穩定，以及如何在競爭中仍保留合作空間。
　　藍普頓教授一再強調，他既不是「親中」、也不是「親臺」，更非偏向任何其他國家；他唯一「親」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他主張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現實主義外交路線，但這種現實主義並非冷酷的權力算計，而是建立在知識、同理心，以及對自身國家能力與弱點準確認知之上的務實態度。他曾指出，美國若要擁有健全而持久的對外政策，必須建立在這三項基礎之上。這句話，也可說是他一生研究與實踐的核心精神。
　　他特別重視「同理心」，但他所說的同理心，絕非感情用事，更不是放棄自身利益。他認為，有效的交流與談判，必須先理解對方如何思考、為何如此思考，並嘗試站在對方的位置看待問題。理解對方的立場、動機、利益與價值，並不等於忽略自身利益；理解與堅持，也從來不是互斥的。正因如此，他總能避免非黑即白的簡化判斷，以更細膩且務實的方式理解中國與美中關係。
　　他也始終強調田野調查的重要性。田野研究最大的價值之一，在於迫使研究者將「心中的定見」與「客觀現實」相互對照，並從實際參與者的處境理解問題，而不是遠在八千英里之外高談闊論，將自己的偏見強行套用於遙遠而複雜的現實之上。因此，他真正關心的，從來不是抽象符號中的中國，而是「中國在現實中如何運作」，以及這些運作方式如何形塑其國內治理與對外行為。
　　藍普頓教授的職涯，也充分展現學術與政策實務之間難得的結合。他在前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休假任職之前，曾於俄亥俄州立大學任教；其後，他擔任「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術交流委員會」首席幕僚官，推動美中雙方在科學、技術與教育領域的合作。
　　在這段期間，他也展現對學術自主與制度原則的高度堅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他捍衛代表團名單自主性的立場，拒絕向中方審查妥協。藍普頓堅信一項基本原則：「派出方有權決定代表團組成，接待方不得干預。」他深知，如果讓對方有權選擇或排除代表團成員，該代表團的獨立性與公信力勢必會在美國國內受到質疑。
　　一九七六年，美中學術交流委員會籌組赴華類固醇化學代表團，名單送交北京後，所有自然科學家均獲批准，唯獨身為社會科學學者的藍普頓遭到排除，顯然反映中方對其研究背景有所疑慮。面對這種情況，美方主辦單位與其他代表團成員展現出高度團結，並告知中方：「如果有任何一人被排除在外，整個代表團都將不會成行。」最終，北京方面接受了原先提出的名單。
　　上述堅持後來也成為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重要原則。無論是中方曾試圖排除研究新疆議題的德魯‧格萊德尼（Dru Gladney）、學者石文安（Anne F. Thurston），或試圖阻止具有法輪功背景的《大紀元時報》記者參與SAIS舉辦的中國高階官員演講活動，美方機構均堅守底線，拒絕接受中方的「排除名單」。
　　他也曾創設並主持美國企業研究院（AEI）的中國政策研究計畫，並於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七年間擔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會長。在擔任會長期間，他亦深刻體認到，非政府組織若過度依賴單一資金來源，尤其是美國政府資金，將難以維持真正的政策獨立性。他認為，若過度仰賴華府預算，組織便容易受到國會與執政當局政治氣候的牽動，無法維持客觀與自主。因此，他積極推動財務來源多元化，向企業與各大基金會──包括福特基金會、盧斯基金會與史塔基金會等──爭取支持，大幅提高民間資助比例，同時與政府機構保持富有成效的關係。
　　六四事件後，美中關係陷入低谷，但藍普頓仍堅持在維護原則與道德立場的同時，維持必要溝通，並以「測試、試探、觀望」的方式，為雙邊關係重新打開對話空間。
　　在加入SAIS後，他不僅作育英才，也主持中國研究計畫，並深度參與霍普金斯─南京中心（Hopkins-Nanjing Center, HNC）的發展。他同時曾擔任SAIS學院教職員院長（Faculty Dean）。
　　在二○○三年SARS疫情爆發期間，他與許多霍普金斯大學及中國同仁果斷安排HNC的教師與學生暫時遷往夏威夷，使學術課程得以持續進行，展現出他在危機時刻的判斷力、責任感與行動能力。
　　此外，他也長期積極參與尼克森中心（Nixon Center）、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與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等機構事務，同時與美國國會、政府官員、企業領袖及國際戰略社群維持密切聯繫。
　　藍普頓教授在學術與公共政策領域的卓越貢獻，也獲得國際高度肯定。二○一○年，他成為「施伯樂獎」（Scalapino Prize）首位得主。該獎由美國亞洲研究局與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共同設立，旨在表彰對美國理解亞洲重大變遷作出卓越貢獻的人士。二○一八年，他又獲頒百人會（Committee of 100）「推動美中關係終身成就獎」，不僅肯定其學術成就，更向其長年致力促進美中理解、交流與和平的努力致敬。
　　同時，他也與中國各階層人士維持廣泛交流，並與臺灣、香港、日本、東南亞乃至俄羅斯等地的政界、學界與社會人士建立長期互動關係。無論在廣度、深度或層次上，都極為罕見。他長期站在國際政治與美中互動第一線，甚至得以直接與多國最高領導人對話，親身參與許多關鍵歷史時刻。
　　我也親眼見證他驚人的紀錄能力。無論與中國官員、領導人，或其他國際人士互動，他幾乎都能將談話內容逐字記錄下來，令人敬佩。正因如此，他得以累積與保存大量珍貴的一手資料。《從冷戰到冷戰：與美中關係同行》雖然記錄的是他個人六十年的經歷，但透過其參與、觀察與紀錄，讀者得以深入理解過去六十年間美中關係的演變，以及其與第三方互動的複雜脈絡。
　　尤其重要的是，藍普頓教授並未將當前中美關係惡化單純歸咎於任何一方，而是深入分析造成今日困境的多重因素。他對美國長期的「例外論」與自以為是的正當感提出深刻批評。他認為，華府日益傾向以「民主對抗威權」這種僵化的意識形態框架來界定美中關係，實際上已向北京傳達出「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的意圖，從而嚴重壓縮雙方妥協與對話的空間。
　　此外，他也批評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揮霍原本應屬於和平紅利的資源。美國將大量資源投入伊拉克與阿富汗戰爭，卻長期忽略國內基礎建設、教育、創新與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他直言，美國自身部分問題，不能完全歸咎於中國，而應誠實面對自身治理與發展的缺失。
　　同時，他也憂心美國國內日益高漲的反華情緒與「連坐式」懷疑，尤其是將正常學術交流與研究合作汙名化的趨勢。這不僅傷害華裔與亞裔群體，也削弱美國最重要的優勢──開放、多元，以及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
　　另一方面，藍普頓教授對中國亦提出相當直接而深刻的批評。特別是在習近平時代，他認為中國正面臨體制倒退與戰略誤判的風險。例如，中國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使權力過度集中，增加未來政治不穩定的可能；而中國一方面推動「一帶一路」與全球連結，另一方面卻又強化國內國家安全控制與意識形態箝制，形成一種彼此矛盾、近乎「精神分裂式」的政策路線。
　　他也批評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缺乏透明與合作精神，未能真正吸取SARS時期的教訓；而在對臺政策上，習近平對時間愈來愈缺乏耐心，也增加國際誤判與衝突風險。此外，中國在俄烏戰爭爆發前夕宣布與莫斯科的「無上限夥伴關係」，也使其面臨更大的國際戰略孤立。
　　然而，正因為他同時理解美國與中國的問題與困境，因此更強調，中美雙方都不應被意識形態綁架，而必須重新建立穩定的戰略基礎。他反對將中美關係描繪成「戴白帽的美國英雄」對抗「戴黑帽的中國壞蛋」的簡化敘事。在他看來，美中互動其實是兩個強大民族在追求自身安全、尊嚴與福祉過程中的複雜競合。
　　因此，他主張未來中美關係必須建立在幾項重要基礎之上。第一，是在「嚇阻」（deterrence）與「再保證」（reassurance）之間取得平衡。他警告，若過度強調嚇阻，反而可能點燃戰火。第二，是持續深化「社會對社會」交流。他認為，美中關係不只是政府之間的互動，更是人民、學術界、地方政府與社會之間長期累積的信任關係。第三，是聚焦於氣候變遷、公共衛生、經濟穩定等全球性議題的合作，因為避免戰爭與極大化合作，才是外交真正的終極目標，也是人類福祉的先決條件。
　　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堅持，即使在雙邊關係最低潮、最緊張的時刻，也絕不能中斷溝通。他認為，愈是危機時刻，愈需要坦率、誠實且持續的對話，而不是彼此孤立、互相妖魔化。這也是他在六四事件之後，仍努力維持交流的重要原因。
　　藍普頓教授也因親身經歷，更深刻理解戰爭的代價。他曾於越戰期間在美軍醫院服務，親眼見證戰爭帶給士兵的毀滅性創傷。這使他更加堅信，避免戰爭與極大化合作，才是外交政策與國際互動的根本目標。他警告，維持和平不能只依靠嚇阻，因為「嚇阻過頭，反而可能點燃戰火」。真正成熟的戰略，必須在「嚇阻」與「再保證」之間取得平衡。
　　他也特別強調，真正的國家安全，必須建立在經濟實力、創新能力與健全治理之上。他指出，經濟實力與創新能力，才是安全能力真正的基礎；而要達成安全目標，反而必須優先投資於人才培育與基礎建設，在國防資源配置上保持克制，並盡可能運用低成本外交與軟實力維持國際影響力。這種觀點，已超越傳統以軍事力量為核心的安全思維，而回到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根本。
　　在臺海問題上，他也始終主張各方必須保持克制。中國不可動武，也必須理解臺灣發展的現況；美國則不應支持臺灣片面改變現狀，而兩岸更應建立互信措施。他強調，這不是對任何一方的退讓，而是對和平、穩定、人民安全與區域繁榮的負責。
　　因此，在閱讀《從冷戰到冷戰：與美中關係同行》時，我們其實是在面對一份近乎史無前例的整合性歷史資料。它不僅具有高度學術價值，更為後人提供一個難得機會，得以從第一手視角理解過去六十年國際政治，尤其是美中關係演變的真實面貌。
　　更重要的是，透過藍普頓教授兼具宏觀視野、理論基礎與實務經驗的觀察，我們得以進一步思考：未來國際政治秩序，特別是美中關係與區域和平穩定，究竟應如何推動與維繫。
　　我相信，這樣的成果並非一般單一學者所能完成，也不是單純實務工作者所能達成，而是結合學術訓練、政策參與、國際實踐與長期紀錄所累積而成的歷史工程。或許未來也很難再出現第二位具有如此經歷、視野與條件的人物。
　　當前美中關係正逐漸走向結構性對抗，我們更加期待，《從冷戰到冷戰：與美中關係同行》的出版，能為美國、中國、臺灣以及整個國際社會帶來更多啟發，避免不必要的誤判與惡性對抗，進而維持區域穩定，促進世界更長遠的和平與繁榮。
　　事實上，美中關係的發展與演變，勢必深刻影響全球政治、經濟、安全與科技秩序，也將直接牽動每一個人的未來，無論是政府決策者、企業界人士，或一般社會大眾，都無法置身事外。從這個角度來看，藍普頓教授過去數十年所投入的研究、交流與和平努力，具有極其深遠而重大的時代意義。

　　　　　　　　　　　　　　　　　　　　　臺灣駐新加坡代表　童振源
　　　　　　　　　　　　　　　　　　　　　　二○二六年五月二十三日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九章　上海（六四後，一九八九─一九九○年）〉（節選）

為未來鋪路

　　到了一九八九年年底，以及一九九○年初，老布希總統正在找尋方法，想在不會顯得對北京鎮壓無動於衷的前提下，恢復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溝通。另一方面，鄧小平也在尋找一條能保全面子、讓中國走出孤立的路。
　　兩位領導人都在設法繞過暗礁：一邊是北京那些頑固的元老；另一邊則是因六四而一心要報復的美國國會。提高次國家層級──或中國所稱副國級──連結的比重，是穿過這片水域的一種作法。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開始摸索，如何不違反老布希政府的「高層」交流禁令，重新打開往來。一九八九年九月，鮑大可教授與我以委員會的名義邀請上海市長朱鎔基訪美，等於幫老布希政府找到臺階，離開他們自己創造出的窘境。
　　在華府的操作下，「高層級」交流被定義得很死：部長╱內閣首長及以上官員不得往來。但這個禁令根本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威權體制裡，關鍵決策由高階官員拍板。若外人刻意孤立並羞辱他們（禁令的目的正是如此），他們就不會授權部屬去做那些自己被禁止做的事。部屬也不會採取行動，事情一旦看起來像是外國人對他們比對上司更好，他們就更不敢動。溝通於是中斷。
　　上海市長這個職位的妙處在於它是部長級，但在中國政治位階中又屬於高層。相較之下，美國的市長只是地方領導人，儘管有些市長的影響力比別人大。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邀請朱鎔基訪美，等於替兩邊都留了臺階，既能保住面子，也恢復高層交流。
　　那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義上的領導人是江澤民──他之前在上海先後擔任過市委書記與市長。江澤民行事一方面要避開保守派反彈，另一方面也得顧及鄧小平的態度。鄧小平決心把經濟與社會改革再往前推進，但他不接受趙紫陽所追求的政治變革方向。
　　江澤民的靠山與導師是前上海市長汪道涵。汪道涵在一九八○年代上半把麥克唐納‧道格拉斯（McDonnell Douglas）飛機組裝計畫引進上海。外交部長是錢其琛，與周恩來同屬具國際視野的人物，一九八八年四月上任。錢其琛和周恩來同年生，也同樣出身上海。一九八九年十月，天安門廣場的風波剛稍稍落定，錢其琛就在紐約出席聯合國大會年度會議時，低調地作了一次對外接觸的嘗試，向聽眾保證、強調中國仍在推進改革。我們在場的人感覺得到：他對國內局勢演變並不十分認同，卻又刻意收斂措辭，小心不碰觸任何禁區。
　　那個時候，出任北京與上海的許多關鍵政策職位的那批人，傾向把上海當作跳板，讓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出六四後的孤立。上海的領導人早就等不及要扮演這個角色。中央推動「對外開放」時，上海啟動得比中國南方四個經濟特區要晚，這讓市府高層心裡很不是滋味，同時也不滿中央長期把上海當作收稅的搖錢樹。朱鎔基與我和鮑大可會面時抱怨道：「上海國營企業的利潤要上繳八成給中央。」他也抱怨倒賣者與鐵路部門趁上海需要煤炭，對上海漫天要價。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最後對我們說：「我們必須更進一步依靠對外合作。」
　　朱鎔基最後還想做一件事：把浦東（上海東部）的開發推上軌道──作法很直接：在黃浦江的另一側，也就是老城區浦西（上海西部）的對面，打造一座新城。要把這些計畫對外端出來，美國行是一個理想舞臺。一九八九年與一九九○年，條件也剛好對上：地方與中央領導人之間出現了有利的配合、中央急著走出六四後的孤立，上海則一心想拿到「全球城市」的地位。很多交流靠的就是這種時勢交會，而不是某個事先畫好的總藍圖。遇到機會，就是要把握。

會見朱鎔基

　　後來成行訪問的代表團，其規模、層級與停留時間，都遠超出我們一開始的設想。到最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接待的中方代表團裡，有六位現任中國大城市市長，另加一位前市長。他們走了十一座城市及其郊區，行程近三週。當初我們在上海提出這個構想時，並沒想到北京會這麼快就作出正面決定。一旦形成共識，中國體制就能以驚人速度推動事情往前走。
　　那一刻，中國地方與中央的關鍵領導人是最高瞻遠矚、理解西方、敢於冒險的一群人，這樣的組合在近代並不多見，李鵬總理和舊守派則明顯格格不入。第二線、第三線的高階幕僚之中，也能找到不少幹練、富有遠見的人。在那個年代裡治理上海、出身上海的那一連串領導人，早該有人為他們寫一本精彩的書。我心目中的首選是汪道涵、江澤民、朱鎔基和徐匡迪；依我經驗，黃菊就沒那麼令人印象深刻；副市長趙啟正則非常傑出。
　　市長代表團此行所冒的險不容小覷。朱鎔基在行程一開始就對我說的一句話，足以代表這個風險：「我真希望他們（西方媒體）別再叫我『中國的戈巴契夫』。」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蘇聯集團與蘇聯迅速崩解；而美國在瓦解中扮演的角色，大家都看在眼裡。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官員被貼上那種標籤是一件危險的事。對北京保守派圈子來說，成為西方的寵兒，等於被判死刑。出訪期間，朱鎔基上了麥克尼爾─萊勒（MacNeil-Lehrer）的《新聞一小時》（Newshour）。主持人羅伯特‧麥克尼爾（Robert MacNeil）問他他是不是「中國的戈巴契夫」。市長回答：「不是。我是中國的朱鎔基。」朱鎔基一路上都在努力不讓自己成為西方的寵兒，避免讓北京上級難堪。但對他來說，出訪前、出訪期間、回國後都有個麻煩：在處理六四及其後續上，人們一直稱讚他比北京做得好。
　　一九八九年九月，我和鮑大可見朱鎔基時，他把事情原委解釋得鉅細靡遺，說明為何與首都的倒霉同僚比起來，他在上海的情況相對好處理得多。

　　上海跟北京不一樣，因為北京是首都，衝突就在那裡上演，成了中心舞臺……上海的學生比北京少，而且（上海）又是最大的工業城市。示威和暴動都由北京那邊指揮，所以北京不先把問題解掉，上海也解不開。等北京把問題處理好，上海才有辦法用比較和平的方式把局面收住。江澤民當時人在北京，局面又由學生主導，所以北京只有一條路能走。上海的條件則不同，最特別的就是工人多。職員加工人一共五百萬，其中兩百三十萬是工業工人。市區有七百三十萬人，郊區有五百萬人；而（郊區？）沒有出事──那邊很平和。大學生有十三萬人，所以（工人拉起來管學生的）警戒線在力量上占壓倒性優勢，壓得住。北京的情況截然不同。他們的人從全國各地湧進來，也有人從上海跑去北京。因此，北京那邊沒有別的選擇，而現在的情況是「基本正常」。

　　朱市長不希望外界認為，他是在主動把自己拿來和首都的上級作讓人難堪的比較。《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在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寫道：「他（朱）被拿來和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巴契夫相比，原因在於他大量接觸西方經濟思維；外界也認為上海能不靠戒嚴就穩住局面，是他的功勞。」這樣的讚譽在西方讓他評價甚高，回國卻會成為他的包袱。

（……）

　　朱鎔基在中國心臟地帶的湖南長大，很早就失去雙親。他由叔父帶大，大多時間都孤身一人，早年也在中國內地受教育。早在畢業於清華大學電機系電機製造專業之前，就已經在人生的學校吃盡苦頭。這段經歷似乎讓他更懂得同理他人──這在我接觸過的多數中國領導人身上並不明顯。他懂得中國的心臟地帶，受不了空洞的政治套話與教條；他的思緒極其敏銳快捷，也是個善於解決問題的人。
　　朱鎔基能取信於人，靠的是他的務實與不說套話，也靠他的國際視野、好奇心、幽默感、跨文化溝通能力與坦率。他對說謊與貪腐的人不會手軟，要求很嚴格。
　　一九九○年七月七日傍晚，朱鎔基率領龐大代表團抵達長島甘迺迪機場。我們坐車進紐約市時，曼哈頓天際線與橫跨東河（East River）的亮橋一下子映入眼簾。朱鎔基轉頭對我說：「告訴我。你們這裡有個機構，叫紐約與紐澤西港務局（Port Authority of New York and New Jersey）。這是什麼機構？做什麼的？當初為什麼要成立？」
　　我盡力解釋：那是一個跨州、跨地方政府的專責管轄體，負責規劃、開發並營運基礎建設，也推動整個區域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機構反映的是一個現實：大紐約都會區內有許多政治與行政管轄區，但要讓整個區域以互利方式運作，就必須在基礎建設的開發與財務、管理，還有相容的經濟與監管政策上作出協調。朱鎔基的國際化視野與務實本色在此刻盡顯，說道：「那是很重要的事情。你們雖然是資本主義，也需要規劃。而我們雖然是社會主義，卻需要更多市場。到頭來，我們都是混合體制。」
　　朱鎔基不只在和別人互動時愛問問題，一個人獨處時也是如此。我有一次訪談一位相當資深的亞太防務官員，他說，很多外國貴賓來訪時，注意力都放在吃吃喝喝，但「中國人則總是在調查東西。我們有位州政府官員陪朱鎔基時，他對我們的雙段式沖水馬桶很感興趣。半段沖水是小便，整段則是大便。朱研究得很入神；他把整個機構都拆開，零件散滿飯店房間。」
　　朱鎔基的探究心遠不止於水管設備。他在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內長大，後來又在體制內擔任高階政策制定者，因此對美國聯邦準備體系特別感興趣。一九九○年出訪期間，他把注意力放在一件事上：聯準會如何透過間接的市場機制調節總體經濟表現，尤其是利率、準備金比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
　　一九九一年，他升任副總理，進入中央政治局，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他主張多用間接的經濟工具，而不是靠硬性的中央指令來推動政策（例如一九九三年六月的大連會議）。不過，他也從未放棄使用中央的行政命令。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再度點燃經濟改革。其後「朱鎔基啟動一連串措施，目標是放慢投資，並控制貨幣供給。」這段期間，他也提高中央政府在財政收入中的占比、廢除外匯兌換券（一套提供外國人使用的平行貨幣制度），並降低通貨膨脹。我一直覺得，我們走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hicago Mercantile Exchange）與華爾街，在他的思考留下很深的印記。我們穿過交易所時，他說：「這裡可以感覺得到資本主義的力量。」
　　這趟行程帶來的另一個重大衝擊，是讓幾位大城市市長第一次密集接觸到數位行動電話技術。這種技術讓國內外通話變得更快、更清晰，也少了許多麻煩。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把剛推出的行動電話技術帶到對沖基金經理D‧布魯斯‧麥克馬漢（D. Bruce McMahan）位在紐約市郊外的鄉間莊園，並讓每位市長都能在樹林裡、池塘邊打電話回家。全球化的可能性與意義，立刻變得顯而易見。有位市長帶著難以置信的語氣，對家人說他是在池塘邊的樹林裡打電話給他們──居然「不用電線！」
　　談到領導，如果講者在和對方交談的頭兩分鐘，就能讓對方或聽眾笑出來，或讓他們願意從他的角度看事情，那麼雙方就已經朝相互理解跨出一大步。朱鎔基是這方面的大師。他從不一上臺就開講，而是一定先問清楚聽眾是誰、他們關心什麼。他極少照本逐字唸稿。而且，他不像多數活在恐懼裡的中國領導人，不擔心臺下有人會丟出令他難堪的問題。對他而言，美國國會是特別難的一關。
　　一九九○年的那趟出訪，有一天我們前往國會山莊，會見美國國會議員。原本只是例行拜會，結果見了超過二十位。就連要見到（當時）資歷尚淺的加州聯邦眾議員南西‧裴洛西（Nancy Pelosi）（另見第十章），朱鎔基也毫不退縮──裴洛西當時站在風口浪尖，一面力主保護在美就學的中國學生簽證身分，一面主張把對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與人權表現掛勾，甚至乾脆撤回，用以報復六四。我提醒朱市長，他可能會遇到在他聽來尖銳甚至不友善的提問，也請他不要視為私怨，國會議員不是針對個人。國會議事禮節與現場氣氛自成一格，議員可能先提出批評，旋即突然起身告退，匆匆趕往兩院議場投票；投票後折返，彷彿未曾中斷，繼續把話題接上──一切都會「很不中國」。甚至會有議員私下對他語氣溫和，隨即轉身公開痛斥北京。這與其說是偽善，不如說是華府政治的常態。
　　結果，最後一場會談結束、我們要離開時，朱鎔基笑道：「嗯，沒有你警告的那麼糟呀。讓我想起我的理髮店。大家進來、出去，你一句、我一句，誰也不讓誰。嗯，跟我的理髮店很像。」
　　有時候，向對方展現出你們共同的人性，是會談順利進行的關鍵。有一次，有位國會議員用了有些咄咄逼人的口氣，追問朱鎔基打算怎麼處理中國糟糕透頂的空氣品質。他回得很平靜，卻也很直白：「在去見老天爺之前，我只有一個最後的心願──我想看到乾淨的風景。」
　　另一次在中國，一位美國資深參議員問朱鎔基：外界盛傳他曾說，反貪需要準備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給貪官，一口留給自己──他怎麼看。朱鎔基回答：「我從來沒說過什麼一百口棺材，一口留給自己。不過我知道這個謠言傳得廣。其實，一百口棺材也不夠，因為貪腐官員太多了！」

（……）

　　在聖荷西，我們預定出席一場大型午宴，由朱鎔基致詞。市長團來聖荷西，是一個既有趣又合適的安排。當地市長湯姆‧麥克艾納里（Tom McEnery）是美國最年輕的大城市市長。他投身矽谷新創事業，隻手打造出聖荷西的新天際線；不久之前，那裡還只是一座安靜的小城，距離我童年住處帕洛阿圖向南僅二十分鐘車程。我太太蘇珊就讀於聖荷西州立學院（San Jose State College，這是該校在一九七二年以前的名稱）。麥克艾納里也主張財政改革。簡言之，他和朱鎔基有許多相同之處。車子開到飯店午宴會場入口時，維安未顯任何異樣，現場一切正常。
　　宴會廳擠得水洩不通，我甚至懷疑是否符合消防規定。全場只剩站位，人群沿著側牆與後牆排開，摩肩接踵。現場熱鬧非凡，能量旺盛，都是非常正向的感覺。
　　我和朱鎔基坐在講臺附近。他被介紹後起身開口，幾乎同一瞬間，側牆與後牆那群人展開布條，高喊「ㄕㄚㄓㄨ！」。布條與海報上寫的是「殺豬」──他們拿來雙關「殺朱」。我當下完全愣住了，朱鎔基想必也是。事前我們完全沒料到會有抗議，更沒料到口號會這麼具威脅性。飯店外自然有部署警力，但我們沒接到任何預警。整件事來得猝不及防。
　　我環顧會場，看當地警力是否正往會場或講臺靠攏。（當時已經不是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八年代──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學術交流委員會接待團都早就沒有國務院維安人員隨行了。）我從我們的位置望向會場後方的出口。要把人帶出去，必須穿過人群，走到後方的門，而那條本就狹窄的通道，此刻正被驚慌的人潮填滿。我決定我們必須立刻離開，否則接下來就沒機會了。我起身往講臺走，向朱鎔基打手勢示意我們得走了，然後抓著他的前臂帶他快步穿過人群。同時需顧及的還有其他市長以及高齡的汪道涵。我的幾位同事把所有人都安全帶離現場；那情況下，他們只能在不失分寸、確保安全的前提下，盡可能保住體面。他們表現得極好。
　　到了街上，騎警正把愈聚愈密的人群往後推。我們終於在警力護送下全員上車，沿著北行的一○一號公路前往舊金山。二十五年多前，我在聯合航空暑期打工，通勤走的就是這條高速公路；同一段路上，我也曾對父親那群昏昏欲睡的共乘同伴提過聯合航空應該飛中國。
　　我坐在朱鎔基旁邊，告訴他：這種事情會發生我們想都沒有想過，讓他面臨這種局面我難辭其咎。除此之外，我沒再找任何藉口。他反過來安撫我。此後我們再也沒有談過這件事；但在接下來的行程裡，我們都對可能的維安問題保持警覺。我想，像他這樣自幼獨立、在毛澤東年代被扣上「右派」帽子、歷經文化大革命、又走過六四的人，看待這類插曲，想必比我要淡然得多。
　　這些年，我不時想起那起事件。我總覺得，美國政治生活裡有一條不變的脈絡，那就是有人口口聲聲宣示自己效忠「群眾」、「人民」，等真正遇上了「個人」，他們身上卻看不出多少同理心或共感。

（……）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在閱讀《從冷戰到冷戰：與美中關係同行》時，我們其實是在面對一份近乎史無前例的整合性歷史資料。它不僅具有高度學術價值，更為後人提供一個難得機會，得以從第一手視角理解過去六十年國際政治，尤其是美中關係演變的真實面貌……結合學術訓練、政策參與、國際實踐與長期紀錄所累積而成的歷史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