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宗教與中國: 歷史.哲學篇
作者 | 馮志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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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商品描述 | 基督宗教與中國: 歷史.哲學篇:在宗教與文化的碰撞中,中國人何去何從?信了耶穌的中國人,不拜祖先的中國人還是不是中國人?當擁有全世界最多信眾的基督宗教(天主教、基 |
作者 | 馮志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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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商品描述 | 基督宗教與中國: 歷史.哲學篇:在宗教與文化的碰撞中,中國人何去何從?信了耶穌的中國人,不拜祖先的中國人還是不是中國人?當擁有全世界最多信眾的基督宗教(天主教、基 |
內容簡介 在宗教與文化的碰撞中,中國人何去何從?信了耶穌的中國人,不拜祖先的中國人還是不是中國人?當擁有全世界最多信眾的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等),與全球人口最多、五千年來沐浴在中華文化之中的中國相遇,兩者自晚明迄今產生了不少衝突。本書由淺入深,從中國基督教信徒所面臨的兩種價值的矛盾,到基督教與晚清社會的碰撞,以至與新中國之間的政治關係,從歷史和哲學的角度分析這兩個源遠流長的文化體系的認識、交流與交鋒。本書除了可作為人文學科通識教材之外,作者以通俗易懂的行文呈現基督宗教與中國相遇的面貌,展現人文學科的思考方式,是一本學習人文學科的入門書籍,亦適合對基督宗教與中國文化有興趣的讀者。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馮志弘(1978–),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2006–2014年,任職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中文及歷史學系;現任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範疇包括:唐宋思想與文學,宗教與中國文化;著作包括《北宋古文運動的形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大學詩選》(編)(東岸書店,2001)等,並在《清華學報》、《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人文中國學報》、《新亞學報》、《宋代文學研究叢刊》等發表學術論文二十餘篇。■譯者簡介蘇瑩文輔仁大學法文系畢業,曾任職外國駐華機構及外商公司十餘年,現為英、法文自由譯者。譯有《當愛遠行》、《鄰人》、《魔鬼遊戲》、《凡妮莎的妻子》、《說故事的人》、《離別時刻》、《禁錮男孩》(以上皆由臺灣商務出版)、《騙過死神的女孩》、《娃娃屋》等書。
產品目錄 導論 人間神話:傳教士•早期華人信徒的故事 第一章 三百年孤寂:王徵與申氏的故事 第二章 吃飯!馬禮遜的重大問題 第三章 梁發的屋子:第一位華人宣教士的屋子毀掉了─ 兼論威廉•裴利的「鐘錶匠類 比」 中國不在天地之中:晚清與民初的中國基督宗教 第四章 宣傳,茲事體大:「上帝會」如何招兵? 第五章 成也宗教、敗也宗教:太平天國覆亡的一種假設 第六章 「愚昧」與「無知」之別:從晚清破除西洋妖術的「糞桶妙計」說起 第七章 血淚未乾的吵架:1922–1927年「非基督教運動」的幾個觀點 第八章 等待三百年的發現:晚清與民國反教風潮有何不同?五星照耀下:當代中國政權管治下的基督宗教 第九章 為人民服務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基督宗教的「統戰」 第十章 為人民服務之二:「教義」與「為祖國多作貢獻」 第十一章 難以解拆的糾結:中梵關係 第十二章 大題小做:「共產主義,可以讓宗教消失嗎?」不可「憑信心」:歷史材料與文獻可靠度問題 第十三章 盤古•女媧•阿無羅漢:讀「明清開封猶太人碑」隨筆 第十四章 歷史材料的拿捏:以曾國藩公文、私人書信對 天津教案的敍述差異為例 第十五章 文獻「可靠度」之一:關於孫中山信仰的兩條材料 第十六章 文獻「可靠度」之二:宮崎滔天、宋慶齡對 「孫中山信仰觀念」的論述和詮釋問題 第十七章 文獻「可靠度」之三:關於1949年蔣介石求籤的「記述」終篇 第十八章 信則有不信則無?宗教導人向善?:關於宗教的本質和功能
書名 / | 基督宗教與中國: 歷史.哲學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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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 馮志弘 |
簡介 / | 基督宗教與中國: 歷史.哲學篇:在宗教與文化的碰撞中,中國人何去何從?信了耶穌的中國人,不拜祖先的中國人還是不是中國人?當擁有全世界最多信眾的基督宗教(天主教、基 |
出版社 /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
ISBN13 / | 9789629372422 |
ISBN10 / | 9629372428 |
EAN / | 9789629372422 |
誠品26碼 / | 2681247747002 |
頁數 / | 271 |
注音版 / | 否 |
裝訂 / | P:平裝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或者,我們常常聽到這些說法:
—中國是東方的,基督宗教是西方的
—儒家(儒教)、道教,以及中國化的佛教是本土
的,基督宗教是外來的
—中國是包容的,基督宗教是排他的
這些論斷,從宏觀角度鉤勒了「基督宗教」與「中國」的大不相
同。但我常常疑心:這種認識,除了在大格局裏提供了極其便利的
「定論」之外—它是否過於高高在上?—以至,無法反映一個又
一個,關於「文化相遇/文化衝突」的心靈故事?
這正是本書序文裏,提出「利瑪竇(Matteo Ricci)和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是否中國人」這一疑問的原因。從「對中國的
認識」甚至在某程度上「對中國的認同」而言,利瑪竇和戴德生是很
夠資格的。這兩位分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傳教士,他們在不同年代,
穿着中國人的服飾,向中國人述說他們的信仰。利瑪竇說中文,熟悉
中國經典,還能用中文撰述,有《天主實義》等名著;他死在中國,
埋在中國。
戴德生的名言,至今華人基督徒仍然耳熟能詳:「我若有一千英
磅,中國可以全數擁有。我若有一千條性命,中國可以全數擁有。」
(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1] 今天,戴德生的第五代後人戴繼宗(James
Hudson Taylor IV)還在臺灣宣教。像利瑪竇和戴德生,他們有着中國
人的名字,比許多不諳中文的華僑後代,「中國」得多。
但是,為甚麼我們的歷史教科書仍然說:「意大利傳教士利瑪
竇」、「英國傳教士戴德生」—而不說中國人利瑪竇、中國人戴德
生?
我想說的是:確實,利瑪竇和戴德生尊重中國傳統,努力學習漢
文化。但是,如果中國文化和傳教目的發生衝突,那麼利瑪竇和戴德
生,他們捍衛的是哪一種價值?他們的選擇—會不會是我們無法稱
呼利瑪竇和戴德生為「中國人」的理由?
但是,漢族就必然捍衛中國文化,是中國人嗎?前美國駐華大使
駱家輝(Gary Faye Locke),他是廣東台山市移居美國的第三代,有
中文名字,那是「中國人」當了美國的代表嗎?可是,如果中美發生
磨擦,就駱家輝當時的官職而言,他捍衛的是哪一國的利益?顯然
是美國 [2]。那麼,駱家輝是美國人,是外國人了。但是,設想你從不
曾認識駱家輝這個人物,你在中國的土地遇上他,看到他的外貌:黃
皮膚黑眼睛,你會首先跟他說英文,還是中文?這樣,除了美國公民
的身份外,駱家輝身上是否還有一種無法洗刷的印記;以至我們對於
「華人」,還是不得不產生一種「中國式」的聯想?
於是,我們有了一些古怪的說法:諸如「美籍華人」,或者「華
僑」—儘管駱家輝不大可能認為自己只是「僑居」美國。這樣,
「華僑」,又是不是中國人了?
和駱家輝的例子大不相同,2008年,曾任香港海洋公園董事局主
席的盛智文(Allan Zeman)入籍中國,領有「回鄉卡」。這樣,德國出生的盛智文 [3],就「完全」成為了中國人—中國,就成為了他的
「鄉」嗎?不懂說中文的中國人,是不是中國人?
我在想:中國人的身份,是否一個「本質」的問題,因此即使某
人成為了基督徒,或者入籍美國,仍然不可能失去這個身份?抑或,
「中國人」終究是一種身份認同,甚至是一種法律的概念,可以努力
爭取,也可以捨棄?
想到這裏,我才記得,戴德生「名言」完整的表述,應該是這樣
的:
我若有一千英磅,中國可以全數擁有。我若有一千
條性命,中國可以全數擁有。不!不是中國,而是
基督。難道我們能夠為祂做過多的事情嗎?(If I had
a thousand pounds, China should have it. If I had a thousand
lives, China should have them. No! Not China, but Christ. 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4]
戴德生說的是:「不!不是(為)中國。」—他有更崇高的宗
教理由。他只愛他所信奉的上帝所愛的中國—毫無疑問,按基督教
教義標準,他無法認同違背基督教信仰的中國思想與風俗。
利瑪竇認為天主教的天主,「即華言上帝」(中國古籍所說的上
帝)—問題是,「天主」自有永有,創天造地的特質,是否符合先秦儒家文獻中「上帝」的形象 [5]?此外,利瑪竇在《天主實義》中藉
「西士」之口說:「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又說:「凡人在宇
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6] 這些說法,很難
說是普遍中國人對「君子」和「父」的理解。正因如此,鍾始聲(即
明末佛教四大師之一的蕅益智旭1599–1665)在《天學再徵》中批評
天主教「推恩於漠無見聞之天主,謂之大父大君;既謂之大父大君,
則必以吾父吾君為小父小君矣,豈不至無孝至無忠哉!」[7] 姑勿論利
瑪竇的演繹或者鍾始聲的駁難孰是孰非—起碼,利瑪竇的解說惹起
了晚明好些論者的反感,這樣—利瑪竇即使再熟悉中國文化、甚至
認同先秦儒家、認同祭祖—即使他在中國生活了許多年甚至葬在中
國,他也不可能被視為「中國」的一份子,利瑪竇始終不是中國人。
或者,對於利瑪竇來說這個問題不打緊:他也無意成為中國的忠
臣。不是中國人,利瑪竇照舊是意大利人。但晚清中國的天主教徒怎
麼辦了?例如徐光啟(1562–1533)、李之藻(1571–1630),如果
他們認同利瑪竇對於「君子」和「父」的演繹,他們會被視為中國文
化的異端嗎?相信「上帝」,是溯源尋本,追尋中國人祖先的根源,
還是數典忘祖?誰有資格做這個判斷?是他們自己的認知嗎,抑或是
別人的眼光?
在宗教與文化的碰撞中,中國基督宗教信徒(以及所有中國人)
何去何從?中國人是誰?如何定義中國人?信了耶穌的中國人,不拜
祖先的中國人;還是不是中國人?在「文化共融」或者「信仰抉擇」
等不同處境,甚麼是中國文化的本位?甚麼是基督宗教的本位?甚麼
是可以改變的?甚麼不可以改變?
也許,我們可以提出一些在邏輯或理性思辨中讓人歎服的標準,
一步步釐清各種概念。可是,邏輯與理性,畢竟無法替代人的感情;
也無法完全解決中國基督宗教信徒和非基督宗教信徒相處的問題—
這正是本書希望表達的一個重要概念:中國基督宗教信徒最難處理
的:不是形而上的問題,卻是倫理和感情的關係。
有些話並不動聽,例如說:即使某人對基督宗教毫無好感—必
須承認的事實是:基督宗教(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等)迄今仍然
是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體系,信眾人口逾20億。當然,中國是世界
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因如此,這兩種源遠流長的文化體系的認識、交
流、交鋒,本身就是饒有意義的現象,也是論述「全球化」文化交流
必不可少的一環。
根據美國Peer Research Center的統計,2010年全球基督宗教信
徒約有22億,佔全球人口31.4%,伊斯蘭教徒約16億,信全球人口
23.2%,印度教徒約10億,佔全球人口15%,佛教徒4億8千8百萬,佔
全球人口7.1% [8]。2007年12月號美國《國家地理雜誌》的相關研究,
也得出類似的宗教人口分布比例 [9]。
當然,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信仰有明顯不同。以中國、美國、印度
三個大國為例,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數字:中國基督宗教徒佔人口
5.1%、無信仰者52.2%;美國基督宗教徒(包括基督教、天主教、摩
門教、其他基督宗教)佔人口78.5%,無信仰者12%;在印度,印度
教信徒佔總人口的80.5% [10]。
就香港而言,據2014年香港政府新聞處出版的《香港便覽•宗教
與風俗》,香港天主教徒約37.4萬、基督教徒約48萬、伊斯蘭教徒27
萬、佛教、道教信徒均逾100萬 [11]。
這些數字清楚反映,宗教信仰仍然是目前世界極為重要的文化現
象,不同國家的宗教人數和所屬宗教比例顯著不同。在全球化過程
中,當一個中國無信仰者和一個基督徒、一個印度教徒、一個伊斯蘭
教徒一起合作,需要面對怎樣的文化適應問題?又是否可能引起文化
衝突?
1993年夏季,美國哈佛大學亨廷頓(或譯杭亭頓)教授(Samuel
Huntington 1927–2008)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發表了著名
文章:〈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指出文明的衝突很
大可能成為未來世界糾紛的一個重要因素。亨廷頓所說的「文明」,
包括中國、西方、基督教、東正教、回教等不同範疇 [12],學術界對於
亨廷頓的觀點是否準確眾說紛紜,但無可否認的是:從今日的世界局
勢看,認識各種文化與宗教的相遇與溝通,已經成為知識分子必須認
真看待的問題。亨廷頓主要針對冷戰以後的世界形勢立論,對於「衝
突」的論述主要針對武力或者暴力事件。當然他也說:「『不同』並
不必然意味『衝突』,『衝突』也並不必然意味『暴力』。」但他同
時也指出,在21世紀,「文明有所不同」的確導致並且延展了許多暴
力衝突 [13]。在2015年的今天看來—隨着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和博科聖地(Boko Haram)的出現,探討「文明與
宗教」這一範疇的重要性已經毋庸置疑。這也是本書設立專章,討論
當代政教關係的原因。
另一方面,「衝突」並不必然是外顯的。它可以是人們腦際或情
感中的一種忐忑和動盪,不一定轟烈,但可能更加綿長久遠──這是
本書序文和這篇導論一直強調的觀念。而且,只強調「衝突」,顯然
不足以概括「基督宗教與中國」這個課題的所有意義。我們要問,是否也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在某一個特別的時刻,基督宗教,曾經讓
某一顆苦無出路的中國心靈豁然開朗;曾經讓一些中國人茫然不知所
措;或者,讓更多人疾首痛心?基督宗教和中國的相遇,寫下了怎樣
的故事—最重要的:它們共同創造了甚麼?
帶着這些問題,我希望通過不同的切入點,思考「基督宗教與中
國」(也包括「文化與宗教」)相遇的問題。這樣,本書定下了這樣
的基本框架:
第一部分「人間神話:傳教士•早期華人信徒的故事」:以人物
為經,通過個別傳教士或信徒經歷,體味實實在在的古人古事。藉着
這些故事,讀者可以知道在晚明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已經
馬上察覺到基督宗教文化與中國傳統的巨大不同。在此期間,無論傳
教士、信徒抑或反教者,都有各自的籌謀。有人苦苦堅持傳統觀念,
也有新思想的出現。
接着第二部分「中國不在天地之中:晚清與民初的中國基督宗
教」:這一章順勢而往,把個別人物的信仰(無論「基督宗教」的信
仰,抑或對「中國」的信仰)放置在晚清和民初的大時代中,分析他
們錯漏百出,又艱難奮進地從天朝走向世界的歷程。這部分旨在圍繞
重大政治與社會活動,以體現基督宗教如何直接參與甚至改變了近代
中國的面貌。
第三部分「五星照耀下:當代中國政權管治下的基督宗教」:在
前面兩部分的鋪墊下,按着歷史發展,進一步說明當代中國的政教關
係。這部分一方面呼應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另外也嘗試探討目
前中國宗教和政權的一些糾結,包括:基督宗教與共產主義相「適
應」的問題、中梵關係,以及,政治是否能讓宗教消失。
第四部分「不可『憑信心』:歷史材料與文獻可靠度問題」:討
論研究「基督宗教與中國」—廣義來說—研究人文學科的文獻使
用問題。這部分為大多數探討「基督宗教與中國」的著作所無,可視
為本書的特色所在。書中特別闢出這一專章的原因,一是本書作為通
識科目教材,希望讓不同學科的同學對於中國文史哲範疇的文獻使用
方法有所認識;尤為重要的是,引用文獻是否得當全面,直接影響我
們能否準確認識歷史,作恰如其分的判斷。這部分放到全書最後面,
自然因為比較專門;同時,我也希望以這一章作為全書的殿軍,藉此
鞏固讀者必須根據可靠文獻立論的意識。就本書期望達到的使命而
言,這一章是全書最重要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