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其生而不可得? 台灣殺人案件背後被遺棄的世界 | 誠品線上

求其生而不可得? 台灣殺人案件背後被遺棄的世界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在求生判死之間，關於殺人者的故事與法律從業者的省思當台灣法院要判處一個人死刑的時候，判決書中常常會看到所謂的：罪大惡極、泯滅人性、求其生而不可得、應永久與世隔絕，其中「求其生而不可得」是句古文引用，意思是審判過程已經盡可能幫忙找生路了，死刑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真的是這樣嗎？穿透新聞裁剪流量編織的一角報導，當我們走進判決書並透過人物訪談，試圖盡可能拼湊看見那些「人魔」完整面目，幾個書中被提到的「他們」：有一輩子渴望被父親關愛、卻一輩子在父親眼中都是個不成才的兒子，最終以111刀殘忍殺害父親的青年。有7年來苦吞貧窮、獨自扛起照顧兩名年幼子女責任、患上憂鬱症暴瘦到只剩30多公斤，最終崩潰殺害孩子的單親媽媽。有一輩子無依無家，在被勒令限期搬走後失控縱火殺人的獨居老人。沒有人一出生就是犯罪者，回溯到「他們」血與罪之前的人生，活著，到底是何等困難的事呢？瞳孔對焦，這才發現那橫在眼前的，是各種殘破畸零的自我和被遺棄的世界。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謝孟穎《風傳媒》記者，台大歷史學系畢業，相信這世界上沒有唯一的標準答案與真相。2017年投入人權線報導工作，深知新聞報導影響有限，但也願在有限的空間裡，人們有機會傾聽過往未曾傾聽的、每個生命的困境。作品詳見：https: www.storm.mg authors 26904聯絡信箱：moueisha@gmail.com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出版序：當槍聲響起3出版序：三、五分鐘之外…5推薦序： 活有餘辜7推薦序：殺人者死，能否帶來公平正義？10序言：沒有任何「該死」的人14第一部：變成殺人犯之前的他與她171-1隨機殺死一個男孩之前－十三歲焊接童工被遺棄的世界171-2那是我親愛的父親－「弒父」死刑犯自白261-3消失的「殺人犯」—縱火獨居老人的無緣社會381-4「家」在哪裡？－新住民在台殺夫案481-5她曾經把一切奉獻給孩子七年－單親媽媽殺子案571-6當時，能有更好的選擇嗎？66第二部：真的只能「殺人」嗎？762-1為什麼殺人犯沒被判死刑？－法官眼中的「求其生而不可得」762-2比死刑更久遠的折磨－真實的「免錢牢飯」滋味862-3他們在殺人的前一刻「爆掉」－律師眼中的「惡人」922-4精神疾病真是「免死金牌」？－一個法官眼中的社會悲歌1002-5隱形的「被害人」－我的媽媽是個「殺人犯」1102-6是誰殺了我阿嬤－受害人尋求「真相」之路1182-7「壞人」真的無法「變好」嗎？126尾聲：希望這是最後一個「個案故事」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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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當台灣法院要判處一個人死刑的時候，判決書中常常會看到所謂的：罪大惡極、泯滅人性、求其生而不可得、應永久與世隔絕，其中「求其生而不可得」是句古文引用，意思是審判過程已經盡可能幫忙找生路了，死刑實在是沒有辦法的辦法。但，真的是這樣嗎？

試閱文字

自序 : 推薦序： 活有餘辜
文／馮喬蘭（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到目前為止，我對本書中印象最深刻的一幕，莫過於翁國彥律師在法庭上被當事人丟寶特瓶。想起來，我就忍不住為了荒謬而失笑。
試想那場景，辯護律師為當事人交保事宜向法官提起當事人「病況」，妄聽妄想，思覺失調，需要其他考量，不能依一般「正常」狀況說他惡性。而當事人聽著聽著，明明律師要幫我，怎麼又說我生病，為什麼要讓法官認為「我有病」。有病！多難聽啊。一火大，就拿起水瓶丟要幫忙自己的人。這一丟，正好又證明自己的病況，律師還不宜直接說：「法官，您瞧，這不就是當事人的病況展現嗎？」只能有禮貌地，閃著水瓶地，繼續向法官說明。
寫到此，且讓我先向書裡的律師、法官們致敬。在法庭上，訴求對人的理解，當然要致敬。
回到那場景。如果我說，丟水瓶，是當事人求真求善，想要當好人的具體表現。你應該不至於想丟我水瓶吧。難道不是？因為如果不是追求尊嚴，想要被認定是「正常」人、「好」人，又何必生這氣。在他的軌道裡，沒有什麼為了「討好」或「求生」就得假裝什麼模樣的這種算計，他覺得自己沒病就是沒病，不管是不是因為要求交保。律師很清楚，也知道這就是為什麼當事人有其無辜之處。而這也許就是那問出「被告都說自己沒病了，你為什麼要說他有病？」的法官，還沒有了解的地方。
在法庭上訴求對人的理解，基本上是在彌補教育體制本來該有的努力。我們是國民教育在學率達九十八、九十九％的國家，本來教育體制應該是要理解人進而發展人的地方，但卻成了競爭篩選的地方，如果你沒辦到，就是你有某個問題，而這當然不是理解，這只是評判。沒考好，是你不用功，是你貪玩，是你沒複習。遲到，就是你懶惰、沒規矩、不在乎學習。是評定，而不是試圖去理解。這麼高的在學率，就表示有這麼多人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長大成為習於評定或被評定，卻不知如何理解，甚至誤以為「理解就是放過錯誤」的大人。
社會上許多議題的推動，體制的改革，當然也都有彌補教育體制的作用，但在法庭上，令人特別有感。如果在法庭上，對於殺了父親，宣稱沒有悔意，在警察訊問「你拿菜刀砍殺之男人為何人？」時回答「是我親愛的父親」的這樣一個罪犯，以審判為由，試著拉開理解的空間，是不是更有機會讓我們知道，如何在進到法庭前，也能好好運用理解的機會。審判之所以為審判，總要先審之，而不是直接跳到判。所以這個審也不會只是審法律規定，而是審「人」，要推究、要深析，要理解，才好審度判決。
正義的追求，最好是以理解為基底，而不是評定而已。
但看到書中許多案例，還是有很多不理解之處，想追問吧。
想問：陳昱安的自殺行為跟他殺死父親，是否有同構之處？是否都來自於做不到、被否定與自我否定的痛苦？而即使可以說是同構，那又代表什麼？為什麼說：是我親愛的父親？這是嘲諷還是悲傷？處在什麼狀態？那縱火的翁仁賢知道王寶蒞律師會買書，於是指定他；知道王律師要非常上訴不讓他死刑，於是解除委任他。這翁仁賢看似自我中心的極致表現，背後代表什麼價值觀？他所以為的自主選擇，是否為真？對家人過世沒有悔意，對看護受害唯一道歉，這些反應跟他企求死刑，有何關聯？書籍是一種連結，死刑是一種斷裂，這看似都是翁仁賢要的。而連結與斷裂在翁仁賢生命歷程中究竟如何作用影響，終究至此？再說殺童求死的曾文欽。人們想必想追問，為什麼不敢殺死自己，敢去殺童求死？然而追問當時的曾文欽，他是否也籠罩在情緒症狀的風暴裡，根本無法盤算，而在求活時，求了死？
在這書裡，企圖提供部分理解，但最重要的是，這本書也讓我們想要繼續提問。保持提問，才能保持理解。我們在一個追求答案的環境長大，被動地應考，於是遺忘了提問才是思考的起點，是理解的起點，是我們主體性的起點。
在這書裡，也有許多提問。其中有一個，深印我腦中，不停迴響，不停追問「該如何去評斷一個人的『惡性』」。可惡、很可惡、非常可惡，要基於什麼情境、脈絡、動機、價值來判定？一個殺了自己小孩的媽媽，是母性還是惡性？惡行是個人行為還是環境操弄？最芭樂就是那句「我們與惡的距離」了，但這也是個重要追問，甚或提醒，在我們去評斷他人的惡性時。
我寧可我們保持提問，而能在生命面前，懂得謙卑，以免活有餘辜。

推薦序：殺人者死，能否帶來公平正義？

文／彭仁郁（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法務部犯罪受害人保護協會屏東分會督導、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民間委員）
我們至今無法真正明白人為何殺人。在個人或集體層次，殺戮從來沒有從號稱擁有數千年文明的人類社會消失。究竟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何等程度的瘋狂，人格的扭曲、變態、崩毀，才會讓一個人或一個群體步上殺戮之途？那是人類理性邏輯思考可以抵達的地方嗎？而面對殺了人的人，集體社會應該如何處置，才是符合公平正義，並能使社會更加安全的做法？
他們的確做了恐怖至極的事。殘暴的殺人手法，讓人覺得泯滅天良，毫無人性。但在旁觀者的殺戮衝動被挑起，亟欲以殺止殺地報復之前，我們是否願意花些時間了解加害者的人性是如何被泯滅的？同時陪伴悲慟中的受害家屬探查，療癒止傷的可能路徑在哪？將加害人處以極刑，是否能夠平息受害家屬失去親人的無盡創痛？
本書作者嘗試在一次次核彈等級的人性爆炸發生後，帶我們重返這些「爆掉」了的人們的生命經驗現場，幫助讀者看見，在成為殺人犯之前，他們其實是底層，孤寂，受辱，絕望的痛苦靈魂。
何以死路竟成唯一「出路」？
A男，十三歲被迫輟學，做粗工扛家計，工傷耗損了身體，無經濟後盾，情感依附岌岌可危。陷入精神疾苦，一心求死，卻連自殺都失敗，最後生出以殺人作為終極自殺手段的荒謬念頭，進而著手實行。
B男，童年一路受挫成失意中年，成為家人口中的問題人物，不經意的貶抑、譏諷，點滴積累成狂暴怒火，一把燒死無法令他感受到愛和尊重的全家老小。疑有精神障礙，一心求死。
C男，一無所有，流落街頭的老人，不知何以誤會了「恩人」答應要給他工作和住所，期待破滅後，憤而燒死了給他最後一絲希望感的「恩人」一家。
D女，十五歲來台灣工作，受不了台灣家庭把看護工當成奴工，遂成逃跑外勞。透過婚仲與台男結婚，不懂處理華人家庭衝突，遭丈夫家暴，被親兒歧視，妄想症發作，錯把殺死丈夫兒子當成一勞永逸的解決之道。無處是家，獄中只想自殺。
E女，原是極愛孩子的模範單親媽媽，長年獨自照顧一雙幼兒，不堪失去自由、經濟困厄的折磨，亦擺脫不了憂鬱症及酒癮的糾纏，內外交迫下，以為唯一的解法是殺死小孩再自殺。小孩死了，命被醫師救回，被一審法官判處死刑，最終無期徒刑定讞。
F男，外省原住民混血兒，自幼在家中受虐，在學校被霸凌，功課好但礙於家境無法升學。欠缺社會經驗，遭同學以工作為名騙誘、脅迫，狹持，陷入當代人口販運深淵。一次衝突後，累積的悲憤在酒精助長下衝破理智防線，未經思考便殺人、棄屍、縱火、逃逸。清醒後，無盡懊悔，但一切已無法挽回。
理解不是為了脫罪，而是為了避免複製不義
這些殺人者，究竟是情有可原，還是死有餘辜？反覆疊加的生命逆境，被凌虐至狂亂失序，可以構成殺人的理由嗎？他們究竟是需要被懲處，被醫治，被毀滅，還是被幫助？我們該如何錘煉出足以捍衛人權基本價值的道德量尺，打造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司法體制，以集體的力量修復殺人案件發生前業已破碎，事後更加崩毀的人際關係和生活世界？
這本書沒有提出一勞永逸的建議，幸好。因為快速有效的解法並不存在。台灣不論在威權統治時期或民主化後，凡執政者、執法者欲速斬速決，以求自保或平息眾怒時，極易誤入有罪推定歧途，促使冤獄發生，令人枉死。暴力往往發生在一瞬間，正義卻需要緩慢謹慎才可能實現。
作者訪問了幾位堅守專業倫理和人權精神的律師和法官，他們拒絕屈服於鄉民正義速審速決的壓力，花時間進入殺人者的生命，釐清犯案脈絡，爬梳讓他們一步步走向絕境的歷程，審慎評估他們須為自己的罪行負責到什麼程度？哪些是國家應當扛起、卻未承擔的責任？公民社會的集體責任又在哪裡？我們的社會若是繼續高舉經濟競爭力，維繫社會不平等和各種歧視，拒絕向輟學少年、外籍奴工、家暴受害者、孤苦無依者、重度精神病患、長期受欺凌壓迫者，提供必要且及時的援助，未嘗不是無意中參與了一個殺人犯的製造過程。
修復式正義：終止殺戮暴力的循環
倘若社會大部分成員相信「殺人者死」應被奉為司法最高指導原則，認為殺人行徑等同於喪心病狂，而社會必須取其性命才得以保障安全，那麼於白色恐怖時期違犯軍審法、直接介入審判，輕易地奪去上千人性命的蔣介石，以及當時任特務機關首腦，致使無數家庭家破人亡的蔣經國，是否都應被視為殺人魔王，被眾人唾棄？然而，君不見他們兩位至今仍被許多國人奉為勤政愛民的英明領袖，而被社會大眾指為殺人魔者，盡是失魂落魄的底層生靈？難道借執法者、執刑者之手遂行系統性迫害，因位高權重僅需下令、不勞親手血刃的殺戮，比較文明高尚？這是否意味著「殺人者死」的信念遇到有權者便會轉彎，進一步被強者作為壓制與排除弱者的工具？
當年威權統治者的濫捕濫殺，是出自國共激烈內戰對敵人勢不兩立的仇恨，是唯恐統治正當性堪慮的政權被顛覆的憂懼與被迫害妄想。這樣與現實脫節的深層恐懼、焦躁，其實跟本書中述及的殺人者們的心境十分類似，只是後者在生命中面臨的磨難、孤絕與險惡，甚至較前者來得更為真實。同樣地，每當重大刑案發生，鄉民們喊打喊殺時，不過是企圖鎮住自身的驚惶，希望可以從他人代為執行的殺戮幻想中，獲取短暫的掌控感、蒼白的秩序感和虛渺的安全感。只是，受到威脅而生的焦慮感，對於安全感的強烈渴求，是否足以證成殺人的正當理由？或許，個別加害者、威權統治者、網路鄉民三者殺人衝動間的距離，比我們原本想像的更為接近。我們在殺人犯身上看見的恨與復仇的強烈渴望，並沒有在一般人的意識深處消失，「我們」跟「他們」的差別，很可能只是我們的人生機緣，給予了我們可以將那殺人衝動成功地壓制下來的條件和養分。
我親愛的台灣社會，在某些議題上十分進步，但在廢死方面的思維則近乎前現代國家。每回有重大刑事案件發生，必要爆發間歇性集體思覺失調狀態。心中只有點閱流量、罔顧新聞倫理的媒體大肆渲染輪播，製造恐慌、焦慮，為已激憤的群情澆油添火。急著斬妖除惡、四處找代罪羔羊的網民，總不會錯過湧進廢死聯盟粉專狂罵，彷彿人是根本還沒有成功的廢死殺的，或是他們指使的。都忘了台灣的死刑還好端端的，而且每當選情低迷就可能被執政黨拿來當成護國神器揮舞。只要判決不符期待，謾罵怒火便轉而燒向法官、政府官員，抱怨政府拒絕滿足借體制殺人的報復衝動，卻渾然不知，這失控恐慌導致的思考不能，及其伴隨的報復殺戮衝動，不一定能平復受害者的創痛，卻足以說服有精神困擾且一心求死的人，殺人是借集體之力通往成功自戕的保證。
反對死刑，完全不等於支持殺人，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反對殺人，反對不經思考，用復仇暴力衝動的瘋狂邏輯處理重要生命議題，才需要支持廢死。何況，歷史經驗與各國重要學術研究都說明了，企圖以暴制暴，妄想以殺止殺，只會增強暴力殺戮的循環。斬除惡人無法讓我們高枕無憂。死刑的執行，只是讓社會集體一起完成一次殺戮衝動循環，但這個決定極可能遮蔽了亟待解決的複雜社會心理問題。希望本書的出版和閱讀，能召喚更多社會成員一起加入必要的深度思考旅程，好避免復仇怒火將社會關係燒成一片焦土，且讓理解和連結逐步緩解恐懼和傷痕，更從傷口中長出彼此支持與滋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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