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紀行 | 誠品線上

街道をゆく: 台灣紀行

作者 司馬遼太郎
出版社 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台灣紀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出版的台灣專書中最重要的一本。司馬遼太郎給予台灣總統無比高的評價,毫無疑問為二十一世紀的台日關係定下了調子。光因為這一點,就有足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一面想著台灣史的一個片段, 一面思索這個國家的將來…… 日本國民作家司馬遼太郎,他來到台灣。 一九九三與九四年,兩度踏上這塊土地,他滿懷理性與感性,閱讀這個島的魅力。 從歷史的經緯,他前進幾個世紀,釐清流民之島的身世脈絡; 從國家文明的概念,他對台灣產生愛和危機感; 從一個日本人的身分,他被質問「為什麼丟棄台灣?」 他以俯瞰的角度,寫出那個年代青年的青春氣盛,無奈焦慮和矛盾; 以精準的觀察,在台北小巷,在花蓮太魯閣,在嘉義,在基隆,在日月潭……述說鄉愁的眼淚,法的甦醒,愛的書簡。 以場所的悲哀,與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對談,在歷史關鍵,珍貴透析島民的核心價值。 台灣紀行,是一場溫柔追問認同之路的漫步;是給予我們必然重生繁盛的祝福之旅。 許多遺忘的歷史,像一頂品格高貴的冠冕,由司馬遼太郎為我們戴上,讓我們找到純正良善的自信,熱淚盈眶。 ★★★本書收錄★★★ 李登輝、司馬遼太郎對談〈生在台灣的悲哀〉 本書特色: 這個國家的前途,沒有不樂觀的道理。 在這座小島上,眾多的人們勤奮工作,積起了世界多數的財富, 如果還會遭遇不良的命運,那麼製造這種不良命運的根源者, 無可置疑,必將遭到上天的懲罰。__司馬遼太郎 1.本書是遊記也像是隨筆,深入閱讀,一層層剝開台灣史中的政治、經濟、人文等議題。 2.司馬遼太郎用小說家獨有的人文筆觸,勾勒出當時台灣人的個性與情緒。 3.細膩刻劃重要卻被忽略的史實人物,例如葉盛吉、柯旗化、沈乃霖等人的故事。 4.作者對時局有敏銳觀察,台灣人閱讀本書,是重新認識這片土地,同時有被理解的心情。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出版的台灣專書中最重要的一本。 司馬遼太郎給予台灣總統無比高的評價,毫無疑問為二十一世紀的台日關係定下了調子。 光因為這一點,就有足夠的理由被後人一代一代地看下去吧。______作家 新井一二三 不僅是回首來時路的提醒,更是走向未來的感召。 此刻重新出版《台灣紀行》,不光是歷史經典的復刻,更提醒台灣國人,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不限於政治清明與經濟發展,更要建立台灣人的歷史觀與文化,全面打造新文明國家。______作家 沈榮欽 對一個台灣讀者來說,這本隨筆的知識含量和思想挑戰, 即使不至於從頭重塑個人的世界觀,也足以開展理解這座島嶼的另一種視野。______廣播人/作家 馬世芳 當田中準造先生走出戰後完全改觀的新營車站,蹲在地上淚流不止時, 雖然車站已不復他記憶中⋯⋯但人與土地和場所的情感連結,只要還有記憶傳承,就不會輕易消散。______建築文資工作者 凌宗魁 司馬遼太郎是梭遊歷史、參透人心、以文字汲取人性高貴品質的重量級作家。______作家 藍麗娟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司馬遼太郎 司馬遼太郎 (1923-1996) 一九二三年生於大阪,大阪外語學院蒙古語系畢業,本名福田定一,筆名取自在文學方面「遠不及司馬遷」的意思。 一九六○年以忍者小說《梟之城》獲直木賞,六六年以《龍馬行》《盜國物語》贏得菊池寬賞,之後幾乎年年受各大獎肯定,並獲頒文化勳章。六一年辭去記者工作,成為專職作家。擅長以寫江戶末期,幕府時代背景的歷史小說聞名,司馬遼太郎是日本最受歡迎的大眾文學巨匠,主要作品有《龍馬行》《新選組血風錄》《幕末──十二則暗殺風雲錄》《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宛如飛翔》《豐臣一族》等著作(台灣遠流出版)。他的作品長期被改編為電視劇或電影,歷久不衰。 一九九六年病逝後,著作已編纂為【司馬遼太郎全集】(全68卷),二○○一年十一月司馬遼太郎紀念館開館,委託名建築師安藤忠雄操刀設計。 「街道漫步」全系列四十三本,《台灣紀行》是第四十本,可以說是司馬遼太郎傳達給日本讀者關於台灣訊息一次最具代表性的書寫,一九九七年在日出版,至今已經經過二十五年,絕版多年,現在繁體版由大田重新改裝上市,絕對是台灣讀者不可不讀,不可不收藏的經典之書。 李金松 李金松 台灣台中人。一九三九年次,台中高工畢業。現任職於台灣北區電信管理局。「台灣日本語文研究學會」、「中華民國翻譯學研究會」會員。公餘從事日語教學、日語口譯、筆譯等工作。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流民與榮光 019 葉盛吉傳 028 長老 038 高低不平的騎樓 048 歷史的回聲 059 兩艘船 070 李登輝先生 082 續‧李登輝先生 092 南方的俳句詩人們 104 老台北 116 馬的寓言 128 兒玉‧後藤‧新渡戶 139 吃潛水艇的故事 152 客家人 163 招牌 173 魂魄 185 沈乃霖醫師 197 伊澤修二的傳人 208 海之城 219 海獠的好漢 230 八田與一的遺愛 241 珊瑚潭畔 251 鬼 261 山川草木 272 嘉義所思所想 283 山中老人 292 日本輪來相迎 303 浦島太郎族 313 大恐慌與動亂 322 寓意的文化 333 原住民的怒吼 343 大野先生 352 千金小姐 363 花蓮的小石子 374 太魯閣的雨 385 對談‧生在台灣的悲哀——李登輝‧司馬遼太郎 397

商品規格

書名 / 台灣紀行
作者 / 司馬遼太郎
簡介 / 台灣紀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出版的台灣專書中最重要的一本。司馬遼太郎給予台灣總統無比高的評價,毫無疑問為二十一世紀的台日關係定下了調子。光因為這一點,就有足
出版社 / 知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9789861796451
ISBN10 / 9861796452
EAN / 9789861796451
誠品26碼 / 2682047267004
語言 / 中文 繁體
尺寸 / 21X14.8X2.8CM
裝訂 / 平裝
頁數 / 416
級別 /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台灣紀行,是一場溫柔追問認同之路的漫步;是給予我們必然重生繁盛的祝福之旅。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一》

台日歷史上的金字塔|作家 新井一二三

司馬遼太郎寫的《台灣紀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出版的台灣專書中最重要的一本。
一九九三年,著名作家司馬遼太郎(一九二三~一九九六)在旅日台裔作家陳舜臣的推薦下去台灣,分兩次完成了環島。他從一九七○年代開始,長期在《週刊朝日》雜誌上連載題為《街道漫步》的系列紀行。《台灣紀行》則從同年七月到第二年三月花九個月刊登出來。然後,九四年五月,司馬跟李登輝總統的對談「生在台灣的悲哀」又分兩次在同一份週刊上發表。十一月出版的單行本亦收錄對談,成為《街道漫步》系列的第四十本。
當時,台灣解嚴、李登輝當上總統後才五年多。廣大日本社會對台灣發生的巨大變化還沒有真正注意到。以博覽強記聞名的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對台灣現狀的認識都相當有限。他自己在書中就寫道:為《街道漫步》系列採訪,除了日本各地以外,還去了蒙古、中國、葡萄牙、愛爾蘭、荷蘭等地,但是從來沒有請當地日本記者幫忙;《台灣紀行》是唯一的例外,從一開始就由產經新聞駐台北的吉田特派員協助。否則他會心不踏實的。
第一次去台灣回來後,司馬集中閱讀一大堆關於台灣的書,其中包括史明寫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之前跟李登輝見面時,他還驕傲地說過:「本人住在日本(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書籍文化大國)」所以不會缺少資料。然而,當年日本,就是沒有多少書詳細介紹一九四五年以後,白色恐怖時期的台灣社會到底處於什麼樣的狀態,以及後來如何轉變成民主體制的。本書開頭一直談古早歷史,遲遲不進入紀行的原因就在這兒。
再說,在《台灣紀行》的旅途上,司馬遼太郎接觸到的台灣人,除了一批研究生以外,幾乎清一色是受過日本教育,仍會說日語的台灣本省老一輩以及原住民族。至於說中國話的外省人,在整本《台灣紀行》中,似乎不曾出現。
儘管如此,這本《台灣紀行》後來成為二戰後台日歷史上最重要的一本書,是因為收錄了跟李登輝總統的對談「生在台灣的悲哀」。據李登輝說,這題目是他夫人提出來的。兩位都在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出生長大受教育,後來在國民黨治下熬過了漫長的白色恐怖時期,還好能在民主自由的台灣度過晚年,可是回顧自己過來的人生道路,不能不感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
這次大田出版社要重新刊行《台灣紀行》,我相隔約三十年從頭到尾再看一遍,就發現後來在日台之間的互相交流上,經常出現的幾個議題,都在這本書中已經被指出來:灣生、「嘉農」、八田與一、霧社事件。直到《台灣紀行》問世,戰後一代日本人都沒有聽說過這些的。畢竟,日本是在太平洋戰爭中失敗而失去了海外領土的,在戰後的語境裡,殖民統治就是犯罪、是前科,原統治者沒有資格公然提及被奪去的原殖民地台灣。
司馬遼太郎第二次去台灣的時候,在台東訪問了原「嘉農」選手上松耕一(陳耕元)的遺孀和遺子,即後來的台東縣長陳建年。在訪談中,陳夫人用端正的日語問司馬:日本為何放棄了台灣?司馬寫:對方是美女,看似心中有怨忿,叫人無意間心悸。當時七十歲的日本作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才是,於是保持沉默。陳夫人雙眼盯住他再問:日本為什麼放棄了台灣?對於那一道問題的答案,我們得等到十五年後的二○○八年,在魏德聖導演拍的《海角七號》中,日本歌手中孝介飾演的日治時代老師在航往日本的遣返船甲板上寫給台灣女子說:不是放棄的,而是哭著離別的。
《台灣紀行》問世後不到兩年,司馬遼太郎在寫《街道漫步》第四十三部《濃尾參州記》時忽然吐血,因腹部大動脈瘤破裂去世,享年七十二。他在「生在台灣的悲哀」的前言中,把李登輝形容為「全世界最有教養,對名利最淡泊的元首」。日本人俗稱「國民作家」的司馬遼太郎,給予台灣總統無比高的評價,毫無疑問為二十一世紀的台日關係定下了調子。光因為這一點,《台灣紀行》就有足夠的理由被後人一代一代地看下去吧。

《推薦序二》

讓我們一起走向未來文明的備忘錄|作家 沈榮欽

《台灣紀行》是司馬遼太郎《街道漫步》系列第四十集,距離中文版首次在台問世已經二十六年,但出版引發的震撼,至今仍迴盪在東亞諸國。
一九九五年《台灣紀行》初版時,中國人口為台灣的五十六倍,但國民生產總值僅為台灣的二點六倍;中國人均所得不過六百零九美元,僅有台灣人均一萬三千一百一十九美元的百分之四點六。中國經濟已經從八九年天安門事件的陰影中走出,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十點九,但是台灣也有傲視同等收入國家的百分之六點五,完全並不遜色。全球剛自九○年代起的下滑經濟中復甦,世人普遍樂觀,即使連年受到經濟衰退影響的東歐與俄羅斯,也開始對未來滿懷期待。九○年代的不景氣對台灣的影響甚微,仍以年均百分之七以上的速度成長,薪資伴隨經濟成長而高升,市面財經雜誌的預測清一色高度樂觀,台灣人對未來充滿希望。
與經濟榮景相對的,則是兩岸關係的變化與社會的不安。一九九四年商周文化出版新黨作家鄭浪平的《一九九五閏八月》,預言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於一九九五年武力進犯台灣,成為當時最暢銷的書籍,儘管內容並不正確,但是卻反映出台灣人民對中國軍事犯台根深蒂固的恐懼,即使是穿鑿附會的謠言,也能夠在社會上引發軒然大波。台灣人在享受經濟繁榮果實的同時,內心仍隱隱對外來威脅感到不安,進而對腳下的土地產生徬徨。
一九九四年在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發生千島湖慘案,載滿台灣旅客的「海瑞號」觀光船遭到三名劫匪搶劫縱火殺人,船上二十四名台灣觀光客與八名中國船員均遭殺害。中國第一時間以「火災」企圖掩蓋的態度引發台灣不滿,由於兩岸對於刑事案件、新聞自由與政治態度的差異,引發了各種衝突。總統李登輝嚴詞批評中共政權「不講道理」,處理行徑猶如「土匪」,既「不負責任也對不起人民」,缺乏「主權在民」的觀念。
千島湖慘案成為兩岸關係的轉捩點,事發之後,根據「政大選舉研究中心」隔年的調查,台灣民眾認同自己為「台灣人」的比例首度超越「中國人」認同,此後兩者差距逐漸擴大,再也無法回復。
一九九五年李登輝總統訪問母校康乃爾大學,並演講「民之所欲,常在我心」,成為首位出訪美國的總統,在國際獲得高度評價,並贏得隨後的總統大選,但也成為一九九六年中國飛彈演習,造成台海危機的原因之一。
明白乎此,便不難理解為何當時司馬遼太郎出版的《台灣紀行》受到如此廣大的矚目。李登輝在書中與司馬遼太郎對談〈生在台灣的悲哀〉,觸及台灣最敏感的地位問題,這或許是戰後台灣首度有元首完全以台灣視角發言,李登輝不僅以〈出埃及記〉暗喻要帶領台灣人建立新時代,更以國民黨主席身分觸及國民黨是「外來政權」等敏感話題。但是李登輝的視野不止於此,他清楚指出「中國」一詞的曖昧性,以及台灣種族文化的異質和豐富性,為建立新文明國家的基礎。
李登輝波瀾壯闊的發言,對於當時國民黨與新黨的權貴與保守派,無異於晴天霹靂。面對千島湖事件後,台灣人首度超越中國人認同的處境,加上即將舉行的首次民選總統,象徵著從中國來的權貴基礎的「法統」也將隨之而去,這些人產生空前的危機感,趙少康在一九九四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更是狂熱地販賣「中華民國亡國論」;在這種背景下,《台灣紀行》的發行立刻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它是各種力量交會的象徵,新舊時代交替的符號,在生機勃勃的台灣,它暗喻著未來無限的可能。
司馬遼太郎於一九九三與一九九四年來台灣為《台灣紀行》採訪時,正好捕捉到這種時代轉變的氛圍,他追溯日治時代八田與一、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與後籐新平與台灣的羈畔,也記述沈乃霖、柯旗化與「老台北」等台灣士紳的言行,還論及蔣介石、蔣經國等國民黨人士的統治、荷蘭與西班牙人佔領「無主之地」台灣,以及清朝與明鄭的歷史,甚至連原住民以及台灣的俳句詩人也未曾遺漏。雖然並非專業歷史學家,但是司馬遼太郎透過這些訪問隨筆,從歷史、人文與政治,引領讀者至何謂國家與文明的大哉問。
如今《台灣紀行》也像司馬遼太郎筆下的人物一樣,本身就成為台灣歷史的一部分。不過二十六年之後,斗轉星移,無論是李登輝先生或是作者司馬遼太郎均已仙逝,今日再版《台灣紀行》的意義為何?
一九九五年《台灣紀行》出版時,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改為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正式成立。昔日允許李登輝總統訪美,並於台海飛彈危機時,派遣「獨立號」與「尼米茲號」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赴台海遏止中國犯台野心的美國總統柯林頓,於二○○一年允許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台灣也於次年加入。
藉由世界貿易組織所享有的優惠,與世界市場的開放,中國經濟快速崛起,一九九五年國民生產總值僅為台灣二點六倍的中國,到了二○二○年已達台灣的二十三點三倍。二○○八年歐美發生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卻因北京奧運的成功以及遏止金融風暴的發生,而自信爆棚。台灣的經濟卻開始陷入低成長時期,停滯的薪資、高漲的房價加上媒體的唱衰,台灣人對經濟未來轉趨悲觀。
但是再一次的,台灣人的經濟信心與政治信心背道而馳。相較於經濟低迷,陳水扁於二○○○年接替李登輝成為中華民國第十任總統,完成罕見的威權國家政權和平移轉;並延續李登輝的濫觴,完成軍隊國家化。台灣的政治不再狂熱激越,民主制度日趨成熟。同時教科書也不再倡導虛幻的舊中國認同,改以台灣文化為主體,客家電視台於二○○三年成立,原住民族電台則於二○○五年成立;台灣越來越接近司馬遼太郎於《台灣紀行》中所期許的文明國家。
自一九九五年台灣人認同的比例首度以百分之二十五超過中國人認同的百分之二十點七之後,到了二○二○年,台灣人認同比例已經增加到百分之六十四點三,遠遠超越中國人認同的百分之三點二。無論在主體性與制度自信上,台灣都較一九九五年時有長足的進步。
二○一二年習近平上任後,從「一帶一路」、「中國製造二○二五」、軍機擾台到南海軍事化,中國對內的高壓統治與對外的軍事經濟擴張,引發亞洲鄰國的不安。拒絕執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無視國際法庭判決與片面撕毀《中英聯合聲明》,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形成一大挑戰。二○一八年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最後演變為雙方在經貿、科技、金融與軍事上的全面對抗。
台灣固然在軍事與外交上,承受中國更大的壓力,邦交國不斷被中國挖角,認知戰無日不有,但是卻弔詭地在民主國家的國際潮流之中,取得更為有利的國際地位。台灣不僅在半導體的發展,成為新興國家的典範;在防疫的表現上,更成為民主國家的標竿。
準此而言,此刻重新出版《台灣紀行》,不光是歷史經典的復刻,更提醒台灣國人,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不限於政治清明與經濟發展,更要建立台灣人的歷史觀與文化,全面打造新文明國家。因此《台灣紀行》不僅是回首來時路的提醒,更是走向未來的感召。

試閱文字

內文 : 流民與榮光

國家到底是什麼?
與其說要探討這個話題,倒不如說我是一邊想它的起源論,一邊思考台灣的種種。我認為沒有比台灣這種典型更富魅力的了。
江戶時代的日本,稱這個島為「高砂國」。
各種書本裡,不乏這方面的記述。
據說是「無主」之地。
長崎的作家西川如見,在享保五年(一七二○)刊行的《長崎夜話草》中有如下的記載:
塔伽沙谷位於唐土東南海中,乃一島國,本無主,農民廣種甘蔗,用以製糖。山中住民若年少者,如猿猴然,晨昏持矛獵捕麋鹿,食其肉,持其皮赴市,易酒食,養育妻小並以此為產業。
據說台灣山地的住民具有高貴的心靈,當然不是「像猴子一樣」。總之,台灣古時候是無主之地。
筑前地方福岡藩(黑田家)的儒學家,也是藩醫的貝原益軒(一六三○~一七一四),即對「高砂國」關心過,以下是摘錄自他所寫的《扶桑記勝》。
……位於中華之南。與中華相隔約七十餘日里。
日本的「里」約等於四公里,所以中國大陸與台灣之海相隔七十餘里(二百數十公里)的說法,和實際相差不遠。
……其首都稱台灣城。(中略)通漢字,暖國也。稻作一年二熟。此地往昔原屬無國王之島,未悉始自何時,荷蘭人趁航海前往日本之便,侵佔此島,築城而居,由此地渡海前往日本及各國……
敘述正確得令人折服。
正如益軒所說,荷蘭的東印度公司,是在關原之戰(一六○○)後不久的一六○九年,設置洋行於日本的平戶。
這時荷蘭已經以印尼的海港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為根據地,他們認為在朝向日本的北航途中,若有個停靠港會較為方便。
這也導致荷蘭於明末的一六二四年,佔領台灣南部的一個港口作為據點。
這期間,西班牙人也活躍起來,有個時期佔據了台灣北部的雞籠(今基隆)。不過,也有書上記載,日本人在豐臣秀吉時代以前,就曾以雞籠為根據地。
而這些只是短暫的,荷蘭時代則持續了三十幾年。由於台灣深具吸引力,渡海而來的漢人逐漸增加。到了荷蘭時代末期,已有漢人五萬人移入的資料。
這段期間,中國大陸的東北有非漢族的女真族興起,國號「清」,準備推翻明朝。
另一方面,在海上,有海商—被稱為海獠—的不法勢力。
他們之所以為非法的存在,乃因明朝是海禁的國家。那法令清楚地規定:「寸板不得下海」。明末海盜的代表性人物是鄭芝龍(一六○四~六一)。
他的兒子,就是被尊稱為「國姓爺」的鄭成功(一六二四~六二)。母親是平戶武士田川氏之女,他才學與武勇兼備,長大之後為了復興明朝,立下勇猛的戰功。在日本也以近松門左衛門的《國姓爺合戰》一劇而為人知。
鄭成功末期,為了據守台灣,率兵二萬五千驅逐了荷蘭人。卻於次年遽逝。
鄭氏佔據台灣是一六六一年。以日本的年號來說是寬文元年,正好是第四代幕府將軍德川家綱的世代。
貝原益軒如此述說:
日本寬文元年之際,國姓爺擁立大明王子,立志反清復明……
有關這個豪爽的人物,不論是在日本、中國大陸或台灣,時至今日仍然受到英雄般的尊崇。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鄭氏佔領台灣僅持續了三代二十二年。
當時,這個島只不過是鄭氏的軍事據點罷了,他並沒有想要在此建立新國家。
很令人遺憾地,鄭家為了要維持大軍,竟把在台灣開拓的漢人農民當作奴隸。
或者,也可以說,鄭氏只是把過去三十八年間,荷蘭人統治這個島時的奴隸農民接收過來而已。
依照史明先生所著《台灣人四百年史》(新泉社出版)的說法。荷蘭統治末期的台灣(台灣海峽側之南部為主)拓墾民數,約達二萬五千戶、十萬人之譜。
不過,鄭家的台灣時代,全軍都成為屯田兵,開闢了農地。
那種農地稱之為「營」。如今台灣地名當中仍保留著這些痕跡,譬如台南縣的平原就有個叫「新營」的小城鎮。在它南邊有「林鳳營」,林鳳營之西也有個叫「下營」的村落,可以說都是鄭氏時代的遺蹟。
鄭家因其後裔歸降清朝而消滅(一六八三)之後,台灣劃入清朝的版圖,但是在另一方面,清朝卻將台灣視為「化外之地」。
清朝沿襲了明朝的海禁,在法律上,台灣是民眾不得渡海前去的島。
已經漂洋過海來到台灣的漢人,也被禁止從大陸攜眷渡台。
就這一點而言,台灣雖被看待為化外之地,但是翻閱《台灣大年表》(台灣經世新報社,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刊)所查得的資料,清朝在一些地方設置了公署,至少西海岸的平原地帶可算是清朝的領土。然而,台灣並非國家的一部分。
日本史上,幕末、幕府之間,有關與日本締結了日本最早的總括性通商條約(日美修好通商條約,一八五八年六月)的唐賢德‧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一八○四~七八)的種種,在本叢書的《紐約散步》(第三十九卷)裡已經提過。
哈里斯原本是商人,也曾擔任過市教育局的公職。終生獨身,抱持能對世間有所貢獻的宿願。
四十五歲的時候,拋棄所有,遊遍東洋各地。
他旅居澳門(中國廣東省南部的葡萄牙屬地)期間,對台灣做了調查。其結果知道屬於清國的僅是島的西半部而已,於是寫了「合眾國應該收購台灣的東半部」為主旨的建議書,於一八五四年送呈國防部長,雖未蒙採納,但十九世紀中葉台灣的法律地位由此可明確瞭解。
本篇開頭,我曾談及有關國家起源的問題。
我記得在各派學說中,有一種論調認為,所謂的國家,就是偷偷摸摸地溜進原本已有住民的地方,然後撒網把它網住。
而台灣的情形,既為荷蘭進佔過,又有鄭氏轟轟烈烈地駐紮過。
在那之後,台灣的漢人,憑一把鋤頭耕而耘之,到了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結構已見成熟,闢出美麗的田園風貌。
如果哈里斯的意見被採用的話,台灣東部的原住民就會像其後不久夏威夷諸島的玻里尼西亞人一樣,在不知不覺之中被收編為美利堅合眾國的國民了。
這些原住民本來是隨著黑潮漂流過來的。這種將他們漂送過來的黑潮,發自菲律賓東方的海面,有時以流速五節之速度,北上台灣、日本。而菲律賓就像鄰島一樣。
一八六八年亞洲發生一場巨變。日本推行明治維新,搖身一變成為近代國家。
因為周邊的中國、朝鮮仍然維持所謂儒家傳統的超古代體制,所以這對它們造成了很大的衝擊。
至於近代國家之所以為近代國家,乃是將國家的領土,從亞洲式「版圖」概念脫離開來,改以西洋式的領土定義,予以明確定位。但是有關國際法等的法學知識,明治初期政權,則是借重於聘雇的外國人。
比如說琉球,是兩屬(清的版圖與日本的版圖)之地。
碰巧明治四年(一八七一),琉球國的六十六名島民漂流到台灣的東南海岸,其中五十四人被原住民殺了。據說原住民以為是西海岸的漢人。
日本採取了十分乾淨俐落的措施,首先在翌年的明治五年九月,將琉球王國收編為琉球藩,作為國內的一藩。清朝悶不吭聲的,對這件事竟沒提出抗議。
被殺的琉球島民變成了日本人。基於這個理由,日本派專使赴北京,向清朝抗議。
清朝這邊因而以口頭答辯說:「台灣之蕃民乃化外之民,大清政教未及於彼」。
此後日本一貫以此口實為由,解釋台灣東半部係無主之地。
之後,清朝改變了態度,於是,兩國之間爭議不休。
這個時候,曾是明治維新主要勢力的舊薩摩藩(鹿兒島縣),因對新政府不滿,維持著半獨立狀態,與其他府縣裡的不滿士族同仇敵愾,衝突之勢一觸即發。
日本政府完全基於內政的考慮,為了排除充滿於國內的不穩氣氛,出兵台灣東部,時值明治七年(一八七四)。
清朝卻仍若無其事。
不久,清朝竟然還支付了這些討伐軍費給日本。清朝並以此作為台灣東部是本國領土的證據。
清朝更進一步為了明確表示台灣是本國領土,於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將台灣升格為台灣省,也就是說成為「國內」。這樣的「國內」持續了十年。
明治二十七、八年(一八九四~五),爆發甲午戰爭,馬關條約的簽訂,使台灣省成了日本領土。
日本直到太平洋戰爭戰敗,前後共統治台灣五十年。我是日本人或許難免偏袒日本,可是,當時沒有多餘財力的日本—儘管我不認同殖民地的存在—曾經盡全力去經營,這點當可予以肯定。台灣和日本國內同樣設立帝國大學、設置教育機構、興築水利工程,也創設鐵路與郵政制度。
戰後,台灣變成中華民國領土。
在大陸戰敗的「中華民國」,於一九四九年把整個「國家」帶進台灣。而台灣島至今仍舊是「台灣省」的老樣子。
台灣在這種不合理的政治中,人民勤奮工作,外匯存底與日本並駕齊驅,號稱世界之最,發展成高水準的經濟社會。
像台灣這樣,能從「流民之國」發展到今日社會這樣的例子,除了美國之外,是世界史上絕無僅有的吧!

葉盛吉傳

葉盛吉,已故。一九二三年生於台灣,當了二十二年的日本人。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東渡日本(本州),經由仙台的舊制第二高等學校,考進東京帝大醫學院A,日本戰敗後回到台灣,自然而然地成為中華民國國民。
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服務於瘧疾研究所,一九五○年被處槍決,年僅二十七歲。
在飛往台灣的飛機上,我讀了他的傳記,而今這令我不得不思考所謂的「國家」究竟是什麼?
譬如:國家,開創文明並加以維持。
這一點,可以說是國家所具有的壓倒性好處。
自來水、下水道、電器、醫療、社會福利、安全等等,對國民而言,這些事項的總和可稱之為國家。
文明又是什麼呢?
就是大大小小的各種便利之總和。我們每天早上喝牛奶,但是我們並沒有自己養乳牛、擠牛乳。(有關牧歌式的無政府主義理想,此處暫且不提。)
送牛乳的人,開著小貨車把牛奶送來,這小貨車也不是他自己打造的,而是從汽車製造、販賣的廠商那裡買來的。一路上,他也不用擔心會被游擊隊員殺害。
小貨車需要汽油。這石油也不是送牛乳的人自己去沙漠開採的,而是從石油業相關機構的加油站買的。在那幾公升的汽油裡頭,含蓋了全球性的政治、經濟、技術等各種機構的文明在內。
然而,國家有時也會發生瘋狂的情況。
這種情況下的國家,毋須贅述,乃是法國革命所帶來的所謂「國民國家」。
那以前的人們,對共同體之愛,頂多局限於自己生長的村落或地域,但是「國民國家」卻使人們的歸屬意識擴展成地理性的範疇。
能對國家有愛,畢竟是件可喜的事。
但是,如果變質為狂熱的排外思想,則那種情感是病態的。
這狂熱的行徑,也是法國革命的副產物。拿破崙的軍中,有個叫尼古拉斯‧沙文(Nicolas Chauvin)的士兵。意氣昂揚地發飆,顯示出那種典型的症狀。「極端的愛國情操」(Chauvinism沙文主義)這個詞,便是源自這名士兵之名而來。在那之前,人類似乎還沒有這種病狀。
這名葉姓優秀青年,在「二高」時期,即稍稍患上了沙文主義症候。
我在飛機上讀過的他的傳記,是他二高時代的朋友楊威理所寫的《一個台灣知識分子的悲劇—葉盛吉傳》(岩波書店,同時代叢書)。B
葉先生和我同齡。只是,我出生在日本本地,因而凡事可以不用像他那樣地思考。
此君則出生在曾是殖民地的台灣。
但是,由於當時的台灣實施比內地更純化的日本教育,因此或許應該說,葉先生可能是比我還要典型的一名日本人。
葉先生是個「雙重生活者」。他是道道地地的漢人,所以在家裡說的是一般稱為「台灣話」的福建話。出了家門,就講標準的日本話。
他在台南縣新營長大成人。
「新營」,前文裡已提到,是十七世紀鄭成功時代由屯田兵所開墾的。
這一趟台灣之旅,我也到過這個市鎮。
在候車室內,靠近天花板的牆壁上,寫著「新營站空襲時期旅客疏散標示圖」的字樣。不由令人想起現今台灣所處的政治環境。也就是說,他們擔心中國大陸—我相信不至於—說不定會攻打過來。
日治時代的台灣,因製糖而繁榮。
在新營,就有個「鹽水港製糖會社」的大糖廠。葉氏的養父葉聰先生是該廠職員,「在人事課服務到六十五歲,還升到課長」,書中是這麼說的。
葉君在糖廠宿舍長大。在他的手記裡,曾這樣寫道:「……每當嗅到淺綠色榻榻米的芳香時,過年就快到了。」這種生活氣氛與我們內地人並沒有兩樣。
就連他在新營公學校時代,所愛讀的《幼年俱樂部》和《少年俱樂部》等雜誌,也和我們一樣。
他進台南一中之後,就以考取內地的舊制高等學校為目標。他之所以能夠有那樣的志向,無疑是拜養父的豐厚薪俸之賜。
重考了兩年,他終於考上仙台的舊制第二高等學校理科乙類。C
在他未出版的自傳中,曾談到:「我是來到日本之後,才產生強烈的民族意識的。」
自修期間,他在高圓寺過著寄宿生活。當時,受到一名中國留學生的影響,向他灌輸民族意識。
在葉先生的自述或手記裡,就常以「雙重生活」來表達他既是漢族又是日本國民的矛盾。
雙重生活是痛苦的……我必須忍受苦楚,使雙方的生活並行。為了這個,忍耐是最要緊的。
大體而言,葉君內心的矛盾,正是戰前整個日本的矛盾。
戰前的日本,跟美利堅合眾國一樣,是個多民族國家。
舉例而言,包括庫頁島的吉利亞克(俄語Gilyak)族,北海道或千島的愛奴(Ainu)人,及第一次大戰後原屬德國領地而受委託統治的南洋廳管轄下的柯納卡(Kanaka)人,查莫洛(Chamorro)人等,再加上日系、朝鮮系、台灣原住民、漢族等多種民族。
只是,戰前的日本,將這些族群視為日裔的從屬,而這就犯了國家政策上的錯誤。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相信同化的葉姓少年,登記為日本式的姓名。那是依據前一年公布的姓名應儘量日本化的法令。據說全台灣更改姓名的人數,推計有十餘萬人。葉君從此成了葉山達雄。
那時,二高的德語教授當中,有一位教授非常熱衷地鼓吹納粹的反猶太論,許多學生對此心存懷疑,而葉君卻傾向這種論調。
那位教授說:整個世界,操縱在猶太人的陰謀裡頭。孫文(一八六六~一九二五)的革命是如此,中日戰爭亦因此陰謀而起,俄國的革命也是猶太人策謀的結果,甚至連美國的建國都不例外。
他還說:希特勒驅逐了猶太人,因此比耶穌基督更偉大。
只須將各種事物予以符號化,把邏輯如同模擬數學般地運用,那麼任何邪說異論均可成立。那位教授的論調便是其中之一。
二高那位教授的思想,在那種猶太陰謀論裡加上平田篤胤的神道論,形成極端的右翼思想。那教授稱之為「護國學」。
葉君之所以有一段時期醉心於那種論調,我想是源自前述的「雙重生活」之苦悶,使他想藉此麻痺自己的潛意識作用吧。
在這之前,曾有所謂「學徒出陣」(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文科系的學生,踏出校門出征去了。
葉君所敬愛的,高他一年級的角田秀雄也是其中一位。
在他手記裡記述說:「角田秀雄兄告訴我:要經常保持微笑,好好幹!」
在那個時期,我也從大阪的學校入伍去了。
於戰爭中存活下來的角田氏,之後進入朝日新聞社出版局服務,我在寫這個《街道漫步》連載中的一段時期,他還曾擔任過圖書編輯室長。讀到這本傳記裡的這個部分,我越覺得對葉君有一份親切感。
日美戰爭在第四年陷入不可收拾之局面。在那之前,已打了八年之久的中日戰爭,也陷入泥沼。
在大陸的日軍,一方面要和中國政權的蔣介石所領導的「中華民國」的「國府軍」(國民黨政府軍)作戰,同時也要跟中國共產黨軍戰鬥。
說來,這真是愚蠢的事!依蔣介石的想法,可能希望早日跟日軍談和,而全力去對付共軍吧。
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軍獲有美英—甚至包括蘇聯—的支援,卻因到處肆行劫掠,而失去了民眾的支持。相對的,共軍光靠紀律嚴明這一點,便獲得民眾之擁護。
日本投降了。
聯合國太平洋區統帥麥克阿瑟,命令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日軍,向中國戰區最高司令官蔣介石投降。
當時,蔣介石在重慶。
他派遣陳儀(一八八二~一九五○)率先遣部隊來台灣。
陳儀任福建省主席的時代,曾把整個省搞成貪官汙吏的世界,是惡名昭彰的亞洲型政客。他在任的兩年期間,將台灣私有化,盡其所能地榨取,中飽私囊。
陳儀部下的一兵一卒宛如小陳儀,與中國過去的王朝軍一樣,只知私利私慾,還以「征服軍」的姿態屠殺了無數的台灣人。
後來,陳儀因通敵的罪嫌,於一九五○年遭槍決。然而,在陳儀之後,台灣依舊處在被征服的狀態。
日本戰敗之際,葉君就讀於東大醫學院,其後回到陳儀時代的台灣。
陳儀率領軍隊登陸台灣時,台灣人民以為重投祖國懷抱,無不歡欣鼓舞。
然而,現實可不是那回事。
「日本時代,憲兵雖然佩帶手槍,可是五十年間,從來沒有開過槍,做官的也沒有過貪汙瀆職的」,這一類懷念日本時代的聲音時有所聞。
葉君也因為自己由一個「雙重生活者」,變成一個國民,而雀躍不已。然而,他幻滅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社會結構仍然繼續著。
比起現實的狀況,葉君好像有偏愛德意志式真空內邏輯的傾向。
他在真空中思索,認為只要加入大陸的中國共產黨,就可以從「雙重生活者」轉變成一個「真正的自我」。因此,他藉由入黨,在真空內化解了他的苦惱。
一九四九年,他從台灣大學醫學院畢業後,很快就結婚了。
新娘是台南一中時代同班同學的妹妹邱淑姿小姐,岳父是基督教長老教會的長老。
不久,失去大陸政權的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
葉先生因黨籍曝光而被逮捕。
他在獄中得知兒子誕生。
正當他覺悟到必死無疑,便從監獄裡寫信給岳父說:「我要將我的一切奉獻給耶穌,感謝神給我的愛。」他臨死前才成了基督徒。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和很多台灣人一同被草草地殺害。
作者楊威理先生本身,也是過了離奇半生充滿戲劇性的人物,不過在此不擬多提。
這位仁兄,為了寫葉先生傳記,曾經四處尋訪葉先生的遺族。一九九○年,知道了他的遺孤葉光毅先生還健在,是成功大學的教授。
據云楊威理先生在電話打通的當兒,這個出生後就未曾見過親父一面的「嬰兒」—葉光毅先生,竟然在電話聽筒的那端,朗聲高唱其亡父的母校—二高的校歌。
這真是不可思議的情景!
似乎唯有悲情,才能夠超越時間,將人間的傳承傳遞下去。

長老

我得回到台灣紀行了。
我一直想著非寫第三回不行,可是卻又無法擱下正在閱讀的《史記》裡的〈李將軍列傳〉。
這與台灣雖然沒有任何關係,但〈李將軍列傳〉可真是不折不扣的佳構。
中國史是個倒三角形,有時讓我感覺到越是紀元前便越是近代,而這部紀元前作品裡的人生觀,竟是如此鮮明。
祖父李廣和孫子李陵,這兩位將軍是文中主角。
孫子李陵與司馬遷是同時代的人物。那時候漢朝和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長年在作殊死戰。
李陵遠在大戈壁北方的戰場上遭匈奴大軍包圍,力戰後被俘。
李陵的戰敗使漢武帝(前一五六~前八七)勃然大怒,想將李氏一族抄家滅族。
這時,只不過是宮廷中一介文官的司馬遷,竟仗義執言表示反對。
這件事招惹武帝的憤怒,司馬遷終於被處宮刑。往後司馬遷乃將其餘生寄託於《史記》之編述,這是家喻戶曉的故事。
李家代代為武官世家。祖孫同以拚戰匈奴為家業,兩人不僅得到麾下士卒們的仰慕,而且他們的勇武與人格也為敵人的匈奴所敬重。例如李陵在被拘禁期間備受禮遇,久居匈奴之地達二十幾年而病逝。
他們祖孫二人同樣過了「數奇」的人生。兩人都擁有萬人公認的功勛與忠誠,然而世事總是很難預料。順便一提,綜觀一個人一生際遇的措辭之一,便是數奇。
數奇本來是漢語,而日語也是從那兒借來的。
這個詞被用在文章裡,最早是在司馬遷的〈李將軍列傳〉中出現。
根據辭典的注解,數奇的奇,意指單獨一個人的意思。
與「奇」相對的,有「耦」這個字。古代中國用耒耕作田地是兩人來做的。那兩人的樣子,用一字來表達就是「耦」。更進一步擴展其意,便成「偶數」(「耦數」)。
「奇」本來是指一個人在耕種,「不成耦」的意思。假如「耦」是平常的話,「奇」就是不平常,因此說是「數奇」。這裡的「數」有命運的涵義,二字合起來就變成「不尋常的命運」。
祖父李廣是將岩石誤以為老虎,而成為「射箭穿石」典故的著名人物,老了仍馳騁戰場。
有一次,前線危急,李廣不用說又自願當先鋒赴戰。
然而,上將軍放心不下。儘管李廣是身經百戰武藝高強的人物,畢竟是「老而數奇」。讓他到最前線去衝鋒陷陣,那命運未免過於坎坷了。「數奇」一詞或許是司馬遷的造詞。而〈李將軍列傳〉中,確是以此為主題。
司馬遷是善於對個人及其整個人生加以評述的高手。「數奇」可說就是衡量人生所得出的數值吧!
李廣被部署為中軍後,他一氣之下,也不向上將軍報備就擅自開拔了,途中因迷路未能趕抵戰場。
其間,上將軍和先鋒軍與匈奴開戰,雖然漢軍獲勝,但武帝的至上命令,同時也是此戰主要目的—欲將單于俘虜的任務卻沒有達成,作戰算是失敗了。
李廣恥於被裁處定罪,在陣中自刎身亡。據說,全軍將士都為李廣哀傷哭泣。
前往台灣之前,我思考過有關李登輝先生的事情。
他是現任的總統。
李登輝先生和李廣、李陵雖屬同姓,但不用說當然是什麼關係也沒有。就像「張三李四」這種說法,漢人的姓氏當中,李姓是極常見的。
台灣的開拓史是由三、四百年前,從對岸的大陸遷徙過來的、被視為流民的人們開啟序幕的。
李登輝先生的祖先來台後,定居於台北縣的淡水附近。
他的尊翁,聽說在農村是少有的讀書人。由於熱心教育,將李登輝先生送進當時算是稀罕的舊制中學。然而考取國立的舊制台北高等學校文科,這當然是日本統治時代的事情。
當太平洋戰爭戰況轉趨激烈時,他考進京都大學農學院的農業經濟系。
他是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出生的,和我同年。只是他出生較早,所以學齡是高我一屆的前輩。
若用漢文式的詞,可用「身材魁梧」來形容李登輝先生。他身高約一八○公分左右,個性耿直。與他同時代和京大有關係的人,想必在校園內的某個角落,見過這名下巴非常發達,大個子的敦厚學生。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日本實施所謂「學徒出陣」的措施。時至今日,我們偶爾仍可以從電視中看到身著學生服、荷槍佩劍的七萬名首都圈的學生(準備入伍者)正在神宮外苑列隊前進,呈現昭和史一景的古老影片。
當時雖有學生緩徵規定,奈何因前線的兵員不足,尤其消耗特別嚴重的低階軍官短缺,於是文科系學生的緩徵被取消了。
農學院雖屬理科,唯獨其中農業經濟系卻歸文科系,因此李登輝先生也屬於這種情形。
那一陣子,我只記掛著自己入伍的事,對台灣出身的學生也被徵召當兵並不知情。以為按照常規,只有日本籍的人才有當兵的義務。
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李登輝先生竟然也在那時代的行列之中。
我所就讀的大阪外國語學校(今大阪外語大學)中,也有專攻中國語的楊克智先生,和其他很多的同學們同時被徵召。
楊先生是台南市人,那時候在台灣,有一項要求改成日式姓名的法令公布出來,結果全島總共有十幾萬人改了姓名。這件事在〈葉盛吉傳〉的部分已經談過。我還記得在學期間的楊兄,在我記憶中的名字是柳井智雄。
軍方好像不習慣於台灣出身的徵兵,因此把與陸軍相關的新兵都送到台灣去實施教育。
話說回來,當我在準備《台灣紀行》的寫作當口,有了機會和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當時為研究中國語而留在學校的前輩伊地智善繼先生(後來任校長)見面,他回憶起當時的種種:
「還記得當時在今里(大阪市東部)的圓環,有個小花園吧!那一天我路過那裡,剛好有陸軍的新兵們也行軍來到,為了稍微休息,於是大家一起在小花圃的邊緣坐下來。不料其中的一位突然站起來,向一介市民的我敬禮。一看,原來是楊君。」
楊克智兄一本正經的形貌,躍然展現眼前。
這一小隊新兵是台灣出身的學生,所以高個子的李登輝先生諒必也置身其中。
作家陳舜臣先生,也在此時代的這小情景當中。
此君在前述的學校攻讀印度語,後來當上了第二外國語的波斯語助教而留在校內。
陳家的父祖之地位於台北近郊的板橋。而陳舜臣本人則是在神戶出生的。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頗富漢學修養的人。
陳舜臣先生由於是在適齡之外,所以未被徵召。
但是,他跟楊先生是好友,所以當他們這些台灣出身的新兵們被送回台灣時,聽說陳舜臣曾在神戶的碼頭為他們送行。
這些話我並不是直接從陳舜臣本人聽來的,而是間接由NHK導播秦正純先生那兒得知。我在間接聽到時,便自己擅自想像,由於印象過於強烈,所以就沒特意向陳先生求證。學生時代的陳先生有張稚氣未脫的娃娃臉,連那模樣都一併浮現在我腦際。
「陳先生的話裡還提到一位姓楊的仁兄。」
這是秦先生的說法。那位仁兄,原來就是柳井智雄亦即楊克智其人,這一點,我是在日後才明白過來。
那艘船終於從神戶港啟航。
在北九州的門司港,新兵們被命令下船,改搭另一艘船。
可是換乘的船沒來,他們在門司港逗留了好幾天。
一天,他們有了一段自由行動的時間。
「楊先生喜歡音樂……」秦先生說。
楊先生獨自在門司的街上閒逛,走進一家音樂茶館。
他點了孟德爾頌的唱片,還好有那首曲子,就一個人聽起來了。據說此曲要聽完,需要兩個小時以上。
就在這當兒,船沒有事先通知就來了。
運輸指揮官到處搜尋兵員,結果就只有單獨行動中的楊克智先生沒辦法聯絡上。這也難怪,他正在欣賞這首長曲呢!
運輸指揮官只好放棄那艘船,船開走了。
這艘船好像在五島列島近海遭遇美軍潛艇的魚雷攻擊,被擊沉了。戰爭總是造成無數的數奇人生。
「借用春秋筆法的說法,由於楊先生的愛好音樂,救了全體伙伴的命。」
秦先生故意語帶古風的說。
後來我在台北和楊克智先生會面,詢問了前述的間接傳聞,證實這全部都是真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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