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營之神褚時健: 從菸王到橙王, 勞改商學院20年, 練就991億獲利的經營基因 | 誠品線上

中國經營之神褚時健: 從菸王到橙王, 勞改商學院20年, 練就991億獲利的經營基因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說到經營之神，你想到誰？ 台灣、日本出現過的經營之神，都曾受到政府政策扶持， 但這裡有個人，卻是中南海從不宣揚的經營長才 他年薪5萬人民幣，10年不到賺了將近1000億人民幣！ 他不是聯想柳傳志、不是小米雷軍、不是娃哈哈宗慶後， 連阿里巴巴的馬雲都還沒破他的紀錄。 你一定沒聽過他，他是從菸王到橙王的經營之神褚時健。 褚時健，1928年生，今年已快高齡90， 雲南省華寧縣人，人稱「傳奇菸王」。 他在國共內戰、土改、反右、文革等動亂接連四起的時期長大， 從小用玉米烤酒出售，在苦難中練就降低成本、生產效益、市場嗅覺的本領， 沒讀過商學院，全憑勞改時做糖廠的經驗，邊做邊學， 將一家資金短缺、技術落後的捲菸廠，改造成亞洲最大的菸廠──紅塔集團； 成為世界第五大的企業，為中共帶來991億元的稅利。 他因為官員「搞錯了」而遭到勞改20年， 50歲接手雲南一家還在使用19世紀設備的菸廠， 在中央漠視、經營活動動輒遭到舉報的情況下， 十年不到，成為中國最大──玉溪捲菸廠，一包菸能賣900多元台幣， 只用4000名員工，獲利直逼10多萬名員工的大慶油田。 轉投資遍及金融、能源、電力、菸業全供應鏈……， 如果你去過大陸，一定聽過他的「紅塔山」香菸。 這本書講的不是紅塔山傳奇，而是褚時健唯一授權的人生傳記與事業心得， 他遭判無期徒刑，假釋出獄之後，窩在雲南偏鄉的住處，訪客竟然絡繹不絕： 包括聯想集團柳傳志、中國最大房地產企業萬科集團董事主席王石……， 專程拜訪他「取經」請益。 甚至有年輕人站在他家門口苦等多日，只為當面聽他說幾句話指點迷津。 從「菸王」變「橙王」，為何這麼多中國企業大老都敬他？ 為什麼媒體與網友（私下）給他的歷史定位是「經營之神」、「最老男神」？ 他給所有年輕人（幾乎所有人都比他年輕）的建議是： ◎人，要讓經歷的一切都值得 ‧不需要有思想的年代，你更得有自己的想法： 其他人徵糧痛打地主，褚時健徵糧卻能使雙方滿意，全縣農民都甘心接受； 「上有政策，下就必須有對策」，他的協調技術是什麼？ ‧勞改商學院，二十年「畢業」，人，不要白白吃苦： 生產低落的糖廠，創造奇蹟、扭虧為盈； 那時大饑荒剛結束，褚時健卻能讓小工廠種菜養豬、人人都有好福利可拿？ ◎50歲才起步，不遲：限制太多？就創造條件 ‧出神入化的簡單本領：「利益平衡」和「經濟效益」，成為中國最大菸廠 褚時健與其他國營企業家最大的不同在哪？ 其他人做事先考慮約束條件，他先選擇必要條件，遭遇難題再設法解決。 特別擅長「適當讓渡利益，進而獲得更大的利益」，這之中又如何拿捏？ ‧內部管理革命，步向偉人的關鍵： 改變工人的態度：從「一條菸裡只剩9包菸」到地上的每一縷菸絲都自動撿起來； 幾乎不擴充人力：年產量從30萬箱菸暴增至228萬箱，成為全中國工作效率最高的企業…… 褚時健如何激出員工發自內心的責任感？ ‧環境設限擋不住他： 誰不想「在反對聲中前行」，但如何成為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而非賭徒？ 工廠沒政府扶持，怎麼找出路？ ◎入獄失去一切，76歲出獄後神展開 「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的精神，從沒種過柳丁，卻創造了褚橙傳奇， 如今在中國大陸炙手可熱的「褚橙」，原本來自於南方大量種植、價值不高， 10元一袋的冰糖橙，褚時健卻選它來種？為何他總是慧眼獨具？ 褚時健說：「我這一生，就講一點──任何情況下我都要有所作為。」 他視經歷是一種財富，如果你被經歷壓倒，就無法得到這筆財富， 顛沛，成就褚時健成為一位特立獨行的經營之神， 也成就他了不起的企業家精神。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宏達電基金會董事／盧克文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李志強「我有很多粉絲，但我個人是褚時健的粉絲……褚廠長身上集中體現了中國企業家的一種精神，是一種在前進中遇到的困難，並從困難中重新站起來的精神。」－－中國商界領袖、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王石「褚橙好吃，但它並非只是一個普通的、好吃的柳丁，它是褚老精益求精、一絲不苟的精神結晶。褚橙的崛起，甚至關乎一個行業的尊嚴。」－－農產品推手、本來生活網創始人／喻華峰「一個人跌倒再爬起來並不難，難的是從至高處落到最低谷，還能走得遠，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在褚老身上，似乎有一種『超能量』，這種能量，來自他做人、做事的高標準與嚴格要求。也正是這種超級能量，使他站得更高、走得更遠。」－－地產思想家、北京萬通地產董事長／馮侖「我欣賞所有跌倒後能爬起來的人，尤其是那些被人身後推倒而非自己跌倒的人。」－－2010年《時代雜誌》百名影響世界人物、作家／韓寒「我吃過他的柳丁，這麼大年齡才開始創業又做得這麼好，確實給我們這些非常大的激勵。」－－地產教父、大連萬達集團創始人暨董事長／王健林「一個真的英雄總是在無法想像的困境中、在不可思議的時點上崛起！褚時健因這幾個柳丁，拉開了與這個時代所有優秀企業家的距離，使自己不僅成為一個不倒的商業傳奇，而且成為了一個不朽的勵志英雄！」－－瀟湘晨報社長／龔曙光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先燕雲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雲南《女性大世界》雜誌總編。歷任雲南日報社《春城晚報》編輯與記者、雲南省青聯委員。曾出版散文集《黑白人生》、《有情人間》、《東方絲綢之路》、《三千里地九霄雲》、圖文集《尋找茶馬古道》等。涉獵電視劇和電視紀錄片創作，其文學作品、新聞作品、電視作品均得過國家級獎項。張賦宇曾為資深財經記者、報社總編輯，現為百人傳媒董事長、專欄作家。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一 褚時健對台灣產業的品格啟示／盧克文 推薦序二 我為何崇敬褚時健？／王石 推薦序三 一個互聯網的柳丁／喻華峰 序 我一生所追求的 前言 見證風雨二十年 上篇 1928—1979：讓經歷的一切都值得 第一章 不認命的石柱 第二章 昆明：看似無用的經歷，日後都有意義 第三章 不需要有思想的年代，有了自己的想法 第四章 勞改商學院，二十年「畢業」 中篇 1979—1995：巔峰時刻──五十歲才起步 第五章 治理整頓玉溪捲菸廠 第六章 褚時健出神入化的簡單本領 第七章 1982——驚動中南海的褚時健元年 第八章 環境處處設限也擋不住他 第九章 衝撞體制的「第一工廠」垂直整合革命 第十章 第一工廠革命，繞開規定與穿越防線 第十一章 內部管理革命──步向偉人的關鍵 第十二章 革命之後，紅塔山崛起 第十三章 亞洲菸王的關索壩大改造 第十四章 菸外出擊，締造「帝國」 第十五章 步入巔峰──內部管理制度化，版圖自然擴大 下篇 1995— ：失去一切，七十六歲再度神展開 第十六章 菸王隕落──摸著石頭過河，大多倒下 第十七章 菸王入獄，七十六歲失去一切 第十八章 這一生至少當一次傻瓜──褚橙傳奇 第十九章 重回哀牢山，菸王變橙王 第二十章 「我這一生，就講一點──任何情況下我都要有所作為」 褚時健說 編輯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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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管理初體驗：當伙食委員

抗戰後期，昆明物價一度高於全國，幣值劇貶、物價飛漲、物資匱乏。褚時健清楚的記得，物價漲得最兇的那段時間，貨幣貶值到原本上午可以買一斤大米的錢，下午卻連半斤米都買不了。
窮學生的生活費不多，用起來處處捉襟見肘，對這些正在發育的學生來說，吃不飽飯是那時記憶最深的事情。當時龍淵中學的校方不包食堂，交由學生管理。買東西、記帳都是學生負責，這個負責的學生叫伙食委員，伙食委員是由學生選舉的。校方的事務主任把收到的伙食費交給伙食委員，買米、買菜等一切事項，就由他來安排。
同學們很快就發現了褚時健精於計畫、行動果斷的特點，選他當了伙食委員。褚時健認為，要想管好伙食，關鍵是買米、買菜，只要買得價廉物美，伙食就能辦好。而要想價廉物美，先得進行市場調查，摸摸行情。
那時，有些米店頭天晚上會往米裡加點兒水，這種潮米秤起來重，但煮飯就煮不漲。還有的米店是用加石粉的法子欺騙顧客，加了石粉的大米看起來又白又亮，但淘米時白石粉一洗就掉，出飯量就打了折扣。
褚時健從小練就的生活技巧此時發揮作用，這些伎倆瞞不過他。他抓點兒米一看，就知道乾得是否透；拿嘴一咬，就知道有沒有回過水；用手一搓，就曉得加沒加石粉。幾天工夫，就連市區哪個集市的菜便宜、哪個小販的秤準不欺客，他都摸了個一清二楚。
「老師把錢交給我，我把錢數數，一路小跑到車站。從那裡進城，趕到米店，先把米買了，不跑快點兒，米價漲了，伙食費就不夠開銷了。再一個就是買小菜，過去是炊事員買，他是個四川人，會吃回扣，所以伙食水準明顯和花的錢不符。我們自己買，一分錢不差，還買得便宜。最得意的就是我當伙食委員的時候，大家的肚子可以放開吃。」
初中三年，褚時健多次當選伙食委員。他評價自己：「同學們還是認可我這個伙食委員的，要不然，我一個初中生怎麼會管全校的食堂呢？
「不過，我們也占點兒小便宜。星期六晚上，昆明的同學都回家了，我們外縣的人不多，就三、四個。星期六下午打完籃球，肚子很餓，食堂的鑰匙我拿著，我們就開門進去吃冷飯。幾個同學，每人用大碗滿滿的摁一碗，買點兒辣椒炒炒豆豉，一小碗豆豉下飯，就吃了好幾碗飯。」

就此確定人生道路

抗戰勝利了，人們卻並沒有等來期盼的太平日子。飽受苦難的民眾對政府產生了強烈的信任危機，學生運動如火如荼。褚時俊這時已經成為一名共產黨人，他相信僅靠科技文化並不能救這個衰微民族於水火，只有推翻「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黑暗統治，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
在堂哥的影響下，褚時健和他的堂兄弟褚時仁、褚時傑都參加了「反獨裁、要民主」的進步學生運動。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幾所大學的學生自治會，在西南聯合大學舉行時事討論晚會。吳晗、周新民、聞一多參加了討論會，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就和平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做了講演。
這天會場裡有五、六千學生，褚時俊和褚時健兄弟也坐在會場中。講演正進行時，突然傳來槍聲，國民黨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軍邱清泉部包圍了會場。軍人們先用衝鋒槍對空射擊，以示警告，隨後特務們衝進會場來搗亂，現場一片混亂。
1946年，西南聯大開始分批北歸，堂哥褚時俊也要走了，他將回到清華大學完成自己的學業。褚時健和二伯家的堂哥褚時仁一起，到車站為大哥送行。大哥雖然走了，但他已經把年輕的兄弟褚時健、褚時仁和褚時傑帶上了一條充滿艱辛的道路。他相信，他們必將完成從進步學生向革命者的轉變。
那時的昆明，並沒有因聯大的撤離而平靜，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一張書桌已安放不了年輕學子怦怦跳動的心臟了。
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慘遭暗殺。
7月15日，聞一多在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上，面對國民黨特務，慷慨激昂的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他說：「去年『12‧1』，昆明青年學生為了反對內戰，遭受屠殺，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獻出了他們最寶貴的生命！現在李先生為了爭取民主和平，而遭受反動派的暗殺，我們驕傲一點說，這算是像我這樣大年紀的一代，我們的老戰友，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這兩樁事發生在昆明，這算是昆明無限的光榮！」
聞一多在〈最後一次的講演〉中留下了這樣的話：「歷史賦予昆明的任務是爭取民主和平，我們昆明的青年必須完成這任務！」
當天下午，聞一多在回家途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12‧1」事件和「李、聞」事件，暴露了國民黨政府血腥殘暴的一面。褚時健和當時的進步青年一樣，並沒有感到害怕，他只是更加明白，爭取民主可能會付出血的代價。
「可以說，我的人生道路那個時候就確定了，就是幹革命，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我參加了青年團，喊著『打倒蔣介石，大家有飯吃』、『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獨裁』的口號整天上街遊行，鬧學潮、鬧革命。1947年，我考上了高中，不過我根本就沒有上學。我覺得，在那種時局下，我已經沒有讀書的心情了。」
1948年，在得知自己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特務盯上的消息後，褚時健悄然離開了昆明。

徵糧引發暴動，褚組長協調奏效

1949年12月9日，雲南省主席盧漢在昆明五華山光復樓，宣布雲南起義。
1950年2月20日中午1點，陳賡、宋任窮、周保中等將軍，率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部隊進入昆明。在部隊乘火車到達宜良沿線時，褚時健正在宜良為迎接大部隊奔忙。當時在雲南武裝鬥爭的部隊進行了整編，褚時健被分配到宜良縣工作，離開了部隊。
陳賡兵團10萬大軍入滇，加上將從雲南西行入川進藏的部隊、起義部隊、雲南原有的地方部隊兩萬餘人，近四十萬兵馬的糧秣供給，成了新政權必須面對的一大難題。
雲南各地的幹部開始頗為艱難的徵糧工作，剛分配到宜良縣工作的褚時健，成了南羊街鄉墩子村的徵糧組組長。
這次徵糧被老百姓稱為「二次徵糧」。這一叫法不無道理，因為政府已經向百姓徵收過當年的糧稅，百姓不管政權變更，他們只覺得一年應該就交一次糧。當時省委下達的全省新徵的公糧數為七、八億斤，對剛剛迎來解放的雲南民眾而言，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數字。
徵糧開始不過三個月，雲南全省大大小小的動亂就達到幾百起，參與人數高達幾萬人。小規模的行動就是干擾徵糧，大規模的就形成暴動武裝，攻占政府機構、搶走公糧、殺害徵糧幹部。在一些地方，每徵收一萬斤糧，就有一位徵糧幹部慘遭殺害。春天開始的徵糧工作，到了初夏就發展成對暴動分子的武裝鎮壓。
褚時健當時只是個小小的徵糧組組長，可他心裡很清楚，黨給的任務一定要完成。怎麼完成，腦子要有辦法，辦事要有章法，蠻幹解決不了問題。
他和隊員說：「徵糧首先要確定每家該交多少公糧，田地就在那兒，走不了，拿尺拉著一量就出來了。所以關鍵是要確定畝產是多少。」隊員們反映，農戶不講道理，你要他們自己講，他們說每畝只收300斤。褚時健笑笑：「我從小在農村長大，農戶的脾氣我摸得清，我來和他們談。」
褚時健和農戶怎麼談呢，隊員們很好奇。褚時健對農戶說：「你說一畝只收300斤糧，你哄人是哄不過去的。我種過地，我知道，你們這個田，八、九百斤糧應該收得到。」
見農戶不反駁，褚時健接著說：「如果我給你定900斤，可能你們的口糧就緊了，要餓肚子；定600斤，那麼我的任務完成不了。我給你們定成700斤，你們的口糧綽綽有餘，我們的徵糧任務也可以完成，這個情理上說得通。你們看怎麼樣？」農戶一聽，覺得這個標準定得合理合情，同意了。到了規定交糧的時間，農民把糧食都交了上來，褚時健小組的徵糧任務又一次順利完成。
縣裡的領導聽說，別的組還不知道糧食在哪裡，褚時健小組的糧就已經入庫，就讓他給大家談談經驗。
褚時健結合實際，講得有聲有色：「做群眾工作要講得出道理來，你說徵糧重要，站在他的角度上來說，他的肚子更重要。我們要完成我們的任務，他要保證他的肚子不餓。他要拚命的報低，你要拚命的爭高，僵持著，只會把事情搞僵，朱同志的事情就是個教訓。我說，我們做工作不能這樣，雙方協商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各方的需求要平衡一下，單顧我不行，單顧你也不行，合情合理，大家才好接受。
「共產黨的反對者是存在的，但農民不是政府的對頭，不要逼他們。我們打游擊，沒有當地老百姓的幫助，我們也活不下來。做事情要講個情理，就是平衡各方的利益，對大家都有好處，事情才能辦成。比如說，老解放區已經搞了土改，農民分田分地，這是基礎，用土地爭取了農民的支持，農民要保衛勝利成果，這才會有推著小車送軍糧的事情。你們大家想想，是不是這個道理？」
據褚時健回憶，縣裡有關領導採納了他的意見，各地徵糧組的工作方法有所調整。指標定高的壓了下來，農民接受了，全縣的任務也完成了。

窮瘋了的玉溪菸廠

只要研究過褚時健的檔案，都清楚他這二十年的右派經歷：從紅光農場到堵嶺畜牧場、曼蚌糖廠，再到戛灑糖廠，他一路待過的企業，之前總是很差，破破爛爛，但交給他帶路之後，這些企業都大有改觀。
地委領導的意見是，調褚時健到玉溪捲菸廠任廠長，這家菸廠是當時玉溪規模最大、效益也較好的企業。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時健舉家遷往玉溪。這一天，玉溪捲菸廠派了三名員工，開著一輛載重五噸的大卡車來接他們。這輛載著褚時健一家三口和滿車柴火的大卡車，經過五個多小時的顛簸後，離開了哀牢山，駛入玉溪。
到達捲菸廠時，已近日落時分了，抬頭能看到美麗的晚霞，但低頭從車窗看出去，卻是另一番景致：破舊而雜亂的房屋，坑窪不平的路面，工人們呆滯無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廠區大部分房屋是用土坯建的，因為年久失修，放眼望去一片蕭條景象。
當時整個捲菸廠的生活條件都很差。普通員工一間土坯房隔成兩間，兩個人或兩家人住，員工們經常開玩笑說：「這邊的孩子撒尿，就沖在那邊的床上了。」裡面這家的通道要從外面這家中間過，只拿草席隔著，有時外面這家的男人出差了，難免生出很多尷尬事。
而最奇特的現象是，每個員工上下班都提著一只瓦罐。褚時健後來才知道，原來這些員工實在窮得買不起保溫水壺，所以只能在下班的時候，用瓦罐接一罐熱水帶回家。
褚時健剛就任，就挨家挨戶登門拜訪工人。當他走進一位老工人的家時，發現祖孫三代擠在一間不足18平方公尺（5坪半）的房子裡，他的心被深深的刺痛了。而當時全廠有三分之一的員工，都處於這樣的困難狀態。

玉菸印象：政治高亢，情緒低落

這個菸廠當時的情況是，政治高亢、情緒低落。人們的狀態也是如此，口號叫得很響，但精神萎靡不振。褚時健的記憶是：生產環境很差，機器響、溫度高、菸灰嗆，工人上班渾身汗，下班一身灰。
當時最大的問題是菸賣不出去，退貨嚴重。1979年玉溪捲菸廠的總產量是30萬箱，卻有6萬箱積壓在倉庫裡。捲菸廠有個電影院，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希望能看看電影，但退回來的菸實在太多了，只好把電影院也當作倉庫用。
1980年初，也就是褚時健剛來不久，雲南省有關部門組織了一次香菸評吸會。這次評吸會由專家對香菸的品質、味道進行現場品吸、評論，再由相關部門根據抽查結果指出存在的問題。評吸會，往往成為糖菸酒公司的訂貨風向標。
「辣！苦！嗆！」這是專家們對紅梅菸的一致評價，這些專家不願意多吸一口，就給它定調了。在主持人宣讀抽查紅梅過程中發現的問題時，台下不時發出哄笑，這些問題包括：一包菸只有18或19支，而且竟然不是少數，有的一條菸中只有9包菸……。
「紅梅紅梅，先紅後黴。」這句市場對紅梅的流行評語，也夾雜在評吸會的哄笑聲中。因為憑手抓，工人們又都不大用心，出錯率自然高，因而這種一包菸十八、九支的情況很正常。而包裝更是糟透了，用來做菸箱的紙又薄又差，人們稱之為「馬糞紙」，很多時候，菸還沒送到零售店就散了。
褚時健帶著沉重的心情離開，他下決心一定要整頓這家菸廠。而作為整頓工作的第一步，他又恢復了抽菸。20年前，他被劃為右派時，工資從每月九十多塊驟降為每月二十多塊，為此他不得不戒了菸。現在，他需要用自己的舌頭來幫助他辨別，哪些香菸的品質是優良的、令人舒服的，哪些香菸的品質是惡劣的、讓人不快的。
到底是怎麼生產出一包菸只有十八、九支，而一條菸又只有9包的？褚時健要求增加抽查頻率，並按比率定下制度，每千包（條）應該有多少必須抽查。他認為，之所以出現這些低級問題，主要是人的責任心問題，他要求各工廠根據實際情況，建立和完善不同形式的責任制。
褚時健還定下一項制度，發黴的菸葉一律不得進入生產環節，對入廠的菸葉全部進行複烤，包裝重新選紙，進行一次徹底的設備大檢修。

褚時健為什麼這麼強？

既沒有讀過正規大學，又沒讀過商學院，甚至也沒有見過別人具體怎麼管理企業，褚時健經營企業的基因，到底來自哪裡呢？
他在企業經營中，運用得最出神入化的就是「利益平衡」和「經濟效益」，成為他在企業經營中頻頻獲勝的關鍵因素。
「利益平衡」理念的起源，要追溯到他很小的時候。他常常回憶起，每遇荒年乞丐到他們家要飯的情景，家裡本不寬裕，但媽媽還是要給乞丐半碗飯。五、六月青黃不接的時候，媽媽也總要接濟一下困難的村鄰。
這兩個事例在他心裡形成了很強的暗示，而不僅僅是一個善舉，這對他後來不斷強調的利益平衡，有著啟蒙作用。
如果說少年時期的經歷更多是一種潛意識，那麼他在青年時期所親歷的徵糧和減租退押，則促成他對利益平衡的理性思索，並固化為他的企業經營理念。
那兩次運動中，褚時健都是最出色的完成了任務的人，他的法寶就是利益平衡。徵糧的時候，戰友朱某某因為行為太過火，向農戶要的糧食數額太高，並動用武力，最後不僅沒能完成任務，反而被襲身亡。
褚時健具有一種特別的現實主義性格，很好的揉進了利益平衡原則。他說，田是跑不掉的，用尺一拉，畝數就出來了，然後，根據土地的稅利、肥瘦條件定出單產，再除以人口，就可以算出剩餘的糧食。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把人家的剩餘口糧全部收走，要留一點兒，這就是利益平衡。
雙方協商，都有好處和出路。徵高了，農戶不幹；徵低了，他完不成任務。取得平衡就好了。所以，他總是在別人還沒有動靜的時候，或者還在抓人、打人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任務了。「單顧我不行，單顧你也不行」，這就是他的利益平衡哲學。所以，他年紀輕輕就當上了區長。
這些經歷成了他一生的烙印，養成了他頑強而特別的現實主義性格。這種性格有幾方面要素：與人合作，必須給人利益；利益的產生是個相互作用的過程，沒有只有一個人賺錢的生意；適當讓渡利益，常常會獲得更大的利益。這種現實主義色彩濃郁的個人風格，是褚時健管理哲學的基因。
褚時健還具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商業算術天分。它與一般的數學計算不同，而是一種直覺性的把握事情要害的能力。褚時健總能迅速明白商業活動中的成本和效益要素何在，然後再進行簡單的計算。一般人不明白，以為褚時健數學很好，恰恰相反，褚時健的數學很糟。其實這完全不是數學，而是一種商業直覺。這種商業直覺是無法拷貝的東西，外人無法知曉其中蘊含的核心競爭力。
他有一種特殊的思維結構，大多數人，尤其是大多數國有企業的企業家，都是一種約束性思維模式──能怎麼做，首要考慮的常常是「約束條件」，包括那些不合理的約束條件。而褚時健是一種應然性思維模式──該怎麼做，他往往不先去考慮約束條件，尤其是那些不合理的約束條件。
在應然性和約束性之間碰到問題時，他再想辦法來解決，這是他能先人一步的重要因素，而這一步，在大多數人眼中常常是觸目驚心、心驚膽戰的，而他走得自信而踏實。這是一種領導者和變革者的天然氣質。
他還擁有另一種特質：在反對聲中前行。很多時候，反對聲往往使他的思維更加清晰，成為他思考和前行的營養。他不是賭徒，而是一個富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當他自信時，再強的反對力量也很難阻止他。
這就是褚時健的管理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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