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 戰後篇 | 誠品線上

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 戰後篇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強力推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黃自進 戰前日本的治理邏輯與殖民機制，透過跨境、動員，帶來各種移民活動及基礎設施建立。這些結構性因素於戰後東亞並未消失，反而成為冷戰格局下各國重啟的資源。 在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與環境脈絡中，戰前、戰後的連續及斷裂一直是學界最感興味的課題。因為日本敗戰，帝國本身崩解與建立新國家體制，1945年8月15日被視為「斷點」；但若從長時間觀察，「國內政治—跨域流動—國際援助」等三面向，則展現出鮮明的連續性，不僅揭示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多層面，也提示我們不應只將戰後看作徹底的「重生」，而是需要重新檢視、定位當中承繼與再利用的場域。 本書共兩大篇，共六章，即 國內政治．跨域流動．國際援助—─戰前到戰後的脈絡篇：包括三章 誰成為了政治家—─近代日本的政治寫照 日本技術官僚與滿洲國——公路建設及二戰後土木學知的交流 一九六○年代後期日圓貸款與臺灣基礎工程之推進——以曾文水庫為例 新冷戰的形成與摸索篇：包括三章 習近平的抗日戰爭與抗日戰爭研究 北韓的「新冷戰」構想與俄朝接近——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與俄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 東亞與中東：從能源合作到戰略關係的變遷 本書分別從歷史學、政治學、國際和外交關係等省思東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釐清這些面向有助於我們體察歷史中延續過程的意義，還可展望將來。同時，提示我們必須以比較及跨國的眼光，重新理解「經濟奇蹟」與「現代化」背後的歷史動能。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清水唯一朗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博士（法學）、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代表作：《政党と官僚の近代》（藤原書店、2007年）、《近代日本の官僚》（中央公論新社、2013年）林志宏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國立臺北大學歷史系合聘副教授代表作：〈重建合法性——滿洲國地方調查、模範村及其「教化」〉、〈跨境的歷史認識——冷戰時期佐藤慎一郎的「中共觀察」與香港行〉蔡龍保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代表作：《推動時代的巨輪：日治中期的臺灣國有鐵路（1910-1936）》、《殖民統治之基礎工程－─日治時期臺灣道路事業之研究1895-1945》角崎信也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碩士（法學）、一般財團法人霞山會主任研究員代表作：〈「農村整風」と基層幹部の行動変容―─「大飢饉」の前奏：1957～58年〉、〈影響習近平外交政策的認知因素：一個初步假設〉平岩俊司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博士（法學）、南山大學總合政策學部教授村上拓哉櫻美林大學大學院國際學研究科博士後期課程滿期退學、中東戰略研究所代表兼資深研究員代表作：〈湾岸地域における新たな安全保障秩序の模索：GCC諸国の安全保障政策の軍事化と機能的協力の進展〉、〈中国のマルチラテラル外交と中東：ASEAN・GCC・中国首脳会合から見える現在地〉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目錄推薦序／林自進主編序／林志宏、蔡龍保國內政治・跨域流動・國際援助—─戰前到戰後的脈絡第一章 誰成為了政治家—─近代日本的政治寫照（清水唯一朗著、林華穎譯）第二章 日本技術官僚與滿洲國—─公路建設及二戰後土木學知的交流（林志宏著）第三章 一九六○年代後期日圓貸款與臺灣基礎工程之推進—─以曾文水庫為例（蔡龍保著）新冷戰的形成與摸索第四章 習近平的抗日戰爭與抗日戰爭研究（角崎信也著、蔡秀美譯）第五章 北韓的「新冷戰」構想與俄朝接近—─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與俄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平岩俊司著、蔡秀美譯）第六章 東亞與中東：從能源合作到戰略關係的變遷（村上拓哉著、蔡秀美譯）關鍵字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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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序 : 推薦序

　　龍保教授主持的「近現代東亞研究群」，不僅是目前國內史學界最活躍的研究團體，亦是國內眾多學術社群中，最熱衷推動國際合作的交流平臺。該研究群志在以歷史研究為基礎，冀望透過跨越國界的實證研究與理性討論，為形塑立基於客觀史實的東亞史觀，積極扮演尖兵角色。「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的創刊，即是研究群向社會大眾介紹其最新研究心得的重要成果。
　　本書《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戰後篇）總計收錄六篇論文，分別為兩位國內及四位日本學者所撰寫；其主論述謹簡述如下：
　　清水唯一朗的〈誰成為了政治家—─近現代日本的政治寫照〉，旨在介紹日本政治領袖的時代風貌，尤其是選舉制度的改革及政黨政治的運作等因素如何形塑新時代政治領袖的產生，特別是解析近年來日本首相為何大部皆出身於政治世家的緣由。
　　林志宏的〈日本技術官僚與滿洲國—─公路建設及二戰後土木學知的交流〉，則是以日本技術官僚參與滿洲國的公路建設為例，分析現代化建設在日本殖民統治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角色。
　　蔡龍保的〈一九六○年代後期日圓貸款與臺灣基礎工程之推進—─以曾文水庫為例〉，則以曾文水庫為範例，探索臺灣在美援結束後，如何藉由日圓貸款而得以繼續推動大規模公共建設之始末。
　　角崎信也的〈習近平的抗日戰爭與抗日戰爭研究〉，旨在解析習近平為何重視「抗日戰爭」研究，其倡導此等研究的目的何在？以及他的大力倡導對學術界又造成何種的影響。
　　平岩俊司的〈北韓的「新冷戰」構想與俄朝接近—─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與俄朝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條約〉，則聚焦於解析北韓對「新冷戰」的觀點及策略，並以此為線索，介紹北韓與中共、俄國三角關係的發展與演變。
　　村上拓哉的〈東亞與中東：從能源合作到戰略關係的變遷〉，旨在強調半導體與AI產業將會成為中東國家繼石油產業之後，戮力發展的新事業；而這兩項新產業也將成為今後主導東北亞與中東國家交流走向的關鍵要素。
　　這六篇文章，雖各有論述主旨，卻能精確反映臺日兩國學術界目前最關注的領域所在。例如國內學者注重如何解讀日本帝國歷史中基礎建設所蘊含的現代化意義，以及又如何從日本帝國歷史的脈絡中，解析戰後冷戰時期臺日關係的演變。日本學者則比較關注周邊國家近年來的內政發展趨勢，對東北亞國際局勢可能造成的衝擊。
　　以上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對於了解臺灣歷史以及東北亞國際現勢，皆深具參考價值，爰為序推薦。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黃自進
2025年8月於中央研究院

試閱文字

自序 : 主編序

　　研究近現代東亞地區的國際政治與環境脈絡中，戰前、戰後的連續及斷裂一直是學者最感興味的課題。由於日本敗戰，促使帝國本身崩解與建立新國家體制，1945年8月15日往往普遍被視為「斷點」；可是若從長時段（longue durée）來觀察，「國內政治—跨域流動—國際援助」等三個面向似乎展現出鮮明的連續性。戰前日本帝國的治理邏輯與殖民機制，透過跨境、動員等方式，帶來各種移民活動及基礎設施之建立。這些結構性因素於戰後東亞並未旋即消失，反而成為冷戰格局下各國重啟的資源。例如最近幾年以日本帝國圈思考的「跨帝國史」（trans-imperial history）討論愈來愈受到注目，帶動新一波研究風潮，即為例證。試以朝鮮半島為例，戰前所積累的殖民官僚群、軍事專業與技術知識，在戰後由美國主導下的國際援助體系以及地緣政治競逐，被重新納入新的秩序和組織裡。同樣地，日本國內政治的發展、社會動員的模式，乃至戰爭經濟轉化為重建經濟的制度連貫，不僅凸顯戰前遺產之意義，還展現如何深刻滲透戰後政治經濟的走向。總之，這種跨時空的看法，不僅揭示了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多層面基礎，也提示我們不應只將戰後完全看作徹底的「重生」，而是需要重新檢視、定位當中承繼與再利用的場域。
　　然而，如果戰前遺產構成了戰後東亞的底色，那麼「新冷戰的形成與摸索」則無疑揭示其真正的轉折。二次世界大戰後初期，美蘇雙方陣營的對峙儘管已然浮現，但在東亞具體化為冷戰的社會秩序，卻還是經歷了摸索與衝突的過程。尤其中國境內發生國共內戰、朝鮮半島上的韓戰，以及日本重返國際社會的條件，都是這一進程的關鍵點。東亞並非單純接受「冷戰二元對立」的外部框架，而是透過在政治不穩定、跨國民族主義運動以及國際援助等條件交織下，逐漸形成一套區域性的冷戰體系。在此一過程中，來自美國的安全援助與經濟重建方案，既是支撐同盟體系的基石，也是推動東亞各國政治制度轉型的動力；同時，蘇聯（The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面對「圍堵鐵幕」（Containment Policy and the Iron Curtain）的戰略考量，亦使得東亞冷戰具有不同於歐洲壁壘分明的張力。可以這麼說，這種秩序的多重來源與成形，締造我們理解戰後東亞國際政治運作不可或缺的視角，也有助於省思迄今肆應「新冷戰」重現的世界局勢。
　　臺北大學歷史系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5)《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戰後篇）》即是從前述思考內容出發，結合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撰寫而成的專書論文集。它緣自2024年10月由臺北大學與日本霞山會合作、舉辦的「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國際學術研討會」，由六位學者共同執筆而成。日文版論叢，為安田淳、平岩俊司主編《東アジア近現代における人や学知とその展開》。
　　清水唯一朗〈誰成為了政治家—─近代日本的政治寫照〉溯自明治以降日本政治家性格，闡述近代日本政治的特色。作者稱其發展，不僅是制度建構的過程，更代表不同社會群體踏入政界的變遷。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由戊辰戰爭勝利一方組成，透過版籍奉還與土地徵收制，吸納各方人才。維新官僚於是兼具「官僚」與「政治家」雙重身份，成為藩閥政治的核心，並主導早期中央集權。1890年帝國議會開設後，地主與地方名望家紛紛進入政壇，成為議會政治家。然而，初期議員多半缺乏經驗，議會於是變成地主訴求各自利益的舞臺，以致政局不穩。直到1898年的政黨合併與1900年伊藤博文創立「立憲政友會」，促使官僚、地方名士與財界人士結合，配合大選舉區制與納稅門檻的放寬，才逐漸培養出具有專業能力的新型政治家。原敬便是其中典型的人物，他憑藉官僚經歷與地方基盤，開啟了政黨內閣的時代。4而大正時期社會改革催生民主的普遍性，政黨政治迅速擴展開來。官僚開始投入眾議院選舉，他們的專業背景提升了政黨的決策能力，與從基層歷練的黨人派並存。然可惜的是，隨著昭和時期軍部崛起，政黨政治則迅速沒落。
　　戰後，日本在新憲法與普選制度下再度重建。1946年的總選舉幾乎全由新人當選，而且女性首次大舉入國會中服務。但由於政局混亂，最終由吉田茂領導的保守勢力掌握主導權。這位以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自居的「戰後日本的設計師」，5企圖在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GHQ）占領時期保有國家獨立自主的原則，致力在復興過程裡扮演主導角色。此時「吉田學校」出身的官僚政治家們，成為戰後日本政治的中堅。隨著一九六○年代第一代戰後議員退休，世襲現象逐漸出現，產生選舉區制度下的後援會與派閥政治。一九九○年代，小選舉區比例的代表林立，本欲抑制世襲風氣，卻反而使其更具優勢。許多官僚出身首相的子嗣，如岸信介、佐藤榮作的家族系譜，仍延續其勢力且登上首相寶座。作者認為：政治家來源的演變揭示代議制民主有其侷限，特別是世襲政治問題。不僅如此，世襲政治絕非日本獨有現象，歐洲與臺灣等地亦有類似趨勢，值得進一步比較和研究。
　　林志宏〈日本技術官僚與滿洲國—公路建設及二戰後土木學知的交流〉分析日本「技術帝國主義」的實踐與知識傳承，如何在滿洲呈現。二十世紀初日本將南滿納入帝國版圖後，即透過基礎建設展現現代化力量。眾所習知，鐵路早在日俄戰後便發展成熟，而公路因地形與氣候因素發展緩慢，直到1932年滿洲國成立後才成為殖民治理與軍事戰略的重心。最初，殖民當局提出「國道建設十年計劃」，公路被賦予經濟發展、社會整合以及「國防道路」的意涵，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更加強調軍事用途。代表象徵為「哈大道路」，這條規劃連接哈爾濱至大連的高速公路，設計構想結合產業振興、都市串連與軍事調動，象徵帝國現代化的雄心。其中，技術官僚既是工程專業的推動者，也是帝國意識的實踐者。林文以大同學院院生為例，闡明其培訓進入滿洲國官僚體系後，參與道路建設，體現了「社會—技術的想像力」。這些土木學專業在施工過程中不僅依賴日本技術，亦吸收地方知識，如針對土壤、永凍層或燃料資源的因地制宜改良，顯示殖民現代性既包括外來部分，也存在互動與調適。更為關鍵的是，戰後這些技術並未隨滿洲國滅亡而消散。日本技術人員因「留用政策」繼續服務於中國，工藤忠夫便是代表。他先在長春任教，後參加道路與橋樑修築，甚至在抗美援朝時支援軍用工程。他將寒地土木經驗轉化為中日技術交流的重要橋樑。返回日本後，工藤進入土木企業並推動公路工程，成為戰後日本基礎建設的中堅。改革開放後，他多次受邀訪華，與中國土木學界交流，展現殖民時期學知如何跨越戰敗與國界，延續至冷戰時期的區域發展。無論鐵路或公路，從戰前到戰後，技術、知識的傳承成為理解帝國與東亞現代化進程的重要觀點。
　　蔡龍保〈一九六○年代後期日圓貸款與臺灣基礎工程之推進—以曾文水庫為例〉探討冷戰時期臺灣在美援之外的其他面向。作者指出，1950至1965年的美援為臺灣奠定復甦之基礎，且帶來資金、技術與顧問體系。然而，美援停止以後，臺灣仍需持續推動大型公共建設以支撐經濟成長，於是轉由其他外資—尤其是日本提供日圓貸款。這一轉變不僅涉及經濟考量，更牽動冷戰格局與中日、美日間的外交關係。曾文水庫之所以獲得日方貸款，主要因素可源自日治時期的嘉南大圳建設。加上戰後美援推動石門水庫興建，培養了首批具有壩工專業的工程師，為後續曾文水庫工程提供相關人才基礎。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願意長期給予低利貸款條件，是規定須聘請日本顧問公司並採購日製設備。結果日本工營株式會社受聘擔任設計顧問，而美國墾務局則以審查者角色參與，形成「臺、美、日」三方的協作格局，亦為技術與政治角力交織場域。不過，臺灣方面並非沒有好處：像是榮工處在此累積經驗，成為最大的營建機構，並與日本鹿島建設維持長期合作，奠定後續基礎建設的人員與制度。總之，日圓貸款雖不免帶有「資金、技術輸入換取市場」的色彩，但同時也促成臺灣工程的專業化，並促使本地技術者脫離單純倚賴外援之局。綜言之，曾文水庫不僅是戰後最大規模的水利工程，更是冷戰政治經濟互動的縮影。
　　接下來三篇文章則更針對「新冷戰」（The New Cold War）的理解，6環顧到當代各種形形色色的影響。角崎信也〈習近平的抗日戰爭與抗日戰爭研究〉聚焦現今習政權有關「抗日戰爭」敘事的變化，以及其對中國學術研究之影響。作者敏銳地指稱：中日兩國的「歷史問題」依然深刻影響雙邊關係，歷史不僅是事實，更是政治建構下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自江澤民主政時代起，中共便將記憶抗戰作為凝聚民族、鞏固政權的工具。習近平不僅延續並強化此路線，還在敘事上出現三大轉變：一是強烈否定「歷史虛無主義」（historical nihilism），視任何脫離官方解釋的歷史論述可能帶來對政權合法性的威脅；二是重新強調「黨史」，將抗日戰爭定位為中共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即起而抗爭的「十四年抗戰」，凸顯中共自始至終是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三是強調中國不僅是受害者，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並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創造者」，藉此對抗西方將中國視為「挑戰者」的言論。
　　毫無疑問，中共對歷史的密切掌控，宛如「權力的毛細管作用」般在各領域發酵。首先是2015年7月，習近平於政治局學習會上要求加強抗戰研究，暗示將以國家基金的辦法資助，意圖推動學界呼應政治敘事，凸顯中共貢獻。然而，角崎的討論裡並不看好如此景況。他以期刊《抗日戰爭研究》的文本計量分析，認為其成效有限。如2022年起設立「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專欄，可是有關共產黨的論文比例似未有顯著增加。此外，資深學者比年輕研究者更傾向於調整研究方向以呼應政治要求，顯示影響主要在「體制核心」的研究群體內產生作用。文章進一步指出，習政權的關鍵口號—「中流砥柱」或「十四年抗戰」在學術論文中出現次數仍十分有限，說明研究者普遍維持一定程度的自律，避免淪為政治宣傳之工具。換句話說，研究者於回應政策期待與堅持學術實證之間保持張力，而政權亦在加強意識形態控制與維持學術界「默從」之間尋求平衡。中共藉由重塑抗日戰爭記憶強化黨的合法性與國際地位，透過資金引導學術研究，顯然並未奏效。這揭示威權政體下政治與學術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與矛盾。
　　平岩俊司〈北韓的「新冷戰」構想與俄朝接近—─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與俄朝夥伴關係條約〉檢討北朝鮮近年的外交與安全戰略，特別是其「新冷戰」構想以及對俄羅斯的依賴。作者指出，朝鮮半島冷戰並未隨蘇聯解體而結束，反而因北朝鮮的核武開發而更加複雜。一九八○年代末，南韓先後與蘇聯、中國建交，北朝鮮孤立感頓時加劇，遂選擇以核子武器保障安全，並將美國視為主要對手。2018年的美朝首腦會談原本被寄望為突破口，但2019年河內會談決裂後，北朝鮮更專注於國防五年計劃，強化軍備，外交上並轉向俄羅斯。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北朝鮮公開支持俄羅斯，多次在聯合國與俄、中兩國站在同一陣線。2023年俄羅斯國防部長訪問平壤，並檢閱北朝鮮新型ICBM「火星18」，被認為是涉及俄方的技術協助。隨後金正恩（김정은）訪問俄羅斯，雙方軍事與太空合作逐漸浮現。2024年普丁（Vladimir Putin）訪問北朝鮮，兩國簽署條約，其中條文重現1961年相互援助條約的軍事介入內容，象徵冷戰同盟的復活。2025年4月北朝鮮甚至派兵至庫爾斯克（Kursk），成為該條約首次軍事運用的案例。作者強調，北朝鮮強調「新冷戰」試圖喚醒、重建以美國為主的對抗陣營，不僅拉攏俄羅斯，也希望中國加入。然而，中國對「新冷戰」一詞態度較為謹慎，反對任何形式的陣營對抗，對比朝、俄的積極姿態，顯示中朝之間態度存在落差。對北朝鮮而言，與俄羅斯合作既對中國的牽制，亦為加強自身談判籌碼的方式；另一方面，南韓尹錫悅（윤석열）上臺後，日、美、韓的合作明顯深化，軍演頻繁，日韓關係也因而改善。這種趨勢從北朝鮮立場看，正為「新冷戰」體制的具體表現。2025年南韓政局陡變，李在明（이재명）上臺後可能調整對北朝鮮政策，為局勢帶來不確定性。總結來說，「新冷戰」構想是北朝鮮針對冷戰結構的再現與重演，透過核武、軍備與同盟尋求安全保障。而俄烏戰爭加速朝、俄的結合，但未來朝鮮半島的安全局勢，將在美中俄三角與南韓政局變動下，呈現更複雜的動態。
　　村上拓哉〈東亞與中東：從能源合作到戰略關係的變遷〉利用石油能源交易，思考戰略合作帶來東亞與中東關係的變化。中東長期以來因宗教信仰不同，故對東亞缺乏親近感。直到二十世紀後半，石油成為世界的核心能源，加上東亞經濟的高速成長，兩地區因資源需求與出口依存才形成直接連繫。1973年發生「石油危機」後，石油輸出國組織（The 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PEC）成功奪回價格決定權，中東的石油收入急遽擴張。歐美因能源多元化而逐步降低對中東的依賴，但東亞國家卻因需求擴大而愈加依存。日本率先成為最大進口國，韓國與臺灣在一九九○年代後亦急速增長；中東遂將出口重心由西方轉向東亞，形成「東方轉向」（東方転換）。這種經濟互補性使得石油成為戰略物資的核心議題，並影響中東的外交格局。
　　冷戰結束後，歐洲積極引入俄羅斯能源，中東在歐洲市場的競爭壓力因此上升，相對地更重視東亞。中國自1996年成為原油淨進口國，與中東的貿易快速加大，成為其最重要的客戶。對中東而言，東亞市場的政治干擾少、需求穩定，因此視為長期可靠的合作對象。進入二十一世紀，東亞與中東的合作範圍更超越石油一項，轉往基礎建設與多元產業。以阿拉伯聯合大公國（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為例，憑藉著石油收入大量投資建設港口、機場，打造國際物流與金融中心。日本企業則是在一九七○至一九八○年代深度參與中東基礎建設，但因泡沫經濟崩潰而退場。二○○○年代以後，韓國憑藉「工程、採購與施工」（Engineering, 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EPC）模式和成本競爭力崛起，承攬大型電廠、煉油與核能專案，並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建立起軍事合作。中國則以「一帶一路」和數百億美元融資強勢介入，在港口、鐵路與產業園區投資廣泛，並帶來地緣戰略含義，引發美國警惕。此外，面對脫煤碳與人口壓力，中東各國推出「經濟願景」計畫，推動多角化，尋求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半導體、資訊及通訊技術（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ICT）等新興產業。中國在數位絲路、5G與監控系統上滲透迅速，但同時期日本、韓國與臺灣因掌握半導體核心技術而重新受到重視。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甚至考慮吸引台積電（TSMC）與三星（Samsung Electro-Mechanics）設廠，突顯東亞在新一代戰略資源上的重要性。質言之，東亞與中東的關係已從單純的能源互補，進展為基礎建設、科技與安全的戰略合作。雖然外交與軍事連結仍屬萌芽階段，但在能源轉型與新興產業的推動下，兩邊將以「經濟實利」為目標深化夥伴關係，並逐漸影響國際秩序格局。
　　綜觀上述，六位學者分別從歷史學、政治學、國際和外交關係來省思東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這些研究提供了一個多層次的角度，說明東亞隨著全球化的腳步逼近，無法再援用單一視野看待現實中複雜景況。無論是國內菁英壟斷、跨國技術循環，以及國際資金的政治性運作等，抑或「新冷戰」下的意識形態、集體記憶及知識生產，都有多方因素或勢力拉鋸之格局。總括言之，釐清這些面向有助於我們體察歷史中延續過程的意義，還可展望將來。同時，也提示我們必須以比較及跨國的眼光，重新理解「經濟奇蹟」與「現代化」背後的歷史動能。
　　以上各篇論文的新穎論述、發現與討論，再次驗證跨地域共同研究、對話之重要。臺北大學歷史系近現代東亞研究論叢(5)《近現代東亞國際政治運作的諸面向（戰後篇）》，在日本霞山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南出版社、世聯倉運文教基金會的支援下順利出版，彰顯每年穩健累積近現代東亞研究成果的決心，展現勇於挑戰跨地域研究、比較研究以及運作東亞發展的國際政治等課題之企圖心。本書編輯出版過程，十分感謝匿名審查人的嚴格把關，歷史系大家長查忻主任的大力支持，責任編輯鄭仲棠老師，編輯委員王超然老師、羅國暉老師、林佩欣老師、簡佑丞老師的勠力分工，王美淑助教協助編務上各項連繫，以及蔡秀美老師、林華穎小姐的精確翻譯，使本書更臻完美，特此致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臺北大學歷史系合聘副教授
林志宏
臺北大學歷史系教授兼人文學院院長
蔡龍保
202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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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第一章　誰成為了政治家—─近代日本的政治寫照／清水唯一朗

摘要
　　本論文針對於近現代日本「誰成為了政治家」，透過分析政治制度及社會的變化描繪出日本政治人才像的變遷。以明治維新的「維新官僚」為起點，地方名望人士作為議會政治家的登場，以及官僚出身者參與政黨，大正民主時期政策能力的發展，經歷戰後的公職追放與選區地盤的變動之後，戰後的保守政治以官僚出身的首相成為主流。一九九○年代後其後代繼承該政治勢力範圍，世襲政治家即位首相的案例增加，這象徵現代日本政治的代議政治的同時，也是一大課題。
關鍵字：日本政治、日本近代史、政治家、招募、選舉區

　　作為亞洲新興國日本首次接受西洋式立憲主義，推進了近代化與民主化。然而，其中存在著東洋秩序與西洋政治文化的相剋性。
　　顯著呈現出該現象的就是政治家的經歷。從明治維新開始的立憲政治到經過世界大戰時期戰後政治的過程中，兩者是如何相剋，提拔誰為政治家。透過其變化描寫出近現代日本的政治寫照。
一、藩閥政治家的誕生
　　明治維新長期被譯為「Meiji Restoration」。被認為是英國人依據明治初年頒布的王政復古大號令中的「復古」一詞翻譯而來的。然而，近年聚焦於該革命性，重譯為「Meiji Revolution」的情況增加。
　　究竟是什麼具有革命性。明治維新被認為是士族之間的權力更迭，然而其中士族之間也發生了革命。新政府是由戊辰戰爭的勝方形成的就更不用提了。畢竟該戰爭就是為此發生的。留下的藩的影響力就是如此龐大。
　　當然，新政府也被企圖由從幕府維新期逐漸滲透的「天下有名的人才」和代表藩的存在的「有才的諸侯」結成。當然，在此代表朝廷的公家也會加入。上述可視為革新家坂本龍馬透過與由利公正等人的議論後出現的「新政府綱領八策」。這即是被認為可能實現的「革新」的範圍。
　　然而，新政府起步未滿兩年，代表舊勢力的諸侯及貴族除部分成員留下外，其他人立即失去了在政府的地位。1869年5月舉行的高級官吏互選及根據受該影響的職員令的體制即是如此。
　　選舉權被平均賦予給包括法官在內的所有高級官員。輔相、議定、官知事等相當於大臣級的官員由公卿與諸侯選出，參與與副知事則由全體選民選出。然而，除了改革派的鍋島直正在藩主中保住了職位之外，其他藩主皆失去了職位。參與一職終究由改革派的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副島種臣、東久世通禧、後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當選。他們所實行的改革即是版籍奉還。
　　大久保、木戶、副島等推動版籍奉還的人才被選中，這意味著中央集權的方針獲得了認可。透過這次選舉，改革派成功壓制藩主階層的抬頭，確保了自身政治自由。
　　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以平等的選舉權—即「人數的力量」—克服了藩主、公卿這些傳統的權威以及藩兵這種實質的力量。這一成果是由那些實際推動政府運作的有能人士的實績所帶來的。
　　之所以得以實現 ，是由於從全國聚集有用人才的徵士制度。在版籍奉還實行之前，人才和土地與農民同樣屬於各藩。為了超越這種歸屬關係、將其納入政府的人才體系，便建立了這樣一套制度。
　　儘管如此，依舊許多人才猶豫是否該離開藩於新政府任職，因此沒能召集足夠的人才。版籍奉還不僅是土地與人民的問題。亦是為了從根本解決人才短缺問題的革命。王政復古的大號令作為「第一要務」提出的，即是啟用人才。其之革命性發展甚至超越了相關人士們的預期。在此我們將這些人稱為「維新官僚」。
　　不過，在此階段政治家與官僚的界線依然模糊。議會制度的不完善是其中一個原因。反過來說，對新政府的人才而言，從官僚成為政治家是無縫接軌的。「維新官僚」們是在政府內作為制度設計者累積實績，經過局長、次官再成為大臣。
　　奇妙的是，儘管藩已經被廢除，藩主在中央政府也失去影響力後，他們仍被統稱為「藩閥」。隨著大日本帝國憲法的制定及帝國議會的開設，他們遂以與議會政治家相對立的形態，被稱為「藩閥政治家」。確實，他們的核心成員是以薩摩和長州為首的明治維新的勝利者為主。然而不僅止於此，更重要的是，他們藉由徵士制度等措施廣泛吸納各地人才，從而鞏固了自身的地位，這一點值得再次加以確認。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分別從歷史學、政治學、國際和外交關係等省思東亞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釐清這些面向有助於我們體察歷史中延續過程的意義，還可展望將來。同時，提示我們必須以比較及跨國的眼光，重新理解「經濟奇蹟」與「現代化」背後的歷史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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