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風雲悲歌: 江嬰詩作全編 | 誠品線上

己丑風雲悲歌: 江嬰詩作全編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一名生於民國、經歷抗日、隨後又發現自己生活於共產黨政權之下的知識份子，起初滿懷熱血、一心渴望為祖國奉獻，卻在翻天覆地的變革中，從中南海的一位年輕有為「幹部」，變成「反右」運動的犧牲品、勞改營中的苦役犯、「文革」期間的黑五類。詩人江嬰的一生，見證了中國的劇烈變化。本書收錄詩人自一九七二年始涉中國古體詩寫作以來至二○一五年春之作。其中諸體兼備之詩詞既乃詩人數十年心路歷程之紀錄，亦為詩人以「求真之筆」所書之「人間史」。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江嬰詩人原名伍先禎，安徽無為二壩漁棚村人，生於蕪湖。父輩務農，家道小康。幼年時期，於農閒時隨父學習四書、古文觀止、唐詩；小學、中學時期雖逢戰亂，仍戮力求知。一九四六年，詩人考取廈門大學土木系，卻因突染傷寒，未能就讀。次年，又以全國第七名之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化工系。就讀一年之後，轉入社會系。一九四九年，局勢巨變，懷抱壯志的詩人以為理想終於成真，孰料竟然報國夢碎，之後數十年更歷盡世紀之劫，飽嘗身心之苦，幾至九死一生。劫後僅餘一命，遂於痛定思痛之際，漸將心力投注於筆耕，冀以詩文澆其心中之塊壘。詩人以細筆寫胸中之臆，以工筆抒情中之傷，以直筆書思中之想，悲憫蒼生而怒抨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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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前言】 詩人生平【上卷】風雨篇第一集 泥塗序言自序一九七二年—一九八三年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年詩餘後記第二集 半葉自序一九八五年一九八七年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跋詩第三集 半葉之續自序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八年一九八九年一九九○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二年一九九三年一九九四年後記【中卷】霜前篇第一集 霜前橫笛題江嬰《霜前橫笛》並序自題《霜前橫笛》一九九四年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一九九七年跋詩後記第二集 拾葉自題《霜前拾葉》一九九八年一九九九年二○○○年二○○一年二○○二年第三集 殘綠《殘綠》當花獻老妻二○○二年二○○三年二○○四年二○○五年二○○六年二○○七年二○○八年跋詩【下卷】冰雪篇第一集 存外二○○八年二○○九年二○一○年二○一一年二○一二年第二集 續存外二○一二年二○一三年二○一四年二○一五年代跋後記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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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前言摘錄】
詩人生平 伍曉明（編者）
父親原名伍先禎，筆名江嬰，祖籍安徽無為二壩漁棚村。在他的詩中，故鄉乃是永恆的夢中回憶與醒時眷戀。其《夢歸故里醒憶童年冬夜隨父步月江干》詩云：「村外田間霜色清，月光江水兩盈盈。 寒山凝黛浮波出，葦地殘根接岸平。長夜茅居人早寐，高堤野步趣橫生。夢歸故里鬚垂雪，不見雲帆獨自行。」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冬，湖南農村颳起的共產風吹到江淮之間，鄉下盜匪蜂起，村中衣食無虞者因之紛紛出走。當時祖母懷著父親，即將臨盆。為安全計，祖父母遂挈其三歲幼女，即我姑母，於陰曆臘月初十（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買舟南渡，自無為而至蕪湖，租長街呂探花公館一間偏室寄身。是日之夜，寒風大作，室外無月，室內無燈，而父親之出生即當此黑暗之時。父親晚年有詩記此曰：「誰剪冥冥三尺夜，裹軀直到白鬚毛？」造語奇警，意蘊沉摯。父親之名乃祖父所命。祖父說：「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所以父親名先禎，而我叔父即名先祥。「先」乃伍氏家族中父親這一代人的輩分。祖父母帶著孩子離家鄉而居城市，生計艱難，加之身邊僅有的積蓄又被親友騙去，於是鄉間稍定之後，祖父母一家就北渡返里了。父親說，他是喝母乳長大的，也是喝長江之水長大的，所以無論到哪裡都 忘不了自己的母親，也忘不了亦猶母親一般哺育了他的長江。其筆名江嬰即由此而來。
父親生於農家，六、七歲即開始做農家雜活，如放豬、牧鵝、拾糞等。他沒有上過舊式私塾，只在農閒時跟我祖父學些東西。冬夜一家人圍坐桌邊，一燈如豆。我祖母做針線活，父親讀書，常至深宵。其當時所讀之書為四書、古文觀止、唐詩等，有時也學一點算術。父親十歲時，日寇占領蕪湖，炮擊江北，祖父母只得舉家逃難。在外生活幾近一年之後，因生活窘迫，又搬回了漁棚村。當時日軍時時騷擾，祖父母一家生活得提心吊膽，日軍過江即逃，日軍離去則返。在這樣的不斷逃難中，父親的一個妹妹和兩個弟弟都先後夭折了。
父親十三歲時，我祖父在鄉間設館，父親隨之讀書。十四歲時，父親考入蕪湖天主教會所辦之內思學校，直接讀小學五年級，一年後升入初中。當時蕪湖是淪陷區，學生要學日語。父親目睹日寇在鄉間燒殺淫擄，不堪日語教員在課堂上飛揚跋扈，遂在兩年半的初中之後，於一九四四年初扮作商旅，跋山涉水，穿越封鎖，歷三日而至安徽涇縣茂林。是村在崇山峻嶺之中，居民多為吳姓，有「三千戶，一門吳」之稱。父親考入設在吳氏宗祠內的廣益中學，讀高中一年級下。此校為美國基督教會所辦，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方由蕪湖遷來。在此讀書，父親只需學英語，而不用再學日語了。
一九四五年，父親為抗日戰爭勝利所鼓舞，讀書更加勤奮。次年夏，父親高中畢業，同年秋赴滬高考，為廈門大學土木系所錄取，但因突染傷寒，不得不休學一年。一九四七年春，為準備赴廈大學習的旅費，病癒後的父親經友人吳勁強、吳本讓介紹，到蕪湖清真、涇縣的兩所小學教書。同年秋，在赴廈大就讀前，父親抱著再試一次的心情，在南京參加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的聯合招生考試，卻竟以全國第七名之優異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化工系。於是父親決定放棄廈門，北上古都。這或許就是所謂的命吧？不然父親後來或許亦不致遭受如此痛苦的磨難。他晚年每思至此即不免唏噓。
一九四九年初，傅作義倒戈。三月間，受當時中共宣傳的影響，父親亦捲入他後來稱之為「己丑潮流」或「己丑風雲」的「革命」。他離開清華園，到共產黨的華北抗日軍政大學（簡稱「華大」）接受短期培訓。學習期間，有一件事初啟其心中疑竇。在學員集體赴三丘村參觀地道，並聽華大負責人之一、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作者胡華有關抗日戰爭的報告時，他發現胡華的「紅軍之所以突破圍剿，進行長征，就是為了北上抗日」之說與他所知之史實相悖：「共產黨不是最講認真嗎？為何卻以謊言欺人？」懷疑猶如一片陰雲飄蕩在父親心靈的空際，但當時卻還不足以澆滅他的「革命熱情」。
一九四九年六月，父親短期學習結業，留校工作。華大原在河北正定，後遷入北平鐵獅子胡同。十月一日，父親被抽調作「開國慶典」中之糾察隊員，立於天安門前升入天空的第一面五星旗杆之側。他晚年憶及此事，撫今追昔，百感交集。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父親與以後將成為我母親的曹葆珍同時自華大調入中共政務院文教委員會（簡稱「文委」，政務院乃後之國務院）作秘書工作。在文委工作的三年中，父親經歷了「思想改造」、「鎮壓反革命」、「批判電影《武訓傳》」、「三反五反」、大學院系調整、幹部審查等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當時大會小會批判個人主義，反對自由主義，使個人尊嚴時受傷害，心靈常遭扭曲。而要求人人言必稱毛澤東思想，更是對獨立思考與自由批評的極大限制。父親頓覺昔日之理想面目全非，自己已淪為按「領導意圖」辦事之工具。他的懷疑與不信似乎在逐漸增加。
一次，在聽劉少奇《論合作化》報告時，父親發現身邊有帶槍的「老革命」。這使他深感自己不被信任。他的懷疑使他最終決心離開中共的政治中心，北京中南海。他希望回清華去繼續讀書，但申請卻未獲批准。不能批准的理由其實不言而喻：在當時，要求離開在中央機關的「革命工作」幾乎形同背叛。於是父親就申請到中小學去教書。經多次堅請，於一九五三年三月獲准。這當然是可以的：在共產黨的隊伍中，只能降級，不准背叛。
父親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被調到天津，旋即被市教育局分到天津第二女子中學，先教初三語文，後兼作語文組長。一九五四年春，父親因觀摩教學人選問題與校長王曼恬發生矛盾，批評她「要奴才不要人才」。暑假後，校方在沒有事先通知的情況下就將父親調到當時被認為「政治空氣最濃」的天津師範學校，後改為師範專科學校，最後併入天津師範學院（現為天津師範大學）。父親被派先教輪訓班語文，後教中師文學與漢語。
一九五五年春，父親授畢早課，因大雨而未能去食堂用餐。學生得知後，即為父親買了早餐送到休息室。這本是學生對老師的一片好意，卻引出了父親在學校「奴役學生」的謠言。父親找到當時的副校長盧幼忱（校長何朔病假），抗議校方偏聽偏信，顛倒是非。不久，反「胡風集團」運動開始，進而擴大為全國範圍的「肅清反革命」運動。父親旋即被打成「反黨反領導分子」，而罪狀之一即是對王曼恬的批評，當然還有校領導對父親的不能明言的反感。父親此時方悟，他批評王的話已經作為「重要材料」進入檔案，並被轉到師專來了。
在受批鬥時，父親對限制他行動、甚至限制他如廁的那些「積極分子」說：「你們是在盜用祖國與人民的名義胡作非為！我是祖國的兒子，祖國的土地，我有權自由行走！」批鬥之後父親即被監禁。到了肅反後期，校方讓父親「留職試用」，但不讓他教語文而轉教數學，怕他利用前者傳播「反動思想」。一九五六年秋，在反覆申訴之後，「肅反運動」中強加給父親的罪名被取消，並讓他教中學教師畢業班文學與漢語。
一九五七年，父親的厄運再次到來。春天，中共所謂「整風運動」開始。六月，父親應邀參加病休回校的校長何朔代表黨委主持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他宣布了中共不打棍子、不揪辮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動員與會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鼓勵」下，父親會上滿腔真誠，直陳時弊，會下也大談國事，毫無顧忌。他使用共產黨自己常用的這些批判詞彙提出了他對共產黨的批評，但不知道自己其實已經大禍臨頭。
一九五七年夏秋之際，「整風運動」驟變為「反右運動」，父親遂被第一個打成右派，大會批鬥十餘次。父親據理力爭，決心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校黨組見此，遂找母親「談話」，施加壓力。母親心軟，相信「組織」，回家後淚流滿面地告訴父親：「組織上說了，只要認了罪，就什麼事也沒有。」父親不肯，但母親得為我們整個的家著想。她對父親說：「你什麼都不考慮，也得考慮幾個孩子和老人吧？」當時我祖父母也與我們生活在一起，而我們都還很小。父親無奈，遂在豆腐干大的一張紙上寫下了認罪書，在會上讀了。批鬥會從此停止。
處理右派的消息傳來。父親被定為有理論、有路線、有綱領的極右分子，受到中共《處理右派六條》之一條一款所規定的最重處分：開除公職、勞動教養。母親立即悟到，當時要她去勸父親認罪，只是要她幫助誘供而已。母親悲憤不已，父親也無話可以安慰她。一九五八年四月四日，校方找父親，將羅列滿紙的「右派罪狀」給他看，要求他簽字。父親看畢，覺得滿紙都是「莫須有」三字，遂拿起筆在他的「罪狀」上寫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八字，並簽了「伍先禎」之名。釋筆之際，父親即被兩名持手槍的便衣警察從其所在學校押往天津河西區公安局。當時，父親連告知家人都不可能。得知父親被押走後，母親更加感到當初那些動員她讓父親「認罪」之人的卑鄙。不過，當時父親即使堅持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結果也不會有絲毫改變，而且可能還會多挨幾次批鬥。
短暫的拘押之後，父親被送往李七庄收容所。天津受到勞動教養處分的「右派」均集中於此。翌日，父親等被裝上一輛大卡車，開出收容所，送往板橋勞改農場。當時前有警車開道，後有軍車壓陣。軍車上架著機槍，對準卡車上的這些「右派分子」。通往「中國古拉格」的道路崎嶇，時間漫長，父親一生之中最大的磨難即從此開始。
車到空曠的天津塘沽海灘上，駛進鐵絲網圍著的幾排平房之間。這裡即天津板橋勞改農場。當時，對「右派分子」的勞改名為行政處分，實乃無法可依的刑事懲罰。徒刑有期而勞教無限，釋放與否則只取決於「上級」之好惡。右派的「勞動改造」強度大、時間長、條件苦。早春要破凌下水，修整秧田。稍後則需深夜起秧，以備插種，而此時秧田仍是水寒刺骨。插秧季節，父親縱患痢疾，腹瀉不止，也得抱病下水，雨中勞作。他只好借雨水與田間之水蕩滌身上的汙濁。不久，導致三、四千萬人餓死的人為饑荒——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的「三年自然災害」——降臨神州大地。父親食不果腹，兩腿浮腫，肝臟大於正常五指，卻須照樣出工。勞動中稍一喘息，即被斥為「磨洋工」。晚間犯人們則須「學習」，甚至還會遭到批鬥。父親牽掛饑饉中的妻兒五人，忍著嚴重的浮腫與肝大堅持勞動，以儘量少遭管教隊長的斥責，多保持一點屈辱中的尊嚴。三十年後，父親將被打成右派和被迫勞改中的種種屈辱、悲痛、憤怒、無奈，都寫進了本詩集中或許是他最為著力之作，即長達五八四行、二九二○字的五言古體《悲憤詩——反右三十年祭》。這是瞭解他那段痛苦生活的最好資料，而以上簡略敘述，應能使此詩得到更好的理解。
一九六二年底，父親被摘掉「右派」帽子，說是「回歸」了「人民隊伍」，卻並沒有恢復他原來的工作，而是被送往另一勞改場所板橋鹽場，充當公安幹警文化學校的語文教員，工資每月五十四元，為原薪之半。
一九六四年，「階級鬥爭」成為中共「綱中之綱」。父親雖被摘了「帽子」，仍被視為「摘帽右派」，故屬於異類。此時他不再被允許繼續教書，卻被派往鹽田曬鹽、扒鹽，推沉重的運鹽「軲轆馬」（一種手推車）。一九六五年，父親勞改時所患之浮腫與肝大仍很嚴重，在鹽田間推軲轆馬時，遇坡即力竭而止。作為「留用職工」，他顯然已喪失了「使用價值」。管教部門遂令父親「病退」，說：「考慮你不會危害社會，放你回去。」
父親回到天津市裡，得以與家人團聚，卻失去了鹽場的那份工資。我們一家六口又淪為只靠母親的收入維持生活，還須補貼遠在蕪湖的祖父母，所以日子十分艱難。父親遂懇請勞動部門給以就業機會。當時天津河東區勞動科的楊科長，一位中年婦女，動了惻隱之心，安置他到天津市河東醫院存車處看管自行車，說是考慮到他身體虛弱多病，只能做些輕活，但其實也是不可能給他安排任何稍微體面一些的工作。從當年以全國統考第七名的成績被清華大學錄取的高材生，到中央政府部門中「大有前途」的年輕幹部，再到區區一介自行車看管人，這樣的「落差」不可謂不大矣。但其實這只不過是當年中國大陸所發生的無數類似事例中之一例而已。
一九六六年，文革如狂飆驟起，「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口號讓當時那些「有問題者」人人自危。父親聽說自己會因「右派」問題而在存車處被揪鬥，遂向楊科長申請轉到別處做臨時工。於是從看車的「升為」機床廠的臨時工。
他本以為可以暫時棲身於此，免遭揪鬥厄運，但不久「工人造反隊」就找到他頭上來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父親被「造反隊」要求以扁毛刷寫一條美術字大標語：「熱烈歡呼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標語是當眾寫成的，由「造反隊」檢查無誤後貼在機床廠東門對面另一工廠的圍牆上。兩廠圍牆之間，是工人上下班必經之路。標語貼出後並無人指謬，可轉天清晨對立面的「造反隊」卻指責標語的「歡」字寫成了「吹」（顯然標語被篡改了），父親遂有口難辯地犯了「惡毒攻擊毛主席革命路線」之罪，並立即被揪出批鬥，成了兩派鬥爭的犧牲品。他每日早、中、晚都要挨鬥一次。挨鬥時，人的身體會被扭成「噴氣式」，疼痛難忍。一日，機床廠忽開全廠「批鬥會」，父親與其他挨鬥者被押上高臺，面向黑壓壓的「造反派」。兩彪形大漢將他強行摁倒，跪在臺上，兩臂被高高反擎。只要稍一抬頭直腰，背上即遭槍托重擊。父親渾身汗如雨下，咬牙堅持，未幾眼前地上就濕了一片。不久，父親忽被身後兩個彪形大漢架起，拖下高臺，拖出會場。迎面又有兩滿臉橫肉之人走來，扯起父親的四肢，將他猛然扔到停在會場門口的卡車上，父親遂失去知覺。蘇醒時，他發現自己已經躺在家裡的木板床上，母親和我們圍在身邊。他周身疼痛，骨架盡散，僵臥不動，雙目直瞪窗外，見暮靄漸起，迷茫一片，覺得自己彷彿已墮入無底深淵之中。在《悲憤詩——反右三十年祭》中，他描寫了當時的痛苦感受。
事發第二天，父親就被街道居民委員會關進了「牛棚」。他被命令每日打掃樓間走道，清除垃圾，還要向偉大領袖「早請示，晚匯報」，歷數自己的「罪行」。街道上的「群眾」要表示自己的「革命徹底性」與對偉大領袖的「忠心」之時，就會將父親揪出批鬥一番。機床廠「造反派」本來是要將父親「遣送」回原籍安徽無為的，只因其故鄉已毀於早年的「解放炮火」，無人接收，才將他送回原來所在的街道。父親不能繼續做臨時工了，我們每月失去幾十元的收入，一家生活又陷入困境。
一九六七年夏秋之交的一個深夜，一群年輕人身著綠軍服，臂佩「紅衛兵」袖箍，如洪水猛獸般破門而入，我家室內頃刻間便一片狼藉。紅衛兵從箱子裡翻到了父母結婚時文委同事送的紀念品，就是那片芙蓉色的帛，上有郭沫若寫的結婚賀詞，以及陽翰笙、何成湘、林默涵、于立群等人的婚禮簽名。紅衛兵據此認定父親是所謂「劉鄧司令部」派到天津來臥底的，遂將他押至附近的菜地，逼他交代「罪行」。父親講述了自己來天津的過程，紅衛兵又逼問他對文革的看法。被逼無奈，父親便橫下一條心說：「新的封建法西斯運動！」話音未落，即遭重擊，一拳落在肝區，父親昏倒在地。他蘇醒後對圍著他的紅衛兵說：「為什麼不打死我？打死了我，我還得謝謝你們，因為免得再受罪。你們就是打死我，我也不會怨恨你們。我只覺得你們可悲。你們年幼無知，是被蠱惑被利用的！」父親以為，他這番不顧死活的話會招來更凶狠的毆打，但圍著他的這一群卻只盯著他看，目光陷入茫然。當時這群紅衛兵圈外不遠處還坐著一個民警，卻自始至終也未對紅衛兵的暴行加以制止。紅衛兵散去，父親從地上艱難地站起，在黑暗中深一腳淺一腳地回家。他到家後，看到母親和我們無心整理，室內依舊一片狼藉，幾件破舊衣物散落地上，文革初期焚餘的書被抄走了，他的詩稿也被抄走了。
一九七九年春，被打成「右派」二十三年之後，父親終於獲得「改正」。父親右派問題被「改正」後，師專中文系本來要安排父親講授當代文學，但河東區教育局「愛惜人才」，扣住父親不讓回原單位，他也就沒有再堅持。一九八七年，父親被市教育局抽調去作全市中學高級教師職稱評審工作。歲末，他要求允許自己年滿六十即退休。
一九八八年春，父親被批准「離休」。在中國大陸，這個說法意味著，享受政府高級幹部的退休待遇，因為他在被打成右派前的行政級別已是高幹。退休後，他曾為區老幹部局所招，參加了中央徵求司局級幹部對改革意見的座談會，涉及「反腐」問題。主持者稱，會上所提意見，將向上匯報。父親那時即對猖獗於國中的腐敗問題甚為關注，提出「反腐」要取得成效，必須一要允許新聞獨立，二要允許司法獨立。而這兩個迄今仍是有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在教育衛生問題上，他當時就認為二者不能商業化，但此二者的商業化後來也是愈演愈烈。是年秋，父親曾應北京中國人民大學之聘，前往講授寫作通論。
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夜，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的學生被當局調動大軍以機槍坦克殘酷鎮壓。父親十分擔心我和妻子曉原的安全。我當時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曉原任教於人民大學經濟系。電話接通後，我告訴他說：「天安門的槍聲讓我忘記了自己的存在。」父親由此得知，當時宣傳中說的「天安門一槍未放」完全是「謊言」。他對「改革」的一點希望隨著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而完全破滅。「六四事件」是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身體上尚未癒合、仍在流血的傷口，它一直深深刻在父親那敏感的詩人心頭。他詩集中有多首詩作追憶慘案，表達哀傷，抒發憤懣，雖然由於審查制度，他在詩中不得不時時使用曲筆。他寫「六四」的詩中，最有代表性的當屬長達一四二行的七言古詩《榴紅似火復如血》。父親在此詩結尾云：「榴花年年紅似火，赤子心腸似火熱。榴紅何與群芳別？遍收人間赤子血。又見花開心痛烈，更感花紅似碑碣。風雨不動唯峭絕，相看何敢忘英傑。」他要記憶，不要遺忘。此詩從一九八九年事件後寫出初稿，到一九九九年進行修改，再到二○○二年完成定稿，歷經十三年之久。很難找到地方發表，是他遲遲未將此作寫定的原因之一。
父親從來都非常關注國內外重大政治事件。二○一○年秋，父親聞劉曉波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寫了《寄獄中劉曉波先生》一詩，向之表示敬意：「域外佳音域內驚，乾枯衰目淚縱橫。波興死水瓊花放，曉破重冥錦色生。零八憲章君起草，萬千民意我簽名。霜摧木葉紛紛落，不掩芳春照眼明。」這樣的詩在中國大陸當然也是極為犯忌之作。
父親本無意為詩人。科學是他那一代人的共同追求，但「革命」似乎更能激發他們的集體熱情。於是他棄學從政，卻不知自己真誠坦率、鋒芒畢露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見容於中共官場。於是他又棄政從教，卻仍然未能躲過劫難。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他早年曾偶爾寫過幾首新詩，但三十歲就被打成右派，此後二十年中求生自保尚且不暇，遑論其他。直到年近耳順，他才開始專心致志於古詩的創作。這可能也是對他自己經常感歎的「一事無成」的某種補償吧？集中近三千首古詩，內容不一，形式各異，多為他八○年代中期以後所作。他的詩題材廣泛，但似乎以感時傷世之作為多，即現代所謂之社會與政治批評。不過，他也有像《秋夜獨坐》這樣的意境悠遠空靈的小詩：「空淨月華清，寒蛩遠近鳴。小園人獨坐，一任露珠生。」
從詩藝上說，父親的追求不僅是「語不驚人死不休」，而且是「晚節漸於詩律細」。他的詩作已經為他贏得了眾多詩友。有的評論甚至稱父親為「當代杜甫」。但父親卻覺得，他只是他自己，因為他寫詩務求言必己出，所以其詩作的特點之一是用典少而新句多。當然，處於為子的地位之上，我總覺得不便評論父親之作，因為似乎無論如何都不會被認為客觀公允。我為此感到內疚，因為心裡知道，父親其實是希望我這個復旦大學和北京大學中文系出身的人也能像別人一樣來評論他的作品的，而我卻很遺憾地無法滿足他的心願。
終於，在父親準備完全封筆之時（我知道他不可能做到，因為寫詩是他的生命活動），我有了這個為他編訂畢生全部詩集的機會。我當然很高興，因為孔子有言曰，「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而是集之編，拙意即正在述父之事而繼父之志也。
二○○九年，父親曾作《病中吟》一首：「耄耋之年何所求？劫餘未解是深憂。死亡將至猶奢望，風正世清人自由。」我讀後寫了一首和詩，意在勸他想開一些或超脫一些：「耄耋之年更何求？風波歷盡庶無憂。意凝心養俟命至，吾欲凌風馭氣遊。」當然，我知道他是不會停止對「風正世清人自由」的希望的。
二○一一年，在修訂《江嬰詩存》以後所作之詩時，父親又化用陸游之詩，寫下了這樣兩句：「中華國事歸民主，心祭無忘告此翁。」我想，如果父親能來臺灣看看這個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延續著中華民國的社會，也許還是能恢復對我們這個民族和文化的希望的。我衷心希望父親繼續健康長壽，與他這部畢生心血之作一起，見證他所希望之未來的實現。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完稿於北京至新西蘭飛機上
二○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定稿於新西蘭基督城
【本文摘自《己丑風雲悲歌》前言】

摘文試閱
水田春望 一九七二年
水田漫漫若無涯，春草萋萋偶見花。孤鷺渠邊拳一足，群鷗浪裡逐魚蝦。
注:「文革」中余以右派罪被逐至瀕臨渤海之農村貫庄。老妻與明平亭三子同至此村。是 村隊隊種植水稻。入春倚門而望，村南幾一片汪洋，水禽麇集。白鷺獨立壠頭渠邊，自吊 清影;群鷗則盤旋低空，覓啄魚蝦。觸是景而感時事，遂有此吟。


過崇文門懷虎兒
偶過崇文門，同仁醫院新。終難忘舊事，仿佛出嚬呻。
手術連三次，心摧在一辰。天真爛漫影，未拍恨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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