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史: 以外交與權力的雙重視角, 解讀從幕府到冷戰的關鍵時刻 | 誠品線上

日本政治史: 外交と権力 増補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專文推薦：國立政治大學、東吳大學教授／林碧炤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學、歷史學者北岡伸一經典作品，繁體版全新翻譯審訂理解幕府到冷戰，日本近代國家政治的前因後果、研究日本政治史演進必讀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始於幕末與西方世界的接觸。本書是以幕末到冷戰結束的一百三十多年，分析日本外交與權力的對應為中心書寫。日本為了解決對外危機，因而打造新的權力，此權力後來對國際環境產生影響，而這類變化的相互作用，時至今日仍是貫穿近代日本政治史的主題。本書初版以日本內政與外交的觀點為基礎，後因作者擔任安倍晉三首相「戰後七十年談話」召集人，回顧二十世紀日本的發展，並藉增補日本殖民地相關研究議題，將日本政治史的進展描述更趨完整。歷史學始於政治史，在政治對人民擁有絕對影響力的今日，其意義更形重大。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理事、輔仁大學日文系教授／何思慎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所副教授／邵軒磊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許育銘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 「北岡教授的基本歷史哲學，似以現代國家及文明社會為基本架構，梳理出日本政治史的脈絡，文筆細膩但不流於繁瑣…忠實地分析歷史，沒有『以古非今』，也未『以今非古』，展現他的風範。」－－國立政治大學、東吳大學教授／林碧炤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北岡伸一1948年，出生於奈良縣。1971年，東京大學法學部畢。1976年，東京大學大學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博士課程畢業（法學博士）。歷任立教大學教授、東京大學教授、聯合國大使、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國際大學校長等職。2015年起任現職。紫綬褒章受章（2011年），東京大學名譽教授（2012年）。現任，國際協力機構（JICA）理事長。著有《日本陸軍與大陸政策1906-1918年》、《清澤洌》（三得利學藝獎）、《日美關係的現實主義》（讀賣論壇獎）、《自民黨》（吉野作造獎）、《獨立自尊》、《作為官僚制的日本陸軍》、《門戶開放政策與日本》、《後藤新平傳》等書。林成蔚日本常葉大學法學部教授／審訂■譯者簡介周俊宇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博士候選人，現任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PD（早稻田大學），博士論文主題為近代日本的臺灣漢人觀。著有《黨國與象徵：中華民國國定節日的歷史》及學術論文十餘篇。另譯有《「蕃地」統治與「山地」行政：臺灣原住民族社會的地方化》、《近代日本思想史》、《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合譯）、《國旗、國歌、國慶：近代中國的國族主義與國家象徵》等書。張智程日本京都大學法學博士。現擔任京都大學法學研究科助教暨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學術研究工作主要聚焦於「勞資關係」制度形成過程中的「力」的「對抗」與「平衡」，曾在日本與臺灣主要法學研究期刊上，發表關於臺日集體勞資關係形成過程的比較研究專論數篇。同時執筆「想想論壇」日本專欄及香港「信報財經新聞」專欄。另外，自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以來，在日本以留學生及青年台籍學者的身分開始從事草根外交，陸續到過日本國會、自民黨總部、各智庫以及大學演講、座談臺日關係。陳柏傑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碩士、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臺灣外交及參與國際社會之議題、兩岸關係、戰後臺日關係史。碩士論文以分析臺灣的務實外交政策與加入政府間國際組織（IGOs）為研究內容，博士論文則是以探討九○年代以後東亞區域秩序的形成與臺灣的參與情形為題。譯著有《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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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推薦序：林碧炤審訂序：林成蔚繁體中文版序增補版前言初版前言第1章 幕藩體制的政治特質第2章 因應西洋的衝擊第3章 明治國家的建設第4章 政府批判的爆發第5章 明治憲法體制的成立第6章 議會政治的扎根第7章 日俄戰爭、甲午戰爭第8章 帝國的擴張第9章 政黨政治的發展第10章 國際協調與政黨內閣第11章 軍部的堀起第12章 帝國的崩壞第13章 敗戰、占領、談和第14章 自民黨政治的發展第15章 國際秩序的變貌與冷戰的終結補章 殖民地及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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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第1章
幕藩體制的政治特質

十六世紀的日本與西洋
　　日本與西洋在歷史上相遇過二次。第一次是在十六世紀，第二次是在十九世紀。第一次相遇時所造成的衝擊極為巨大。鐵炮（火器）傳入日本後，一改日本戰國時期的戰爭方式，並對「一統天下」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此外，也促使基督教快速傳播，約莫半個世紀間，信徒超過了七十萬人。現今日本的人口數是當時的十倍以上，因此若是在現在，就是相當於超過了七○○萬人的數目（目前日本基督徒人數約一○○萬人）。成為德川氏統一全國最後障礙的島原之亂（1837-1638），便是基督教信徒所發動。
　　然而，像這樣來自西洋的影響，都還算是在可控制範圍內。日本之所以能夠鎖國，正說明了一切（近年來對於「鎖國」的概念，學界提出了許多疑問。這裡提到的鎖國，指的是幕府嚴格控制對外關係，而非將日本完全關閉之意。在幕府的管控下，日本仍與朝鮮、中國、荷蘭等國保持著貿易關係，這是無須贅言的）。
　　不過，十九世紀的相遇便不是這麼一回事。西洋要求日本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為此，甚至不惜動用武力。而日本面對這樣的情況，是束手無策、無從抵抗的。從十六世紀開始到十九世紀的這段期間，西洋與日本之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變化是什麼呢？
　　其實，西洋成為世界的先進區域，是近幾個世紀以來的事情。在此之前，伊斯蘭文明是較為先進的文明。八世紀時進入伊比利半島的伊斯蘭教勢力，在一四九二年被驅逐出該半島。而在東方的鄂圖曼帝國，於皇帝蘇萊曼一世（Muhteşem Süleyman, 1494-1566，在位1520-1566）在位時達到了全盛，就版圖而言，一六八○年代是面積最大的時期。
　　另外，雖然西洋文明的起源是希臘文明與基督教，不過兩者都是發祥於西洋以外的文明。成為近代西洋起點的「文藝復興」，雖然是以重新發現希臘文明為契機的運動，但希臘文明卻不是被保存於西洋，而是保存於伊斯蘭文明中。西洋之所以往東方發展，其實並非想要開創全新的路徑，只是因為與伊斯蘭的關係惡化導致通往東方之路遭到阻斷，為了追求新路徑所導致的結果。
　　不過，這也揭開了西洋稱霸全世界的序幕。從一四九八年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 1469-1524）抵達科澤科德起算，西洋凌駕於東洋的時代持續了四百多年。只不過當時西洋所求取的是香料等奢侈品，貿易方面則是由王室或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1600；荷蘭東印度公司成立，1602）以獨占的形式進行。因此，當貿易利潤短少、或是遭遇到頑強抵抗的時候，他們相對比較容易放棄打入新市場的念頭。這就是日本最初與西洋接觸的階段。
　　然而工業革命過後，貿易不再只是奢侈品買賣。人們開始想著，只要中國的四億民眾能夠向我們購買一些棉製品，就能確保曼徹斯特的永久繁榮。像是這樣的「中國市場神話」，促使西洋再次前往中國。在此階段，獨占成為只會阻礙貿易發展的行為。因此，由東印度公司獨占印度貿易的制度先被廢止（1813），接著是獨占中國貿易的制度也被廢止（1833）。如此一來，不惜使用武力也要打開亞洲市場的西洋便正式現身，這就是鴉片戰爭（1840-1842）。日本在當時只是一個地處邊陲的小國，這對日本來說是一件幸事。
西洋的多元性
　　如同前文所提，西洋文明既非歷史特別悠久，亦非獨創色彩濃厚之物。一言以蔽之，西洋文明的最大特色，就是多樣化的要素在產生緊張的同時也互相結合，也就是多元性格。這也是讓西洋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能夠迅速竄起的原因。
　　首先，歐洲自古以來在區域上便分為英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數個國家。若將整個歐洲合起來看，面積約略與中國相同。然而歐洲經過長久的發展，卻只分裂為數個國家，既未被統一，也未出現更極端的分裂，仔細想想，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多元性同時也存於政治制度之中。中世紀歐洲有身分制議會或封建議會，牽制著國王的權力。英國的《大憲章》便是明顯的例子。之後，特別是十七世紀以後，雖然王權提升，然而貴族依舊擁有強大的反抗力道。身分制議會，終將演變成近代議會。這種封建議會或身分制議會，未見於其他文明社會。是西洋文明一大特色的抵抗權思想的起源之一。
　　多元性的另外一例，是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的關係。在多數的文明社會中，一般來說不是宗教權力吞沒世俗權力，就是反之而行。教皇與君主的權力，在產生緊張的同時亦相互結合，這是西洋的一大特色。
　　希臘文明與基督教文明在緊張關係下的結合亦是一例。本來應該是無法相容的兩者，卻沒有任何一方能夠完全壓倒對方，兩者在西洋世界的形成過程中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前述的多元性是形成西洋世界特別生氣蓬勃的原動力，並從中孕育出了欲將整個世界都比照西洋進行改造、如此具有攻擊性格的西洋文明。
幕藩體制的一元性
　　相較於西洋，江戶時代的日本社會具有何者特色呢？乍看之下，德川社會好像有著與西洋中世紀封建制度相似的特色。當時許多外國人也都如此認為。不過，卻也有許多封建制度的概念無法套用至江戶時代的日本。在封建制度中，君主會對家臣的忠誠賜予恩賞，例如賜予領主權。也就是說，兩者之間是一種相互契約式的關係，互相有履行契約的義務。面對無法對於自己忠誠的表現賜予恩賞的君主，家臣並沒有服從義務。因此，家臣是獨立的，權力工具（例如武器）是家臣的所有物，也是由家臣自行負擔。這樣的特色，雖然很符合鐮倉時代的情況，但卻無法套用至江戶時代。
　　相對於此，還必須區分一種叫作「家產制」的統治體制。所謂「家產制」，指的是把整個國家視為像是「一個家」的制度，其中君主與家臣間的關係是絕對的。君主不受契約束縛，家臣也並非獨立。一般而言，家產制比封建制更古老，屬於古代帝國的產物。然而，在君主專制的近代官僚制度下，官僚並不保有統治工具、且絕對從屬於君主，如此看來，江戶時代的封建反而有著類似家產制的特色。雖然說幕藩體制是同時混合封建制與家產制，但很明顯地，還是比較偏向家產制。
　　與西洋相較，若用一句話說明幕藩體制的特色，就是政治權力的明顯集中。首先，在地方上，自古以來的在地勢力被一掃而空，足以與大名抗衡的土豪勢力消失殆盡。武士被重新整編，成為家產官僚性質的「家臣團」，居住於江戶城的周圍，與過去領地間的聯繫被切斷。明治時代公告市制時，幾乎所有的市都是「城下町」，便是其結果。
　　第二，是大名與幕府的關係。幕府創設之初，並不具有高過其他同輩的首席地位，即便是德川家康（1542-1616），就過去曾是織田信長與豐臣秀吉臣下觀之，便與其他大名是屬於同樣的位階。然而沒過多久，將軍與大名之間的地位便天差地遠。
　　第三，是幕府與宗教的關係。過去是民眾創作能量泉源的鎌倉佛教，到戰國末期為止大多已經式微，僅「一向宗」仍持續保有強大力量，並成為了織田信長（1534-1582）稱霸全日本的最大阻礙。此外，基督教也擁有強大的政治力量。到了江戶時代，基督教因受日本鎖國的影響，其他宗教則因為「寺請制度」或「宗門人別帳」等制度，在「寺社奉行」的管理下受到嚴格控制。
　　第四，在日本屢屢成為權力鬥爭核心的宮中與公家，一六一五年依據「禁中並公家諸法度」 ，開始接受嚴格控制，因此大幅失去權勢，經濟上也出現甚為窘迫的情形。
　　簡言之，成功地將有可能自主對抗幕府及將軍權力的勢力極小化，並且完成統合的，便是幕藩體制。
　　在對外關係方面，也沒有能夠威脅幕府的國家。在與中國的關係上，一六四四年明滅亡、清統治整個中國後，日本開始緊張。這是因為擔心在異民族大帝國統治下，會再度發生如一二七四、一二八一年「元寇事件」的情況。實際上，清初確實採取了擴張主義，並建立起與元的規模並駕齊驅、中國史上最大的帝國。不過，日中關係隨即便穩定下來。豐臣秀吉（1537-1598）以來與朝鮮之間的險惡關係也漸趨穩定。不僅如此，與西洋的關係也在鎖國政策下得以有效控管。如此一來，幕藩體制便從對外關係的威脅中得到了自由。
　　前述結果卻也使得促進權力效能保持精進的要素消失。在西洋，火器的發展帶動戰術發生變化，需要規模更加龐大的常備軍，接著，為了支撐龐大的軍隊，同時也促使官僚機構與財政組織的發展。日本當初也發生過同樣的變革，然而這些變革與發展卻在大坂夏之陣（1615）停擺。戰國末期的日本是當時擁有最多鐵砲的國家，也是世界軍事大國之一。然而，到了幕末時期卻嚴重落伍，例如在第一次長州征伐（1864）的譜代、旗本軍隊中，不少士兵的武器裝束仍與大坂夏之陣時一樣。
　　因此，當近代的軍事力量進入日本時，便立刻動搖幕府的優勢。確實，幕府擁有除去所有挑戰者的強大力量，但諷刺的是，這也讓幕府停止了自我改革的努力。幕末時期，幕府乍看之下似乎極具力量，然而其根柢卻極為脆弱。
正當性的問題
　　不過，所謂權力的強度並不能單靠實力評估。另外還有一項重要的指標──正當性（legitimacy），簡而言之，就是「統治的道德依據」。所謂統治，一定是統治的一方為少數，而被統治的一方占壓倒性多數。若大多數的被統治者感受到自己是被不當統治的話，該統治便無法長治久安。被統治的多數，不論是積極或消極，只要沒辦法認同該統治具備正當性，其便無法安定。那麼，幕藩體制下的統治依據是什麼呢？
　　首先就藩主而言，與中世領主自力統治的所謂「生死與共之領地」相比，出現了很大的出入。先不論像薩摩或長州那樣自中世延續而來的藩，多數的藩主，都有自己是被任命為大名的「家產官僚」意識。他們認為領地並非自己的所有物，而是公家之物。從制度面看，則幕府握有管理後繼者的權利。倘若各藩都是自主的政治單位，那麼要怎麼決定該藩的藩主或是後繼者，理應都是各藩的自由。另外，收到幕府命令「改易」或「轉封」時，藩主也會留下武器前去。武器是統治工具的核心，放棄武器的行為，就是自力統治觀念極度薄弱的象徵。簡言之，大名統治領地的依據是來自將軍的委任。
　　而將軍統治的依據，則是來自「征夷大將軍」這個自古以來的宮中榮譽體系。將軍的「從一位」或「正二位」等位階，是由朝廷所賜予，其他大名的位階，同樣也是朝廷所賜。就這層意義來說，將軍的地位相對於大名，並非絕對至高的存在。幕府內優秀的知識分子，例如新井白石（1657-1725）或荻生徂徠（1666-1728）等人，便認為幕府有必要建立獨立的正當性體系。
崩解與統一的容易度
　　前所介紹的幕藩體制，不論實力或正當性都出乎意料地脆弱。在幕藩體制的完成與安定之中，並不是只存有會造成幕府突然崩解的條件，同樣也可發現讓日本迅速重新統一的條件。
　　首先，各藩自立性的薄弱，可直接轉換成統一的容易度。德國的例子，是各邦的自主性極強，反而不易統一。德國一直要到納粹政權時期，才達到與明治政府相同的統一程度。
　　宗教勢力的薄弱，使得社會問題可以不從宗教，而以世俗的觀點進行檢視。如同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一書中所闡明的，有時某些類型的宗教會促成資本主義發展。另一方面，由於宗教是透過獨立強烈的教義來理解世界，因此往往會妨礙對現狀的認識。由於當時日本的宗教屬於一種「無色」狀態，因此對於外來的刺激，能夠輕易地彈性對應。
和平的紅利
　　幕藩體制創造了長期的和平，而此和平，也為日本的統一及近代化提供了重要的基礎條件。
　　江戶初期日本的人口約為一二○○萬人，到了中期，推算有三一○○萬人。大約增加了二．五倍。然而，奈良時代的日本人口，光是統計在朝廷統治下的就已經有六五○萬人，超過江戶初期人口數的一半。換句話說，日本經過九百年才好不容易成長快兩倍的人口數，在江戶前期卻只花了一百多年就增加了二．五倍。雖然江戶時期的人口成長到了後期便陷入停滯（特別是氣候條件不佳的東日本），但在前期卻出現了在前近代世界難得一見的人口成長。人們之所以會有江戶時代是一個暗黑時代的印象，主要是因為聚焦於江戶後期的東日本，再加上直接與今日的生活水準相比較所產生的誤解。
　　那麼，這樣的發展是如何產生的呢？第一，是耕地面積的大幅增加。這時期在技術上已經能夠控制大型河川，平原出現後，各藩也投入心力進行拓墾。在古代，耕作地主要是以像大和盆地那樣的地形為中心。另外，就技術層面而言，鐵製農具的普及也很重要，這是因為戰爭的消失造成武器需求銳減的緣故。鐵製農具的普及、古代的稻作導入，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化學肥料的導入，被並列為日本農業三大革新。
　　在商業方面，可以看到伴隨航路沿岸開發而形成的全國市場。米及其他全國的物資被運至大坂（一八六八年左右改稱「大阪」）、進行換金、或是運往江戶，都是得利於航路沿岸的發展。附帶一提，馬休．卡爾布萊斯．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的黑船之所以被理解為不只是幕府、而是日本全體的危機，其中一個原因，正是以航路為媒介所確立的全國大型市場之故。不知道會在哪出沒的那幾艘黑船，威脅了航路沿岸，對於日本經濟整體來說是一大危機。
　　更重要的是教育普及。在江戶前期，識字對武士來說並非理所當然。不過，到了江戶後半期，不識字的武士反倒變成了少數例外。讀得懂文字的人口比率，也就是所謂的識字率（literacy），在幕末的成年男子中約有四○～六○％，成年女子有一○～二○％，這在傳統社會中是令人驚嘆的高水準，即便在今日世界，仍有不少國家未達此數值。教育普及的結果之一，便是文書行政變得可能。因為只要識字率超過一○％，就能夠透過文書有效率地傳遞複雜的內容。
武士的行為準則
　　如此長時期的和平所帶來的另一項重要變化，是領導階層的意識變化。領導者的意識，在政治上發揮著重要的功能。所謂環境，是通過「人的意識」這個濾器後被理解出來的東西，然後再被投置於政治過程中。
　　當時的領導者當然是武士。武士的行為準則（ethos，根基於社會集團，慣習化後的倫理）以「武士道」廣為人知，原本是功名心加上對主君忠誠的一套組合。竭盡心力地效忠主君，在戰場上成就功名，獲得恩賞，然後更加力行忠誠。但問題在於，戰爭消失了，武士因此失去對主君表現忠誠的機會。
　　雖然大多數的武士都成為安居於特權之中的人，但仍是有人在重新思考著武士存在的意義。單方面接受主君的恩寵、失去報恩用的戰場的武士是什麼呢？這樣的武士是一種矛盾的存在嗎？如此一來，一方施予恩寵的認知與一方強調獻身相連結，相互契約式的君臣關係逐漸變化為單方向的君臣關係。
　　具體而言，武士應該做什麼？武士平時的義務、責任又是什麼？提供這些問題解答的是儒學，特別是朱子學的教訓──統治者必須有德望，領導被統治者。仁政安民是統治者責無旁貸的工作。
　　前述的變化也讓武士效忠的對象產生改變。也就是說，武士原本效忠的對象是主君個人；後來的效忠對象則超越了主君個人，轉變為「御家」。過去被視為美德的殉死行為，也被禁止。因為一個有才能的家臣若與主君同生共死，御家的安泰便會出現危機。不僅如此，根據此變化，效忠對象還變成抽象的原理。這一方面雖然降低了效忠的能量，另一方面，卻打開了選擇效忠對象的可能。從幕末到明治，能夠快速將對藩的效忠，轉變為對天皇或對國家的效忠，便是因為有前述效忠對象變化的前提。
　　雖然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不過武士依然是武士，並沒有因此失去身為一名戰士應有的特質。軍事的第一步是正確地認清現狀，掌握敵我雙方的實力（「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此外在軍事上，重要的並不是賦予理論或意義，而是行動本身（「兵貴拙速」）。根據這樣的現實主義或行動主義，武士認為黑船來航首先會造成軍事上的衝擊，因而採取迅速的對應。
　　對比之下，武士以外的階層並沒有出現積極承擔危機的精神。在實力上壓倒性地贏過武士的商人階層，不同於西洋的資產階級（Bourgeoisie），無法擺脫寄生、被動的存在方式。相反地，不少出身自其他階層的人反而忠實地力行武士道理想。澀澤榮一（1840-1931）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從農民出身參加倒幕運動，偶然成為德川慶喜（1837-1913）的側近，明治時期出任政府官員，後來更成為商界第一把交椅。新渡戶稻造（1862-1933）在其《武士道》一書中，敘述武士道始於武士，並擴散到其他階層。就此意義來看，在明治憲法下將國民稱呼為「臣民」，便是一個象徵。這意味著國民同時也是天皇的家臣，亦即將武士的行為準則移植到國民身上，正是明治國家的目標所在。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日本最重要的政治學、歷史學者北岡伸一經典作品，繁體中文版全新翻譯審訂

理解幕府到冷戰，日本近代國家政治的前因後果、研究日本政治史演進必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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