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後記: 一而不統 | 誠品線上

浮生後記: 一而不統

作者 沈君山
出版社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浮生後記: 一而不統:七○年代的保釣運動,影響海內外諸多菁英。四十初度的沈君山於美國接觸到兩岸學界對此一事件的種種論辯,自此啟蒙他的政治理想。一九七三年返國服務後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七○年代的保釣運動,影響海內外諸多菁英。四十初度的沈君山於美國接觸到兩岸學界對此一事件的種種論辯,自此啟蒙他的政治理想。 一九七三年返國服務後,沈君山開始關注兩岸議題,先後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國統會委員等職,並在許多國際會議上,代表台灣奠定與對岸平等對話的基礎。不僅如此,沈君山也為台灣的人權自由貢獻心力,與七○年代黨外人士一同歷經台灣民主化的過程。 一九九九年,沈君山中風,紀政等老友的陪伴與關懷,讓他重獲生機,再度揮灑於所關心的兩岸與族群等領域,人生也開展了另一番境界。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沈君山浙江餘姚人,一九三二年生於南京,一九四九年來台。 一九五五年台大物理系畢業,一九五七年赴美,得馬里蘭大學物理學博士後,先後在普林斯頓大學、太空總署、普渡大學擔任研究工作及任教。七○年代受海外保釣運動的愛國思潮影響,辭去在美國的教職,於一九七三年返台,先後擔任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生命科學院籌備主任委員、人文社會學院籌備主任委員,以及行政院政務委員、中央選舉委員、中研院評議委員、國統會委員、清華大學校長、吳大猷學術基金會董事、新台灣人基金會榮譽董事長等職。 曾獲美國圍棋冠軍、世界橋牌亞軍。著有《尋津集》(遠流出版)、《耕耘歲月》(正中書局出版)、《浮生三記》(九歌出版)、《浮生後記》(天下文化出版)、《浮生再記》(九歌出版)等。 二○○六年四月十八日,中央大學鹿林天文台發現一顆小行星,二○○九年四月九日正式命名為「沈君山」(Shenchunshan,編號202605),以表彰其早年的天文著作激發台灣年輕人進行天文研究的貢獻。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出版者的話序一:起腳再尋浙江潮/張作錦序二:尚思為國戍輪台/張作錦楔子:老病與生死自述成長、返國與清華族群溝通兩岸初期交涉之參與仕途和家庭紀政兩岸早期文摘(一九七○至一九九○)談台灣「革新」一個中國兩個制度的和平競爭一國兩「治」兩岸關係的三個階段與江澤民晤談始末(一九九○至一九九二)晤談機緣第一次晤談第二次晤談第三次晤談回顧中共對台灣的心態和對兩岸關係的幾點建議晤談中提到的幾位先生民主化與兩岸「中華兩岸聯合會」芻議芻議之緣起與結果瓊樓高處看開票(一九九八年)瓊樓高處談開票(二○○二年)施明德懷念盧修一和早期的浩然營港京來去後記

商品規格

書名 / 浮生後記: 一而不統
作者 / 沈君山
簡介 / 浮生後記: 一而不統:七○年代的保釣運動,影響海內外諸多菁英。四十初度的沈君山於美國接觸到兩岸學界對此一事件的種種論辯,自此啟蒙他的政治理想。一九七三年返國服務後
出版社 / 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ISBN10 / 3510945727
EAN / 4713510945728
誠品26碼 / 2681663745002
頁數 / 462
開數 / 25K
注音版 /
裝訂 / S:軟精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級別 / N:無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做我所能,愛我所做」—沈君山
前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教授,
於一九七三年返國服務後,即開始關注兩岸及族群溝通等議題,
本書縮影了數十年來沈君山的生活與理想;
字裏行間流露著才情與至情,令人低迴再三。

試閱文字

自序 : 沈君山(吳大猷學術基金會董事長)
我是在一九九八年從清大退休的。對有些人而言,退休是生命的一個大轉折,是從人生的舞台上退下來了;我的感覺卻只是人生旋轉舞台又轉過了一景。
「退休」是一個現代名詞,中國從前稱之為「致仕」。「仕」是官或公務人員的意思,致仕就是從官場退下來,不再吃皇帝老子的飯了。但是「士」還是士,那個時代,「仕」是士的正途也幾乎是士唯一的專業,讀書人總要到仕途去轉一趟,才算盡了讀聖賢書的本分。致仕則是回到士的本色,是從官場上退下來,但不是從人生舞台退下來,而且在農業社會,士還有他發揮的空間。
現在時代不同,市場經濟下,社會專業劃分得更細、競爭更激烈,形式上個人或者很自由,但壓力的束縛也許更大,無形軌道的限制也許更緊嚴,一旦退休,壓力和束縛忽然都放鬆了,是一個「量子躍變」(Quantum Jump),需要很大的調適。
我的人生經驗較不同,已經經過了兩個大轉折。二十五歲出國是第一次,從台灣到美國,文化上很需要一番調適。但像我們那代的菁英青年一樣,也只有盡力在潮流安排的軌道下向前衝。十六年後,我在四十一歲時回國,是第二春,也是第二個大轉折,變換了軌道,其後又度過二十五年。其間雖然擔任過短期的公職,也參與了很多社會活動,但基本上還是在校園度過,過的是士的生活。從學校退休,有形的責任沒有了,無形的空間也許更大,也可以說人生第三春的開始吧。
在退休前後,與傳媒界的一些資深同仁聊天,都是很久的朋友了,曾被訪問也偶寫專欄,忽然發現自己一下就從青年才俊跳到「走過從前」的見證人了。被半開玩笑的問:「那你以後做什麼呢?」當時的總結是「做我所愛,愛我所做」。後來想想,改了一字,「做我所能,愛我所做」更適當些,雖一字之差,「能」和「愛」,是有距離的。
人退休之後進入老年,有兩個不同方面的忌諱:一是消沉下去,覺得自己是用舊了的,只能做汽車備胎的第五只輪胎,在各種場合都退縮不前;二是絕不服老,對於已經失去或至少已漸褪色的才智、容貌、權力、熱鬧更加眷戀,不願接受現實,逆天而為,所謂老年戒之在得的「得」,大概就是指這種心情。要避開這兩個對自己、對社會都不好的極端,首先要瞭解,並且接受自己當前所「能」,然後量能而為,做自己能做的,自然也能愛自己所做的。
這個想法在當時也只是理論上的思索,覺得實際上自己智力、體力離這需要警惕的境界還遠得很,只是當做一種指導原則,以規劃未來。我選擇了四個範圍:科普寫作、科學教育、兩岸關係和棋橋旅遊——有社會責任,有個人嗜好,在這四個範圍內,量力選擇而為。這樣有大半年,不與世爭,為己能為,愉快自在。
但想不到,真正面臨抉擇「做我所能」的時刻卻提前到來。一九九九年六月,我從雲南麗江做了一次旅遊回來,非常之累,又忙著籌辦吳健雄科學營。六月九日星期四下午主持開會,已經覺得腳很重,提不起來,可是沒有警覺,覺得沒有關係。到星期五晚上還為清大成立科技管理學院的事,和劉炯朗校長及彭中平教務長一齊參加一個應酬,出來時走路已是一拖一拖的了。
自己開車回去,車又停得很遠,拖著腳走到家,一頭的汗,洗了個澡,爬上床。星期六起來,腳沒有輕些,就躺在床上,到下午覺得愈來愈不對勁,太太帶著小孩上陽明山娘家去了,只有打電話給母親,她叫我從前的祕書吳錚女士來看我。她一看就說我中風了,趕快叫了計程車上醫院,到時是晚上六、七點,還能走,是自己拄著雨傘當拐杖走進去的。
那天是週末,大醫生休假去了,一個實習醫生,看了看、扳了扳我的手指,說是中風,但不知是栓塞還是溢血,要觀察,把我往急診室一放,就走了。吳祕書一邊打電話給我太太,一邊跟我說:「趕快找院長或者副院長,你不是都認識嗎?」我正在猶豫,妻已從山上趕到,我們想週六深夜為這點「小事」麻煩人家,也許不必了。因此,那天晚上就單獨在急診室的一個房間的小床上度過。對中風我並不瞭解,但是漸漸的感覺手指、腳趾不聽使喚了,這是很可怕的感覺,是不是就此癱瘓呢!那時開始想今後生死的問題。
到了星期天早晨,手臂不能抬,腳不能動,嘴巴也開始發麻,這才真正開始緊張,趕快去找一位平常認識的副院長,他在十點多趕到,一看就知道是中風,而且慢慢的在惡化,但他不是專家,不敢下診斷。那時已是星期天中午了,趕快去找神經科的醫生,下午四、五點科主任趕來了,匆匆的診斷一下,判斷應該是栓塞,而且確實還在加劇,趕緊打針吃藥,緊急治療。
兩週後病情穩定了,又轉到復健科,準備在這兒住上較長的時間,一方面是復健,一方面是讓自己習慣以後要過的新生活。當時怎樣也想不到,這「新」生活、「舊」生活有這麼大的差別!
在過去「殘障者」對我只是遙遠的名詞,當然有同情,對殘障而奮發向上的,也有適度的尊重,但都是很遙遠的,是和自己不相同也不相關的另一類人。這次卻真正成了殘障界的一員了。醫生告訴我,復健不是復元,不可能完全恢復從前的生活,能恢復幾成,要看中風的輕重和對復健的投入。像我的情形,血管栓塞的時間很長,運動控制神經受創頗重,現在復健只能設法使從前不用的後備神經,活躍起來,作為補救。
總之,以後要適應行動不便的生活,這一點心理上先要接受。其次,中風過的人第二次中風的機率,比沒有中風過的人要高幾倍,我中風的原因是血管硬化,相當嚴重,再次中風的機率更高。追問之下,最後又坦白的告訴我,五年內再度中風的機會大概有一半以上。
台大復健科的病房是在舊大樓的一樓,是日治時代留下來的建築。房子雖舊,挑高頗高,樓外有一個封鎖了的花園,似乎很久沒人進去過了,但還給人一種花木扶疏的感覺。同樓的病友二、三十人,各式各樣病因的都有,中風的占了一半以上,每天見面,久了也漸漸相識。初去時,有一段時間,每天午夜都聽到一聲聲抑制的長嚎,是一位因骨癌把腿鋸去了一半的年輕人,以後還有幾十年活,午夜夢迴在抱怨上天對他的不公。
還有一位長期坐著輪椅的老先生,第三次中風了,被外傭推著,每天下午三時從病房出來,準時到走廊裡,對著窗外的花園,怔怔的發呆,空洞的眼神,不知是看穿了一切,還是看不見一切。
三點正是我出來拄著方圈拐杖練習走路的時候,要從他輪椅旁繞過去,一個多月,天天相見。看護告訴我,這位老先生三年多前第一次中風,出院時還不錯,是拄著拐杖自己一蹓一蹓的走出去;去年第二次中風再來,就不行了;今年第三次中風,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意識也不清楚了。
人生的舞台原是不停的旋轉,一個人要扮演的角色,有時是由不得自己的。但是,不要讓自己太痛苦,也不要對別人太妨礙,這樣最低限的目標,還應是自己可以控制甚至主導的。生老病死,人生必經之途,今天忽然中風,雖始所未料,但看著這位老先生的背影,人是不是一定要走到這樣的地步呢?
我九歲時,母親忽因中風在實驗室去世,我看著她下葬,慢慢的沉到墓穴下去,給我很深的印象。因此,有一段時間我非常怕死,不是怕生命的結束,而是怕一個人孤零零的埋在漆黑的地下,太寂寞、太孤單了,中夜夢醒,還常幻想怎樣到墓裡去陪伴母親。
後來長大,這樣的恐懼漸漸消失,也許是埋藏到下意識裡去了,而知識漸增,從老莊的哲學「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到科學的宇宙論、進化論;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地球的生命不過是太空宇宙間無數生命的滄海一粟;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自然界生生不息有其自然的法則,這樣漸漸形成自己的生死觀:個體的生死不過是群體延續的一個小環節。
像電視節目常有這樣的鏡頭:豹子、老虎這些生命力最旺盛的生物,在受傷衰弱面臨死亡的時候,就自行尋找一個陰涼隱蔽的樹蔭,慢慢踱進去,先是站著,眼神漸漸渙散,然後屈膝蹲下,忽的往地上一躺,眼睛一閉就結束了;在天空盤旋的兀鷹等候已久,在這一刻蜂擁而下,瞬息間只剩一堆骸骨。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雪山盟》(The Snows of Kilimanjaro),一開始就是一隻雪豹的殘骸,在雪山之巔。這些畫境,就像卡通片,中風後我深夜躺在病床上,訓練伸屈不聽使喚的手指時,一張張閃上心頭。
一九七○年代初,我就主持過安樂死的座談。近年來,也寫過一些探討科技對倫理的影響,尤其是生老病死的文章,但那都是從理性出發,超然的學術性討論;這次是切身的問題,主角是唯一的我,而不再是統計中的一個數字。死亡是一切的終結,這個我,沒了就沒了。
如何在老病中以理性的態度邁向和接受死亡,中風以後,開始認真思考,又想到如何實踐的問題,漸漸的歸納出一個個的結論。首先,想清楚什麼時候該接受死亡,然後,如何面對死亡之前的老病。人生許多煩惱都是因為有了抉擇才有,本來生死是一種自然過程,是上天決定的,閻王要人三更死,誰也無法留人到五更;但「人」定勝天後,一切有了改變,三更到五更之間是可以商量的。於是,個人願意忍受多少痛苦,社會願意付出多少代價,就成了一個可以抉擇的價值判斷的問題。
我躺在床上,望著不能如意伸屈的左腳趾,聽著隔壁斷斷續續傳來的嚎哭聲,得出選擇延續生命的三點結論:
一、對自己,不會是一直的痛苦。
二、對家人,不會成為不可忍受的拖累。
三、對社會,不會成為毫無貢獻的負擔。
這樣,活下去才有意義。
後來,把這三點綜合起來,再更具體的寫了一份生命遺囑,成為遺囑的一部分,全文如下:
我,沈君山,一九三二年生,今年六十八歲。鑑於此生已盡了對社會的責任,今後,如何處理個人之生命乃個人之基本權利。在此一原則下,立下此生命遺囑(Living Will)。
一、消極終止:在本人因病或其他原因,進入永久昏迷(permanent unconsciousness)或不可復原之終極狀態(irreversible terminal condition)時,不必以任何人為方式延長生命(例如氣管內插管、體外心臟按壓、急救藥物注射、人工調頻、人工呼吸、鼻管餵食、心臟電擊,或其他救治行為等),應儘量減少痛苦的讓本人自然結束生命,免除痛苦而有尊嚴走完人生。其處理方式在本人無意識判斷時,授權下述被授權人(authorized agent named below)依上述原則執行。
二、積極終止:由於自然或意外原因(例如嚴重中風或車禍),本人腦部或身體受到不可復原之傷害(non-recoverable damage),生命雖或仍可自然維持,但—— 1. 此傷害將使本人之精神及身體陷入長期痛苦之狀態。 2. 此狀態將無法復原。 3. 維持生命對家人及社會將造成沉重之負擔。在上述情形確定時,本人將以積極方式尋求生命之終止,屆時或將尋求被授權人或相關人士做直接或間接之協助。為避免上述人士擔負道義上或法律上之責任,於此授權被授權人得在上述假設情況發生時,以積極或消極之方式協助本人終止生命,有尊嚴的走完人生。
三、在立此遺囑時,見報載荷蘭已在討論立法通過安樂死,其條件與本遺囑所述相似,惟無法忍受之痛苦僅限肉體方面,本人則認為應包括精神方面,但必須是因老化或傷病已陷入長期精神痛苦,且無法復原之狀態。本人瞭解目前在我國(台灣)尚無積極終止生命之立法,故(二)僅為原則性之敘述,在被授權人協助本人合法方式尋(二)之實踐時(例如出國至有積極安樂死立法之國家)免除其道義上及法律上之責任。
決心用文字寫下其法律效力的生命遺囑,起因是在醫院病房親睹吳大猷先生一段生死的經歷。
吳先生是我國學界前輩,中國現代物理的引進者和啟蒙者,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師。他於一九九五年八十八歲時從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引退,一九九九年因心臟病發住院。那時他已九十一歲,各方面都已經很虛弱,入院之初一度瀕危。他曾經表示不要人為急救,但醫師的天職是挽回生命,在沒有清楚的表達下,還是努力救了回來,而以後吳先生就沒有機會再做這樣的表示了。
六月中,我中風住院時,病房在十五樓,而他的病房在十四樓,就常去拜望他。吳先生腦筋還很清楚,但已愈來愈難表達,靠了維生系統維持。他後來完全不能與外界溝通,只有熱愛他的義女呤之每天照顧,為之憔悴不堪。吳先生在次年三月去世,去世前幾天還不慎把舌頭咬下一塊,想是十分痛苦。
我在台大醫院一直住到七月底,後來回到新竹繼續居家復健,每週去醫院一、兩次,檢查病情,有機會仍去探望吳先生,看到他逐漸的陷入完全無知無助的狀態,受到很大的痛苦,每次都令我震撼。想到物理學家派易士(Pais)在他的名著《愛因斯坦科學傳記》描寫愛因斯坦接受死亡的一段:「愛氏在晚年知道患了腫瘤,他告訴醫師不要為他開刀打點滴,他說他已經做完該做的事,要尊嚴的離開,用人為的方法來延續生命是沒有格調的。他問醫師,會不會是很痛苦的死亡,醫師告訴他會有點痛,但很快會過去,愛氏安心了,繼續做他的統一場論計算。他在睡夢中去世,病床邊的小几上仍攤著未完成的計算。」
派易士的這本書,吳先生是極喜愛的,也不止一次的向我提起,要我細讀。愛因斯坦的天才,凡人不可及;但他對死亡的態度和接受死亡的過程,是凡人可以做到的。吳先生一生浸沉科學,是極理性的人,一定也想效法愛氏處理自己的生死;但竟不能如願,拖延了很久,自己和親人都忍受了很大的痛苦,才走到終點。我每念及此,為之痛惜不已,也引起我的反思。
人定勝天的境界是人類一直嚮往的,但是真正到了這一步,實在是很可怕的。能力超越智慧時,如何用有限的智慧去運作無限的能力呢?對於生死,現在當然還不能完全主宰,但可以規劃了,可以有限的延長,也可以不要延長。科技進步又進步,但科技總還應是為人服務,不是人為科技服務;人還應是科技的主人,不是科技變成人的主人。生死者,人的終極大事。有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寄托於來生再世;但那終究是未可知的,能真這樣相信是福氣。
但在此世,這最後的一段時刻是實在的,是人作為自身主人最後實踐自己的自由意願的時刻,但那時是如此虛弱。「生命延續得愈久愈好」,這傳統的價值觀已經根深柢固,在前科技時代或許是正確的,因為上天自然會為個體生命劃下一條線;在後科技時代,人必須要自己做主,這一條線該劃在哪裡,必須在神智清明時先期規劃,否則時機一瞬即逝,怎樣透徹的理念也無法實踐,自己還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人。
因此,再三斟酌,寫下了這一份生命遺囑,後來成為法律文字,能不能真的實踐,當然尚未可知,但至少已盡其在我了。
死之事有了一個交代,心裡放下一個負擔,可以回過來心境寧靜的規劃如何生了。當然,還是「做我所能,愛我所做」,只是中風大大的縮小了「能」的範圍,需要重新規範。
在對社會仍有點貢獻方面,科學普及教育還是最適合我的。為《聯合報》遍訪大師寫科技專欄當然只得中止,但科學營還可以繼續辦下去,只是受限在推動籌劃方面。至於自娛晚景,遊山玩水,呼朋喚友,雖不完全放棄,但卻是有所局限,獨自旅行很不方便。棋橋還是可以的,不便參加大比賽了,但在網路上與人爭鋒,別有樂趣。網路上有一個個的棋站、橋站,棋友和橋友們繳費註冊後,就可以上網,與網上的棋友通過網路交鋒,勝負都被網站記錄下來。
很快,每位棋友、橋友就有一定的位階,可以互相選擇適當的對手。我初上去的時候用了假名,因為技藝已比過去退步很多,不希望人知,但還是很快被認出來,和年齡與輩分都差很多的網友對壘,偶被嘲笑「你是真的沈君山嗎?」習慣了也就無所謂。
在新竹休養了兩、三個月,病情漸漸穩定下來之後,親友一直勸我除了西醫之外,也應看中醫。我算是中強度中風,要較長期的復健,能住院當然最好。大陸一般認為是中醫水準較高的地方,於是經朋友幫忙,在一九九九年的九月到北京住進了一般人稱之為「三○一」,但正式名字叫「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一住住了近兩個月。
「三○一」是一個頗具歷史性的醫院,從前只限軍方高幹就醫,現在開放了,有點像台北的榮總。我住在一般稱之為「老將軍樓」的南八科病房。文革的時候,軍隊的醫院也有避風港的作用,陳毅、葉劍英等元帥大將都在這兒住過,後來鄧小平也在三樓的一個套間去世,現在除了門油漆得比較亮滑外,和一般病房並無兩樣,房子平常空著,門上有一個牌子。我住進去的時候,這座將軍樓還沒有完全開放。我的病房在南翼的二樓,復健爬樓梯,有時就以北翼三樓的鄧室為終點,走八百步路,摸一下門,再轉身回來。對著這樣一位曾經扭轉了十億人命運的歷史巨人,人生的終點站如此儉樸平凡,每次到站,每次勾起百般感慨。
將軍樓是形如口字,但缺了一邊的洋房,中間還有個有噴水池的花園,水池早已乾枯,只餘殘荷枯葉;但園裡雜花生樹,依然生機盎然。北京的秋陽,和煦溫暖,迥異於它夏天的酷烈或者冬天的無力,所以初去的時候,還有不少病人,有的坐著輪椅,有的扶著拐杖,到園子來分享這秋陽的溫暖。見面次數多了,也多點頭打招呼,偶而交談兩句,照例不去打聽對方來歷。但你若有興趣,護士小姐會有一籮筐的話告訴你,一樣藍色平凡的病服後面,各有不平凡也不一樣的經歷。
這幾年來,改革開放——實際上就是「走資」——的浪潮席捲中國,但是就有些礁石孤嶼,這兒那兒的挺立在浪頭上,多少保留原來社會主義的面貌,不肯全然低頭,「三○一」就是一個例子,尤其它原是軍隊醫院,解放軍過去在社會上是有特殊地位的,這些年來是大大的低落了。「三○一」受了影響,過去的特權減少不少,軍管的色彩卻依然殘留。
我初去的時候,因為是第一個台灣去的病人,又是中風初期,被列為一級護理,掛了紅牌。南八科病房原則上把病人按病情分為三級:一級是最嚴格的,不得外出,無看護或家屬照顧不得下床;其次是二級,掛藍牌,外出要大夫批准;再其次是常規,掛綠牌,護士長點頭就可外出了。我住了一個月,才從一級升為二級。
我是從台灣去的,是「台胞」,因此開始是比照外賓收費,這就鬧了個小風波,在我給朋友報平安的信上,把這風波做這樣的描述:
在花園散步曬太陽時,常遇到病友點頭為禮,熟後也偶聊天。有一位老將軍,不知姓氏,只知道「援朝」、「懲越」之戰都曾參加,愛國情緒特別強。知道我從台灣來,常抒發他的民族感情,大半時候我就聽著,偶做解釋。他對「兩國論」當然特別反感,常刺刺不休。一天我收到醫院伙食賬單,一百元人民幣一天,同舍的只有二十三元一天,原來內外有別,我們台胞外賓,比照美國人,收得貴,據說可點特別的菜。
我把這事向老將軍講了,我說:「我們只是說說,你們卻在實踐兩國論。」他聽了臉色鐵青,默不作聲。但是,第二天醫院的伙食總務就來向我解釋,最後加收二元,二十五元一天。我去謝謝老將軍,他一聽還是多了二元,仍不以為然。我怕再多事,趕快向他解釋,這就是一國兩制,可以了。無論如何,這樣一來,我的醫療費用將比同大陸同胞,要便宜好多,兩國論的風波有這點實效,想像不到!
還有一次,我初到三○一時,楊振寧先生來探病,陪同來的還有《中國時報》的江才健,大概衣著隨便了些,在門口被門房小姐擋了駕,後來打電話驚動醫院一位大牌醫生(就是後來SARS 時頂頂大名的蔣彥永),才能進來。此後這位門房小姐大概挨了訓斥,見到我就板著臉,我試著修好(門房是一個重要職位)。
我說:「那天來的楊先生是我很尊敬的一位年長朋友。」
她說:「誰知道你的台灣朋友是什麼人?」
「楊先生不能算『台灣』朋友。不過,你知道哪些台灣人呢?」
她說:「兩個。一個好人,一個壞人。」
「哦?誰是好人?誰是壞人?」
「壞人」是誰?猜猜就知道,是大陸官方電視台天天宣傳抹黑的當時的台灣領導;好人呢?她說是張惠妹。
「張惠妹是誰?」我真的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就是阿妹呀!」她對我的無知大為驚訝,就給我上了課「阿妹學」。原來,阿妹才去北京表演了一場秀,座位萬人的大體育場,從場內到門口,擠得滿滿的,風靡大陸的青少年,尤其是小姑娘們,不但迷她,而且認同她。 後來,我把此事給楊先生說了,楊先生說他在東北已有過類似的經驗。他和某歌星同機,下機後歌星前呼後擁的坐加長轎車而去;楊先生的場面雖然冷清些,也有加長轎車來接。同機旅客乃耳語相問:「那位先生是唱什麼歌的?」
我聽了加以評論,諾貝爾獎得主不如歌星未必是壞現象。首先,大陸,至少大陸的都市,已進入「美式民主初階段」,價值多元化了。其次,阿妹現象表示,雖然兩岸中年以上一代,價值觀有所差異;年輕一代,尤其基層,卻是相通的。
我是一九九九年九月下旬入三○一醫院的,在醫院裡住了兩個月。十一月下旬的一個下午,和同樓的醫生、病友告別後,我便去向三樓鄧的病室道別,因為第二天就要出院回台灣去了。兩個月來,每天復健散步,從二樓到三樓來回三次的向此室報到。就好像游泳比賽時,游到泳池對面,用手碰一下,這一圈才算完成了。而今,此一歸去,不知何時再來。
面對兩個月來朝夕報到的此室,不勝感慨,若不中風,怎樣也不會有這樣的際遇。鄧一生三次大起大落,歷盡風波,看透世事,中年之後,成為徹頭徹尾的唯「抓」主義者——黑貓、白貓,「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年逾古稀,忽然的大權在握,「蒼茫大地,我主沉浮」,但面臨的卻是一個毛澤東遺留下來前未有過的爛攤子。如何去抓住老鼠,唯有摸著石頭過河,從不弄翻這個攤子。
但一切實事求是的基本立場出發,制定了兩條路線:建國方面取所謂「改革開放」;統一方面取所謂「一國兩制」。數十年建國的實踐,檢驗了真理:毛澤東使中國人民翻了個身,卻沒能讓她站起來;改革開放讓她站了起來,卻又把不在少數的人壓到腳下,而這不在少數的人,又正是社會主義理論上最應該照顧的。
江澤民蕭規曹隨,在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中,揹著共產體制的外殼過河,一步一摸索。到今天,中國不但沒有像蘇聯東歐的分崩離析,在世界上甚至更有地位,他日地下再見鄧小平,說一聲「不負所托」,當之無愧。但人總是受限於歷史條件的,真的要渡到彼岸,還要待第五代以後的「新中國人」重新摸索。
至於一國兩制,平心而論,站在中共的立場,若不是鄧小平的眼光及務實的心態,在當時還不容易公開的提出來。但問題不在兩制,而在一國。若像古代,普天之下,莫非皇民,率海之濱,莫非皇土,中國就是天下,那一國兩制,實在是非常開明的政策。但現在中國已不是天下,台灣的問題,既要從歷史眼光看,也要從世界潮流看。
試問,今天全世界除了北京以外,有哪一個國家願見中國統一?美日尤其不願意,中國愈強愈不願意。你以為咬住一個中國,就是甕中捉鱉(或者好聽點說網中捉鳥),台灣怎樣也跑不出去,他們卻讓你骨骾在喉,既不讓你吞下來,又不讓你吐出來,維持現狀,和平解決,卻不斷的軍售訂約,兩岸的中國人,付出了多少代價!
瞻望未來,如何解決這個棘手的問題?一個中國的原則不能變,但中央集權的國家形式,或者可以與時俱進吧。統一的目標不能動搖,但統一的方式應可研究,一國兩「治」也可以作為統一過程中的一個過渡的形式吧。
我慢慢的從鄰室一步一躓的拐回二樓的己室,望著樓下已經衰敗枯萎了的花園,有多少歷史上的大事,曾在此啟蒙,在此醞釀,心中浪潮起伏。
三十年前,我因為釣魚台運動的衝激,而開始思考國事,而提出「革新保台,一國兩治,志願統一」的看法,而決定回國,那時鄧還下放在江西的工廠做工呢。三十年光陰如大江東去,「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猶爭造物功」(陸游〈幽居夏日〉)只是詩人的期望,是違反自然律的﹔「形骸已與流年老,詩句難爭造物功」才是真實的。中風終究是一個人生的大轉折點,我明天從這兒走出去,體力、精力日見退化,是肯定的事。
我對實際政治既乏興趣,又無能為力,但三十年來,也是一貫堅持,也是因緣際會,在兩岸關係上,問津尋津,也有一些看法,一些際遇,一些影響。待時機適合,還是應該把它整理出來。作為真正的《浮生後記》,回到自己病房時,已暗暗的下了決心。
回台之後,篩選那一段時期與兩岸有關的論述對話,再始之以此為主之自述,成為本書。

試閱文字

內文 : 施明德
我第一次認識施明德,是一九八○年初美麗島軍法大審時。高雄事件後,他逃匿多時,後來成為台中市長的張溫鷹還幫他易過容,最後隔了幾個月才在一間閣樓上被抓到,那段時間報紙每天都登他的消息,給人一種汪洋大盜的印象。
所以他出庭那天,我們旁聽觀審的都抱著興奮好奇的心理,果然他搖啊搖的、自在的走進來,一點也不在乎的樣子,而且當庭和自己的律師爭辯起來,異峰突起,真是絕無冷場。
法庭上向來敵我陣營分明,被告絕對是與自己的辯護律師合作無間、共同「禦敵」,沒聽說過有被告和自己的律師當庭對吵這種突兀場面的。
當時這樣的罪名相當嚴重,是戒嚴法中的所謂「二條一」,定罪後是唯一死刑。但施明德居然完全不否認,而且還順著法官,頗為自得的說:「沒錯,我是,我主張合法顛覆政府!」面對施明德的脫稿演出,坐在後方的辯護律師鄭勝助(施明德當時有兩位辯護律師,一位是鄭勝助,另一位是尤清)嚇了一大跳,當場連忙澄清:「法官,他沒有顛覆啦!他沒有要顛覆政府!」兩人相吵的原因是施明德的一句用詞,充滿肅殺氣氛的法庭上,法官問施明德是否意圖「顛覆政府」?
沒想到施明德卻毫不領情,而且還愈說愈高昂:「民主國家都有合法顛覆政府的制度,例如美國就是每四年顛覆一次……。」他繼續堅持自己的確在「顛覆政府」,還引經據典力陳合法顛覆政府之合理必要。
鄭律師怎麼想也想不到,居然有人會自己替自己套上罪名,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的他,只能急得頻頻否認施的話:「你沒有顛覆!你這樣不叫顛覆……」兩人當場槓上。律師強調法律上顛覆就是顛覆,沒有什麼合法顛覆、非法顛覆的,但施明德依舊堅持自己的說法沒錯,民主政治就允許合法顛覆。
後來,他被判了無期徒刑。原來是死刑的,是蔣經國諮詢了多位人士,才手下留情,這段經過,我從側面有相當瞭解,但也沒有再私下見過他。直到九○年代中,他成立了一個基金會,做美麗島口述歷史的工作,我也是受訪者之一,因此,和他又多了些認識。結束時他請大家吃飯,席間,有人打趣提起傳聞中他對交女友的「三不」政策,他坦率的承認開玩笑說過「不主動、不拒絕」,最後的「不負責」卻是別人加的。
又有人問他,接下來有什麼規畫,他想了一下,答案出人意表:「討個老婆好養老!」我聽了打趣向他分析:「那你是有目的的,有目的就要有手段,革命和追老婆都一樣,你這樣不主動、不拒絕,更明言不負責,誰願意幫你養老?你一定失敗!」
他聽了哈哈大笑,瀟灑自在,一點也不在乎。
不久以前和他有一次認真的長談,那是在二○○二年初。先前他競選立法委員,在報上讀到他有意扮演「和解者」的消息,後來落選,我就去他住的地方看他,首先談到和解,今天的台灣社會太需要和解了。
人類社會總有不同的族群、階級,不是東風壓到西風,就是西風壓到東風。當一個社會少數族群處於政治優勢,多數族群處於劣勢,這是不公正的,多數族群會感到「不平」,但不會感到「不安」,因為他自知屬於多數,不會被「邊緣化」,因此不會有危機感,尤其若是一個現代文明社會,一定會逐漸和平演變到平衡的地步。所以那是穩定的不平衡。
二十年前的台灣社會,就是這樣。現在情形變了,多數族群上台了,少數族群有了被邊緣化的危機感,儘管這危機感可能只是心理的,在正常情形下,很快就會穩定下來。但台灣的情形很特殊,有個不穩定的兩岸關係的大環境,在兩岸關係不穩定的大環境下,這種「不安」的心理使島內產生不必要的緊張。
其實,兩岸間所謂「一個中國」的緊張,其緣由也很相似,南北韓、東西德這些同一民族的分裂國家,都竭力走向統一,兩岸的情形卻不一樣,為什麼呢?
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兩岸大小強弱懸殊,一旦合併在一起,台灣會被地方化、邊緣化,而在大陸中央專政的體制下,台灣一點保障也沒有。因此,就台灣內部而言,台灣人是多數族群,外省人(尤其第一代、第二代的)有危機感;就大中國而言,大陸人是更多數族群,台灣人有更強的危機感。
無論如何,台灣社會目前很需要一個大家能信賴的政治家,來扮演和解的角色。我很坦白的對施明德說,不論他的歷史背景、出身成分、寬容的個性、宏觀的見識,在在都使他具有領導和解工作的最佳條件。但是要做一個和解者,就或者是自己擁有權力、或者是能為有權力者接受;但要為權力者接受信任,就不能做一個權力者的競爭人,這兩者角色是矛盾的。
所以我說,或許他應該首先尋求和陳水扁和解,然後再努力成為台灣的和解者。當然,我這些都是書生之見,權力場上絕非如此,而且也強人所難,他聽了,只是有點無奈的說:陳水扁和我關係不行的……。
我曾對陳文茜說過,施明德可能在坐牢時是最快樂的,因為那時有座牢獄的牆,這座牆把他跟社會隔絕,但也把社會跟他隔絕,把他給保護起來。他只需要堅持他的理念,勇敢的面對權力,不需要管理俗務,不需要精明的面對現實。陳文茜形容施明德面臨了出獄前後不同的社會型態所以困惑:坐牢前,他處的是一個革命理想家年代;出獄後,他面臨的卻是一個屬於庸俗政客的社會。我想,不只是時代的不同,也由於他扮演角色的轉換。
我和施明德當然不是很熟,但是從美麗島軍法大審到台北市的促膝長談,前後二十餘年,讓我深深感受到他不變的兩點:率性和傲慢。不是對卑微者率性傲慢,而是對權力者傲慢,國民黨時代如此,民進黨當政後也如此。這種對權力的傲慢和率性,作為革命理想家年代的點火者,是個英雄;到民主年代庸俗政客的競爭場合,卻必然成為失落者。現在台灣社會已經走完革命的年代,施明德需要調適。社會在經歷一場革命時,播種者和最後的收割者往往不是同一批人;兩者也許在激烈的革命過程當中偶然交錯、重疊,但隨後,播種者上斷頭台,收割者俯身拾起稻穗。
因為播種者和收割者天生個性截然不同。播種者具有理想、勇於犧牲,革命的火花得由他們點起;收割者的個性經常是務實、功利、精於計算,就像律師的性格。律師的目的就是勝訴,甚至不擇手段的勝訴,律師絕對不會犧牲自己。我前面提到美麗島大審時施明德和那位律師吵架,就是個例子,施明德為了表達理念,不惜被判重刑,然而律師卻必須斤斤計較所謂顛覆政府在法律上的定義。接下來,施明德鋃鐺入獄,律師接下政治鬥爭的火炬;然後,他又很「不幸」的從牢中被放出來。當他滿懷期待踏出牢房,迎接他的卻是一個已經變了調的社會。所以,並不自我調適的這群播種者將會永遠充滿了困惑。
摘自《浮生後記》

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