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多瑪120天 | 誠品線上

Les Cent Vingt Journees de Sodome

作者 Sade, Marquis de
出版社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商品描述 索多瑪120天:【2004好讀回顧.年度之最:終於等到出版】薩德侯爵是當代情色寫作的宗師,他以毫不隱晦的淫穢修辭、幾近瑣碎的性愛陳述,鋪陳自己對於性的無盡想像和大膽探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誠品獨家首賣!百年終於出土的傳奇禁書,薩德侯爵巴士底監獄嘔心瀝血之作,重現《鵝毛筆》駭人情節! 法國專制舊王朝時期,四個淫惡的貴族帶著妻子,以及擄來童男童女,四名陪媼、四名老鴇、八個有巨大陽具的肏漢,躲在人跡不至的西林堡裡度過一百二十天極盡荒淫、殘忍的日子。 四名老鴇輪流,每天述說五則有關情慾的故事,亂倫、雞姦、食糞、鞭打、車刑、虐殺,無所不包。伴隨著老鴇敘述的故事越趨殘暴,童男童女陪媼也一一慘遭虐殺。 就像薩德傳記電影《鵝毛筆》(Quills)的敘述一樣,薩德被關在巴士底監獄時,擔心書稿被獄卒沒收焚毀。 一七八五年,他耗時三十三天,將已寫完的《索》書第一部以及未完成的後三部大綱,謄寫在一張張寬約十到十二公分、頭尾相連、兩面書寫、全長超過十二公尺的紙捲上,藏在獄房某角落。 法國大革命,火燒巴士底監獄……百年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離奇出土…… 波特萊爾(Baudelaire)說:「欲對邪惡有所瞭解,必得重訪薩德。」 羅蘭‧巴特說:「……在我們(法國)的文學當中,真正能夠帶給我極大之閱讀歡娛,並且會想不斷去重讀的,除普魯斯特之外,就數薩德一人,他們兩人各站我們文學世界的兩極。」 西蒙‧波娃女士在《我們有必要燒掉薩德?》(Faut-il bruler Sade?)一書中說:「他入獄之前是個普通人,出獄時卻已成為偉大的作家。」 傅柯(Michel Foucault)說:「在薩德的世界裡,性是沒有任何規範的,有的話,也僅服從於其自身本質的內在法則,此一法則除了其自身之外不承認任何其他法則,它只聽命於至高無上的權力主宰者。」 ■作者簡介 薩德侯爵(Marquis de Sade, 1740-1814) 出身法國普羅旺斯的貴族世家,其母有波旁王朝的皇室血統。性虐待一詞(Sadism)的詞源便出自薩德的名字。薩德從三十八歲起到七十四歲病死獄中為止,前後因行為不檢與作品傷風敗俗,被監禁將近二十八個寒暑。最後死於夏宏東精神病患收容所。 薩德生平寫作無數,包括十幾部長篇小說與二十齣戲劇,甚至還有遊記。但是他的作品足足有一百多年是在地下流通,成為禁書。著名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是他一七八五年被關在巴士底監獄時,花三十三天時間謄寫完成,後遺失於法國大革命戰火中,百年後才出土。薩德活著的時代,他被認為是不足道的二流情色小說家。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不但巴代耶(Bataille)讚譽他為「偉大的哥德式作家」,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超寫實主義詩人德斯諾斯、布荷東、艾呂雅等都盛讚他為超寫實主義大師,特別是性意識的探索部份。羅蘭巴特甚至拿他和普魯斯特相比擬,而法國著名的七星文庫叢書在一九九○、一九九五、一九九八年分三巨冊出版了《薩德作品集》,更確定了他一代宗師的位置,掀起「薩德主義」研究熱潮。 ■導讀一/王之光 ■導讀二/賴守正 ■導讀三/賴軍維 ■導讀四/劉森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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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推薦 【2004好讀回顧.年度之最:終於等到出版】薩德侯爵是當代情色寫作的宗師,他以毫不隱晦的淫穢修辭、幾近瑣碎的性愛陳述,鋪陳自己對於性的無盡想像和大膽探索,以此對抗僵化體制及保守思想。在他毫無禁忌的情色國度之中,正義理律文明禮教完全被推翻,性欲不再受到任何規範,而僅僅服從於自身的內在需求,人人無不可為。《索多瑪120天》為薩德侯爵最具企圖心的作品之一,部分書中描述的行為已成為性變態的辭典,不僅影響了眾多當代思想家對於性意識與情色文化的探索,在今日面對種種正常/非正常、意識/潛意識、理性/非理性的極限時,這部小說亦是可供探索、發掘的原典。

商品規格

書名 / 索多瑪120天
作者 / Sade, Marquis de
簡介 / 索多瑪120天:【2004好讀回顧.年度之最:終於等到出版】薩德侯爵是當代情色寫作的宗師,他以毫不隱晦的淫穢修辭、幾近瑣碎的性愛陳述,鋪陳自己對於性的無盡想像和大膽探
出版社 /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ISBN13 / 9789861242026
ISBN10 / 9861242023
EAN / 9789861242026
誠品26碼 / 2611360085002
頁數 / 576
注音版 /
裝訂 / P:平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級別 / R:限制級

試閱文字

內文 : 薩德主義:最終的理性與自由



王之光/中國浙江大學英語語文學系副教授



我們對於薩德的瞭解往往始於「薩德主義」(sadism),這個辭彙連普通的英語辭典都收錄,有的辭典乾脆把它的詞源也說明,例如建宏出版社講明它來自專門以此題材寫小說的薩德侯爵。不過,只要我們看一下《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就會發現薩德的描寫除了「性虐待狂」,還涉及形形色色的性偏離問題。此書有大量殘酷行為的描述,但它們不僅僅是sadism所指的虐待異性,小說再三強調,四個主人公基本上是同性戀雞姦者,而且他們在迫害性奴的同時,也接受性奴們的各種折磨。實際上,一九○四年性學首創者、德國的精神分析家伊凡‧布洛赫(Iwan Bloch)出版《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時,聲稱出版理由是它具有「重要的科學意義,使醫生、法學家、人類學家獲益匪淺」,因為薩德引證的病例「驚人地類似」一個世紀後克拉夫特-埃賓(Richard von Krafft-Ebing)所出版的《性慾精神病學》(Psychopathia Sexualis)。二十世紀三○年代,本書的善本出版時,編者盛讚薩德是克拉夫特-埃賓和佛洛伊德的先行者。本書的確是文學大師薩德的傑作,他生前以為書稿已經毀於大革命的戰火,曾經為此而「泣血」(註1),有人認為,薩德後來的其他作品只是他的彌補之作。



大為文藝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出版薩德的《情罪》(Les crimes de l'amour)中篇集時,感歎國內對薩德的介紹少之又少,百科全書根本不提他的名字,大家只知道他的名字就是西方語言「性虐待狂」一詞的詞源。同時,他們聲稱二十世紀以後,薩德在多國文化領域確立了地位,作品在文學史上標誌著重要階段云云,但他們顯然並沒有發現這些話有什麼實證。不過,讀者只消翻閱一下本書,就會發現「薩德主義」有什麼其他意思了。如果讀者能細讀全文,便會對薩德作出更多的解釋。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副標題是「浪蕩子學校」,也可以解釋為「浪蕩子幫」。法文中的libertin當然有浪蕩子的意思,但它又可以作「自由思想家」解。薩德在小說中,讓主人公大言不慚地以此自稱,甚至因此獲罪,當眾受辱時,還自得其樂呢。



跟法國啟蒙運動的其他思想家一樣,薩德本人儘管出身貴族,由於封建社會已經窮途末路,他顯然感受到社會對於他的強大壓迫束縛,其力度遠遠超過他遠離貧困的自由。為此,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大革命前夕,他也深感革命的必要性,還提出了自己的自由觀。由於他寫的是文學作品,觀點都是通過人物之口來傳達,顯得支離破碎,我們在此加以歸納整理。



薩德探求的是最最出軌的反覆無常,而且天天山珍海味,鋪張得很;這樣做必然要涉及犯罪和作惡,侵犯他人的自由,為此他在小說中創造了一批性奴。他筆下的主人公們認為人在犯罪中能夠淋漓盡致地體現自由,並把自己的所作所為推諉於大自然,「自然儘管雜亂無章,卻往往是崇高的,哪怕她處於最墮落的狀態」。於是,他們把作惡的自由等同於任其自然:



罪惡缺少美德的那種優雅,難道它不是更加崇高,不是屢試不爽地擁有坦白、崇高的品質?這就勝過了美德之單調、柔軟的魅力,所以罪惡始終比美德可取。



自然定律至高無上,它根據不時之需,在人們身上激發相同數量的善惡傾向,因為邪惡與美德一樣為自然所需:



她(自然)希望他們獻出的殷勤不同於對美德的貢獻,這是因為她對兩者的需求不相上下。大自然需要德行,也需要惡行。無論我做好事,還是做壞事,都是在為大自然做事。為此,公爵根本沒有一點點美德的念頭,而且美德令他恐懼萬分,常常聽得他說,人若要在世上活得真正快活,不僅僅需要惡事做絕,而且要杜絕一切美德,不只一輩子做壞事,而且更重要的是絕不做好事。



他說,如果自然賜予我壞的癖好,那是因為她的本意需要。我不過是她手中的機器,她願意怎麼開就怎麼開,我犯的罪行無非是為她服務。她越是驅使我去犯罪,就說明她越需要罪行,反對她的才是傻瓜。因此,唯有法律跟我過不去,但我根本不怕法紀,我的財務信用令我高高在上,離這些粗俗的枷鎖遠遠的,那只是用來整平民的。



二十世紀英國的小說《發條橘子》似乎也提到了這個主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負責說故事的老鴇杜克洛太太也說,難道我們的缺點、優點不都是來自大自然嗎?



薩德顯然發現,其他思想家所宣揚的自由都是以理性為基礎的,並且與平等、博愛結合在一起,但這三者很難同時做到,因為在實踐中,它們常常相互抵觸,出現邏輯矛盾。如伏爾泰為宣揚自由而多次身陷囹圄,儘管他的靈車上寫著「他使人類的理性迅速發展,他教導我們走向自由」,但為了宣示自己的「大度」,他的行為卻輕易作出反理性的反應。伏爾泰與另一位大思想家盧梭觀點相左,但政府決定查禁他堅決反對的盧梭的著作時,伏爾泰卻衝動地為盧梭辯護,說什麼「我堅決反對你的觀點,但我誓死捍衛你說這種話的權利!」說到底,他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說話權利罷了。這種實用主義的作風,可以使啟蒙主義的教育力度大打折扣,也留下了工具,讓反動派得以欺騙輿論,將群眾運動引入暴力的歧途,進而從中漁利。薩德也被長期監禁,但他的罪名是色情犯罪,儘管身陷囹圄,他的思想似乎通過那些「淫書」很方便地在好奇讀者中間傳播開了。《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主人公們公開推崇追隨大自然,追隨自己不羈的情感;相比之下,反而顯得不愧不怍,危言危行,卻也剖心坦白了。伏爾泰的自由價值觀,顯然受到另一個他推崇的平等理念的修正,不知道他有沒有考慮到,平庸之徒若要反對優秀人士,會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威脅他們的生存。



相較之下,薩德筆下的主人公堅決反對平等,稱平等有違大自然的真實狀態。所以他的觀念反而能夠在邏輯上自圓其說。如果有人主張「人人都有正義是非觀念,而那只能是自然的產物,因為人人都這樣,連野人都不例外」,他們會加以反駁:



正義感從來都是相對的,不外乎強者認為無比正義的,弱者卻認為公然不顧正義,只消交換地位,大家就能夠改變思維方式的。



於是,《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裡的公爵為了捍衛自己的怪僻,下結論說,



除了構成快樂的東西,再沒有真正的正義,除了帶來痛苦的東西,就沒有非正義;有人從別人口袋掏走一百路易,就做了對自己十分正義的事情,儘管被搶奪的人可能得換個眼光看待這個行動。由此可見,所有這些觀念都是任意的,為之奴役的人都是傻瓜。



薩德筆下的四位主人公為了使作惡的自由具體化,除了折磨性奴,滿足各種癖好,書中還討論了幾種具體的社會問題,比如感恩戴德的問題、慈善(philanthropie,法語的意思指博愛)的問題、告密的問題:



我的種種缺點當中,尤以完全缺乏對他人的感激之情為甚。我覺得,人情是丟面子的事情,純粹是對人類有害的負擔,它完全貶損了我們源自大自然的自尊心。



救貧濟困都是違反自然秩序的真正犯罪。自然在人們當中安排了不平等,證明這種不平衡讓她感到高興,因為這是她所確立的,因為她要這種不平衡既存在於身體上,也存在於財富上。正因為弱者允許通過偷盜來補救,強者同樣允許通過拒絕賑濟來加以復原。假如各種生命體都是千篇一律的,那麼宇宙將不能維持片刻。正是從這種不同中誕生了維護一切、引導一切的秩序。所以我們應該提防,別把這種秩序打亂了。另外,我認為對貧困階層的人做了一件好事,我就對另一個階層做了大量壞事,因為貧困是有錢有勢的人尋求滿足自己好色或殘酷念頭之物的溫床。通過我的救濟,就阻礙了這個階層的人對他們就範,也就剝奪了富人們那部分快樂。因此,我的慈善行為僅僅是讓一部分人稍稍欠我的債,而對另一部分人則造成巨大的傷害。因此,我認為慈善不僅本身是件邪惡的事情,而且,我還認為這是違背自然的犯罪。正是自然給我們指明了差別,所以她絕對無意讓我們來混淆不同。因此,我若要按照大自然真正的意旨辦事,不僅不能救濟窮人、安慰寡婦、幫助孤兒,要讓這幫人繼續停留在自然賦予的狀態,而且還要聲援大自然,幫助延長這種狀態,強烈反對改變現狀。



我認為,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儘管薩德比下的浪蕩子們聽憑自然的感覺調遣,「唯有感覺,才應該指導人生的全部行動,因為唯有感覺的聲音才是聖旨。」不過,西方式的思維還是讓他們尋找到個人行為的理性解釋: 主角一迪塞說:



你所說的享樂根本不能和另一種相比。前者[美德]是空想,後者是真真切切的;前者立足於偏見之上,後者[惡行]建立在理智之上;一個通過人類最虛偽的感覺——驕傲來表現,它可能給心靈帶來片刻的肉癢,而另一個是真正的精神享樂,它點燃了所有的激情,正因為它標新立異……



主角二的公爵宣稱他不能理解,為什麼法國的法律要如此重罰浪蕩行為,既然放蕩可以讓它的臣民忙碌起來,使他們沒有心思搞陰謀、革命之類的事。主角三的主教則評論道,法律的本意並不是重罰放蕩,而是針對淫蕩過分行為。於是分析後者,公爵證明說,過分行為本身並不危險,任何一種放肆都不會引起政府的懷疑;有鑒於此,官方責難這種小事的態度不僅是殘酷的,而且是荒謬的:簡直是用大炮來轟蚊子。



世上沒有絕對好的東西,也沒有絕對壞的東西。一切只是相對於我們的習慣、觀點和偏見而成立。一旦樹立了這一點,一件本身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卻絕對有可能在你眼裡一錢不值,而在我眼裡可能甜美得很。只要它合我的意,即使我們難以給它合理的定位,只要它對我有趣,難道我僅僅因為你的譴責就放棄它了嗎,那樣做不是很愚蠢嗎?大自然定下法則,正是為了成全、激起人類犯罪和謀殺的欲望;而她在我們心中深深銘刻下的唯一戒律,就是不惜犧牲他人,來滿足我們自己。……我把結論告訴你們,就是希望能拉你們和我一樣深信,侍候自然的唯一方式,就是盲目追隨她的欲望,不管屬於哪一種,因為要維持自然法則,邪惡和美德缺一不可啊。她常常催促我們做這個,做那個,這都取決於她當前計劃的必要──任何你能想得出的壞事、醜事,哪怕是肢解大自然和解體宇宙。



肢解大自然是浪蕩子們做不到的,不過,有一件事在書中無處不在,就是主人公喜歡髒的東西,直至發展到吃屎癖(coprophilia),性奴的第一紀律彷彿是留屎備用。西方人認為,自然的對立面是文明,由此推論,要貼近自然,只有保持原始的骯髒了。



從上面的歸納可以看出,薩德所標榜的「自由」比一般公認的要寬泛得多,徹底得多;它不僅僅全面涉及各個領域,而且通過走極端的方式力求窮竭它的外延。既然最出格的行為都做得,其他的「自由」無疑是無出其右的了。自由應該有多個層次,要達到高層次,必須能包括所有的例子,通過誇張的描述,就不愁疏漏什麼了。



薩德在小說中很少使用描述性的詞語,而以「事實」說話,通過系統性的編造,他羅列了人類性行為的全部可能看家劇目,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幌子下,時刻惦記著在實證主義的二元論統治下無處安身的主體性。他是否想通過虛構出來的殘酷折磨,來證明身體經受侵害會產生痛苦?儘管粉身碎骨,卻能證明人的存在,不用擔心人在不思考時的本體論危機,因為文學本身應該能發揮情感性的功能。當代西方採用現象學的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未免顯得姍姍來遲了吧。



由此看來,薩德似乎代表著最終的理性。康德所謂的審美主體在超越了感情的局限,實現理性的無限時,便出現了崇高。某些人把尼采和薩德侯爵說成是黑暗的作家,反正與十八世紀理性的啟蒙主義格格不入,例如哈貝馬斯就這樣說過。不過,在黑暗的封建社會裡,理性思惟不大可能有活動餘地。君不見,薩德的創作天地是監獄,活生生的約束就在眼前,難道他不會尋找更加有效的說話方式嗎?瞭解西方文學的人,大概對《格利佛遊記》的作者、英國作家斯威夫特的檄文〈小小建議〉都有一致的理解,把那篇文章歸為諷刺作品。斯威夫特在文中建議,愛爾蘭窮人把親生的孩兒養得白白胖胖的,到一歲的時候出賣,供有錢人美餐,皮膚也可以做成手套和靴子出售,還建議活著賣子女,就像烤乳豬一樣,年齡大了肉太粗。相信沒有一個讀者會真的認為作者在宣揚福摩薩的食人習俗,大家都認為他在替愛爾蘭人民討公道。越是說得野蠻,呼籲的份量越重。而且他的「殘酷」程度似乎是薩德的一項靈感來源。不同的是,前者還無辜地說自己已經超齡,無法從出賣兒女中得利,而薩德則假裝替謙謙君子說詞:



由於這些紳士語焉不詳,他們到底想說些什麼,我們就不得而知了。況且,即使我們知道,我相信為了風化起見,最好還是秘而不宣,因為有很多事情只能意會。謹慎細心讓人守口如瓶。世人該可以耳根清淨的,是不是?時有所聞的吧。我堅信,看官一定很感激我們替他做出的判斷。越往後讀,我們就越有把握,該目標值得他的由衷讚賞。為此,我們甚至可以早早就給他打保票了。畢竟,不管人們說什麼,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靈魂要拯救的嘛。你看,有的人就是毫無節制,竟熱中於什麼什麼,去透露那些個奇思妙想、那些個噁心事項、那些個隱秘的可恥行為,它們可是男人們想入非非的時候,才委屈介入的事情啊。現世或來世,還有什麼懲罰這種人不當承受的呢?這就好比洩露了為人類造福理應隱藏的秘密;這就好比身體力行了傷風敗俗的舉止,並將他的耶穌基督兄弟們置於各種各樣的越軌行為當中,彷彿繪聲繪色能夠弄假成真似的。唯天主看透我們的內心深處,創造出天與地的全能天主有一天肯定會審判我們。只有天主才知道,我們是否願意因為這些罪惡而不得不傾聽他的譴責!



薩德顯得非常客觀,而客觀主義是與科學真理、理性、精確、公平、公正為伍的。主觀主義很危險,會脫離現實。但主觀主義是個神話,它認為我們的日常實踐活動大多依靠感官,而且會信賴直覺,人生的要務是感覺、審美情感、道德實踐、精神覺悟。通過文學藝術,我們可以超越理性和客觀主義,觸及感覺與直覺這些更加重要的現實,它是與感情、直覺、想像、人情味、藝術、「高級」現實為伍。人們瞭解世界通過想像,而不是推理。客觀主義反而有可能是危險的。由於薩德採用文學作品的方式,就規避了革命陣營內部必然存在的爭論。不像盧梭不僅不容於法國專制政權,也不容於啟蒙的主流陣營。



薩德的作品把醜惡的形象典型化了,而且不屑於「化醜為美」、「以醜襯美」,他的主人公們採取一切手段褻瀆神靈和天主,似乎也跟現代人(如羅丹的《老妓》)一樣,把追求精神的自由作為第一目標。不知道薩德是否同意蔣孔陽的觀點,「自由感是審美的最高境界」(註2)?米蘭‧昆德拉指出「媚俗就是對大糞的絕對否定」。薩德筆下那些人的吃屎行為,是不是另類的高雅追求呢?



《第二性》的作者西蒙‧德‧波娃曾經為薩德一辯,在一九五一年發表了《我們有必要燒掉薩德嗎?》(Fault-il bruler Sade?)她首先肯定薩德「達到真正的獨創性」,但他的杜撰超過了揭露自己的程度。既然sadism在大眾的頭腦裡是「殘酷」的概念,她先解釋了「暴力」的意思。愉快的感覺太和緩,肉體只有撕裂出血時才真切。而「謀殺代表了無拘束無畏懼的自由的惡劣要求」。薩德的性描寫都涉及社會事實,感官快樂只能通過想像的調節,在心血來潮時方可以期望幸福。他單調的口吻會突然間被苦澀而具有諷刺意味的真理之光所照亮;薩德的風格充滿了暴力和傲慢,這正是偉大作家的做派。在幸福和正義的許諾裡,卻隱藏著最最惡劣的危險:他的無上價值在於他的斷言能夠使我們忐忑不安。



【譯後記】



二○○二年,商周出版社囑我翻譯薩德的《索多瑪的一百二十天》,我欣然領命。薩德屬於世界上?數不多的超前性文學大師之一,也就是說,他的作品將流傳萬世,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其中的深刻蘊涵將次第發掘,昭然於思想寶庫。薩德作品的價值受到現代社會的追認,原因是不言自明的:他的寫作追求「真」,探索真真切切的人性(自然),而真理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真實的表現,僅僅能反映寫作時的客觀現實,而且還能「預測」未來,闡釋人類思潮,這應了中華老祖宗的斷言: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誠然,薩德在世時飽受牢獄之災,當時的統治者,不管是封建帝王,還是先把他解放出來領導革命,後又以同樣罪名把他投入監獄的人,藉口都一模一樣:他的作品不「善」、不「美」。他似乎在宣揚自己身體力行的「醜」,而且手段「惡」劣。人們認?,薩德?了追求「真」,犧牲了其他的價值。



翻譯這部作品,自然存在著操作方法問題。二○○二年時,《中華讀書報》對薩德的漢譯作品有說法:「薩德的作品關注人類尷尬的欲望和人性的困境,中國人對薩德瞭解甚少與我們自己對其作品譯介的水平不無關係,近年來才出現的薩德作品漢譯本就因媚俗化而抹掉了其思想鋒芒,很容易誤導中文讀者……臺灣的譯本比內地的要好一些,但也未傳達出薩德原味。」(劉小楓言)顯然,使用通行的翻譯方法不是很有利。



不過,本人翻譯過數百萬字的著作,自然信心十足地著手了。只可惜,我拿到的參考原文是英文版譯文。該文本談不上「媚俗化」問題,它老老實實地逐詞對譯,還在許多地方添油加醋,生怕讀者看不懂。結果我的部分初稿讀來很像「白開水」,根本看不出是大師的代表作!而我的「未能免俗」,卻很難怨自己,面對知名度很高的作品,我以對原文字字必交代的一貫態度,絲毫不敢鬆懈,卻落得了如此結果。



正在猶豫不決,我搞來了法文版的原作,核對了起來。終於,原委出來了。問題在於英文版。薩德惜墨如金,文筆簡練,有時儘管句子很長,卻層次分明。比如「一定要設身處地,才能體會只有落到我們遭遇的那種山窮水盡田地,才能忍受讓同一個屁股拉兩次大便。」我這才發現了此書的價值,諷刺辛辣,寓意多層,對醜惡現象、犯罪心理,乃至人類的本質,有深入研究。這句話形容奇怪的饑渴(找沒有吃過的大便品種嘗鮮以激起肉欲),但由於饑渴難忍,或?了逢場作戲,只能以「剩菜」(同一個人的大便)解決,一邊還念念有詞:「她連好心好意地放出一個倒楣的屁來都不肯。」我盡了最大努力來再現這對我來說與「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擁有同樣哲理意義的警句,而這種警句在作品中俯拾皆是。



我們生活在紛繁的世界上,而人的內心世界更加深邃,要認識人類的文化,不能光憑精英們的筆端,而在於理解普通個體的一飲一啄。薩德的題材不可謂不奇,借此表達的哲理意義以及獨特的自由觀,隨著作品的廣泛傳播(屢禁不絕)而起了其他革命理論家(著作和本人一起進了牢籠)所無法比擬的作用。



薩德是個貴族,創作時正值革命運動蓬勃發展。不要說深受僧侶階級和包稅人(書中稱為「金融家」)壓迫剝削的農民、資產階級準備革命,連這位思想深邃的侯爺也傾向革命。他拿起了文學的武器,張揚自己的自由理念。作品的主角是浪蕩子ibertins,西方文字中也能解釋?自由分子。作者認?自由不是無所顧忌,而其實質是仿效大自然,天生存在的東西都是對的;於是,是非善惡是相對的,殘忍的虐戀應運而生。不過,法國大革命腥風血雨,殘酷鬥爭的程度?所周知,在文學作品中得到反映,也是自然而然的。薩德是有所期待,還是為了警世而振聾發聵,阻止悲劇蔓延,我不想猜測。他的創作意圖敬請讀者自行理解,而且後世應該有更多的闡釋。



譯者的任務到此為止,應該中性地轉述。學術界對他的評價,似乎總有對立的派別互相爭鳴--也許嘩?取寵就是那位憤世嫉俗的侯爺的奮鬥目標吧。譯者在這方面只是一個普通的讀者而已。



閱讀法文版時,得到了浙江大學法語系唐珍教授和吳永琴教授的指點,她們還幫我請教法國的老師。初譯稿則依靠學生宋瑜的大力幫助。在此一併感謝。



2003.2.21於杭州



註1 見Maurice Lever著,《薩德大傳》,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註2 蔣孔揚,《美學新論》,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p.188。

孤獨的肉體告白與靈魂控訴──薩德侯爵的浪蕩書寫


賴守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英語系教授



我只針對能理解我的人發言,

對他們而言我的作品將不具任何危險。

(Je ne m'adresse qu'a des genies capables de m'entendre,

et ceux-la me liront sans danger.)

--Sade,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I



歷史人物的功過,即使蓋棺往往亦無法論定。後世對過往人物的臧否隨時空而變,乃是詮釋歷史的必然。但像法國情慾哲學家薩德侯爵(Donatien Alphonse Francois, Marquis de Sade, 1740-1814)生前遭遇如此坎坷,死後評價如此南轅北轍的情形,則屬罕見的特例。



薩德侯爵出身自法國南部普羅旺斯的貴族世家,其家族歷史可以遠溯至中世紀的義大利。中世紀晚期義大利詩人佩脫拉克(Petrarch, 1304-74)著名情詩中所歌頌的美女羅菈(Laura)就是他的先祖。其母arie-Eleonore de Maille de Carman身上具有波旁王朝的皇室血統,時任孔代親王王妃(princess de Conde)的侍從女吏,因此薩德並非出生於普羅旺斯的世襲領地,而是誕生在巴黎的孔代親王府邸(l'hotol de Conde,位於現今盧森堡公園附近)。其父薩德伯爵(comte de Sade)一生寄身軍旅與外交生涯,經年在外,是名風流韻事不斷、且尋歡對象男女不拘的浪蕩者(libertin)。薩德在五歲到十歲期間被送往普羅旺斯由擔任修道院院長的叔叔薩德神父(l'abbe de Sade)負責教養。他這位博學、與伏爾泰熟識的叔叔也是個玩世不恭、聲名狼籍的浪蕩者。他雖身為神職人員,但卻公然與兩個情婦(兩人還是母女)同居,並曾於一七六二年因敗德之名而鋃鐺入獄。在薩德十歲時左右,其母心灰意冷之餘,毅然決然拋夫棄子,隱居女修道院。學者咸信薩德後來作品中有明顯敵視母親/女人的傾向,與他從小缺乏母愛,自認被母親遺棄,後來又遭岳母構陷入獄有關。既缺乏母親的關愛調教,又在父親、叔叔放蕩行徑的耳濡目染下,薩德很快沾染上當時貴族浪蕩的習性,吃喝嫖賭無所不來(他甚至曾與父親共享同一名情婦)。年輕的薩德有如脫韁野馬,終日縱情逸樂,眼中只有目前的享樂,根本看不到未來。其父警覺出要拯救這個一無是處的「小流氓」唯一的辦法便是盡快幫他物色個老婆。一七六三年薩德在父命難違的情況下,心不甘情不願地(當時他已另有所愛)與法官千金Renee Pelagie de Montreuil完婚。不過,婚後薩德玩世不恭的浪蕩行徑不但未稍加收斂,反而變本加厲,短短幾年間先後因為一連串醜聞(他曾被指控對多名女子猥褻、鞭笞、虐待、肛交、甚至下毒)而進出監獄多次。後來他居然連自己的小姨子都不放過,小倆口相偕私奔到義大利,此舉讓先前對他反常行徑一再隱忍、甚至設法幫他說項脫罪的岳母忍無可忍,決定大義滅親,祭出國王的尚方寶劍(letter de cachet)(註1),將他繩之以法。此舉終於導致薩德於一七七八年起的長期牢獄之災,從此與社會隔閡,只能從自我建構的想像世界中獲取慰藉。綜而觀之,薩德從三十八歲起到七十四歲病死獄中為止,前前後後總共在牢房中度過了將近二十八個寒暑。他的後半輩子可以說是與世隔絕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牢獄之災大致可區分成兩個不同階段:在法國大革命前舊皇朝時期(l'Ancien Regime),他入獄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私生活行為不檢,革命期間他曾一度重獲自由(1790-1800年);但拿破崙掌權後他再度成為階下囚,這次則是因為其作品被當局視為傷風敗俗而入獄。證之古今中外,因行為不檢入獄者有之,因言論被捕者有之,但像薩德這樣革命前、後分別因言、行賈禍,大半輩子深陷囹圄,至死方獲解脫者,可說少之又少!



薩德的一生言行可說是浪蕩思想(libertinage)的化身,而他本人也以其代言人自居!不論是其令人側目的行為,或是令人髮指的言論都是浪蕩思想的徹底體現,而其絕大部分作品也多與浪蕩者有關:例如《索多瑪一百二十天》(Les Cent-vingt journees de Sodome, 1785)的副標題赫然便是「浪蕩思想學校」(l'ecole du libertinage),《臥房裡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 1795)更開宗明義地指出該書是為「天底下的浪蕩者」而寫的!而其他作品中更是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浪蕩者/女!「浪蕩者」(libertin)這個名詞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法國原本意指一些追求思想自由、不願受教會正統所箝制、因而常遭當局視為眼中釘,亟思藉機加以迫害的人,如詩人維奧(Theophile de Viau, 1590-1626)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不過到了十八世紀初,浪蕩者指的是不再只是思想不受主流意識型態所掌控的「自由者」,而轉而指射行為不受世俗道德所規範、放蕩不拘的貴族。這類浪蕩者的囂張行徑在路易十四駕崩後,奧爾良公爵(duc d'Orleans)執政期間(la Regence, 1715-1723)達到高峰。據傳,當時有位公爵曾為了博一名女子歡心而將心愛的府邸燒毀,而有位親王更誇稱自己收集了二千枚戒指,每一枚都代表了一個遭他拋棄的情婦!浪蕩者行徑囂張至此,難怪當時人們認為這些放蕩貴族應當遭受車輪酷刑(Les roues)。薩德的父親、叔叔都是此類型的浪蕩者。深受十七世紀自然主義的影響,這群浪蕩者的思想基礎建立在「師法自然」之上,一切以自然為師。有鑑於大自然萬事萬物無時不刻不處在不斷的變動之中(inconstant),因此浪蕩者根本不相信世上有永恆不變的愛情。為了排憂解悶,他們以征服女人、玩弄女人感情為樂;但他們自己絕不陷入感情的漩渦中。因為在他們的思惟邏輯中,戀愛代表失去自由、淪為愛情的奴隸,這是他們所極力避免,且引以為恥的(別忘了,libertin的拉丁字源libertus就是「自由者」之意)。拉克羅(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的名著《危險關係》(Les Liaisons dangereuses, 1782)中的瓦爾蒙子爵(vicomte de Valmont)就是這類浪蕩者的最典型代表人物。不過同樣是以自然為師的浪蕩者,相較之下薩德及其書中人物比瓦爾蒙更可怕得多。他們不但踰越世俗的道德觀,更進一步全盤否定西方文明的傳統價值觀!在他們眼中,不計一切追求快樂成為最高行為準則,宗教(上帝、耶穌)成了騙人的荒謬把戲,道德因無絕對的標準,故不值得為其妥協。他們辯稱既然人類所有的慾望皆源自大自然,就不存在有所謂違反自然之事,因此如吃屎、殺嬰、姦屍等驚世駭俗的舉動均屬理所當然。《臥房裡的哲學》中的多爾蒙榭(Dolmance)可說是這類薩德式浪蕩者的最佳代言人。



鑑於薩德作品對文明禮教所構成的潛在威脅,不同政權在其生前即竭盡所能將他與世隔絕。死後其獄中遺稿或散失或被焚(其後代因以他為恥而主動將其遺稿焚毀),已出版的作品則被視為不堪入目,長期被法國政府打入「地獄」(l'Enfer,法國國家圖書館的禁書檔案);他國政府亦視之如毒蛇猛獸,必除之而後快。連薩德本人在遺囑中都亟力盼望自己死後能從世人的記憶中消逝。



然而造化弄人,歷史並不就此輕易放過/棄薩德,世人對他也未曾遺忘。他生前雖然惡名昭彰,死後卻是十九世紀許多文藝創作者如斯湯達爾(Stehdhal)、福婁拜(Flaubert)、波特萊爾(Baudelaire)、史溫邦(Swinburne)等仰慕的對象與創作靈感的來源。不過由於其作品在當時仍名列禁書黑名單之上,大多仰慕者僅能慕其名,無法親閱其文。另一方面,德國性學大師克拉夫特─艾賓(Richard von Kraft-Ebing, 1840-1902)則以薩德之名創造出sadism(性虐待)這個令他「遺臭萬年」的字詞。二十世紀初法國作家阿波利奈爾(Apollinaire)獨具慧眼,重新發現薩德的可貴,並大加宣揚。二○年代的超現實主義更以薩德為師,對現實世界的傳統規範大肆撻伐。其中詩人耶律亞(Paul Eluard, 1895-1952)肯定薩德賦予人類已被文明閹割的原始本能,並將情色的想像從其桎梏中解放出來。其後經過多名學者專家在三○、四○、五○年代的努力耕耘,終於使得薩德成為法國學術思想界矚目的焦點人物。許多學界菁英紛紛為其前衛思想所折服,並試圖為其翻案平反,認為其作品不應遭受箝制焚燬的命運。然而,官方對薩德作品的箝制並未因學術領袖的推崇說項而有所鬆綁。一九五六年法國政府仍以猥褻的罪名起訴了首度發行薩德作品全集的出版商波維(Jean-Jacques Pauvert)。在出庭為薩德辯護時,巴代耶(Bataille)更進一步地推崇薩德的價值:「對那些想深入人性底層一探究竟的人而言,薩德的作品不但值得推薦,且是必讀之書。」(Pour qui veut aller au fond de ce que signifie l'homme, la lecture de Sade est non seulement recommandable, mais necessaire)。物換星移,隨著時代風氣的丕變開放,一九九○年法國著名的噶利瑪(Gallimard)出版社在其備受推崇、在學術界極具權威的「七星文庫叢書」(Bibliotheque de la Pleiade)中收錄了米榭爾‧德隆(Michel Delon)教授主編的《薩德作品集》(全三冊,分1990、1995、1998三年出齊)。此舉深具指標意義,可說奠定了薩德作品在主流價值中的「正典」地位。自此,經過一個多世紀的折磨煎熬,薩德終於得以從「地獄」獲得重生;其支持者甚至標榜他已一躍而躋身「超凡入聖」之列!事實是否如此?薩德「超凡」理應殆無疑義,至於能否「入聖」、成為其擁戴者口中的「不朽的侯爵」 (Divine Marquis),學術界到目前為止尚無共識。



薩德絕大部份驚世駭俗的情色作品寫於孤獨的牢房中。薩德對自己長期身陷囹圄一直無法釋懷,對其岳母更是懷恨在心。因為相較於其他浪蕩者,薩德的踰矩行為可說「小巫見大巫」,因此對自己為此長期失去自由感到憤慨,進而對囚禁他的章法體制、道德習俗、乃至整個文明社會產生強烈的質疑與敵意。深陷囹圄的薩德祇能將熾旺肉慾化諸想像文字,靠不斷書寫渲洩滿腔怨氣。這股強烈的反社會情結一一被訴諸文字,反映到他的作品中。例如,「善遭惡報,惡得善終」就成了其小說中重要的主題;而茱斯蒂娜(Justine)與茱麗葉特(Juliette)這對姊妹花則是闡釋此理念的代言者。薩德曾在十年中將有關茱斯蒂娜的故事寫過三個大同小異、但長短迥異的不同版本:《茱斯蒂娜》(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 1787),《淑女劫》(Justine ou les malheures de la vertu, 1791),《新茱斯蒂娜》(La Nouvelle Justine, 1797),可見此故事在其心目中份量之重。故事描寫天真、秉性善良的茱斯蒂娜一生坎坷、迭遭蹂躪踐踏的悲慘遭遇。在其中,服膺傳統貞德觀念的茱斯蒂娜可說是感性的化身、天主教薰陶下傳統女性的代言人。她在人生旅途中雖一再遭受眾多浪蕩者的羞辱、鞭笞、囚禁、強暴等厄運,但絲毫不改其一心向善之志;無奈好心卻不得好報,終遭天打雷劈而斃命(一道閃電從其口闖入後由其陰道竄出)。相對於善良的茱斯蒂娜慘遭「貞德的厄運」,其姊茱麗葉特的性格命運則完全相反。在《茱麗葉特》(Juliette ou les prosperites du vice, 1797)一書中,女主角對傳統道德嗤之以鼻,立志「以男人之道還治男人之身」,一生無惡不作,但卻左右逢源、屢屢逢凶化吉、享盡榮華富貴,可說「惡得善終」。這對姊妹花如此的情節安排迥異於傳統「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世俗道德觀,可能出自薩德對世事冷眼旁觀的心得,也可視為是憤世嫉俗的薩德對排擠他的社會主流價值所提出的質疑、批判、顛覆。英國女性主義作家卡特(Angela Carter)曾從茱斯蒂娜身上讀出傳統良家婦女在父權社會中的悲慘宿命,而在茱麗葉特身上則看到現代女強人成功的影子,示範操演了女性讀者面對色情作品時的另類顛覆讀法。



薩德的作品絕非盧梭所謂「單手閱讀」(另一隻手用於自慰)的色情小說。傅柯(Foucault)在談論色情文學時,曾強調色情寫作與天主教鉅細靡遺、無所隱瞞的告解(confession)傳統間的密切關係。薩德自己在《茱麗葉特》中也曾強調「哲學應無所不談」(La philosophie doit tout dire)。寫作成為孤獨薩德的肉體告白與靈魂控訴。肉慾宣洩與哲學思辨成為薩德作品中慣有的奇特組合。薩德偏愛在男女雙方羅衫盡褪、精赤條條、箭在弦上、蓄勢待發當兒,穿插冗長(長者可達數十頁)、「惱人的」理性論辯。此舉是薩德調節中和靈思肉慾的獨門祕方?或是對讀者的另類性虐待?讀者自有論斷。不過此舉卻洩露出,叛逆成性的薩德仍保有啟蒙時代理性掛帥的餘蓄,未能完全跳脫當時的思想框架。另一方面,德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大將霍克海默(Horkheimer)與阿多諾(Adorno)則批評薩德根本是以理性思惟反理性主義所楬櫫的理想,是工具理性的變種,尼采的前驅,法西斯的幫兇!



真正讓薩德作品不見容不同政權體制的是書中對文明價值觀的徹底顛覆。有趣的是,這也正是薩德令許多學界菁英、思想大師(也就是薩德心目中能夠理解其作品的理想讀者)心儀之處。巴代耶早已指出薩德企圖建立一套迥異於主流文明體制的另類價值體系(heterologie)。在薩德建構的「情色世界」(Pornotopia)中,自我享樂成了最高理想,事事無礙。慾求掙脫文明禮教的桎梏;亂倫成自然,肛交有至味,殺人無罪,弒親有理。禁忌一躍而成可慾。最令一般讀者震撼困惑的是在現實世界中窒礙難行的邪說歪理,到了書中浪蕩者口中往往一變而成理直氣壯,令人難以反駁的至理名言。這套植基於絕對自由/罪惡的價值體系雖然天馬行空、匪夷所思,卻也適度反映人類最原始、遭文明閹割的勢能;對某些早已對禮教桎梏感到厭煩、亟思追求嶄新的極限經驗的特殊心靈,具有難以抗拒的致命吸引力。以《惡之華》(Les Fleurs du mal, 1857)詩集傳頌後世、對邪惡之華美頗有心得的波特萊爾(Baudelaire)就曾對薩德推崇備至:「欲對邪惡有所瞭解,必得重訪薩德」(Il faut toujours en revenir a Sade pour expliquer le mal)。



平心而論,薩德的文字雖有其動人之處,但其作品並不具有令人手不釋卷的迷人魅力。薩德作品中除了血腥虐待性愛場景令某些讀者不敢恭維、無法卒讀外,書中對女性的敵視、篇幅過於冗長(《茱麗葉特》長近一千兩百頁)、情節類似且不斷重複與書中人物冗長的論理說教也常為批評者所詬病。因此,抱持讀色情小說心態的讀者難免要大失所望。書中的薩德絕非傳說中的性虐待狂而已,更不是後世以挑逗讀者情慾為滿足的庸俗淫穢作家所可望其項背。除了肉體本能的禁忌顛覆、愛慾死亡外,宗教信仰、自然法則、政權體制、是非善惡、倫理道德等皆是這位踰越/愉悅的另類哲學家著力頗深的議題。閱讀薩德除了肉慾感官的刺激外,讀者更須有讓傳統價值歸零,接受全新腦力激盪與思維挑戰的心理準備。閱讀行為是讀者重寫文本的過程,不同讀者對薩德可能有截然不同的解讀與評價。要真正理解薩德也許需要特殊的天份。但一旦開卷,讀者必然會對他勇於突破思想窠臼,掙脫禮教枷鎖,顛覆固有價值觀,言人所不敢言,坦然面對人性本我的真與惡,有更貼切的接觸與體會。



給薩德一個機會,等於為潛藏內心底層的幽微人性注入一道曙光。



II



在台灣不少讀者可能都曾耳聞薩德身為「性虐待狂」與「色情大師」的惡名,但真正接觸展讀過其作品的卻寥寥可數。薩德是否真如傳聞中所言是個惡貫滿盈的性虐待狂魔,滿紙淫言穢語的色情作家?或者真是位「人類史上靈魂最自由」的思想大師?新世紀的開始正是我們重新解讀、認識這位傳奇人物真正面目的大好時機。由於近十年來台灣社會風氣丕變,薩德的作品也曾斷斷續續被有識之士引進譯介給國內讀者。可惜的是,先前出版的作品似乎未能引起讀者廣泛的注意與討論。一九九四年金楓出版社所出版的「世界性文學名著大系」創先譯介了薩德的三部作品:《茱斯蒂娜》、《淑女劫》、《情罪》(Les Crimes de l'amour, 1800)。令人扼腕的是,「世界性文學名著大系」出版後仍逃不過當局的魔掌,最後慘遭台北市新聞處查禁起訴。一九九八年立緒出版社的「思潮與大師經典漫畫」系列亦曾翻譯《薩德》一書,對薩德的生平、思想、影響有簡單扼要的介紹。一九九九年與二○○○年法、美兩國分別推出由薩德生平改編的電影。其中美國導演菲立普.考夫曼(Philip Kaufman)的《鵝毛筆》(Quills)曾在台灣放映,可惜伯努瓦.雅可(Benoit Jacquot)執導的法文片《薩德:隨心所欲》(Sade: Suivez votre instinct)尚無緣與台灣觀眾見面。二○○○年政治大學英文系陳蒼多教授經由英文譯介了薩德的代表性作品《臥房裡的哲學》。此次商周出版社決定出版薩德早期巨著《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中文譯著,此舉不但使薩德作品的中文譯本更形完備,對國內讀者瞭解薩德作品的演變也深具意義。



首先,薩德本人生前根本不知道他這部心血結晶還在世間流傳!《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原稿遭遇之離奇可以媲美薩德命運之坎坷。根據薩德權威傳記的作者列利(Gibert Lely)的研究,一七八○年代被囚禁在巴士底獄的薩德時刻活在文稿被沒收的恐懼中。因此為便於藏匿手稿,他從一七八五年十月二十二日起開始以蠅頭小字將猶未完稿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謄寫在一張張寬約十到十二公分、頭尾相連、兩面書寫、全長超過十二公尺的紙捲。心想屆時只要往牆縫一藏,不難躲過獄方的臨檢,藉此保存自己的思想結晶。詎料,事與願違,薩德在革命群眾攻陷巴士底獄的前幾天已被獄方強制移監至夏宏東(Charenton)精神病患收容所(一八一四年薩德即病逝於此),倉促之間根本無法帶走手稿。等到巴士底獄遭暴民攻陷,此一文稿已不知去向、無跡可尋!薩德生前一直深信這部深具原創性的作品已毀於法國大革命的大動亂中,並自稱曾為遺失此一心血結晶流下「血淚」(larmes de sang)!其後整個十九世紀,人們只聞《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之名,而無緣一窺究竟,所有人皆相信此部作品已自人間消失!



事實卻不然。原來,革命之後,這捲手稿在薩德原先的牢房中被Arnoux de Saint Maximin發現,輾轉落入Villeneuve-Trans家族之手傳了三代。二十世紀初這份手稿被賣給德國一名收藏家。一九○四年柏林著名的心理分析醫師布洛赫(Iwan Bloch)以Eugene Duhren的筆名首度出版了這份消逝了一百二十五年的手稿。不過雖然出版者強調此作品對「醫師、法學家、人類學家」的偉大科學貢獻,並點出薩德作品中與克拉夫特─艾賓的《性慾精神病學》(Psychopathia Sexualis)中的案例有著「驚人雷同」之處。可惜的是,這個版本錯誤百出、嚴重扭曲原著,根本不堪使用。布洛赫死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手稿依舊留在德國。直到一九二九年,著名的薩德研究拓荒者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才代表Charles de Noailles子爵前往柏林購回此一手稿。在海涅努力考證下,仔細校勘過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首版(一共只印了三百九十六套)才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分三冊與世人見面,距離當初薩德謄寫此稿時,已過了將近一個半世紀之久!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是薩德遭受長期囚禁後的第一部挖空心思的泣血之作,而此一心血竟然付之東流!薩德生前為此事痛心疾首,當然不在話下。痛定思痛之後,薩德所採取的補救措施是千方百計試圖重新再現該書的思想精髓!因此從某個角度而言,《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是薩德浪蕩思想的藍圖與雛形,其往後的眾多作品均可視為是對此一基本藍圖的詮釋、修飾、具體實現、與進一步發展。假如薩德生前知道《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手稿安然無恙,他還會寫出後來的眾多作品嗎?沒有了這些作品,薩德還成其為薩德嗎?此項手稿的暫時遺失對薩德、對讀者而言是福?是禍?看來,命運在此又大大了捉弄了薩德與你我一番。



註1 蓋有國王印璽,不經審判即可將其監禁的封印文書。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情慾的書寫與價值的顛覆



賴軍維/國立宜蘭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



薩德侯爵於一七八五年於巴士底監獄完成小說《索多瑪一百二十天》(Les cent vingt journees de Sodome)。Sodome一詞出自聖經「創世記」篇。傳說中Sodome是一個位在死海南邊的城市。因為道德腐敗墮落(同性戀)而遭火焚的天譴,從此衍生出sodomie(雞姦)一詞。由於薩德在法國大革命的前夕被強押離開監獄,此書很可惜只完成了四分之一,但絕對可稱得上是薩德的傑作。薩德本以為原稿早已在暴民燒劫監獄時丟失,然而此書卻意外在一九○四年由一柏林精神醫生布洛赫(Iwan Bloch)發現,且以Eugen Duren之名發行,但因誤訛太多而令人不忍卒讀。日後由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重新校訂發行纔還其面目。整部小說的情節概述如下:



故事發生在路易十四王朝的末年。此書由四個縱慾者分別代表專制王權時期最淫亂的四個特權階級:配劍貴族(noblesse d'epee)、高階教士(le haut clerge)、法官(noblesse de robe) 及收稅人員(la fiance)。這四個人透過權力和利益的結合,以及對肉體快樂的追求,組成了一個集體狂歡的秘密會社。為了增加肉體的刺激和對道德極限的挑戰,他們相互把女兒嫁給其中的成員,並保留對女兒的使用權。他們的財力和權力是無限之大,所以對快樂和刺激的要求也就日趨嚴苛,希望每天都有新的刺激來滿足肉體上的慾望。這四個人便制定了一個淫樂計劃以便徹底地滿足所有的性幻想和性癖好:蒐羅出身高貴、面貌姣好、皮膚白皙、牙齒健康的童男童女。他們重金禮聘了許多皮條客,分赴法國各地尋找他們理想的「性玩物」。 他們對「性玩物」的要求非常的嚴苛,只要外表有一點點小小的缺點,便棄而不用。經過了一年的努力,或拐帶騙,精挑細選,這些皮條客終於找到了三十二個取樂的對象:八個年輕女子、八個年輕男子、八個擁有「巨大陽具」的男人(編者注:即本書中所謂的「操作員」)、四個老醜的陪媼,再加上四個負責講故事的老鴇、四位惡魔般的主人及其夫人們,共計四十人。為了能夠毫無顧忌地,完全放心地去享樂,最後這一行人便前往淫魔迪塞(Durcet)的西林(Silling)城堡作為享樂的地點。西林城堡位在黑森林中某個人煙罕至、道路崎嶇難行的山頂上。由於對外交通全部被切斷,所以外人無法進入,裡面的受害者也逃不出。就算逃出了,也是死路一條。西林城堡就像是舊王朝時期的集中營一般,讓那些屠夫般的縱淫者可以在完全沒有後顧之憂的情形下,去享受和滿足他們的性癖好。故事的開展先由老鴇描述特殊的經驗,然後由這四位淫魔親身實踐這些前所未聞的性癖好。這些由童男、童女和猛男所組成的「後宮」,必須遵守一個嚴格的起居規定。稍有不從,或者忤逆了這些淫魔,都得接受先前規定的懲罰。在西林城堡,性的「奴隸」是不允許擁有自己的想法。就如同淫魔迪塞對所有性奴隸所說的 :「你們其實早就不存在這世界上了。」 往後的一百二十天,西林城堡就像是個活生生的性變態的實驗室或集中營,各式各樣駭人聽聞,匪夷所思的性行為,以及令人髮指的殘暴虐待行為,都將在此城堡中上演,所有的性奴隸也都將屈服在這四位屠夫的淫威之下。本文的主旨在於探討此書的情慾書寫和價值顛覆。



I. 敘述典範:



《一千零一夜》一書在法國十八世紀的知識界引起了廣大的迴響,薩德也不例外,他筆下的那些縱淫者不免受到此書中東方的專制主義的影響。而此專制主義則大大地震撼了西方古典的意識。十八世紀初由Antoine Galland將《一千零一夜》加以改編後,此書便在法國的文藝界廣為流傳,它的敘述模式便成了許多作家模仿的對象。薩德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中很自然地也借用了《一千零一夜》的某些敘述模式。《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另外兩個敘述模式是來自薄迦丘的 《十日談》(Le Decameron),以及瑪格麗特‧德‧娜瓦赫 (Marguerite de Navarre)的《七日談》(Le Heptameron)。薩德對此二書知之甚詳。《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所虛構的時間長度正好是四個月(十一、十二、一、二月),合計一百二十天,剛好介於文藝復興時期短短數日的敘事長度和阿拉伯傳統的一千零一夜之間。與《十日談》和《七日談》大不相同的地方是,前二書中的人物是因外在力量而巧遇在一起,如發生在佛羅倫斯的鼠疫或是惡劣的天氣。《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的縱淫者都是自願的,經過詳細的計劃,而且具有共同的理念而聚在一起。



這四位變態淫魔分別是布郎吉公爵,某某主教 (l'eveque de ***,布郎吉公爵之兄),居瓦爾院長及迪塞收稅官。他們分別代表希臘時期所劃分四種不同性格:暴躁易怒的 (sanguin)、焦慮的(bilieux)、冷靜的(flegmatique)及憂鬱的(melancolique)。另外有四個來自妓院的老鴇擔任說書者的角色(historiennes)。此書的副標題「縱慾學校」(L'Ecole du libertinage)標示著小說的開展正是由這四位老鴇敘述她們所知道的各式各樣的性怪癖及實踐的方式。



小說的結構由無數的小故事所組成。負責的老鴇每天首先講述五則故事,然後這四位如暴君般的主人便去實踐剛剛所描述的性癖好。但小說的發展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循著一個漸強的 (crescendo)節奏而開展:第一個月專講單純的激情(passions simples),第二個月則是強烈的激情(passions doubles),第三個月則換成犯罪的衝動(passions criminelles),第四個月以謀殺的衝動(passions meurtrieres)做為結尾。漸強的節奏說明了這些淫魔永不滿足的慾望,和追求極至快感的強烈動機。城堡中的性奴隸所受到的驚嚇也是與日俱增。一天講述五則故事,四個月一共預計講述六百種之性虐待或性癖好。在強烈的寫作動機的驅策之下,薩德儼然是一個精神分析的大師。法國新小說大師亞蘭.侯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曾說:「薩德的作品中最令人震撼的是《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此書幾乎被簡化為一個廣大的、完整的變態目錄表,足堪與利內(Linne)(註1)的植物分類學 (classification botanique)相媲美,或是被簡化為單純肉體的週期表,如同蒙德列夫 (Mendeleiev)(註2)所制定的週期表」。



II. 數字的迷思:



不論是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或在其他的作品,我們可以發現薩德在情慾(肉慾)的書寫,對精確的數字有種偏好,甚至已經到了偏執的狀態。薩德在起草《美德的不幸》(Les infortunes de la vertu)時,就以數學家式的精確做了一個全書的圖表。數字化的系統構成本書的主要結構。如果沒有數字化 (numerotation)的使用,薩德的情色語言則將失去它的特色。而在眾多的數字當中,很顯然他偏好 「四」這個數字。



首先,本書分為四個章節,在冬天的四個月份裡分別去探討四種不同程度的性怪癖或性凌虐。故事安排了四個主人,四個女兒,四個說書的老鴇。四個淫魔代表四種不同的性格,這四種性格在希臘傳統裡又代表了四種元素(空氣、火、水、土)、四個季節(春、夏、秋、冬)、四個方位(東、南、北、西)。另外,所有的性奴隸都是「四」的倍數 :八個年輕女子,八個年輕男子,八個擁有「巨大陽具」的男人,所以整部小說就像是個數字的遊戲。



薩德只寫成本書的第一部,其他的三部薩德只留下了簡單的寫作大綱。採條列式,如下:



@十二月七日,第三十二個情節:他需要四個女人,兩個操陰戶,兩個操嘴巴……

@同一天,第三十三個情節:他要求十二個女人,六老六少;有可能的話,要六對母女。

@十二月十八日,第八十九個情節:十五位姑娘分成三個一組過來:一個鞭打他,一個吸吮他,另一個拉屎。

@十二月二十日,第九十八個情節:三位姑娘輪流鞭打他,一個用撢衣鞭、一個用牛筋鞭,另一個用九尾鞭。

@同一天,第九十九個情節:他置身於六位姑娘當中:第一位用針戳他,第二位用鉗子鉗他,第三位用火燒他,第四位用牙齒咬他,第五位用指甲抓他,第六位用鞭子打他。


雖然薩德來不及將其他的章節鋪陳為完整的篇幅,但是從剩下的四百五十種凌辱的方式中,可以看出薩德驚人的想像力與豐富的知識。薩德式的書寫(ecriture sadienne)就在逐條陳述的推理與妄想的加重之中逐漸成形。薩德的語言特色之一就是「數字化」:它已經成為一種特殊的敘述模式。它允許在書寫的過程中得到最大的精確度,而且數字化也可以獲致冷漠無情的文字風格。Lucienne Frappier-Mazur曾對數字化的精確做出如下的評論:「介於肉體的肢解、器官的快樂與數字化的組織,這兩者之間並沒有任何中斷。數字化是建立在分割上面,它也主導快樂的分配。」 另外,數字的使用也可以達到組合式語言的功能與目的,正如同羅蘭.巴特的發現,薩德式的書寫是一種「被系統化的組合」(combinatoire systematisee)。



III. 反象徵主義:



薩德式的書寫完全揚棄傳統式的修辭法,如隱喻(metaphore)、換喻(metonymie)、曲言法(litote)、婉轉的措辭法(euphemisme) 等等。薩德的語言風格很非常的直接,因為只有赤裸裸的語言才能表達語言的暴力性和侵略性。古典時期的文字美學認為藝術之美只要表現出最精彩的部分,多餘的部分必須完全去掉。就此觀點而言,核心情節(l'essentiel)是與細節 (details)相對立。薩德並不是不重視核心情節的重要性,但他認為對毫不起眼的細節描述也可以增加想像力的刺激。在第一部裡,居瓦爾院長開宗明義告訴說故事的老鴇杜洛克太太,說故事時不要太快,不要忽略細節,而且要越詳細越好。因為細節可以豐富他的想像力,而且會讓他很興奮。對薩德而言,慾望可說是在細節中產生。所以在薩德的敘述美學中,對最微不足道的情節和最不重要的細節的敘述也能刺激聽者和讀者的肉體感官。在這種情況之下,傳統的修辭學自然也就派不上用場。



對細節的掌握和描述最適合用來建立人性中的變態目錄表或淫蕩的字典,他最小的語意單位就是最微不足道的小細節。羅蘭.巴特認為「情色符碼是由薩德精心確認和命名的單位所組成。這些最小的單位就是姿勢 (posture)」。這些單位結合情節和動作,足以點燃縱淫者的想像力,編織一幅變態和慾望的圖畫。組合式的規則的優點(regle combinatoire)讓作者可以永無止盡去創造、連接、再創造。Marcel Henaff則認為薩德的敘述邏輯就在於追求「原始形象」的方式。米謝勒.德隆(Michel Delon)則認為薩德將人類的激情分解成若干的小細節,是為了研究這些細節中的關係,以及建立它們之間的法則。為了充分反映人類激情的最大不同性,薩德建構了一個慾望的迷宮(labyrinthe du desir)。傅柯也曾表示,「在淫亂的生活中有一種嚴格的秩序,所有的再現 (representation)必須在慾望的活體中展現,所有的慾望必須透過純粹再現性的話語來呈現」(註3)。而所有的再現性的話語則必須建立在所有的小細節之上。由此可見,薩德式的書寫推翻了傳統修辭學對意象或象徵的崇拜。因此羅蘭.巴特強調「如果象徵主義是一種逃避,情慾主義就是完全的反象徵主義(anti-symbolisme)。」(註4)



IV. 結論:



薩德的寫作原則是「全部交代」(tout dire),「全部交代」的大原則就是借助小細節的掌握。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中,薩德確實地執行了他的美學概念:沒有象徵、沒有隱喻、沒有婉轉的措辭法。一切都是直接的、粗魯的,甚至於過於直接到令人做嘔。「全部交代」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雄心壯志,薩德立志用他的「鵝毛筆」反映所有關於性的真實面。他不僅自詡為精神分析學家,他更是一位哲學家。「全部交代」的勇氣和決心讓他超越了傳統禁忌的藩籬:他敢言人所不敢言。薩德不斷地用文字去挑戰不可容忍之事(l'intolerable)、難以理解之事 (l'inconcevable)、無法形容之事(l'innommable),也就是人們也不願或無法容忍、理解、命名的事情。當作家普遍都為無法形容、無法言傳 (l'inenarrable)、難以表達的事情 (l'indicible) 而發愁時,這些問題對薩德而言一點都不存在,因為對他而言,所有東西都是可以表達的 (dicible),即使是最禁忌的事物。



就「全部交代」的角度出發,薩德式的書寫不僅僅是個文學的課題,更是一個存在的課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結合了 「慾望的機器」(machine desirante) 和「敘述的機器 」(machine racontante):亂倫、雞姦、凌虐式的集體狂歡、肢解人體、吞食糞便、性虐待 (鞭打、綑綁、穿刺、燒燙)、最後將性奴隸加以殺害。整個西林城堡就像是中世紀的宗教審判,因為宗教審判可以說是一場活生生的施虐和被虐的儀式。被虐者赤裸著接受施虐者各式各樣的懲罰和處置。對施虐者而言,對異教徒實行的各種酷刑所帶來的快感,更是遠勝於實際性交的高潮和刺激。十八和十九世紀的讀者看到了這些恐怖殘忍的想像鏡頭,而認定薩德稱不上是一個作家。羅蘭.巴特認為這是錯誤的看法,他則稱讚薩德是一個偉大的情慾形象的修辭學家:「為了承認他是一個作家,必須從兩個角度出發:一方面,他必須是個好的故事創造者,我認為這是明顯的;另一方面,他必須是一種典型句子的製造者。在情慾的鋪陳中,薩德式的句子具有難以置信的美和清晰。只要和所謂的色情小說相比,即可得知他們的不同點在於文體。」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全書是一個高度儀式的慾望劇場:它不僅僅是情慾的書寫,更是破壞的書寫,或是禁忌的書寫。亞蘭.侯伯─格里耶認為:「凡是被禁止的都是令人興奮的」。所以對薩德而言,情慾書寫也許改成「肉慾」書寫會更適切些,因為薩德根本不相信情感這種抽象的東西。作為絕對的無神論者,他只服膺理性,他否認人類受到靈魂或感情的支配。在他眼中,凡是受到情感影響的人都是弱者的表現。薩德在此書徹底地表現出他的百科全書式的野心,他比佛洛伊德早一個世紀去發現、研究人類對性變態的諸多問題,《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真可說是一本 Psychopathia Sexualis.



附錄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另一種奧迪賽 (Odyssee)



巴黎索爾邦大學教授米謝勒.德隆曾概略地將薩德侯爵的作品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可以承認的(avouable),亦即小說內容並非十分淫穢不堪,沒有被羅織罪名的隱憂, 如《情罪》(Les crimes de l'amour),《梵琳娜與梵勒谷爾》(Aline et Valcour) ﹔第二類是可流通發行的(diffusable),但如果情況需要,他準備隨時否認。因為警察單位隨時可以違背善良風俗為藉口將他逮捕入獄,這類作品有《朱斯蒂娜》(Justine),《朱麗葉特》(Juliette)、《臥房中的哲學》(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最後是無法發行的 (impubliable),如《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事實上,《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在一七八五年時便重新謄寫完畢,為何直到一九○四年纔由德國精神學家伊凡‧布洛赫(Iwan Bloch)出版呢?超過一個世紀的時間,這部手稿到底流落何方?為甚麼它會失蹤如此之久?



薩德的絕大多數的作品都是在監獄中完成,《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亦不例行,依然是在監獄裡極端的孤寂中誕生。目前我們所看到的版本都是尚未完成的版本。薩德害怕《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如此具有原創性的作品手稿被獄吏發現,會遭到沒收燒燬,他在完成第一部後,便小心翼翼地重新謄寫在十二公分寬,前後相連的小紙片上,而且是兩面書寫,最後總長是十二公尺又十公分。薩德將它仔細捲成紙軸藏在牢房的某個角落。在缺乏紙張又受到嚴密的監視,特別是在身心承受極大的折磨下,薩德克服惡劣的寫作環境,完成法國文學史上最具震撼性、最淫穢不堪的作品,但同時也是人類文明史上以最大膽的方式去探究性的秘密的不朽的作品。



到底是甚麼原因讓這部薩德所珍愛的作品消失超過了一個世紀呢?



I.從巴士底監獄(Bastille)到夏宏東收容所(Couvent de Charenton)



故事發生在法國大革命的風潮之前。



一七八九年六月底七月初巴黎的政治氣氛已經相當緊張,被關在巴士底監獄的薩德似乎已經能感受到「山雨欲來風滿樓」詭譎的政治氣氛。六月召開的三級會議(Etats generaux)事實上並不能解決當時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人民依然活在貧困之中和饑餓的邊緣,社會階級的磨擦有愈來愈激烈的傾向。汲取法國啟蒙時期的開明思想的中產階級,深信人生而平等、歌頌自由與民主、反對腐敗的宗教特權,他們與被專制王朝剝奪特權的貴族勢力在巴黎正上演一場角力大戰。三級會議只不過讓原本處在矛盾和衝突的貴族、教會、中產階級等勢力更加激化。它不僅不能挽路易十六(Louis XVI)之腐敗政權於狂瀾之中,反而提早將其推向崩潰的邊緣。此時的人心是浮動的,不安的和焦慮的。火山只等待更大的壓力和衝擊將溶岩噴向晦暗的天際,灑向不公平的世界。



在監獄裡的薩德侯爵似乎也是騷動不安的。



七月二日巴士底監獄的典獄長德.洛內(De Launay)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部長維勒德伊 (Villedeuil)報告當時的監獄狀況,包括薩德侯爵的反常行為,以及為了維持監獄的安全和秩序,他請求准許立即將薩德侯爵押送至其它的監獄。信的內容如下 :



我有義務告訴您,昨天因為當時情況需要,我們不得不取消您賦予薩德侯爵在獄中散步的權利。昨天中午他透過牢房的窗戶對外面的人使勁地叫喊,大叫我們在獄中處決和暗殺囚犯,他要求人們趕快來救他們。這些話被路人和其他的囚犯聽到了。之後他又故態復萌,並且大聲地抱怨。此時這個人在此地對我們的工作是危險的。我們深信必須向您報告,部長大人,將此人移監至夏宏東收容所或其他類似的監獄是適宜的。在那兒,他就不可能像在這裡一樣去干擾監獄的秩序。這可能是去安定一個任何事都無法去平息,任何獄吏都無法去制止的時刻。允許他在獄中散步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最危險的事,因為大砲都已架設完畢。如果您允許立即押送薩德侯爵的話,所有的獄吏將對您十分感激。



維勒德伊部長在凡爾賽的辦公室收到典獄長德.洛內的信之後,馬上回信給當時的警長克洛斯內(Crosne):



克洛斯內先生,根據洛內先生來信的所提將薩德侯爵從巴士底監獄送到夏宏東收容所之事,我很榮幸地寄給您國王的御令,這是我認為在目前的狀況下應該和國王陛下建議的。我懇求您儘可能以最快的、最秘密的方式去執行這個任務,除非您可以找到一個更有效的辦法足以避免可預見的混亂,而且是馬上可以執行的辦法。



除此之外,目前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巴士底監獄檔案目錄也可幫助我們說明當時薩德被匆忙押走的情形:



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清晨一點,按照呈給維勒德伊先生有關薩德公爵(註5)二日在獄中表現的報告,他由基朵爾先生押送至夏宏東收容所,由警督攝儂先生親自在其牢房上貼上封條。



一年後,薩德寫信給他在普羅旺斯的律師高德弗狄(Gaudridy),提到了這一段歷史:



七月二日,為了表達我的不愉快,我在巴士底監獄裡製造了些喧鬧,典獄長便去向部長大人維勒德伊告狀。大家都說我透過窗戶去鼓動人民的意志,我將他們集合在我的窗下,我告知他們一些巴士底監獄所準備的工事,我鼓勵他們去打倒這座恐怖的建築物……這些是真的。獄方將我押送至夏宏東收容所,處在這棟專門收容瘋子和癲癇患者的房子裡,蒙特依(Montreuil)家族中的那些陰險之輩居然如此狠心害我在那兒待了九個月。」(註6)(一七九○年五月底)



在這封信中,薩德回憶當時的情景。時間大約是七月三日的深夜、四日的清晨,薩德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在慌亂中被押走。在出牢房時,根據專制王朝的舊制,犯人離開時必須是一絲不掛,甚麼物事都不能攜帶的。薩德說他被匆促押解上車,留下了超過一百路易金幣的家具、衣物和六百卷的書籍,其中不乏十分珍貴的書籍。但最令其耿耿於懷,而且是無法彌補的是他被迫丟下了十五卷準備付梓的手稿。薩德後來對其夫人未能及時去搶救他的手稿感到十分的不解和痛心。「掠奪我的手稿,使我日夜為之泣之以血」,薩德難過地寫著。讓薩德更加痛心的是,每次當侯爵夫人來探監時,薩德都會偷偷塞給她一些手稿。為了減輕痛苦,薩德向夫人索取過去所交付的手稿。夫人竟回答說在大革命時期深怕這些手稿為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她交代別人將這些手稿焚燬以策安全。薩德聽到這些話時,他寫道 :「聽到這樣的回答,我全身為之血氣翻騰」;「這是上天賜給我最大的痛苦」。他的悲慟之情溢於言表。



由以上的書信及檔案資料可以得知薩德侯爵是在一種可能引起監獄混亂不安的顧慮之下,被匆忙地送往只專門收容瘋子和麻瘋病人的夏宏東收容所。在此之前,他一共連續在巴士底監獄被關了五年半的時間。在這一段時間內,薩德偷偷地寫了不少尚未付梓的手稿。可惜的是在法國大革命的期間,特別是從七月十四日起的十天之內,巴黎憤怒的民眾和一些趁火打劫的暴民徹底地洗劫了巴士底監獄。薩德的牢房中的許多書籍和手稿亦不能悻免於難。薩德很自然地認為《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手稿肯定早已被「暴民」燒燬,不復存在。不論是原先的草稿或是仔細謄寫在紙卷上的手稿,在薩德生前都未曾回到他的手裡。對他而言,這部曠世傑作是早已消失的了。



II.另一種奧德賽:歷劫歸來



幸虧上帝保佑,《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原稿很幸運地逃過一劫,並未毀在暴民的手裏。它依然被藏在原本監禁薩德的牢房的角落裏。後來由愛爾努.德.聖.馬克席曼(Arnoux de Saint-Maximim)尋獲。這手稿後來成為維勒南伏─德郎 (Villeneuve-Trans) 家族的收藏品。經過三代的收藏,終於在本世紀初賣給一個名叫依凡.布洛赫的德國書誌學家,同時也是精神學家。布洛赫曾校訂此手稿,並化名為歐傑尼.杜倫(Eugene Duhren)加以出版。可惜謬誤甚多,而令人不忍卒睹。根據薩德專家吉勒貝爾.列利(Gilbert Lely)的看法,布洛赫的版本幾乎是無法閱讀的(illisible)。如果《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的出版計劃因此就胎死腹中,薩德可真要含恨九泉了。很幸運的,薩德的第一代研究者,也是開研究薩德之風氣者──莫里斯.海涅(Maurice Heine)受查理.德.諾伊(Charles de Noailles)家族之託,前往柏林去買下這份手稿。海涅氏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間共出版了一套三卷的《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至此,《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終於得見天日。由於海涅氏的學養精湛、考據精確、校閱詳實,此版本被公認為是極為貼近薩德原意的版本,也是目前最具有參考性的版本。這一珍貴的手稿在諾伊氏死後又再度易主。至於流落何方則無人得知,至少目前無法像其他收藏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手稿一般,可以隨時去查閱。



後來吉勒貝爾.列利繼承海涅氏的遺志,繼續去研究、發掘薩德的生平和文學價值。目前由列利氏所出版的《薩德傳》(Vie du marquis de Sade)堪稱為最精闢詳實的版本。雖然後來法國情色文學專家,讓─傑克.波威爾(Jean-Jacques Pauvert)也出版了一套三冊的薩德傳記,但是在資料的處理和對歷史的評價終究未能跳脫列利氏的架構。從無到有,列利氏為重建薩德的生平所下的苦功足以與薩德齊名。



薩德真正進入法國文學的殿堂應當從其被列入七星文庫叢書的出版計劃。由索爾邦大學教授米榭爾.德隆所校閱、注釋的《薩德作品集》共三冊於1998年全部完成。其中收錄了薩德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第一冊於一九九○年出版發行,第二冊於一九九五年,第三冊發表於一九九八年。)前後歷經十年的時間,艱苦卓絕,貢獻不可謂不大。由一向只發行具有重要地位的作家的七星文庫叢書正式發行,薩德的文學地位總算是暫時得到平反。



由海涅氏首開研究之風氣,由德隆氏於本世紀末前完成,近六十年的努力和研究,中間遭遇過無數的嘲諷和攻擊,讓─傑克.波威爾甚至被以發行不道德的書藉而遭起訴。在這半世紀的研究中,亦不乏贊歎之聲。在西蒙.波娃 (Simone de Beauvoir),卡繆 (Albert Camus),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喬治.巴代耶 (Georges Bataille),莫里斯.布朗肖 (Maurice Blanchot,或譯布朗秀),米謝勒.傅柯 (Michel Foucault) 等人的極力推荐和讚譽,薩德在死後一百五十年終於得到應有的注意。從法國國家圖書館最不引人注目的檔案中,搖身一變成為目前法國十八世紀文學研究者的最愛之一。薩德狂放不羈的情感透過強而有力的文體感染了每一個讀者。他博學多聞的論述不輸給啟蒙時期的任何一個思想大師。在盧梭 、伏爾泰或狄德羅 (Diderot)的面前,薩德亦不遑多讓。巴黎師範學院文學系主任貝埃緹斯.狄迪耶 (Beatrice Didier)甚至認為薩德是唯一能體現法國啟蒙時期的反抗和懷疑的精神的作家:強調理性,追求自由,反對專制集權與宗教迷信。他對人性赤裸裸的描寫、對人性黑暗面的揭發、對人類價值體系的懷疑與顛覆,特別是對人類潛意識中關於各種「性」幻想的探討,更是足以讓其躋身大師的行列。沉默了一百五十年後,薩德若知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前,他的作品可以和他生前最愛的作家一樣被擺在神聖的文學殿堂,如莫里哀、蒙田、高乃依 (Corneille)、哈辛 (Racine)、哈伯雷 (Rabelais)、盧梭、伏爾泰等,相信他對長達近三十年的牢獄之災也可一笑置之了。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失而復得,簡直就像是另一種奧迪賽(Odyssee)。先是消失,在長達一個世紀的沉默後,突然再現。《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一書的出版過程有如迷樣般的神話。就像巴哈的音樂與梵谷的繪畫,只要它還留在人世間的某一個角落,沒有被摧毀,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是不會被埋沒的。



* 此文轉載自《世界文學》第四期,麥田出版(2002, 8)




註1 Linne (Carl Von), (1707-1778), 瑞典生物學家,發明植物的分類方法。



註2 Mendeleiev (Dimitri Ivanovitch), (1834-1907), 俄羅斯化學家。發明著名的元素週期表。



註3 Michel Foucault, Les mots et les choses, Gallimard, 1966, p.222.



註4 Magazine Litteraire, juin , n°114, 1976, p.76. Roland Barthes (1915-1980) 為法國當代最具影響力之文學理論大師之一,亦是法國符號學理論重要的代表人物。訪問者Jean-Jacques Brochier為當代文學批評家。他從如此評價薩德:「薩德令我感興趣的並不是反叛性的這一面,也不是尼采式的那一面(並非真的尼采式,因為薩德和尼采只有極少的關聯),而是書寫性 (scriptural)的那一面 : 一個透過寫作去創造完美的小說結構。這結構正是情色結構 :形象同時是情慾的形象,也是姿勢和修辭的形象。」



註5 按:此乃檔案管理員之筆誤,應為侯爵而非公爵。



註6 薩德侯爵夫人的家族。薩德侯爵儘管生活荒淫無度,但仍不足以將其監禁如此之久。主要是因為其岳母暗中作祟,使得薩德侯爵一生始終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薩德侯爵對其岳母的卑劣行徑時而感到十分的憤怒,時而感到極度的失望。我們從薩德的書信中便可略知其悲憤之情。

薩德--情色象徵的偉大修辭學家



劉森堯/逢甲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師、影評人、作家



一、有關薩德的神話



薩德(Marquis de Sade, 1740-1814)自從二十世紀初逐漸浮上檯面之後,慢慢形成一種所謂的「薩德現象」,羅蘭‧巴特甚至稱之為「薩德神話」。這種現象如何解釋呢?道理很簡單。二十世紀之前的薩德,整整有一百年的時間都是活在地下,他的作品始終是在不見天日的狀況之下被傳閱,因為他的作品所處理的不單是色情題材的問題,還宣揚性暴力和性虐待以及違反倫常的哲學,他是性變態的化身,他像個魔鬼,無所不在,卻必須躲躲藏藏。至於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在他所生活的時代裡,大家只把他當做一個淫穢的色情作家,甚至只是個不入流的小作家,遲早勢必會淹沒在歷史的洪流之中,當時絕沒有人想到他將在法國文學史上(或甚至西方文學史上)佔上重要一席之地。



時序進入了二十世紀之後,多虧那批超現實主義的朋友,特別是阿波利奈爾(Apollinaire),當然還得拜時代思潮進步之賜,許多禁忌慢慢在解套,薩德竟然不知不覺浮上了檯面。到了六○年代中期他的作品全面解禁之後,加上一些名家如布朗秀(Maurice Blanchot)、巴代耶(Georges Bataille)以及羅蘭‧巴特等人為他著書立說,薩德終於鹹魚翻身了:他成為法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羅蘭‧巴特在其《訪談錄》一書中,甚至拿他和普魯斯特相提並論,在他看來,閱讀薩德和閱讀普魯斯特一樣,其所帶來的歡娛感覺是無與倫比的。



薩德的神秘面紗揭開之後,在法國本地逐漸形成為一股熱鬧的薩德風潮,對他的作品同時形成為兩派極端不同的看法。一派視之為無聊胡鬧,不可理喻,比如法國總統龐畢度即抱持此種看法。這一派人認為薩德不厭其煩反覆在許多小說中描寫猥褻的變態性行為,特別是「戀屁狂」和「嗜糞癖」的雞姦行為,實在是無稽透頂而令人倒胃至極,《索多瑪一百二十天》(Les cent vingt journees de Sodome)一書通篇讀來,正是離不開這類淫穢行為的刻劃描寫,不但違反道德,事實上也違反了人性,這能叫做文學嗎?



但是另外一派人並不這樣看薩德,這必須從有關薩德的神話這個角度去看,薩德的神話如何形成的呢?首先來自評論家克洛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的論調,他把薩德看成是個「絕對的作家」(ecrivain absolu),是獨一無二的,是無可比擬的,而且恐怕也會是空前絕後的。這樣的作家以一種革新精神和獨特風格創造了一個異想天開而帶有結構性質的封閉系統世界,我把這樣的世界稱之為「薩德種系」世界(如同「卡夫卡種系」或「巴爾札克種系」等世界的稱謂,普魯斯特的世界亦可作如是觀),在這個世界中固然一切以色情為依歸,但我們必須越過色情的層次去看這個世界的一切,好比我們必須超越現實的層次去看卡夫卡或普魯斯特的世界,道理是一樣的。



「薩德種系」的世界是一個無政府的世界,但相對也是一個烏托邦的世界,因為在那裡一切束縛都解除了,倫理道德或甚至法律的禁制也都不復存在,我們彷彿回歸到一個原始狀態的心理學層次,一切都是赤裸裸的,一切都可以被允許的。這好比精神分析領域裡有關潛意識作用漫無節制的發揮,任所欲為,不但是天馬行空,而且簡直就是完全沒有界線。因此,薩德就像是一個魔法師,創造了一個「絕對的世界」,一個自給自足而充滿無比想像魅力的世界。



薩德神話的另一個來源則是前述著名評論家布朗秀和巴代耶的「違禁」(la transgression)創作觀念,他們把薩德看成是文學創作的「違禁者」(le transgresseur)。在西方文學史上,沒有人能夠像薩德那樣大膽闖越理性的法則,完全以個人的尖銳情慾和暴力傾向為準則,不理會理性的束縛,不顧道德法律的干預,一切只為了個人慾望之宣洩,並不服從「享樂原則」之規範,這可說是瘋子的行徑,而這正是薩德的寫照。他以瘋人姿態,肆無忌憚闖越了世俗的「禁區」,繼而塑造了一個獨特的,沒有人能管制的自給自足世界,在這個世界之中,一切只聽命於一個至高無上之權威的主宰者,這個主宰者就是薩德本人,而他的行事律則就是:反其道而行。巴代耶就說過,薩德世界的中心,其至高權力的要求乃在於展現否定的力量,換句話說,就是逆向行駛,也就是反其道而行的意思。傅柯(Michel Foucault)也這樣說過:「在薩德的世界裡,性是沒有任何規範的,有的話,也僅服從於其自身本質的內在法則,此一法則除了其自身之外不承認任何其他法則,它只聽命於至高無上的權力主宰者。」因此,在薩德的作品裡,我們會不斷反覆讀到對社會規範之破壞的描寫,他的世界並沒有天理和律法的存在。



有關薩德的神話,最後一則也是最有分量的一則,無疑正是由羅蘭‧巴特所建造,在他眼中看來,薩德真正吸引人的地方,不是有關他的「絕對」和「違禁」的部分,當然更不會是色情,而是有關他那獨樹一幟的語言所塑造而成的結構世界,就這一點而論,他認為這樣的結構世界在相當程度上很類同於聖經中的世界,同樣都是充滿符碼而有待解構的複雜世界。薩德長年在監獄中透過不眠不休的奮力寫作(電影「鵝毛筆」在這方面的描寫算是很中肯週到),透過對語言的巧妙掌握和運用,創造了一個極精彩的小說結構世界,這當然也是一個別樹一格的色情結構世界,其中的象徵是色情的象徵,五花八門,眼花撩亂,另一方面,同時也是修辭學的象徵,就某個角度看,薩德可以說是有關情色象徵的偉大修辭學家。因此,羅蘭‧巴特在其《薩德、傅立葉、羅耀拉》(Sade, Fourier, Loyola)一書中即如此說,薩德和傅立葉及羅耀拉一樣,他們都不約而同創造了自己的語言系統,他們的作品都結合了原創性的符號而展現了不同凡響的獨特意義,充分展現了社會主義熱情(傅立葉)、情色象徵(薩德)及宗教精神(羅耀拉)的最顛峰境界。此外,羅蘭‧巴特在他的《訪談錄》一書中更如此肯定的說:「閱讀薩德,我向來即由此獲得極大的樂趣,我並不認同於一般人所說的,認為薩德是個無聊的作家……在我們(法國)的文學當中,真正能夠帶給我極大之閱讀歡娛,並且會想不斷去重讀的,除普魯斯特之外,就數薩德一人,他們兩人各站我們文學世界的兩極。」



我認為薩德和普魯斯特最值得相提並論之處,除了如羅蘭‧巴特所說,在於創造屬於個人種系的小說結構世界之外,那就是他們都是文字的風格大師。一位偉大作家除了必須是精彩故事的編撰者之外(也就是說擅於說故事),他還必須是傑出的文字創造者,薩德正是一位這樣的作家。他那源源不絕的色情故事,筆下寫來,即使帶有暴力和恐怖色彩,甚至不合常理和邏輯,我們讀來還是會覺意趣橫生,深受吸引。特別是他在描繪色情時,使用的法文句子結構都極優美洗練,而且是無懈可擊的簡潔扼要,他凸顯了文學運用上的風格問題,一位作家沒有文字風格的展現就絕對算不上是個好作家。羅蘭‧巴特說的沒錯,一個作家的偉大與否,正是由此來加以判定,他因此更進一步看出薩德在文學上和修辭學上創造了一樣極為罕見的東西:一種意義完美彰顯的寫作(une ecriture parfaitement denotee)。譬如他在描寫的時候──特別是色情場面──他的句子絕不會拐彎抹角,他很直截了當,這是一種透明的寫作風格,以致於象徵主義的東西竟毫無發揮之餘地(這一點普魯斯特適巧相反),讀者因此不會讀到皺眉頭,也必去渲染想像,因為沒有干擾。如果象徵主義是一種逃避手法,那麼,薩德的色情世界顯然是反象徵主義的,倘若非得在他身上披上象徵主義色彩的話,我們畢竟還是為他創造了一個象徵性詞彙,那就是所謂的「薩德主義」(le sadisme),這是一個意義十足的字眼,可惜今天已經成為性虐待的代名詞,顯然是被濫用了。



不能否認的是,有關薩德的神話無疑拓展了我們看薩德色情小說的視野,薩德的世界如果抽離了色情的部分固然就不能成立,但薩德真正吸引人的地方絕不是色情,我不相信任何一個成熟的讀者讀《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會挑起什麼色慾的興奮情緒,不,不可能的,書中多的是猥瑣和不堪的有關各式各樣的性變態描寫(比如中間光「嗜糞癖」行為的描寫即至少佔去四分之一篇幅左右),然而,這類描寫並非都是那麼令人難堪,因為這裡頭竟然也包含了許多令人發笑的成分。D. H. 勞倫斯在《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一書中就說過,男女性愛的動作,沒有比這個更滑稽可笑的了。這樣的論調適巧可見証薩德對性愛行為的誇張描寫,經常會誇大到令人讀來捧腹大笑,而且類似這樣的喜劇效果還是一波接著一波,誰說讀薩德不會是一種無與倫比的歡娛呢?



二、薩德和他的時代



鼎鼎大名的薩德侯爵生活於法國歷史上政治和社會的一個大變動時代,他經歷了從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君主王朝、法國大革命的民主共和,還有拿破崙的帝國時代等三個動盪騷亂的偉大歷史時期,但他大多無緣真正躬逢其盛,因為他的一生斷斷續續總共有二十七年的時間是在監獄裡頭度過,他幾乎住過當時法國所有大小著名的監獄,其中還包括惡名昭彰、座落於巴黎市區的巴士底監獄。《索多瑪一百一十天》即是在這裡寫成,從一七八五年的十月二十二日開始動筆,在三十七天之內寫就。我們曾設想,薩德要不是有那麼長時間被關在監獄裡頭,似乎就不太可能寫出那麼多充滿性愛奇想的小說作品。從「鵝毛筆」這部有關薩德監獄生涯的影片看來,這位色情大師活在世上只為做兩件事情:性慾望和寫作慾望的發洩,我們直覺感覺到,這是一個陽具隨時都挺著而且腦中隨時都有意念要抒發的人。這麼看來,性慾的發洩和創作的發洩,在生理學和心理學的層次看來,則是一樣的現象,都是一種生命力的展現方式,這適巧印證了佛洛伊德有關「利必多」(libido)的理論(榮格稱之為「心靈能量」)。「利比多」指的是一個人身上的性慾能量,「利比多」越旺盛的人,他的生命力和性慾就越強,相對的,他的創造力有可能就越活潑。性慾的發洩和創作力量的發洩,大抵而言是同一回事。我們從薩德一生的行徑和他所創作的文學看來,他顯然正是「利比多」的化身,他的身上時時刻刻都在燃燒著無窮盡的性慾和創作慾。



十八世紀可以說是西方放蕩思想最為放任發展的黃金時代,自然也是有關色情文學最為發達的鼎盛時期,生長在這個年代的薩德適巧躬逢其盛,能藉此發揮所長,成為這方面最為顯赫的人物。當時汗牛充棟的色情文學作品中,如今仍留傳下來,甚至被肯定為上乘文學作品的,除薩德一人之外,委實不多(有關這方面的事實,可參閱賴守正教授所譯的《西洋情色文學史》中的〈放蕩思想的黃金時代〉一章)。我們知道,十八世紀是歐洲的啟蒙運動時代,在這個時代之中,人類正在從黑暗中迎向光明、從束縛走向解放、從愚昧變為聰明,人類開始思索自身在宇宙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從而敢於開始挑戰至高無上之神權和君權的權威,一切訴諸理性,而啟蒙正是邁向理性的唯一手段,也是為愚昧和束縛解套的唯一方法。依哲學家康德的解釋,啟蒙的意思就是:不依賴他人的指引而達到認知。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Theodor Adorno)和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他們所合著的《啟蒙的辯証》(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即根據康德此一觀點來詮釋薩德的作品所展現的與啟蒙思想有關的哲學意義,他們認為薩德的作品見証了「不依賴他人指引而達到認知」的哲學事實,簡單講,薩德解除了中產階級的嚴酷束縛,啟蒙的認知除了擁抱善,同時也見証了惡。



薩德自從二十世紀初葉浮上檯面以後,在法國,研究他的作品和他的人竟一時蔚為風潮,許多討論文章和專著及傳記紛紛出籠。一九九○年著名的「七星文庫叢書」開始陸續出版他的小說作品全集,正式宣告了薩德偉大古典作家的地位。一九九一年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勒偉爾(Maurice Lever)出版《薩德大傳》(Sade: une Biographie)(此書目前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簡體字中文譯本),公認是到目前為止寫得最好也是最詳實的一本薩德傳記。這本八百頁篇幅的傳記鉅細靡遺記載了薩德一生所有的行徑,包括:他的貴族家世、他的色情犯罪紀錄、他的囚禁生涯,以及他那精力過人的驚人創作現象。這本傳記比之前的一些傳記更權威也更具可讀性的地方是,作者能夠取得薩德後代家族擁有的珍貴一手資料,比如許多從未面世的書信檔案資料,讀了這本傳記之後,我們會了解,薩德除了是偉大的色情犯罪者和偉大的色情文學作者之外,同時還是個極傑出的書信作者,這些寶貴的傳記資料為我們開啟了一個了解薩德寫作才華的全方位視角。我們更可以確定,薩德的確是個偉大文體的創造者,他是個天生的作家。



薩德雖然是個天生的作家,但是他在寫作上真正展露才華和風格,卻是相當後來的事情,亦即一七七八年至一七九○年之間,也就是在他三十八歲到五十歲之間、他生平第二階段入獄長達十二年的期間。早在這之前,薩德已陸續寫過一些東西,也以作家自居,只不過並沒有得到承認而已。他早在第一次入獄之前,就已經和當時一些貴族圈的朋友(還包括他的父親和他的神父叔叔)不時動筆塗塗寫寫。然而,他這次長達十二年的坐監期間,和妻子之間大量的書信往返,以及動筆寫《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他開始懂得運用獨樹一幟的語言去塑造自己的風格,長期的極度孤獨和大量的閱讀(據說他在獄中擁有多達六百冊圖書的個人圖書室),在寫作風格上,將一個少不更事的薩德推向一個成熟穩重的薩德。羅蘭‧巴特在《薩德、傅立葉、羅耀拉》中這樣寫道:「正是由於處在一種極度的孤獨之中,令他感到恐懼,然後由恐懼轉變為慾望,對他來說,這樣的慾望就是一種無法抗拒、想要的慾望,這樣的慾望配上一種可怕而無法壓抑的語言力量,寫作就成為可能,他要說出心中壓抑的一切。」顯然《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正是此一情境下的產物,薩德之所以被肯定為偉大的風格作家,也正是從這一本作品開始。西蒙‧波娃女士在《我們有必要燒掉薩德?》(Faut-il bruler Sade?)一書中這樣說:「他入獄之前是個普通人,出獄時卻已成為偉大的作家。」這種說法很富傳奇性,卻適合於用在薩德身上。他在極度孤獨的百無聊賴之中,運用非凡的想像和語言,創造了一個非凡和匪夷所思的色情世界,他只活在自己所創造的語言當中,生命的各種冒險都已消失,一切都已被語言的符號取而代之。



三、關於《索多瑪一百二十天》的小說和電影



已故的西班牙名大導演布紐爾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著名自傳中,曾特別提到一段有關《索多瑪一百二十天》這本小說的軼事。他說在一九三○年代之際,薩德作品仍處在嚴格禁制之中,大家都是以偷偷摸摸方式閱讀從上個世紀留傳下來的薩德作品,其中最有名的首數《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我們知道,在審查制度盛行的保守年代,禁書的誘惑力是很大的,一本書被查禁得越嚴,其誘惑力就越大。《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在當時正是這樣一本作品,好像誰能讀了這本書就高人一等似的,要是能擁有,那無異於一本希罕的武林秘笈。布紐爾很推崇薩德所刻劃的色情世界,這無關乎色情或暴力,他認為我們應視之為性幻想的潛意識現象,因此,《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基本上即是薩德受到壓抑的性幻想的紀錄。熟悉布紐爾電影世界的人──特別是「青樓怨婦」(Belle de Jour)一片──很容易理解他電影中的許願性幻想(特別是性變態行為),仔細看來,正是薩德色情世界的縮影,都是一種潛意識的高度發揮,這離不開性心理學的範圍。



誠然,一九三○年代的許多評論家正是從性心理學的觀點去探討《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中的性變態行為。事實上,早在一八七○年代,奧地利著名性心理學家克拉夫特-艾賓(Krafft-Ebing)即已出版有名的《性慾精神病學》(Psychopathis Sexualis)一書,作者以許多個案的分析闡述方式,鉅細靡遺地探索了有關性變態心理學的問題。此書的出版年代剛好比《索多瑪一百二十天》晚了約一百年左右。此外,佛洛伊德和艾里斯於二十世紀初葉各自出版的性學名著,即《性學三論》和《性心理學》,在理論方面,特別是性變態行為的現象,一概都離不開薩德在《索多瑪一百二十天》裡所描繪的光怪陸離的性偏差行為。這說明了一件事實,薩德也許可因此被視之為性學方面的先知,他率先揭發了人類有關性方面的潛意識心理學事實。因此,我們不可能以寫實主義的眼光來看待《索多瑪一百二十天》這本小說,因為其內容顯然是違反現實邏輯的,是帶有夢幻性質的超現實主義風格的,這剛好也正是這本小說的真正魅力所在。



義大利已故著名導演帕索里尼(Pier Paolo Pasolini)的電影向來以含有濃厚心理學要素並以冷靜影像風格的完美抒發而聞名於世,他於六○年代所拍攝的希臘悲劇「伊迪帕斯王」和「米蒂亞」,可說是完美影像化的希臘悲劇展現形式,堪稱無可匹敵。到了七○年代,他把箭頭轉向詮釋西方幾部色情文學的經典名著,即《十日談》和《坎特伯里故事》,還有《索多瑪一百二十天》。帕索里尼於一九七五年拍攝《索多瑪一百二十天》之時,其聳動視聽的程度並不亞於一九七七年大島渚的《感官世界》一片,然而,大島渚的影片單純得多,這只是一部描寫情慾的性愛影片,頂多纖毛畢現的性愛場面大膽露骨而已;但是在帕索里尼而言,他的情況可要複雜棘手得多,他所要面臨的不單只是電影尺度的限制問題,他更要處理如何將驚世駭俗的薩德色情世界影像化的問題,他可以走多遠?

這將牽涉我們歷來談論不休的文學名著如何搬上銀幕的問題,我的看法是,把薩德的世界搬上銀幕並非禁忌的問題,而是合不合適的問題,因為電影影像的展現方式畢竟不比文學的描寫,文字的描寫可以渲染我們想像的空間,可以天馬行空一般漫無節制(薩德的行文風格正是如此)。但電影影像則否,它是一種赤裸裸的論說,比如說,小說中許多描寫吃糞和手淫一起進行的怪異行為,我們讀來並不覺噁心,反而感到滑稽好笑,但在帕索里尼的影片中,雖然已經處理得相當含蓄,我們還是看得坐立不安,甚至大倒胃口,大喊吃不消。影片把薩德筆下的十八世紀法國古堡轉換成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義大利德軍蓋世太保的秘窟,依帕索里尼的說法,他要以法西斯的角度來詮釋薩德一樣帶有法西斯專制風格的色情世界,這是一種把人加以物化的專制權力的象徵,簡單講,他的目的就是象徵主義而已,為了能夠疏導觀眾想像力的極度發揮。我的看法並不苟同此一觀點,我認為帕索里尼在此誇大了電影影像的功能,他的故事梗概大致上遵循薩德的路線,但薩德的故事中設置了四位說故事的女角敘述自己一生的色情經歷,配合古堡中的性派對狂歡,這多少多了一層「後設」的格局,亦即故事中的故事。這種寫法很具創意,好比《十日談》,顯然豐富了小說的肌理,也大為拓展了小說的敘述風格。但是這個環節出現在帕索里尼的電影中就顯得很薄弱單調,我們看不出影片中女角所敘述的故事有何意義可言。此外,有關性事方面的描寫可以說是這部影片的最大敗筆,好比費里尼的「卡薩諾瓦」一片,簡言之,就是礙手礙腳放不開來。我們只看到片中一群男女老是全身赤裸,光著屁股走來走去,爬過來又爬過去,頂多做些猥褻的動作,我們始終看不出來其意義在那裡。但我們讀薩德的小說,文字描述不但天馬行空,簡直就是漫無節制把想像力發揮到極致,電影根本做不到這一點,這是電影在敘述功能上遠遠及不上小說的地方,特別是涉及有關性事的描寫時,更是大大瞠乎其後。



我向來極不認同任何色情文學作品適合改編成電影的展現形式,像《查泰萊夫人的情人》這樣傑出的色情文學作品,其中不乏精彩性事場面的描寫,多次改拍成電影都以失敗收場。像帕索里尼這樣有才華和那麼有哲學見地的電影導演,敢於大膽觸碰薩德的世界,除了用走火入魔來形容他之外,不知還會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我們只能強調說,薩德的世界是文字和語言的,同時也是想像的,他並不屬於活生生影像的電影,讀薩德的樂趣主要來自他的文字風格,以及他那超越「禁制」的想像。